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红山文化网》考研探究红山诸古玉人文文化理路管窥【史】

童子颂经

辽宁西部的建平、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自1983年发掘以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安志敏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一期上著文，指出牛河梁遗址考古和研究存在的误区，对于正确在看待红山文化乃至中国文明起源提出了针砭时弊的忠告。我也有一些想法与大家交流。

（一）、“女神庙”只见光环不见全身

抛开已公布的材料中把较晚时代的玉器与铜器混入5000年前的文化遗存中不谈，“女神庙”本身确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专家们因为它改变了以前的观点，普通的人们因为它增加了对古代文明的兴趣。这样一个年代久远、光彩夺目的遗址，为什么迟迟没有进行充分的发掘？弄清“女神庙”及其周围的红山文化及更早的和晚些时候的文化面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往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女神庙”一带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得到了切实的考古报告，也没有什么可失望的。科学态度是一切研究工作的根本。

希望有关部门及考古者尽快对牛河梁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挖掘，研究的报告必须和辛勤的田野考古工作相称，少些不必要的疏漏，是对自己的工作成果的加工。许多遗址的发掘报告过许多年迟迟不公布，也遭到学者们的指责。这些具体的后期工作不仅要及时做，还要做好。

（二）“女神庙”的定性与文明起源研究

 如果诚如到目前为止所知的情况，“女神庙”只有泥塑女性真人及三倍大两种尺寸的像，而没有玉器和铜器周围的积石冢年代可确定，那么“女神庙”自身的意义就不得不从高空跌到地面了。二十世纪仍有处于母系社会的部落，六、七千年前已建立国家的民族，“女神庙”的定性并不会减弱中国文明的光辉。兴隆洼不但有红山文化遗存，而且有早到8000年前的文化遗存。女神庙失去了光环，红山文化其它遗址仍有不可低估的发现。红山文化的考古学地位由各遗址共同决定，一个地方的沉浮不该对全局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以后确实发现牛河梁遗址中有5000多年前的玉器之类非凡的出土物，自然能保住“女神庙”的地位。不过，没有“女神庙”，就让我们没有信心了吗？不是的。中国文明有八千年以上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女神庙”就可以支持的。大地弯、凌家滩、慰迟寺等5000年前的遗址并不比它逊色。七、八千年前的遗址有好几处了。“满天星斗”言过其实了，“多元”是准确的。年代越早，进入文明殿堂的部落越少，不能把八千年前到四千年前的各地的遗址列在一个层次上。“满天星半”说的原因在于不肯承认中国文明史有多么久，只能模糊地讲，结果误导了过于谨慎的学者。

（三）“女神庙”的时空坐标

当人们在云雾中看“女神庙”时，不免心花怒放，失去了固有的严谨精神。正本清源以后，清醒地看“女神庙”时，多了几分理智，多了几分思考。“实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可以证实的，就该承认，不该以种种理由搪塞。比如少昊的存在，我在以前的文中举出了很多证据。虽然无法找到少昊的遗骨和当时留下的文字记录证据，但谁也不该否认少昊是真实的上古领袖，不是空穴来风，不是神抽象为人，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即使被后奉为神，也无法否认他的人的属性。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古史来说，远比“女神庙”更重要。

“女神庙”的文化地位，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牛河梁遗址的玉器、铜器，晚到四千年前甚至更晚，只是它自己的事实，它没有过错。它代表了晚一些的文明，同样是有意义的。它并没有要求谁把它归属于文明起源的证据。

“女神庙”在五千年前没那么辉煌，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黯淡无光。人们对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美化，并不比“女神庙”好多少。古巴比伦有文字，实际上是从中国的尧舜时代。那些所谓的泥版文书，年代不过从这一时期开始。可是，人们常说古巴比伦从五六千年前有了文字，混淆了图画、图画文字与真正文字的界限。中外学术界的“双重标准”、感情用事不胜枚举。我们不必在意。我主张“实证”再严谨些，“证实”的东西就当之无愧地正视！中国文明并不比其它古老文明矮半截，要通过横的比较来认识。虽然中国文明不善于留下文字证据，但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尊文字表明中国之有文字，约与古埃及的年代相当。“女神庙”是母系社会的产物，而此时大汶口文化显然已是父系社会了。这是“女神庙”的坐标，它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文明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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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7：00--8:00、12：00--13：00、16：00--17：00、21：00--22：00，打开收音机或上网，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聆听播音员的抑扬顿挫的播音，好像在听一曲动听的民族音乐，又似在飘满花香的小路上漫步。（网址：www.cnr cn----民族之声）

 藏语与汉语一样，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它词汇丰富，表现一种事物，往往有几种或更多不同的说法，如“月亮”有三十多种异名，“地球”有二十七种异名。它语法精妙，把时态、语气、人称等细微差别显示得明明白白。它方言众多，从大处分有卫藏、康、安多三种，往细处看更加多样化。它文献浩繁，不少记载仅见于藏文，成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藏语方言分歧较大，卫藏方言人名“次仁”，安多方言说“方让”，文字写法却是一样的，藏文创制于公元7世纪初，是松赞干布的大臣图弥三菩札从印度留学回来，，根据梵文创制的。藏文字母30个，都是辅音，带有声调，不标元音符号时辅音带a音，如第一个字母读ga,第二个字母读ka.与普通话一样，拉萨口语清辅音送气与不送气对立，而不是清浊对立。每个音节中，带元音的字母叫基字，基字有上加字、前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后两种表示韵尾，其作表示声母。拉萨口语，声母有36个，韵母有50个，实际拼写远比30个字母要丰富。字母la写在ha上面时，表示的音很难在大语种里找到-----舌卷起，接触齿背，“拉萨”(Lhasa)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就是这个音。后加字为-la、-da（低升调）、sal（高降调）时，元音a变成了ε（英语air 前半部），u变成y（汉语“鱼”），o变成了ø（法语deux的元音）。这样，可台表示复杂的语音，又可区分开同音词。

藏文诞生快13个世纪了，变化很小，而藏语语音有了很大变化。“八思巴”（1239----1280）的名字有两个音节，“八思”的-s现在不发音了，所以这个名字今译是“帕巴”。有文字的民族，时间一久，就免不了在对文字与口语的差距。语言的演变是必然的，要让文字与读音完全一致，在某个时期办不到，几百年以后就可能行不通了。保持文字的相对稳定，制订把文字与现今读音联系起来的规则，可以解决差距问题。这种历史音变造成的学习难度，并不比英语无章可循的拼读形式难。花上一周，可以学会藏语语音，可是没有任何人敢说他能准确读出任何英语单词。藏文的稳定性，对于文化教育是有贡献的。

 藏语保留的古代读音，可以和古汉语进行比较，探讨中古以来汉语语音的历时特征，探讨上古汉语的发展脉络，探讨中华古文明的起源与流变。藏语文献不早于唐代，汉语文献可以上推到周代（更早的材料虽有，但学术界持慎重态度），并不妨碍进行比较。汉语方言和日、朝等语言可以作为佐证加强论证的力度。藏语、日语“十”都读如汉语“纠”，这是借“猪”的古音。朝语“十”读如汉语“xip”是借自“豕”的音，现在普通话读shí，古为入声。这两种说明古汉语“十”有两种不同的读音。藏语表示“的”有gi、i两种形式，汉语方言中都有，与朝语的属格助词相似。藏语表示“的”的两个形式又表示施事者，朝语主格ga、i 与之对应，日语主格只有ga一种形式。

藏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更是人类历史的奇葩。国外学者通过藏语与欧洲、美洲等语言的比较，认定藏语是万年以前就已存并诞续下来的原始语言之一。藏族居住区与外界交往不如沿海地区那么频繁，语言相对于汉语，保留的原始成分更多。汉语的使用者经历过无数次文明的碰撞、民族的融合，加上汉字不如拼音文字那样能反映语音的细节，藏语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更加显著。

汉语和藏语在形态上不大一样，但从发生学角度讲是并蒂莲。虽然藏语比较难学，但我认为这应列在历史学者必修的语言，尤其研究上古史的人，不读破《山海经》，不了解印第安文明，不懂藏语，见解就要受到局限，跟不上学术前沿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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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研究得出的结论----人类起源于非洲，使人种、民族概念大打折扣。就算这是真的，也仍然无损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如果旧石器时代的人们能迁往世界各地，那么文明时代的《山海经》记录的中华先民勘测全球的资料更加可信了。头脑僵化的人们再说少昊不可能去美洲和非洲，竖亥和大章无法测量地球周长，商代人不可能渡过太平洋......就成了“骄傲无知的现代人”，面对着辉煌的文化遗存，还诬蔑古人智力低下！

中国各族使用80多种语言，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印欧语系，俄罗斯族使用的俄语和塔吉克族使用的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朝鲜语被一些人划入阿尔泰语系，京语(越南语)被一些人划入南亚语系，但不是一致意见，一些语言的地位还未确定。比如“摩梭族”、“苦聪族”未被国家确认为单一民族，中央级媒体却一再使用，两种相应的语言为什么不能列入中国语言名称之列？四川的木雅人与西藏的夏尔巴经是党项族后裔，他们的语言是西夏语的延缓，应视为同一语言。不论是古代消亡了的还是如今知之甚少的语言，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人视外族、外国语为“夷语”，甚至加上反犬旁，今人方言隔阂同样成问题。我们要反思。地区对立不消除，融入世界便有意识上的障碍。

一、汉语的缔造者

汉藏语系包括：

1、汉语

2、藏缅语族

3、壮侗语族

4、苗瑶语族

整个语系的特点是：有声调，单音节语素为主，重叠式构词法常见，助词丰富。汉语作为世界上母语人数最多的语言，中华文化长期是世界发达文化，所以汉语借词在许多语言中比重超过一半。除了晚一些的借词以外，不同语言还有同源词，是从原始母语中继承下来的，同源词往往是生活中常用的词，如人称代词、数词、身体器官名、天体名、动植物名等。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词虽然不太多，却是两者同出一源的证据。例如：

(1)汉语“五”、“吾”古音相同，藏语里这两个词发音也相同，类似的还有：三与掺、八与别。由此可以知道汉字的意义演化（语义系统）和形声字的理论基础在远古已经具备，不然藏缅语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2)太昊龙图腾，风姓。藏语“风”读音为lung.汉语的f在中古才产生，上古大约发pl。可见，说姓风，是龙图腾名称的发音，进一步推论，上古姓氏里的姓，可能都画图腾像，读有关动、植物或其它事物的名称。

(3)金理新论证，原始汉藏语使动形式加后缀-d，后来加前缀s-成了主流。如藏语skjeba发生，skjedpa使发生；汉语*kha枯，*khad竭（星号表示构拟形式）。汉语使用汉字，看不出词形变化，但从上古文献的读音可以知道，汉语确实是有过词形变化的，词缀与藏语相同。

汉语最初是粘着语，与日语、朝鲜语、蒙古语一样，名词要变格，动词有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命令式等不同形式，定语在中心词之后，宾语在动词之前。天哪！真会如此吗？是的，我们的语言原本如此。

在甲骨文里，第二人称代词“女”用在主位和宾位，“乃”只用在领位（所有格）。这说明两个词的区别是格的区别。“其”意为“他的”，也是所有格形式，如“谓其妻曰”。现在报刊上常有人写“其的”，文白混杂，语义重复。南方方言和藏语里的所有格助词ki，就是“其”，它在应用时有一些变体。

定语后置在先秦并不少见，现代汉语里也有。《礼记》说“大夫不得造；车马”，“马”不用造，“车”才用造，“车马”就是“马车”。《楚辞.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这是形容词后置，这是原始汉藏语固有语序的遗留，不少学者不肯承认，是不科学的。温州话有“菜咸”（咸菜）、“墙围”（围墙）、“鞋拖”（拖鞋），湘方言有“牛公子”（公牛）、“牛婆子”（母牛）。鲁迅先生的笔下，也有不少定语后置的例子。如：     (1)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藤野先生》)                                                

(2)她一手提着竹篮，内有一个饭碗，空的。(《祝福》)                                  

又如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不分”以下，做“人民”的定语。

汉语有文字记载以来，看不到动词变化和SOV语序一统天下的情形。龙山文化晚期，山东丁公陶文已是完整的句子，但没显示宾语与动词的关系。古文里，宾语是代词，又有否定词时，宾语必须前置。白话文里把字句（介词还有将、给等）很常用。极“左”岁月里的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都不能变成宾语在动词后的次序。上海话里，SOV与SVO语序都有，如“侬饭吃了否？”（你吃饭了吗？）

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在语法方面接近汉语。特征是：量词丰富，无词形变化，SVO语序。但是，这两个语族与汉语同源词极少，常用词几乎是固有词的天下，当然汉语借词再多，也与此无关。正由于这个原因，国外学者主张把这两个语族分出去，划入澳泰语系。

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壮侗、苗瑶两个语族的异乎寻常的强大影响，使华夏族的语言由藏缅语族变成了藏缅、壮侗、苗瑶语族的综合体。炎帝后期九黎族强盛，蚩尤雄踞中原。此时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军事、医药、天文学等。黄帝统一各部落后，九黎族既有融入炎黄联盟的，也有南下的。少昊后期，三苗再次崛起......苗蛮集团历来与中原交锋，以败绩居多。楚人强大起来，以苗蛮的身份参与缔造了汉族。在这几千年里，苗瑶、壮侗语族语言对华夏语言发挥了不止一次的影响，最关键的应在蚩尤时代。

语言在短时期内发生巨变是完全可能的。蒙古族入主中原，蒙古语成为国家法定语言。元代统治者不肯放下架子学习汉语，使用汉语的人在学习和使用蒙古语的过和中，把汉语SVO语序与蒙古语SOV语序叠加起来，于是产生了SVOV的特殊句式。《水浒传》有“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元曲《西游记》有“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句末的“便是”是受蒙古语影响而增加的。《元典章》有“金银是钞的本有。”句末“有”字是蒙古语“是”字的音译。蒙古语的后置词包括格词尾也通过意译进入了汉语。如“马飞似跑”，汉语原有结构是“似”在喻体前。“似”不是格助词，其结构沿用下来，真正表示“格”的词如：“但是来的和尚都管底上头，唤‘都僧省’。”（少林寺圣旨碑）其中“上头”表示对象。还有“根底”、“上”表示对象，“里”表示行为的依据，“上头”也表示原因。这些结构与SVOV结构到了明代，就渐渐消失了。应该指出，梵语、女真语等语言早就对汉语施加过这种影响，但没有生命力。

美国印第安人的莫哈克语，是黄帝时代的活化石。这种语言使用的语序为SOVO，宾语在动词两边对称分布。这在多层动宾关系的句子中十分麻烦，但为什么保留下来？我认为黄帝与炎帝同宗共祖，固有语言是藏缅语族的，SOV句式，宾语在动词后边重现，应当是受九黎族影响，正如蒙古语对汉语产生影响。迁往美洲的易洛魁人保留了迁出时的语言特征，而在故土的SOVO句式早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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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与狼

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特征：元音和谐，辅音和谐，使用后加成分，是粘着语，有同源词和类似的语法成分。这是把三个语族合称阿尔泰语系的依据。但是，三个语族的同源词太少，连数词（如一、二、三）、日、月、眼、狼这样的基本词汇都截然不同，通过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情形可以知道，阿尔秦语系不能成立，它们之间的共性可能是借词造成的。两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阿尔泰语系得名于阿尔泰山。阿尔泰意为金，也译为阿勒泰（地名）、阿拉坦（人名）。“金”在各语言中发音相近，是主张三个语族同源的证据。说这些语言的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主要从事游牧、渔猎。他们包括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室韦、突厥、契丹、回纥（he)、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匈奴历史非常悠久，《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北逐荤粥（xun yu),合符釜山”，又叫山戎、淳维、鬼方等，公元前209年建国，成为中原的有力对手。东胡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被匈奴单于冒顿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突厥在《周书》中被称为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因居地阿尔泰山形似犀牛，当地语言称“突厥”，于是以山名为族名。中国历史上，北方族认为匈奴、鲜卑等是自己的直系祖先。女真与蒙古有血缘关系。而今新疆图瓦人自称蒙古族，图瓦语属突厥语族。裕固族的东部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西部裕固语属于突厥语族。在交往密切的民族中，语言的互相渗透是必然的。

蒙古族以狼为图腾，成吉思汗的祖先传说是苍狼与白鹿所生，此非神话，而是图腾观念。突厥人也以狼为图腾，旗帜上饰金狼头图案，卫士称作附离，意为狼。满-通古斯语族的人们以狼为神，举行萨满教宗教活动时黑狼神是巫师的护神和助手。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考古界认定为“猪”，其实是狼。阿尔泰语系由狼崇拜连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即使不承认语言同源，也可以同意文化上的依存关系。自上古时代，各个民族就不断融合，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更是大规模地融入汉族。汉语的“天”一字的读音，应借自蒙古语族的“腾格里”。“一何”（表示“多么”）可能借自蒙古语族，如“吏呼一何怒”，蒙语ix就是“很”。《史记.五帝本纪》引用《左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tao tie)。”这种怪兽是狼的变体，指人，是图腾。天狼星是夜晚最亮的恒星，命名者应是以狼为至高神的民族。汉语名称应是借来的。上古时代华夏与阿尔泰语系诸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进入语言、文化也是正常现象。

蒙古族学者芒.牧林研究了蒙古语、汉语、藏语、满语的词汇，发现汉语、蒙古语同源词有3000多个。在121个核心词中，同源词比例为汉蒙语之间94%，汉、满语之间87%，汉藏语之间65%。就是说阿尔泰语系与汉藏语系有共同的起源，汉语与蒙语比汉语与藏语更亲！

　

三、两岸同根

台湾省高山族的语言有13种：排湾语、阿眉斯语、布嫩语、鲁凯语、赛设特语、卑南语、邵语、泰耶尔语、赛德语、邹语、沙阿鲁阿语、卡那卡那布语、耶眉语。它们被划入南岛语系，与印尼语、夏威夷语、马达加斯加语等语是同一语系。

高山族语言的特征是：元音简单，多音节，重音多在倒数第二个音节，构词法以复合为主，名词、代词一般有性、数、格，动词有时、态、体等变化，VSO语序。形容词一般在名词前，领属性定语在中心词之后。

考古发现充分证实，高山族祖先是东南沿海的古越人。高雄的贺山文化与浙江河姆渡文化对比，强出一辙。高山族祖先在距今6000-4500年前乘船来到台湾，保留了古越人的风俗习惯，如：断发文身、龙蛇崇拜、缺齿与墨齿、腰有纺织、贯头衣与筒裙、饭稻羹鱼、干栏式建筑、男吹口琴、女吹鼻箫、父子连名、悬棺、屈肢葬......台湾当局用“原住民”称呼高山族，是殖民者对土著的叫法，正确的说法应是“先住民”。不论是上古的越人，还是中古以来迁去的各族，都是中国人。

匈奴别名鬼方，“鬼”是图腾，是少昊族图腾。高山族鬼祖木雕说明，高山族也含有少昊族成分，同时高山族也有猴图腾，即夸父后裔。

　

四、属南亚语系的语言

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在中国有佤语、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户语。主要特征是：辅音有清浊对立，元音较多，无声调，人称代词有双数，语素为单音节占优势，语序为SVO，定语一般在中心词后。例外很多，如布朗语有声调，形容词放在名词前。

越南语有6个声调，语素多为单音节，没有词形变化，与汉语、苗瑶语、壮侗语相似，因此有人主张划入汉藏语系。但越语与孟高棉语族同源词多，越南学者大都主张越语属南亚语系。我认为前一种意见更可取。

汉语、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与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存在一定的同源词，如舌与舌氏（shi)，屎与嗜是平行对应词系。汉藏语系包含壮侗、苗瑶语族是有发生学依据的，南亚、南岛语系与汉语是有渊源的。

　

五 印欧语系的语言

印欧语系的古代移民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其语言称吐火罗语，从新疆到内蒙古，还有四川、山东等地，都有印欧人聚居。这些外邦人都融入中华民族，他们的语言与文化在中国留下了印迹。商周金文“双马”是他们的图腾，用作族名。“祁连”山名来自印欧人的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全是经过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参考文献：《中国大百科全书》《狼图腾》《台湾原住民史》《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遇笑容）《谈音义关联的平行词系比较法》（邦张尚芳），中华祖先拓荒美洲《（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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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得从“疑古派”说起，他们认为西周往上的时期“无史”。三皇五帝夏商西周的历史人物本来没存在过，是人们伪造出来的。那些古帝王没了时代界限，如同“关公战秦琼”似的，同列在一个“全神庙”当中。既然这些神的身份虚无缥缈，就认定“三皇五帝”是“伪古史”，他们在古史传说中都具有神性，是由神变成人王的。关于他们的传说是由以后各时代，“层累地”加上去的，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三皇五帝”之后的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后人附会的成分越多......

“疑古”早已成为过去，可是他们的错误观点在中外历史研究者中顽固地占据着地盘，叫人哭笑不得！现在，神变成人王的观点仍占统治地位，荒谬透顶！大概是不肯抹杀前人的成果吧？要采取“拿来主义”，切不可把反面教材奉为教条！

“......本来是‘东夷’的舜和本来是‘西夷’的周文王，后来都成为对华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圣王了。在这为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子里，由于客观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于诸部族自愿归属为传说中大英雄人物的后裔，一个以黄帝为共同始祖的全神庙便逐步出现了。尽管种种自动归属性的谱系与实际生物性传承之间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献谱系背后的史实内核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以黄帝为金字塔顶尖的谱系，并不是如疑古派所说迟迟完成于战国时代，而是完成于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内。”（何炳棣《中国现存最古的么家著述<孙子兵法>》）文章一方面否定了对古史的怀疑论调，一方面仍有疑古的影子。平时，学术论著中屡见对《罗记》记载的万世同出于黄帝观点的批判，是疑古派“全神调配”理论的翻版，早无新意。

三皇五帝是夏代以前众多帝王的代表，再争论他们存在与否不是多余吗？可这多余的解释真不知到哪一天才真的用不着！黄帝是以其人格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的。若说黄帝根本不是真实的人，先是少数人虚构的神。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直到战国以后才被古史整理者追认为人王，等于说黄帝为始祖的“全神庙”是一步步虚构而成的。让步最少的学者也要说“传说中的黄帝”，以表明“我没说黄帝是真人哪！”黄帝后来成为宗教仪式中的中央之神，这一观念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从美洲易洛魁人的材料来看，轩辕黄帝的称号是有着五六千年历史的，人王、军事统帅、大巫师合一的身份是可以证实的，疑古派因为所见金文出现黄帝记载甚迟，就妄言黄帝的虚构都很晚，要讨论黄帝的真实性简直是用多少论据也无效啊！上古文献原件难以保存，就说那些原件也不存在。诸子纷纷谈黄帝。竟可以诬蔑他们全在撒谎吗？太史公舍弃“不雅驯”的材料，恰恰表明当时的学者已在思考信史与神话传说的界限。近代人把太史公调查研究之后认可的材料再全盘否定，岂不是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吗？疑古派的精神和实践可敬可赞，但他们遗留的负面影响恐怕是当初谁也无法料及的，过大于功，令人痛心。

中国文明是全世界唯一连续不断的伟大文明，自燧人氏、华胥氏、伏羲氏、太昊氏以来的漫长的帝王世系已难以让从人信服，可是王大有先生说的“成年史乘”，又是其它文明无法同日而语的。史式先生说黄帝是“大皇帝”，名称未必确切，但实质是要描述黄帝作为人王的功绩和威望。这当然是不以黄帝为人的观点难以容忍的。近来学界对一百多年来历史观的否定，让那些用教条反驳史式先生的人们失去了立足点。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正视历史，心系炎黄，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统一，是每一位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试想，十几亿人面对着一位“虚无”的始祖，岂不滑稽？对得起祖宗吗？

古史传说在东周时代开始传承下来，是教育事业大发展的结果，如果以前一无所有，突然冒出几千年的历史框架，又那么深入人心，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全神庙”的出现是对真实历史的认同，是从人变成的始祖神的集合。也就是说，《史记》记载的五帝世系有真实的成分，当然从黄帝到禹不可能只有几代人，应有几百到一千年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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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殖民扩张的同时，大肆向被子侵略的地区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西学东用渐使日本崛起。但是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欧洲人自己称被征服、被侵略的工区是“白种人的负担”。他们，连同自认为文化渊源的近东文化一起，被奉为世界文化的唯一源头，说中国人与中国文明是外来的。KTWR的讲义称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一支。哥伦布发现美洲，是欧洲人的第一次，但对世界史来说算不上第一次。

中国古代，多数人并不了解《山海经》记载的海外到底怎样，《梁书》慧深的讲述一直得不到重视。自以为在天下正中，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这种观念在统一的时代或割据的时代都存在，实际上国外的强大国家也一样。有什么可悲呢？衰落后，明代皇帝几十年不见文武官员，清代一面挨打一面硬撑大国六才是让人伤感的。“疑古”全面否定了上古史，“欧洲中心论”在外国学者当中填补了真空，中国人失掉了文化的源头。

从19世纪开始，外国学者率先发现了《山海经》的神奇，特别是书中关于美洲的记述早已在中外学者当中引起一次又一次的研究高潮。1892年，希勒格发表《扶桑国考证》，引用了《山海经》和《梁书》的记载。1953年，亨利埃特.默茨博士出版《几近褪色的记录》。她不顾年迈，亲自跋山涉水，把美洲地理与《山海经》对照，结论是书中写的就是美洲。她说：“《山海经》中的描写，和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的实际地理拉置是对得上号的，能够印证，并能绘成地图”，“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2200年某一时期就曾来到美洲，直到公元王世纪，他们定期前来”，“对于4000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成地图的刚毅无胃的中国人，我们只有顶礼膜拜。”

当年康有为游历美洲，见印第安文明与中国相似，深为感慨欧阳庚父子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积累了更多的第一手材料。20世纪以来，国内时常有学者著文著书，考证《山海经》和印第安人来自中国的课题。80提代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1992年8月长春“，山海经》与中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宫玉海先生提出：现代人类源自中国，印第安人是中国先民的后裔，古埃及、希腊、玛雅等古文化与中国华文化同源。胡远鹏提出：“《山海经》不仅是一部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书，而且是一部记载世界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各方面情况的著作。《山海经》研究的最终成果也许将引发一场世界史的革命乃至重修世界史。”1992年11月，北京第一届国际环太平洋区域文化起源与传播学术讨论会上，王大有等学者提出环太平洋文化圈的概念。并论证了中国先民外迁的时间和路线。如今，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专门机构，又有学术讨论会，正在形成规模。一大批论文、专著推动着《山海经》与上古史研究向更深更广的发展。

我自己一个人在乡下研究，没有与任何专家交流，也许总有一天会走到一起吧。我是采取鲁迅先生《门外文谈》式的方式与朋友们交流的。我开始的观点与宫玉海先生一样，认为现代人和各文明都源于中国。朋友批评我是“中国中心论”。于是，我更谨慎了。王大有等先生认为中国先民对北亚、美洲等太平洋文化圈了解多一些，对西方了解少一些，现在来看是切合实际的。我相信，中国先民到过欧洲、近东、北非，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尤其古埃及、古巴伦、古希腊文明早期一定与中国文明接触过。应当承认，世界各地的先民虽然在文化上前进脚步不同，各自产生伟大文明是可能的，文明之母的列举法不尽合理，希腊、玛雅、波斯古文明比“四大文明古国”逊色多少？据考古发现，土耳其、柬埔塞等地远古已有文明。中国虽被列入四大文明古国，但文明的内容被极大地低估了。有人说，发达中国家在乎传统，只有穷国才在乎古文明。这是步无文化根基者的后尘，不值一驳。就算古文明对今人没用，不也应当正确地书写历史吗？是在信仰危机、文化贬值的风气下，向古代的和外国的先进文化学习，是当务之急，是民族继续腾飞的根本，是中华民族应当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各民族要真正平等，不论大小强弱，要彼此友好合作，不容许强权。以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教育水平求大同，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求小异，就是要过富强、民主、文明、多彩的生活。不同文明间要实现真正的对话，并且一起继承全人类的伟大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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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颂经

有朋友说：通过语言研究历史，远不如基因可靠。现在，基因检测对于远古人类的真实历史能做多少工作，还难以断定。多几条途径，是科学态度，是科学方法，会更接近真相，虽然语言的变化不可捉摸，但是每种语言的最核心的词汇，能相对地稳定存在。用两种语言中的100个这类基本词汇进行比较，可以推算出有渊源关系的两种语言分离的时间。比如汉语和藏语，现在方言分歧都相当大，用古汉语和古藏语对比，就会发现两种表面上结构不同的语言却分享着众多的同源词：目、孔、死、龙、其、二、名、飞、主、力、头、夏、汁、毒、吉、孟、寝、沉、南......藏语作为一种发达的语言，人称代词、数词之类词肯定是传自上古的。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两种语言的前身必为相同的一种语言。

现代语言的系属划分远远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日语的语法与藏语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越南语语法与汉语共性相当多，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本质上与汉藏语系的诸语言有同系属的可能。指示代词“这”、“那”放在中心词后边，在藏语、越南语、印尼语、侗语里是一样的。日语、朝鲜语宾语后边有宾格助词，彝语里也有，藏语、蒙古语里没有，除了问句以外，印尼语的语法与汉语没有多大差异，更像孤立语。如果不是由于大一统的观念先入为主，“汉藏语系”的支持率会大打折扣。同样，南亚语系的提出不具备语言学上的意义。指定范围内的语言可以有大的差异，范围外的语言特征与范围内的可以归为一类，那么另立一个范畴显然是多一种概念而已。这是政治因素决定的，不符合科学精神。

退一步讲，姑且迁就现有的语系说法，是否可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探索语言的演化规律呢？美、俄等国学者已在此领域做了令人欢迎的研究。

美国的格林勃格把世界上的语言归并为17个语系。北极和美洲土著语言及方言估计有一千多种，语系在60个以上，有人说有100多个。格林勃格合并后的语系是三个。一是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二是那-德内语系，三是美洲印第安语系。澳大利亚土著语言有200多种，合并为一个语系——澳大利亚语系。亚洲语言有6个语系。非洲语言有4个语系。欧洲语方有2个语系。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从夏威夷到新西兰的岛屿上，则有南岛语系，小小的新几内亚，竟有650多种语方，合并为3个语系。

这17个语系再合并，就产生了“总语系”。美、俄学者都把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合并在一起，对于其它语系的合并则存在分歧。格林勃格把日语、朝鲜语、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楚克奇语等划入“欧亚总语系”。俄罗斯学者则把达罗毗荼语、高加索语言等划入“诺斯特拉特语系”。格林勃格比较了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蒙古语、楚克奇语、爱斯基摩语的同源词和某些语法，其中“我”是 mi 或 me，“你”是 ti 或 te,复数词不达意尾是 t 或ti......俄学者则构拟了原始语言，有人还用它写了诗。这就是一、二万年前人类的语言吗？纳德内语系、汉藏语系、部分高加索语言有共性，格林勃格称为“登高索语系”。这是欧亚总语系和诺斯特拉特语系传播开以前欧亚大陆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语言。

汉语有如此神奇的经历，属于古老文明唯一未曾中断的中华民族，是在情理之中的。印第安人主要来自中国，可能有很多民族的先民都踏上了北亚到美洲的大迁徙或横渡大洋的艰辛旅程，从中国古今的语言分歧来看，印第安语言分歧大而又存在亲属关系是不难理解的。这类研究通过已有的中国与美洲文明关系的研究成果来做前提，肯定会比国外学者的随机取样更有效。中国有大量的古代和现代的语言资料，既能注意普遍性，又可顾及特殊性。中国学者应当积极从事总语系的研究，与海外学者共同努力，弄清语言分化的历程，进而为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提供新的思路。

杨宪益先生在《薛平贵故事的来源》一文中猜测，薛平贵的故事与《格林童话》中的《熊皮》有渊源关系，《熊皮》之名英文"The Bear Hide"，在古代语言里与“薛平贵”的发音相同。附记中又以“殷地安”不是“殷地安阳”来否定这种大胆的语言类比。人类的共性多于差异，不同民族产生的故事有可能一样，不必附会。殷人到达美洲不容置疑，可是说“安阳”一语三千多年前已有，就欠严谨了。王大有等先生说“那地尼”（即“纳德内”）犹言“大地湾人”，难道甘肃秦安的大地湾村这个村名在五六千年前也有吗？要证明的是事实，如果论证失误，反而让反对者有了口实。这是今后研究必须防止的问题。

童子颂经

炎帝是中国人。炎帝中的若干位出国去传播文明。炎帝的许多后裔迁居海外。五六千年过去了，历史仍传来炎帝们有力的足音。

 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苏美尔人既不同于更早的土著——欧贝德人，也不同于后来一支支的闪族人。苏美尔人一定是外来人。有人说他们从东来，有人说他们从南来，有人说他们是天外来客。我相信最弱的一个声音——他们来自蒙古。确切地说，是中国。苏美尔语与蒙古语有相似之处。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种种成就难以寻觅，而苏美尔人的成就更高。朝鲜人传说与苏美尔人有同样的文化渊源。一些学者称蜀人创造了苏美尔的一切。以前我已论述过神农氏为鱼图腾的可信性。两河流域奥安尼斯——文化的传播者是鱼神。那里的先民把南鱼座〆（中国称“北落师门”）所在的星座想像成一条鱼，南鱼座〆是四颗王者之星之一。太昊龙图腾，黄帝轩辕（天鼋）图腾，祝融朱雀图腾......都升上星空。神农的鱼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失传了，却在西亚保存着。（如果美国《中国地理》杂志不公布《轩辕黄帝礼天祈年图》，郭沫若先生“天鼋即轩辕，即黄帝”的论证就不会闪光。）上世纪初叶，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彩陶与西亚的相似，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炎帝文化传到了西亚。王大有先生论证二十八宿及一星期的说法源于轩辕，常羲氏族创太阴历。有学者据《管子》的记载，发现蚩尤已有星座的知识。巴比伦的神是天上来的，找不到人的本来面目。中国的上古时代由人升为神，有迹可寻。神农的“大同之世”包含了近东不足为奇。先秦诸子有这些史料，可太史公不相信，只从黄帝写起。神农以前尚矣！

王大有等人研究“夸父逐日”，弄清了夸父族人从九州腹心地区到北亚，再从北美南下的英雄业绩。夸父后裔依然生活在北美和南美等地。猴图腾依旧陈列着。这么多相同的形象来自中国上古的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北海之外.......皆出卫于山，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商代青铜器有包含“夸”和“日”字的，有被释作“大于”的。毕沅说：“古从于字，皆训大。”于字本身表示“大”当传自上古夸父人。于、大于，就是夸父族。卫于山，或校刊作“于山”，就是夸父之山。当然与灵宝一带的夸父之山不是一回事。这是地名随人迁移的结果。《山海经》的“东北”指北美洲北部。这里的印第安人是夸父族后裔。同样，大人国，在秘鲁一带，出土文物早已证实其远古居民为猴图腾的夸父族。摩且墓葬中有超乎寻常的高个子——“大人”。《山海经》所言是实。

在众多的印第安人文物中，神农、共工、后土、夸父的形象依然保存着。正因为印第安人相对完整在保存了中国文明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加以分辨、认识、印证。很多调查研究等待着有条件的文化爱好者去做。

要声明一句：我不主张域外文明全源自中国，只是或多或少地在交流中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埃及文明应当是自生的。可与中国文化的那么多巧合，如“拉”或“瑞”表示太阳——“日”，太阳神与鹰隼类有关，月神名称与事迹，造字的传说......更像有过交流的样子。在海外能得到炎帝若干世代的证据，同样是有先民的足迹为基础的。精卫、形天、夸父不正是炎帝族奋斗精神的杰出代表吗

童子颂经

从2000年前夕开始，国内外抚今追昔，大谈特谈“第一个千年”、“第二个千年”、“第三个千年”。人类历史才有三千年？

有人说，这是公元纪年。那公元纪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是公元532年由一个叫乔西尼的意大利僧侣提倡的，他认为基督教国家应该把耶酥诞生那一个作为纪元年的起始。他的观点得到基督教国家人们的广泛赞同。所以，公元纪年是从公元533年开始，不仅这个年代是后来推算的，而且其基础---耶酥诞生年也是不能肯定的。有人说耶酥生于公元前6年。公元1年前边是公元前1年，这个问题导致“21世纪开始于哪一年”的争论，最后决定21世纪从2001年开始。事实上，任何人也没有经历过“第一个千年”的来临。“第二个千年”来临前夕，即公元999年末，基督教世界以为天下已是末日，惶恐万状。第二年来了，一切好好的呀！“第三个千年”即2000年，人类文明有了反思的机会，文明间对话却难以变成现实。疯狂仇视伊斯兰文明的空气在许多地区弥漫着。

西方人说他们的历史有三千年，有他们的情结。我们怎么也亦步亦趋？一般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虽然大多数学者的信念无法支持五千年的说法，但是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已深入人心。现在，主张中国文明史有六千年、八千年乃至一万年的观点日益得到考古、民俗、语言、文字、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虽然我很愚笨，可我读着大作家们“第三个千年”的美文时，心里总是不服气。人云亦云，学错了有什么光彩？何况是明摆着的偏见！

埃及人为七千年文明而骄傲。伊拉克人没有心思讴歌他们的七千年文明。过去的就如烟飘散了吗？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一个人不能错误地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历史。说历史没用的人们啊！快走近历史吧！

见鬼去吧，“第三个千年”的谬论！

童子颂经

----评《夏商断代再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二期发表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董立章先生的《夏商断代再研究》。文章主要运用天文学的方法，并结合文献、自然史与考古发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夏商建立年代。夏建于公元前2145年，商建立于公元前1674年，商代共629年，周建立于公元前1045年。

《孝经钩命诀》说“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说的是金、木、火、水、土五大行星同时在一个方向上，连成一线。古今对五星联珠的定义不甚相同，公元前2151年7月19日和7月30日各有一次五星聚，距公元前2145年有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建于公元前2069年，取整为前2070年，与之相近的有五星联珠的年份为前2113年、2049年，不可从。公元前1953年的五星联珠距离夏始年太远了，虽说这一次“难得”，与禹年无关，也不应作为禹年的标记。

《帝王世纪》说桀时“五星错行”，“彗星见”。公元前1675年有两次五星联珠，为桀末年。前1674年已是商代。若按“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商始于前1600年，则与之相近的有五星联珠的年份为前1635、前1597年，前一个年份离160年很远，后一个年份已是商代，不可从。前1674年1--5月天龙座可见流星雨。前1675年、1676、1683年有彗星。可见，不仅《帝王世纪》记“彗星见”可信，连被人否定的今本《竹书纪年》，说“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也有真实之处。

与江晓原先生等人用纯天文学方法求得武王伐纣的日程表一样，我认为，董先生的上述研究是独创性的，古籍对于天象的记载是可信的。古今中外学者对夏商史实的研究，一再让怀疑论者的结论落空。《尚书.尧典》、《夏小正》是夏代及更早时的天象实录。现在的科技工作者可以知道5000年里每个时刻每个地点的天象，古人办不到。那些指责《尧典》、《夏小正》为后人伪作的人，是不懂天文学的人，不该制造冤假错案！

董先生用旱涝灾害和大洪水的研究，支持了他得出的夏商始年结论。夏末商初，正值灾变，唯前1674年作为商代始年相符。前1600年不可从。史书记汤初登帝位，连年大旱，是有证据的。根据气候变迁的研究，大洪水发生在前22世纪中期。前2070年之际不会出现连续几十年之久的洪水，对仲康日食的研究也支持了夏始于前2145年的观点。方法正确，材料可靠，结论可信。

 夏、商始年既定，夏代471年可信。前1674----1046年，共629年。《汉书.律历志》的商代年数可信，可是今人大都不信。《竹书纪年》的商代年数有问题。“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原文“七百”，改作“二百”没有根据。“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在位者共三十王，有人说二十九王不把纣计入，按《竹书纪年》及其它史书，计算一朝总年数哪有除去末代五年数的？太奇怪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各王年数，虽据全体专家之见，仍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曹定云先生根据《史记.鲁世家》研究得出的年表总有一天会成为正式的年表。董先生的研究同样比“夏商周年表”更有力。夏朝建立于哪一年，就是哪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说夏始于前2069年，取整为前2070年。这种做法符合科学精神吗？一个人生于1899年，能取整为1900年吗？

董先生文中对于磁场转换形成的地球2100年灾难周期推算有启发意义。公元440年，公元前1660年太阳及地球磁场转换，往前推，前3760、前5860年也有这种转换。前5860年前后，发生了世界性大洪水，即《圣经》中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亦即中国伏羲女娲经历的大洪水，河南贾湖文化正毁于这次大洪水，亦确立伏羲年代的又一个标尺。许多人因为早期史籍无载，对许多少数民族女娲和伏羲避洪水灾难的传说不屑一顾，却把大禹治的洪水与诺亚经历的洪水相提并论。要强调的是，磁场转换不是灾变的唯一原因，大禹治的洪水就与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