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转一篇有关国之重器的文章，国人都应了解了解。

老龙头

以下是引用abubuyou在2010-3-16 13:29:00的发言：

已知文字系統

多達六種之多

這是另一種

已知文字系統

多達六種之多

 

不是专业学习，认古文字的确是件头痛的事。学习中想起手中有一圆壁，壁上文字见图。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huangcheng在2010-5-21 21:02:00的发言：

已知浮出檯面的民藏傳國疑璽共有三枚; 留俄學生王澤在莫斯科從蒙古人手中購回的一枚(盤古版主在一樓所示者),  曹樹銘一枚, 及香港鍾世杰一枚;

印文字體雖有出入, 但主要可分成兩種版本, 一為鳥虫篆之"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如盤古版主在一樓所示者),  另一為龍文之"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曹樹銘, 及鍾世杰(鳥瞰圖)兩枚之圖, 及龍文之"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如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1 21:21:53编辑过]

學習了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老龙头在2010-5-21 23:03:00的发言：

已知文字系統

多達六種之多

 

不是专业学习，认古文字的确是件头痛的事。学习中想起手中有一圆壁，壁上文字见图。

兄好

圖片看不到啊

老龙头

"兄好

圖片看不到啊"

谢a版兄的关注！再上图试试。

 

[upload=jpg,副2.jpg]UploadFile/2010-5/2010522516050918.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5-22 5:16:04编辑过]

huangcheng

   

 

历史上的“传国玉玺”

2008-06-26 10:49:31 来源: 《收藏投资导刊》 作者: 杜奎生

 

　　

 

 秦王嬴政先后灭掉了韩国、魏国、楚国、燕国，又在公元前221年血洗长平吞并了赵国，得到了令他们祖辈四代秦王梦寐以求的稀世之宝“和氏璧”后，又一鼓作气灭掉齐国，从此完成了吞并六国的大业，而统一江山做了天下至尊的皇帝，称秦始皇，想以此世世相传。经过了一段紧锣密鼓的建国筹备后，还想刻制一方能驾驭百官、威慑天下、代表他至高无上权力象征的信物——宝玺。当才智过人的李斯接受了这一神圣任务后，发挥了他卓越的才能，先设计了五螭相交的纽式；又书写了鸟虫篆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在征得始皇的同意后，选取了“天下共宝之”的和氏璧做玺材；最后找到了咸阳琢玉高手孙寿施工。经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精雕细刻后，一方旷世珍奇“传国玉玺”诞生了。
　　可惜宝玺刚雕成不久，公无前219年秦始皇二次下诏出巡，在舟过洞庭湘山时，因狂风怒起龙舟欲倾，始皇急中生智，忙抛玺于湖中以求镇湖祀浪，就这样龙舟保住了平安，但精美绝纶的和氏璧传国玺一代都没传，就葬身湖底了。
　　秦29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经过一冬天的修整，处理了相应的国务，开始了第3次出巡。一日来到阳武地界（今河南省原阳县）博浪沙附近。突然间，一声巨响惊天动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出一件怪物，不偏不倚重重落在秦始皇身后的一辆副车上。刚才还沉浸在梦幻中的秦始皇，此时吓得脸色青白，原来是一只巨大的铁椎，不知是谁想暗害始皇。一连十日杀了许多嫌疑者，结果还是没查到刺客的踪影。于是，决定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当即起驾继续东巡。
　　回宫后秦始皇一直闷闷不乐，善于察颜观色的博士生前来蛊惑，说这都是因为身旁没了安邦定国的“传国玉玺”之缘故，于是再命李斯重刻一方传国玉玺。这次，李斯选取了咸阳附近兰田山的兰田碧玉，仍按前玺的规格，方寸、高寸六分，仍是五螭相交纽式，但玺文却改成“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个鸟虫篆字。这方玺虽不比前方洁白似雪玲珑剔透，也是碧绿如兰温润而泽，都是凝天上人间之灵气，蕴古今万物之莹光，被后世称作“受命玺”，传承了秦宫3代14年。
　　神奇的是，在秦始皇洞庭湖抛玺8年后，使者夜过华阳平舒道，有人持璧献宝，使者带回宫中晋献始皇，一看真是当年所抛玉璧，传国玉玺失而复归。由于传国玉玺有如此传奇的故事，所以历代欲王者都把它做为追逐的猎物，定为朝代更替的象征，君临天下的凭证。
　　秦朝还用和氏璧的边角料刻了6方长宽都是1寸2分的小宝玺，玺文是“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用于日常军国政事。这六方宝玺仍是螭兽纽，白文篆书，也是历朝历代相传相仿直到清末。
　　传国玉玺虽然秦朝刻了两方，但汉高祖禅接过来只是一方，即兰田碧玉的“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玺。而那方闻名遐迩的用和氏璧刻创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已被始皇抛入洞庭湖中不可能往下传了，至于史书载秦年的抛玺再现毫无科学根据，不能算数。那么，后世频频出现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玉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各个朝代都有一些受某种利益驱动去铤而走险的人，因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进身良机。你看宋朝的段义，不就是献玺有功从一名农民一跃成为“殿值”，即宋哲宗的侍从吗？元朝恰得孤儿寡母不也是献玺而得以丰衣足食吗？且不说那些暗箱操作的大臣了。
　　也正因如此，历史上时而出现的那些“传国玉玺”，一会儿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会儿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会儿是“和氏璧”的，一会儿又是“兰田玉”的，总是统一不起来。
　　唐太宗是个英明的皇帝，他于贞观年间用白玉刻制的“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就干脆抛弃了历朝的传国玺文而自行撰拟，作为他大唐天子代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他这是看穿了历朝所谓传国玺的本质，如其盲目仿制还不如自己创新，他为历朝传国玉玺玺文做了改革，增加了新内容，不再是一味宣扬天命所归的帝王思想，懂得做了皇帝仍然是“人”，不是“神”，是因为自己命好才能做皇帝，但一定要为民做好事，要有德于天下，才能获得安定与永昌，这种朴素的帝王统治观念，是皇权思想的一大进步。从此以后，历朝统治者虽然仍旧仿制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而另一方受命玺则都是自己撰文刻制了。如后梁的石敬瑭，他的受命宝（自唐朝武则天改“玺”称“宝”后，“受命玺”即为“受命宝”）宝文是“受天明命维德允昌”。
　　到了宋代宝玺则花样翻新。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宋之初即刻制了“大宋受命之宝”，首次将年号刻入宝玺中，并且还强调他做皇帝是承受上天之命而行使权力的，不是欺你隋朝孤儿寡母而夺来江山。宋太宗赵光义又刻了“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和“承天受命之宝”两方宝玺，也强调了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宋真宗时刻了以“皇帝钦崇国祀之宝”为文的“镇国宝”，宋哲宗是“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直到宋徽宗继位后，才把这宋初百花齐放般的宝玺制度统一起来，受命宝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而将“传国宝”更名“镇国宝”，宝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不仅如此，他还在历朝“传国”、“受命”两宝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方“定命宝”，宝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十六个字，这文字之多内容之广是历史纪录。
　　南宋在建炎初即刻制“大宋受命中兴之宝”，又刻制了“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定为“护国神宝”，受命宝仍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加上得自北宋的“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的定命宝，南宋的传国受命宝玺竟有四方，足足翻了一番。
　　辽代是契丹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只有一方传国宝，文字是“通天万岁之玺”，又用了玺字。金代传国宝文字是“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元朝的传国玺是至正年崔彧献的青绿而玄的那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明朝是“大明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以后又增加了一方“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清朝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以及“大清嗣天子宝”三方，是满汉两种文字。

huangcheng

 

秦代傳國玉璽揭謎--兩個版本、兩種材料、兩枚玉璽

UNCOVERING OF THE SECRET ABOUT THE STATE-TRANSMISSION JADE SEAL FROM THE QIN DYNASTY--TWO VERSIONS, TWO MANUFACTURING MATERIALS AND TWO JADE SEALS

作 者： 王春云博士  

作者單位：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廣東,廣州,510640 

以历史记载和研究为基础 ,应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分析方法 ,论证了秦代传国玉玺不是历史传说的一枚 ,而是有和氏璧和蓝田玉两个版本。其中和氏璧版本最早刻于秦王政二十六年 ,刻文为“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颜色为青碧色 ,但于秦王政二十八年丢失于洞庭湖湖底 ,而后在秦王政三十六年为人以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制和同样的刻文所重新仿刻并献回 ;而蓝田玉版本刻于丢失和氏璧版本的秦王政二十八年 ,刻文为“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颜色为白色 ,这一版本于是取代丢失的和氏璧版本而取得正统传国玺地位。该两个版本的观点对于鉴定和判别后唐以后历朝自刻的和仿制的传国玉玺以及流传至今的各种来源的所谓传国玉玺也有帮助。而秦王政二十六年一统天下时琢刻的原版和氏璧传国玺有可能仍然沉睡在洞庭湖湖底 ,值得当今世人的深切关注。

huangcheng

 

传国玺考

(2006-09-14 09:21:05)

转载 

玺，本就是印章。古人以简牍为文字载体，往来文书，皆缄之以绳，封之以泥，再在泥上施以玺印以为凭信。对此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有精详的考证。

秦一统中国，始定“玺”为皇帝印章专用名称。传国玺本是诸多秦玺之一，入汉始得名为“汉传国玺”，先是在汉诸帝间相传，汉后又在历代帝王间相传，直至五代时湮灭。“传国”可谓名符其实，遂史称“传国玺”，唐以后又或称传国宝。

南朝沈约在《宋书》描述传国玺：“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1]二千余年来，传国玺传递有绪，史不绝书，但同时又真伪杂现，迷云重重。本文主要依据二十四史所载史实，对传国玺的迁转、真伪线索进行梳理，以求得一大致的历史真相。

一、秦玺何以成传国

    从印章的意义上讲，传国玺也许不能算是“玺”。

《宋书》中说：“乘舆六玺，秦制也。汉《旧仪》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2]天子六玺，不仅有专名，而且都有专门的用途[3]，但传国玺并不在其中。《隋书》中说传国玺“方四寸。”[4]《隋书》为唐魏征所编，以魏征的身份，是必亲眼所见，历代文献提到传国玺尺寸也都同此，应当是可信的。古寸约合今寸三分之二，照此折算，传国玺约有10公分见方，这个尺寸是很难适用于简牍封缄之上的。可见从一开始这枚玉玺就非供封缄之用。

在秦汉时期(甚至有可能更早)玺印不仅用作封缄，也用作佩带，以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佩玺印后来演化为舆服制度中的佩绶。[5]尽管《汉旧仪》中说：“皇帝带绶，黄地六彩，不佩玺。玺以金银縢组，侍中组负以从。”[6]但这指的是所谓的“天子六玺”，而非传国玺，传国玺的作用，正是由皇帝亲自佩带。秦制已不可考，但汉承秦制，《汉书》中在提到传国玺时说汉高祖刘邦“因御服其玺，”[7]《宋书》中提到传国玺时也说：“高祖佩之”。[8]  

史上关于皇帝实际上是佩玺的证据很多。汉昭帝死，昌邑王刘贺入继大统，即位仅二十七日便因“行淫乱”被废。这场宫庭政变在刘贺入朝太后时突然发动，刘贺猝不及防，结果被霍光“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9]可见在正式场合皇帝是将玺印随身佩带的。

一般讲前朝帝玺作为亡国之物，属大不祥，后朝多作为战利品看待，诎而不用。因此这枚所谓“始皇玺”最终成为不同凡响的传国玺，很大原因在于它和“天子六玺”不一样，它是用于标志皇帝身份的“佩玺”。当然，从史籍上看传国玺偶尔也作印章使用，只是场合极特殊，“唯封禅以封三石函”，[10]这直接用作皇帝和上天沟通的凭信，自是别有一番意义了。

但在秦汉之际，传国玺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传国玺真正成为“传国”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两汉以后，中国陷入分裂动荡时期，传国玺的得失开始和一个政权正统地位直接关联，玺之归属，备受关注。西晋亡，传国玺沦落刘聪之手，“晋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11]前秦名臣王猛临终时劝世祖符坚“不以晋为图”时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12]王猛能承认东晋“正朔相承”，虽偏居江南而正统犹存，和东晋此时传国玺失而复得应有很大关系。肥水之战后，前秦大乱，符坚为叛将姚苌所擒，“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13]南梁陈庆之和北魏杨元慎辩论哪边是正统时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皇玉玺今在梁朝。”[14]至此将传国玺譬着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已不为过了。传国玺作为天命独归的象征，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

东晋穆帝八年，传国玺复归，史载“百僚毕贺”[15]

北齐天保元年获传国玺，文宣帝高洋“以玺告示于太庙。”[16]

宋哲宗赵煦朝绍圣年间，传国玺复现，经过蔡京等人一番煞有介事的考证确认是真无疑，于是宋朝皇帝以极庄严的礼仪受玺。《宋史》的记载：

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御大庆殿，受天授传国受命宝，行朝会礼。

已酉，班德音于天下，减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

癸丑，受宝，恭谢景灵宫。

戊午，宴紫宸殿。

庚申，诏献宝人段义为右班殿值，赐绢二百匹。”[17]

尽管今天看来此玺是否是真的传国玺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传国玺的神圣地位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二、传国玺的迁转

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专门提及传国玺，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18]

首次提到传国玺的是班固的《汉书》。《元后传》中说：“初，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19]

至汉孺子婴时，因皇帝年幼，传国玺由太后掌管，藏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太后……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莽大悦，……。”[20]因这“投之地”，此玺有了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螭一角缺”。[21]

及绿林军起，立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将军，“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22]玺归绿林更始将军刘玄。

绿林寻为赤眉军所败，请降，赤眉遣谢禄受降，“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23]玺归赤眉所立天子刘盆子。

赤眉终降汉光武帝刘秀，“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馀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24]。玺归刘秀。

东汉末天下复乱，传国玺先为孙坚所得。“韦昭《吴书》曰：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去，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玺”。[25]旋又被袁术所夺，“术在南阳，……。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26]但袁术被曹操所破，“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27]此玺为东海相徐璆所获，“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28]

汉魏之际，汉献帝刘协皇后曹节乃曹操之女。“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上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29]玺归魏文帝曹丕。

到所谓“历数在晋”，魏帝曹奂“使使者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30]玺归晋武帝司马炎。

天下复乱。公元311年，晋怀帝司马炽永嘉五年，汉昭武皇帝刘聪破晋都洛阳，“迁帝及惠帝羊后、传国、六玺于平阳”。[31]

聪死，子刘粲立，寻为其臣靳准所杀，刘曜自长安赴讨靳准，并继而称帝，准众杀准“奉传国、六玺降于曜”。[32]传国玺归刘曜。

刘曜为后赵石勒擒杀，曜子刘熙奔上邽，又被勒从子石季龙所克，“季龙克上邽，遣主薄赵封送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33]玺归石勒。

勒死，石季龙废勒子而自立，季龙死，后赵内乱，冉闵尽诛石氏而立，改国号为大魏。玺归冉闵。

公元352年，闵为前燕慕容隽所灭，时闵太子冉智携传国玺镇邺，隽“遣慕容评率众围邺。”冉臣蒋幹助冉智守邺。“冉智尚幼，蒋幹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归顺，且乞师于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止猗，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邺复命，幹沈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馀人入邺，助守三台，谲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天子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 幹以为然，乃出付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34]至此传国玺复归东晋。

此后江南以所谓“禅让”方式历宋、齐、梁三朝，玺亦依次传承，梁末，侯景叛乱夺传国玺，景败，北齐辛术得玺进北齐文宣帝高洋。《北齐书》载“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35]玺归北齐高洋。

北齐末，传国玺被尚书令斛律孝卿从后主高纬处诈出，作为降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见面礼。史载：“后主至齐州，以孝卿为令，又以中书侍郎薛道衡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劝后作承光诏，禅位任城王。令孝卿赍诏策及传国玺往瀛州，孝卿便诣邺。仍从周武帝入关，授仪同大将军，宣纳上士。隋开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书。”[36]玺归北周武帝宇文邕。

及隋“禅代”北周，“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煚春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37]玺归隋文帝杨坚。

隋历二世，炀帝杨广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所弑，及窦建德擒宇文化及，克聊城，“先谒隋萧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薄仪仗，”[38]玺归窦建德。

窦建德复为唐秦王李世民所擒，建德妻曹氏、左仆谢齐善行“举山东之地，奉传国等八玺来降。”玺归唐高祖李渊。[39]

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木兄降后梁太祖朱温，唐亡。传国玺唐时称传国宝，亦送于朱温。“乙酉，乃以中书侍郎、张文蔚充册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涉押传国宝史，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史，左丞赵光为副。甲午，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40]玺归朱温。

后梁被后唐所灭。后梁末帝朱王真被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困，忧惶无计，“复召宰相谋之，郑珏请自怀传国玺诈降以纾国难，梁主曰：‘今日固不敢爱宝，但如卿此策，竞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缩颈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为；置传国宝于卧内，忽失之，已为左右窃之迎唐军矣。”[41]玺归李存勖。

差不多十多年后，公元936年，同样一幕再次上演。后唐末帝李从珂为后晋所困，但这一次的结局是帝、玺俱焚。“唐主与曹太后、刘皇后、雍主重美及宋审虔等携传国宝登玄武楼自焚。”[42]

就较可信的史籍记载而言，传国玺至此湮然无存了。

三、悬案辨疑

传国玺的传承记载应是清楚可信的，但仍有问题存疑。

首先是传国玺和和氏璧的关系。

关于和氏璧的来历，《韩非子》中说：“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43]事近寓言，难以尽信。但和氏璧在先秦时的是不同凡响，以至蔺相如因完璧归赵之功竞位至相国。但李斯在那份著名的《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44]，可见和氏璧终归秦有。最早将和氏璧和传国玺联在一起的是崔浩。崔浩在《汉纪音义》中说：“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45]浩，北魏名臣，博学强识，预事如神，此说当有所本，但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传国玺系用和氏璧所作之说很值得怀疑。

和氏璧具体形状史上没有记载。但既为璧，必为圆形，中有孔。将环状的璧改刻为四寸方、螭虎纽的玺，技术上很难操作。先秦时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璧在祭祀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和氏璧必为国之重器，似无改制为玺的道理。

崔浩时，传国玺尚在南朝，崔浩与传国玺并未谋面。而差不多和崔浩同时的沈约在他所著的《宋书》中明确说传国玺为“蓝田玉玺”，沈约曾为南梁的符玺郎，传国玺必当亲见。蓝田玉秦出，和氏璧楚出，传国玺不关和氏璧，明矣。

huangcheng

  

再一个疑问是传国玺上的文字。玺文字体属虫鸟篆，在所有关于传国玺的文献中记载一致，但文字的内容却有很大出入，有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也有说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而元人陶宗仪在《南村缀耕录》竞辑入了三个全然不同的传国玺玺文摹本，令人莫衷一是。现将史籍中关于传国玺上文字内容的记载按出现的时间顺序列示在下表中：

 

	作者	著作	玺       文
三国	韦昭	《吴书》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东晋	孙盛	《晋阳秋》	昊天之命，皇帝寿昌[46]
东晋	徐广	《晋纪》	昊天之命，皇帝寿昌
南朝.梁	沈约	《宋书》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唐	房玄龄等	《晋书》	同上
唐	魏征等	《隋书》	同上
唐	李百药	《北齐书》	受命于天，既受永昌

 

 

《吴书》、《晋阳秋》和《晋纪》均已不存，片断内容通过古人注书时的引用得以保存下来。李百药直接参加了《隋书》诸志的修撰，何以在《隋书.志第六》中说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到《北齐书.辛术传》中又变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令人费解。《北齐书》流传过程大部份散佚，由于唐人李延寿写作《北史》时大量引用了《北齐书》，今本《北齐书》主要(包括《辛术传》)是从《北史》中还原出来的，总的看，《北齐书》本就粗糙，后人挖补删改的情况严重，就可靠性而言不如《隋书》。

 

因此，梳理史籍中关于传国玺的记载，晋以后传国玺传递线索是清楚的，沈约、房玄龄、魏征均官至相位，他们应当是亲眼目睹过传国玺原物。由魏、晋传至后唐被李从珂所携自焚的传国玺，玺文应当就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47]

 

 

然而关于传国玺上文字的更早记载却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出自三国时东吴韦昭所撰的《吴书》。《吴书》中说：“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去，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围四寸，上有纽文槃五龙，瑨七寸管，龙一角缺。”[48]韦昭官至侍中，终被吴末帝孙皓拘杀。《三国志》中说《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49]，可见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吴书》是陈寿写《三国志》时吴国史料的重要来源，但其关于传国玺的记载并未被采信，[50]后来南朝时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更是力证《吴书》之妄，斥之为“吴人欲以为国华”。[51]因此《吴书》关于传国玺的记载尚是一段疑案。

如果《吴书》所载传国玺玺文属实，那么以下假设至少有一条成立：

1)传国玺不止一枚；

2)传国玺在吴国，吴亡后被孙皓藏匿，从此下落不明；

3)晋以后所传传国玺，为魏或晋仿刻，是魏玺或晋玺，而非秦玺。[52]

问题是从目前的资料看，上述假设均不能成立。传国玺不止一枚，于理于史均为无稽之断。孙皓出降时的处境，，藏匿传国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孙皓降晋时奉上的帝玺是六枚金玺，而晋廷也没有向孙皓追究传国玺的下落，应是玺已在晋朝的左证。魏、晋仿刻传国玺到是不无可能，但前提应是玺在汉魏之际失落，或为东吴所得，这和目前史料所载不合，而且既云仿刻，当无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改为“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的道理。

 

如无新的史料被发掘或被发现，本文倾向于相信《后汉书》和《晋书》所载的史实，传国玺在汉、魏、晋之间有绪传承，玺文就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皇帝一词的秦始皇帝赢政所创，翻看《史记》《秦始皇帝本纪》，皇帝一词充斥在其中的诏、令、铭刻中，“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似乎也更接近始皇帝时的文风。但韦昭所说应有所本，只是依据已不能为我们所明了，这也是我们对此问题难下最后结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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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所刻何文？  文: 王瑜

 

明傅瀚有言，“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已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贻笑千载。”历史上伪造的传国玉玺太多，以致帝王所藏也未见得不是“水货”。

如果要考证个真假，笔者认为还要从“传国玉玺”上的刻文谈起。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魏晋至隋唐时期，见于史册最多的传国玉玺刻文；““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在虞喜的《志林》有所提及，不甚见著；“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唐太宗下令镌刻的受命玄玺上的刻文（见于《新唐书》，志第十四，车服）；“受命于天，惟德允昌”是后晋石敬瑭所获传国玺上的刻文（见于《宋史》）；《宋史》李公麟列传中说刻有“帝王受命之符”文的为传国玉玺，其实不过是奸相蔡京为了取悦皇帝弄来的伪作。

 

唐末、五代以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文，则更多的被人们所承认为是传国玉玺真品上的刻文。笔者认为：相比之下“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最可能是秦始皇玺上的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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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始皇最可能选用此文句。《史记》记载：秦始皇初并天下，对大臣们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大臣们说：“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可他还是不满意，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他做了千古第一帝，“皇帝”的尊号也出自他的“设计”。秦始皇也似乎对自己设计的作品情有独钟。称了皇帝之后，他到处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在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等地方所立石刻，文不过二百余句，而有“皇帝”二字的就十五句之多（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处不录）。在这些刻文中，他也是把“皇帝”作为个人的专称。如果他刻传至万世的玺印，“皇帝”二字他怎么会轻易舍去不用？

 

二、唐以后传刻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可能最多源于三国吴人的传说：汉灵帝时，张让等宦官作乱，劫皇帝出逃，掌管玺印的人将此玺投入投城南甄官井中；后来诸侯讨伐董卓，孙坚攻入洛阳后，见甄官井上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了这汉传国玺，上面的刻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如果真象吴人所说，孙坚得了宝玺，那么不外两种可能：一是和历史传说的一样，孙坚将玉玺藏在其妻吴夫人处，被袁术抢去，后又为曹操所得，以传魏晋；二是玉玺仍留在东吴，被抢走的是假传国玺。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晋及南朝所得传国玉玺刻文就应该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与《晋书》、《宋书》、《隋书》等史书的记载不符（见下文）。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也有不通之处。三国曹丕、刘备、孙权虽各自称帝，都称承袭汉志。这时为何不见孙权出示传国玉玺？要知道，那时曹丕为了证明他不是“篡汉”而强迫汉献帝 “禅让”传国玉玺，不顾外人讥笑其欲盖弥彰的在玉玺肩部刻上“大魏受汉传国玺”（先不问史实如何）。刘备称帝时，也有传国玉玺现于襄阳的说辞：“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后来吴主孙皓投降后也只送出金玺六方，而没有传国玉玺。这时孙皓似乎没有必要再藏收的必要了吧。

另，依虞喜（《志林》）、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断，孙坚从甄官井中探得传国玺的可能性不多大。

来源：(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HTtlgtUS9R4J:blog.sina.com.cn/s/blog_4c44b0fb0100abgy.html+%22%E7%9A%87%E5%B8%9D%E5%A3%BD%E6%98%8C%22&cd=40&hl=zh-TW&ct=clnk&gl=tw) - “百分之五十一烧烤”之传国玉玺（2）_王喻_新浪博客

再者，玉玺上刻得是鱼鸟篆文，难认的很。即使孙坚真得了传国玺，却因为文字根底稍差，认错了字也未尝不可能。

 

三、魏晋到隋唐年间，刻文“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传国玉玺得到了当时多数史学家的认可。

 

如《（南朝）宋书》所载：“初，高祖入关，得秦始皇蓝田玉玺，螭虎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传国玺，魏、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惠帝武库火烧之，今亡。晋怀帝没胡，传国玺没于刘聪，后又属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乱，晋穆帝代，乃还天府。”【《宋书》，志第八，礼五（南朝梁，沈约）】这与南北朝的各类史书关于传国玉玺的流落、辗转的记载颇为相符。

 

而唐朝房玄龄所编《晋书》、魏征所编《隋书》均有类似的记载：

 

“又有秦始皇蓝田玉玺，螭兽纽，在六玺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后世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剑俱为乘舆所宝。”【《晋书》志第十五舆服】

 

“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凡八字。”【《隋书》，卷一十一，礼仪六】

 

传说隋亡之后，萧皇后与杨政道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他们又背着突厥可汗偷偷返回了中原，将传国玺献给唐太宗。这时作为史书编纂者又是朝中重臣的房玄龄、魏征当然会有所见证。如果刻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话，他们怎可能错录呢？除非根本没有萧后还玺之说。

 

四、虽然孙坚得玺之说可靠性不大，但此说却影响了后来许多人，以至于造假也参照此本。

与南朝、隋、唐史书记载相反，北朝史书则有这样的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戊子，鄴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魏书》帝纪第四，世祖纪下宗纪（北齐，魏收）】

南朝宋和北朝魏时代相近，二史作者年代也相近，所述却相差甚远。难不成也怕南朝人称其为“白板天子”，据“孙坚所得之玺”而伪造的？（《南齐书》载：“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冉闵败，玺还南。）

这也可以从代其而立的北齐历史加以佐证：唐李百药所编《北齐书》辛术传中说：（辛术）“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汉相传，又传魏、晋。怀帝败，没于刘聪。聪败，没于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邺。历宋、齐、梁，梁败，侯景得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北齐所得传国玉玺，从“路数”上说，是顺着《晋书》、《宋书》而来。但若北魏已有真玺，北齐怎么又从南朝得来一方传国玉玺，而不是从其代替的魏国得来。二者至少有一为假，亦或二者均假。

如果北齐从南朝得来的玉玺为真，那么南朝梁时的沈约（《宋书》作者）也不该将传国玉玺刻文错记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其文见上）。可见北齐的传国玺也可能为假。

隋唐以后更是假传国玺“辈出”，更不足以信。

     

综上所述，秦始皇传国玉玺刻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可能性为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