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团队人类起源探索

任南

记者：您来中国，就是为了寻找和研究黑皮玉吗？

金喜镛：我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有一种说法，佛教中的地藏王菩萨本是韩国人，但是韩国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来考察。另一个就是调查北方的远古文化。我喜欢神秘。

记者：您是怎样发现埋藏现场的？

金喜镛：很神秘。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想，在什么地方能找到黑皮玉呢？在内蒙古，有一些人买卖和拥有少量的黑皮玉，黑皮玉几经转手，每次都以很少的钱交易，当然，他们都不知道黑皮玉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价值，他们以为只是漂亮的黑石头。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是第五个环节的人，他们根本就不透露关于黑皮玉来历的任何消息，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接触到第四个环节，直到2006年，我才终于见到了位于核心的两个人，是他们把黑皮玉挖出来再流散到各方的，只有他们知道黑皮玉的具体所在。我想办法，说服了那两个人，带我到了现场。

我紧张，很感动。这个地方很秘密，如果我不公开，一百年，两百年以后也不会被发现。

记者：您看到的现场的情况是怎样的？

金喜镛：现场的情况，一个石墓室，中间是一个人骨，周围全是半蹲的黑皮玉的人塑，上面是红山文化那样的C字龙，下面是太阳神——如果我没亲眼看到，我是想像不出来的。我当时很震惊，很感动。我还看到神殿，就在山顶上，像是一个倒塌的大石头堆。山坡上还分布着很多石室，我看到的石室有五六个，我推测这样的石室还有很多。远处的河边还有一些部落，远古的人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这个村庄或者王国，可能是毁于火山爆发，瞬间被火山灰埋葬，因为原貌还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记者：您推断这个墓穴是什么年代的？

金喜镛：我推测是6万年到10万年前，至少是1万年前的。

记者：您的推测有什么根据吗？

金喜镛：我把黑石头拿到韩国研究，但韩国的学者也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我设法找到美国一个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碳14的元素分析试验。结论是：可能是在1万年前。另外，我看到的人的骸骨，膝盖骨是弯曲的，陪葬的人像也都是半蹲着的，所以我推断这里是人类半直立时期的文明。

雕塑的人脸的造型东洋的人也有、西洋的人也有，世界上各种人种都有。所以这里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发祥地。雕塑的做工非常精美，很高。很神秘，我也是看到了现场，才完全相信。

记者：您觉得这里与红山文化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金喜镛：16年来我很努力学习考古方面的知识。红山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这里与红山文化肯定是有联系的，因为有些造型很相似。红山文化也有黑皮玉，但很少，也比较小，而这里的黑皮玉60厘米、80厘米，最大的高达160厘米。黑皮里面的玉也有很多种，有黄的、有绿的。黑皮是古代一种颜料，是远古人把颜料涂到玉上，时间长了，黑色渗透到玉色中。各种造型都有，猪、鸟等动物都有。很精美，应该是陪葬品。

这里以前可能是个美丽的国家，有很高的文化和文明。

记者：您发现的人的骸骨有多少具？

金喜镛：看到一个人的人骨，是零散的。但是听说别人看到过两个甚至三个人骨。

记者：有没有对人骨进行试验，来推断人骨的年代？

金喜镛：没有。我很害怕，而且人骨没办法带在身上，我想拿到国外做实验，但出不了机场。只能是猜了。

记者：人骨是什么样子？根据什么猜呢？

金喜镛：看起来很古老，很久远，不是完整的，膝盖是弯曲的，而且骨盆显得特别宽大，像化石的样子。

记者：黑皮玉价值有多高？目前市场上有吗？

金喜镛：现在的收藏市场上，红山文化的仿制品比较多，赝品中做工好的也价值上百万。但目前仿制黑皮玉的还没有，因为黑皮玉基本不可仿制。市面上没有黑皮玉，所以也没有仿制品，黑皮玉是无法估价的。

记者：考古学是很讲究现场的，如果没看到现场，谁也不能轻易下结论。

金喜镛：我拿了黑皮玉给很多人看，很多人都说：你小心点，这个是假的。但是确实是真的。

任南

我不是笨蛋，16年里我也花了很多钱，韩国的画廊也关闭了，我的变化太大了，老婆、孩子、朋友都不喜欢我，我，很孤独。

这是真的。我不是骗人。如果不相信，大家一起去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但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属于中国的，世界的。

现在是国际时代，别把国籍看得太重要，我是个韩国人，但是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神秘，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遗产，我很喜欢。

声 音

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是真是假需要现场考察

为了成立一支考古队去内蒙古草原考察，金喜镛联络过国内的有关部门和一些专家。曾经为金喜镛提供过帮助的吉林大学韩志安老师向记者介绍了情况：目前，因为没有见过考古现场，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十有八九是假的”，因为，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和辽宁西部的朝阳一带，而金喜镛所发现的地点却不在这里；而且，现在市场上，红山文化的仿制品不少，所以大家担心是假的。但是金喜镛坚持说是真的，他说那里黑皮玉很多。韩老师认为，没看到现场，谁也不敢判定真假，“其实很简单，派人去看看就可以了。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史学研究所所长桂遵义有一个郑姓学生是来自韩国的学者，由他介绍，桂教授见到了金喜镛和黑皮玉。桂教授认为，黑皮玉是有价值的，目前存世的数量非常少。但是金喜镛把年代推得太远了，五六千年前的半直立状态的人，还没有语言，没有完全脱离兽的状态，应该达不到这样高超的工艺。如果这些黑皮玉以及金喜镛对现场的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可能是在秦汉左右。至于人像的蹲式，应该也不是人类的半直立状态。唐朝以前，是没有桌子的，人们吃饭开会都是席地而坐，到现在日本人吃饭也是跪坐的姿势，所以我认为可能是秦汉时期。人像中有的像外国人，我想，秦汉时期，内蒙古草原也是有不同的种族居住和活动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元代的遗址。秦汉以后的工匠，应该说可以达到黑皮玉的制作水平。

桂教授虽然看了黑皮玉，但是没有经过仪器的化验，也断定不了确切年代。

另外，金先生说他看到的人像，有的像东方人，有的像高鼻子的西方人，这一点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论的。郭沫若和吕振羽先生就认为，中国人是起源于蒙古族的，北京猿人与蒙古人有相似之处，中国，朝鲜、日本都与蒙古文化有密切联系，都是从蒙古草原而来。

从考古学来讲，中国北方的玉比较少，只有新疆的和田和辽宁的岫岩有，内蒙古没有发现过。“如果真像金喜镛先生所言，方圆四五十公里的规模，那么，不管年代的远近，都将是有价值的发掘。应该去看一下。”

西域的鹰

二百万年前已有工具

　199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以“科学家对‘巫山人’遗址鉴定证实我国200万年前已出现古人类”为题报道：9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北京图书馆徐自强教授率领考察组，在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骨坡“巫山人”遗址进行挖掘考察时，发现了大量旧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院士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在与 “巫山人”同一地层里发现的石器一样，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地证实了200万年前“巫山人”的存在。巫山人类化石首先是由黄万波于1985年在龙骨坡发现的。从1988年到1996年，美国Iowa大学、北京大学考古系、中科院地质所等5个单位先后运用古地磁、电子自旋共振、氨基酸测定等3种方法对这些化石进行鉴定，显示其地质年代距今约为200万年。1995年美国古人类学家石汉博士和黄万波合作在权威科学杂志《Nature》第6554期上发表了“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人工制品”一文，报道了他们的发现。由于当时只挖掘出2件石器，当时学术界对“巫山人”是古猿还是人存在争论，这次最新发现结束了这次争论。权威人士称，这一最新发现不仅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200万年前， 动摇了现有人类进化理论，而且为在中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200万到3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以及文化遗存，从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更为扎实的科学依据。

蓬莱九仙

以下是引用rn在2007-12-9 14:21:40的发言：

我不是笨蛋，16年里我也花了很多钱，韩国的画廊也关闭了，我的变化太大了，老婆、孩子、朋友都不喜欢我，我，很孤独。

这是真的。我不是骗人。如果不相信，大家一起去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但这些东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属于中国的，世界的。

现在是国际时代，别把国籍看得太重要，我是个韩国人，但是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神秘，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遗产，我很喜欢。

声 音

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是真是假需要现场考察

为了成立一支考古队去内蒙古草原考察，金喜镛联络过国内的有关部门和一些专家。曾经为金喜镛提供过帮助的吉林大学韩志安老师向记者介绍了情况：目前，因为没有见过考古现场，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十有八九是假的”，因为，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和辽宁西部的朝阳一带，而金喜镛所发现的地点却不在这里；而且，现在市场上，红山文化的仿制品不少，所以大家担心是假的。但是金喜镛坚持说是真的，他说那里黑皮玉很多。韩老师认为，没看到现场，谁也不敢判定真假，“其实很简单，派人去看看就可以了。如果是假的，那就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是对文化的一大贡献。”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史学研究所所长桂遵义有一个郑姓学生是来自韩国的学者，由他介绍，桂教授见到了金喜镛和黑皮玉。桂教授认为，黑皮玉是有价值的，目前存世的数量非常少。但是金喜镛把年代推得太远了，五六千年前的半直立状态的人，还没有语言，没有完全脱离兽的状态，应该达不到这样高超的工艺。如果这些黑皮玉以及金喜镛对现场的描述是真实的，那么可能是在秦汉左右。至于人像的蹲式，应该也不是人类的半直立状态。唐朝以前，是没有桌子的，人们吃饭开会都是席地而坐，到现在日本人吃饭也是跪坐的姿势，所以我认为可能是秦汉时期。人像中有的像外国人，我想，秦汉时期，内蒙古草原也是有不同的种族居住和活动的。或者，也有可能是元代的遗址。秦汉以后的工匠，应该说可以达到黑皮玉的制作水平。

桂教授虽然看了黑皮玉，但是没有经过仪器的化验，也断定不了确切年代。

另外，金先生说他看到的人像，有的像东方人，有的像高鼻子的西方人，这一点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论的。郭沫若和吕振羽先生就认为，中国人是起源于蒙古族的，北京猿人与蒙古人有相似之处，中国，朝鲜、日本都与蒙古文化有密切联系，都是从蒙古草原而来。

从考古学来讲，中国北方的玉比较少，只有新疆的和田和辽宁的岫岩有，内蒙古没有发现过。“如果真像金喜镛先生所言，方圆四五十公里的规模，那么，不管年代的远近，都将是有价值的发掘。应该去看一下。”

国家应该派有关方面的专家去考查一下,看一看.

[em08]

admin

以下是引用高翔在2007-12-10 21:15:40的发言：

澳门地下埋着个史前玉作坊
   距今4000年前

    据《羊城晚报》报道
   一个4000年前的玉石作坊重见天日——这个中国考古界的罕见发现位于澳门。21日，澳门黑沙遗址发掘联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这一惊人发现：黑沙遗址位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黑沙公园内，而澳门城市的历史不过才400多年。

    黑沙遗址靠近海岸，古代就是海边沙滩。该遗址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发现，此前曾进行小规模发掘。去年年底，澳门艺术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联手，再次对黑沙遗址展开发掘。国学大师饶宗颐亲自担当顾问。

    这次发掘了124平方米，发现三个连在一起的房址。另据考古探测，这一带是一处古村落遗址。其中一处房址内出土了陶片、石器、炭粒等，距今已有4000多年。

    在同一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半成品，多达100多件；还有作为工具的石锤、琢磨器砾石等。有如此大量集中

    黑沙遗址发掘中，还出土了一件令人备感兴趣的古代制玉工具部件。就是旋转机械辘轳承轴器。

    这件石器磨制品中部呈圆柱形，两端磨细如陀螺。据推断，古人使用时，应由竹木器套住一端，装在机械上带动它旋转，再加上硬度较大的石英砂，用来磨制玉器或切割玉料。该器件两端已被磨出了玻璃光泽，显然多次被使用过。

    “这是一种相当先进的玉器制作工具！”香港考古专家邓聪教授推断，早在4000多年前，黑沙居民已经掌握了使用机械转盘穿孔的“金刚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掌门人

以下是引用史家绝唱在2007-12-5 0:32:11的发言：
发掘出的凌家滩玉器给张敬国教授的印象就是石头，石头应该是硬的，但没想到第一次发掘出凌家滩玉器竟松软如泥 
  

接触凌家滩前，已经和玉器打了十多年交道的张敬国教授还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古代玉器。他告诉记者，当时玉给他的印象就是石头，石头应该是硬的，但没想到第一次发掘出凌家滩玉器竟松软如泥，这让他们感到措手不及。当时联络不像现在方便，而就在他们不知所措时，没想到原先软得像泥的玉器又变硬了。后来经过详细查阅资料才知道，因为玉器长时间埋藏地下，早已与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后来变硬是与空气接触后的正常物理化学反应。

“最难忘的还有第一次是处理透闪石玉的遭遇”。张教授说，透闪石(鸡骨白)玉器发掘中不小心就会碰碎，每次发现透闪石玉，都小心翼翼将它们在微风中晾干后再包好拿回去清洗，但就是这样，第一次清洗时还是发生了意外。我们将粘满泥土的玉器拿到池塘边清洗，握在手里的一件透闪石玉器不停地向外冒气泡，接着感觉玉好像没了，拿出水一看，玉真的没了，全部成了糊状物，我们吓坏了。”这是玉吗？“我们又拿了一个到水里清洗，结果还是一样。后来经中科大研究实验分析，比较纯的透闪石和蛇纹石硬度高，含有杂质的硬度低易破碎。

第一次发掘出凌家滩玉器竟松软如泥 .证明任氏法玉软质变沁可入理论的准确.

掌门人

凌家滩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神秘难解的谜团，其中最让人咋舌的是一件玉人，其背后有一个隧孔，孔径只有0.15毫米,比人的头发丝还要细。考古学家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后发现，这是人工用管钻垂直钻孔形成的，管钻的玉芯仍留在孔内，管钻的直径仅为1毫米。负责凌家滩遗址发掘的省考古研究所张敬国教授告诉记者：“管钻工艺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流行，但如此细微的管钻及其使用不光是首次发现，就是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只能用激光才能完成。凌家滩先人采用什么工具和技术完成这精美一钻，至今都还是考古界和科学界的一个谜。”

    在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中，展现出来让现代人匪夷所思的工艺技术还有很多。张教授告诉记者，玉器胎壁的厚薄和琢磨加工有密切的关联，器壁较薄的玉器需要更多的加工和细致琢磨。凌家滩出土的玉耳和玉勺。前者底部厚0.1厘米、口壁厚0.09厘米；后者厚0.1~0.3厘米，二者不仅轻薄，而且造型匀称美观。虽然不能说其轻薄如纸，但也相去不远。而且专家通过高度显微镜对水晶耳放大200倍观察，仍观察不到丝毫的毛糙感。专家分析指出：“如此高超的抛光技术，在现代都堪称一流。”

    在那个连金属工具都没有的远古时代，仅仅凭借石器工具如何达到这么精细的工艺？如果有特殊的加工工具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发现让人信服的踪迹？古人们又是如何操作和使用的？在世界范围内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很多难以解释的谜团都让人联想到地外文明，那么“拥有”近似激光打孔技术的凌家滩文明是否也和地外文明有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9 11:38:28编辑过]

掌门人

解读三星堆的“阿卡密码”

转贴..解读三星堆的“阿卡密码” 

　　一个位于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境的阿卡人村寨，可能隐藏着解读三星堆千古之谜的文化密码 

　　一个是1986年震惊世界的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现：两米多高的青铜大立人、巨大的青铜兽纵目面具、四个带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四米多高的青铜大树、六个神秘的轮形器、黄金权杖、六十多支象牙以及数量巨大的玉璋、玉琮等玉石器。 

　　这里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 

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 

　　一个是位于云南西双版纳中缅边境、316名村民的曼蚌阿卡人村寨：1996年结束游耕生活，2003年结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至今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村民可以吟诵上溯至58代的口传史诗。

　　影视人类学者杨干才、王毅夫妇在进行了7年的实地调查后发现，大量的物质证据和非物质线索，指向这两个地理区隔遥远，似乎不可及的区域——阿卡人与三星堆文化存在着密切关联。 

　　12月10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一行专家在“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中，在昆明观看了杨干才、王毅“用现存的哈尼族文化解读三星堆”的相关证据。从事多年三星堆研究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称之为全新的视觉发现。 

　　记录阿卡人“蜕变”中的意外发现 

　　杨干才、王毅本为昆明广告人，2001年变卖公司后进入曼蚌村寨，7年之间拍摄了200多小时的录像带、2万多幅照片，写下100多万字的日记。 

　　他们已经会使用阿卡方言。2004年，杨干才从一名外来者，成为村寨的寨老——负责商讨村寨大事的“长老会”成员。 

　　2006年，杨干才、王毅的纪录片《蜕变》获得“2006中国十大纪录片奖”，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意大利撒丁国际民族电影节。 

　　此后，他们重新回到“现代社会”，一位朋友寄给他们一盘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纪录片，他们看了之后大为惊异。 

　　“我们发现阿卡人的文化和民间叙述与三星堆有诸多关联。”杨干才说，“后来我们赶到三星堆博物馆，捧着放大镜看馆藏器物——三星堆博物馆至今无法解释的诸多现象，在我们看来都可以从阿卡人生活的经历中得到解释。” 

　　12月10日，杨干才在昆明给前来访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多位研究专家播放了《蜕变》片段，并对三星堆与哈尼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解释。 

　　段渝对杨干才的比对解释深表赞同，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杨干才夫妇的发现让人有打开天窗之感，很多谜团豁然开朗。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杨慧介绍，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也就是一些人称呼的“爱尼人”，自称阿卡的他们是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南部、缅甸东北掸邦、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泰国。阿卡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世代游耕打猎，属于典型的高山民族。 

　　在谈话当中，杨干才多次提到，理解到阿卡人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完全是一次意外发现。 

　　《蜕变》纪录片是杨干才、王毅从其200多小时的纪录电影素材中编辑出来的34个版本之一，整部纪录片完全用本土人对白和镜头转场构成：阿卡人将原始森林点燃，在褐红色土地上播撒旱稻，在雨季过后收割；有人在疟疾中辞世；阿卡人用最为原始的方式制作船棺，用吟诵了数千年的口传史诗将灵魂送回家园；阿卡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相伴的各种祭祀，都在影像中存留…… 


　　对三星堆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最为人所思忖的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奇特相貌和对鸟的崇拜，让诸多学者思考三星堆来自异文化、异文明作用的可能性。 

　　学者们曾猜测大立人可能代表一种失明、掌握文化的知识精英“鼓矇”，代表一种萨满的神职人员……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认为三星堆是一种受到来自遥远西亚、中亚影响的文明。 

　　这些令专家迷惑不解的事实在杨干才、王毅看来其实十分简单，因为阿卡人的口传史诗中已经有明确的叙述——大立人相貌与大鹏鸟的传说相合。 

　　杨干才说：“曼蚌村寨老樟别说，人和鬼曾经居住在一起，人鬼分家后，鬼经常到人的家里捣乱，使人生病，粮食歉收，逼得人无法生活。人就把鬼的所作所为，告到了第一代先祖‘所米俄’那里，‘所米俄’就派了他的坐骑一只叫‘阿吉’的大鹏鸟替他巡视天下，让鬼不敢到人住的地方。可惜大鹏鸟是一只盲鸟，先祖‘所米俄’为了庇护人类不受恶鬼的侵害，就把自己的眼珠挖出来借给了‘阿吉’。从此任何鬼魂，只要被‘阿吉’的眼睛看见，它将化为乌有，永远不能复生。” 

　　“由于阿卡人从古至今都奉信祖先崇拜，而所有的祖先又没有具体的形象，大鹏鸟‘阿吉’就成为了崇拜对象、驱赶鬼魂的利器，鸟崇拜与祖先崇拜连为一体。逐步演化为对‘阿吉’眼睛的崇拜；阿卡人至今的房顶两侧都钉有一只木刻的鸟——阿吉，寨门上最多有九只。”

　　杨干才、王毅还发现，三星堆器物原件中，所有的人眼都没有瞳仁，瞳仁只存在于鸟的眼中。 

　　不仅如此，杨干才还举出一系列令三星堆研究专家瞠目的证据：来自青铜大树、青铜贝币、神秘轮形器、黄金权杖、玉璋、玉琮等器物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带挂链的青铜贝币和青铜大树是另一组让三星堆研究者费尽思量的器物，诸多学者曾从贝币的财富属性、青铜大树所体现数字观念和神器观念着手，去探究这些器物的意义和价值。 

　　而在杨干才、王毅看来，这些器物的真正意义，在阿卡人眼中丝毫没有悬念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称之为全新的视觉发现。 

　　记录阿卡人“蜕变”中的意外发现 

　　杨干才、王毅本为昆明广告人，2001年变卖公司后进入曼蚌村寨，7年之间拍摄了200多小时的录像带、2万多幅照片，写下100多万字的日记。 

　　他们已经会使用阿卡方言。2004年，杨干才从一名外来者，成为村寨的寨老——负责商讨村寨大事的“长老会”成员。 

　　2006年，杨干才、王毅的纪录片《蜕变》获得“2006中国十大纪录片奖”，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和意大利撒丁国际民族电影节。 

　　此后，他们重新回到“现代社会”，一位朋友寄给他们一盘关于三星堆文化的纪录片，他们看了之后大为惊异。 

　　“我们发现阿卡人的文化和民间叙述与三星堆有诸多关联。”杨干才说，“后来我们赶到三星堆博物馆，捧着放大镜看馆藏器物——三星堆博物馆至今无法解释的诸多现象，在我们看来都可以从阿卡人生活的经历中得到解释。” 

　　12月10日，杨干才在昆明给前来访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多位研究专家播放了《蜕变》片段，并对三星堆与哈尼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解释。 

　　段渝对杨干才的比对解释深表赞同，他对在场的记者说，杨干才夫妇的发现让人有打开天窗之感，很多谜团豁然开朗。 

　　据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杨慧介绍，阿卡人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也就是一些人称呼的“爱尼人”，自称阿卡的他们是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南部、缅甸东北掸邦、老挝北部、越南西北部和泰国。阿卡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世代游耕打猎，属于典型的高山民族。 

　　在谈话当中，杨干才多次提到，理解到阿卡人与三星堆文化的关联，完全是一次意外发现。 

　　《蜕变》纪录片是杨干才、王毅从其200多小时的纪录电影素材中编辑出来的34个版本之一，整部纪录片完全用本土人对白和镜头转场构成：阿卡人将原始森林点燃，在褐红色土地上播撒旱稻，在雨季过后收割；有人在疟疾中辞世；阿卡人用最为原始的方式制作船棺，用吟诵了数千年的口传史诗将灵魂送回家园；阿卡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和相伴的各种祭祀，都在影像中存留…… 


　　对三星堆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最为人所思忖的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奇特相貌和对鸟的崇拜，让诸多学者思考三星堆来自异文化、异文明作用的可能性。 

　　学者们曾猜测大立人可能代表一种失明、掌握文化的知识精英“鼓矇”，代表一种萨满的神职人员……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认为三星堆是一种受到来自遥远西亚、中亚影响的文明。 

　　这些令专家迷惑不解的事实在杨干才、王毅看来其实十分简单，因为阿卡人的口传史诗中已经有明确的叙述——大立人相貌与大鹏鸟的传说相合。 

　　杨干才说：“曼蚌村寨老樟别说，人和鬼曾经居住在一起，人鬼分家后，鬼经常到人的家里捣乱，使人生病，粮食歉收，逼得人无法生活。人就把鬼的所作所为，告到了第一代先祖‘所米俄’那里，‘所米俄’就派了他的坐骑一只叫‘阿吉’的大鹏鸟替他巡视天下，让鬼不敢到人住的地方。可惜大鹏鸟是一只盲鸟，先祖‘所米俄’为了庇护人类不受恶鬼的侵害，就把自己的眼珠挖出来借给了‘阿吉’。从此任何鬼魂，只要被‘阿吉’的眼睛看见，它将化为乌有，永远不能复生。” 

　　“由于阿卡人从古至今都奉信祖先崇拜，而所有的祖先又没有具体的形象，大鹏鸟‘阿吉’就成为了崇拜对象、驱赶鬼魂的利器，鸟崇拜与祖先崇拜连为一体。逐步演化为对‘阿吉’眼睛的崇拜；阿卡人至今的房顶两侧都钉有一只木刻的鸟——阿吉，寨门上最多有九只。”

　　杨干才、王毅还发现，三星堆器物原件中，所有的人眼都没有瞳仁，瞳仁只存在于鸟的眼中。 

　　不仅如此，杨干才还举出一系列令三星堆研究专家瞠目的证据：来自青铜大树、青铜贝币、神秘轮形器、黄金权杖、玉璋、玉琮等器物的“阿卡解释”。 

　　三星堆带挂链的青铜贝币和青铜大树是另一组让三星堆研究者费尽思量的器物，诸多学者曾从贝币的财富属性、青铜大树所体现数字观念和神器观念着手，去探究这些器物的意义和价值。 

　　而在杨干才、王毅看来，这些器物的真正意义，在阿卡人眼中丝毫没有悬念。“我们在曼蚌小寨期间，曾多次看到寨民们使用‘贝币’，这种‘贝币’阿卡人称‘伍习’。正常情况下主要是用于祭祀，有条件的情况下几乎任何祭祀都要使用。在曼蚌阿卡人眼中，这种‘贝币’甚至是一种圣物。每年春耕、秋收到‘米桑箩’（特定的原始树林、土地）祭祀庇护寨子的土地、树魂，其中的祭品就有‘贝币’。对他们来说‘贝币’非常珍贵，每次献祭时，只是用刀在贝币上刮一点点下来。生病或者女人不能正常生育，尼爬（巫医，一般是女性、有级别之分）会用磨穿的‘贝币’拴在患者手上、身上，挂在脖子上。对不育的女人，还会用‘贝币’泡水给她喝。” 
　　杨干才认为，从阿卡人世代口口相传的迁徙史诗，考证迁徙路线、器物、现有文化形貌，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三星堆指称体系。“在云南居住的哈尼族有二十多个分支，其中一支他们自称为阿卡人，1953年当地政府称他们为爱尼族，后划归为哈尼族。经学术界多年考察认为，他们属于古代氐羌人的迁徙民族，哈尼族（阿卡人）的祖先原来是游牧于青海、甘肃、西藏高原的氐羌系原始族群，公元前沿江而下，后南迁进入云南。” 
　　“阿卡人作为氐羌系原始族群的后裔，其保存完整的文化，可能是解释源头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说。 

　　杨干才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石边璋上，看到刻有上下正反的两组图案，现有的三星堆解释是：图案中两山之间有一条小船，它载着死者的灵魂回归祖先迁徙地。他立刻想到自己拍摄阿卡人吉维支的葬礼中，船棺的形制表明它完全是一条具有“功能性”的小船，尽管当地人世居山峦地带，数百年甚至没有见过船。 
　　他曾就船棺的形制询问寨子的宗教头领和寨老，这种船棺的形状是否有过变化？回答是：样子是古代传下来的，永远不可以改变，如果改了灵魂就回不去了，当然棺材的大小、选用哪种木材，要看死者的身份。 

　　杨干才、王毅意识到，船棺等现存器物所暗藏的文化遗迹和文化记忆，或许象征着三星堆作为长江文化源头一种解释体系的片段——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长江以南，特别是西南中国甚至延伸至南亚和东南亚的特有民族现象和文化传统。 

　　段渝和广汉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洋在得知这种表述时，表示高度赞同。 

　　迁徙诗中的特殊现象 
　　杨干才提到他在哈尼族迁徙诗中发现的特殊现象：在《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描述过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停留过的五个地方——虎尼虎那、什虽湖、嗄鲁嗄则、若罗普楚、诺玛阿美，其中对“诺玛阿美又平又宽、抬眼四望见不着边”的叙述，除四川盆地，其他南方地区很少这种地形。 

　　史诗中提到了叫乌木的大首领和四个分管的头人，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像中，也有一尊青铜大立人和四尊戴黄金面具的青铜像，至今阿卡人女人头饰上也有四个小球，这是为了纪念祖先中的四个头人。 

　　杨干才介绍，哈尼族迁徙诗中提到，哈尼族在诺玛阿美住了十三代后，在拥有金属兵器的部族攻击下大败，被迫放弃诺玛阿美，南迁。 

　　杨慧认为，在获得最终的阿卡人与三星堆之间关联的判断之前，更多的研究还应该综合使用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去获得更为直观的证据，但是杨干才、王毅用其扎实的人类学调查已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基础。 

　　对于杨干才、王毅来说，如果要深究背后的意义，是将“阿卡人的归于阿卡人”的文化尝试。“1893年，在南美洲洪都拉斯以西的地方，美国探险家、律师约翰罗德史蒂芬斯和英国艺术家佛德瑞克凯德伍将他们对玛雅文明的记忆画下来，带回美国和欧洲时，全世界为之震惊。当时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认为这种强大而璀璨的文明，不可能是当地仍在认为自己是从玉米里面创造出来的土著玛雅人创造的。一百多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对玛雅文明的深入研究，终于用事实把创造了这一文明的荣誉还给了土著玛雅人。” 

　　当学者们试图从中国中原文化、汉族文化、黄河文化，中亚、西亚、北非、犹太文化去解释处在中国西南省份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时，杨干才、王毅的猜想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出现一种本土转移，让人去重读一个处于边疆的阿卡村落历史，以及它文化深层可能隐藏的三星堆解读密码。 

　　杨干才在从三星堆回来时，购买了一批完整的三星堆微缩模型。他们将再次进入阿卡村寨，和村民分享他们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再次聆听阿卡人的历史回忆和可能引发三星堆的本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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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疑云：大禹治水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日期：20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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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像

“大禹治水”无疑是千百年来华夏大地流传最广的故事，其影响可谓历久弥深。

爬梳卷帙浩繁的史书典籍，无论是《史记》、《尚书》、《诗经》，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等，均对大禹治水有具体记载与描述。人们熟悉的“三过家门而不入”、“鲤鱼跃龙门”等，也典出大禹。还有神州大地数以十计的禹迹，似乎都在印证着禹的存在与那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治水运动的曾经发生。禹的功绩实在太大，所以人们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大”——天大，地大，禹大！

那么，大禹治水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

千古传说仍有千古疑云谜团有待揭开！

本篇酝几?莞骼嗍肥榈浼?南喙丶窃兀?岷嫌泄胤郊业目季莩晒?/a>，对此作若干探寻。其倾向性之推论，或幸而言中，或纯属妄断，偏颇疏谬在所难免，还望方家同好，予以赐正，不胜铭感。

历史上是否有大禹其人？

关于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古史辨派曾提出过怀疑。近世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其本源实为一条虫。其主要根据是《说文解字》中解释禹为虫，又释“禹”之下半部分为“兽足蹂地”，合此二字的含义，很像蜥蝎。而传世青铜器上“螭”的纹饰，正作蜥蜴形状，因此禹有出于九鼎纹饰的可能。

禹的父亲是鲧（音：棍），《说文解字》释鲧为大鱼，《国语》说鲧化为黄熊人于水，是一种水物。《淮南子》说禹化为黄熊，因而禹与鲧相类，也是一种水物。《天问》、《山海经》等说鲧殛死三岁不腐，后用刀剖腹生出禹。由此，禹应该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一例“剖腹产”，而且是由鲧这位大男人所生。另有说有鸱、龟、应龙等水族动物曾帮助禹治水。既然治水神话中水族动物极多，说禹与它们同类，也就不足为怪。

因此，也有方家根据神话学原理加以推论，认为大禹既非神，又不是具体“个人”，而是代表着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

窃以为，历史上应该有禹其人。依据有三：

其一，记载大禹治水事迹的古籍最早可推见《尚书》、《诗经》。在青铜器《齐侯钟》铭文中，则有“咸有九州，处琙之堵”；在《秦公簋》和《秦公钟》铭文中，也都出现过禹的名字。据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夏“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似乎对禹有其人是肯定的。

其二，《史记·夏本纪第二》对禹从出生、治水经历，一直写到“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其间固然大量引用了先秦古籍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但司马迁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专门化笔墨写到禹死后的所葬之处，并对其地名加以诠释，“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可见，太史公对禹死于“会诸侯江南计功”，并下葬于会稽（今绍兴）一地是持肯定态度的。若禹原本只是子虚乌有，何须太史公如此详尽地叙述其下葬之地。

其三，无论是《吴越春秋》、《史记》，还是《竹书纪年》、《越绝书》等，都认定越王世家是禹守陵人之后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有载“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让人颇感兴趣的是，今绍兴大禹陵一带仍存有姒姓的村落，应该是当年守陵人之后裔。倘若历史上本无禹，为一座空冢守几千年，似乎于理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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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疑云：大禹治水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传说？

[日期：20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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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既然禹确有其人，那么禹是否治过水，究竟治理过哪条河？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统说法见诸于各类古籍，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论，大多不可证信。如按《禹贡》记载禹所治理江河的水利工程量，即使能使用当今的先进设备，大舜帝又能从国库中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而且发出一张通行证，让禹在大舜管辖不了的东夷、西戎、南蛮通行无阻，则十三年中也绝对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程。

新近的说法是，大禹治水治的并非滔滔江河，而是海浸。禹时代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至陆地，世界范围内都有被海水所淹的传说。海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而《孟子》等古籍中所说的：“水横流”、“水逆行”等，也只有在大规模海浸时才能发生的现象。

笔者赞同徐旭生先生关于大禹曾治理过共水之说。

徐旭生认为，在《禹贡》、《国语》、《水经注》等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共工”、“共县”　、“洚水”等，实际指的是位于今河南辉县境内的一条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此地正当黄河转折地方的北岸，黄河在此处还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黄河历代水患几乎全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

大禹在历史上所治理的河流正是这条叫“共水”的小河。而“洪水”原为专用名字，指“共水为患”，后来才成为一个公名。《说文解字·水部》解：“洪，洚水也。”洚水，即共水。

据考古发掘证明，辉县孟庄遗址的龙山文化城址存有大洪水的遗迹。孟庄龙山城毁于一次洪水，证据是西墙的中段有一大的缺口。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

辉县大洪水发生在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之前，这正是4000年前舜禹时期。黄河在此时间改道，在豫东折而北向。辉县是北流黄河水患之重，大禹治水也自当从共工故地开始。这段的治水基本就是泄洪，沿黄河北上，决通九河进行分流。所以《史记·河渠书》等中所说“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实际上可能是指禹率治水大军决通九河进行分流，解决了共地的水患。

新砦期对应夏王朝建立时段约100余年间。新砦遗址（根据文献记载，该遗址应是夏代早期都城夏邑所在）的新砦期大冲沟以及基本同时发生的辉县大洪水，还让人们有理由推测：夏王朝的建立与大禹治水相关。

一次最成功的造神运动

禹成功治理共水，世人便把他敬为神人，尊为“大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所谓天大、地大、禹大。当时人们甚至把整个中国叫“禹域”，意为大禹治理过的地方，从而把治理江河、战胜洪灾的所有美好愿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大禹几乎成为无所不能的天神，“大禹治水”便演变成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一次造神运动。

《诗经》赞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尚书》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左传》云：“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史记》中也说：“大禹平活水土，功齐天地”。

而无论是《史记》、《左传》、《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庄子》，还是《水经注》、《山海经》、《淮南子》、《太平广记》、《楚辞》等，几乎所有的古籍都成为这场造神运动的“鼓吹者”与传承者。禹被彻底地神化，治水也成为玄之又玄的神话故事。

在神州大地几乎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说。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既寄托着民间对大禹的崇敬，也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的具体见证。

但无论大禹治水是历史还是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永远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大禹为民造福的品德，永远值得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