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红山文化网》考研探究红山诸古玉人文文化理路管窥【史】

童子颂经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自然是按《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算起。课本上说黄帝距今四千多年，过于含糊。又说夏朝是第一个国家，尧舜禹尚处在部落联盟时代，禹传子启，才有了国家。这分明又与《五帝本纪》所说黄帝“代神农氏”，有官员，有礼乐制度等实际是国家的记载矛盾。

文明的标准有很多，关键是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文明时代是采用较高的尺度还是较低的尺度来衡量。正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的：“人类本是动物界的一个部分，人类怎样真正脱离了动物的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人类从非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个变化使人真正成为人，特别是成为今天的人。”夏鼐先生也讲过，有人认为“文明”“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具体到文明时代的认定，一般采用西方的标准，即青铜器冶炼技术、宗教礼仪、文字和城市。被西方公认为最早进入文明殿堂的古埃及，并没有城市。南美洲的古代秘鲁，并没有文字，著名的印加帝国采用结绳记事。西方的标准是不能适用于世界各古老文明的。

西方的文明标准是根据已知的认识归纳出来的，不是普遍规律。把某几个地方的文明的表现形式说成是形成文明的必备因素，其实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不客观也不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年代，学者一般认为原始社会畜牧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之前。《社会发展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三版，上册第16页）就是这样表述的。现在主张牧业文明是在农业文明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样的认识变化不能不改变我们对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的研究方法。上个世纪中叶，不少人根据商代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认定商代原始社会。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相信夏代已有国家，可没有发现夏代文字。龙山时代有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当时已有国家确切无疑。

人们常说，黄帝陵的黄帝手植柏有五千余岁。这是根据什么说的？显然是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弄清大致年代不成问题。从黄帝、少昊、夸父的年代有重合，可以相信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5500年之间。与少昊密切相关的玛雅文明，使用的因法起算点公元前3114年，应与少昊事迹有关。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少昊的时代，与玛雅历法起算和汉语玛雅语分离时间研究结果相符。《山海经》记载：“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郭注：“桃林，今宏家湖县.....饶野马、山羊、山牛也。”武王灭商后，“放马华阳，散牛桃林”。（《水经注》）夸父山在河南灵宝。仰韶文化遗址在灵宝市星罗棋布，已知70多处，尚未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其中已发现（1）川口聚落群有特级聚落2处，各有70万平方米，一级聚落3处，面积分别是45万、30万和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6处，三级聚落16处......（2）铸鼎原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95万平方米，一级聚落2处，二级聚落3处，三级聚落19处....（3）豫灵镇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80万平方米。....（4）五亩、朱阳聚落群有特级聚落1处，60万平米.....因为各聚落群距离很近，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研究》）可以看出，夸父之山一带确实是夸父族人生息之地，仰韶文化晚期有夸父和黄帝，不能只看成黄帝时代。《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桃林之虚暗示桃林一带有过繁华的历史。桃林又叫邓林，《山海经》说夸父的手杖变成的。商周时金文有“夸”族徽。可见夸父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黄帝陵本来也能提供年代学的证据，与少昊、夸父的资料相参照。

《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代神农氏”、“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显然是认可神农氏为一个有国家政权有帝王世系有文化传统的文明时代。在选用史料时慎而又慎的太史公只是不知道才不谈“神农以前”，根本没有否定神农以前的历史。不知道以夏朝为第一个国家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尚书》从尧开始，是谁抛开尧舜专盯上了禹呢？《易经.系辞下》说“包牺氏之王天下也”，难道是凭空捏造的吗？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伏羲在文化上的贡献都值得大书特书。古人以伏羲为百王先是不是言过其实呢？从河南贾湖遗址来看，当时有宗教活动，有龟灵崇拜、犬牲崇拜和祖先崇拜，已有占卜刻辞（不论是不是文字，都是文明的表现形式），有权形骨器、有乐器......有学者对贾湖占卜遗物进行了研究，表明古史书说“伏羲始画八卦”是可信的，这一事实为确定伏羲生活在约8000年前提供了依据。龟卜与刻辞的习俗一直可上溯到8000年前。权形骨器作为首领身份的标志，可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类似的陶器对比，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没有青铜器，只要有首领权力的体现（器物），就应认定为文明时代。燧人氏应是确指，并非对人工取火的记忆，因为钻燧取火直到二十世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仍存留着。《帝王世纪》：“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有人说燧人氏为伏羲氏的父亲。雷泽在今天山东菏泽东北，已淤。《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面.....”雷神为龙图腾。华胥为莱麦图腾。成纪在今甘肃天水。与神农之母游于华阳，生神农于厉山（也说尚羊山），神农长于姜水，葬于湖南相对照，可以看出，在伏羲之前，先民迁移的地域是很广大的，绝不是氏族公社成员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活动所能比的。华胥陵在陕西蓝田。有一种说法认为“华夏”的“华”始于“华胥”，以华胥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华胥，也写作赫胥，《帝王世纪》列在伏羲之后。连云港将军岩岩画有莱麦图腾像，人与莱合为一体。这显然出自以莱麦为图腾的先民，很可能是华胥氏所属的部族。如上所述，中国确切可靠的世系可以追溯到燧人、华胥、伏羲时代。这样有明确地点、人物和实物证据的历史，不是若有若无的原始社会神话，而是文明时代初期的真切的历史。

《越绝书》把宝剑说得神乎其神，可是第十三篇《外传记宝剑》风胡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跌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一段话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理论，比欧洲人把人类历史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划分法早了两千年。更重要的是，欧洲人的理论是基于欧洲和近东，没有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风胡子虽然不了解几千年里的已逝去的人们留在地下的文物，却清楚地讲了石、玉、铜、铁依次为“兵”的事实。这只能说是春秋战国时代 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来自代代相传的历史文献和口头传承。风胡子肯定轩辕、神农、赫胥处在早期阶段，肯定玉器时代这个中国文明特点，对于我们探讨文明的标准是很有力的论据。玉器早就在自然界存在，兴隆重洼、河姆渡在七、八千年前已有玉器，但在中原地区还未利用。良渚文化大量精美、杰出的玉器只有在国家统一指挥下才能生产出来。玉器作为国家重器，和青铜器的地位、作用是一样的。《山海经》记载的产玉、用玉的内容岂是后人虚构所能写出的？我相信考古工作能证实这些记载，证实《五藏山经》材料来自三皇五帝时代。《史记》开篇讲黄帝“获宝鼎”，《孝武本纪》公孙卿讲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黄帝骑龙升天，已是神话，考古发现6000年前一些地方已有铜，到4000多年前青铜冶炼技术已经出现。铁的情况与玉、铜相似，存在已很久，但正式应用（以之为“兵”）要晚。《尚书.禹贡》、《山海经》记产铁的内容写于4000年前是可能的。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应当加以注意。

文明的标准不应是绝对的，而是发展的。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还未取得共识，这是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理应从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时代开始。最初文明的程度很低，没有什么奇怪的，如果8000年前与3000年前的最先进文化处于同一水平，才是荒谬的。中国古老文化的几个要素：龙蛇崇拜、扶桑、八卦、昆仑、龟卜与刻辞、玉器等，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前后是连续传承的。环太平洋文化区的许多古老民族，和中国一样保存在中国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一些文化面貌，如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对于太昊的记忆，表明太昊应是有较高文化的，把文化传往海外，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一位首领，应当是文明时代初期的一位王。《易经》称“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是恰如其分的。

美国的格雷.M.费曼指出：“历史的发展导致国家、阶级、城市的出现，也促使文字或其他复杂系统的产生。但是，在世界各地，交流，信息管理技术方面的突破性发展都晚于国家的诞生。因此，最早的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产生的原因，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这一针见血地指正了以前学术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盲目推崇、言过其实的论述。其实古埃及、两河流域成熟文字的产生根本不比中国早！古埃及没有城市也算国家，中国6000年前已有城市，却说是原始社会，甚至苏美尔王表一位王在位几十万年，可以相信吗？中国已知的传世文献不早于西周，并不是四、五千年前没有文献，而是没有保存下来，只是古埃及、两河流域文字记载保存得好，容易被人认可。

我们不需要夸大或贬低什么，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责任。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不该被排挤。文明的标准不能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标准内容，一时说不好，以后会有专家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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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是星名。《史记.天官书》：“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晋书.天文志上》：“天一星在紫宫门右。”《星经》说太一星在紫宫门外天一星南。紫宫是北极星所在的天区，天一、太一都很暗。

太一是神名，也写作“泰一”。《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索隐：“......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作为北极神，天一、太一相同。《天官书》中保存的黄帝时代观念很明显，但在神中，黄帝并不如太一地位高。

太一是山名。指终南山，也写太乙、太壹。张衡《西高赋》：“天前则终南、太一”注：“《汉书》曰：‘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

太一作为抽象名词，指“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气”（《礼.礼适》疏）。《淮南子.诠官》开篇说：“洞同天地，浑沌为补，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万物产生于太一，与《圣经》相似，《圣经》讲道为上帝意志，中国古人讲道是自然规律。道家把“道”说得很深奥。《庄子.天下》：“建之以有无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就是“道”。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年代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强调了太一与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此篇并非道家文献，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宇宙观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太一如此丰富的内涵，其实与一位久被遗忘的古帝——太一氏是不可分开的。《盘古王表》载有“泰壹氏”。其事迹不可考。《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泰皇最贵。”索隐：“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而《封禅书》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盖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泰皇最贵，与天神中北极神太一最尊贵相应。以轩辕氏与轩辕星座的关系来看，泰皇的地位和天文学实践决定了北极神太一的地位。太一或为太昊，或与之有关。

《易.系辞》用卦的变化象征天地的变化。“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卦象天象的一致是《易》的理论基础。《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朱熹说：“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天之主宰即北极神太一。北斗斗柄春分指东，立夏指东南，夏至指南，立秋指西南.....晚上二十二进左右斗柄指向可定季节，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北斗旋转，北极星不动（太一常居），这一现象与远古先民的住房朝向聚落中心广场有共同之处。北极神得名太一，就是太一氏的称号，被后人纪念而加在北极神身上。由于北极星的特殊地位，后来升天为神的圣王再也没有人超过太一氏。

《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帝出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王大有先生认为太一神为伏羲，雉入淮为蜃，实际上是辰（震）。马王堆帛书“震”作“辰”，辰为龙。太昊龙图腾，“帝出乎震（辰）”与“我姬氏出自天鼋”的意思相同，即太昊以龙为图腾，辰又为观象授时的基准，“北辰亦为大辰”（《公羊传》）。太一神从震位经一周天，正走过八卦的方位，是《说卦》的天象依据。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九宫式盘，铭文为：“冬至汁蛰四十六日废，明日立夏。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夏至。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废，明日立秋。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废，日明（明日）秋分。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立冬。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冬至。”太一移宫的日期正当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个节气。这八个节气与八卦对应的实物即所谓的“八角星”图案——八卦历图——河图洛书。太一神巡行的起点是冬至，与《说卦》不同，但周而复始是相同的。

 太一氏成为神名，而其作为人的一面湮没在漫长的岁月中，然而从其至尊的地位和作为“道”的代称，不难想见太一氏的非凡作为。

注：文中对太昊与伏羲、河图与洛书未加区分，以前已论及。

童子颂经

现在写出这个题目，在学术界还嫌早一些。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之后，中国文明探源的研究就摆上了日程。本文对预研究提出几点浅见。

三皇五帝尚未被人们接受为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仍被普遍地看作是神话传说。但是，三皇五帝时代作为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称呼，符合我国历来的认识，又大体符合考古发现的上古文化面貌，应当成为夏代以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名称。

三皇五帝时代不只是3+5=8，其帝王人数应有几十位，其年代应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对于文明的标准，不能一刀切。商代生产工具据考古发现主要是石器。以至曾有“商代为原始社会”的结论。相反，距今七、八千年前精美的有特别意义的玉器、陶器、骨器完全有充当祭祀和王权重器的可能。印加帝国采用结绳记事，没有通行的文字，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国家的性质。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各部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不同步，有5000年前确已建立国家的例子，也有50年前仍处在原始社会的例子。仰韶文化早期已出现父系社会萌芽，中、晚期为父系社会，与神农氏世系为父系传承一致，炎帝末期的轩辕仍处在母系社会末期，及迁到美洲保留母权制遗风，足证不同部族发展的不同步性。

文明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距今8000年左右太昊、伏羲时代应该是较低级的文明。据贾湖文化、老官台文化、兴隆洼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文化显示，各地文化面貌不一。兴隆洼文化有了世界最早的服饰，最早的玉器，最早的村落。兴隆重洼早期聚落约2.4万平方米，集中在近似圆形、周长约570米的环壕内。共8排房子，每排10座左右，一般房屋面积50-80平方米，中部两座房子各约140平方米。大房子是公共活动场所，这已体现出母系社会繁荣的情形。贾湖文化，有的仍称为裴李岗文化的一期，则更具体地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包括宗教活动的详细场景。这里已有了父系社会的萌芽。

距今6000年左右，各地考古文化出现了城址、铜器等符合国外文明标准的现象。大溪文化城头山遗址（在湖南澧县），有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址，城内分区布局很明显，地面铺江陶土块，有水井，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马家窑文化有铜渣和青铜刀，义井文化有铜渣，不论青铜的发现是否偶然，发现则是事实，应被称为原始八卦历的八角星图案在这一时期出现于华东一带，它们代表了中国的“河图”、“洛书”，是历法的表现形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扩展到非常广泛的区域，应是神农氏王天下的体现。房屋朝向中心广场的现象代表了人们对于部落（早期中国？）的向心力。

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城址增多，许多地区进入国家阶段。大地湾的宫殿式建筑，尉迟寺的“豪华”房子，凌家滩、红山文化冶炼青铜的遗迹及青铜器，表明中国在5000年前确实出现了国家。但这种大范围的文化上的光辉，却不如仰韶文化的“大一统”来得广泛。《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未尝宁居”，征战不止，看来没有神农氏那样的统一文化的结果，这应归因于各地方文化大发展，个性更多地保存下来。

少昊未居帝位，《史记》、《竹书纪年》相同，但少昊把文化传到美洲，时间应按玛雅历起点公元前3114年。这个时间反过来可以说明黄帝生活在5000多年前，已有距今5000和5500年的观点。后者更可信。红山文化“女神庙”，供奉对象应是真人，并非虚构的神。母系社会实行图腾崇拜，即使崇拜妇祖先，也应是后来的事。王大有先生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均与黄帝族的图腾有关。这些图案、造型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宗教的产物。据纬书及《史记.封禅书》所引，黄帝应有十世，几百年。退居华北北部以后黄帝族衰落了。华北一带颛顼、帝喾、尧、舜相继为王。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一时期，龙山文化有过繁盛的局面。当为尧舜禹的时代。文献记载关于这一时期相对丰富一些，但考古工作还不够充分。龙山文化有文字，可是没有当时留下的史事记录原件。作为年代框架，要做的事并不比夏代容易。要想分清各王的年代，如没有新的发现，就无法精确到年。

夏代的上限还悬而未决——我说的是考古工作。由于禹继舜为共主，双传子启“家天下”，没经过“革命”，考古文化不会有本质的剧变。龙山文化的年代被确定在公元前2600——2000年，尧舜禹三人合计在位时间不会超过200年，但一般把公元前2600——2200年看成尧舜时代，400年不可能只属于二三个王的纪年。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过渡类型引发的争论不影响“先入为主”的研究结果，因为这一时期已有文献记载的资料供参考。尧舜之上，颛顼、帝喾活动中心在河南及周边地区，是否如纬书所称各为数世应予以关注。古人早已指出，《左传.文公十八年》说的“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联社，不陨其名，以至于尧”。表示高辛至尧非一二世，若“八世”与尧同为帝喾之子，谈不上“族”，“世济其美，不陨其名”。夏、商、周始祖同处一个时代的事实体现了“国家联盟”下的格局。

一般认为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或2698年。这是据文献推算出来的。实际上晚了近一千年。正是这一结果，导致学术界把黄帝、尧、舜、禹都列入4000年前的传说之中。

三皇五帝时代断代研究，早期是文明肇始的阶段，考古发现应注重“异”，即最先表现较高的文化的东西。后期是文明高度发展的阶段，考古发现应注重“同”，即共性。目光不应只放在中原一带。辽西、四川等地的文明进程可以称作中国上古的特殊代表。文献表明上古时代各地的联系比人们想像的要密切。盘古王表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山海经》古史重点在三皇五帝时代，因其记述的范围很广大，未进行深入研究者很难相信。实际上《山海经》关于中国先民活动范围的记载是可信的。北亚、美洲、太平洋诸岛是中国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考古、语言、民俗及对古今居民体质（现在可以加上基因）的研究，是增加我们对于上古史的认识的重要手段。带着先入为主的目的去研究古代美洲文明，方法对头，是全面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必要组成部分。

图腾是有历史学价值的重要信息。《史记》中的“神话”大都是图腾崇拜的真实反映。《史记.秦本纪》：“大廉玄孙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商代初期还有鸟身的人为帝御？说不可信，但是其后代就是这么认识的。《山海经》的“怪”大都是图腾像的描述。这些成体系的记载可以称作中国上古史的图腾版本。尤其是炎帝、黄帝世系的记载，与其它文献不同。夸父猴图腾的分布，远达北亚和美洲，又有灵宝仰韶文化特大型聚落的考古学证据，说明夸父确有相当大的实力。黄帝一个支系叫韩流，猪图腾，《史记》等书无载，惟《竹纪年》有“乾荒”与之相应。考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非同寻常的猪图腾，说明韩流是存在的，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尧时的“封豨”也是猪图腾。如果说文字证据可能找不到，那么图腾证据则保存下来了。这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幸事。盼望更多的专家像王大有先生一样把图腾形容融入古史寻证中，不可辜负了《山海经》啊！

 对于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考古未必能再现原貌。学者据贾湖遗址占卜实物考证伏羲作八卦是可信的。据《史记.天官书》和易洛魁人、玛雅人的实际，表明黄帝考定星历、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蚩尤明天道是史实。二十八宿产生很早，黄帝时已在应用是千真万确的。文献可以通过考古以外的途径验证，拘泥于出土物有时反而会低估上古文化的水平。

我们有责任弄清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国上古史再也不能“一头雾水”，模糊下去了。那种怀疑中国文明早期阶段——三皇五帝时代的观点，必须被多学科、多角度的实证来说服，我有这个信心！

童子颂经

炎黄子孙不忘始祖，却对严谨的学者口口声声的“传说”无可奈何！我们的始祖真的虚无缥缈吗？古籍当中的记载全是胡编乱造的吗？

炎帝、黄帝距我们已有五、六千年了，他们的子孙遍及世界，他们的安息之地千真万确。文献记载“雅驯”、“不雅驯”，各有真实的成份。恰恰是被人弃之不用的《山海经》，保存了炎黄最完整的世系。

一、黄帝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同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

《国语.晋语四》：“......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

《帝王世纪》：“黄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女节......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

黄帝轩辕氏，实为天鼋氏。黄帝之“黄”，“姬”姓，皆取自图腾像，美国易洛魁人保留其族徽及传说，商周有很多天鼋图腾。不少人由于黄帝记载出现很晚，就断言黄帝本不存在，是战国前后虚构出来的。其实，天鼋图腾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周代都有实物证据，天鼋的文献证据是《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星名有“轩辕”（狮子座）。又有星次名“玄枵之次”，又名“天鼋”。轩辕星图为龟形，确如图腾所示。天文学的证据不容忽视，因为中国独立起源的天文学传自上古，必然与图腾观念相符。

黄帝二十五子，《史记》史举青阳与昌意，青阳即少昊，有人说他是五帝之一，有人说他未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史记》不说少昊即青阳，《史记.历书》却引《国语.楚语下》“少皞氏之衰也......颛顼受之......”，与首卷矛盾。少昊为地方诸侯，没成为“有天下”的君主，昌意也只是诸侯。颛顼继黄帝后有天下之王，正如《竹书纪年》所载。《山海经》说昌意生韩流，韩流生颛顼。《竹书纪年》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即韩流。《史记》略去韩流，不外乎是由于儒家认为猪图腾的韩流不应是黄帝之后。良渚文化的神徽即含有猪的形象，必与韩流家族有关。养猪是农业文明的体现，猪图腾在夏代以前的分布见《山海经》记载。最显赫的猪图腾部族就是韩流（室韦）。

《山海经》还记载了黄帝更多的后裔：

“东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豸+虎）。黄帝生禺（豸+虎），禺（豸+虎）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豸+虎）处东海，是惟海神。”（《大荒东经》）

“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大荒北经》）《海外北经》注说禺彊“乘两龙”。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代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海内经》）

禺号[禺（豸+虎）]是东海之神，在美洲中部。禺京（禺彊）是北海之神，在北亚。禺号在东海，其子禺京到北海为神。很可能是禺号先到了美洲，禺京又到北亚，凡为神者，必为强盛之族，功绩显赫，被人纪念。《归藏》：“昔穆王筮卦于禺强”。《淮南子.地形》：“隅强，不周风之所生也。”

犬戎出于黄帝，难以相信。高辛时有犬戎寇，槃瓠身为畜犬，衔犬戎吴将军首归，高辛的许诺不得不实现——妻以少女。犬克犬戎，俱为狗图腾（《后汉书》）西周因为犬戎与申侯攻打而灭，东周迁都洛邑。同为黄帝之后，中原诸国尚有攻战，犬戎即使知道且承认与高辛、周共祖，战事也不足为奇。

《海内经》对于鲧的记载，从黄帝到他仅三世？不是这样理解，应认为是后代之义。《竹书纪年》说“颛顼产伯鲧”，《世本》同。这里的分歧无法考证，共同点在于鲧是黄帝之后。五帝三王皆为黄帝之后，并非太史公首创，乃是“炎黄子孙”的历史真实。不应怪太史公！

二、炎帝

炎帝神农氏，又作列山氏、烈山氏、厉山氏、连山氏，赖山氏......《易.系辞》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为有天下的王，为炎帝、赤帝、农皇。

《史记.五帝本纪》从轩辕开始写，因为神农氏时代的史料不足或不可信，未采用。“神农以前尚矣”，“吾不知已”，体现了太史公的认真态度。轩辕兴起正当神农氏末世，即末代炎帝。《山海经》与《帝王世纪》各有详细的世系。

    《山海经》：炎帝、炎居、节并、戏器、祝融、共工、后土、信、夸父，共九代。

    《帝王世纪》：神农、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衰、帝榆罔。共八代，530年。

    《吕氏春秋》说“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与前边两种记载相差较大。

神农有子叫柱，又叫农，即炎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柱为稷，夏氏以上祀之。”夏之前柱为五谷之神，足以表明其对农业的功绩。有什么理由否认文献中记功的“柱”呢？节并是两个山节，炎帝冠为椎形，节并取自两年山节并列的形象。“柱”为一个椎形，“节并”有了发展，金文中有“节并”。有什么理由否认节并的存在呢？我在以前文中论证过夸父即榆罔（禺王，如说猴王），这位炎帝才是《史记》开篇提出到的“炎帝”。《国语.晋语四》说“生黄帝、炎帝”，《周语下》说“皆黄、炎之后也”，都以黄帝在前，炎帝在后，炎黄并称，本指轩辕与夸父，鉴于神农的伟业与夸父的失败，倒过来说“炎黄”顺理成章，夸父虽败尤荣，其“不量力”的追日“不仅是雄心壮志的代称，而且是可以考证的史诗般的英雄业绩——远达万里之遥的海外，说起来难以置信，可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观。这样的奇观在三皇五帝时代是不足为奇的，通过海外的夸父后裔文化，我们可以推断夸父时的社会风采。

神农为鱼图腾。半坡的人面鱼纹即神农氏族徽。巴比伦文化之神奥安尼斯非神农莫能当之。精卫为乌鸦的变体，是炎帝族图腾。（见《昆仑之谜》论述）加拿大印第安人有乌鸦与狐狸合婚氏族，为炎帝后裔。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颛顼死即复苏。”《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面而鱼身，无足。”氐人为鱼图腾，正如同半坡陶盆上画的那样，神农确为鱼图腾。《大荒西经》说颛顼化为鱼妇，死即复苏，也证实其为炎帝后裔。蜀人为炎帝裔，又与黄帝族联姻，昌意、颛顼长于蜀地，颛顼又随少昊去中美洲少昊之国。帝喾为黄帝之后，其中“喾”甲骨文如猴形，又暗示夸父后裔。颛顼、帝喾都是炎黄之后，名副其实。他们的真实性不用怀疑。

《海内经》说“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逢公为大姜之侄、伯陵之后，为炎帝之后。以天鼋为神，则为黄帝之后，姬姜联盟是远在西周建立以前就存在的，是炎黄联盟的一个实例。《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太公封于齐之前，那里一直有人生存，有确切的沿革记忆。济阳县刘台子西周墓出土了属于逢国的青铜器，逢公为伯陵之后，姜姓。

西周时姜姓继姬姓之后，是贵族的第二大姓。姬姓国大部分是周王室成员的封国（也有少数民族为姬姓的），春秋时大约有80年。姜姓以齐最强，归功于姜太公治国有方。《诗经.崧高》记载周宣王封他的大舅于谢，地点是“南阳县北三十里”（《史记.齐世家》）南阳北郊出土了申国青铜器。申、谢、序实为一地多名。春秋时姜姓国约有20个。

三、炎黄子孙

上边列举了炎黄的一些世系，如果要求全面，十倍的篇幅也不够，所以只能略举例了。炎黄的时间关系，炎帝神农氏比黄帝轩辕氏早五百多年，是可信的。古人对炎黄的亲缘关系无一致意见，主要在于不能确认《山海经》是信史，又把《帝王世纪》定为一家之言，《国语》“生黄帝、炎帝”让人误以为轩辕为神农之兄。神农氏及其后代的称号均称“炎帝”，不止一世，古人没有弄明白。班固认为少典为炎帝妃，生黄帝；司马贞认为黄帝为少典后代，为炎帝之后。《帝王世纪》认为神农与轩辕都出自有蟜氏（母）和少典（父）。《山海经.海内北经》：“蟜，其为人虎文，胫有晵 。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明说“为人”，蟜指有蟜氏无疑，虎图腾。昆仑有穷奇、开明，皆为虎图腾。有蟜氏的人文背景是昆仑，其地为炎黄的摇篮，那种“昆仑在近东”的说法显然是没有了解到昆仑的历史内涵。炎黄本出一系，又在几千年间结成婚姻关系及政治联盟，炎黄子孙是有着真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并非从炎黄开始，太昊、伏羲、少昊的历史地位同样不可忘记，但是作为民族团结和历史传统的代称，作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代称，炎黄足以成为中华民族祖先的杰出代表，他们无愧于亿万子孙的感恩戴德和顶礼膜拜！加强这种认识，很有必要。

炎黄子孙自从上古时代就已分布到世界各地。朝鲜、日本古代自称为中国圣王之后，今天反而不被承认了，是他们的古人仰慕中国才那么说，还是今天的人们出于自尊而疏远了真正的始祖？以日本例，古书上讲自称是吴太伯之后，考古发现日本公元前几个世纪有与江苏相似的文化，弥生人来自中国有充足的证据。至于更早的伏羲文化保存在日本皇室建筑当中，是远古时代中日交流的见证。日本人说与中国“同文同种”，近年又有人否定此说。必须明确，中国的语言不止一种，汉语不是一成不变的。易洛魁莫哈克语(Mohawk)、羌语、玛雅语、藏语可以帮助我们想像汉语史前时代的情形。前两种语言是黄帝、炎帝的直系后裔的语言，语法与现代汉语差别悬殊。玛雅语与汉语同源词的存在，证实玛雅人来自中国，同时使我们坚信汉语基本词汇在五千年来有一定的稳定性。藏语与汉语同源词更多，证实汉藏民族同根生，同时使我们坚信汉语语法五千年来发生了一定变化。SOV结构的日语不能与现代汉语比较，而应借助前边说的四种语言与史前时代的中国语言相比较。民族方面同理，汉族是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拿今天的汉族当五千的前的中国人，用现代汉族人的基因与日、韩相比，当然不同，因此就推翻他们祖先的说法，与“刻舟求剑”无异。

北亚、美洲、东南亚及太平洋诸岛上的土著都来自中国，有“中国中心论”之嫌。但是，事实明摆着，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充分支持这一观点。图腾体系如同信史，比文字记载的历史更古老，更确切。这些上古时代迁出中国故土的炎黄子孙，保持了迁出时的社会状态与习俗，恰似考古学中的文化层，是活的中国上古史。易洛魁人为轩辕后裔，玛雅人主要是少昊后裔，北美北部印第安人为夸父后裔，岂是空想家们所能否定的？商代以来，中国移民留在美洲大地上的汉字、服饰、钱币、建筑等确凿证据，岂是错位的基因鉴定所能否定的？印第安人等太平洋文化圈的土著文化是不同阶段的中华文化及其变体，这些地区的居民有太昊、炎帝、轩辕、少昊、颛顼等的后裔，与中国本土一样，可以称为炎黄子孙。实际上少昊的地位在许多地方是最高的，轩辕仅在少部分印第安人中为最高神。这是史实决定的。

四、炎陵与黄陵

炎帝陵在湖南炎陵县。《帝王世纪》说神农“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路史》：“（宋）太祖诏修先代帝王庙，炎帝庙像止为王者衣裳戴冕”。洪武七年神农祀像取消了衣帽。嘉靖年间的神农祀像有角，以木叶为衣。道光十七年，神农祀像仅衣领与腰部有树叶，手持谷穗。1987年重塑神农金像，取坐姿，无角，赤脚，右手持灵芝草，像前有一个装着五谷和药的背篓。宝座的顶部、前方及两边有反映神农功绩的组画。现在的塑像准确地体现了神农之世社会生活。重修炎陵前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6000年前神农确来到炎陵。半坡与炎陵文物相似，使我们相信神农生活在6000年前，仰韶文化是炎帝文化为主，炎陵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关于炎帝的民间传说不是历史学的有力证据，可是传说特多的地方，必与炎帝后裔集中分布在那里有关。

黄帝陵在陕西黄陵县。《史记》说黄帝“葬桥山”。代代相传，岂是伪托？黄帝手植柏五千余岁，可以作为黄帝生活年代的佐证。黄帝陵每年清明公祭黄帝，是全世界炎黄子孙同心同德的象征。对于黄帝的年代，一般说公元前2698年，并不可信。玛雅历法起点公元前3114年，是少昊的年代，黄帝年代应比少昊略早。不知黄陵的考古工作是否有过什么发现？测定年代不应存在什么困难，确认黄帝的年代，既是使炎黄子孙确信始祖存在的需要，也是三皇五帝时代断代的需要。

五、结语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的子孙遍及世界。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卓越成就还远远没被公众认识。再也不能把赫赫始祖贬为部落首领，再也不能把他们的伟大文明成就一笔抹杀，再也不能把中国上古史的年代搞糊涂，视作一团迷雾。不求保守，不要冒进，凡是有切实证据的，就该承认。这样的呼吁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呢？

童子颂经

现存史料对炎帝世系有几种不同的记载。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条件下，不应轻易否定哪一种说法。

一、《山海经.海内经》与《大荒北经》有从炎帝（神农）到夸父的世系：

炎帝---炎居---节并---戏器---祝融---共工   ^--1.术器_{2.后土--2.噎鸣} ^{1.信——夸父}

《史记.五帝本纪》、《国语.晋语四》所记炎帝为神农氏之末代，即夸父。古往今来很多人把神农氏与夸父混为一谈。《山海经》中的“炎帝”，不死，又无葬所，是神，只能是神农氏。《史记》把神农氏看作历代炎帝的总称，相当于后来的“国号”，太史公并未混淆神氏、炎帝。夸父的地望、世系、事迹都是可考的。《山海经》的记载有更充分的证据。以前文章已论述过，不多说了。

《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我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上古社神为后土句龙。句龙，实为“龙”古音---grong的实录，表示口中之龙---原本为鳄（仅代表笔者的观点）。从《山海经》记载来看，共工、后土都是炎帝后裔，早于夸父。“霸九州”的共工正是共工氏鼎盛时期。韦昭注《国语》说共工氏“在戏、农之间”，有人解释为在伏羲和神农之间，有人则说是在戏亭和弘农之间（地点）。

姜尚的世系如下：

神农---共工---四岳---吕氏---姜尚

从《国语.周语下》的记载看，共工氏“虞于湛乐，淫失其身......皇天弗祝，庶兄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这里共工氏已不是“伯九有”的全盛期。西周共和行天子权的“共伯”崭号又作“龚”，与《山海经》所记共工龙蛇图腾一致。四岳为官名，共工的从孙担任过（从孙指旁系后裔）。治水成功，封国四岳，赐姓“姜”，氏“吕”。姜出自先世，用不着赐。姜尚是位四岳的后代，所以又叫吕尚、吕望。申、许也是这位四岳的后代，齐为吕氏，后绝祀，田氏代齐。

二、《帝王世纪》记载：

神农---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榆芒

共八世，530年。榆芒为最后一代。相对详细的记载只限于神农和榆芒。

三、《吕氏春秋》说：“神氏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此说不见于别的著作。

四、宋代的《通鉴外纪》与《路史》记炎帝世系与《帝王世纪》相近。但不同的地方多。何光岳先生在《寻根》1997年第一期上发表《炎帝八世考》，即主要依据这些世系进行考辨，然系联多无据。如“第五世炎帝明”，叙述帝明世系之后的一段，与帝明有什么直接关系？看不出来。又如“炎居生节茎，节茎生戏，戏生器”，既与《山海经》相近，又把戏、器当二人；炎居当为“柱”，神农之子，不应是帝哀。参见《鹿原陂上炎帝陵》P275《炎帝与帝柱的故事》，《人面鱼纹：炎帝神农氏族徽》（《寻根》2000年第二期）。《路史》的上述排列顺序不足信。夏商周诸王年代难考，何况远古呢？列出炎帝各代年数，除非传自远古记录才可信要是可信的话，《帝王世纪》早就写上了，别的书也会引用。

注：“龙”古又读brong，指有角的会飞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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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颂经

四岳是一人还是多人？自古争讼不已。《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孔安国认为四岳指羲和四子，而孔平仲和杨慎认国四岳为一人。下文叙述尧与四岳对话，用“佥”，与《史记》“四岳咸荐虞舜”（《五帝本纪》）。“舜问四岳曰......皆白......”（《夏本纪》）同样是说四岳不止一人。

《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此一王四伯......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四岳是共工的从孙，封国为一个，则四岳为一人。可下文又称“一王四伯”，一、四对举，使我们相信四岳为四人。

《尚书.尧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朔巡守，至于北岳......”舜时已有到四岳巡守的制度。这是四方、四时观念的反映，与羲和在四方观测四时的理论一致。四岳之实已有，那么四岳可以指四个人。《山海经.大荒西经》：“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南岳指人。寿麻之国的地理位置应在赤道一带，因为那里“正立无影”，“有大暑”，北回归线上夏至日能达到“正立无影”，但并没有热到“不可往”。《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合姓。”伯夷父为颛顼师，可知西岳作为人名出现很早。有这二例，说四岳为四人（诸侯或族名）是可以成立的。

《尚书.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尧舜明已有百官，但百揆不是百人，而是一人。《注》：“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职。”同理，四岳也只能是一人——四方诸侯之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太岳之后也。”《隐公二二一年》：“许，太岳之胤也。”《国语.周语天下》则说是四后之后。这里的四岳是官职，与因四座高山得名的人（多人）无涉。《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至今在本地敬拜的姜太公，留在静海的民俗、地名、故事非常多，姜、尚、吕三姓自称太公之后，有子牙河，子牙镇及村，西钓台、小钓台相传为太公垂钓处。太公的祖先不是叫四岳，而是官职叫四岳。江林昌先生说四岳封于申、吕，地在嵩山。后代迁移，商朝时在陕西，周代又回到嵩山。太公望是“东海上人”，是渤海岸边或黄海岸边，已与商代申、吕之地相距很远了。既有“子牙”地名，又有后裔聚于一地，全国再找不出第二外可与静海相比。因此，太公生活在这一带，后来其后裔代代相传，是可信的。

文献中职为四岳的这位共工之从孙，只是历任四岳中的一位。但被人们纪念的就是这一位。《尚书》和《史记》都把他看成是四个人，误导了古今学人。《尚书》中“共工”的官名，与人名、族名不是一回事。

关于四岳和太岳，四岳与太岳为同一人，徐旭生先生认为太岳即嵩山，古代文献无证据。太岳指山西霍县东南的霍山，距共工之地（商周有龚、共国）不远。雷首山，又名中条山、厉山、薄山等，今在山西垣曲县。共水源于此山（《山海经.中山经》）。鲧身死，其封地崇——嵩山封给了四岳，禹改封在阳翟，今为河南禹州。

四岳姓姜，是从炎帝经共工传下来的，赐姓只是走形式，不用赐他也姓姜。如果认准了关于四岳的记载，断言比四岳早时无姜姓，就有问题了。《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郭注：“......裸国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黑齿国在中美洲，少昊后裔，姜姓，是由于少昊族与炎帝族联姻的结果。今天在印第安人中是否还有姜姓？值得调查。

童子颂经

网上有不少探讨历史文化的网站、网页，由于各人都能自由发表见解，在百花齐放的形势下，一些值得反思的课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凭心而论，有些人虽在引用史书，却是断章取义；有些人口口声声反对“浮躁”，其言论却是主观的臆断、空穴来风；有些人标榜没有偏见，却有着鲜明的倾向性。这些现象，小而言之，妨害了历史研究的正常进行；大而言之，则是助长分裂主义，制造偏见和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下边选择几项试作分析。

（一）“中华民族根本上是汉族”？

 说这种话的人无视历史和现实，比“大汉族主义”还极端。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只是中国众多民族的一个成员，其他民族同样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否认其他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把中国历史看作是汉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群主统治，就是汉族的悲剧，此类观点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各地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支持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观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黑龙江流域等众多文化遗址，表明我国先民很早就享有了较高的文明。过去被忽视的中原以外的地区，不仅有相当于中原文化或更高的文化，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传统上认为华夏族住在中原，实际上不是这样，炎黄在东周时已被公认为华夏始祖。从湖南炎陵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6000年前炎帝族已分布到湖南一带，这里不是中原。炎帝作为华夏始祖，仰韶文化是其文化，分布区域很广，确实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有天下”，从民俗学上可以识别出炎帝裔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及北亚许多土著的炎帝时代的文化基因。同样，轩辕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五帝本纪》），地点在今张家口附近。红山文化显示出黄帝时代的许多现象，如玉器盛行，女神崇拜代表的母权制遗风，庙、坛、冢体现出八卦布局.......美国易洛魁人为轩辕后裔已不用怀疑了。炎黄时代其族众不仅在国内分布，而且远达海外。羌人、戎狄在周秦汉都是“夷”，怎么解释炎黄族众的民族属性？近来有学者提出华夏出于羌，或出于夷，都是有一定依据的。少昊在山东，按说为东夷。“蚩尤宇于少昊”，在文化面貌上有体现，如苗族妇女服饰上的蚩尤像有鸟翅，复合图腾反映了民族的形成有融合的事实。楚人祖先有蚩尤，楚人融入汉族中，今苗族仍以蚩尤为祖，可见汉族与少数民族自有史以来就是不可分离的。

 尧、舜、禹时代和夏、商时，史料比此前有了大量增加。民族冲突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尧、舜、禹、商、周皆出于黄帝一系，这不是儒家的杜撰，而是可信的史实。"大禹出西羌"到底是不是真的？从三皇五帝与古代蜀地的关系来看，有一定的道理。羌人的大禹崇拜至少可以证明夏人为羌人的部分这个事实。羌、藏语言、古文化的相似揭示了羌、藏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是中华民族的核主成员。一般认为商为东夷，但先商在中原，商代亡，宋继殷祀。箕子、微子等封地本在华北、辽西。大部分的商后裔成为汉族。周出自天鼋，即轩辕，所以姓姬。先周、秦兴于陕、甘一带，地为戎狄间。秦之先为伯益，伯益之先为少昊，按说为东夷人。周代封国林立，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姬姓国与周王室结亲的异姓国，成为华夏的主体。经过征战，到秦统一六国，很多夷狄融入汉族。汉族的形成与中国文明的发展一样，不是一元的。有人争论唐王室并非纯粹汉族，这种细节对于中国历史并无什么影响。汉代人说刘邦为帝尧之后，自不足信。李唐或出于鲜卑，而鲜卑汉化是人所共知的。汉族产生并非一元，后来别的民族融入，本质上是一样的。

中国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各族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准确地反映了历史和现实，是科学的，进步的。有人非要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界限划清，非要说中国只能是汉族的国家，是不客观的，更是危险的！学术道德不容许！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是国家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方文化人类学上讲，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汉族本是同根生，即使是欧罗巴人种，也早在4000多年前乃至更早就来到中国，与各族交往、融合，缔造了中华民族。认清历史，把握现实，有助于搞好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小康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

蒙古帝国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地跨亚欧。元朝以今北京为都城，统治中国。这期间，汉族人被列为第三、第四等人，蒙古族和一些民族地位高于汉族。元朝统治黑暗，人民痛苦不堪。有人主张此时中国灭亡了。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是正统思想在作怪。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国家，有统一的时期，有分裂的时期。前边说过，中国不只是汉族的国家，少数民族也是中国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是外国人，而是本国的少数民族。东晋时，各地有很多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从来没被看作是外国人。元朝也是一样，只是改朝换代，“亡国”在初期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世界上其他国家把元朝作为中国，与中国人仍生活在中国一样未变化。明代修《元史》，清代修《明史》，就是对中国这个实体的认同，前朝并非外国，对朱元璋推翻元朝，孙中山推翻清朝的口号，要认清其政治需要和时代局限性，不能绝对化。《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正是元朝，这一点古今中外无异议。

蒙古国灭金、西夏、南宋等政权，金和西夏是少数民族政权，因为他们的后裔已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领土大部分在现在中国境内，没有人说他们是外国。蒙古今天是境外的一个国家，历史上蒙古族曾入主中原，就说元朝不是中国。这是双重标准，事实上，蒙古独立是近代的事，蒙古族大部分住在中国，如果当初蒋先生不答应苏联的交易条件，外蒙古独立无法维持，“元朝不是中国”的立论基础就不存了吗？这样论证正中要害。    

中国古代的“国”指封国、诸侯国和外族国家是，“外国”的观念与今天不同。如有人争论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问题的本质是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去看历史。宋代与辽、金、西夏等的对峙是历史的必然，现在说他们全是中国，但在当时，外族入侵，保家卫国，就是正常的，岳飞、文天祥是无愧的英雄。六国与秦生死存亡的较量，更是华夏族内部的矛盾。这样看来，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观点就没有意义了。

看一看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的历史，分裂时代、外族入侵并不奇怪。某些人借此类事件丑化中国的汉族，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成立，实在是妄自菲薄。自呜得意，自我陶醉当然不对，但也不该走入另一个极端，否定历史就是实事求是吗？有人挖苦说中国人还在，就可以称为伟大。这个论据算什么？连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侈谈悲壮，不亦悲乎？不细读群书，不调查研究，不去考察活的古史，如少数民族习俗，不是浮躁吗？比诋毁中国文明的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什么理由替古人发悉苦之叹？

（三）“中国即中原”？

 中原指黄河上、中、下游，在史书和辞书中是比较一致的。《史记》中以中原为中国的用法很多，如“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秦本记》），“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天官书》），“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吴太伯世家》）。这里“中国”仅指中原一的部分，比后来的中原小。直到现代仍广泛使用的“中原”指黄河流域，“中国”则是全国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也。”这就是说，《禹贡》九州为中国。这个区域比中原大得多。

《山海经》“五藏山经”、“海内经”均为国内地理，共10篇。这个范围现代中国版地图小不了多少。“海内”、“海外”的定义，依《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些非华夏族之地列于海内，但“海外经”、“大荒经”中有的也包括，有重合关系，有人说古人为中国的天下，如贾谊《过秦论》开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天下、宇内、四海、八荒就是海内，与《山海经》的观点丰比，显然是太小了。天下岂只海内，而全世界。在《天下图》中“中国”只是天下的一小部分。有人说中国古人认为“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并不客观。《梁书》记录慧深游美洲，是十分广阔的地域，是正史对于海外最早详尽最准确的描述。宋代人已知道埃及，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域外诸国，对埃及亚历山大灯塔的细致描述来自海员的见闻。中国与海外交往史很悠久，“中国即天下”确实出现在某些作品中，但不是事实，更不是中国古人认识的民办范围。

《水经注.卷一》：“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这与藏文《于阗国授记》把楼兰公主称为中国公主的情形相似。中国的概念早就扩大了，并非仅指中原，与中国原习俗相同、臣服于中原的朝廷的，即为“中国”。印度古代称中国为“震旦”，与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或类似的发音一样，一直用于指中国，不因改朝换代就不认为这是中国了。对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来说，这种认同与印度、欧洲并无二致。由于中国有改国号的传统，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认同是被表面上不同的国号所掩盖，以致有人声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可谓“盲人摸象”之徒。殊不知辛亥革命前已用“中国”指全国的观念在国内外已很普通。略举几例：

 朝鲜古代的《三国遗事》记仙桃山圣母为“中国帝室之女”。其神话固不可当真但可以证明“中国”已指全国，并非中原。帝室拥有全国，不言自明。

明清之际周亮工《闽小记》：“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地砂砾之地，皆可以种......有吕宋国......行银如中国行钱......中国人截其蔓咫许，狭小盖中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此处讲甘薯传入中国的经过，中国指全国，闽人为中国人，而闽不是中原。

1842年查谟入侵西藏失败，双方签定的协议书中说“我们——拉萨的官员，一名嘎伦索康，一名笔喜戴（王奉），均系中国可汗的军队的军官，为一方，同另一方......”双方都认同“中国”这一名称。

梁启超《戊戌变法记》：“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事在1898年。

可见了，“中国”在周代一般仅指中原，随着秦汉的统一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中国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称号，但出于改变国号的传统，中国人对此并不认真，以中国为中原、为天下之例屡见不鲜，据此否认中国这个实体的存在则不可取。

（四）“中国历史是悲壮的”？

说这种话的人嘲笑汉族的无能，把外族入侵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作为汉族的悲剧。历史演唱会是帝王的家史，不只是战争史。现在还未正确认识历史的人应当虚心地读革命导师们的著作。成败得失、盛衰荣辱，事实就是事实，不可改变。把眼光投向世界吧！埃及上古文明何其辉煌，自公元前几个世纪开始失去主权，今日埃及人和古时埃及人无关，昔日埃及文明已更替多次之后才形成今天的文明。埃及人因此就不能自豪了吗？屠刀之下的伊拉克，连保护伟大文明的遗产都做不到，不是世界最大的悲剧吗？目光只盯住一个角落，是犯了片面性错误。

中国文明的历史那么久，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科学技术的杰出成就，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点。这是古代中国对于世界的贡献，今天的中国人也在批判地继承祖先的这些财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少数人创造的。人民创造了广泛而丰富的文化，地下的文物，地上的建筑，印刷的著作，口口相传的民间文学，......无视这些最生动最真实的历史，无异于把历史作为空中楼阁。

世界最早的玉器、青铜器、瓷器出现在中国，世界最早的日食记录出现在中国。世界最早的地图出现在中国。《九章算术》的世界之最就更多了。诸子的哲学思想、科技知识蔚为大观。《全唐诗》的阵容强大，成就卓越，举世无双《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北堂书钞》、《文苑英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宏篇巨著在古代世界如明星闪烁。丝绸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之路。

李约瑟以唯物主义史观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写出了前无古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少人理解他的初衷？有多少人公正地认识了中国科技史？有人讥笑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实际上，当代科学在古代各国都未产生。科学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如《庄子.天下》记惠施之类的辩题，作者称“为怪”，其实当中包含了相对的观念，如“龟长于蛇”；包含了极限的思想；如“大一”、“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包含了比芝诺“飞矢不动”更奇怪的哲学命题——“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墨子》同样有科学思想，如“圜，一中同长也”是集合思想。割圆术的理论基础是极限的思想。中医经络理论被现代科学证实了，不能不让人对古人肃然起敬。今天中医仍然在应用上古传下来的理论，并未失去其旺盛的生命力。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就人们广泛认歌舞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文化而言，现在的认识还很不全面，应当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公正在评价历史,并且可以古为今用。

 中国文明自诞生以来，未曾中断，如生肖、扶桑、八卦、图腾等现象，从约一万年前延续到公元后甚至现代。中国人仍了解太古之初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这在世界其它地方是不可能的。《易经》对各种现象的综合考察，后赤通过《易经》又衍生出博大精深的易学，众多的奇迹难以破解。《山少经》如上古中国人的《史记》，既有本族本国，又有全世界概况；既有族谱、史事，又有天文、地理、巫术、医药矿产、生物等到百科知识；既有生活经验，又有美丽的传说和奇异的景观。诸如此类的古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读懂弄透，又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古人伟大呢？古老的中国无愧于“伟大”二字！

逆境造就人才，但逆境对人才是不幸。中国古代数学在分裂时代反而产生了更辉煌的成就，不是说乱世好，只是说乱世同样有文化成就。比如宋代，外患严重，理学、词、数学、地理学、火药、活字印刷......文化、科技成就却异彩纷呈。中国真正落伍是从明朝开始，明、清时期科技水平逐渐被欧洲远远抛在后面。这期间的一些研究工作，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础。先人的功劳怎枵概抹杀？苦难不是某个时代人民的过错，苛求他们，责怪他们，又有什么用？在甘难中奋斗，有所作为，则可称为伟大。

（五）“黄色文明落后于蓝色文明”？

说这话的人对历史本身就缺乏起码的知识。中国的居民不全是黄种人，中国文明不限于黄河流域，中国文明不限于陆地上。有人称海洋文明为蓝色文明，称陆地文明为黄色文明，因为现在中国还比较落后，就断言黄色文明落后于蓝色文明，真的这样吗？

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就经北亚、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并且南下。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信史时代，中国先民往返于美洲的事实已成为近几个世纪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山海经》记载了先民迁移的路线，尤其提到“是始为舟”，“大可为舟”，“坐而削船”（本作舡）”。波利尼西亚人称其海神为Taaoa,即太昊。波利尼西亚人的体质形态与大汶口文化居民接近。波利尼西亚人的传说认为航海本领由这位海神传授。其它太平洋小岛上的不少传说中也有这位太昊。李约瑟指出，美拉尼西亚人的双桅杆斜杠帆，别处没有，它正是甲骨文、金文“帆”字的形象（)。从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南美洲“筏”的读音也表明其内在的联系在于同源出中国。可见，上古中国先民航渡在平洋是可信的。从印第安人《侯喜王歌》可以看出，殷人航渡太平洋是铭刻在有关的印第安人记忆中的史实。《列子.汤问》、《梁书.东夷传》、《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引《汉书.东夷传》都表明至少部分人确切知道汤谷、扶桑、黑齿国等（中美洲）位于大海东，船行一年可至。美洲出土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物集中在太平洋沿岸，而不是遍布于东、中、西部。这说明哥伦布之前几十个世纪里，中国与美洲的交往曾采取航海方式。秘鲁利马东郊出土的7世纪中国人木乃伊，陪葬品有两匹马、一辆马车，中国、秘鲁地图和陶器。这是中国人航海到达南美洲的铁证。中国古代与西亚、欧洲的交往较少，航海去非洲不迟于宋代。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的光辉篇章。纵观中国文明史，航海贯穿于整个历史。闭关锁国的时代很短，中外交往也从未中断。有什么理由否认中国不是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古国？河姆渡文化出土了7000年前的船桨，证实至少7000年前中国先民已在造船航运。台湾四五千年前的考古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考古文化相同，高山族同胞就是渡过浅海分布到宝岛上去的。“受”字甲骨文作两手从船上抓物状。甲骨文有许多从舟的字，金文中有一些是族徽，曾长期作为货币的海贝，中国近海并不出产，不论是自己从远洋捕捞，还是与其他地区交换，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见证。“得”字从贝从右手，可知海贝在造字之初的地位。众多贝字旁的字是海贝给中国人留下的难忘记忆。

中国文明自战国时代到元代领先世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实际上，战国时代往前几千年间，中国文明的真正水平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贾湖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的骨笛、骨哨，表示出7000——9000年前的音乐成就。玛雅历法证实少昊金天氏的事迹确如史书所载；易洛魁人的族徽证实轩辕已有二十八宿，确如史书所载；月神常羲在美洲土著与古埃及人中都存在，足见“占月”之职史实，且为蟾蜍图腾。这些上古的天文学成就是切实存在的。这些史实与战国时代以后的成就一样光彩夺目。中国在所谓“石器时代”的航海实践让所有蓝色文明的崇拜者自形惭愧，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兼备，则使人相信中国文明从来不曾自我卦闭，只是近代被迫闭关自守，终于又被自认为蓝色文明的帝国主义列强用枪炮打开了门户。中国的落后有许多内因和外因，以强凌弱的列强难辞其咎。

曾几何时，某些人仇视这片黄土地及她孕育的黄色文明，发出“开除球籍”的惊呼。他们不知道太昊与少昊，不认识“凡”、“舟”、“得”这些古文字，却要引进篮色文明，真是很可悲？不要自卑，不要自负，昂首前进！

以上几个问题是当前需要认真反思的。本人难以说服标新立异的学者，但我不能不讲出我的浅见，促使真正浮躁而又偏激的学者重返科学的、人民的、大众的、公正的史为之路。

童子颂经

扶桑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光彩夺目的现象，但人们已不太了解其来龙去脉。下面对扶桑进行简要介绍。

扶桑是什么？今一般认为是传说中的神木。

《山海经.海外东经》：“下有汤谷,上的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的《海外东经》、《大荒东经》讲的主要是美洲汤谷，朝阳谷，温源谷，大壑是一地多名，真有这样的地方吗？当然有！就在墨西哥，正如名称所示，汤谷，温源谷突出了“热水”的事实，而其成因为岩溶地形。扶桑又叫扶木，并未说明一定是桑树。有人说扶桑是龙舌兰，它的确在墨西哥广为分布。李时珍说是木槿别种，又名朱槿。然面结合扶桑文化选择，唯有桧树当之。

《山海经》还在若木，建木。《大荒北经》：“......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海内经》：“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这两种木也是一树中的神木——与上古的天文历法及宗教实践有关。不同的是，扶木扶桑在东，若木建木在西。实质是一样的。上古先民观测太阳的运行，很自然地选择了大山，大木作为参照物。大木实际上是日晷的原型。由于大木能测定一年的节气和一日的时间，被先民奉为神物。“首德于木”的太昊应是以大木测定历法的创始者，即扶桑崇拜的开端。“大皞爰过”言外之意是太昊登建木上天，黄帝到其地举行继承下来的宗教仪式，太昊是龙图腾，并与木有关，所以太昊，龙，木，表在五方五帝五色五行当中都在东方，东方苍龙七宿，角春天从东方升起，本地称“二月二，龙抬头”，叫“青龙节”。角为龙头，心，房为龙体，尾为龙尾。这一观念与太昊部族的天文学实践有直接关联，后来则成中国各部族的共同认识。

 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十天干）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是太阳从东方（汤谷，扶桑）升起，到西方（禺谷，若木）落下，夜在归墟沐浴，太阳虽是同一个但已是又一天。“皆载于乌”与“禺谷”之观念来自炎帝族，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有太阳中的鸟的图案，朱雀，朱鸟为炎帝族的观念。《淮南子》说“日中有鵔鸟”，即三足鸟。《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夸父作为太阳崇拜最登峰造极的象征，而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位炎帝的业绩。禺谷之名得自“禺”——夸父（猴）图腾，当然不定上从帝榆罔开始，很可能在他之前很久就忆有了。《淮南子》：“若木在建成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因为若木是日落之地，十日全在下。

 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扶桑代表了中国先民的宇宙观。不但在本土有日出日落之地。而且推广到全世界，东极西极的观念与先民的迁徒相结合，汤谷成为墨西哥一个真实的所在。扶桑树实物是上述论证的证据。三星堆高达3.85米（一说3.94米）的扶桑树，是世界最高的。玛雅的人形扶桑树，与“婼”字相合，表明中美洲确为汤谷扶桑之地——扶桑国，而且玛雅人有扶桑图腾。甲骨文，金文，“叒”即“若”字，是“桑”字的树冠形状。婼为叒首人身，又放在表示祭祖的亚形之中，“婼”，“若”表示图腾祖先无疑。《左传.文公五年》有鄀国，《定公六年》楚迁都鄀，《昭公十年》有“叔孙婼”。先秦许多字各有从女和从阝的形式，表示人名，地名，与“若”的情形相同，鄀轲以说是中国的扶桑国，其民当为扶桑族。楚缯书上的扶桑树是中国上古宇宙观的直接体现。

 <<梁书.扶桑中传》：“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在大汉东二万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说得很清楚，文身国，大汉国在北亚，扶桑在美洲，“在中国之东”，是十分准确的，那种认为扶桑即日本的说法根本讲不通。慧深游历美洲把见闻带到国内，是正史中关于美洲最明确最直接的记述。有人说法显和郑和去过美洲，未必可信，但我们可以坚信，从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往来于美洲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从加拿大直到南美，表示中国属性的汉字，铜钱，服饰，雕像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而以墨西哥一带的文物为最丰富。扶桑国作为美洲最高文明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国古文化的精华。今天，如果你去墨西哥奇瓦瓦州和尤卡坦半岛一带考察，你一定会对《山海经》有更深的领悟！

扶桑木可以成为别的植物名称。扶桑国可以成为日本的别称，但在上古时代，其所指为中美洲。

童子颂经

古人对上古史盲目相信居多，怀疑的少。清末以来，以西方史学观点和方法为鉴，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对中国上古史全盘否定，称“三皇五帝”史为伪古史，风靡史学界。这就是人们说的“疑古派”。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应用，终于扭转了这个局面。

古人分不清神话与传说的界限。《史记》力免“不雅驯”，却照录商、周始祖诞生神话；宋代罗泌作《路史》，仍说“炎精之君”，“弘身而牛愿”；炎帝祀像有牛角；祭五帝的礼制干预了历史上的五帝研究......这一切，固然是上古史的特点，但据此就否认三皇五帝就太过分了。说他们有神性，是由于他们本不存在，从神演化为人王，这一观点至今仍大有市场！说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即使是“三皇五帝”之后的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人附加的成分越多，这种荒谬的观点虽适用于某些伪造古文献的场合，但对于实实在在的上古史而言简直是辱祖先了。认为东周以上无史，至今在国际上占绝对统治地位。认为大批文献是后人伪托，对先秦时代而言制造了太多的冤案！

疑古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很多见解是正确的、可贵的。重视实证，辨别真伪。严谨求实，永远是学者应当恪守的原则。然而，在疑古派改变主张之后，他们原先的过头言论却留下了长久抹不去的痕迹，国内外史学界仍被疑古的阴云笼罩着。

司马迁作《史记》，开篇是《五帝本纪》，从轩辕写起，其中提到了“炎帝”、“神农氏”。《历书》说：“神农以前尚矣”。《货殖列传》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太史公说得明明白白，神农以前的历史并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史料，难以成篇，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可贵的，孔子删订文献，《尚书》上断于尧，而《易.系辞》言及“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不仅肯定伏羲的存在，而且肯定其“王天下”。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还不到一百年，但已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竹帛文献与甲金文资料，提供了一万多年来中国各地先民生活的大量信息。今后，肯定会有更加振奋人心的发现，但现在，认定“三皇五帝”的时代为信史的时机已来到。其意义如下：

一，认清中国文明的特色与优缺点。中国文明时代，上限最迟在公元前6000年，文明的标志与欧洲人的观点不尽相同。图腾产生于母系社会，但持续到周代。中国的历史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种形式也见于美洲、大洋洲、东南亚、印度河流域，尤其是玛雅文明，与夏商周文明几乎完全相像。这并非偶然，而是同出一源的文明。中国文明历史最长，在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生生不息，未曾中断。上古先民不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善于树碑立传，以致于连他们的存在都让人怀疑。《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难以流传，因其文字已不被周代人广泛认识。再说大批文献轶于唐宋，能说那些书不存在吗？大部分先秦文献是可信的，其矛盾和神话色彩不应成为我们否定这些文献所载古史的借口。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地分析上古文明的长处与不足，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文明源头不在夏商周，而是在三皇五帝时代。

二，放眼世界，共同前进。正如《山海经》及其地图所显示的，上古中国先民的步伐远及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尤其中国人在美洲留下了文字、文物等证据，写中国古史、世界史不论及这一点就是不全面的。"Indian"本来是美洲土著问候语，“哥伦布以为到了印度，称他们是印度人（Indian）”的说法应当从历史书上删去。中国文明在欧洲、近东的影响可能很小，但交流一定是有过的。以楼兰人为代表的白种人自四千多年前就成为中国大家庭的成员，这一事实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理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内涵，增进民族团结，与世界各民族平地等互助，共同前进。

三，实现科学精神，实现世界的“多元”与“大同”。西方人一贯善于玩弄双重标准，神学干预史学，唯我独尊，外族皆为野蛮.....传教士出的中国历史年表本来是外国人认可的，虽然神话色彩浓厚，但是这是中国人传下来的。疑古派助长了外国史学界对中国文明的疑心，否认夏、商乃至西周，直到今天是国外学校课本的定论！我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科研，却有人说是“民族主义”！天天说“炎黄子孙”，却是“传说中的”，对得起我们的老祖宗吗？要想让国外纠正过于偏颇的论调，首先要我们自己先正本清源，申明事实。如果古史也等李约瑟那样的外国友好人士来做纠偏工作，岂不太可悲？只能靠自己。科技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并未带来天下太平。地球村既容不下世界上的多元文化，也远远还看不到世界大同的曙光。不同文明互相对话，民族不分大小。倡导科学精神，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少做无用功，把智慧和力量用到正义的事业中。在多元的基础上，迈向大同！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荒谬，抹杀不了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功绩。疑古派留下了很多错误观点和不尽的消极影响，同样受到我们的尊敬和纪念。只是我们要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历史学界应该向“疑古”诀别了。

童子颂经

安徽含山凌家滩距今5000年前的文化而貌,突出地反映了中国上古文明的特点.87m4墓出土的随葬品,大型红陶块铺地的广场和巨石阵,为我们观察中国上古文明打开了一扇窗.

 87m4出土了玉质龟壳和长方形玉片.龟壳包括腹甲和背甲,腹甲和背甲两侧各对钻两孔,背甲尾部钻有四孔,腹甲尾部钻有一孔,用绳子穿过这些孔,能把腹甲和背甲连成一个整体.龟背甲与腹甲之间夹有一块长方形玉片,放在墓主人腹部.玉片上的图案如下:中部琢一个小圆圈,小圆圈内琢有八角星.小圆圈外琢有一个大圆圈,大,小圆圈间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等份中琢一圭形.大圆圈外向长方形玉片的四角各琢一圭形.玉龟与玉片对天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明十分重要.

中国的龟卜早在距今9000--7800年的贾湖文化就已存在.形成体系的龟卜和刻符,说明那时龟卜已经成熟.用龟卜,因为当时的人们有龟灵崇拜.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既有玉龟,又有上述的长方形玉片上的八角星图案.可以看出玉龟与八角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一般认为这是卜卦用具,但未及根本.

黄帝轩辕氏,实为天鼋氏.黄长于姬水,当为母亲所在氏族,这是一个世代崇拜天鼋的氏族.<<越绝书>>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黄帝之时......"以轩辕在先,黄帝在后.直到周代,青铜器族徽上的龟形象依然存在.以天鼋为图腾的氏族见证了中国上古文明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轩辕氏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易洛魁人<<轩辕黄帝礼天祈年图>>上,黄帝腹部为龟腹甲,与凌家滩87m4中玉龟置天墓主腹部出于同一观念,相似的情况还在萨满教巫师鹿皮,彝族女巫披虎皮,巴比伦文化之神oannes(即炎帝)身披鱼皮.图腾崇拜不是随意的,不是虚拟的,而是由生产生活,自然环境等因素决定的.进入文明时代后,龟卜仍存在了较长的时间,这是从前代继承下来的.西方人所谓的大西洲,来自柏拉图似是而非的描述.而易洛魁人的一支---塞内加人有原版:大西洲属于"龟岛","龟岛"包括当时世界所有国家,后来这些国家分开了."龟岛"实际上是天鼋拜的观念.中国古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都认为大地由巨鳖驮着.龟灵崇拜和龟卜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玉龟最初只应属于轩辕氏,后来可能传到别的氏族,作为艺术品要晚得多.

长方形玉片的图案,实质上是八卦--- 一年八个节气与八个方位的象征--- 八个象征符号(八卦)产生之前已有八卦占卜的实践.<<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贾湖文化实行龟甲占卜,有以八,六,四,二为组合的成组龟甲,又有较多的刻划符号--- 不论是文字还是占卜之类的符号,表明"始作八卦"的事实.八卦最初只是八种象征符号,不一定有卦名.其目的在于解释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现象.反映到天文历算上,太阳的运行规律与季节轮回使人们有了四季的概念.在观测太阳的出没方位和影长时,找到了四立与二分二至的日期,反映到测量实践,必然与方位有联系,又由于北斗指向的特点,八卦与八个方位,八个节气统一起来是不足为奇的.玉片的图案在我国自6500年前出现于长江下游一带,自南到北,已分别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考古文化中发现过.读过<<易>>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谈卦名,卦辞,还是谈卜筮之法,无不与天地相关,与天文历算相通.八卦在用于占卜的同时就代表了天文历算的实践.只有对这一点有了深入的理解,才能公正地评价八卦的历史地位.

把长方形玉片的图案称为作八卦历,体现了它的核心作用.上古司天包含了历算与祭祀的两重职能.<<史记.历书>>:"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历数不但是卜筮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王权兴衰的晴雨表.先民重视八卦历的图案在于它是"天之历数".有八卦历的地方,就是中国人古文明的中心地带.

八卦历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色.它在印第安人当中流传到欧洲殖民者入侵为止.最有名的阿斯特克太阳历石就集中体现了八卦历的框架.中国南方及南亚的铜鼓上八卦太阳纹是同样的意义,巴比伦人的太阳神碑(870BC)上,太阳的八角形与中国上古时代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八卦历那么一致!这是巴比伦文明与中华文明相似的一个方面.

凌家滩87m4墓出土了96件玉器,占器物的72.1%.98m29的玉器不仅包括一般的礼器,而且有玉人,玉鹰.8000年前赤峰兴隆重洼文化已有玉器(世界最早),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使用达到了空前规模.印第安人对玉的钟爱毫不亚于中华故土.有些学者主张中国古史分期应当设"玉器时代",极为精辟,可叹和者甚少!玉器的出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玉器在中国文明早期,是王权重器,祭祀的用具,大量发现于祭祀遗址和墓葬中.最领人叫绝的良渚文化玉器,有精美的"微雕",技艺何等精湛!大量的同规格,同样图案,同样等征的玉器分布在一个广泛的区域里,严密,有序,合理的社会分---采集原料,运输,加工,分配,没有哪一项都无法实现.这只能是在国家诞生之后者能做到的.

关于凌家滩的考古资料还很不充备,但已公布的资料就足以显示5000年前中国文化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