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黑皮玉器的起因（来之缠枝莲的博文系列）

零度漂移

    黑皮玉器C字龙，是真是假？

 

    在讨论黑皮玉器C字龙是真是假的问题前，我们先来了解现存东北地区玉龙的概况。

    最最出名的玉雕龙就是1971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的一件“C”字龙。这件“C”字龙，由绿色岫岩玉,圆雕而成，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一双圆鼻孔，双眼突起像梭子状。整个龙体卷曲成英文字母“C”字形，但龙体刚劲有力，龙的颈部长鬣弯曲上扬，使整个龙体显现腾云驾雾的动感。同样的“C”字龙，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也征集了一件出土品，是件曾经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内蒙古文物精品展》上亮相。这件黄玉“C”字龙，玉质温涧，玉的质地明显优于三星他拉的那件，但体形拉长，躯体明显偏粗，雕工略为逊色。曾经由北京瀚海拍卖行在1996年冬拍中拍出的一件“C”字龙，也堪称精品，是件无论是玉质还是雕工都十分精美，它的吻部特别上跷，与黄谷屯的那件相比，弧度更为舒畅。此件“C”字龙原藏傅家，现在花落谁家还是个谜。故宫所收藏的那条玉龙，其弯曲的弧度最大，也最细，颇像后世所用的帐钩。仔细观察这些玉龙，发现它们的颈部长鬣有长有短，而以三星他拉玉龙最为精彩。《玉典》上也曾出示过一件“C”字龙，史树青先生和张广文先生在他们所著的古代玉器著作中也引用了民间收藏的一件“C”字龙，是件无论从玉质还是雕工都和三星他拉的那件玉龙相似，可惜的是这件玉“C”字龙受沁严重，且有断裂，但仍不失其史前玉器的光辉。藏家手中的这件玉龙，严格地说，就是一条黑皮玉龙。

 

    观赏这些“C”字龙，我们可以发现其头部具有猪首的明显特征，即“龙的吻部前伸，略略上翘，嘴紧闭，鼻端截平，有对称的一双圆鼻孔”。这种带有猪首特征的龙，只能说明龙是由猪的形象逐渐演变而来的。很可能是在新石器时期的社会形态中，猪的饲养已经开始，拥有一定数量的猪是部落兴旺和财富的标志，人们用猪来作为祭牲，去祈求农业的丰收，逐渐地把猪的形象抽象化和神化，最终演变成“C”字形这样被后世称为龙的灵物。因此，猪向龙的演变过程，必然地是原始农业逐步发展的过程。而红山文化出土的石耜、石刀、石磨盘和石磨棒等，以及已经发掘的房屋遗址和烧制陶器的陶窑遗址，说明红山文化的先民已经开始农耕时代的定居生活。1979年发现的祭坛遗址和1983年发现的女神庙遗址，也说明了红山先民的精神生活有了长足的进步，祭神、祭祀等活动也使各种祭祀物品有了实际的需要，所以，玉雕“C”字龙在红山文化时期或者更早时期的出现就是一件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

 

    红山玉器C字龙，这是我们对在内蒙地区发现的环状龙形器的定名。

    这样的命名，或许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思维，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命名是否科学，以致这种史前器物为永远这样称呼下去。

   

    我们在此提出三个问题，和读者一起思考。

    第一,是这件玉器的真伪问题；

    第二,是这件史前玉器的命名问题；

    第三,是这件史前玉器的文化属性问题。

现在无人认为这件玉器是现代仿制品，尽管它不是科学的出土品。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曾经在以前的博客中，引用了上海博物馆系统的一位专家的疑惑，在此，我们把他的原文再引在此处：

“经过笔者反复检阅，可以肯定地说，红山黑皮玉与玉人，在科学发掘报道的出土资料中完全绝迹，在同行中咨询时也是空白。笔者曾经在远方出版社《红山玉器》一书中，见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一件拱手跪坐黑皮玉人。虽然观察下来，无论质地、风格、造型，都与红山相去甚远，但书中的文字明确表述为：‘1980年巴林右旗巴彦汉苏木那日斯台遗址出土’。有出土红山黑皮玉人？我颇为诧异。经直接去电巴林右旗博物馆求证，巴图先生明确表示，那是征集品。让笔者心上唯有的一块石头安然落地。”

 

    为了让读者清楚地了解这位专家朋友的意思，我们将他的愿意组合如下“红山黑皮玉与玉人，在科学发掘报道的出土资料中完全绝迹，在同行中咨询时也是空白。……那是征集品。让笔者心上唯有的一块石头安然落地。”也就是说，他以此断定“红山黑皮玉与玉人”为赝品。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我们也关注过目前已知的C字龙情况，可以完全负责地说，“在科学发掘报道的出土资料中完全绝迹，”但是，我们能否“一块石头安然落地”呢？如果“安然落地”，国家博物馆的那件三星他拉C字龙就应该回到三星他拉村让孩子们继续当铁环在地上拖着玩，这样的结局能让中国人民“安然落地”吗？为什么同样一件带三个环状饼的黑皮玉人，巴林右旗博物馆能认，著名的红山玉器研究者邵国田先生能认，而远在千里的那位上海的研究员却不认呢？苏赫先生能在小孩手上拉着的铁环中，慧眼识宝，把它判定为史前遗物，这样在有了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天下第一玉龙，这种来自于实践的并上升到理论的认识水平，值得我们当今一些“专家”认真地思索，在伟大的祖国文明面前，在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名誉地位不可以抛弃的呢？

 

    请注意，苏赫先生当初是把玉龙当作铁环的。“铁环”，不就是外部包着一身黑色吗？不知道三星他拉玉龙最初发现时有否留下照片，现在根据“铁环”来做判断，仅仅是一种猜测，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第二个问题，三星他拉玉龙命名问题，把它命名为“C”字龙，实在有点啼笑皆非。对玉的喜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传承，而龙又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在这件被称为我国第一玉龙的史前遗物面前，我们却用一个拉丁字母来为它命名，实在是有点数典忘祖的滋味。中国文字不够用吗？康熙字典查过没有？为什么一看到这件玉龙就会引起条件反射，脱口而出“C”字呢？我们专家们的国学根底那里去了呢？最简单的形状不就是一个环形龙吗？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要把已经约定成俗的名称改过来，任何已经被叫习惯的事物是很难纠正的，就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样的错话，已经被说了几千年，它还会永远错下去，因为它们已经被叫“习惯”了！我们只是想说，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专家一定要慎之又慎。

 

    第三个问题是这件史前玉龙的文化属性问题，它是红山文化遗物吗？

    邵国田先生在《略说红山玉器的几个问题》中谈到了玉龙的文化属性，以下是他的引文：

   

            二 关于这一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相对年代和文化属性问题

 

    1984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高26厘米的碧玉龙（图3）被专家们考证出为红山文化，使世人一时震惊。20多年过去，他几乎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征物（如华夏银行把它当作行徽，中国文物研究所也当作所徽）。笔者曾于1991年在《内蒙古文物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依据玉龙的整体造型，纹饰（眼睛，颔下网格纹）等特征，极似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鹿首龙纹，因此确认这件玉龙和以后又发现于广德公乡的黄玉“C”字形龙均为赵宝沟文化，其原型为鹿。

 

    这一看法曾一度遭到否定，他们仍坚持这是属于红山文化，其原型为猪。本世纪初，当郭大顺先生看到天津文物店保存一件在建国前收藏的“C”形龙的头部带有鹿角时，在他的《龙起辽河源》一书中才认为我的观点也“不无道理”。

 

    去年和今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资料室主任朱乃斌先生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发了两篇文章，也认为这两龙不属于红山文化的，但他认为是属于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

笔者这次所考察的炒米房遗址正是广德公所辖。看见这处属于赵宝沟文化分布区应有近10万平方米，遗物十分丰富，而且在遗址附近的村庄见有3件动物纹饰的标本。一件是灰陶塑猪，一件实石雕熊，另一件是长方形石磨块两端和两面均线刻动物纹饰。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C”形龙的断代问题。

 

    首先，黄玉龙和碧玉龙的这一条山脉和少郎河并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这里已属于西拉木沦流域，在这里，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址不仅分布密集，而且每个遗址的面积也大，是这两支文化的分布中心区，这是由于翁牛特旗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这里是燕山山脉和大兴安岭的过渡地带，多平缓的坡地，适宜于早期人类居住。说玉龙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从遗址空间分布的规模看是没有道理的，而说其属于赵宝沟文化则是符合这里的实际。

 

    其二，笔者这次所见三件动物纹饰的陶、石标本，虽然不是龙的造型，但说明赵宝沟文化的先民们自然崇拜，万物皆有神的思维观念，同样反映在其他动物身上。线刻方块石上也以方格纹或菱形网格来表示动物的身躯，这与玉龙下颔处的纹饰相一致。

 

    除了两件玉龙的时代问题值得讨论外，我们所红山文化玉器的书籍中，也有若干器类也存在断代问题，比较明显的是玉斧类和玉玦类。这次考察中，我们征集了两件小玉斧（如图4、图5）确属红山文化的。有些玉斧和玉锛则属于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的，尤其是那种梯形小玉锛。笔者曾在赵宝沟文化的命名地——赵宝沟遗址采集到一件高体如小骨棒形的玉玦，证明这类玦是属赵宝沟文化的，许多书籍则把这种玦归到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就不见有玉玦出土。

 

    其实斧，锛之类是很好断代的，可以根据这几种文化的石斧形态来划分。有的书上还竟然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玛瑙玦也归到红山文化或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之中，要知道，红山文化和以前的文化中尚不能制作玛瑙器。这无疑也会给收藏者造成误导。

 

    随着一些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的陆续出版，会有一个明晰的玉器断代标准。正如我们有理由认为“C”形龙是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赵宝沟文化一样，如果赵宝沟文化的墓葬和祭坛被发现和发掘，我们会看到更为丰富和惊奇的玉器种类和各种文化玉器的区别和传承关系。因为赵宝沟文化的墓葬尚属缺环，就形成赵宝沟文化玉器的缺环。2007年和2008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通辽市扎鲁特旗北部清理百余座小河沿文化墓地，出土一批过去未曾见到的玉器群，这不仅填补了该文化玉器种类的诸多空白，也为我们重新审视辽西地区古玉器时代和谱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邵国田先生认为把玉龙定为红山文化时期是可以商榷的，邵先生认为应是赵宝沟文化的遗物。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详细的学术讨论，我们想说的是，玉龙的文化属性，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它也许比红山文化时期更早，比赵宝沟文化更早，因为有资料证实，在送到首尔大学测试的黑皮玉器龙，经过碳14测定，其年限居然有15000年。不知这样的测试数据是否可靠，不过，根据首尔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他们不为贸然做出不负责任的实验。我们十分期待我国的科学部门能够对黑皮玉器做些规模比较大的测试，我们再不能犯错误了，敦煌在中国，敦煌的研究却在外国；元青花是中国瓷器的瑰宝，元青花的研究却是由美国人波普确定的。这样的学术耻辱是和我国近代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在21世纪的世界上，中国人已经真正站起来富起来，我们这一代手中应该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好在我国的有关部门早在首尔大学之前，就做了有关的测试，有国家地矿部门和上海博物馆，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是有能力在这样的研究中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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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漂移

    鉴定专家和黑皮玉器

 

介绍了黑皮玉器两个器型，太阳神和C字龙。采用约定俗成的名称，便于读者理解。这两类器型，目前都被断定为红山文化类型的器物，但都还没有科学的发掘品。因此，对于它们的文化类型和所要表达的文明信息，还没有形成定论，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阐述。

 

从学术意义上讨论这两类器物的文化和文明背景，和从技术上即从器物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两类器物的真伪，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也许前者的知识含量更高些，但后者的贡献也有着十分迫切的需求，尤其在市场上大量出现非科学发掘出土物的特殊年代里，这种需求对文明的贡献不亚于前者。当然，我们更希望相关人士能集两者于一身，对古代器物的研究则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情况下，学院或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侧重点在前者，而考古一线或收藏爱好者则偏重于后者。

 

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因分工过细，会对他们的研究带来不利。搞馆藏的不会去发掘，搞征集的也不会去发掘，这种因分工过细造成的思维的机械性，使他们对器物的判断往往缺乏辩证的思考，往往只会机械地就事论事，从而丧失对器物的敏感嗅觉。或者他们因某种行规或自己的身分，不去市场，不了解仿品的制作和流通，因而缺乏对真伪实物的对比。但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即能广泛地阅读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从而使自己的思考有一定程度的前前瞻性。当然只是指真正的研究人员，而非坐在位置上的撞钟和尚。

 

收藏爱好者因用自己的薪俸去购买古代的器物，他们对事物的真伪往往有切肤之痛，长期的实践使他们能把握一般器物的真伪，但限于他们知识的局限，他们往往也会犯一些错误，特别是对非典型物的判断。而且他们往往容易激动，而对古代器物的研究是最忌激动的。而一些已经有近二十年古玩从业经历的人士，他们的眼力当然好于常人，因在商言商的关系，利益的纠缠往往也会使他们的判断出现偏差。

 

在从事文物收藏和研究中。一些小的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因发掘、整理、研究、陈列和征集一体，使他们不仅仅和出土的实物打交道，还和征集的实物打交道，他们的眼光往往比其他人好得多，当然，他们虽然能经常上手出土的实物，但限于小馆的条件，他们对资料和信息的占有量太少，往往妨碍了他们作更为宏观的研究和思考。

 

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如果他还是一个收藏爱好者，他就有可能在器物的判断上有相当的把握，也能对器物的内涵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考据。但他们也有弱点，他们的藏品往往不能作为研究的依据，就象法律公正首先要建立在顺序公正上一样，非科学出土品的真伪是拥有者最头痛的事情。他们往往还在为自己的话语权而奋斗。

 

这里所讨论的专家学者是假设完全摆脱利益冲突的非相关人士，而世界上这样的人士却是凤毛麟角。

而在黑皮玉器的争论中，几乎已经没有完全无关的人士。在我们已经介绍的正文或反方人士中，即使不沾经济利益，也会因声名所累，而参与其中的讨论。

 

几乎所有的文博专家对黑皮玉器的不屑一顾的，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家文物局办公厅回函中的一句话：“专家一致认为，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品中尚未发现过黑皮玉器。”所以鉴定问题是根本谈不上的，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真伪的问题。读者诸君一定认为我的博客存在毛病，国家文物局办公厅已经下了回函，我自己也引用了两次，还要喋喋不休地谈黑皮玉器，似乎有点不知趣。难怪，在我们一些收藏爱好者心中，掌管国家文物权力的部门或人士都是一些尸位素餐者。其实不然，他们限于自己的工作平台，说话做事小心一点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所引的这份公函中，还有下文，否则，不会有后面许多的事情。由此可见，在主流文博系统中，黑皮玉器不要说真假问题，就是讨论的门槛也没有。当然，一些身处前沿的小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却把几件黑皮玉器当作宝贝，比如赤峰市的巴林右旗博物馆就收藏了几件黑皮玉器，乌兰先生和邵国田先生以此做了研究。不过，他们也是人微言轻，他们的研究并不能使一些研究者心中重新压上石头。不过，业内的专家，一般来说，他们的否定还是真心劝导藏家不要误入岐途，听他们的话，至少不会经济损失。

 

最奇怪的是一些民间收藏者，他们因自身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被专家们否定而忿忿不平，却又在黑皮玉器的问题上摆出一付专家的面孔在教训人，我们不说他们对自己的藏品究竟认识多少，他们对古玉的鉴赏水平究竟如何，我们要说的是，在商品社会中，古玉的买卖挣脱不了市场规律。那种大声吆喝自己藏品的专家，收藏爱好者应离得远远的。听他们的话，往往会带来损失。

 

钱益中先生和韩连国先生，虽然都在有关部门任职，也都具备了文博系统的相关职称，但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红山玉器的专家，或者说黑皮玉器的专家。他们有时也帮朋友们看看相关古玉的真伪，但他们从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他们来说，能和同好们一起欣赏古玉，就是一件最欣慰的事情。陈逸民先生在和王敬之先生交谈时，王敬之先生认为陈先生在红山玉器的认知上应该是个专家，胡正文先生也在自己的上海古玉沙龙上聘请陈先生为顾问，这两位都是艺术品评估委员会的委员，后者还是一个主任委员，但这些评价，陈逸民先生都有自知之明，这是朋友之间的抬举，当不得真。在他帮朋友和同好们的鉴定中，从来不提一个钱字，为了替朋友和同好负责，他们三人往往会一起探讨红山古玉和黑皮玉器的真伪，以免误人，即使看法不同，也是为了对得起朋友。当武汉的朋友拿着自己珍藏的红山玉器找到上海时，当马来西亚的朋友带着自己精心收藏的古玉进关时，当某个现在已经有点名气的收藏者带着自己的宝贝找到他们三人时，他们都会实话实说，因为，他们相信，在收藏这个领域里，真话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们“不收钱”。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也会讲些善意的谎言，如果来者是个老人，他的身心完全寄托在他的藏品之中，面对这样风烛残年的收藏者，他们只能用宛转的语言来表达对藏品的判断，用启功先生说过的一名话，“要出人命的啊”。

 

在国家相关机构没有建立起权威的鉴定机构和鉴定模式之前，一切收费的鉴定行为，都值得收藏者思考，钱，那怕是一分钱，都是自己的心血。

 

上海的黑皮玉器收藏第一人孙钦石先生说得好，他对收藏有这样精辟的言论，那就是三不骗，即“不骗自己，不骗别人，也不被人骗”。这三不骗，要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一些所谓的专家面前，手中的钱千万不要当鉴定费送出去，看一看最新一期的《文物天地》，上面讲的一个故事，会对读者有帮助。

红山玉器的鉴定，没有专家！

黑皮玉器的鉴定，没有专家！

东西才是专家，市场才是专家，事实才是专家。想收藏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人们，请慎之又慎。

姜庆

[em56]

零度漂移辛苦

 

零度漂移

    黑皮玉器的流通

 

尽管巴林右旗博物馆已经征集到黑皮的玉人，然而，在赤峰地区，几乎很少有人了解黑皮玉器的存在，对于众多的赤峰地区的收藏爱好者来说，他们不仅否定巴林右旗的玉人是黑皮玉器，更是否定黑皮玉器的存在，在他们的眼中，黑皮玉器就是仿品。而在赤峰更北面的通辽地区，不少藏家收藏了黑皮玉器，通辽地区的文物商店曾经出售过一件黑皮玉器，现在收藏在黑皮玉器的研究者钱益中手中。通辽地区的许多藏家喜欢黑皮玉器，而通辽地区又是黑皮玉器的主要物流通道，在北京，在上海，在沈阳，黑皮玉器的主要提供者，就是通辽地区的农民或古董商。

 

用金喜镛先生的话来说，原谅他们吧，这些被贫困折腾得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即使在倒卖黑皮玉器的过程中获取比他们在沙漠草原上更多的收入，那和城里的先富起来的人群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马克思说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但在，在这些农民贩卖黑皮玉器的过程中，他们多数并没有致富，他们还是徘徊在贫困线上，看着电视节目中一件有一件古玩被标出高价，他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好事永远轮不到自己的头上？他们似乎永远积累不起来稍微像样的“原始资本”，却会背上盗掘国家文物的恶名。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日子里，并没有那位专家肯定黑皮玉器为出土文物，这些老实巴结的农民或者牧民也就没有成为文物贩子，安然无恙地继续着他们的黑皮买卖。只有跨出地摊交易的黑皮玉器供货者，只有他们还兼营着其他的古玩行当，他们才有可能摆脱贫困，在他们想往的城市中，谋上一席之地。

 

我们要在这里介绍其中几个可爱的“贩子”，他们没有学过《文物法》，他们只知道，在荒漠中拾取的黑皮玉器自然是无主的物品，作为主人，他们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更何况，没有谁认可这样的黑皮玉器是史前瑰宝。在叙述他们收藏和买卖黑皮玉器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杜撰其名，说实话，这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的确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有的以外号相称，有的含糊其名，这里，既有古玩行当的潜意识在左右着买卖双方，也有农民的狡黠在支配着买卖过程。谁都不想打听对方的过去，谁也不想提供对方物品的来源和去向。他们有的从农民转变为专门从事古玩行当的商人，有的仍旧从事原来的职业，黑皮玉器的买卖只是一种业余的兼职。

 

在北京和上海的黑皮玉器收藏爱好者中，一般都称道小励的为人。这些收藏爱好者都从小励手里收藏了不少堪称精品的黑皮玉器，价格从一开始的赠送到逐步上涨，却始终在购买者可以接受的低价内，遇到一些老熟人，小励的价位始终上不去。北京和上海一些黑皮玉器收藏家手中的黑皮玉鹰、黑皮龙形器、黑皮狩首人身雕像等等，都是小励提供的藏品。这些已经在黑皮玉器收藏史上堪称佳作的典型器，也许小励早已忘记了他曾经是这些雕塑的最早拥有者。对他来说，他不是艺术品的鉴赏者，他只知道，这些东西是他捡来的，捡来的东西可以变钱，而钱的数量比他在蒙古草原上一年的收入还要多时，这个憨厚的蒙古汉子，会禁不住偷笑起来，他搞不懂城里人为什么喜欢这些石头疙瘩，真是不可思议！即使后来他知道了这些黑皮玉器的所谓艺术价值时，他也不后悔，因为，这些城里的朋友使他逐渐摆脱了贫困，他依然乐呵呵地和这些喜欢石头疙瘩的朋友来往，当他在城市中买下一套房子时，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和这些喜欢黑色石头的朋友们一起聚聚，他不仅有了城里人的感觉，更是有了一种主人的感觉。他知道，这些艺术家、教授或者经理老总之类的朋友，是真心把他当朋友看待的。逐渐富裕起来的小励，已经不再在内蒙戈壁滩上年复一年地植树造林，他在上海闹市中心的一个古玩城里，租了一间比较体面的店面，成了一个象模象样的古董商。他已经把自己的孩子放进上海市的学校里读书，他知道，他是从草原走进上海的农民，他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真正的上海人，一个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上海人。也许他们的孩子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会忘掉那湛蓝湛蓝的大草原，但是，他们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实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为特殊的民族交融，一种不是通过战争、和亲或者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融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市场把人的本能用最实际最原始的方式调动起来，实现了族群之间的大交流、大融合。这是黑皮玉器交流过程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种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励从草原走向了上海，他的弟弟也开始把戈壁滩上的黑皮玉器搬到北京的潘家园和上海的福佑路。和他的哥哥不一样，小小励并不显得虎背熊腰，矮小的个子虽说极不起眼，却也有着蒙古人天生的智慧和力气，这也许是长生天赋于他的本能。他对黑皮玉器的领悟是与生俱来的，在他提供给北京、上海甚至云南等地的收藏爱好者的黑皮玉器中，不仅有我们常见的兽形器、龙形器、鸟形器和昆虫类器型，更多的是人形器或人兽复合型器，后两类黑皮玉器特别受到藏家的欢迎。我们曾经问过小小励，他这么有本事搞到这些特殊的器型，他总是露出一脸的笑容，支支吾吾地就不出一个所以然，总之，他绝不会告诉你黑皮玉器是从那儿出来的，问得多了，他会以出自于自己的故乡通辽来搪塞。即使藏家一再声明绝不会到那儿去购买黑皮玉器，只是想了解黑皮玉器的出处，以便进行科学的思考，他也是一脸的笑容，那神情，狡黠中些许得意，在关系到商品的原产地这样关键问题上，农民或者牧民也许比城里人更为聪明和精明。小小励还在内蒙和大都市之间来回奔波，他年青，他生气勃勃，他还可以走很多很多的路，对于一个二十多岁蒙古汉子来说，前途光明得很，黑皮玉器会把他带向富裕。

 

瞿工不是农民，却也是一个黑皮玉器的运输者，当他在潘家园或福佑路和藏家们讨价还价时，身上的手机时常会发出响声。

“谁啊，我在外地出差呢？”

“我是你老舅，羊进来了，怎办？”

“什么羊进来了？”

“那篱笆破了，羊在吃草呢，啃了一大片。”

读者也许不明白上面的对话是什么意思。小瞿是个吃公家饭的草场护林员，好歹也是个有助理工程师的牧民，每年封牧季节，草场总会用铁丝网圈起来，以免牲畜进去啃食。这位常年在内蒙古草原上看山护林的汉子，吃的是公家饭，找的是红山玉和黑皮玉，东西一多，就自己“出差”到北京和上海等到地了，找个亲戚看看草场，反正铁篱笆拦着，牲畜也不会进去，即使网被搞破了，牲畜进去，说不定还能啃出个史前文物来，总比自己找方便得多。这样，小瞿的东西往往比较可靠，因为可靠，他的东西就是贵，说也奇怪，贵的东西反而熟客多，来一次北京、上海，小瞿的路费伙食费绰绰有余，还能带回厚厚一叠人民币。不过小瞿有一件东西是绝对不肯出手的，这就是挂在他头颈里的一个红山小玉鹰，五公分大小的玉鹰，在红山玉器系列中，实在不算什么好东西，十多年下来，多少人想他这件小鹰，他死活不肯，再大的价钱也不肯。后来，我们碰到他，就是要买这件小玉鹰，不是真要，而是要逗小瞿玩，他总是摇头，也从不告诉人们为什么不肯出让这件毫不起眼的小鹰。也许，在他生命的历程中，这个小玉鹰真的成了他的护身符，他的保护神。

 

红山玉器的灵验，读者相信吗？

应当提一提小胡子。小胡子不是农民，也不是牧民，他是一个常年生活在牧区的知识分子，一个中学的教师，和前面几位相比，他的文化他的知识他的阅历他对文物的判断，都要远远高于小励小瞿几个农民和牧民。当他在大漠深处发现了这些散落各地的黑皮玉器时，直觉告诉他，这是一种尚未发现过的史前遗物。聪明的他知道，他不可能发现更多的黑皮玉器，即使常年在沙漠里转悠，他个人的发现也是有限的，在他采集了一定量的黑皮玉器之后，他在有关的农牧区里培植了一些靠得住的朋友，这些朋友帮他收集黑皮玉器，然后卖给他。当然，没有跨出过草原的当地民众是不可能了解这些史前遗物的历史价值。他们奇怪，这些在沙漠中随手捡到的黑色石头，居然能卖钱，不时地补贴自己的家用，渐渐地，十多年下来，他们居然也骑起了摩托车，他们对小胡子一直感恩戴德，即使在中央电视台的“鉴宝”节目中了解了红山玉器的价格后，他们也还是感谢小胡子，是他领着他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当然，小胡子在这十多年之中，他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了这些善良纯朴的农民或牧民。小胡子也很自豪，因为他已经听说了黑皮玉器的人文价值，作为一个教师，他理解“人文价值”这几个字的意思，他常常对人说，在人类史前文明的研究中，应该有他的一份贡献。

 

在这些专职或者业余的黑皮玉器的采集者，或者说供货商眼里，黑皮玉器并不珍贵，开始，他们是把它当作一般的黑石头把玩，或者吊在烟杆上，或者系在裤腰上，或者给孩童们玩耍。辽阔的草原养成了他们豪爽的性格，天低云淡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黑皮玉器赠送给朋友，只要真正的够朋友，他们会不会提供这些黑皮玉器的真正出土地点呢？

 

黑皮玉器的收藏爱好者们会碰到不同的小励、小瞿和小胡子，在大脑和胃的PK中，他们毫无例外地都选择了胃，没有什么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了！不管他们是否识字或者有一定的文化，他们都不会理解《文物法》的相关条文，对他们来说，吃饭是第一要务，更何况黑皮玉器是他们随手捡来的黑色石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遥远的皇帝已经离他们太远太远，普天之下，都是沙漠，沙漠中的沙子和石头都是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长胜天可以作证，没有他们，这些黑皮玉器不会走出深山，走出莽莽草原，出现在繁华喧哗的都市，陈列在宁静悠雅的书斋里。

 

“长胜天可以作证”，他们对发现和发掘黑皮玉器做出了不为人道的贡献，没有他们，人类也许永远不会发现黑皮玉器的秘密。

 

我们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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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漂移

以下是引用手机恋人在2009-8-3 16:32:00的发言：

零度漂移辛苦

 

谢谢！[em56]

马纪宁

学习

上皇樵

图文并茂，学习并感恩

零度漂移

以下是引用上皇樵在2009-8-3 23:22:00的发言：
图文并茂，学习并感恩

[em56]

sjw

    其实斧，锛之类是很好断代的，可以根据这几种文化的石斧形态来划分。有的书上还竟然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玛瑙玦也归到红山文化或兴隆洼文化的玉器之中，要知道，红山文化和以前的文化中尚不能制作玛瑙器。这无疑也会给收藏者造成误导。

 ？？？？？？？

零度漂移

继续转载：

 

    我们为什么要寻找黑皮玉器

 

    我们为什么要寻找黑皮玉器？

    有人说，一旦在遗址科学发掘出现黑皮玉器，将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黑皮玉器的价位就是天文数字；

有人说，一旦在遗址科学发掘出现黑皮玉器，将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黑皮玉器的收藏者将名垂史册。

这样的好事，是柏岳先生、张一平先生、孙钦石先生、韩连国先生、钱益中先生和陈逸民先生等等黑皮玉器收藏者心中的梦想？

 

    当柏岳先生向我国有关方面反映了黑皮玉器的状况后，他一再表示，在垂暮之年，自己为黑皮玉器尽了力，他没有精力再多多过问相关的事情了。这是一种心态，尽力而为。

 

    那么，这些黑皮玉器的收藏者心中想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先离题远一点，看看新浪博客上的一篇文章。

    冯云飞先生在新浪博客上写了一篇《我的中国性格》，截止2009年6月5日，已经被阅读了1042次，

 

    《南方周末》转载此文，并加了编者按：

    “此文在作者的新浪个人博客上发表一个多月，引起网友热烈讨论。作者参考网友意见作了多次修改，并将最新修改稿惠赐本报。因版面有限，编辑经过压缩并征得作者同意，予以发表，意在引起读者、网友的垂注和继续讨论，非本报完全同意作者观点之谓也。你问我什么是中国性格，其实就是问：什么是中国？”

 

    一般来说，平面媒体特别如《南方周末》转载一篇博客文章，足以说明这篇博文已经在网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请读一读这篇博文的有关观点。

    “中国是诗书礼易、唐诗宋词、高宗孝武、仓颉玄奘、解县关云长、常山赵子龙。

　　不过，中国也是夏桀殷纣、赵高秦桧、酷吏来俊臣、阉竖魏忠贤；口蜜腹剑李林甫、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有专食人肝赵思绾、屠尽四川张献忠、扶不起的刘阿斗、贪不完的清和珅，跳梁小丑袁世凯、虎头蛇尾汪精卫。

 

    什么是中国？中国是惟一从未中断过的古文明。”

    我们赞同作者的如下观点：

    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型炼钢炉，无论有多少不肖子孙，无论有多少叛臣国贼，它永远炉火烧得通红，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锻造成为精钢。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性格。

    中国性格不是吴三桂，不是洪承畴，不是李成栋，也不是张弘范。如同宋恭帝赵显并不代表中国。

　 中国性格是岳飞，是史可法，是袁崇焕，是陆秀夫，是佟麟阁，是谭千秋，是历尽三屠仍‘无一降者’的嘉定百姓，是十七万二千‘咸以先死为幸’的江阴人民。他们才是中国！

　　

    中国，是他们的中国。

　 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是即使已经被贪官污吏祸害到无力抵御外侮、却仍然不屈昂首面对侵略者沾满鲜血的屠刀，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念。

    是的，中国确实经常被打败。但是，中国文化从未被摧毁！”

 

    这些观点，对于重塑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对于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篇博文的有些立论是值得商榷的，这种立论会误导读者，比如，作者说“中国”也曾几度亡国

　　

    中国文明从未中断，因为它的苦难从未中断。而一个国家最大的苦难，只有亡国。前三个古文明，都随亡国灭绝。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亡过国。

　　

    南北朝五胡乱华已可算作亡国。其后孱弱的宋朝一直遭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烧杀奸掠，上百万平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或成为军粮。元军南下，一路屠城，士兵业余体育活动是比谁砍的人头多。当时中国北方登记人口四千五百万，元军过后，只剩六百多万，中原地区赤地千里，白骨遍野，水井塞满死尸，致水不可饮。

　　

    有愤青说，小小蒙古灭了大宋，并不证明蒙古强大，而是证明宋朝有问题。

    真知灼见。要知道，指挥元军灭宋的，是河北涿州汉人张弘范。

    元军后来打弹丸小国越南和日本都攻不进去，可十几万元军，却击败超过一百万的宋军，灭总人口超过一亿的中国，杀人超过五千万！

    当然是宋朝自己出了问题。我们就应当讨论一下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中国第一次亡国。

　　

    276年后（1644年），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与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为妓女陈圆圆率数十万雄师激战山海关一片石，清军多尔衮在洪承畴谋划之下斜刺里杀出，大败李自成，轻松摘下北京。1662年，明朝末代皇帝永历被吴三桂绞杀于云南。1683年，降清明将施琅率清军攻入台湾击败郑成功后人，明朝监国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

    这是中国第二次亡国。”

 

    尽管作者有时在中国两字上打上了引号，但依然会使读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产生偏差，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产生误解，对形成中国文明的族群和中国文明的发生地域产生错误的解读。这种误导，最终会削弱作者本意要创导的爱国主义情怀。究其原因，是作者混淆了中华民族和汉族的概念，混淆了中国和方国的关系，也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境内的地方政权，中国文明和中国境内区域文明的关系。

 

    尽管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汉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影响最广的民族，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汉族文化，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是，了解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化内涵的历史学者，都会明白，汉族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儒家学说也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更何况，汉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汉朝以前没有汉民族！

    羌、华、夏……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只读到这些族名。商、周立国，并没有一统天下，商周的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底下是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方国，方国自己管自己的臣民，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去和天子聚会，或会盟、或征伐、或祭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我们才在被称之为中国的疆域内实施了郡县制。但是，不要忘记，“秦”并非中原之主，它是“羌”的一支。其实不要奇怪，现在被奉为正宗先祖的周，也是“羌”的一支，商才是真正的中原部族，不过，这话，现在好像也有人提出异议，有的学者认为，商是红山文化在中原发展的结果，这种观点要成为主流的共识，还需时日。我们的传统文化往往视中原为正统，往往以中原为主流，而忘记了周和秦的本来族群。其原因，一是儒家学说的影响，所谓“悠悠乎文者，吾从周”，使得周成了中原文化的代表，一直影响了二千多年；二是，在现代考古发掘落户中国时，我们首先发现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它的发现和我们传统的史学相吻合，于是，黄河流域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之源。这样，黄河是我国文明的摇篮，成了近代中国的共识。这种近代考古和传统史学观的吻合，主导了我国的学术界和民族心理。于是，我们是炎黄子孙，蚩尤是邪恶的化身。这种传统文化形成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仅在汉族地区根深蒂固，也深深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的君主就自比“蛮夷”。当然，楚国的君主对比它们离中原更远的族群，又以华夏自居。华夏族群边缘化的不断外延，也是这种观念不断外延的过程。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是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只承认黄河文明是我国文明的唯一摇篮。

 

    于是乎，五代时期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就成了“五胡乱华”！？蒙古人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就成了中国的第一次亡国？！满族人入主中原，也成了中国的第二次亡国？！这种史学观，实在是忘记了商是红山文化的承续（当然，学术界还有争议），忘记了周和秦本是“羌”族，忘记了南匈奴降汉对我国北方民族血统的融合和汉民族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忘记了一个我们经常忽略的事实，在所有中国古代王朝中，只有朱明王朝才是汉族血统。

 

    写下这些，并不是否认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一说，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乃至黑龙江流域也和黄河流域一样，孕育着中华文明。2008年的5、12大地震使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汶川”这个地名，其实，我们早就应该宣传这个地名，不仅仅是因为地震，更因为它是我国古老“羌”族的聚居地，中华民族的一支就是在这里繁衍生存，发展壮大，并先后成为中原共主，使“羌”族演变成华夏的主流。周、秦、西夏，“羌”族有多少英雄豪杰，在中国的历史上叱咤风云，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伟业，我们对他们只能肃然起敬！

 

    写下这些，并不是要否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他们的信念，他们在和异族斗争中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同样，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他们的存在，也使中华民族得以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不致灭亡的精神所在。

 

    历史上当然存在着扬州屠城和嘉定屠城，内战双方厮杀的激烈在世界战争史上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好像是列宁说过，内战是最激烈的战争，因为战争的失败方没有退路。而异国之间的战争，失败一方可以退到自己的疆域之内。从人性的角度，我们谴斥所有的屠杀，我们希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再也不要发生“兄弟阋于墙”的历史惨剧。

 

    然而，我们还是要说，耶律阿保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英雄！

    说了这些，是想呼应冯八飞先生，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和其他三种文明被称为古文明，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它包括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满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等56个民族，它们像古老的“羌”族一样，有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融进中华民族之中，有的还继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疆域内生存不息。

 

    说了这些，是想呼应冯八飞先生，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他生命力久经不息的历史动力。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不会只有一个源头，青海孕育了三江之源，众多的民族也孕育了中华文明。我们要记住仰韶文化，也要记住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我们还要在寻找我国更多的文明之源，让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再现于世，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记住祖先创造的业绩。

 

    所以我们要寻找黑皮玉器，寻找它们的遗址。也许我们由此可以探索更多人类的秘密，佐证我们祖先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创造的足以使人昡目的成就。

 

    寻找我们还没有命名的文化。

 

    即使失败，我们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