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问中医几度秋凉 ------ 艾 宁

童子颂经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轻装上路的。东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当代没有实际用途，没有一个技术依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看那些提倡儒学的，看那些主张恢复传统文化的，都是白费力气。别说提倡传统文化白费力气，就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一样是白费力气吗？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实用性差，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唯有中医还因其实际疗效而处于不死之地。历史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空谈东方文明不行，不如脚踏实地的搞好中医。中医不死，中国文化就不能咽气。中医是中国文化依托的最后一个堡垒。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在当今世界有着极大的合理性，可以说有良好契机。

中医在中国之所以没有灭绝，还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脱离贫困，我们用不起西医。我一直奇怪毛泽东，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医的。从他的各种传记中我都没有发现他接触、了解中医的史料，他从何而来对中医的支持呢？他老人家要是反对中医的话，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破旧立新的行动，把中国真是打扫成一块干干净净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医这个旧东西。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了覆盖面广、组织严密的医疗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因为想要建一个纯西医的医疗体系，在财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没有说等有钱了再建这么一说。那时每村都有医务室，有一两个“赤脚医生”，他们走街串户、田间地头、了解调查人们健康情况。看着“赤脚医生”频繁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对人的心理是个很大的安慰。“赤脚医生”诊所里有听诊器、注射器。可他们采草药、用针刺疗法。几乎每种杂草都是草药，每个地方的“赤脚医生”在当地收集几十种、乃至上百种草药都非难事，加上少量种植，医务室的草药就可以应对一般的常见病了。中草药、消毒水在医务室内实现了药味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疗法经济、实用、方便，有效，对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赞叹西方文明的宽容，说是西医能接纳中国的针灸。我对女儿说，针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国的，针刺麻醉，针灸治聋哑是六十年代毛泽东招待外国来访者的看家把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给他开肠破肚，不用麻药，只有几根针扎在身上，由医生轻轻地转动。病人微笑地向外国人致意，外国人个个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医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农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远不是中国百姓能消费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也是国家难以承担的沉重包袱。这是中医疗法在中国不可能被科学主义大棒打死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西方开始关注中医的原因。

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对治病手段的选择，当然是择优的。好在中国有两种医疗方式的选择，百姓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中医的存在方式和走向。一般说来，人们愿意找西医。谁都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么样，B超、CT能明确告诉你病在哪，让你看到它，现在讲知情权嘛。西方在这一点上可给患者一个交待。先到西医院确个诊，再找中医已成了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这样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西医院打个B超，如果是阑尾炎了要穿孔，你便是找中医也不行，那就得开刀了。在西医处没找到器质性病变，西医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了。这时再去找中医。中医如今也对西医产生依赖，如果你急性腹痛，他也首先考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病变，也让你拍片、化验。这是对的，但就象你习惯以脸认人，对人形体等方面的感觉就迟纯一样，过分依赖西医就容易又到西医思维一边。

中医治病的全局效果目前比不上西医。但我之所以还支持中医是因为我看到西医治了很多病，但也造出了许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特征。虽然不能说得不偿失，弊大于利，但这弊实在让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诱惑下也难以接受。这就象手术疗法。如果能不手术能治好，任谁也不想享受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医的迷信科学和西式的养生观念给现代医疗造成巨大负担。可以用简单方法治的非用复杂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后愈，可以带病存活的，非得依赖医疗而存活，本应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气而后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观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强大的医疗体系支持一种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西医找到了“病”，其直观、确凿、简明、单一，导致人们对“病”必先除之而后快。形成人类对医术的依赖，医术逐渐成成人类生存的外壳。西医解决了一部分中医因手段缺乏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中医提供一批病源。

由于提倡竞争，消费和所谓高质量的生活，许多人把生活安排得自以为是让身体“享受”，让精神“愉悦”，殊不知是在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摧残。正象享受高级食品对胃来说并不一定有益一样。人们从根本上选择了一种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类由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西医给予定期的“维护”和“检修”，这种由高科技支撑的错误生活方式，不能因其目前还能支撑住，我们就推断它可以一直撑下去。

例行的体检，人们把其理解为机器的检修。一旦检出病来，小病也大修，治病成了一项工程。在体检中，没有身体不适感的人，也能检查出结石、脂肪肝、肿块什么的。我有点怵这种体检。每当体检我就祈祷让“病”都出在我身上，不要长在我的朋友身上。大家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害怕你们又要启动治病“工程”。我的一些朋友就是整天没病找病，找到病再治病，再致病，就这样循环往复，成了重要的生活内容。

我去取化验单，见一个女人捧着化验单哭泣，说是出现癌变。我把我的化验单递给她，上面写的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的，可我们为此天天哭泣吗？我们似乎不能自然的接受死亡了，把死亡当成可怕的，难以接受的事情。好象死亡是外在的，是强盗，是来掠夺、强暴我们。这使我们上医院去探望病人时，好象是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特别是去看望绝症患者，我们或者不正视现实，或者肆无忌弹地表现哀痛。这使我想起那个上腭被手术挖去，绝食而死的朋友，他给我写道“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这也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师，全家十多口人，各自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母亲安安静静地为老师驱赶蝇虫，老师安安静静地赴死。相对于巴金，母亲的老师是何等幸福？

许多活着的人大谈死亡，其实健康人所谈的死亡根本就不是死亡，生与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的一位领导从前喜欢领着班子成员到公墓去开班子会议。一开始效果很好，坐在墓碑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纯净了，争议没有了，分岐祢合了，问题解决了。可后来，我们领导不去公墓开班子会议了。他说，白扯，一上车往回来，卸下的问题就象你的宠物狗似的，又跟你跳上车回来了。活着的问题不能用死来抵挡。

我一个同事得肝癌死了。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平时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可以训他一顿，可他对自己的病所表现出来的平静让我很敬佩。我们几个朋友请他喝了一顿他平时最喜欢喝的狗肉汤。是我亲手做的，一条整狗，这本是我最不肯干的，大家欺负我这时不能拒绝。他说，他也畏惧死亡。当夜深人静时，当他独自面对死亡时，恐惧使他发抖，哭泣。但当太阳升起时，他知道这一天他是活的，他要把这一天当活人过，所以他上班，他还是把他的疼痛当平时的胃疼，他还是与我们象平时那样开玩笑。他死了，我们全体上火葬厂去送他。

我的另一个同事得的是肺癌。他把诊断书挨个给我们看。一个同事说：“嗯，不错”。他生气了说：“不错？你想象一下，这上写的名不是我而是你，你什么感觉？”轮到我接过诊断书时，我就想象这上面的名子是我。感觉如同接到流放通知……。送他上火葬厂是在除夕的早晨。回来时快到中午了。大家就都急急忙忙回家了。可我又接到领导打来的电话，说死者的夫人站在丧宴上哭哪，没人去。我这才想起还有丧宴这回事，又急急忙忙赶去赴宴，把家里的除夕宴准备工作扔在一边，心里不由愤道：“活着真麻烦。”

我们根本不给自己感觉、体验、了解、适应自己生命的机会，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由他们去决定如何处置。我们在体验生命上有许多方面已经不到位了，我们拥有的是七零八碎不完整的生命。现代人给自己生命交待的是许多理由，可这些应该使我们幸福的理由，是搪塞不了生命本身的。现代人的忧郁、焦虑、强迫、空虚、失落，不仅仅是不良情绪反映，而是真正的生命欠缺。可悲的是人们到死闭不上眼睛，终不知自己到底欠缺什么，正象一只生于动物园的鹰、老虎，狼，冥冥中感到一种召唤，而到死也不知那召唤到底意味着什么。

童子颂经

动物园中的动物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不愁食物，可免天敌之灾，可以尽享天年，也就是说它们有许多铁定的幸福理由。可是他们感受到幸福了吗？对人来说，人总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幸福”理由，可是，有了这么多幸福理由的人啊，你幸福吗？理由能一时性地欺骗意识的表层，可却不能长久地欺骗生命。正象道德可以抑制人一时而不能抵制人一世一样。于是，现代人就长出许多现代“病”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原始态的生存是低级的、愚昧的，就象我们认为动物园中的动物生活质量高于野生动物一样。我们解决焦虑、紧张、空虚等心理症状的方法是去找“病因”，这个病因，在弗洛伊德，荣格等心理学家那往往是一件事情，把这个因解开了，病就好了，而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生活方式造成的。动物园中的老虎，狮子现在不断出现问题，人们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缺钙，缺铁，缺锌，怎么治也不行，动物园里的猛兽在整体退化。如果把眼光放在全局上，问题的结症是不难看出的。

我生孩子时买了厚厚两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一本是美国人写的《育儿大全》，我称之为“东毒西邪”。我问同我一起生孩子的朋友：“你用哪本？”她拿了美国人写的，她说要科学育儿。于是，她按书上写的，每四个小时给孩子喂一次奶粉，这中间孩子怎么哭也不给喂奶，也不抱，说是为了养成孩子按顿、按量开餐的习惯。让孩子单床睡，是培养独立性，让孩子哭能增加肺呼吸量……。而我这本日本人写的书却让喂母乳，让一直抱着孩子，让孩子随时吃奶，要搂着孩子睡着，任孩子含着奶……，就和《动物世界》中的动物一样。孩子能吃饭时，我按书上说的，变着法的给孩子弄吃的，还把邻居发动起来，支持我的吃开发。朋友却象西方人一样，吃的简单，却给孩子按书上添加的是什么营养素、维生素丸，钙片……。

两个孩子长大了，我的孩子由里到外是东方的，她的孩子却没有象西方的孩子。如今，她的孩子，又得了肾病综合症。我很着急，找了那个能妙手回春的中医。可我这朋友却一味信奉西医，她说如今化验又没了加号，这就是好了。我说你用这么大量的激素维护着，而且又这样反复犯病，这怎么是好了呢？用西医救急，再用中医治本啊。可她不太以为然，觉得大不了是换个肾。我真佩服当今的人，拿摘个肾、换个肾当小事一桩。于是造害起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很可怜这个孩子，可她母亲认为这孩子很幸福，因为她有充足的幸福理由。但我女儿能理解我的心情，她知道这个孩子的幸福理由与幸福毫不贴边。

说到这里就不能回避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精神疾病了。由于我们只是按逻辑找病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消极地跟在病患后面，表面看是治病，实质上是致病。

前些年，婆婆经常向儿女宣布：她有钱，老了上养老院，不用儿女养，养老院的生活最幸福了。说了几次后，我偷偷告诉她，以后不要这样说。我说，这孝性也象党性一样得经常培养教育，你老说不用儿女养，儿女头脑中的这个孝弦就松下来了。到时你老了要是不去养老院，儿女还接受不了哪。再说，养老院真的那么好？人老了，谁没个性，特性？凑在一起，萍水相逢的，谁容纳谁啊？闹矛盾，惹气生不是？就算交几个朋友，都是老年人，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的，这感情受折磨不是？老年人的最好养老处所是在家庭，有老有小的家庭中，天伦之乐才是人的晚年快乐。婆婆听了，再也不说上养老院了。

我一个当律师的朋友。是个开通，外向，爽朗的女人，谁想到了更年期却反应得很激烈。说哭就哭，哭个稀哩哗啦地。有时在庭上，审判长宣布开庭了，她说，等一下，出门到走廊上一顿哭，然后擦干脸再进去开庭。同事的妻子，也闹更年期，大白天把窗帘挡得严严的，一天天地坐在黑暗中生闷气。为了解救这些受难的妇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吃药，各种各样的药。出门旅游，朋友聚会……。过了一阵子我问律师朋友：还哭吗？她说，不哭了。我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她说，好什么好，我想跳楼。这使我想到邓颖超，她的更年期就很难过。以前说，妇女更年期反应是由于妇女心胸不开阔，阅历少。邓颖超那是经过长征的，在总理身边的，什么没见过？而且她的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这两个让我们束手无策的更年期妇女的病症很快就不治而愈了。她们当了奶奶，每人抱上了一个大胖孙子！乐得合不拢嘴，病症一扫而光。由于一再晚婚，到了五十还见不到孙辈的妇女大有人在，缺乏摆正人生阶段的坐标，有些妇女以服用雌性激素类药物来保持青春，延缓衰老。于是，我身边的五十岁妇女，有的找小自己六七岁的情人，有一个嫁给了三十多岁的男人，我一个二十八岁同事的岳母，给他找个新岳父竟和他同岁……人们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自由、开放、进步，认为人们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幸福。事情果真如此么？

社会生活中有些基本理性之所以长久不变，因为被生活逻辑反复修正过的。试图冲破的力量总是以新、奇、特的面目出现，但会一再破湮没、被修正。这就是说，一次性的证实不能证实什么，历史要求反复证实。年轻时曾立誓到老了不做保守派，要作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行者。如今发现，保守是老年人的天职，是历史车轮不可少的刹车装置。在当今老年人也一再追求心理年轻的时代，肯老，愿老，充老是多么难得啊？

在原始部落中，所谓的老年人是更年期妇女，是首领。她们更年期的警觉，疑虑，固执是天赋的领导素质。当这一素质没有用武之地时，就表现为当今的更年期病症。如今的更年期妇女普遍接受吃药治疗，因为医生告诉她们这是病。可无论是我奶奶还是我母亲，都告诉我这是人生错位造成的。人生如同植物是随同季节展开生长阶段的，人生阶段不可以用思想去走，而是要置身其中。身在其中，可以自明。这就是生命在思想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想不明白问题时，人要行动，做，可以带动思想。拒绝生长不可能得到自然逻辑的认可。

婆婆每天在家里唠唠叨叨，操心不止，但她绝对不说上养老院这话了。如果我办养老院，我必须同时办个幼儿园。就象我的家乡办个炼钢厂的同时，又办个棉纺厂一样。钢厂全是男的，棉纺厂全是女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办在一起，对老人和孩子都有好处。看国外的养老院，老人坐在轮椅上，排一排，晒太阳，都是痴呆症，好人这么坐着也得变傻了，哪怕身边跑着一个孩子哪。在中国，没有这么多痴呆症。在家庭中的老人，在天伦之乐中的老人，在情感之中的老人，不那么容易得痴呆症，所以，最好的活法不是什么科学的活法，而是自然的活法。

小时候没因母亲而感到骄傲。因为父亲站在科学角度常年批判母亲。如今批判中医生的观点，在我听来老掉牙，就是因为早被我父亲用过了。我当时完全接受父亲的理论，认为母亲极为愚昧。那么多人动员她转为西医，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好的单位，那么好的前途，可她全放弃了，这不是糊涂至极？

我曾经为母亲感到过羞愧。在那个时代几乎不被人所见的如“”，“虐恋”一类事所造成的“伤害”，当事人不敢上医院，就会向我母亲求助。看着帮助他们的母亲，我认为母亲真是是非不清，爱憎不明，黑白不辩，糊涂到家了。母亲的角色让她在中国得以履行牧师的职责。我曾见过她给怀孕的姑娘用绷带缠肚子，为的是不显怀，好生些。在那个年代，名声等同于生命，姑娘名声毁了，人也就完了。母亲尽其可能地帮助她们。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没有钱只有哭。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当时我对母亲的作法给与批判，要知道周遭的人是怎样唾骂这对少年？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个人用了一年积攒下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看着很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阿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可是，被我认为没有是非感的母亲，有一次我却看到她拒绝给一个病人治病。

另一个街道的居委会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曾在公共厕所发现一个包裹，里面的新生儿已冻死。她就大喊大叫，挨家搜查，把一个躺在床上，一身血迹的姑娘拎出来，挂上牌子游街……。

有一天这个居委会主任到我母亲这求医，母亲说，你走吧，找别人给你看病吧。我给你看也看不好。这个居委会主任非问我母亲原因。母亲说：你不是女人吗？你没生过孩子吗？你怎忍心这样对待这个姑娘？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她一声不吭地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她有多难？你不帮她，还这样对她，你还是人吗？

当年我虽然对母亲没有原则的做法很有意见，甚至认为这是母亲无知的表现。但我还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当我上中学时，同学们开始春情萌动了。我置身于这一动乱中，这眼光就有点象看母亲身边的病人了。有早恋的，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其攻击方式之过分，显示了与早恋者同一的心理状态，但他们不自知。早恋者是被孤立的，同学们与他们划清界线。记得一天早上进教室，看到有人把一些污辱早恋者的话写在黑板上，大家笑着，等着看早恋者的尴尬。我拿起黑板擦就去擦，上来几个同学拉住我，我们就这样拉扯着老师进来了。

童子颂经

一个早恋的女生，被大家这样打击后再没来上学。学校还有些事情，老师让同学去找，谁也不去，因为都与她划清界线了。老师知道我与谁也不划界线，就让我去找。同学们告诉我，这个女同学的妈妈知道她早恋这事，把她暴打了一顿，关到仓房里锁上了。

我到她家，果然没在屋子里，我到仓房黑暗的角落里找到她，病得是奄奄一息。她得的是肾病，一条烂被子散发着尿味。我这人继承了母亲的人道主义精神，不管她这人品德怎么样，她这时可是病的要死。我要找她妈理论，她不让，我说，你这是后妈啊。那时的人也真是的，怎么对儿女也用道德眼光来看待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就把她架着送给了我母亲。把她交给了我母亲后我就不管她身体了。而对她进行了一些精神挽救，送给她看哲学书，其中就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小时候我的原则性很强，虽然不与这样人划清界线，但也绝不和她们关系密切。虽然她觉得我救她命把我当朋友看，同学们看我帮她也以为我们要好，甚至于开会研究是不是也得孤立我，和我划清界线。记得班干部找我谈话，以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为根据，要我解释为什么不与这样人划清界线？我不解释，我行我素，对别人的议论不予理睬。这是不是受了母亲的自然观影响，使我看问题超越了道德呢？

道德，科学，相对于母亲的自然观来说，都是小概念，都为母亲所包容。对比讲科学，讲道德，讲理论的父亲，我越发觉得理性的偏颇。

西方文化中一直有个至高无上的，万能的上帝压着他们，人，是有原罪的，是迷途的羔羊，人是卑微的、愚昧的。可是东方人却始终有神人一体的情结，从未有真正地把神从自身中分离出来。事实上也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藐视自己的感觉和认识能力呢？生命本身就是神奇的，进化铸就的感觉凭什么就没有真理性？对感觉我们能做的是认识它、了解它，挖掘它，而没有必要摒弃它、贬低它。

西方“科学”的发展总是以开掘一条路，堵塞九条路为代价的。比如，许多人不适应婚姻，便是生活在“幸福”中也出现许多精神症状。当事人自己找了很多的幸福的理由，试图用理性说服自已，可身体和情绪不听从这些理由，于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现象就产生了，当人不在福中时，还以为福就是幸福，可真在所谓的幸福之中时，就会发现自己拥有的仅仅是幸福的理由，而不是幸福本身。西方文化就总是在我们想在幸福时给我们幸福的理由，想要音乐时给我们琴弦。

其实好多不可理喻的人更乐于跟着感觉走，寻求自然态的生活，而理性很强的人却用道理把自己压入社会生活。如今，我们的生活是患病有医院，平时有一日三餐，有暖衣热被，但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并不比衣食无着的原始状态时少。人们是不是真正地需要自然一下呢？问题是人们的生活已经不自然，也不可能自然了。可人们的心理定式还固执地追寻原始，正象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眼睛空洞地望着远方，它闷闷不乐，它自己并不知道不快乐的原因，就算它是一只智慧虎，它能找到的也仅仅是一些幸福的理由。因为它并不知道他需要在大地上奔跑，它从未跑过，也未见过，也难以想象。正如这只老虎，我们很多人空虚、无聊、寂寞，可又根本不知道与其对应的是什么，不知自己缺少什么和想要什么。

于是人们错误地用吃喝玩乐来打发，而当事人自己是难以判断这是否就是心病的对应“药”，是否是自己需要的，能否填补空虚。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负面情绪的。负面情绪提示我们应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生活方式。用理性的方式不能完全解决负面情绪，西方的理性文化，表面看是人文的，注重人权，是人本主义的，但却理性地对待人，把人也塑造成理性的，其实是异化人。科学蔑视感觉的做法，已造成了诸多难解的问题。

中医诊断的凭感觉，使人觉得中医很不科学。可感觉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或者很低级的吗？诊脉中感觉是很重要，在各行各业中都需要感觉，所以机器人不能替代人的是，再多的信息也不能整合出感觉来。大脑这台高级微机能产生的一种高级产物就是感觉。我们对其使用不够，科学使我们的感觉退化了，还认为它不行，可能正是如此，有人才认为中医是巫术。

当年我之所以认为母亲糊涂，不仅仅因她的道德感不如一般人强烈，便是对精神病人，她也并不如一般人那样将其当疯子对待。母亲与精神病人处之坦然，从不大惊小怪。母亲给他们针灸，吃药，和他们聊天，也多治好了，于是我小时不觉得精神病是什么特殊病。母亲有时忙不过来，就让我陪精神病人聊天，这使我很会和他们聊天，到现在也是，我能和一屋子的精神病人很好地聊天。如果以为我是在哄着他们是用技巧和他们谈话就错了，我和他们聊天与正常聊天是一样的。你不用正常人的方式说话，他们能听出来，他们一点也不傻。

母亲不象西医那样大惊小怪地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也影响到我，这使我的朋友中也有精神病患者。在人群中，精神绝对错乱的人很少，绝对理顺的人也很少，大多数的人是局部紊乱。我了解这一点，知道怎么与他们说话，和他们相处。当你了解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知道他们与正常人并不存在质的差异时，你不过是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他们交流，就不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激发他们的病态。历史上多少被认为是疯子的智者遭到迫害，被梆到火柱上烧死的哪个不是被称为狂人和女巫呢？这种历史真的过去了吗？

一个孩子，他母亲有疯病，这孩子有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担心自己有病，别人的关注也给他造成很强的心理暗示，于是他的行为就怪异起来，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和他透彻地谈了一次什么叫精神病。我说，人的大脑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人的大脑之所以大于一般动物，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就是得益于人的头脑的这一变异性。就是说，人的大脑正是由其特异性而发展的，说白了就是精神病推动了人脑的进化。便是那些疯大劲，失去自控和自理能力的人，也是在为人类的进化替整个人类付出个体代价。

我们相对正常的人不能不领疯子情，同样是人，他们却被设定的连照料自己都做不到，所以，人是生而就不平等。正常些的人应该担负起照料他们，关爱他们的责任。我对女儿说，如果你的天资比较高，那不是你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物质享受的资本，而是老天要你担负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拿你的聪明去夸耀，去嘲笑别人是对聪明的作贱。不要对别人不合自己心意而不满，正在不平衡中进化的大脑，一步步走向异化的社会生活，已使人的精神状态处于空前焦虑的境地。想要做一个好的医生不能只关注人的肉体，还要关注人的精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女儿兼学了心理学课程，她已认识到精神和疾病的关系十分密切。

不能否认，我们现在的思想是七零八落的，精神是一团混乱的，由于我们丢弃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而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使我们的生活和情感产生诸多分裂，出现好多问题。

母亲宽宏的态度影响了我，可当我走上社会时，我却因如母亲一般的宽宏而有时为人所不容。母亲的宽宏不为人所指责，而我却遭到极大的压力。如果我不对所谓的坏人愤慨，那么毫无疑问，我就被划归坏人一类。我帮助“坏人”我就是有罪。有时，我甚至遭到比坏人还糟糕的境遇。因为我比坏人更可恶的是，坏人是坏人干坏事，而我是每当人们把我当好人时，我就干坏事，亵渎了人们对我的感情。比坏人更罪加一等。这时我才知道，象母亲那样做一个人道主义者，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的。牧师可以和罪恶打交道，而平常人，只能做纯粹的好事，只能独善其身，不可任意将善扩大化。这时，我再一次后悔没有学中医。

女儿学中医之必然，是因我想要理顺她一度混乱的思想，想要矫正她不良的生活方式，想让她学会照顾自己，想让她精神独立，想让她有一技之长，想让她能够终生学习，想让她老有所为，想让她为人民服务，想让她沉稳，想让她有自己的事业，想让她的道德得到认可，想让她很中国。我对女儿有很多想法，非把她托付给中医事业不能实现。

推而广之，我希望中国能重拾失落的文明。跟着西方人后面走的路是走不通的。我们绕了好大一个弯路，我们不能白走这个弯路。就象我在中医这个问题上所走的弯路，要在我女儿这弯回来一样。是时候了。我们可以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方方面面地想，我不主张用复兴儒学的方式复兴东方文明，那是做不到的。女儿也读孔孟的书，为得是更好地体会古人的自然观，培养自己的感觉。

童子颂经

如今许多中医不会摸脉。我在网上就看到一个中医说，摸脉干什么啊？摸脉就相当于做B超和CT。有摸脉的功夫不如让病人去做B超和CT，又快，又准，又直接。我一听就知道他已不是中医了。有的人学中医真想把脉象学好，可连着摸几年还是不得要领，不得不怀疑脉象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女儿摸脉学得很快，弄得学了好多年的人都十分惊讶。我不惊讶。怀疑感觉的科学性，用科学做武器，武装了自己的头脑，把感觉压制得不说没有了，也已失去其敏锐性，又怎能摸好脉呢？女儿用传统文化的自然观使心性清净，感觉不蒙尘，自然体会得又快又到位。她不觉得学中医难，而是很喜欢学。她摸脉不是摸腑脏，而是辩阴阳五行，甚至体会八卦运气。如果把摸脉理解为是B超和CT，当然就可以用仪器取代了。摸脉并不是简简单单摸哪个腑脏上长肿瘤了，而是建立一个意象，有点类似美国常搞的电子模拟。用意象进行整体思维，这怎么可能是做B超，CT检查能取代的哪？

中医之所以是中医，就是在于用什么仪器也难以取代它的意象思维。便是将来建立起一个类似“深蓝”的智慧电脑，它和人的大脑不可比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东西就是感觉。它的智慧不能飞跃到感觉境界，这正是中医不可超越之处。

中医对事物的感觉不是凭空的，而是十分锐利的。

让女儿摸脉的人不少，有时女儿摸了一个人的脉后，就慢慢地搓着手，她告诉我，这人的病很重，病情复杂不好治。她说，我摸这样人的脉，我的手就从手指尖往上慢慢发凉。有一个人，耐心地等人都走了，让我女儿给他摸脉。女儿摸了之后说：叔叔，你去找我老师再看看吧，他治男科治得好。这人赶紧问明女儿老师的地址，不停地致谢。

我告诉女儿要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感觉，有意识地把知识转化成智慧，把智慧磨励成感觉。这就象一把菜刀，知识是铁，智慧是钢，感觉就是刀刃，是锋。

为了振兴传统文化，而振兴传统文化之路我认为是行不通的，必须得依托一些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才行。没有现实基础是做不成什么事的。西方文化虽有弊病，但其眼前的实际用途是他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人类的进化是要轻装上阵的。一块金子的价值，对正在征途上的人类来讲，就是不如一个窝头。历史经常做出弃珠宝而留窝头的选择。这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年轻的教授发誓致毕生之精力复兴儒学时，我感到十分悲哀。我告诉女儿，千万不要把传统文化制成珠宝，一定要做成窝头。

科学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部充实整体倒退。认为今人比古人强就是一个错误，与动物园中的老虎看待野生虎是一样的。我们真是拥有太多太多的理论了。理论把我们的头脑和生命充塞得没有一点空隙了。我在少年时曾见过一位浮士德式的老人，他把自己关在小黑屋子里研究理论。他一阵阵地发狂，撕书，砸墨水瓶。我不知如何是好，就给他桌上放了一个小鱼缸，里面是我养的两条漂亮的金鱼，还放了一小盆花，花开得比盆还大。我想，他坐在书桌前，难道目光就不会被金鱼和鲜花牵引？就不能想到他是活的，不是在坟墓里？就不能想到他应该到外面去，到阳光下？一周后我去看他，在他暗无天日的小屋中，我的鱼和花全死了，就那么死气沉沉地摆在那。不久他也死了，而且没有闭上眼睛。当时我就意识到，理论能杀死有生命的东西，它能把整体的东西割裂，把活的东西杀死。

认为不把事物抽象就不是科学。可象数学这样的智慧之花，数学家桐丘成却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搞数学，可见，东方文化是能够包容西方最尖端的文化成果的。

抽象不是高超的代名词，认为科学比阴阳五行强，认为珠宝比窝头有价值，都是科学衡量的结果。连提倡儒学的人，也是千方百计地证明儒学就是珠宝，以为人们就必然会弃窝头而选择珠宝了。可我支持女儿首先学到手的技术是针灸。我说，当你和西医在一起时，当你们几乎是赤手空拳时，你还能称自己是医生，还能为人治病，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起码要求。不要先去想当什么专家，专家离开大学，离开大医院就不是医生，连一个一般的小病都不会治。医生不是搞航天飞机，大多数的医生还是要给千百万老百姓看病的。所以，先不要把自己弄成钻石，不能让中国老百姓搂着一堆钻石饿死。要尽最大可能变知识为力量。

母亲给人治病用药如金，经常只给病人一包药，告诉在三个小时内不见效就宣告这药不对症，马上得想别的办法，不能耽误病。她给病人开药连吃三付的时候都少，从来不开大处方，而是经方，药量也小。病人常常要求加大药量，说中药来得慢。母亲反对中药来得慢的说法，她说如果对症的话，中药一点也不慢。很多时候她甚至不用药，我有病时母亲就很少给我吃药。对患有胃炎，皮肤病，风痛等症的病人，母亲常常是不急于给他们开药，而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类病往往是精神上的压抑，紧张造成的。当人用幸福的理由说服自己时，而身体却常常做出了反抗，这时，理顺身心比吃药来得重要。指点迷津非智者不能做到。正象出生于动物园的老虎，自己是不可能找出忧郁的原因是什么。

再者，人的心性是不同的，如果把人的个体差异按五行分类的话，不仅仅健康标准不是一个，治疗方式不一样，连心理要求也不一样。比如，遇事，我劝水性和木性的人宽容，我就不劝火性和金性的人宽容。如果劝火性的人宽容，他要是能做到的话就糟了，他肚子里非长出癌不可。所以好多人觉得我没有原则，关键就在这里。同样的事，到我这里，有的人我劝其忍，有的人我劝其发泄，一切因人而定。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道理是为人服务的。

按母亲的不吃药，少吃药的原则，目前人们用中药做保健品的做法，她肯定是反对的。长期用中药平衡阴阳，不仅废退了人体自身的平衡能力，构建一个虚假的平衡，一旦这一虚假平衡保持不住，呈现出来的就是“中毒”症状。母亲用药如金绝不是出于“是药三分毒”的观念。我在论坛上遇到一个中药药剂师，她说“是药三分毒”，告诫人们不要随便乱服药，她不让人们乱服药是对的。人们现在把中药当成西药一样用是错误的。不辩症就乱吃药，往往吃反药了。吃反了药，不对症的药，和不用再吃药就是毒。而对症时中药就不是毒。

中医常使用毒药，母亲先后拜过三位老师，每行医一段时间，她就拜一位名医学习三年。她最后的师傅我小时见过，姓田，我叫他田姥爷。他的诊室，病人满满的，水泄不通。他象一位将军一样，开药如调兵遣将。我现在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自我感觉，母亲跟他学习，更多是为了开阔眼界和思维。可从来就不敢象他那样用药。田姥爷用药“霸气”，巴豆、砒霜等是他的常用的药，血崩的人他敢给开“破”药，他敢让“十八反”的药到人肚子里反。

母亲也用毒药，但所用“毒药”较之田姥爷就少得多，女人嘛，缺少魄力，但也较之别的医生要多。她在大医院当医生时，卫生局批下来的少量“毒药”，医院药房不接收，母亲要收，而药房不收，说是没有用处。医院不让医生开“毒药”。母亲到卫生局要这种“毒药”。局里以为是医院来要就给母亲了，母亲就自己配制药。医院知道了，说母亲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写检查。对此母亲理解不上去，检查还是我父亲替她写的。

当我手持公安局开的证明，买巨毒药回来加工时，用毛巾把头部包起来，结果我还出现中毒症状。可给危重病人大剂量用上，不仅不出现中毒症状，还起死回生，那么，所谓的毒性哪去了？对健康人是毒的，对病人就不是毒？这用西医的理论就解释不了，可用中医的就能。药是平衡阴阳的，所谓以药之偏纠阴阳之偏。对一个阴阳平衡的健康体来说，用上药，打破了阴阳平衡，就出现了中毒症状。可对需要借助它强力平衡已失衡的阴阳时，这药就能起到平和的药起不到的作用，这时你要是就这个病体谈药的毒性就很可笑了。这一方面说明中药绝不可乱服，一方面说明，对症就无毒。所以，不讲阴阳五行就无法使用中药。而西医想把中药毒性取掉的作法是可笑的。“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往往就是中医药剂师也讲错。

我见过母亲一次大手笔。因为这事与我有关我才留心和记住了。我中学毕业时，当时的形势是我必须得下乡。对时事政治一点不懂的母亲不想让我走，想要我留城，我笑母亲是痴心妄想。母亲却找到主管此事权极一时那个官员的干女儿，对她说；“我知道你干妈常年卧病在床。你告诉你干爹，我包两个月把他老婆治好，条件是给我女儿留城”。那个官员不信母亲能把他病包子老婆治好，当即就答应了。母亲手到病除，两个月，让他老婆行走如常。官员大喜过望，不仅给我办了留城，还分配到国营工厂上班。这次治病，母亲把压箱底的药都拿了出来，还用了一些“霸气”药，所以效果显著。

童子颂经

中药没有说某一种药就是固定治一种症状的。有人把某一中药就当成治感冒药，得了感冒拿起来就吃，我就是很反对的。同样是感冒，春季和秋季的不一样，今年和去年的不一样。虽然感冒往往是表症，可以用解表法。但解表还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两种哪，不同地理位置，用药还不一样。不辩证而用中药是中医大忌。可是，如何辩证？如今的中医有几个会摸脉的？如今，中医也更多地依赖问诊和现代的检测手段，于是也很难在头脑中形成意象，进行完全有别于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衰落是全面的。

中医适于一对一的师徒相传，而不适应如今这种学校和课堂的统一教学。学校使用的教材不是医古文，而是经过白话翻译的，这一翻译，不仅把意思走了，而又经过逻辑思维梳理。想想看，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是什么样？五年学业结束走出校门，学生一脸茫然，中医不象中医，西医不象西医。西医只要学，就能学到知识，就能学成。而中医没有“知识”，中医的知识没有阴阳五行这一精神内核统帅，就是一堆垃圾。学中医不可能象学西医那样一个术一个术地学。中医不是技术，所以你不能量化它，测试它。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你到哪去找它的对应体，用什么做它的参数呢？这正是母亲反对我不背典，只想知道对症下药，坚决不肯教我绝招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只是中医之表，而不是中医之理。可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往往连对症下药也不得要领，更谈不上对中医的信仰，于是纷纷改行做西医去了。

当一个西医生只要学会所学的就可以了。可要想当中医，如果你不能超越道德，超越我们的生存环境，超越我们的时代，不能有一个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个整体把握，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中医。你是无从诊断和制定方案的，你就会学起来不摸头绪，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的确是不可学的，尤其是在科学强势的今天。

当年，我之所以没有接受母亲的“师传”，是因为国家不承认师传。没有文凭就没有考医师证的资格，而文凭只能靠上医科大学才能取得。而上大学的，是接受了十二年“科学”洗脑的年青人，而且是洗脑成功的青年。当他们接触到与以往所学完全不同的阴阳五行观念时，他们是抗拒的，排斥的。他们会非常自然地将中医做西化处理，何况中医药大学分科、分类的课堂教学，把中医真正肢解了。把中医一般性地，科学性地，杀活地交给了学生。我想，母亲学医时如果不是师传，而是来于课堂教学，会是什么样？

十分可笑的是，医学院，尤其是中医学院的教授，只会教学，不会看病的比比皆是。而中医分科，各科老死不相往来，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女儿在中医药大学读到大二，便在家乡拜师，临床学习了。她决心在毕业时能够看病、摸脉、开方。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任她摸索前进了。

医院的形式，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上看，也不太适合中医。分科，只能开药房里面的药，不能自己配制药，不能提前准备药，真正的中医在医院里是很受限制的，如同绑住手脚。如今我理解了母亲为什么离开了大医院而单干，这不仅仅是她的个性使然，而是和她一体的中医排斥医院这种行医方式。

女儿的师傅就是师传的，医术很高，慕名来求医的还有邻近几个省的，但他没有文凭。是医院临时聘用的。女儿说，上级领导来视察，就询问他的学历，弄得他很自卑。他被聘中医院，养着全院的人。女儿一开始还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开经方，而要开大药方，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医院的效益。有真本事，然而没有学历，使他举步维艰。他必需通过自考取得最低等的文凭。每天一上午就要看四、五十号病人，休息时间还要准备课业，学习必须备考的英语，虽然他是医生，可他身体很虚弱，他没有休息时间。

为了获得文凭，女儿必须将西式的课业学得达到学校要求，还得学政治，英语和大量的西医课程。又学了一个又一个的专业文凭。同时又实习临床、实习针灸、推拿……。在其它专业大学生可以尽情玩乐时，她却课业繁忙，学习紧张。老师照本宣科的讲课，使她更多地进行自学。而这一切又都在她有意识地抵制西式思维的干扰下进行的。她和我开玩笑说，大脑不停地做这种切换，会不会分裂啊？

师传，可能学成纯中医，而女儿是在学校学习，她又必须学好西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既学好中医，又学好西医，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这的确是个实验，把中式思维与西式思维统一起来，既便是在B超上清楚看到肿瘤了，也先不做切割之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吧？我对女儿说，人类大脑的几次飞跃，都是把不可能的转化成可能的。抽象是飞跃，意象也是飞跃。把这两样结合起来更是一个飞跃，我相信人的大脑确有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潜能。其实在西方，人们对其思维方式造成的偏颇也是有所纠正的。比如法官要德高望重的，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人们想要凭借他的不是他的知识、学历、权势，而是他历经磨励的感觉，人们对他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权是给予极大尊重的，并不要求他给予充分解释。

我在当中学教师时，就有一种无能为力感，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孩子们发展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然而学校教育只允许他们走一条道路，实现一种可能。所谓教育，不是发展和实现多种可能，而是砍伐这些可能，还美其名曰是对小树进行修理，这在我看来非凶手可为。学校教育产生的“科学”产品，合格率极低，众多的非科学废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发展起来的非科学思维。我曾竭尽全力培养学生的科学头脑，可是收效甚微。这说明许多学生对科学思维就是不感冒。这样一来，与其让兔子学游泳、乌龟练赛跑，就不如让他们各行其道来得好。东方人既然擅长形象思维，那么就让他们如日本人那样，对西方文化运用模拟追随学个八成，而在擅长的领域施展才能到极致，不是很好吗？

当前，关于中医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说它究竟是不是科学。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医不是科学没什么不好。二十年来，科学发展了多少？二十多年前的那本西方的《育儿百科》如今看来，已经相当不科学了。可一个瘦弱、有病的孩子，已按当年的科学方法，养育长到了二十多岁了，科学对此负得了责吗？三十年前我学习的关于生命、宇宙、物质、粒子的许多定论，如今改得面目全非，有些与从前正好相反了，谁知三十年后，科学又将改变多少？科学的最终发展将会证实中医的真理性，相比之下，中医的落后如果是指它二千多年来没有多大变化，我倒希望它能继续两千年没有大变化，就反倒证明它是永恒的真理。比如育儿，越是“先进”的、新的、科学的东西，反倒是最危险、有害的。还是传统、自然的方法更稳妥。

好在理论的批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许多人把功夫用在证明钻石和钻石比窝头有价值吧。西医的飞速发展，恰恰给中医留下了足够的发展空间。西医的治疗成本，使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支撑其医疗体系。我国目前的医疗体制，更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就给了中医以喘息和掘起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总是这样公平，虽然中医百年来被摧残的七零八落，但必竟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空档。

当前振兴中医要走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中西方医学理论与中国医疗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将中医的治疗观，养生观，世界观，人生观合为一体，以传统文化推进中医的普及，以中医为依托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我之希望中医生存和发展，正象希望于它的哲学内涵能充实女儿的灵魂，使她沉稳、安祥、温润、自然一样，也能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一条能够在不可解时用来自救的道路。

女儿学中医可以实现她做一个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愿望。让女儿能救世济人，终身有靠，独立自主，事业有成，活到老学到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有自己人的尊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事业追求。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说说可以，谈何容易？做一名公务员你如何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一个下岗工人，一个街头被警察赶来赶去的小摊主，一个饿着肚子的民工，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人是否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要由他所依托的职业来决定。毛泽东评价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而白求恩如果不是一个医生，想要争得这一评价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根细细的纱线，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再往下延续，延续的是血脉，是中医，是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情感。这条细细的线波动着，向周边颤发着东方人特有的对他人的关爱和温情。愿我们相互呼应着走下去，走向明天。

家里的电话现在经常是病人打来找女儿的。女儿统统建议他们去找她的师博诊治。女儿说：“我是学生，在取得医师资格证前不能行医。”女儿不看网上有关中医的讨论，对我热衷于这种讨论报以宽容的一笑。她说：“没必要去和人争论。中医能否存在，是否科学不是争论来的，是靠实践。只要中国还有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农民，中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我将来的工作岗位要定在农村，城里的老爷们要找我看病得到山村去访我。村童会‘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人们找女儿看病，确切地说是找她诊脉。她言病很准。每天，一个上午就要摸五十多个病人的脉。给一个病人摸脉，其它人全瞧着，中医看病到如今还是现场考试。要想取得病人的配合，医生先得看准脉。

女儿的诊脉如今已让好多人称奇了。她摸着脉，对病人说，：“你血压太低了，头晕。”病人叫起来：“这你可错了，我是高血压病，西医一直治不好，我才来看中医的……”女儿叫护士给病人量血压，量了两遍，全是血压低。女儿说：“你把高血压都治成低血压了。”另一个病人，女儿说她：“肾结石，子宫肌瘤，小叶增生……”病人不信，说她没有感觉，女儿开了B超单让她去检查。她回来时晃着单子喊：“真是的呀，全有，一样不少啊……”。

女儿的师博对她的进步也感到惊奇，说他没少带学生，带了几年不会摸脉的人也大有人在。便是能摸脉的，也没有能达到女儿这程度的。有不信劲的师兄、姐来和她切磋，却不明白她是怎么入门的。女儿的同学，一个中医药大学的尖子生利用实习机会，随同女儿来见她的师博跟着实习。可是这个学生只跟了五天就离开了。因为感到无从入手，茫然不知所措。

女儿总是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心得体会和盘端出与同行交流。她说，中医事业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大家分享。可同行们往往无从感受。女儿说，其实中医本身并不难学。难在人的头脑被现代思维屏蔽住了造成理解困难。一个脉，把什么情况都告诉人了，可摸脉的人却感受不到，当感觉被穿上了铁盔甲，还怎么能知道脉告诉我们什么了呢？

师博说女儿入门快是源于女儿心灵的纯净，没有受到污染。

女儿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谦虚。她摸到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脉，就琢磨着摸来摸去不罢手。她师博看到了，就给这病人诊脉，对病人说：“你做过气功，你的病就是从做气功上来的。而且你的病在腠里之间，非药力能及，不好治。”病人说他做的是瑜咖功，应该是没有害处的，可却吃不下饭，遗精繁烦……师傅微微一笑说，慢慢服药调理吧。

中午，女儿请师傅吃饭，追问师傅是怎么看出来的。师傅从经络角度给她一点拨，她豁然开朗，点头称是。女儿回来对我说，如果不从经络角度去认识，这个病既看不出，又无法解释。可是在脉象上这个病又有，又与其它病有区别……女儿说，看来经络学说就是应有一个合理解释这样的要求而生的。

女儿上午在中医院跟她师博给人看病，下午到西医院，跟外科医生上台做手术。我家的椅子扶手上都拴着她练习打结的线。我买回来的肉，也先被她剖开，又被缝上……

女儿告诉我，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到了一定境界时，就相通了。高超的西医在做手术时，往往不用刀做剥离，而是用手，凭感觉将肿瘤，病块摘除，不伤及其它组织。所以，华佗要是做手术，没有现代的手术器械也是能做的。中医的手术没有发展起来，不是因为中医排斥手术，而是被人为地阻断了。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书中就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古人肯定是难以接受手术，曹操就是一个例子，居然把提议做手术的医生给杀了。看来，中医的发展便是在中国也是受阻的，中医如何发展也不能全由中医人来决定。

童子颂经

女儿告诉我别担心中医面临的处境。她说，要灭中医并不容易。有人要取消农历，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农民种地必须要用农历。有人要取消汉字，你以为可能吗？看看日本，韩国又大量恢复使用汉字就明白了。只在中国还存在，中国的农民还在，农历还在，汉字还在，那么取消中医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当然，如果中国被美国灭了，通过立法取消了中医，那中医才是真完了。可只要再过五十年，西医就会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那时就是西医转过来想要学懂中医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可是，在临床上，与受过现代教育的病人在这个问题上就不是太好沟通的。一上午要看五十多个病人，要想对每个病人进行详尽的中医学方面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女儿说起师傅如何对付这种情况时把我笑得肚子疼。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中医的无奈，站在现代角度理解中医当然很困难。

但是，女儿认为，西医的发展对中医绝对是个促进。一个没有对手的武士是难以保持活力的。我也感觉到中医在女儿这产生了变化。母亲给人诊脉时，只能从中医上说病，说症状，说感觉。而女儿诊脉直接说西医的病名，说出指标度数来。这又是女儿在西医院学习的成绩。在西医院，她借查脉博而诊脉，她借写病历而分析各种指标和数据，而这些分析又被她融进中医中，这使她与病人交流时更方便，快捷。她说，我先做一个合格的西医，而做一名合格的西医并不难。

回到家中，她总是捧着医古文研读。她知道，如今的人们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不管什么理，以为说了人们就会懂。只要说得明白，就能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真理”，人们之所以不接受是因为说的不够明白。基于这一思想，全国一片质问声。到处都是讲解，辩解声。人们这张嘴可真是没白长。其实，人们的交流范围并不宽。便是物理，化学，数学也是可以大众交流的吗？也是一说就懂的吗？那个因做瑜伽功而致病的人就不会明白，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吗，怎么会致病呢？他不会明白，说瑜伽功可以健身是有前提的。在西方国家做体操的确不会致病，而把瑜伽功当体操来做却往往会出问题，这可不是说句骗人这么简单的事。如果只承认中医骗人还好说，谁能说出中医怎么害人？哪个西医能说出中医害人的机理？女儿笑说，便是能研究明白中医如何害人都能是个好中医，为此，当然要好好学习。既然是生在中国做医生，就不可能象美国的医生那样完全回避和无视中医了，这也是我身为中国医生的责任吧？

既然认为道理是能够听明白的，那就应该认真听。可如今是谁也不肯听谁的，全在自说自话。中医备受质问，可是质问的人真的肯潜下心来了解一下中医到底是什么吗？是否肯静下来，认真听一下中医的解答？就象骂鲁迅的有几个是好好看过鲁迅的？所以，真正的中医是不会浪费时间和质问的人纠缠的，于是，质问的人总是不战自胜，洋洋得意。

我母亲从不反对西医。相反，她从中医角度去理解西医。来找她的病人好多是经过西医治疗的。她总是仔细询问治疗过程，根据病情琢磨西药在人体中的作用。有时，她还把西药弄来尝，象李时珍一样，给西药定味，归类。我亲眼见母亲将中药与西药配伍着服用。我想，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也都是这样丰富中医药材的吧？

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 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在这里有中医人好什么面子的问题吗？

按照线性思维，治病的方法往往只能有一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一种是最正确的。就象一个人要去北京，路径在他头脑中只有京广线。虽然他也承认条条道路通北京，但京广线在他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站在交通这个高度讲，那路径就要开阔得多，不仅有陆路，那水路，空路也都是路。西医的理论是统一的，可治一个病人的方案却可以是多种的。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但治同一个病人，每个中医却可有不同的治法。中医治病有派别，“火派”，“寒凉派”，“攻下派”， “补土派”， “养阴派” ，“温病学派”等等。同一个派别的医生治病还有各自的风格。不懂行的人会奇怪，“寒凉派”是不是只能治热病，不能治寒病？不然得寒症的人还不得让寒派的人寒上加寒给治死？同理，火派的人也只能治寒症，不然给发烧的人下大剂量的附子还不把人送上西天？女儿说，她发现，便是做手术，不同的医生也有不同的风格。

这就是说，如果在风格之间做对比，好、坏，对、错这样的标准往往派不上用场。好多病人来找女儿和她的师傅，就是讨论治疗方案的选择。每种方案的效果都是需要好多条件来支持的，所以，一个医疗方案的好否，不仅要看医疗方案本身，还要看你是否具体所需条件。如果用西医的方式，住院治疗，做手术，花五万元把病治好，而另一方案是不住院，服中药，花几百元，把病治好八分，你选哪一个呢？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选择后种。

看官会说，这中医还是不行吧，这病怎么不给治去根，还留两分呢？女儿年轻气盛，急于求成，在给人治病过程中就惟恐不尽其能。虽然我对她说，我母亲给人治病只是扳过病势，给人的自身调节留有充分余地，可她说，在当今西医疗效的比照下，中医不能再走这种老路子，她极力促使她师傅在疗效上达到尽善尽美。为此，她师傅专门同她谈了一次。师博说，病，不仅有表现，还有来路，这个来路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医生治病往往是治病的表症，可这病的来路，比如由于人的体质原因造成的人常患的某类疾病，医生还能改变体质吗？在这种情况下求根治，就是堵来病的路和改变人的体质，而这对医生来说是不明智的。师傅告诉她，治病要留三分。就是不要把来路全堵死，使这路径一直是显见的，让来病不创第二条路。如果把路堵死了，而由人的体质决定的易招之病再创第二条通道的话，其危害性要远远大于第一通道。因为，没有更大的力量决开不出第二条路来，所以，要留一个观风口。女儿明白了。可现代人怎么可能接受这一点呢？治病务求斩绝除尽，谁肯带着三分病呢？所以，中医和西医绝不是在技术上不能包容，而是在治病理念上距离汇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有人说用中医传统理论解释不了西药的疗效，这不对。如果是这样话，中医就没法接手治疗由西医诊治过的病人了。如今中医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西医西药对人的作用。因为到中医这里来的人有好多是经过西医用尽了西药的。中医要详尽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中医不仅要了解西药的疗效，还要知道西药所走的经络，不然如何对症诊治呢？当女儿问到病人曾用过激素类药物时，她就会和师傅交换一个眼色。因为师徒二人认为激素的作用是调用了肾阴精，这如同动用了人的先天储存，而这不是用后天之力易补的事。至于说到西药的作用，中医本身都有各家各派，而且相互理解，唯独不能理解西派？况如今中医药大学中的西医药课程量很大，学生学得也相当好，每年都有很多考上西医医科大学研究生的。又怎么能说中医不懂西药呢。要说西医不懂中药那倒是真的。
    女儿走到哪都有人跟她谈到病。都把手伸出来让她给号脉。她说出相应的西医病名来，提示人去医院做检查。人们拿回来各种检验单，还是来找她看，一起讨论病情，听取她的治疗建议。她在医院中可以是医生，在医院外还是医生。她可以依赖医院的仪器，也可以不依赖医院的仪器。她甚至可以在什么药也没有情况下，凭着一根针灸针当场给病人治疗。当连一根针也没有时，她用推拿按摩，也能履行医生的职能。这一点往往又是西医所不能及的了。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象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环境。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是让狼吃了。用长矛和用枪狩猎哪个技术含量高？这要看怎么对比。把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去理解就不难。就象置身在猎人中间，只要观察就能够理解一样。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象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难道西医的“法”就能涵盖所有病，就没有遇到过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积，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203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这国外吧，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象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哪？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的出发点。显得象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化的医学。

童子颂经

提到中医，总有人说它博大精深，还有人说它奥妙无穷，我不怎么同意这样的话。世上有什么事是没法理解的？为什么要把中医说得神乎其神？凭心而论，我从未认为母亲是个聪明人，女儿的智力也就是中人。用我父亲嘲笑母亲的话说，古时尽是考不上举人的秀才，因做官不成，做工不能，才去学医的。所以，郎中的地位在古时一直是低于读书人的。书读得好的人早就考状元，走仕途了，谁会去做郎中？这说明中医并不是靠最聪明的人来传承的，其学问也不是非得最聪明的人才能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当今世人觉得中医不可理解，从而要否定它的现象呢？我想，这是环境使然，是时代的屏蔽作用造成的。这就象让当今城里的孩子学种地一样，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便是把农业大学读到博士，终不是农民，与种地隔着一层。农村的孩子跟随着父母，没有特意学就会种地。关键是环境。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我认为古人创造中医理论不是什么神奇的事，而是生活自然。让一个现代人手执长矛到森林中去打猎，十有八九得是让狼吃了。用长矛和用枪狩猎哪个技术含量高？这要看怎么对比。把中医理论放在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去理解就不难。就象置身在猎人中间，只要观察就能够理解一样。

中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就象种田现代化一样。如今，农民种袁隆平培育出的种子，在田间管理上，把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结合得浑然一体。看到一个老中医告诉他的弟子，学中医是“方外有法，法外有方。”我想这就和农民种田一样。具体种什么，怎么种是方，但不能不考虑气候、旱涝这个四季之法。但是，一切都按法来吗？如果有温室大棚，冬天也是可以种菜的，这不就是法外有方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肯定中医，肯定中医理论，也肯定西医。母亲对西医西药，能用中医理论去涵盖的，就用中医理论去理解，一时理解不了的，就把它当做法外之方。难道西医的“法”就能涵盖所有病，就没有遇到过法外之方？

中医产生的土壤因其遥远，总让觉得不真实。其实，这块土壤不仅是我们脚下的，还是现实的，便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西医，也南橘北积，与外国的医生“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不管西医是否承认，在我看来他们也还是有本土特点。

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位朋友，她告诉我刚从北京回来。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病了，在日的亲属打来电话，泣不成声，说是病得很重，全身红肿，医生说病人最终得溃烂而死，得马上拿十五万人民币住院。我朋友两口子一听，急如星火，一时去不了日本，便让儿子马上到北京，这边老两口也赶到北京去。我说，在日本是不是看的小医院啊，上大医院看啊，朋友说是在大医院看的，是个有四百多位医护人员的医院，全面做的检查，拿回来一大叠查验单，院长又亲自出诊给看了，溃烂致死就是院长说的。

父母在北京接到儿子，马上到北京医院看病。医生看了一眼，把挂号本朝他们一丢说：“过敏，停所有药，养两天就好了。”然后就喊“下一个！”这态度顿时把朋友的儿子气坏了：“这还讲不讲点人权啦？我在国外，人家对我的病极为重视，院长亲自出诊，怎么到了咱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医生奇怪道：“小伙子，怎么了？你还想吃点药咋的？你这病就是吃药吃的，不停药不能好！”父母把儿子拉出去，不让他跟医生吵，托朋友上203医院再找专家看，这专家也不重视他的病，只是和同事们笑嘻嘻地传看他拿回来这些检验单。朋友一家哭笑不得，只好领儿子到大连玩两天，结果这病真就好了，儿子又返回日本。

我听了觉得挺逗乐的，又详细问了问。要说这条件，设备和培养医生的方式，人家日本那是比中国强多了。可一到实际上，怎么这外国医生有时就显得有点幼稚呢？我问朋友是否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的医生。朋友说问了，北京的医生说，这国外吧，医疗条件虽好，医生也多，但他们国家人口没我们多，轮到每个医生看的病人数就比较少，这医生书本知识多，临床经验少，哪象中国医生整个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见多识广哪？听了朋友这番介绍，我想，相对日本医生把病人总爱归类，中国西医的着眼点更侧重个体，这就使中国的西医无形中有了中医的出发点。显得象中医一样重经验。由此可见，我们这块土地适于生长经验化的医学。

在汉语中，我们把每一天叫“日”，一天的时间是以日的运行来记的。而每个月，在古代我国是以月的运行来记的，于是，年也是以月来记了。可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实际上是属于阳历范畴.，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来确定的，它的测定又是以浑天说，也就是地球是园的为基。这说明，我们古人想尽一切办法，使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一致。古人的经验总是在把我们引向客观，正确，和接近真理。

古人把人所受到的来自日月的双重影响，用阴阳来表示，解释，对应………时时用实践来校正和充实使之符合现实。经过历史的淘来荡去，留下一条清晰的河床，这就是中医理论了。如果把中医理论象摊煎饼一样摊进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它其实很简单，很自然，很真实，也很科学。

既然地球上的生物是受日月的双重影响，那么，在制定历法上，中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就成必然。干支六十年是近月会合周期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它表明以冬至为参考系的地月日三体最小相似周期为六十年，这一点与自然规律也是一致的。这使我想到，要么是古人的寿命不象我们想的那么短，要么就是代代相传的记录和观察严密得如同一个人的永生才能观察得如此贴近自然。光说我们中国人重视传统，讲子承父业，讲师传，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很多观察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在六十年这样一个循环中，月日对地的交互作用，形成细微差别的地球物候，在中医上用五运六气来表示。五运是，金、木、水、火、土。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一提阴阳五行，现代人就头大，搞不清它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东西没那么复杂，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比如，当我们认识温度这个概念时，我们用冷和热这两个概念去把握它。当零下二十度时，我们说是冷，可这冷中没有热的成分吗？它比零下三十度是不是热了十度？当我们在零上三十度时说热，这热比四十度是不是凉十度？所以，我们说阴的时候，不等于说阴中无阳，说阳的时候不等于说阳中无阴，那么阴阳所体现的不同的度，我们就用五行来代表，所以，五行是阴阳的不同状态。我觉得阴阳五行是很实用的模糊数学，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先进的并不为过。

当阴阳五行这样一个体系建立起来时，它就成为医家的“法”。如今在中西医之争中有一个中间派。提出只要中医的药方，不要中医的理论。这种只要方不要法的做法正是我当年想学中医时对母亲提出来而遭到她断然拒绝的。我当时想，母亲治再生障碍性贫血，治银屑病，治不孕症等绝招教我几个，我此生就不会遇绝境而不能逢生了。我很长时间不理解母亲怎么会这么迂腐。现在想来，只有方没有法，中医就没有再生能力，就不能自我校验，就不能调整与时与地的关系，也就是说，不能与时俱进。法，是中医的生命。

如果没有人体的随季节而产生的生理变化，阴阳五行对中医就毫无意义。女儿说，每当季节交替之时，第一批上来的病人几乎都是“时令病”，就是身体节律与季节没有同步而出现的不适。而这批病人，往往又可以作为把握其它病人的标尺。因为医生对时运的把握是要通过他所面对的病人才能具体。他要在病人中树一类典型，当作标尺，作为当下时运的具体体现。所以，对中医来说，他的病人越多，他看病的准确程度也越高，效率也越高，因为一个个病人在他这个当医生的眼里相互间都是紧密相联的，可互相参照，个体是整体物候的一部分，病人越多，他对物候的判断越准，效果当然也越好。所以，病人少的医生，他用来把握和判断物候的基数太小，影响其准确性，就会出现病人少的中医会试探着给人治，先后用好几种方法。因此，我让中医看病不轻易换医生，就是给医生充分了解病体的机会。

这样一来，有的老中医给人看病颇有点象老农卖瓜，捧起一个瓜用手一掂：“六斤！”又一拍：“保熟！”这时你非让他拿出证据来，他真拿不出。不过你可以找称去称，找刀去切开看。当年我到队里瓜田去取瓜时，从来没有向老农这种做法讨要科学依据。农民对中医要比有的科学家理解的到位，这并不是中医不科学的证明，也不是农民愚蠢的证明。其实毛主席比较明白这个道理。

现代生活日益脱离自然，使我们以为我们与自然没有多大关系。然后西方科学家开始陆续发现了“生物钟”，发现了“生理节奏”，又发现夜里不适合搞体育锻炼，发现用日光可以治疗失眠症……说实话，因为我一直密切关注和追随着科学发展，所以这样一些科学新发现把我一步步地推回到我母亲那里。相比母亲当年说的，这些新发现只是方，不是法。这些方可以不用科学去发现而用法就能推演出来。

认为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西方人比东方人聪明，知识分子比体力劳力者聪明是偏颇的。我不认为拿着枪的人比手执长矛的人聪明。现代人有技术，古人有技艺。可现代人对技术的依赖使人只见技术不见人。西医门诊医生形同虚设。你对他说肚子疼他不能给你一个诊断而是让你去做B超，如果你肚子里真长了什么也不是他告诉你的，打B超的人就告诉你了。女儿说，进了医院如同进了一座工厂，大家都是技术工人，冷冰冰的。

中国人为什么谦虚，孔子为什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因为前人所知道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并没有生而知之，就象每个人都要从走路学起一样，这是不能省略的步骤，即使你今后的人生是以车代步，你还是要学走路。当代科技水平是由科学家们代表的，可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家也代表了他们，对古人嗤之以鼻。弱不禁风的现代人手里有了一把枪，就可以嘲笑猎人的体魄，勇敢和身手。我们把西方人的强盗作风学来对付古人了。

我对看上去很荒唐的事也不敢轻易否定。荒唐的事物有如洪水，中医的道路，如洪水退后留下的河流。有个网友叙述在中国流行过的“打鸡血”“红茶菌”等疗法，很为其愚昧而感慨。虽然这些流行的疗法是闹剧，但医学也好，科学也好，走的很少是直路，纵观科学史，不也是洪水过后留下的河道吗？其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也比比皆是。如今科学当皇后了，人们总想给她洗白，给她重修一个好出身。有这个必要么？我给中学生上课时就讲科学的本来历史，不让孩子们对科学形成迷信，不压制自身的创造性。

打鸡血看似荒唐，有体质过敏者出现负反应，可打青菌素的人也会有过敏者，抛开表面的荒唐，从中医角度看，动物疗法是一直沿用的。不仅入药有大量动物，就是活体动物也用于治疗，如用水蛭吸血，蜂毒治关节疼痛等。宠物对人的治疗作用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如今西医也发现小时候家里养狗的人，长大后可少患好多过种敏症。中国古人还看出猫是一种冷性动物，适宜治温病；狗是温性动物，它们宜治像癌、肝硬化和关节炎这样的冷病。动物性疗法，在世界上已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说到“气”，这是最让讲科学的人反对的了。虽然对女儿来说，她觉得气的存在是很自然的，她说，不同季节的不同脉象，就是人对气的感应，经络就是气的通道，学针灸只知道剌穴位，不讲经络，不重气感，不懂配穴，那针灸就不是针灸了。

想起女儿两岁时，病的心衰，打毒毛甙抢救，我知道办法用尽了，要求医生给女儿输我的血。医生嘲笑我说：“你的血是药吗，能治什么病？”我坚持输我的血，200CC血输过后，女儿紧闭了两天的眼睛就睁开了，要东西吃。我想，我的血，现抽现输，是不是和打鸡血，撕活鸡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否定什么不等于就是承认和宣扬什么，而是一种审慎的态度，我总觉得否定是容易的，而多问几个为什么没有坏处。我们现今头脑中所装的东西与古人不一样了，这不等于说我们脑袋这个容器也有了质变。而我们的肉体几千年来更没有发生突变，因此，在治病这个问题上，选用一些有效的古老的办法可能比新办法更安全。如果一个彪悍、勇敢的猎人手里再有一把枪是不是很完美？为什么有了技术就非得排斥技艺呢？

女儿的一个同学，通过门路，跟一个很有名气的中医实习。他惊讶地发现，这个中医还十分善长用西药，其治疗效果要高出一般的西医，也就是说，做为一名西医他也是高水平的，可他仍立足于中医。现在的中医并不是生活在古代，很多人的科技知识要高出写批判文章人的水平，如果科学足可以推翻中医理论，他们有什么必要坚守？做为中医能理解西医，当然，好多西医也经常建议病人去看中医。而写文章要求取缔中医的，往往什么医也不是。

童子颂经

和年轻人谈中医很难，便是谈传统文化，往往也没有切入点。年轻人习惯以现代角度看问题，传统的东西在他们头脑中没有落脚点。

后来我总算找到同年轻人谈传统文化的突破口了。我问年轻人：“喜欢吃饺子吗？”大多答到：“喜欢！”我问：“制作饺子的原料是什么？”都能举出：面粉、肉、菜、油、盐等等。又问制作饺子的工序。也知道，和面，做馅，擀皮，包饺子等。我问，包饺子麻烦不？年轻人承认是很麻烦。我说，既然制做饺子麻烦，按照肉烂在锅里的理论，我们把制饺子的原材料放到锅里一起煮熟了吃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费这事？年轻人说，还是饺好吃啊！我笑了，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美味，即使是事事向西方看齐的年轻人在吃这个问题上也不肯放弃口腹之欲去以西餐为主。

我说，如果真的想向西方学习，我主张首先从吃饭上学，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知道外国人就不费功夫包饺子。西方人吃饭，基本上是从营养的角度理解饮食的。不怎么追求口味，享受在饮食中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故而西方的饮食比较简单、实在，虽口味千篇一律，但节省时间，且营养良好。西方这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一致的。他们研究的对象为事物之理，事物之理常象面前这盘“法式羊排”，一边放土豆泥，旁倚羊排，另一边配煮青豆，加几片番茄便成。色彩上对比鲜明，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绝不调和，各是各的味，简单明了。纵然有搭配，那也是在盘中进行的，这种形上学理互相连贯，便结成形上哲学。这一哲学给西方文化带来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可中国人做饭的制作过程叫烹调。烹是煮熟食物，调是调和五味。所谓五味，是指酸、苦、甘、辛、咸。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之美，菜点的形和色是外在的东西，而味却是内在的东西，重内在而不刻意修饰外表，关键就在于它的味。中国人吃饭却要重味道，而较少关注营养，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好味道的意蕴却是难以说清的，这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吻合。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意境是一切艺术的中心，饮食文化也不例外。

而追求美味还算不上中国人对饮食的真讲究。中医更是要求适口味美首先要合乎时序，夏秋清淡，冬春浓郁；还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更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中医认为，味道不同，作用不同，在选择食物时，必须五味调和，这样才有利于健康、若五味过偏，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五味调和得当是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重要条件。

女儿说，人们一提到医，就一定要想到药，其实，医生不用药也可以给人治病。好多病，比如高血压，胃病，脂肪肝等，不吃药，仅改变饮食结构就能达到比吃药更好的效果。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所有食物在五味上都有归类，进行调济，配伍，也是药用。真正的讲究还不是味美，中国人关于吃的讲究真是太多了，在五味的追求上均达到了极致。这绝不是仅仅追求美味能达到和能概括的。如今的一些现代病，往往就是仅追求美味造成的，从这一点上讲，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女儿号脉时会对病人说：“你是朝鲜民族”。病人感到很惊讶。女儿说，鲜族人长年吃辣，在脉上有表现，在给治病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母亲在世时，每个季节重点吃些什么，都是有说法的。这不独是一个医生会这样做，一般的中国人都知道。比如冬季进补，春季吃些野菜，夏天在菜里拌点芥末，秋天吃萝卜等。吃菜和水果要吃当季的。这不仅合阴阳五行，更合自然规律，反其道而行之就会“病从口入”。如今的现代病哪个不是吃出来的呢？把我们吃的学问抛弃得只剩下美味这一条，能不致病？

不管我怎样欣赏中医，可在医疗体制上我还是赞同以西医为主，不主张大力发展中医。因为西医更符合当下的时代要求。在人口大爆炸的时代，在战争频发的时代，中医显然不能满足批量处理和战地救护这样的医疗要求的。现在马上把中医消灭了，社会还会正常运转。可把西医院关闭了，中医的力量再强上两倍能承担得了社会的医疗责任吗？西医的医生通过课堂教育和集体训练就可以造就，可以迅速地复制。可中医却不是想大力发展就能发展得起来的。

有人说中医衰落了。是的，中医人数不足解放初期的一半。可一百年前的中医算得上是昌盛的吗？中医从来就没有真正昌盛过，也不应昌盛，从前只是没有人和它竞争罢了。有人说，中医的衰落是西医冲击的结果，我认为这是给中医自身缺乏竞争力找借口，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是中医的历史劫数，也是它成长的内在需要。

我很感谢西医的东进，虽然这使中医受压制处于低谷，但这绝不是坏事。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一直缺乏挑战对手，一直没有可进行对比的参照，这于中医发展不利。事物并非如火如荼就是有生命力。正因为有西医做对比，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审视中医的视点，才使我们得以总结中医特点。对比的目的是为了扬长避短，对比不是裁判眼里的比赛，目的不是淘汰一个。咱要找准自己位置。人家的东西有优势，咱要用，咱们的东西为什么有短处要考虑。

现在有西医承担主要的医疗任务，中医正好可以进入沉淀，调整阶段。

对比西医，我觉得中医比西医大又比西医小。大，是指它存在于是人类的各个领域；小，是指它在技术领域要小于西医。比如说在科学领域，李时珍说“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他著《本草》是不是科学追求？中医不排斥技术，中医正骨就是技术，孙思邈遇有排尿困难或尿潴留情况，也用葱管当导尿管。但所有的科技成分都掩盖不了中医学的艺术特点。中医为什么给人以玄妙之感？为什么给中医送的匾要写“妙手回春”？为什么有的人无论怎样主观努力也学不好中医？为什么中医的弟子跟师傅学习的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整个象一个艺术学习过程？女儿下决心说：“我要做大医，要做上工。”我没有听到一个西医院的医生有这么说的。倒是听过不少搞艺术的人讲，要做艺术家，不做工匠。女儿说，仅仅为济世救人她还不能学中医，为混碗饭吃或其它功利目的都不足以使她学中医，她是在中医里面找到了一种感觉。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我认为既便是在专业领域内找到感觉对人也是很重要的。人的一生往往是寻求属于自己的感觉。比如数学家寻找和谐之美，物理学家寻找统一场论，艺术家寻找意境等。人的感觉有排“错”法，不属于它的东西它不要，感觉有引领作用，它的超越性不能不引起人的重视。

喜爱艺术的女儿在学了中医后还不想放弃她的音乐爱好，假期她还时常拎着琴去找她原来的老师练琴。有一天，她的老师说：“你原先拉琴时很有感觉，为什么你现在这种感觉没有了呢？”女儿沉吟了一会说：“我明白了，我的感觉转移了，全转移到中医上去了。”女儿拎着琴回家来说：“一心不可二用说的就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我的艺术感觉也不能二用，所以我暂时不能学琴了。”

达到妙手回春境地的中医就是大医，大医给人治病就是展现艺术才能了。而艺术性的东西如何普及，推广？如何能被用科学眼光审视的人欣赏？那些无数具体细微的过程，那些感悟体会，那些切磋，那些实践交流，怎么可能仅仅用形式理性的框架框住？笼罩着中医的被看成是巫，是玄的氲氤之气就是由艺术因子构成的。

身为中国人，便是做西医时，想问题有时也还是有中国人特点。妇产科专家曹泽毅做手术，面对的多是癌症患者，早年他总是尽可能多地清除癌细胞，并为自己清除得比别的医生彻底而骄傲。可是，当看到获得了生命的病人失去了家庭幸福 ，甚至演绎悲剧人生时，他对自己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怀疑。如今别的医生做十来个小时的手术，他做都不超过两个小时，切除的很少，他开始冒险，死亡率比从前要高，因为他把治疗的侧重点不仅仅是放在让人活上，更是放在活得象人上，也就是生存的质量上，这就是说，他宁可冒病人可能死亡的险，也拒绝用手术刀开创悲剧人生。

他这种医疗观念是大可商榷的，这是对眼里只见病不见人的医疗观念的反动，这种治疗方式增大了病人的危险系数，在理性上不是强势。可是作为中国人好多能够理解和接受他的这种治疗方法。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陈国强得知：在东北有一些老中医根据传统的以毒攻毒理论，用砒霜治疗肿瘤病人，并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病例。通过对这些病例的研究，发现在当时治疗的32例病人中，有28例能够得到完全缓解。陈国强在临床试验中，每天给急危病人注射10毫克纯三氧化二砷溶液，连续打三四个礼拜，直到病人完全缓解为止，且大多数病人都没有明显的副反应。这一研究成果让西方人惊讶，在西方人的思维里，砒霜就是一种去杀人的或者用来自杀的毒药。他们认为用砒霜来进行静脉滴注而在临床上没有什么副反应，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地域的西医，有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会偏往中医所走过的道路。我想，是不是东方人的头脑中，侧重意象思维的比例要比西方的大呢？

女儿小时，我曾致力于她的科学理性思维塑造，与好多女孩子一样，她天生不接受科学理性，常常是道理给她讲得明明白白了，她说：是的，道理是这样的，可我还是想那样。完，什么道理都白扯。怕女孩子到了中学阶段学不进数、理、化，我提早给她培养兴趣，从她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用了三年时间，每天晚上给她讲《科学演义》。我认为，中学的数、理、化课程不从兴趣入手，割裂科学发展史，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如果我能培养起女儿对科学的兴趣，那么中学的科学教育便不是不可以接受了。三年，我不仅给她讲完了科学发展史，还重点讲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把《物理世界奇遇记》也啃了下来，这下，我想应该是差不多了。可是到了中学，女儿和班里的绝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对数、理、化束手无策。我认为还是学校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决定亲自教女儿这些课程。结果我发现女儿的头脑拒绝解题，拒绝线性思维。物理老师让她提出的稀奇古怪的问题 ，气得在课堂上呼叫天老爷。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还是不能让她回到逻辑思维轨道上来，我迷惑不解地问她：“我给你讲了三年的科学，你一直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兴奋、专注地看着我，我问你，你把这三年我讲的东西听哪去了？”她笑嘻嘻地说：“我光看你表演了，哪听你讲了”。我象她的物理老师一样地叫起天老爷了：“天啊，我这三年时间不全是白费了吗？”女儿说：“怎么能是白费了呢，如果你不花这么大的力气，怎能知道我不是科学的料，怎么会接受我学不了科学这个事实呢？” 女儿迫使我接受了人的思维类型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知道，我的头脑也不是纯理性思维的，我曾和别人一起做“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题，别人能做上来十道题，我能做上来九道，人说，这就不简单了，再努把力不就能做出第十道题了吗？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做出来的那道题，发现问题根本不是我再努力的事，我根本就作不出最后那道题，那是我科学智力的极限，表面看我与他人的数学能力只差一道题，实质却是天上地下 。能做出最后一道题的人，必须得是纯数学头脑的人，而我不是。我是用摹拟数学思维做上九道题的，这不能说明我具有数学头脑，在别人看来，我与数学尖子生差不了多少，殊不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别人，只能学到形似，永远不能达到真是，要想真是，就不能摹仿别人。后来我再给女儿辅导功课时，就不强行让她用科学思维学习功课，而是让她用一种摹拟思维去学习，这种模拟方式不能使学习达到十成效果，但可以达到八、九成。但在选择一种终生学习方式时，我不能让她选用终生需要摹拟思维的，而是要用她本性思维的。因为，在各行业达到顶极成就的无一不是自性思维。

我看到高工在文章中提出：历史上进入中国的黄种民族，甚至占领者都被融入了中华文明，而被中国控制时间长达2000年之久新疆地区的非黄种人 ，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就非常低，比周边黄种人国家的还要低，至今也没有一个白种人部族接受了中华文明，这只是简单的巧合吗？这使我不得不想到，中医的思考方式可能真的让西方人难以接受？

童子颂经

有些人认为，没有数、理、化头脑，没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不能搞科学，或者说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的人所搞的东西就不是科学，是“伪科学”，要被科学捍卫者棒杀。我承认科学是以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为衡量标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不是科学，我不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人学不好科学也正确，但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划分智能高低，来划分理性和非理性，甚至决定留存的问题，那么我与“科学”的斗争，就是为了争取生存权的斗争了，就是不愿做奴隶的斗争了，这是捍卫头脑领地，不做精神殖民地的斗争。我从来没有说要取缔西医，可消灭中医的口号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来了。难道我的头脑就不是头脑？这坚船利炮还顶到脑瓜门上来了？

且不说数学家桐丘城认为数学与美学紧密相联，也不说外科医生在做手术中找到与艺术大师同样的创作感受，更不说艺术感是各领域人的创作动力，只说科学发展难道一直是靠科学自身获取动力和成果的吗？翻开科学史一看，其中充满了由旁门左道，触类旁通，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意外之得。科学史告诉我们，科学从来就没有走过一条康庄大道，科学真正讲逻辑、概念、标准、规律等才几天？袁隆平如果走一条中规中矩的科学道路，能有今天的杂交水稻吗？多少大科学家当初所做的不是被“科学”否定的？我不知道把科学打扮的过于圣洁的用意何在？灰姑娘的出身是科学不能接受的？我相信，“科学”现在也还是在用试错法前进。

我想，当年为了不让女儿被当今纯洁、崇高的科学吓住，我在给她讲科学史时，是不是把科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植入了她的头脑？我给女儿讲了三年的《科学史演义》的意外之得是她对科学不迷信。或许她现在正在走一条最本源的科学发展之路？

科学如今如此圣洁，以至于象袁隆平也是很艰难地当上了工程院院士。据说他以后再也不报科学院院士了。科学在一些被称做是科学家的捍卫下才变得纯洁了，可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活力？科学的专制，使有些高级科学家除了捍卫科学的纯洁性已难有其它做为。他们把持着发明、发现权。凡是不符合他们科学要求的统统打成“伪科学”。他们甚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中医的色彩为此一直是灰色的。这样一来，科学高高在上，与其它人类思维产物不可通约，失去了强大的生存基础和营养来源。中国的科学所患的正是气血两虚之症。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我庆幸女儿的头脑不是科学型的。她知道，推动科学发展的不一定得是大专家，而是多有一技之长，动手能力强，侧重感性认识，注重实效，不太受科学理论束缚的人。

女儿放下紧张的备研，要去深山访一位八十多岁的采药人。我说，这会影响你考研的。她说，采药人已经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继承他的所知，你以为他还能等吗？在考研和去访采药人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我当然认为后者重要。女儿的朋友们认为前者重要，理由是，采药人只有一些感性经验，他采用一些当今人长久不用的草药，用不符合现代人理念的方式配伍使用，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不能用科学解释。女儿说，这些东西虽然她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先抢救性地传承下来，留待以后再研究，也不能让它现在灭失。

在中国，的确能发生一些让人菲夷所思的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五岁时得了肾病。在当地医院治，到省院治，最后到北京长年住院治。这些治疗只是为了延缓孩子的病，为的是能坚持到十二岁，才可以换肾，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为了给孩子治病，他是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为了让他散散心，能找到他时，我们就请他出来吃点饭，喝点酒。他总是一杯酒下肚就伏在桌上哭。大家都给他捐钱，他会裱画，我就给他揽这样的活，让他多点收入。大家认为他会让这个病孩子拖垮的，应该另做打算，就推举我去跟他谈。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这个孩子也算是治到家了，再生个孩子吧……他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急了，表示绝不放弃这个孩子另做打算。我只有叹气，无可奈何，等待最后悲惨结局的到来。

可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头，祖传一个方，只治肾病中一种类型，在乱投医的心理支配下就给孩子用上他这药了，结果这么大的一个病，就象治个感冒似的就好了，好的让人难以置信，什么后遗症都没留。后来我看到这个孩子，不仅健康，而且顽皮，我问这孩子怎么比别的孩子活跃。她父亲说，这孩子小时整个接受的是医疗教育，也算是特殊教育了。这个治病的人根本就不是医生，不知医理，病理，跟神奇不沾边。

最近，两个熟人死了，一个四十二岁，一个不到四十岁,两个人都很肥胖，得的同是高血压、脑出血类病。看到他们的亲人悲痛欲绝，我感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脆弱。回忆小时候，很少看到胖子，有高血压病的人很少。偶尔遇到一个高血压病人，我母亲会很感兴趣。医院也很重视高血压，血压高一点就给开病假条。有想偷懒歇一天的人，就想办法把血压弄高点。我记得方法是：先跑上八百米，再喝上一大杯热水，大夫给量血压时攥紧另一只拳头……这血压就高了，能得到休息一天的病假条。

78年上大学后做体检复检，有个同寝室的女学看着血压计就紧张，量时血压就高了，医生让她一边站一会再量一遍，她脸色大变。我过去安慰她，给她按摩两肘的曲池穴。医生再喊她量时，血压就正常了。事后她谢了我一个大苹果。

据我国1979－1980年全国高血压抽样普查结果，20岁以上成人确诊高血压患病率为5.8％，临界高血压患病率为3.3％。如今，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上海城乡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9.2%。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杜松澎公布了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部分数据说，超过一半的中学生血压偏高。从数据库的统计数字看，高血压病和与高血压病密切相关的心肌梗塞、脑卒死等心血管疾病占人口死亡原因的一半。为此，每年的10月8日已被定为全国高血压日。

我就奇了怪了，这高血压的人如今怎么这么多了？一般说来，这种时代性，集体性的疾病在历史上往往是传染病，这高血压不会是有“高血压菌”传染的吧？这要是按早先的标准，这一半的中学生和三分之一的上海人，岂不是都得休病假？

对高血压的成因，医学界说还不清楚。有关专家认为，九成半高血压病来自遗传。我想这高血压家族也和我们一样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专家估计的1.6亿多患病人数，也不可能都是高血压家族的人。这种翻番的增长，不能不使我把高血压看成是一种时代病。

为什么高血压病在当今增长这么快呢？女儿说，当然是今人的生活方式使然了。统计数字已表明，高血压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现今高于从前。高血压病是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流行病，而且越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患病率越高。这就更说明工业化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

看我迷惑不解，女儿说作为不是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简单理解。她说，血管可以当成水管来看，血压为什么会高？供血量太足或不足了呗，太足了，血压自然会高，在供血量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人的代偿功能就会提高血压，这就是高血压。常用的降压药是扩张血管，水管子粗了，一量血压，当然就不高了。可是造成血压升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心脏的负担没减轻，血管总被不自然地扩张，心脏承担着血管扩张带给它的更大调节负担，这病不但没治愈，还给心脏和脑带来隐患。

我问女儿，如今的高血压都得终生服药，古时的高血压是什么样，是不是没法治呢？女儿告诉我，血压计是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的。血液的测定大约始于1910年前后，因此历史上中医学没有高血压的概念。高血压属中医学眩晕、头痛的范畴。中医认为引起血压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血脂高，血粘稠能影响血流速度，从而引发高血压，而贫血，气血两虚的人，也可以是高血压。所以，胖子可以得高血压，瘦子也可以得，但中医的治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医认为高血压发病与体质因素、情志因素和生活失调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以体质和情志关系更为重要。体瘦、急躁易怒的，阴虚阳亢，患高血压的多。体胖的人，脾气虚而多痰湿，风痰相煽，因而血压升高…… 人在盛怒之下，肝气上逆，血随气升，就会发生高血压症。大喜、大悲、受到惊恐，情绪紧张而不安宁，心肝受扰容易患高血压病。生活失调同样可以引起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也会导致发生高血压症。劳逸失度会引发高血压病。

饮食失节在高血压发病诸因素中占有重要位置。过食肥甘厚味，伤脾碍胃，生湿酿痰，痰湿阻滞，风痰上扰，会发生高血压。酗酒之人，助湿留热，肝阳易涨，容易发生高血压。过食辛辣等物，伤阴化火，阴精损伤，火热上冲，从而引发高血压。尤其是嗜食咸味者，血脉凝涩，肾气损伤，则血压上升。

以上这些致病因素，在当社会都得到空前的强化。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成人超重率为22.8%，肥胖率为7.1%，估计现有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大城市成人超重率与肥胖率分别高达30.0%和12.3%。这些人是高血压的易患人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景怀斌指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大概是2％，到了2000年，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14％。这个数字说明，精神紧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特点。

女儿说，有着这么多胖人和这么多精神紧张的人做基础，社会怎么可能不流行高血压呢？其实，治疗高血压并不难，只要调整生活方式就可让高血压患病率大幅下降，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人们宁可服用副作用很大的降压药，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改变生活方式，这种心态下，人们接受中医当然更难了。

朋友来我家玩，手中拎一方便袋，从中拿出一盒盒的“龟灵膏”让我吃，说是美容养颜。她自已先开了一盒吃起来，说是每天都得吃三盒。我拿起一盒，看了上面写的成分说：“这东西不适合你吃”。她说：“你看功效啊，功效写的是排毒养颜，美容护肤啊。”我一时语塞，和现代人说话是真费劲啊，想起女儿说她师傅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不做解释，当人们把中药象西药一样理解成功效固定时，她觉得你看成分就是多此一举。朋友是个身体很弱的人，每年都要吃上几剂“生脉饮”，可你一眼照看不到，她就吃什么“珍珠粉”喝“苦丁茶”，这又冒出了“龟灵膏”，真是让你防不胜防。我说：“你老要排什么毒？你身上有什么毒？你所说的毒是什么？一般人所说的毒是指毒火，你有火吗？中国人有几个是阳亢的？你一派寒凉，全指望夏养阳，你可倒好，用这些寒凉的东西把这点阳气全压下去了，搞得脾胃虚寒，真奇怪，你吃这些东西竟然不肚子疼？” 她捂着肚子说：“我肚子疼，要上卫生间。”我被她气得哭笑不得：“你这人的心理暗示性也太强了，我没说你时，你一天吃三盒也不肚子疼，我一说，你马上就肚子疼。”她说：“不是的，这之前吃了也肚子疼，可我没往这上想，让你这么一说，就挺不了了。”

我曾谈过中药的毒性问题，明确反对“是药三分毒”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治病就是三分害了。砒霜是人所共知的大毒，健康人吃了会死的。但用它来治病时，用的人不仅不会死，反倒会起死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便说砒霜是毒药也是有前提的。而对一些普通食品，我们有谁会认为它有毒呢？可我却总是提醒这个或那个朋友不要吃这个，少吃那个的，这又是为什么呢？比如我的这位朋友我就劝她不要喝绿茶，不要喝凉茶。她不肯，说绿茶美容。我说你阳气总是升不上来，脸色晦暗，何谈美？我反对她开空调，反对她吃冷饮，甚至反对她吃苦瓜。如此看来，我不是把一些食品当成有害的东西么？的确是这样，用的不正确，别说药，就是食品也有“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入口的东西皆有利弊之说，中医也讲“病从口入”，当然不是指细菌，而是指寒热。

不仅是食品，我对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反抗着。当家用冰箱刚上市不久我就买了一台，我以为我会喜欢，因为我喜欢烹调。可只用了一年，我就把冰箱淘汰了，此后再就没有用过冰箱。

现在，我宁可天天到市场上去买菜，而不用冰箱诸存，宁可给家人吃温热的东西，而不让他们吃什么冰镇西瓜之类的。空调，冰箱，让人阳不得升，脾胃虚寒，夏不能养阳。

慈禧太后的御医虽然给“老佛爷”弄的不是营养配餐，但却是按中医的养生观配餐。从她的食谱不难看出御医的用心，连用的盘碗也是很讲究的，需要保温的用沙锅，需要凉的用薄瓷碗等。五谷杂粮搭配，应季的蔬菜……

对我的这些做法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不会享受现代文明。他们暴饮暴食，贪食生冷，从外面一进来马上就把空调开到最大，觉得夏天不让自己热着，冬天不让自己冷着才是高级生活。吃反季节的食物，……千百万年与自然协调一致的身体不再和自然协调了，内在紊乱了，许多现代病出现了。有人会拿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外国人的生活很现代，身材却很健康，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很注意了解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怎么解决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脾胃虚寒这样的问题呢？

我注意到了外国人的体育活动。比如说，他们的健身活动是全民性的。他们热衷于每天跑步这样活动量比较大的运动，不是那种做做样子的跑步，而是真的跑，很大量地跑。这个跑就是一个升阳的做法，在运动生热的过程中使阴阳有机会寻求平衡，它可以抵消，缓解，矫正生活方式的副作用，成为西方国家平衡阴阳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运动成瘾，不运动就会很难受。一段时间以前，人们争论到底是“生命在于运动”，还是“生命在于静止”？各执已见，莫衷一是。依我看来，“生命在于平衡阴阳”，如果运动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运动；如果静止能平衡阴阳，生命就在于静止，事情就这么简单。

童子颂经

我朋友的婆婆，听人说起我女儿，便找上门来让女儿给她瞧脉。一搭上脉，我就觉得女儿神情不对……等人都走了之后，女儿搓着手说：“她这是什么脉啊，怎么无根呢？”我听了笑了：“这就对了嘛，她的寿是从阎王那买来的，她的脉怎么会有根呢？”。我讲给女儿，三年前这个人病得很重，全身性的渗血，尿里有，便里有，眼睛里有，反正是能渗血的地方全渗血。西医诊断不出来是什么病，也没法治。中医说是亏了肾精，不好补。整个人要完了。朋友这时良心发现，念起婆婆的种种好处来，起誓发愿地要救人，但她也没办法，只是天天找我发泄，闹得我实在是烦。于是，我把她送到一个女巫那去，因为这时只有女巫还有“办法”。不料女巫对我说，这人已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我说，你到那头去看看人归没归位，如没归位，想想办法，买个寿什么的。于是，女巫指挥我这朋友，搞了一些法术“买寿”，这样一来，朋友有事干了，就不来磨我了，而她的婆婆竟活了下来。我笑对女儿说：“她是那边的人，这点寿是买来的，她人在这边不过是“假释”，她的脉无根不是正对吗？”女儿无奈笑道：“你真能闹，脉无根还能这么解。”“当然不能这么解”，我收了笑，严肃道：“不过对于生命的认识真的还有待加深。”记得鲁迅曾说，给他看病的德国医生惊讶说，鲁迅身上这病要是放在欧洲人身上，五年前就死了。于是鲁迅说也就不能指望这个医生给五年前就死了的人治病了。如果鲁迅当时要是见到欧洲的女巫，是不是也得认为他这个人“已经走了”？

朋友的婆婆是个无私奉献型的母亲。她心中装满家人，唯独没出她自己。让她活下来的不是求生的欲望，而是对家人生活的极度不放心。她点灯熬油般地熬靠，换做是别人，五年前也就死了。养花的人都知道，有的花性格是“要花不要命”，有的是“要命不要花”。菊花的性格就是前者。几个孩子跳到我的园子里拔了一棵要开的菊花。第二天我在路上捡到这棵已不成样子的菊花，我把它又栽到土里，浇上水。这花又开了，开得一如它没有受过摧残一般。花开过后，这棵菊花死了。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这棵死去的植物不是枯黄色，我一直以为枯黄色是死亡的颜色，它的整个植株，茎、叶呈深褐色，象大酱的颜色，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竭尽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到了秋天，我来到田野，大地一派金黄，我知道这不是死，这是止，是收，是藏，生命还在继续……

朋友的婆婆正在呈现这种深褐色的生命。延续她生命的是她的真元，是她的肾精。我们都知道人在特殊情况下会迸发出超常的能力来，会做出他平时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母亲，这种力量更不可思议，那么，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就是肾精。在理论上肾精是不能补的，亏一分就少一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消耗肾精的生活方式。他们让自己处于兴奋状态下，在高新陈代谢的状态下，肾上腺素分泌一直偏高，遂觉得精力旺盛，不知疲惫。这正如西医用激素，激素治病很神奇，不管什么病，用上都会有奇效。所以非典来了，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就上激素。激素激出来的是什么？就是肾精。就是动用人的先天储备。人在临死时的回光返照用的就是肾精。激素的治病作用不是通过扶助元气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不断调动元气完成的。正如运动员用激素会大大提高运动成绩,其作用是靠瞬间调动大量元气完成的, 可运动员的猝死不是激素直接导致元气瞬间消散吗？便是不死，肾主骨髓，主藏精。肾气大衰就无法完成藏精生髓的工作了。于是,骨坏死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拆东墙，补西墙”之举，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与固本强身的医旨背道而驰的，养生之道，养的是什么，生的是什么，不可不知啊。

如果要从科学上解释“肾精”的话，我想，它应是大自然给我们储备下的“超能” 。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比如遇到虎狼，我们可能会突然跑得比平时快，爬得比平时高。科学称之为潜能。

可有时我们把这“潜能”一下用得太多，就会“伤力”。

女儿因太极拳打得好，被选拔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赛前进行了四个月的集训，是由专业的体育教师训练。这下可把女儿训“伤”了，如今一提起运动她就害怕。她对教师说：“我打的是中国的太极拳，为什么要进行体能训练呢？”老师告诉她这是科学训练方法，必须得这么做。于是，每天长跑五千米，做俯卧撑二百个，仰卧起坐二百个，扛七十五斤扛铃一百个……女儿的体能本来是不错的，平时打篮球，踢足球，高中时班里的足球队组建是男女平等，公开选拔，女儿是唯一的女生进班级足球队。可她却被后来的科学的体育训练，搞得对体育失去兴趣。

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这在我看来已超出一般的体育健身的概念，是无限挖掘人的潜能，挑战人体极限。但是，大多数运动员却因为运动失去了健康：据保险公司对6000名已故运动员的资料统计，运动员平均寿命才50岁，远低于七十岁这一平均寿命。每年约有1000名德国人在打网球和练习攀援时死亡。根据俄罗斯卫生部体育与运动医学联邦中心的资料，在获得辉煌体育成绩的运动员中，仅有12%是健康的。看世界杯，中国足球为什么就不行的话题再一次被提出来。排除其它因素，单从体质上看亚洲人与欧美人就是不一样的。让中国人与意大利人踢足球，我觉得就同让女人与男人踢足球差不多。相对于欧美洲人，我们中国人的体质我想应是属“阴”性的。

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身高1.8米左右的欧美白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是5.4米，肠长倍数为3；身高1.7米左右的亚洲黄种人，其肠子的长度大约为8.5米，肠长倍数为5。而肠子的长和短，正是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区别。由于肉类等动物蛋白质与人体的蛋白质很接近，很容易被动物或人的机体所吸收，成为机体生长必需的营养成分；素食中的植物蛋白，与动物或人的机体中的蛋白质存在着较大差距，较难于吸收，所以摄取食物中营养的通道——肠子必须较长才能完成吸收营养的任务，所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素食者总比肉食者的肠子长些。

仅仅要是肠子的长短不同便罢了，可我们都知道肉食动物与食草动物在性情上还有很大的不同。食肉动物获得的营养较高，如蛋白质较多，因而比较强壮和具有攻击力；而食草动物所获得的蛋白质和激素较少，因而脾气较为温和。同样，欧美人食肉较多，因此不仅比较强壮，也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而亚洲人主要以植物性食物，即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不仅个头较小，脾气也较为温和。

欧美人的狩猎的生活方式，也要求他们的暴发力要强。所以，他们的体质是阳盛。肠子要消化吸收动物蛋白质，会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激素。长期进食肉类等动物蛋白质，就会较多地分泌这种激素。由于去甲肾上腺素会增高血压、刺激大脑皮层，且降低控制情感区域的能力，于是就导致长期以肉食为主的西方人具备了易兴奋，容易产生激情，好创新，好冒险，好出头的秉性。这也是对于长期猎食动物所必须的秉性。

东方亚洲人千百年来，以素食为主，性格一般比较温和柔顺、内敛深沉；而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项目，欧美人善长这项运动是有他的道理的，那是先天的。与之相比，黄种人的网球开展得也比较晚，可是出现了张德培（他是美国的黄种人），杉山爱，斯里查潘，在中国的一些选手，没有很好的条件，也没有很好的网球氛围，但屡屡有击败种子选手的报道，这是因为网球也是对敏捷要求很高的有拍运动，也就是说黄种人有打网球的天赋。

都知道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第一杂技大国”，可又有一句话说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在吴桥。”也就是说，中国的杂技人材并不是全国选拔的，而是一个县的人才就是世界顶级的了。

有人说：“我国的110米栏选手刘翔也并非例外，他的短跑并不是很好，只是他的攻栏技术很好，节奏好。110米栏是一个动能与势能相互转换的过程，他每一次攻栏，都将动能转化为势能。因为，刘翔的攻栏技术好，所以他每一个栏都能节省下一点势能，几个栏下来，刘翔节省的势能到了后程就显示出优势，所以人们看到刘翔都是后程发力，最后几个栏超越对手。”这就是说，刘翔要是去跟人家比百米的话也是不行的，咱们占了技巧优势了。我想，在发展体育运动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更科学点的理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