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陈列、解说（重新发图）

玉人

探寻上海博物馆闻名遐迩的重要文物陈列－青铜器馆。
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馆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排名冠军，上博的软件硬件实力无疑已居国内翘楚。

而在上博最引已自豪、藏品最为丰富的青铜、陶瓷、书法、绘画四大展馆中，青铜器馆堪称为首，这除了多年的苦心经营之外，无疑与已故的前馆长马承源先生本身乃是国内资深的青铜器专家有莫大关系，在国家文物局首批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一级文物清单中，上海博物馆一共有两件(组)入选：大克鼎和晋侯苏钟，全部为青铜器，由此可见上博青铜器收藏实力之一斑。无论以收藏的广博性、系统性、藏品珍罕度；还是陈列水平、研究深度，上博青铜器馆都堪称国内最佳。
本版chino兄曾经在"镜头中的博物馆"中介绍过上博青铜器中的部分精品，而本次我将努力汇集更为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来展示上博青铜器之珍品的点点滴滴,进而透过器物本身来考察中华青铜文明发展和变化的脉络与进程。
中华博物馆探宝第九集，让我们步入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
走进上博青铜器馆，在入口处，你会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件有些奇特的青铜器，说它奇特，是因为大多数青铜器陈列馆喜欢将国人最熟悉的鼎，作为开门之宝来呈现，而上博的这开门的第一件，却完全不同，它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夏代的“钺”，这件青铜钺，其价值又何在呢？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长35.6厘米，刃宽33.2厘米，厚0.9厘米。

  　　钺是古代的兵器或用于杀戮的刑具，而且也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重,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精致秀美。刃部平口无锋，不具备实战功能，当是仪仗用具。
　　　在《苏武牧羊》中提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长柄的武器,头部沉重,  青铜斧钺自有一股威猛刚烈之势,力量与霸主的最好象征。
　　　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的形成与斧的形成属相同的时代，斧、钺（yue）通常被联称，二者的形制相似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区别在于钺是一种大斧，刃部宽阔，呈半月形，更多地用作礼兵器；斧则是一种用途极广的实用工具。据《六韬》记载，周武王军中有大柄斧，刃宽八寸，重八斤，柄长五尺以上，名曰“天钺”。　
　　　钺是由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石斧演化而来的。石斧的历史大约可追溯到几十万年以前。那时人们用磨制粗糙的石斧，砍斫器物、捕猎禽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工具之一。古汉字中“斤”就是砍木头的斧字，所以后来从斤字旁的汉字多有斩截、折取的意思。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一种磨制非常精细的石钺，钺体扁平，刃部宽阔，弧曲度大，两角微微上翘。这种精心制作的石钺显然不适宜砍伐林木或用于农作。据推测很可能是古人专门制造的原始兵器。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铖，右秉白旗”，指挥战斗。激战中，殷军“前徒倒戈”，武王乘机挥兵追击，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姝玉，自燔于火而死”。于是，武王“以黄铖斩约头，悬大白之旗”，纣之嬖妾二女自杀，武王又”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以示众。胜利后的第二天，武王进驻商宫，“除道、修社”，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权的典礼。这时，“周公旦把大铖，召公把小钱以夹武王”。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代的斧铖，不仅是用于战阵的白刃兵器，也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商代的钺在国内很多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都有展出，但大多以兽面为纹饰题材。而收藏于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件钺，它的两面都是以人的面部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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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列品来看，上博的青铜器来自于全国各地，收藏范围之广、器型之多令人大开眼界。与众不同的是，上博的青铜器因为数量众多、品种丰富，因而展陈顺序是按照青铜器的不同发展时期来设置的，顺序主要是：萌生期青铜器、育成期青铜器，鼎盛期青铜器、转变期青铜器、更新期青铜器以及边远地区青铜器。这样就可以系统地了解整个青铜器从始至终各阶段的顺序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器型、纹饰特点等等，如此丰富的馆藏品足以担当起这样一个相当专业的展陈。

第一篇：萌生期青铜器
     萌生期青铜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士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并发现铸造遗址。青铜礼器造型初具规范，器壁匀薄，铸造技术已达熟练水平。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显示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浩瀚史海，我们溯源而上，来到有朝代纪元的第一章。
    夏商周是我国的先秦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是紧密相联的。
    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历史朝代，而我们祖先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时代比这更早。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古人发现了铜矿，进而学会了采冶，熊熊炉火烧起来，青绿的铜液流淌出中国一个青铜时代。中国青铜器出土年代最早的地方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一座夏代的遗址。这里出土的青铜乐器、兵器、容器等，代表着中国文明的进步。在这里还发现了夏代的大型宫殿遗址和青铜器铸造遗址，因此它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

细腰爵
夏　
高11.7厘米，流至尾长14.1厘米，重200克。铸造于公元前16世纪以前。

        爵是古代饮酒器。此爵狭流、束腰、扁体、平底，颈腹间有一阔鋬把手，流和口沿的连接处设有通常所见的柱状物。三足较短，张开，有稳定感。器壁很薄。青铜爵的内部有陶范残留，表明它是用陶质块范法铸造的。
       首先我们可以先对比的看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984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爵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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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收藏的此件细腰爵造型原始，尚带有陶爵的特征，与1973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的一些青铜爵相同(参见上图)，属夏代晚期的器物，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饮酒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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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钉纹管流爵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公元前16世纪
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上海冶炼厂废铜中拣选而出
          三足残缺，根据痕迹想象复原。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造型别具一格，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此器鋬特大，平底，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应该加以注意。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比目前状况更长。1965年公布的一件二里头遗址出土管流陶爵与此器相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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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珠纹斝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斝是中国古代用于盛酒或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源自同形陶器。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由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斝是祼酒器，用于将酒倾洒到茅草上进行祭祀。爵和斝是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酒器，此外还发现了数量很少的封口顶流式盉，这样就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从整体观察，二里头时期的斝，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而商代早期斝的鼓腹已经与器体浑然一体。三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器体与鋬投影位置总是有两道范线，这也是铸造时候留下的痕迹。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斝的腰部有三条不平行的横纹，特別的是有一排凸出的小乳钉，作为圆突的圆形装饰。故称"连珠纹斝"，这是火纹的滥觞。这种纹饰是夏代晩期青铜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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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划)云纹鼎
夏代晚期 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高18.5厘米，口径16.1厘米  重0.71千克

        敛口，厚唇，小立耳，深弧腹，圜底，腹下有3空锥足。腹饰一周粗疏的斜角云纹。器壁薄，为了防止铸造爆裂，口沿处理得比较厚。合范技巧不够成熟，尚未掌握范芯全封闭铸造技术。198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铜鼎也为阳文线条。
        用三块外范铸成，分范不均匀，间距15.8—13.8—15.9，腹部周长45.5厘米。耳为连铸，一耳与足垂直，足中空，纹饰劲健有力，有多处补铸痕迹
        上海博物馆最新定为夏代晚期。
        也有意见反对上博的断代，意见如下：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收藏和研究水平国际领先。馆藏铜器数量目前已超过7000件，青铜器专业著作也接连出版。在待变上博青铜器研究成果的青铜馆，陈列意见标识为夏代晚期的云纹鼎（以下简称上博鼎），半环状立耳，侈口，饰云纹，圆底，锥足中空，造型古朴，线条劲健。一耳于一足相垂直。这也是育成期青铜器鼎、鬲等三足器的普遍特征。耳足在同一垂直线上的原因，至今仍不十分清楚。耳足相垂直在视觉上产生的不平衡感，不会再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被工匠察觉，况且这在制范工艺上更为繁琐。从一些耳足垂直的器耳残存范线来看，至少有一部分器的器耳在制贩时候被分割在两块范上。所以，是由于技术意识、手段的落后与原始，是当时的工匠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摸索出新方式去改变这种现实。笔者在对上博鼎进行细致考察后认为在断代上存在可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1、通览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无论是爵、斝、盉、鼎，皆为平底，唯上博鼎为圆底，且甚为明显。
2、二里头文化出土之铜礼器，大部分为素面，仅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一例铜鼎，铸有粗浅并十分原始的网格纹。而上博鼎铸有更加复杂抽象的云纹，线条流畅有力，绝非信手拈来之作。
3、上博鼎为建国后自冶炼厂拣选，无确切出土地点记录。
        综合以上三点疑问，认为上博鼎并非夏代晚期器物。根据其器壁较薄，分范数量少，耳足垂直，三足中空，无垫片，有补铸痕迹的特点，并兼及整体形制风格，定为商代早期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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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篇夏代青铜器的研究文章：
                                     高良：夏代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2]。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3]，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4]。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

                               二  纹饰意蕴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专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
（一）几何纹
       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
       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
        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二）动物纹
         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5]。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
      
       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6]，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
三 艺术风格
       夏代青铜器由于工艺技术的演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先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在各类器物造型和纹饰的审美设计中，充分吸收夏王朝这个全新社会形态中的精神内涵和生活习俗，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形象化抽象化地熔铸于这一高贵典雅的青铜器物之中，从而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青铜艺术风格：寓意象征性、庄严厚重性、整体适应性。
       一是寓意象征性。夏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特定功用及其造型纹饰的文化内涵是极具寓意象征性的，不仅寄寓着当时夏代贵族和下层民众对所谓自然力量的利用和膜拜，而且还直接象征着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度。青铜礼器和兵器造型庄重，纹饰逐渐走向神秘化，发挥着“钟鸣鼎食”的重要作用。《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夏代青铜九鼎的纹饰图案在象生的背后，仍然隐含着一定的表意性，用鼎的大小、轻重和不同形状、纹饰来象征各种事物和等级制度，既是天下各地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体现，也是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夏代晚期出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根据其平直无锋刃的造型和镶嵌绿松石十字纹的纹饰判断，应该不是一件简单的兵器，“而可能作为仪仗用，是一种军事权力的象征，是现实所有者身份的特殊兵器”[3]，寄寓象征着夏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和精神内涵。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装饰性纹饰自此一改以往的仿生化形式模拟，更多地向着抽象化方向发展。如镶嵌十字纹方钺上的十字纹，是一种抽象的线条，二里头五区M4出土的青铜兽面牌饰，有突出的圆目，装饰性和抽象性特征较明显。夏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和奴役的时代，这种兽面纹饰“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7]，夏代青铜礼器的王权性象征在其纹饰尤其是在兽面纹中彰显无疑。因此，夏代社会生活内容和宗教礼仪的丰富，特别是青铜礼器和兵器的精神性特征，强化了夏代器物创造的寓意象征性。
      二是庄严厚重性。青铜器在夏代作为国家第一重器，其礼仪性比当时全社会普及的陶器要浓厚得多，无论是其坚硬的质地、凝重的色泽，还是独特的造型、别样的纹饰，都在陶器、玉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审美形式的因素，呈现出威严而凝重的审美风格，形成一种独具时代气息的庄严厚重美。如夏代青铜爵改造了以往陶爵的基本造型，力求使器物的上中下各部位比例协调，左中右各部位保持平衡，以便器物的重心落在中心位置，从而取得沉稳的视觉效果。同时，流管等附件的安置，也在不破坏整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成为一种有效调节平衡的手段，显得规整而庄严；镶嵌绿松石兽面纹图案的双目以及周围的抽象化线条，装饰虽简洁，却突现出神秘动物的凶猛与残酷，且采用对称平衡的方式，更是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感受。
      同时，夏代青铜器的社会政治功能性也极大地影响着青铜艺术的发展方向，几何式的方圆结构，长短大小的比例变化，器腹多为圆方造型，下面贯之以三足，与夏礼的规范性合拍。如青铜鼎在仿照新石器时代陶鼎造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国家的理念，对称规整的双耳立于口沿之上，坚实浑厚的三足承于圆腹之下，营造了一种厚实而稳定的氛围，确实有“定鼎”的气度，成为国家的象征。厚重而不失其精致，形体规整而又显得大方，夏代器物在活泼愉快的自然美基础上形成了厚重而神秘的庄严美，而这种庄严厚重性蔚为夏代青铜艺术的主流，也是整个三代青铜器艺术的审美特质之一。因此，夏代青铜器整体风格的形成，一方面与青铜艺术本身内在求变的的传承与创新有关，另一方面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也在其演变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从而实现了器物整体造型和纹饰庄重风格和现实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庄严氛围的完美统一。
       三是整体适应性。夏代青铜器尤其注重器物造型、纹饰及其功用的整体适应性。“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主要是器物的形象特点，各种附饰和纹饰的整体适应性水平”[8]，因而夏代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也正是表现为其形制、装饰和功能的整体性和相应性，在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均讲究别致的形制与其特殊功能的紧密联系，讲究纹样及图案在各种不同器皿具体部位结合时的“适形造型”方式。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夏代钉形柱爵，其中腰极细，与上部伸出的流尾，以及下部外撇的锥足形成分段，既利于饮用，又方便摆放，形制与功用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此外，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也“布置严谨，意匠奇妙，虽是一种装饰艺术，但和器的形制是一致的，表现一个时代工艺美术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形态”[9]，并且这些纹饰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和制作目的的不同，附着于不同的青铜式样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內涵与艺术趣味，从而突显了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功用整体适应性的时代特征。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呈盾牌状的铜牌饰，其凸面由各式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浅浮雕式的兽体形象，多为龙的各种变体，且下体背侧有的还饰以卷云纹，飞龙在天的威严和自由，与夏代先民的龙崇拜思想以及铜牌饰的礼仪功能相得益彰，铜牌饰的纹饰与功用也就在夏代先民的想象中得到了整合。
       “中国真正进入青铜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5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1600年左右”[10]，而在这1600年的演变历程中，夏代青铜器中礼器和兵器的两大工艺造型，几何纹与兽面纹的工艺装饰，以及独具时代特征的庄严厚重的审美艺术风格，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青铜器工艺的源头，为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铸造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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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育成期青铜器
        育成期青铜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於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发展的基础。
      育成期青铜器最明显的标志是"兽面纹"的出现。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
      商代早期兽面纹最简单的仅有一对兽目，而将其他各部分都省略了。一般的都用横条或直条的复线或单线为主体的末端呈勾曲形的条纹构成，并歧生出简单的雷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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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斟酒器：
(变形)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 史的余辉。而青铜器在各期的特征，有不同的发展，其间最辉煌与最早当为青铜器“爵”。而透过爵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青铜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可以说，爵是青铜器中不可缺的重要一簇奇葩。从各个不同时期来看爵的表述：
        爵可以说是最早的酒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的酒杯。流行于夏、商、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的商代早期：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常配对而出，成为当时礼器组合形式的核心已普遍出现。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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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爵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这件商代中期的兽面纹爵很有意思，腹部的上下两段，上腹部的纹饰是早商样式的凸线线刻的阳纹；下腹部则是浅浮雕样式的兽面纹（兽面纹的刻划也比早商时仅仅表现一对巨睛的形象要变得复杂、繁缛一些了，有了许多用凹线刻出的纹饰细节上的刻划），兼具早商和晚商的两种纹饰风格，就此最能看出育成期青铜器在纹饰上的这种过渡风格。连珠纹是早期青铜器爱用的一类纹饰，商代中期时仍然流行。但是即便如此，在商代中期时纹饰在器表的覆盖面积也大大扩大了。可以看到这件爵的腹部几乎布满了纹饰，早已不是早商时那种简洁的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