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许群利在2009-12-14 17:18:00的发言:
5000年前的奢华往事
这可能又是一个被洪水毁灭的伟大文明。
在灾难来临之前,这个聚落的权贵们安逸舒适。
族人为权贵们修建了3000平方米的宫殿和神庙。为了防潮,宫殿的地面是由厚度1.5米的红陶块铺成,这种红陶块经过高温烧制,质地坚硬。
虽然聚落南面有奔腾的裕溪河,但首领和权贵只会享用这条河里的鱼类,河水他们是不会喝的,因为不卫生。
为了满足权贵的需要,凌家滩人在宫殿内凿出了一个直径约1米、深约3.8米的水井,井壁上半部也是用那种红陶块圈成。这样,住在宫殿里的人们每天都能喝到干净的水,甚至不用担心旱季的到来。
因为南面的裕溪河里有鲜美的河鲜,北面的太湖山里有取之不尽的山果和野兽,四周开阔的平原则为耕种提供了便利,这里的人们根本不用担心肚子问题。
在这个部落,女人们青睐的男子是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以及大嘴,为了使自己更为英武,男子们喜欢留八字胡,此外还要计较头冠是否别致,玉镯是否精美,腰带是否与众不同。
当然,这些都不用权贵们本人来制作。
宫殿的周围有专门的手工作坊,这里的匠人技艺高超,他们首先制作出最大直径不超过0.17毫米的管钻,然后用这个工具钻出直径只有0.15毫米的玉芯。当这些玉器在5000多年后出土时,人们必须用激光束才能还原这种效果。
尽管凌家滩四周物产丰富,但这里权贵们要使用的玉器原料都来自遥远的巢湖沿岸,完成这个搬运过程的通道就是面前的裕溪河,这样能够使工匠们省去很多的力气和时间。
背山面水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人们不用担心外敌的攻击。但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磨制了刃口锋利的石钺、玉斧和玉戈,挖出了严整的护城壕沟,同时还训练着随时准备出击的武士。这些武士,他们只接受手持玉虎首璜的人的命令。
他们的安逸还在于到处结盟,权贵的子女们纷纷与外族结姻,他们要用玉龙凤璜来见证这种政治婚姻的可靠。
为了让族人相信权力是由上天确定的,权贵们不仅使用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来占卜,还在聚落的最高处修建了祭坛,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1200平方米,分三层筑成,表层有积石圈和祭祀坑。在这里,聚落的情况可以一览无余。
墓葬都安排在祭坛的下方,在权贵们的墓葬里根据个人的身份和喜好,安放着最精美的玉器,其中一个权贵特别喜欢猪,他的墓葬里放进了一只重达88公斤的玉猪。
可是,5000多年前,这一切的奢华仿佛都在一夜之间消失。
是因为洪水吗?谁也不能确定。20多年来一直主持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考古挖掘工作的张敬国教授,虽然曾经根据地层水流的痕迹进行过大胆的猜测,不过,正如他所言,考古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
张敬国:我遇到了又一个“殷墟”
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凡是涉及到凌家滩考古的报道,就一定会有张敬国的名字出现;同样,只要有关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的报道,必然也离不开凌家滩。
记者想从有关凌家滩考古之外的报道搜寻张敬国的故事,结果一无所获。对此,张敬国“呵呵”一笑,说:“除了凌家滩考古,我很少跟媒体打交道。”
谈及凌家滩对自己的影响时,张敬国坦陈:“我的名气是随着凌家滩的名气一起变大的,我的学术成果,都来自凌家滩。”
在多次接洽后,张敬国在他那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采访。
没有凌家滩前的寂寞
在安徽省城合肥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是一个容易找到的地方。记者连续换了三辆 出租车才赶到了目的地。上最后一辆车前,司机告诉记者:“我不知道考古所的地方,先到安徽省博物馆,你们再问路吧。”
在安徽省博物馆门卫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离博物馆大约30多米左右有一栋5层高的小楼。门卫说:“那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了。”
小楼的大门没有朝着马路开,记者穿过一条浅浅的窄巷,才看到一块写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白底黑字长条招牌。后来记者才知道,这10个字是考古学家夏鼐题的。
张敬国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小楼的第四层,最东头的房间。
1985年底,张敬国就是在这个房间接到了所领导的命令,收拾行装,赶往一个名叫凌家滩的陌生山村。那时的张敬国已经大学毕业10年。
1975年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张敬国被分配到安徽省博物馆。因为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年轻的张敬国在博物馆做了3年研究工作后再也坐不住了,申请调到文物考古研究所。因为他觉得只有在野外进行实地考古,才能真正发挥他的特长。
“感兴趣是一回事,但真正深入下去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2007年8月7日,张敬国向记者回忆起那个年轻的自己时感慨地说,“那时候考古调查全靠两条腿走。我调到考古所后,很快就参与了一个苏鲁豫皖先秦文化考古课题,淮河以北21个县市,我们考古队七八个人,硬是靠步行就把这个课题跑完了。”
“哦,好像从睢溪到双墩那段路上我们也雇过一辆三轮车,因为这两个地方之间有70公里呢。”张敬国端起桌上一个直径约15厘米的大搪瓷茶缸,浅浅地喝了一口,说,“不过,走到一半车就坏了,我们连推带拉,走了很多路终于找到一个小镇,这才把车修好重新上路。”
可是,当张敬国和同事们到达目的地,住进双墩的烈士陵园招待所时,他们发现难熬的事还没结束。“蚊帐上全是蜘蛛网,被子又油又黑,大家只好和衣而睡。”张敬国说,“那已经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了。”
工作条件的艰辛在张敬国看来并不是最难捱的。“除了清贫,还要耐得住寂寞。”张敬国说,“考古人有兴奋的地方,那就是考古出了成果。”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成果却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能遇上的。“考古界很多前辈研究了一辈子都碰不上一个大发现。”张敬国告诉记者,眼看着许多年轻人到考古所后不久又离开,既感到惋惜,又感到无奈。
幸运的是,这样的寂寞生活在张敬国进考古所7年后就结束了。
是窖藏,还是文化遗存?
1985年下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突然接到来自含山县文物管理部门的一个报告: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在挖坟埋葬时,挖出许多陶器、石器、玉器。
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就把调查工作交给了考古部主任杨德标和当时还是一名普通考古人员的张敬国。
杨德标和张敬国随即赶往凌家滩进行实地调查。
张敬国告诉记者,调查中发现器物出土地点有陶器碎片和少量的红烧土块,但挖出的土较纯,坟堆附近非常干净,不见有陶器碎片,据此他们认为出土地点可能是窖藏。
不过,当两人把调查范围扩大后,又在凌家滩村前的河岸边发现许多陶片,这些陶片与葬坟挖出的陶片不论胎质、颜色,还是器形都几乎一样。再问老乡,老乡告诉他们,在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石器、玉器,有许多都被小孩玩丢了。
张敬国他们随后回到长岗乡文化站,重新观察村民挖出来的石器、陶器和玉器。他们找来一块猪肉,取出一个两面对钻孔眼,刻有月亮纹饰的石钺进行实验切割。“我们感觉石钺刃口非常锋利。”张敬国说,“其他的陶器和玉器也都是以前很少见的。”
这时,他们又产生了另一种猜测,这里会不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遗址呢?
“是窖藏还是文化遗存,我们当时还拿不定主意,只能把实地情况和我们的猜测都上报给所里。”张敬国说,“因为所里暂时没经费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一直拖到1987年。”
怎么就让他一个人去了凌家滩?
两年后,考古所终于安排了3000元资金对凌家滩遗址进行试掘。这次,张敬国是孤身前往。
为什么这样的考古活动,会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主持呢?据了解,那次考古的人员除张敬国外本来还有三位:杨德标、王步毅以及刚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两年的何长凤。不过临出发前,三人都因为有其他工作在身而放弃前行,任务就落在了张敬国一个人身上。
“看到他们三人无法前往,我也有些犹豫,但又想到如果再推后,天气渐渐热了,野外工作很困难,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进行。”张敬国说。
最后确定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有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张敬国(领队)、巢湖地区文物管理所蒋楠、含山县文物管理所靳水年、原长岗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
“这次我们的目的就是看一下地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证实了是文化遗存,那我们今后就可以大规模地发掘。如果是一种窖藏,我们就不必要那么大动干戈。”
据张敬国回忆,他和蒋楠从含山县城赶往长岗乡,那时长岗乡还未通汽车,他们只能乘含山县城到东关镇的车在太湖山下,此时是早上9点多钟。随后,他俩扛着几十斤重的行李和发掘工具徒步走到长岗乡政府。
“等到长岗乡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我们累得浑身是汗,文化站李余和站长已在乡政府门口等着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到乡政府对面的招待所二楼住下,招待所十分简陋,没有自来水和 卫生间,用水还要到楼下拎。”张敬国说,“当天中午乡里的杨书记和乡长金从广请我们吃饭。不知不觉我们我们五人喝了4斤酒。”
“乡政府距凌家滩遗址5里路,每天从工地到住地来回四趟,一天要跑20里,一共干了20多天。”在张敬国的记忆中,这段辛苦的日子却是他考古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20多天发掘了4座墓葬,特别是代号87M4和87M1的两座大墓,出土的文物让我们非常震撼。”张敬国说。
据了解,87M1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三件站姿玉人。玉人不论其造型、琢玉技术,还是玉人的设计思想都表现得极为高超。三件玉人的出土,首次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整体形象,为研究远古文明社会提供了极丰富的信息。
87M4墓内出土的玉器更是让张敬国激动,有玉版(刻着原始八卦图)、玉龟、玉勺、三角形玉饰、玉人头饰、玉管、玉璜等。
张敬国兴奋地对记者说:“极为重要的是玉龟的上下腹甲夹着玉版,这就和历来最难令人置信的像‘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鱼河图》)等等的神话故事印证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后来记者在采访李余和时,他也清晰记得20年前大家的欣喜若狂。李余和说:“张敬国在一张纸上拼命地写,写好以后就叫我去邮局寄给省电视台,他希望用镜头把这一切拍下来。”李余和当时也很激动,一口气骑着自行车冲到了十多公里外的东关镇邮政局。可惜,一直到试掘结束大家都没等到电视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