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陈列、解说（重新发图）

玉人

一口气连上三件独立展柜陈列的更新期重器，件件堪称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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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　

春秋晚期
高33.7厘米，长58.7厘米，重10.76公斤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牺尊做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有青铜的。《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牺”、“献”同音读为suo，即“婆娑”的“娑”，今读作xi。《诗·鲁颂·閟宫·传疏》说：在《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
             李峪村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八十年前的1923年，村民在其东南的李峪庙坡掘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李峪村青铜器（又称浑源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出土后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生逢乱世，这批瑰丽的青铜器出世后饱经劫难，大部分流散于海外，国内仅存少数，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这其中便有一件堪称是古代艺术之瑰宝的被称之为“牺尊”的特殊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其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种器物在青铜器发展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其造型与牺尊近似，而在考古和文献中均未有合适的名称取代，便也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牺尊”。上海博物馆的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  春秋牺尊
驯服牛了。牛鼻环在当时称为“棬”，《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到：“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牺尊上的鼻环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这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先秦古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他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同时牛尊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这件春秋晚期的“牛尊”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

玉人

  浑源彝器，青铜重器背后的夺宝故事

             浑源彝器，是中国春秋末期的青铜器群。1923年在山西浑源被盗掘出土。这批青铜器的背后，曾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48年9月的上海北外滩海关码头，一艘轮机轰鸣的大型邮轮即将从黄浦江边解缆启碇，桅杆间无力下垂着的星条旗暗示船将驶向的目的地。码头上制服笔挺的海关关员吆喝手持杠棒的码头工人小心将仓库角落里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正在这时，几辆三轮车由远而近停在栈桥跟前，挡住了码头工人去路。从车上跳下几个穿长衫者拦住前来理论的海关关员，从公文包内取出几份文件道：“奉内务部、吴市长之命，这批报关古物需要重新检查！”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些来人是上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年前他们获得线报：山西浑源出土的青铜器精品，经不法古玩商20多年辗转藏匿，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口。为阻止国宝流失，他们斗智斗勇，终于取得海关检查权利，并严令封存不许出口直至上海解放。后来这批查禁重宝成为上海博物馆首批接受移交文物，其中精工细铸的耕牛造型牺尊，既为春秋晚期出土铜器中仅见，更成为“上博”标志性珍藏，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博十大藏品之一。

              秘宝惊现被盗卖  列强觊觎海西来

          82年前的1923年正月黄昏时，我省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肩挎箩筐去村外庙坡抛粪。当他抡起铁锹挥向脚下那片黄土时，幸运奇迹般地降临到这个目不识丁的汉子身上，一摊绿锈斑驳青铜器暴露在他眼前！掩饰不住惊喜的他一鼓作气挖出近20件精美铜器，又回家唤来好些乡邻将坑内余下近40件囊括而尽。
          李峪村虽说坡陡沟深，可出土那么多古董的消息还是从闭锁的山村乘着黄土高坡刮来的凛冽朔风，于次日吹进了浑源县城。当时专事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正活动于塞北地区，在以低廉价格收购具有鄂尔多斯草原风格的战国青铜兵器。凭借古董商特有的敏感，他闻讯赶赴浑源先下手为强。与此同时，浑源知事谢承恩风闻李峪村发生哄抢出土古物案，立派县衙警士率队赶赴当地清查没收。充公后的18件铜器陈列于县图书馆。王涅克到浑源虽晚了一步，但他并不善罢甘休，马不停蹄深入李峪村，在近半个月时间里连蒙带骗从高凤章卖给当地于姓商人手上买断了20余件铜器。并雇人对铜器出土地点进行再发掘，将玉器等其他铜器伴存物统统收购运回巴黎。
          不甘心怀宝物而冷场的浑源当局者，不久启动了做大买卖的商业头脑组织“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广告，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以古兴教、兴农的“义卖工程”。

            老西掉包骗鬼佬  廿九万洋卢估包

          “浑源拍卖生美古铜”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平津古董商闻风而动，其中包括王涅克的代理商杨洁诚、白瑞斋。原来，王将铜器带回欧洲，在巴黎轩努希博物馆展出后引起轰动，对尚存于中国官府的另一半铜器一直“放心不下”。当得知当地拟拍卖铜器，便与另一法商葛扬联手拟竞买瓜分。但这俩法国佬显然打错了算盘，当1924年底，葛、王拟定大洋5万派杨、白来浑订立购买合同时，一项偷梁换柱的阴谋随之启动。这起尔虞我诈的冲突到1925年冬银货两讫时爆发开来，笔墨官司从法国驻华公使冯德和“山西王”阎锡山开始打起，直至打到北洋Govern-ment外交总长罗文千。
           法方认为当地劣绅把铜器赝品卖与法商，而把真品卖给出高价的本县绅士。而晋方辩称县绅窥察法商意图减价故意挑剔，以致事有中变。法方利诱威胁道：山西古物常常出省并无妨碍，而古物交易又为山西进款重要来源。此事牵连中国大吏诡诈行为，致使法商受到莫大损失，应请贵总长对其图谋骗诈暨破坏约据两种手段加以惩治。还称王涅克在欧美交游极广，倘在欧美将中国官吏对外商施行奸诡手段公布各方，实关于中国在外之名誉、商业之信用，故请转山西督办循照办理。可阎锡山老奸巨猾，凡内务、外交部电询催促，他一概虚与委蛇，甚至搬出保存古物条例搪塞推诿，声称法商既愿购买亦须另行议价。
          1928年后，随着“阎冯大战”结束，浑源铜器拍卖又掀起一场金钱较量的世界竞标赛。先是德国古董商跟北京大吉山房古董商祝续斋打擂，结果浑源土裁判以德商开价过低(德商后竞得一鼎入藏科隆东方美术馆)，拟将铜器转让给出价9800块大洋的祝续斋。1932年，旅法华裔大古董商卢芹斋见有利可图，也涉足拍卖擂台。他财大气粗，以出价29万大洋傲视同侪，结束了十年的铜器争夺战。至于浑源士绅获取的那笔“割爱收入”究竟是否真被用以振兴农教和地方经济，实在是天晓得的事情。


有识之士呼查禁   巨贾闻惊藏宝噤

           古玩商正欲将浑源铜器从太原经北平转手外销之际，时局发生了逆转。一批有责任心与正义感的爱国人士获悉经王涅克等手已流失欧美博物馆和私人的浑源铜器情况，口诛笔伐。而在此之前，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已致函浑源士绅，告以出土之东周铜器确为稀世珍宝，如任其分散，殊属可惜。不能听贪官劣绅等自由处置。同年5月17日《申报》又报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在注意此事之进展”。次年6月，古文字青铜器学家商承祚痛感铜器被“密运北平，以谋出国，事闻古物保管委员会，电津海关严加防范，并函请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拨款保存。事隔数年，迄无良策，恐国人日久淡忘，终将不得也”，遂以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出版《浑源彝器图》。在序言中他惋叹：至宝奇珍，几经挫折，终为他人所有，仅留此残存之影，固不如咸阳台城之劫灰，其魂魄长在故土也！怅法物之飘零，摅怀古之蓄念，操笔临纸叹惜而书之。
          卢芹斋海外古董生意虽始于跟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合作，但环视国内文化界对不法奸商的同仇敌忾，自知众怒难犯，而轻举妄动意味着走漏风声、人财两空，遂索性密不发运。正当其拥有者思忖随着时间流逝能将宝物分散运走异国之时，抗战全面爆发了。卢氏担心东洋人对这批铜器也居心叵测，故继续辗转坚壁秘藏。就这样，在卢氏国内代理商错综复杂关系网和法国驻华公使馆等庇护下，浑源出土之春秋青铜器在封闭木箱中度过了十年“明珠暗投”时光，已经从人们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重宝秘运抵沪渎  群贤斗奸促还椟

          1947年春，上海五马路(广东路)古玩市场风传卢芹斋上海代理商在江西中路260号开设雪斋文玩号，人称上海古玩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张雪庚，近来从北平进来了一批好物什。这批所谓“好物什”正是包括部分浑源铜器等当年未能启运出口之文物珍品。原来，抗战胜利，百废待兴，负责具体操作运转的张雪庚料想社会无暇顾及古物，以为走私时机成熟，便蠢蠢欲动，将经过精心伪装的17箱文物于1948年7月26日交由英商亚细亚商运公司运往上海外虹桥公和祥海关码头，准备不日搭载美国邮轮启运纽约，而在报关单据“货品”栏只填上“仿古品”字样。
          浑源铜器约在抗战后秘密运往上海，1947年春已受传媒关注，何以直到次年夏季才仓促出运呢？说来这实属贩古者无奈选择。且说1947年4月18日《申报》刊登题为《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醒目报道，揭露古物即将流失这桩来自“可靠方面消息”马上引起上海文化界有识之士高度警觉。时隔一周，上海市立博物馆即向市教育局长顾毓和市长吴国桢呈文，请求查禁古物出口。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铎在洋洋万言《保存古物刍议》中也痛陈不法古董商走私文物弊端：这四五十年来，陆续被私卖出去的古物、古文献不胜枚举。欧美诸多远东博物院或其远东部无不很快地成立起来，也无不日新月异在急剧地扩充着。而私家所藏，亦多丰富异常，那些古物从哪里来的呢？还不在这四五十年中，由古董商人们那里陆续得到的。其所发掘出来的东西都隐秘起来，私自销到“洋庄”去。这是民族之奇耻大辱！我们应以全力来打击那些盗卖古物的不肖子孙们！我们必须及时地挽救民族文化的厄运，堵住了大门，不能听任其流散出去。不仅好利的商贾们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即使放任他们将古物、古书源源流出的责任者们也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个月后，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第三次会议期间，有识之士吁请“市Govern-ment设法切实严禁古物出口”提案指出，两年来本市古玩商人藐视法令，希图重利，不顾国家文化攸关，大量私运出口售给国外博物馆与收藏家，报章已屡见载达，实为我国文化上空前之浩劫。自应一面设法严禁古物出口，一面由本市保存文物机构就近将重要古物收藏。

              利诱威胁奸相露  义正词严验关阻

           鉴于媒体暨社会各界的重新关注和呼吁，张雪庚等不惜重金走“上层路线”，企图倚重“尚方宝剑”强行开道闯关。此案自1947年春始成新闻焦点，一年半后才由内政、教育部长朱家骅(朱与张静江、卢芹斋系同乡，并与张过从甚密，故他与此案关系波谲云诡)转请上海市府暨海关严加查扣，并准许教育局下属博物馆前往海关码头开箱查验，这才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48年9月28日，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会同海关负责人及物主张雪庚，逐箱开启审查，直至30日上午才告段落，最后由杨宽造成清册。经逐件鉴定，结果17箱共342件古物，只有3件仿制品，其余包括近10件浑源铜器在内342件均属有很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直接经办人杨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忆：当时古董商用尽一切威胁利诱手段，结果未达出口目的。他们不但写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还千方百计迫使原海关检查人员离职。后又动用国民党Govern-ment内政部下令。责令博物馆派员到海关对这批扣留文物重作检查，作为仿制品准予出口。博物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1949年9月19日，上海市人民Govern-ment高教处郑重决定，将由华东区外贸局接收海关移交的浑源铜器等文物正式拨给于17日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12月21日又移送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当中。

玉人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组镇馆之宝。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
　　　    从1923年出土，到194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公，战乱年代，牺尊的颠沛流离传奇经历一直鲜为人知。
　　　    今年7月，恒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李跃山的 《光耀满乾坤——李峪青铜器解读》一书出版。牺尊的传奇故事，第一次连贯地、完整地被世人所知，牺尊的身世，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一个普通人的牺尊情结

    　　　2009年8月18日，李峪村村民张达指着李跃山说：“他真辛苦，经常来我们村里。”张达所说的“经常”，在李跃山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概念——这是他第29次探访李峪村。
　　　    李跃山今年52岁，去年从浑源县文化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担任了恒山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他说，自己更在乎研究文化，而不是当官。诚如斯言，他在文化局当干部的时候，就完成了《恒山之旅》的创作。
　　　    李峪村，位于恒山山脉之中。在《恒山之旅》的写作中，涉及李峪青铜器。而很多李峪青铜器藏于上海博物馆，2002年，李跃山第一次到了上海。在上海博物馆，他结识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
　　　    陶喻之对他的行为大加赞赏，鼓励他对牺尊详细研究。至此，李跃山与牺尊结下不解之缘。
　　　    他三次到上海博物馆，记不清多少次去北京，寻找牺尊的踪迹。“每次都是自费。浑源是国家级贫困县，文化局每年只有万把块经费，不可能拨出专款让我研究牺尊。”
　　　    奔波一年后，2003年，李跃山在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支持下，取得县委同意，开始积极筹备“李峪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各地的专家都联系好了，却因为非典没开成。”
　　　    陶喻之告诉李跃山：“不管研讨会开不开，你都要继续李峪青铜器研究。这样将来开研讨会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蓝本。”于是，李跃山继续奔向李峪村，继续走近李峪村村民。
    　　
　　　    光耀乾坤的国宝牺尊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在悠然的古乐中，柔美的灯光下，参观者总会不自觉地伫立牺尊前。透过单玻璃中心柜，一个绿锈斑驳、栩栩如牛形的旷世奇珍给人以震撼，它向世人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
　　　    陈列于此的牺尊，已经成为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组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上海博物馆的象征。上海博物馆研究青铜器的研究员陶喻之说，上海博物馆的很多活动，都是用牺尊做图标的，牺尊代表着上海博物馆，是博物馆的象征。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这只牺尊，是一个牛形酒容器，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著名的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重要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然而，这么一件珍品，却鲜为人知。《光耀满乾坤》一书出版后，别人给书写的序言发到了网上。有浑源网友就惊问：“有这么好吗？我怎么不知道！”陶喻之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山西人到上海时，到博物馆看看牺尊，也算是一种“寻根问祖”。二是以牺尊的来龙去脉为蓝本，搞一个电视剧。因为它本身很有故事情节，所以应该很好看。通过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
现知器名的约40件浑源李峪青铜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历史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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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盉

春秋晚期
高27．8厘米，口径11．7厘米，腹径24．9厘米 重4.32公斤。
               扁圆形腹，小口直唇，平顶盖，盖沿下折与器口形成子母口，盖上有活链与提梁相连，流作上昂的龙首形，龙有尖角，颈饰鳞纹，龙的额顶还有一个小龙逶迤而下。提梁是用失蜡法铸成，由无数条躯体相纠的龙组成一条透雕的俯首弓背的龙形提梁，后有龙尾卷曲脊背上还有镂空的脊饰。外底有三条兽蹄足。盖沿饰龙纹，盖面和器腹饰细密规整的变形蟠蛇纹，以三条突起的绳纹间隔。整个器型极为规整优美 古朴典雅，堪称中国春秋晚期青铜铸造的上乘之作。
         肩部有铭文12字  铭文释文为□（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盉，通说为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足则多做成空心。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足做成动物形象。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关于盉的用途其实也是争论不止，王国维的《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和之而注之于爵。”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盉，调味也。”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调酒器，而非一般的盛酒器。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为水器。究竟属何类抑或二者兼有，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争霸传奇 千古浪漫的见证——吴王夫差盉

             今天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之战，最后的胜者越王勾践是大英雄，而那位曾经的大赢家吴王夫差也同样是大英雄。而夫差与西施的浪漫传说，在我国民间更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500年时光过去了，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样一件迄今为止唯一能把夫差和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的传世国宝，这就是“吴王夫差盉”。尽管这次没有拍摄，还是把笔者去年十月在上博拍摄的“吴王夫差盉”照片整理上来请大家欣赏。
        作为上博青铜馆重宝之一，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盉”——是吴王夫差为一平民女子铸造的青铜盉，它见证了夫差与一位平民女子的爱情故事。
      “吴王夫差盉”，通体上下由龙纹装饰，表现了它出身高贵，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宫廷礼器。盉的顶上有盖，盖上有系，套在链上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盉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它不仅标志着此盉的身份，更揭示了２5００多年前这位君王的一段情感故事。
        铭文“吾王夫差”即“吴王夫差”；“吴金”是指最好最珍贵的金属。其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造了这件盉。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吴王夫差遗物有20多件，但大多是戈、剑一类兵器，而这青铜盉是吴王夫差惟一的一件青铜酒器。“吴王夫差盉”由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何鸿章先生个人出资，从一位香港商人处购得，并于1995年底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猜测——神秘女子或许就是西施

      “吴王夫差盉”的铭文上，提到此盉与一女子有关，那么这位神秘的女子会是谁呢？
       要解“吴王夫差盉”上铭文中的“女子”，又须从盉的铸造原因和用意说起。这只青铜盉意为青铜酒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为上层贵族所独有，是高贵的象征，有其特殊意义，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平民百姓没有姓氏，为女子铸造青铜器，其对象应该是母亲、妻子、女儿或姐妹，上面必定刻有姓氏，在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上，无一例外地刻有姓氏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件青铜器为一女子所造，上面没有姓氏，恰好印证众多考古专家的推论：吴王夫差衷心爱慕的女人来自民间，绝不是王家贵族。
       据载1980年苏州枫桥狮子山出土了一件“盉”，其造型与上海博物馆的吴王夫差盉如出一辙，仅比夫差盉低2．6厘米，此盉的肩上铸有“楚叔之孙途为之盉”8字篆文，这8字篆文就有盉主人的姓氏，而夫差盉没有姓氏，更确证了吴王夫差为平民女子铸盉无疑。而那女子，或许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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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王夫差盉(局部特写)
                  有机会到过上海博物馆贵宾接待室的人，很多都会对这座位于地下，却有着自然风光的轩大感兴趣。而说起它的名字“何东轩”，就要和一个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英国  
家族联系在一起。
      　　何东(1862－1956)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英国人，他的英文名字是罗伯特·何东，中文名叫何晓生，是一位银行家，早先曾同香港恒生银行创办人共同创办中国金银交易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何东增加了对上海的投资。成为上海多家公司的股东，同时还是房地产巨商，如今的大名路、塘沽路、南浔路、峨嵋路一带的房地产，几乎全是何东的产业。1941年12月14日，在一次日本飞机对香港狂轰滥炸时，何东的双腿被炸断，这样一个不幸事件使何东家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更深地联系在一起。
      　　装潢“何东轩”的用款是何东的孙子何鸿章捐献的。
      　　何鸿章的弟弟何鸿卿是一位玉器收藏家，对玉器研究用功颇深，经常到上海博物馆看玉器，是博物馆的老朋友，玉器陈列馆就是何鸿卿捐款建造，因之命名为“何鸿卿玉器陈列馆”。
     　 　看到何鸿卿为上海博物馆捐款，何鸿章情系中国，也想为上海博物馆献上一份力量。但是他和上海博物馆并不熟悉。但他的朋友唐小裕是博物馆的老朋友。
     　　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从唐小裕那里得到何鸿章要捐款的信息后，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真诚。一九九四年秋，上海博物馆为何鸿章祝寿，做了一个大的霓虹灯寿字，并送了一个老寿星，请了他在上海的老朋友，把他介绍给上海文物界。
     　　从何鸿章的祖父起，何东家族就喜欢收藏，当年他祖父收藏的许多美术作品中就有包括朗世宁等一批名家在内的作品，这些绘画都是清代宫廷和香港民俗与发展的宝贵记录，祖父何晓生曾专此编辑成《何东藏画》出版。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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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背景是遥遥呼应的牺尊和吴王夫差盉，而前面这座精美异常的青铜重器又是何来历，竟然能霸气而孤独的位居这展厅中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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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瓣盖龙纹壶

春秋中期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 - 前6世纪上半叶）
           透雕莲瓣壶盖，颈部一对象形耳，壶身数层饰龙纹，圈足也采用透雕手法。光影之下显现华美奇幻的色彩，不可多得的一件精致的作品。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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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狩猎纹豆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高20.7厘米，口径17.5厘米，底径11.1厘米
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豆是一种盛食器。盖、器扣合似球形，下承短柄圈足。由于这件器物采用镶嵌工艺来表现狩猎的场面，故被命名为镶嵌狩猎画像纹豆。
            镶嵌狩猎纹豆浅盖如盘，可却置为食具，半环形腹，两侧置环行耳，短柄圈足。器和盖各饰狩猎画像两组，用红铜镶嵌，描绘巨兽中箭，各种禽兽飞跃奔走，而猎人处于兽群之中勇武行猎的情景。整个图象结构基本上改变了商周以来的模式，成为战国画像艺术发展的先驱。
           这件器物镶嵌技术成熟，打磨精细，纹饰满布全器，无论是猎人还是各种野兽，均栩栩如生。镶嵌工艺大约出现在夏代晚期，春秋战国时大量运用。早期的镶嵌材料主要是绿松石，到春秋战国时期，镶嵌所用材料大为丰富，金、银、红铜等均成为镶嵌的材料。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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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雕蟠龙纹豆

春秋晚期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高21.9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0.1厘米 重1.5公斤
                  直口，设高盖，顶部有镂空抓手，直腹圆底，下置短柄，底部侈大，腹两侧设环耳。盖及腹底设微缩的卷龙纹，抓手及短柄的底部设透雕的交龙纹，抓手有二十二尾龙相缠绕，纹饰细致，构思精巧。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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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豆（2件/组）

战国早期
高26厘米，口径13.2厘米，底径9.3/9.4厘米 重2.4/2.585公斤
              器、盖、长柄和底盘皆饰繁密的几何纹，并以绿松石镶嵌之。现今大部分脱落。
             青铜器上的几何纹饰是一些点、线、圈、角的集合。几何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饰。几何纹亦是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形式，在春秋战国之际用作主体纹饰已屡见不鲜。
             豆是盛食器，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是青铜礼器中的一种重要器物，常以偶数出现，故有“鼎俎奇而簋豆偶”的说法。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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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几何纹敦

战国晚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通高25.6厘米，腹径18.6厘米，腹深12.2厘米
               敦是用以盛放饭食的器皿。器和盖几乎对称，各有三足，可分开放置。
              这件敦由两个半球相合而成，下半部为器身，上半部为器盖，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两部分均有二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这件敦以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几何纹连续构图，填以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的云纹，故命名为镶嵌几何纹敦。
              此敦制作工巧精丽，造型圆柔优美；通体饰以阴阳互托的大三角形云纹，并用红铜丝、银丝或绿松石镶嵌，具有细密流畅，绚丽多异，富丽堂皇的效果，显示其装饰工艺已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无疑是战国时期青铜器镶嵌式艺的一件佳作。

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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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纹敦

战国早期 (公元前475年－前4世纪中叶)
高17.7厘米，口径5.4厘米，重1.35公斤
    　　　　　　此敦原为密封闭合态，打开后发现有褐色球形团快，经显微镜辨识和化学分析，其中包含淀粉和果皮纤维等，这于历来认为敦是盛放粮食的功能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