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团队人类起源探索

皇极经世

太空人基因与雌猿结合的杂交说。
  某些娇小恐龙是人类祖先的恐龙起源说。
  人是太空人的合成品的合成说。
  来自海洋生物的海洋生成说。
  这些假说面无惧色地向进化论提出了挑战，使深入人心的进化论产生了动摇。这种动摇，主要来自于进化论自身的缺陷，人们看清了进化论很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人类起源问题，历来纷争不止，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争论的实质所在，即一次性生成还是逐渐演化而来。
  在神话与宗教中，人都是被神一次性造出来的。而在现代科学中，人是自然演化而来的，是自然界的宠儿。纵观现在人类起源假说，其实质仍是“一次性”与“进化论”的争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众多的假说中，附议“一次性”的，还仅仅只有合成说，但也不是全部，其余假说，不管杂交说、恐龙起源说、海洋起源说等，分析起来，都属“进化论”范畴，仍没能脱离“逐渐演化”的巢臼，与“进化论”的区别仅在于“种子”的不同罢了。
   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
   
  达尔文，一个伟大者的名字。他出生于英国南安普特郡，从小热爱大自然。1831年，他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海军“贝格尔”号的环球旅行。他对热带与亚热带的动植物进行了广泛的考察。1836年回国以后，潜心从事科学实验和著述，写成了《物种起源》一书。
  书中认为，物种的形成及其适应性和多样性主要在于自然选择，生物为适应自然环境和彼此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异。适于生存的变异，通过遗传而逐代加强，反之则被淘汰，归纳起来就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他还将进化论用于动物及人类，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根据，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结论。
  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崇备至，尤为欣赏“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假说，并对其作了几点重要的补充。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还说“火的使用，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在恩格斯的推动下，“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假说就成了定论，使人们以为我们的祖先千真万确的是猿猴。
  中国人从小就受着这样的熏陶：大量科学事实证明，人起源于动物界，人是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但是，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人已经超出了动物界，成为自然界的改造者。
  并且认为：人和现代的类人猿是由共同的祖先——森林古猿进化来的。森林古猿最初在茂密的森林里过树上生活。后来，部分地区的气候变得干燥了，森林减少了，那里的森林古猿被迫下地来生活，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人类。赤道附近的古猿，仍然生活在森林里，它们逐渐进化成为现代的类人猿。森林古猿进化成为人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恩格斯对这个进化过程作了解释。恩格斯指出，下地来生活的古猿，它们用后肢走路，用前肢来取食物，用树枝或石块来防御敌害。在运用这些天然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制造简单的工具。这样，人的祖先就有了劳动。由于劳动，手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善。同时，也引起了身体其他器官的变化，特别是大脑得到高度的发展。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语言和意识，建立了社会。于是，劳动就使森林古猿变成了人。
  历史学家、生物学家及考古学家，甚至哲学家，他们根据化石的发现，为人类描绘了人类脱离古猿后的发展历史：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新人阶段。
  猿人阶段，大约开始于200-300万年前。这时猿人已会制作一些粗糙的石器，脑量大约在600-700毫升。猿人晚期已接近现代人类，打制的石器比前期复杂，石器有了初步的用途分工，如打猎的石器是打猎的，剥制兽皮的是专剥制兽皮的，并能使用火与长期保存火种。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坦桑尼亚的利基人，都是晚期猿人的代表。猿人阶段一般认为在大约30万年前结束。
  古人阶段，又称早期智人阶段。古人的脑容量进一步增大，已达到现代人的水平。脑结构也较猿人复杂。制作的石器较为规矩，但还不知磨制，能人工生火，有了埋葬的习俗，有了原始的“衣服”，体质也开始分化，有了明显的差异。我国发现的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古人大约生活于20万年至5万年前。

皇极经世

新人阶段，又称晚期智人阶段。大约开始于5万年前。新人在体态上与现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新人打制的石器已很精致，形状多样，石器分工已较明确，并出现了骨器与角器，大约在1万年前，甚至有了磨制石器。新人还会制作装饰品，进行绘画、雕刻等艺术活动，开始了美的追求。法国鲁克马努人，中国柳江人、山顶洞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以后，人类便进入了现代人的发展阶段。
  这就是我们所接受的人类起源的教育，人们对此从来不曾有过怀疑，坚信达尔文与恩格斯传给我们的“唯物史观”，并且不遗余力地给予证明，哪怕牵强附会、转弯抹角地都要绕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观点上去，从不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这说来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当视野扩大，坚冰打破后，我们也与世人一样，对进化论发出了质疑。
   人真是由猿进化来的吗？
  人脑的变化，是进化论重要依据。认为人的聪明程度跟脑容量的多少有关，新人的脑容量比古人多，古人比猿人多，因而人类就逐渐聪明起来。
  我们不说考古学家往往根据一两颗牙齿、半片头盖骨化石作为依据，进行推论，难免有人为因素掺杂其间，未可全信。苏格兰一些3.7亿年前的化石，以前的研究者都视为鱼类化石，而后经考证，这些骨骼具有四足动物的特征。单说根据现代医学论证，人的聪明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脑容量的多少，脑容量较少，甚至无脑的聪明人不断见诸报端，而脑容量超出常人重的白痴也不乏例子。
  根据考古学材料可知。新人的脑容量与现代人不相上下。那么新人就该同现代人一样聪明，换句话说，5万多年来，人类似乎并没有进化。如果进化，那么现代人的脑容量应该是最重的。也就是说，按进化论观点，人的脑容量永远也不会有相同的时候。我们按进化的观点推论开去，势必会有这样的结论：人类的脑容量相同，则说明这段时间人类没有进化：若进化，则脑容量不应该相同。所以，新人与现代人的脑容量相同，恰好证明进化论站不住脚。
  现代医学证明：人脑的使用，只发挥了百分之几的潜能。这就使我们奇怪了，按进化论观点，现代人的智慧是以前的人无法比的，而脑潜能只使用了百分之几，那么新人肯定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们不得不问：新人何以将脑潜能进化到这种程度而不使用？这些没有使用的潜能是如何进化来的？因为按进化论来说，人类的各种器官的进化都是劳动的结果，由于劳动的刺激，器官就逐步进化。可是如此众多而搁置不用的脑潜能又是通过什么刺激进化而成的呢？
  另外，人种问题也是进化论难以说清的现象。现在世界上主要有白、黄、黑、棕色四大人种。经科学证明，这不是变异的结果，也不可能是亦异，而是从来如此。因变异毕竟是少数，更不可能如此集中、统一。可是进化论则认为只有一支猿猴进化成了人类，至于到底是进化成了何色人种，进化论根本难以说清，即使说得清，那另外三支人种又是什么进化而来？如果承认人类都是古猿进化而来，则至少有4支古猿进化成人类，也就是古猿进化成人类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因此所有的猿类都该进化成人类，可是现在地球上的猿类同4万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尚无进化成人类的迹象。
  再有，人类的进化似乎是具有突发性与跃进性的，这也有悖于进化论学说。进化论通过化石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当然是无可非议并且是唯一的途径。但化石作为材料毕竟太少，照进化论说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可是讫今为止人们发现的人类化石却寥寥无几。用数也数得清的几块石头，来证明数百万年的历史，是否是显得证据有些不足？况且这些为数不多的化石并没有连续性，人的进化过程中多次出现化石空白，缺少过渡阶段的化石证据，隔几十万年或数万年，人类似乎猛然一下聪明许多，按进化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众说纷纭的新假说
  人类起源，既然存在诸多尚未解开的谜，因此，近些年来，人们根据新的考古发现，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新的假说。
  加拿大博物馆洛索博士认为：“在地球上，首先发展智慧的生物应是爬虫类动物，恐龙就是其中最重要者。”7800万年前，有一种身高约1.5米的长尾肉食恐龙，有三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类人猿”所拥有的许多特性。洛索博士还把他推想中的这种高级智慧生物称为“类人恐龙”。
  洛索博士关于“恐龙人”这一新奇有趣的推测和论断，得到了西方一些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史学家的支持。直接引发这一新假说的实证，是巴黎大学植物学系教授拉坦博士在扎伊尔的原始森林中，发现的一个奇特的人种部落。这个部落的人的脊椎骨都突出体外，有的达几十厘米，与恐龙化石脊椎十分相似。

皇极经世

马蒂斯根据在圣地亚哥发现的一个头盖骨化石，研究后认为这个头盖骨代表的人种，其智力要远远高出我们今天的人类，因而认为这是一个外星人的遗骨，进而提出人类祖先是外星人的假说。他认为，大约在5万年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环境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进行杂交，这种杂交后代就是人类的祖先。
  有人根据人类体表特征与海洋生物十分接近的事实，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海洋生物的假说。
  近年来，有人又提出了“大四季”说，他们根据太阳系不停地围绕银河系运动的事实，假设太阳系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与地球绕太阳旋转一样会出现四季变化，称为“大四季”。人类在大四季交换中，根据自然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生存的方式。随着夏秋交替，人类为适应环境变化，慢慢由陆生变为水生；又由水生变为陆生。因此人类体表具有海洋生物特征。
  而在《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一书中，作者更大胆提出：人是基因重组的产物，人是其他高级生命创造出来的一件产品，人是“上帝”的实验品。他认为，太空人用先进的遗传基因科学，从猿猴、狼及海洋生物身上提取出遗传基因，将这些基因进行分离、剪切、组合、拼接后创造出一个既具有海洋生物特点，又具有陆地生物特点的新物种，那便是人类。
  这么多假说，看似纷纷扬扬，结果几乎都未脱离进化论巢臼。不论杂交说、恐龙人、海洋生成说、大四季说及合成说似乎都遵循着进化的轨迹，生物列车在进化轨道上缓缓行驶到了现在，只是各自的始发站不同，但目的地是一样的。这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条条道路通罗马。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杂交说与合成说，它们不是进化，而是蜕化。
  按杂交理论来说，杂交后代具有杂交优势，应该有集母体优点于一身的后代出现，就是说应该有如猿的灵朽，同外星人一样的智慧的物种出现，而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物种，人类更不具备上述优点。如有杂交优势的后代存在的话，称霸地球的绝不是人类了。或者是外星人作了手脚，它们把杂交优势在必行的后代接出了地球甚至消灭，留下了智慧不及外星人、灵巧不如猿猴的劣等后代——人类，让他们在地球上生生息息，自生自灭。外星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不是违背了它们的初衷吗？
  合成说赞同人是“神造”，但又不自觉地承认现代人是进化而来。合成说的作者认为遗传工程实验室里能够做到“跑出一个比人还聪明，比猴子还敏捷，比象还力大，比狼还凶残，既能在陆地上行走如飞，也能在水中自由来去，更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舞的怪物。”那么太空人一定掌握了这项遗传工程技术，不然也不能够“合成”人了。按作者观点，人是由猿猴、狼及海洋生物身上提取的遗传基因合成的，那么我们人类就应该有猿猴的灵巧，狼的凶残，海洋生物的游泳技能。但我们人类都具有吗？不具有。而这些本领又到哪儿去了呢？只有一个解释：随着时间的流逝，都隐没了。这就如同人类训养野兽为家畜一样，磨掉它们的野性。“合成人”也将他们的优点磨损于无形。
  由此观之，所有的新假说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化”的痕迹，本质上说来仍是持进化论观点，只是播撒人类的“种子”有所区别罢了。
  现代人类就好比很多同心圆的圆心，人类起源假说就如同这些圆上的某些点，逐渐向圆心汇集。
  总之，这些假说都带着浓厚的“进化”色彩，它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个公式：人是由XX进化而来的。不自觉地赞同了自己欲要批驳否定的观点，从而也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有关人类起源、现代人的形成仍是一个谜案，很多人都想率先猜到谜底，但是现在人们仍在不断地询问：我们究竟从哪里来？我们生来就是如此形象吗？
   2.人是太空人的同胞
  大约5万年有，一群太空人来到地球。这些人肤色各异，语言不同，他们茫然四顾，渐渐走散。地球成了战俘营。
  太空从来就不是和平宁静的，不时有争斗搏杀发生，弱肉强食历来就是宇宙的法则。
  这群战俘来自不同的星球，他们正是地球人的祖先。这群人茫然无措，如同白痴。
  他们被战胜者用一种形同“场”的意念物质把智慧控制起来，而且这种意念物质能够遗传，战胜者的意图是让战俘永远愚昧，如同动物；并以这些战俘为诱饵，以此诱杀前来营救战俘的太空人。
  战胜者用意念物质把战俘的智慧控制起来后，他们就放心地飘然离去，让地球人与类人猿杂处，任其自生自灭了。他们相信，地球人没有了智慧，就没有制造飞碟的知识，是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地球的。
   地球人意识的初步复苏
  神话是什么？神话是在没有文字之前，原始人把所发生的事件，自己的感受和愿望编成神话传给后代，是口述历史的一种形式。因此神话的内容包含了许多远古发生的事实真相，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而原始人还很纯朴，他们没有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以哗众取宠的意图，他们把所见、所感、所望较真实地纪录在脑子里，留传开去。所以，我们认为，神话中对事实的描述是较真实的，历史上极有可能发生过所叙事实，只是“神”在原始人的所感所望部分。当然，由于原始人的知识水平所限，他们不可能把出现的新事物、也就是超出他们知识水平的事物描述得恰如其分，因而只好采用比喻的说法，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谜案。如他们没有见过钢铁，而当时如果又出现了钢铁巨怪，那么原始人就不知是什么了，如蚩尤、应龙等，很有可能就是智能机器人。
  所以，神话传说是最接近事实的历史，她应该比几块化石还能说明问题（这里所说的神话，是未经后人加工的原始神话）。
  世界上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神造人”之说，那神是如何造成人的呢？
  地球人初到地球，完全处在朦朦胧胧、昏昏噩噩之中，没有意识，没有目的和希望，对外界事物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同接受了深沉催眠一样。

皇极经世

《淮南子·精神训》对人类这种精神状态有十分形象的描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芒漠闵；鸿蒙鸿洞，莫知其门。”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混沌。混沌传说，几乎遍及世界各民族早期神话之中。
  中国神话采用拟人手法，把自己的爱憎寓于其中，《庄子》中记载了这一神话。故事说：南海的天帝叫倏，北海的天帝名叫忽，中央的天帝叫混沌。倏和忽经常到混沌那里去玩，混沌招待他们很殷勤周到，倏和忽心里很过意不去，就想报答混沌。倏和忽见混沌没有七窍，心想：这不但很难看，心里一定也不好受，咱们就帮他凿出七窍吧。于是倏和忽用斧头、凿子等工具每天为混沌凿出一窍。倏和忽整整忙了七天七夜，终于帮混沌凿成了七窍，使他变得好看多了。倏和忽心里很高兴，以为帮了混沌的大忙，于是就叫混沌睁眼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不想混沌刚把凿成的眼睛睁开，就死去了。
  而《神异经》里更把混沌写成不但模样丑陋不堪，脾气也坏到极点。它像狗又像熊，它有眼不能看，有耳不会听，有脚不会走，有肚无五脏，肠子倒是有，可是是一根直的。它欺善怕恶，卑贱低下，没事的时候，总爱咬着自己的尾巴，仰面朝天，嘿嘿傻笑。
  可见，人们对代表蒙昧黑暗的混沌从无好感，不是希望它死去，就是把它说成丑陋无比，一无是处，令人生厌。这也正体现了人类向往光明，憎恶蒙昧的本性，希望蒙昧时代过去，永不再来。
  中国瑶族的民间传说中认为，宇宙原本是混混沌沌，没有任何东西，最初出现的是风，在风的旋涡中产生了万物的始祖。纳西族则说，最早的时候，天地混沌未分，只有东神（男神）和色神（女神）在布置万物。
  古巴比伦人认为，宇宙初期，天地不分，万物都没有形成，到处是混混沌沌的大水；古印度人认为，宇宙本是空洞无物的混沌状态，后来有物出现，它逐渐成长，最后长成了一个大鸡蛋，一分为二，一半是金，一半是银，金的成为天空，银的成了大地；古希腊人相信，世界首先是混沌，其次是大地；由混沌中产生出黑暗和夜晚，又从夜晚里产生出天和日。
  甚至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中也有这样的传说：在世界混沌未开的时候，大地上一片寂静，完全被黑暗笼罩。但并不是没有生命，所有的生命都在睡觉。
  根据地理考古可知，地球的年龄约有50亿年，而人类的历史仅仅300万年（按进化论观点。若按其他假说，人类历史还短得多），但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混沌”的传说？原始人凭什么了解比自己早这么长时间的事情呢？若说是想象，怎么会如此众口一辞？况且很多民族的混沌传说与造人之说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混沌传说绝不是指的地球初成之时的情景，因为原始人不可能知道如此遥远的事情。我们说了，神话来自于原始人的所见所感。
  混沌传说正是来自原始人的所感。没有深刻、广泛的感受，绝没有经久不衰、普遍的传说。
  地球人被战胜者控制了意识，处在一种昏迷、沉睡及浑噩之中，而地球人的太空同胞是不会坐视的，他们潜往地球，竭尽所能，终于使地球人的意识得以复苏，但仅仅是复苏而已，太空人无法解除地球人那近乎魔咒的意念物质，地球人的智慧无从发挥。
  地球人从无意识的黑暗世界，来到有意识的光明世界，只觉从前似乎是一场噩梦，对梦中那灰朦朦、暗乎乎的痛苦经历记忆犹新，搞不清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最后见眼前春光明媚，鸟语花香，就把无意识状态作为事实留传下来，成了今天的混沌传说。
  所以，我们说，混沌是原始人的主观感觉，而不是客观事实。
   人乃“神”造
  原始人对光明的来临是清晰的，感受强烈且很愉悦，朦朦胧胧中觉得有一股清新之气拂过全身，一线光明直射心底，感觉到了自己的心在跳动，血液在奔流，睁眼一看，阳光灿烂，雀鸟欢鸣。他们对以前（未成俘虏时）的一切全不记得，没有一丝印象，他们解释不了自己为何如此完美地立于天地之间，因而就以为有无所不能的“人”在帮助自己，他们对降光明于自己、塑造了自己的“人”充满了敬畏，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作“神”。因而世界各民族就有了神造人之说。
  中国神话里造人之神名叫女娲，《风俗通义》中记载着这件事。故事说：
  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天上有了太阳、月亮和星星，地上有了山川草木，甚而至于有了鸟兽虫鱼，可就单单没有人类。这世间，无论怎么说总不免显得有些荒凉寂寞吧。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女神，名字叫女娲，据说她一天当中能够变化七十次。有一天，大神女娲行走在这片莽莽榛榛的原野上，看看周围景象，感到非常孤独。她觉得在这天地之间，应该添一点什么东西进去，让它生气蓬勃才好。
  她偶然见了自己水中的影子，灵机一动，顺手从池边掘起一团长黄泥，掺合了水，在手里揉团出一个娃娃样的小东西。
  说也奇怪，女娲刚把这黄泥小东西放在地上，它竟伸胳膊弹腿地活了，围着女娲又唱又跳，表示他生命的欢乐。
  女娲看着自己创造的美丽小生物，就眉开眼笑地给他取名为“人”
  高兴之下，女娲又捏了很多小泥人，觉得用手捏太慢，而且自己也很疲倦，就从山崖上折下一根枯藤，伸入泥河里，搅混了浑黄的泥浆，往地上这么一挥洒，泥点溅落的地方，立刻出现了欢喜踊跃的小人儿，与手捏的一模一样。这些小人成群地走向平原、谷地、山林，从此以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踪迹。
  大地上既然有了人类，女娲的工作似乎应该停止了。但女祸却想：假如这些小人都死了该怎么办？总不能死亡一批再创造一批吧？于是，她把那些小人儿分为男女，让男人与女人配合起来，让他们生儿育女，自己去创造后代，让人类世世代代绵延下来。
  《圣经·创世纪》中说：上帝用尘土造人。上帝在他鼻孔中吹气，使他成为活人，取名亚当。他住在长满鲜花的花园里，驯顺的动物带着幼兽来和亚当玩耍，给他解闷。但是亚当还是感到不快活，因为所有其他生物都有伴侣，只有他是孤单一个。所以，上帝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夏娃来。亚当和夏娃四处漫游，开拓他们的家，这个家就叫“乐园”。
  南美印第安人传说，维拉科查是古代的创始之神。 他在一片混沌、暗无天日之际创造了世界。他又让太阳、月亮从的的喀喀湖升起，于是地球有了光明。也就是在同时，他在蒂亚瓦纳科用泥塑造了人和动物，并且赋予他们生命。他教给人语言、习俗以及艺术。后来，他又把一些人带到各个地方训戒那些良知将灭的人，惩治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最后，他在沿海某处向人们说了声“再见”，就驾波逐浪，消失在大洋之上。但是，他说了他还要回来的。
  神造人的传说，其他民族的传说中还很多，它们与混沌传说联系得很紧密。如古巴比伦人认为，混沌就是大水，从水中诞生了拉赫姆、拉哈姆两位大神，他们配合，生出了天神和地神。危地马拉的基切神话也说：“很古很古的时候，大地一片茫茫，朦胧不清……（神）说：‘这样下去不行，特别是现在世上还没有人类存在的时候。’于是，众神们造了人。”
  这里，大家应该注意到，神造人都是先有形体，才给形体注入了精神。如《圣经》中的上帝造人，是在给形体“哈了一口气”后，人才有生命——即精神和意识。中国另一则有关神造人的传说也这样说：“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日，桑林生背手，此女娲之所以七十化也。”意思是黄帝、上骈、桑林之位神人造好了人的形体，由女娲给形体注入“七十化”即意识，使人类有了全新的感知感觉。澳大利亚关于神造人之说则是这样的：大神拜爻梅造了人，造好人之后，又把自己的一部分精神注入到人体中去，人才有了灵魂。
  从这些神造人的传说中可知，人类的智慧虽被封闭起来，但他们在意识的燥动中还是略有所觉，或者说在潜能意识中吧，朦朦胧胧中觉得自己的形体早已存在，在意识复苏之际，既惊且喜，深深感激赐于灵魂给自己的神，感激之下，就把早已存在的形体也说成是神造的了，因为地球人最初为自己完美地立于天地之间的事实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既然神哈一口气就使自己有了灵魂，那么制造一个形体绝不是成问题的事，因此世界各族人

任南

浦肯野细胞

在人体大脑中超过1000亿个神经元中，浦肯野细胞是最大的那一类。这是一类对人体极其关键的神经细胞，它们在小脑皮质中负责机体的动作协调。接触酒精，锂等物质，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包括自闭症和神经变性症等基因疾病会损害人体的浦肯野细胞，从而造成机体运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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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9 21:48

admin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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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夏季，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启动。




目录简介 各阶段及成果
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11年—2015年）
相关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简介 各阶段及成果
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11年—2015年）
相关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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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简介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编辑本段各阶段及成果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1] 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11年—2015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项目启动会2011年5月6日在北京召开。这也标志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正式启动。
　　工程将重点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
编辑本段相关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新进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依据多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目前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宫城以南新发现的夯土围墙，内侧即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远处则有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一以围墙环绕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初战告捷：2002年摸底调查与重要线索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黄色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尝试采用同心圆加发射线式钻探方法，对遗址西北部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进行钻探寻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对A区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发掘。两项结果都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城墙Q6、环道、和第二层夯土台基基础皆使用小板块错缝法夯筑。
　　环道呈半圆形，环绕台基。由台基东侧路沟和台基南、西侧的路基构成。环道西部接在城墙Q6上。东部以路沟横穿城墙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层。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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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南

研究“史前大洪水”探秘史前人类文明http://tech.QQ.com 　 2006年05月31日 16:32 　 中华涉外网 　 有一位著名的英国民族学家，弗雷责.本杰明在考察了大量的民族历史传说后发现，几乎所有北半球民族的上古传说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而且内容惊人的相似。使人在掩卷之余不禁自问：真的有“大洪水”吗？就象我们成语里说的：“沧海桑田”，所谓的上古的大洪水事件是一次巨大的、全球性的海浸事件！而连绵数月的雨水，只不过是伴随洪水的天气现象。只是在这场几乎毁灭了人类的大洪水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样说的：“在2月17日，天窗打开了，巨大的渊薮全部被冲溃。大雨伴着风暴持续了40个白天和40个黑夜”。而诺亚的方舟，也足足在水中漂流了40天，最后才搁浅在高山之巅。


公元前3500年前出版的苏美尔资料中这样写到：“那种情形恐怖得让人难以接受，风在空中可怕的呼叫者，大家都在拼命的逃跑，向山上逃去什么都不顾了。每个人都以为战争开始了......”在古文化研究中有一本很著名的古文书--《波波卡 - 吴夫》，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大洪水来了，天地变得一片漆黑，还有黑色的雨，不停的下。人们拼命的跑......但还是被灭绝了”


据说，古巴比伦的《季尔加米士史诗》是世界上现存史料中对大洪水记载最完整的，因为它是由从大洪水中幸免于难的人口述而成的。在他的记载里，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淹没了大陆上所有的高山,只有居住在山上和逃到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


让我们看看中国关于上古的这次大洪水的记载：


《山海经.海内篇》记载：“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


《孟子.滕文公》记载：“当饶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淮南子.览冥训》曰：“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


在各民族的传说中，有一些地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所有受到提醒的人，都是被预先告之并受命准备好了船只，在洪水来临的时候，依靠船只逃得了性命；而且都在最后使用飞鸟去探求究竟，并且都是在飞鸟衔来了新生的植物后，才离开了方舟。如，诺亚放飞了三次鸽子，直到鸽子衔回了橄榄枝。


其次，受到警告的人都是男女两人，并且都在劫难后开始了新的种族繁衍。如中国的伏曦兄妹；英伦群岛的比德和碧蓝；希腊的奥尼恩夫妇等等。


再有就是，大洪水的水位描写和时间描写，几乎完全一致。洪水都是淹没了平原、村庄、树木和矮小的丘陵。最后只有逃到了高山上的人才得以活命。持续时间可以统一在100到120天左右，也就是3到4个月之间。而高峰期都维持在40天左右。


还有也是最难以理解的就是，几乎都发生在北半球！集中在现在的赤道以北地区，而南半球很少听到类似的传说。


1922年，考古学家伦德纳.武力爵士，在波斯湾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考察时发现了一座掩埋在地下的苏美尔古吾饵城。在古城的遗址之下，发现了整整有2米多厚的黏土层。在这层沉积层之上是古城的遗址。对黏土层的分析表明，这层黏土属于洪水沉积后的淤土。也就是说，在人类的这个历史时期之前，曾经有过一场洪水，洪水的规模之大，足以摧毁旧的苏美尔文明。


不可否认，目前人类在大陆上找到的证据和痕迹并不足以直接证明大洪水的存在。


但是，从历史资料，各民族的历史传说、和一些不太明显的地质特征。足以让我们大胆的进行这样的假设和推想：大约在一万年前，一场大洪水席卷了北半球，所有大约低于1000米的山峰都被淹没。洪水的高峰期约持续的40天左右；到洪水最后消退，是大约100~120天以后的事了。这场大规模的灾害，毁灭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人类。幸存下来的人类，大多是平时居住在高原和山区的人们，在河域文明时代，他们的进化程度要远比居住在富饶的平原和大河流域的人群低的多。洪水退后，他们进入了平原，接受了原来的文化遗产。但是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从上古到现在，似乎我们的文化经历了一个断层。


但是，现在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此大的一场大水，几乎将整个北半球淹没。可是这样海量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雨水吗？


单靠降雨是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几十年内造成如此大的水量。决不可能！


那么水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是海水！


就象我们成语里说的：“沧海桑田”，所谓的上古的大洪水事件是一次巨大的、全球性的海浸事件！而连绵数月的雨水，只不过是伴随洪水的天气现象。只是在这场几乎毁灭了人类的大洪水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样就又导出了一个问题，也是最有意思并且最值得讨论和探索的现象，是什么造成了这次几乎毁灭人类的全球性“海浸事件”？


是神的愤怒？还是一种天文现象导致的气候或磁场异常触发这场全球性的海浸事故？（我个人倾向于此）


《圣经》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宣布将使用洪水，毁灭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在我国的传说里，大洪水的原因是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发生战争，其中一方在一怒之下，撞折了支撑天的大柱子以致于天崩地陷，洪水滔天。


而犹太人的传说里有另一种传说，认为是“主改变了两个星辰的位置”。


在巴比伦有这样的预言：“当各大行星会聚在天蟹座的时候，排列成一条贯穿它们轨道的直线时，地球上的一切人类将被毁掉；而同样的聚会发生在魔蝎座的时候，地球上将再次发生大洪水的灾难，前者将在盛夏，而后者将在严冬。”而欧洲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思在1555年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在世界毁灭之前，汹涌的潮水将吞没一切。持久不退。而残留在水面上的几块陆地也将被从天而降的火焰和石块覆盖，美丽的世界将毁于一旦！”


也许预言只是预言，但我们如何去解释另一个现象。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足够时间跨度的民族历史和传说中，都有着惊人相似的“大洪水”的传说。而且在传说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内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综上所述，我们是否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大洪水确实发生过，大致的时间是公元前8000年到14000年之间；


二、一种巨大的能量的突然作用，导致了这次“史前大洪水”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史前全球性海浸事故”。而如此巨大的能量，目前看，应当而且只能来自于我们的星球之外。


三、这次“史前大洪水”造成了一个史前文化断层，就象我们传说中消失的“亚特兰第斯”。 作者：胡马

任南

中国舞蹈通史

主讲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   王克芬 研究员

第一讲 引言 　 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历史悠久，距今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陶盆，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有确切纪年的舞蹈文物，直到今天，舞蹈文物不断出现，那是一部形象的舞蹈史；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舞蹈的文字记载已经存在，直到今天，舞蹈的文字记载史不绝书。数千年连绵不断的舞蹈文物与文字记载，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我们要十分珍惜这宝贵的舞蹈文化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根，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学习中国舞蹈史，会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灿烂的舞蹈文化。会更加热爱我们民族的舞蹈艺术，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原始舞蹈探索 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的祖先——猿人，在求生存的劳动实践中，学会了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这就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大脑逐渐发达，肢体直立，脚和手有各自不同的用处，使人具备了便于劳动的身体和可能跳舞的形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产生了舞蹈是十分正确的。但原始时代的生活，除劳动外，还有争战，还有祈求神灵保佑的祭祀活动，还有为强身治病的健身舞蹈等。因此，舞蹈的起源是多元的。 舞蹈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 舞蹈是通过有节奏的、经过提炼和组织的人体动作和造型，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感情的艺术《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大意说：音是发自人的内心，人心的感动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外界事物激动了人心，于是用“声”表现出来，“声”在相互应和之中，显示出有变化、有规律的“声”，就叫做“音”（乐），把音（乐）演奏起来，再拿着干（盾）、戚（斧）、羽（鸟羽）、旄（牛尾）跳起舞来，就叫做“乐”。古人所谓的“乐”，都是指乐舞而言。《诗经·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都说明诗、歌、舞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 人类最初创造舞蹈，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而是人类本身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才创造了舞蹈。在语言还不甚发达和完备时，人们用肢身语言（动作）来传情达意，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宣泄自身的情感等等。因此原始舞蹈的最显著特征是：自娱性与群体性，是全氏族所有成员都自由参加的活动。大家围在一起手拉手，组成一个圆圈舞蹈。围圆舞蹈便于相互交流感情，又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先民围猎野兽，围着篝火取暖或烧烤食物，都会自然围成圆圈。新石器时代的两个舞蹈纹陶盆以及云南沧源岩画的五人舞图都是围圈而舞的。至今我国苗族《芦笙舞》、《踩鼓舞》，彝族《跳左脚》等民间舞都是围圈而舞的。    青海大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盆       青海宗日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舞蹈纹盆 云南沧源岩画五人舞(摹本) 在我国的古籍中，记载了许多古神话传说，它们往往能反映原始社会的发展情况。大凡人类社会出现某些突出进步时，传说中就会出现发明这些新鲜事物的英雄，如教人筑巢而居的“有巢氏”、教人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教人结网打猎捕鱼的“伏羲氏”、教人耕种的“神农氏”等等，同时也有关于歌舞创始的传说，《山海经》载：“帝俊有子八人，始为歌舞。”《广博异记》载：“舜有子八人，始歌舞。”可知，歌舞也是原始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因此，才有帝（氏族首领）的儿子发明歌舞的传说产生。歌舞的产生，不像原始时代其他重大发明一样，只归功于某个氏族首领。而是归功于一个集体。这个传说生动而真切地说明；歌舞的创造者，是一个集体。 　 二、舞蹈与生产劳动 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群居生活，共同劳动。在劳动中，产生了最古老的表现劳动生活的舞蹈。 人们狩猎归来，为猎获了食物和遮身的兽皮而欢乐，他们聚集在一起，有轻有重的敲击着类似磬一样的石器，有节奏地模仿鸟兽的动作和形态而舞蹈。所谓“鸟兽跄跄”“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正是狩猎生活的生动反映。 古代的“百兽率舞”不驻是欢庆胜利和狩猎生活的再现，同时也是年长的人向青年们传授生产知识，教导他们如何识别不同鸟兽的特征，如何去捕捉它们的反映。经过代代相传，代代创新，我国各族有丰富多采、形象生动表现各种鸟兽的舞蹈。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千至六千年）的舞蹈纹陶盆（见上图），在陶盆内壁近盆口处，有四道平行带纹，带纹上绘有三组舞人形象，每组五人，面部及身体稍侧，每组边旁两人外侧手臂都面成两条线，可能是表示摆动的样子。他们手牵着手，整齐地一起踏舞。头上的饰物，身后的尾饰，都向不同方向斜垂。这实际不表现了一种“扭”的动势。因为只有头部与身体在扭动中，头饰与尾饰才会向不同方向甩动。青海是古羌人居住的地方，据戴爱莲先生调查，至今羌族的民族民间舞蹈中，仍保存了拧身扭摆的动律。 《西京杂记》载：“相与连臂踏地为节”这是汉代的一种舞蹈。唐代刘禹锡诗《踏歌行》：“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音mèi）行。”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讲到湖南一些兄弟民族风俗时说：“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群），手相握而踏歌”。人们手牵着手，一面歌唱，一面用脚踩着节奏，自由欢畅地舞蹈，参加人数随时可以增减。这是汉族和其他许多民族自娱性群舞的传统形式。舞蹈纹陶盆的发现，证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创造了这种群舞形式。陶盆上的舞人，头上斜着下垂的发辫或饰物，身后都拖了一个小尾巴，这大概是扮鸟兽的装饰吧！约五千年前先民们扮演“百兽率舞”的形象被生动地描绘出来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舞蹈形象，的确十分珍贵。 战国兽衔环狩猎画像纹壶，上半部刻的是狩猎生活，最下部刻有人扮成鸟形的舞蹈，排成一行，都朝着一个方向，头上装饰如长翎，手臂如鸟羽，身后有尾饰。这是原始鸟兽舞的传统，和舞蹈纹陶盆上的舞人有相似之处。   战国兽衔环狩猎画像纹壶(原物及摹本) 从远古直到今天，我国各族民间都有很多模拟鸟兽情态的舞蹈如：狮舞、龙舞、孔雀舞、翡翠鸟、鸲鹆（音qú yù）舞、鵅鸫（音gē dōng）理窝等等。在传统舞蹈术语中，有很多是用鸟兽动态命名的如：打鸳鸯场、雁翘儿、龟背儿（宋周密《癸辛杂识》载《德寿宫舞谱》中的舞蹈动作或队形名）双飞燕、大鹏展翅、虎跳、扑虎、乌龙搅柱、商羊腿、蝎子步等等。这些举不胜举的舞蹈和富有形象的舞蹈术语，是与狩猎等劳动生活密切相关的。 人类逐渐繁殖，单靠野兽、野果，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聪明勤劳的人类，逐渐懂得了驯养鸟兽，懂得了种植作为动物的饲料和人类食料的植物，畜牧业和农业逐渐发达起来，人类生活的领域逐步扩大了，反映生活的歌舞也随着丰富起来。古代传说中有一个《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音què)：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古乐篇》）。这种歌舞有一定的结构和形式，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作道具，脚踩着音乐的节奏，边唱边舞。歌舞分八段：第一段可能是先民们在歌颂人类本身；第二段歌颂他们崇拜的图腾标记—玄鸟（传是商先人的图腾）；第三段愿草木生长茂盛；第四段祝五谷丰收；第五段向上天表示敬意；第六段颂天帝佑民的功德；第七段谢大地的赐予；第八段望鸟兽大量繁殖，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衣食。歌舞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从歌舞中也反映了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即对天、地、祖先的崇拜。 　 三、原始舞蹈与生殖崇拜 人类的生产活动，包含两个最主要的内容：一是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生殖后代，繁衍种族。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活环境极艰苦、恶劣。人类要维持生命，延续后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人类渴求人丁兴旺，种族繁盛。人类从生活中直觉地明白一个自然规律：男女交配可生殖后代，但他们对人的生理现象并不了解，当时也不可能了解。于是产生了对性和生殖器官的崇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供奉男性生殖器作为崇拜对象的遗风。土家族古老的《毛谷斯舞》有男舞者在腰间挂生殖器状饰物起舞的习俗。后世后谓“社日”，既是民族的节日、祭日，又是男女求偶交配的日子。据《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种在特定节日“性解放”的风俗，至今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遗存。原始舞蹈中有生殖崇拜及求偶的内容，就是来源于上述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时至今日，在许多民间歌舞中，有不少是以表现爱情、求偶为内容的，它与人类的本能需要繁殖后代，这一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使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传说殷人的祖先简狄是吞了玄鸟卵而生殷契的。周人的祖先姜嫄 是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弃（即后稷）的（见《史记·周本纪》。）这类传说实际是母系氏族公社时代原始乱婚野合生子生活的反映。遗存至今的原始岩面，十分清晰、形象地反映了人类求偶、交配的活动和性崇拜的意识。而这种活动和意识，又常常与舞蹈形象杂糅在一起。如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位于推喇嘛庙西的德里哈达小山顶，类似男女对舞的岩面，画风拙朴，两人手臂相互搭肩，女性胸部画两个圆点，代表乳房，臀有尾饰，两腿叉开，尾下有一圆点，似滴液。男性尾饰更长，尾梢折卷，双腿劈开，他俩正兴奋地连臂跃舞（参见盖山林《乌兰察布岩面舞蹈》）。 內蒙乌兰察布双人联臂岩画(摹本) 1988年考古学家王炳华发现的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是目前发现的一处以此为主题的大型舞蹈岩面，初步断定最初凿刻的岩画约在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其规模颇大，蔚为壮观：在东西长约14米、上下高9米、面积达120多平方米的岩面上，用浅浮雕手法刻出了总数达数百个大小不等、身姿各异的舞蹈人物，其主体部分是一列巨大的裸体女性舞蹈像和一个斜卧的男性形象。男性人像通体涂朱，特别刻画了勃起的生殖器，指向女性方向。              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摹本) 另有两个性别特征十分明显的舞蹈人像，男性人像手持勃起的生殖器直指对面站立的女性人像。在这隐喻男女交合图像的下面，是上下两排排列整齐、正在激情欢舞的小人群像，它十分清晰地表明这幅岩面祈求氏族繁衍和生殖崇拜的观念。 呼图壁崖画生殖崇拜岩画(摹本) 这幅巨作所在之处的自然环境，王炳华先生作了如下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山体，山势雄伟，层层叠叠的红色岗峦，如叠如砌……这样一区耸立的峰峦，却又为终年流水的两道溪谷所环绕……一岩画所在峭壁的西端……一条长三四十米的裂隙，斜贯于洞顶外侧。裂隙中，不断渗透漏出滴滴清泉，一年四季不断。附近哈萨克牧民，至今仍视为‘神水’……由于所在地区空气湿润、雨量丰沛，故草木繁茂。高耸的岗峦，冬日挡住了西北方身的寒冷气流，使山前阳坡，沟谷两岸的植被，在严寒的冬日也不会完全被雪覆盖……是畜群理想的栖息之处……阳光、茂草、清泉，所在环境中的这些具体因素，都使人与新生命的孕育产生联想”（见《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这正是远古居民，要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祈求氏族繁衍，并进行交合的绝好地方。大幅以生殖崇拜为内容的岩画，是先民的心愿，也是他们心中得神灵，“在这幅岩刻中，原始舞蹈的灵魂、动力，就在于对异性的追求，在于对两性生活的描述和歌颂”（见王炳华：《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 青海出土的古文物中，也有夸大人类生殖器官的形象（现存青海省乐都县柳湾出土，现存柳湾文物工作站。）这些遗存的古代崖画、文物及现存的民间风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也是对于原始舞蹈发展的另一种动力——“人类自身的生产”的有力而形象的佐证。

龙人

霍金理论称外星生命几乎肯定存在

时间：2011-05-05 16:17:12 我要评论

内容摘要：霍金说的这番话，出现在美国探索频道专门为霍金制作的一套系列记录片里面，名字叫《走进霍金的宇宙世界》，里面根据所讲述的主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外星人是其中一个章节。

茫茫宇宙，我们是不是唯一的智慧生命？这个问题我们从小问到老，答案从来都是模糊的。最近，以撰写《时间简史》而被我们熟知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一部最新的纪录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外星生命几乎肯定存在，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和他们打招呼。

霍金的理论，让渴望与外星生命进行"第三类接触"的我们大吃一惊，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展开丰富想象，和外星人亲密接触。

霍金说的这番话，出现在美国探索频道专门为霍金制作的一套系列记录片里面，名字叫《走进霍金的宇宙世界》，里面根据所讲述的主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外星人是其中一个章节。霍金在纪录片里说，宇宙中包含着1000亿个星系，每1个星系里，又拥有上亿颗的恒星。在这么广阔的区域里，地球不可能是生命进化的唯一场所。

但是，霍金在对外星生命做出乐观估计的同时，却又悲观地预言：与外星物种接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霍金认为：假如外星人有朝一日来到地球，恐怕和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的情景差不多。他们会为了掠夺资源而大举入侵，然后扬长而去。霍金说："我们看看自己就能知道，智能生命是怎么发展到无法自给自足，对资源贪婪无度的地步。"所以霍金总结说：为了保护自己，轻易不要寻找他们，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作者：佚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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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理论称外星生命几乎肯定存在

时间：2011-05-05 16:17:12 我要评论

内容摘要：霍金说的这番话，出现在美国探索频道专门为霍金制作的一套系列记录片里面，名字叫《走进霍金的宇宙世界》，里面根据所讲述的主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外星人是其中一个章节。

茫茫宇宙，我们是不是唯一的智慧生命？这个问题我们从小问到老，答案从来都是模糊的。最近，以撰写《时间简史》而被我们熟知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在一部最新的纪录片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外星生命几乎肯定存在，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和他们打招呼。

霍金的理论，让渴望与外星生命进行"第三类接触"的我们大吃一惊，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展开丰富想象，和外星人亲密接触。

霍金说的这番话，出现在美国探索频道专门为霍金制作的一套系列记录片里面，名字叫《走进霍金的宇宙世界》，里面根据所讲述的主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外星人是其中一个章节。霍金在纪录片里说，宇宙中包含着1000亿个星系，每1个星系里，又拥有上亿颗的恒星。在这么广阔的区域里，地球不可能是生命进化的唯一场所。

但是，霍金在对外星生命做出乐观估计的同时，却又悲观地预言：与外星物种接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灾难。霍金认为：假如外星人有朝一日来到地球，恐怕和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时的情景差不多。他们会为了掠夺资源而大举入侵，然后扬长而去。霍金说："我们看看自己就能知道，智能生命是怎么发展到无法自给自足，对资源贪婪无度的地步。"所以霍金总结说：为了保护自己，轻易不要寻找他们，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作者：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