[馆藏]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陈列、解说（重新发图）

玉人

201
四虎鎛

春秋早期
通高43.12m、 重11.96kg  
               四虎镈钟体剖面呈椭圆形，饰兽面纹，上有云雷纹方钮。与其他钟不同之处在于镈钟体两侧各附饰二伏虎，一上一下，均头下尾上，并以立柱与镈钟体连结，是西周时期精美的青铜乐器。
　　　　此钟器壁较薄，发音短促，只能产生单音。形制和纹饰有南方青铜器的特点，湖南等地是其主要的产地。

玉人

203
秦龙纹繁钮秦公镈

春秋早期
通高38.5厘米，铣间距24.5厘米，鼓间距20.5厘米
               平于，椭圆口，舞面封实，器身略呈立鼓形。四条透雕扁连环龙纹扉棱均分器身，透雕扁龙纹繁钮与两条侧扉棱相连。顶端饰昂首翘尾的凤鸟。舞部饰对称的四组龙纹。被扉棱分为四区的器表也各饰繁复的龙纹，上下各有一周绊带。鼓部中央两行七字铭：“秦公作铸□□钟”，字字浅细，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镈在日本和台湾均有收藏，形制、纹饰同而规格有别，此镈实为编镈中的一件。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编钟、编镈和编磬，不仅昭示了墓葬的性质和级别，加深了我们对嬴秦音乐传统和音乐艺术发展高度的认识，也为我国古代乐器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

玉人

上国宝：

205
晋侯酥编钟（14件/组）

西周厉王
最大者高52厘米，最小者高22厘米
                   晋侯苏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全套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共十六件，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其中十四件曾被盗连出境，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第一组 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并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这是现如今我们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
         稣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这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如今，晋侯稣钟作为中华珍宝，14枚藏于上海博物馆，2枚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侯酥编钟已被列入第一批中国禁止出境展的64件一级文物之中。

玉人

(1)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2)既死霸，壬寅，王□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分行。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北□□伐夙夷。晋(3)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乡，(4)亲令晋侯苏：自西北遇敦伐□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人，先陷(5)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6)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晋侯苏(7)帅大室、小臣、(8)车仆从，(9)遂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惟反归，在成周，公族整师(10)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11)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巨鬯一卣、(12)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钖钟，用昭格前前(13)文文人人其严在上，翼在下，□□ (14) □□,降余多福。苏其迈(15)年无疆，子子孙孙，(16)永宝兹钟。

（注：括号内数字为钟件依次排列数，□为偏僻古字。）

玉人

晋侯苏编钟成为晋侯墓地发掘出的最重要器物，主要还是因为其上刻凿有355个文字（其中新见的金文单字11个），这是青铜器铭文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铭文完整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晋侯苏受命征伐夙夷的全过程：
         正月初八从宗周出发，二月二十二日到达成周，次日挥戈东方。三月方死霸（方死霸，西周月相纪时法的五个词语之一。月相纪时法是根据月光的消长变化来描述时间的纪时法。方死霸有说是指二十三四日至下月一二日）到达一个地方，大军分成行列，迈向将要攻击的战争目标。周厉王亲自向晋侯苏下达命令，从左边攻击一邑，从北边攻击另一邑。两邑被攻占后，周厉王前来巡视参战的部队，部署对一座城市的进攻。周厉王的到来，让所有的夷人惊恐而逃，王师大获全胜。班师返回成周后，周厉王隆重赏赐了晋侯苏。为了报答和颂扬天子的美德，晋侯苏铸造了这套编钟。
         周厉王不仅亲临前线，还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根据铭文记载，这次战争共计斩首480级，俘虏104人。这在当时不算少了，有人因此称为周厉王时期的四大战役之一。从流传下来的另外一些青铜器上，之前还有三次。看来周厉王的功烈，在西周晚期决不亚于之后的周宣王。但在史书中，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包括司马迁的《史记》。大家熟知的，是那个“弭谤”的毒菜（河蟹）者形象。周厉王是发生政变时被迫出亡的，史家记载的全是他的恶行。
         周厉王赏赐给晋侯苏的，有掺有郁金汁的香酒一卣，弓一张，箭百件，马四匹。这次赏赐，定让晋侯苏回想起多少年前，周成王赠送他的七世之祖叔虞的鼓、甲和钟，那些都是文、武遗留的战利品，堪称传世之珍。晋侯苏当然不会想到，他的孙子仇和更远的后辈重耳，也将得到周天子的赏赐。在一次次的赏赐中，晋国渐渐走向强大。

玉人

                                                         慧眼识真　晋侯苏编钟散聚之谜

      　　晋侯苏编钟的特别之处是每一个器物上的铭文不是单独成篇的，而是下钟连着上钟读，而且铭文有铸成的，也有后刻上去的。先是由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从香港的古董市场上购回14件，当14个编钟运回大陆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老马失蹄”，直到另外2件编钟在晋侯苏墓地找到，与这14件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后，这才成就了“老专家慧眼识宝”的精彩故事。
      　　2002年夏，上海博物馆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了山西晋侯墓地青铜器展。进得展览大厅，在轻轻的古钟音乐声中，观众们仔细地欣赏16个一套晋侯编钟。该组编钟大小不一，大的高52厘米，小的高22厘米，都是甬钟。钟外壁都用利器刻凿规整的文字，刀痕非常明显。每钟的文字连读成篇，共有355字，完整地记载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苏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们不仅是晋侯墓地最重要的器物，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可是这套编钟是分两次获得的，当获得首批14件时，被普遍地指控为伪物。其真伪之谜直到找到另两钟后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套编钟为研究西周历法提供了可贵的记录。铭文记有7个干支历日和5个记时词语：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生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根据这些资料，专家们认为：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通过对8号墓中的木炭等样品进行碳14测年，在公元前816-前800年之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前812年），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属厉王，晋国用的是周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出奔，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以厉王出奔之年为“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则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该年依建丑（以夏历十二月即丑月为岁首）：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是十四日；二月甲戌朔，“既望癸卯（当是辛卯）”是十八日，“既死霸壬寅”是二十九日；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是初七（“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按干支推出的日期与月相能相合，可知厉王三十三年为前845年不误。因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前877年。为学术界一月四分月相说的长期讨论做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证实。
      　　铭文还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的功绩，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
     　　晋侯苏受王命，去征伐夙夷部落。战斗共发生了三次。首次就获得胜利，晋侯斩首120人，活捉23人。周厉王闻讯后，亲到战场视察，晋侯亲率士众杀进夙夷的阵中，再次斩首100人，抓获11人。厉王命晋军乘胜追击，晋侯斩首110人，抓获20人，晋侯的部属斩首150人，抓获60人。厉王回到成周后，要召见晋侯，苏便来到成周，厉王亲赐鬯酒、弓矢和马匹。铭文补充了史书的失载。
     　　晋侯苏编钟还证实了西周晋国的都城在曲沃。汉代以来，诸多史籍未能明确记载晋都之所在，更不记晋侯墓的所在地。这套编钟既证实了曲沃就是晋国的都城，又证实了曲沃北赵村发现的就是晋侯墓。
    　　14件编钟从香港古玩街购回时，很多文博专家认为是伪器。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的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出访香港，有一位富翁陪同他游览香港古玩肆，并答应说：你看中了什么文物，我掏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古玩街上，马老看中了14件编钟。马老的话音刚落，这位爱国的港商大吃一惊，倒并非为了钱的问题，它们仅标价十余万港币，便宜极了！而是惊讶这位蜚声海内外的专家竟然也会看走眼，因为香港有很多收藏家，大家一致认为它们是仿制品，是伪器。他好意地提醒马老要仔细看看。马老越仔细看，就越是坚定地要购买这14件编钟。就这样买定了！编钟运回上海博物馆后，很多专家慕名前去观看，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马老真的看走了眼，马老这回上了大当。认为这14件编钟为伪器，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其一是器皿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锈蚀的程度不对；其二是铭文显系后刻，不是铸成的；其三是每器的铭文根本就读不通。可是马老还是坚持认为是西周晋侯的编钟。要说明它们是周文物，知识渊博的马馆长解释说：器皿一直深埋地下，由于最近才出土，故锈蚀的程度不够，甚至还能见到铜的黄色；铭文虽为后刻，但是系当时的后刻；铭文并非一器一铭，若把它们连缀着读，就通顺了。
    　　马老的解释虽然有理，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拿出铁一般的证据。马老立即写信给正在山西省晋侯墓地进行考古挖掘的专家，询问有没有发现另外的晋侯苏编钟。因为根据铭文的推断，还应该有刻有“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类话语的一二个钟。可是回答令人失望，说是晋侯苏墓已经挖掘完毕，并未见有编钟。马老再度写信，要求在回填土时仔细查找。考古工作者遵照这位老专家的要求，在回填土时进行了仔细的翻捡，奇迹出现了！两个形体不大的钟出现了！他们兴高采烈地把此消息告诉马老，并告知铭文，稍大的为“年无疆，子子孙孙”稍小的为“永保兹钟”。“年”字正好上承第十四个钟的铭文的最后一个“万”字。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这样，晋侯苏编钟遂成完璧。
    　　那么14件编钟怎么会出现在香港古玩肆的呢？原来在1991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发现成片的春秋时期墓葬。省考古所组织了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挖掘，可是因为要麦收，考古队的民工走了，考古工作暂告停止。这片发掘中的春秋墓葬才停工不久，便发生了猖狂的盗掘，大量文物被贩子运往海外。14件编钟就这样到了香港。
    　　马老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慧眼识宝的佳话却永远流传在文博界。

玉人

比起声闻中外的曾侯乙编钟，晋侯苏编钟简陋得多，音律太差，铭文亦少，制作更不精良。但要知道晋侯苏编钟，比让人叹为观止的曾侯乙编钟早出四百年左右。在那个时代，后来赠送曾国编钟的楚国，无论从音乐还是音乐设备来说，根本无法与晋国相比。现在，晋侯苏编钟的价值主要不在音乐上，从纪事编年上来说，晋侯苏编钟有着曾侯乙编钟没有的承载。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套总共16件的晋侯苏编钟如今分藏两地，14件在上海博物馆，另外两件在山西博物院。要想观瞻它们的全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情！

                                       余音袅袅三千年

         喑哑了近三千年的编钟，再次发出声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视听实验室，经过测音得出结论，晋侯苏编钟16件分为两组，各是八件，两组音列相同，均为小字组a至小字组c4，跨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符合宫、角、徵、羽四声。在此之前，为上海博物馆购回其中14件，使之成为镇馆之宝的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也已按照铭文做出相同排序。
        但让我们不解的是，这16件钟有点“乱”。王子初认为，如果按照形制与纹饰，它们可以分为三组，三组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时铸造的。两件至少在康王之世以前的西周初期，两件为康王前后，剩下12件当为西周中期的恭王时期。问题出来了，这16件不是同一时间铸造的青铜钟，为什么会排列一起编成两组？
        从测音可知，就单独一件钟而言，各部位及尺寸与铣长的比值基本稳定在一定范围内，但相邻两钟主要部位之间的比值并不稳定。
        作为诸侯祭祀、宴享必备的青铜编钟，在先秦时代，对它的设计、制作相当重视，根据《考工记》，当时有专职制钟的工匠——凫氏。在《考工记·凫氏》里，明确记载了甬钟各部位的尺度比值。主要部位尺度均以铣长为基准，其余部位的尺度与铣长有一定的函数关系。但是如何设计不同的大小甬钟，使之按音律成编，《考工记·凫氏》没有给出依据。看来在成书之时，聪明的古人还没掌握这一秘密。迟至春秋晚期或之前一段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两钟之间的设计参数。敲击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可以听出，之间的参数关系已经掌握得相当准确。
       为了使钟成编，在没有本领铸出成套之前，晋国的乐师从已经铸成的年代不同的三种钟之中，按照音高挑选出16件配成两组。由于这一原因，晋侯苏编钟的音准较差。但在那个时代，这也许是最为先进的编钟了。晋侯苏生前倾听，死后让人放入他的墓中。
                                       年代的证实与证伪

        根据《世本》，晋侯苏即晋献侯，又名籍。《史记》记载，晋献侯在位时间为周宣王六年至十六年（公元前822年—公元前812年）。如果把铭文“王卅又三年”当作周宣王三十三年，他已死去多年，如何刻此钟铭？如果当作之前的周厉王三十三年，晋献侯尚未继位，铭文中又如何称为晋侯苏？
        矛盾出在哪儿？邹衡认为，晋侯苏不是晋献侯，而是晋献侯的儿子晋穆侯，周宣王三十三年时他正好在位，晋献侯名苏是《世本》错了。马承源认为，《史记》所记晋侯苏在位为周宣王时有误，应为周厉王时。李学勤提出，晋侯苏是以晋国公子的身份出征的，那时周厉王在位，他在周宣王时做了晋侯，刻钟追忆往事。这个说法似乎折中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和晋献侯在位时间上的矛盾，但有违西周金文对先王称谓的惯例，另外从铭文中，也很难看出有追忆往事的痕迹。
        在此情况下，科学检测也许是唯一的标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两家实验室，根据晋侯苏编钟所出的8号墓的碳14测年数据分析，年代应为公元前808±8年。这与晋献侯卒年（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相合。由此证明，晋侯苏就是晋献侯，《史记》所记晋献侯的卒年是可信的。由此，钟铭“王卅又三年”只能是周厉王三十三年。
         这样看来，《世本》与《史记》皆对，钟铭中的“王卅又三年”之“王”指的是“先王”。

                                       关于刻凿的种种猜想
     
          与众不同的是，晋侯苏编钟铭文是用利器刻凿出的，刀痕至今非常明显。在笔画的转折处，由于钟的坚硬，不能利索地一挥而就，需要先凿出点来，然后连点成线，往往一画需要四五刀五六刀，才能成为一体。
          在晋侯苏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钟铭都是铸出的，而它竟然是刻凿上去的。无怪乎当其中的14件被人盗卖到香港文物市场上，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家，都认为是赝品，长期无人问津。1994年，远在上海的马承源在网上看到原件和铭文的照片，根据一生浸淫青铜器的经验，迅速判断出来它们货真价实。如此珍贵的文物，竟然包装在箱子里，从香港邮寄到了上海。
          残缺不全的晋侯苏编钟回归上海博物馆的当年，晋侯墓地抢救性发掘出数十件青铜器中，就有剩下的另外两件。16件如出一辙，不仅文字都是刻凿上去的，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连读。
         为了得到清亮的乐音，先秦编钟采用纯净的高锡青铜铸成。高锡青铜质地坚硬，殷商、西周时期缺少完善的钢铁刻凿刀具，所以铭文都是铸造成形。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交的青铜时代末期，尽管出现钢铁刀具，铭文也多是铸出。在晋侯苏编钟出现的西周晚期，这些文字是如何刻凿上去的？有人提出使用陨铁刀具、高锡超高锡青铜刀具、人工炼制的钢质刀具的种种可能性。但究竟用的是什么材料刀具，现在还不得而知。
          感谢晋侯苏编钟的刻凿技法，感谢马承源的慧眼识珠，否则16件团聚内地，也是一件不置可否的事。

玉人

第五篇:更新期青铜器

      更新期青铜器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徵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的产生，使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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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画像纹壶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壶侈口，有盖，斜肩，鼓腹，矮圈足。此壶乍看似平凡，奇便奇在壶上镶嵌的画像。
         壶盖面平，三只鸟平均立于盖边，盖面內圈刻有纹饰。壶身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花纹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布置，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自口下至圈足，被四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

镶嵌画像纹壶上宴乐渔猎攻战图
壶盖一圈为鸟兽图，间杂几个人，像一幅人兽斗争的场面。
         壶颈部为第一区，主要为采桑图、射礼活动。
         壶的上腹部为第二区，为宴享乐舞、射猎场景。
         壶的下腹部为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
         壶近圈足部为第四区，采用了垂叶纹饰。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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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壶高44.3cm、口径16.6cm、腹径25厘米cm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浑源出土的铜器群早已被帝国主义劫往国外，此为仅存国内的几件铜器之一。在这批铜器中，上海博物馆藏有牺尊一件，鸟兽龙纹壶二件，镶嵌鸟兽纹壶、镶嵌兽纹敦、镶嵌蟠兽纹鼎、素鼎各一件，瓿二件。此外，上海市文管会尚藏有数件，其中镶嵌鸟兽纹壶已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铜器，在解放前落入奸商之手，准备装箱偷运出国，解放后为人民Govern-ment查获，得以保存下来。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
        周身满布纹饰，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为两种图案装饰组成。一种是兽面衔两蟠龙，对称相背的展开，蟠龙尾与另一组的龙尾相交缠；另一类是蟠龙和一种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连的形象，这样的图案是非常少见的。腹以上三道装饰属于后一种，腹下一道属于前一种。蟠龙和怪兽的形状与《山海经》所载的某些山川神祈的形状差不多。在两道图案的空隙处，呈一狭带状，装饰着三圈浮雕形写实的动物纹饰，有牛、犀牛、虎、等等，大多作踞伏状，它们的形象是牛践踏着蛇，犀牛食兽，虎食人，食野猪，这种不满3厘米的小生物全器共有50个之多，都很生动。腹下是一圈伫立的雁群，曲颈昂首，自然可爱。这些小动物形象精细入微的表现技法，是十分惊人的，其中虎凶狠地食野猪的形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斯基泰的一些斗兽的饰片。壶的圈足上有贝文和涛纹。从纹饰上看来，除了具有蟠龙纹等方式通行的题材以外，还有非常显然的区域性特征。至于制作的精工华丽，图案构思的巧妙，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工艺中，可称为代表作品。
       鸟兽龙纹壶两件成对，形制、纹饰均相近，按其纹饰结构当与同时出土的犧尊属一组酒器。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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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龙纹壶

春秋晚期
通高21cm、口径10.9cm，底径13.5cm，重3.45kg
1993年自香港徽集
            自颈至腹部共有四周纹饰，一、二周纹样为双体展开龙纹，第三周纹饰是鸟首兽与一龙形兽相交缠成的图案，第四周纹饰与此相同而稍简略。中间均填以雷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