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黑皮玉器的起因（来之缠枝莲的博文系列）

三肖居

[em56]认真地学习了上述文章，由衷地感到：

    第一，有趣，妙趣横生。作者喜怒哀乐，充溢字里行间。

    第二，有益，收获许多知识。两个小时的时光没白费。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韩国人金喜镛既然已经将黑皮玉的出土地址告诉我文物部门，

    可是我文物部门为何不适当地发布一些信息呢？

    人民群众毕竟是有知情权的呀？！

    朋友们，您说是吗？

蓬莱九仙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2 8:54:00的发言：

   

 

    今天刚参加了一个在上海举行的收藏类会议，在会上有著名的文博专家在会上呼喊：“收藏家万岁！”此举引起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也引来了与会其他著名文博专家的呼应。好久没有听到“万岁”的声音了，而且这声万岁还是针对一个群体，一个目前还对现实社会尚未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体，这声呼喊，实在使我这个与会者有点热泪盈眶和不知所措。收藏家这个群体对得起这声“万岁”吗？在我们讲述的黑皮玉器的收藏爱好者中，他们能否以自己的贡献领会这声呼喊呢？

[em64]

零度漂移

     人文学者对黑皮玉器的关注

 

    黑皮玉器在收藏界的风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人文学者的兴趣。不少人文学者也收藏古玩因而了解到黑皮玉器的存在，但是他们对黑皮玉器的兴趣，并不在于黑皮玉器的经济价值，他们关注黑皮玉器的艺术价值，更关注黑皮玉器的人文价值，其热情大大超过了文博界的专家学者，他们试图解读黑皮玉器隐函的人文信息，他们迫切希望解开黑皮玉器的人类学之谜。但是，在黑皮玉器的真伪问题上，他们却不具备足够的话语权。

 

    2006年的一天，叶舒宪先生在上海会见了陈逸民先生。这位在比较文学、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上造诣颇深的学者，没有一种权威的架势，他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研究者，对他所著的《红山玉器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兴趣，他趁在上海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委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找到了陈逸民先生。

 

    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拜访，却由此开始了他们两人之间的长期通信，开始了叶先生对黑皮玉器的关注，以至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位博士生导师在博客上戏谑，他们所说的玉猪龙，这么看都像一个猴子。

 

    2009年上半年，叶先生尽管在台湾讲学，却远隔海峡，依然关心着黑皮玉器的风云际会，他在发给陈逸民先生的EMIL上说：“张兄（指张一平先生）痴心收藏黑皮多年，是抢救保留文化的功臣；先生最早著书倡导认识黑皮，一旦发掘出土，将是学术史上的大功臣。我7月底回京，及时组织研讨会，将二位的功绩发扬光大。我和张兄未有联系，请将此意转达。”引出此文，并不是哗众取宠地着眼于“功臣”之说，叶先生也无意作此评判。这里请读者注意的是人文学者对黑皮玉器“抢救保留文化”和“学术”的研究，这是人文学者和个别文博专家的最大不同！即使黑皮玉器正式发掘出土，如果还是把重点着眼于黑皮玉器的器型，那依然是对黑皮玉器的亵渎，依然是对人类文明的不敬。为什么上海油画雕塑院的著名雕塑家周长江会对黑皮玉器慧眼相加，这是因为他读出了黑皮玉器所散发的原始人类的艺术思维，循此而进，周先生也许在思索中国雕塑史的源头；为什么叶舒宪先生对黑皮玉器情有独钟，这位以《中国神话哲学》一书而享誉学术界的学人，也许从哲学层面上思考着黑皮玉器的学术价值。他在这些黑色的神秘的人形器、兽形器、几何形器以及至今还不能命名的器物上，读到我国的原始族群、原始宗教、原始方国、原始信仰、原始艺术、原始文化和这些原始人类的活动疆域，通过这些探索，我们可以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伟大有更进一步的阐述。所以他们迫切地期望黑皮玉器的真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论，以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许多无谓的争论之中。

 

    无独有偶，北京的钱光培先生也在关注着黑皮玉器。这位北京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多年从事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他对潘家园作为独特的文化市场的研究，使这一几乎成了北京文化地标的潘家园，在相关方面达成了共识，以至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影响。

 

    他也读到了陈逸民和陈莺父女两人合著的《红山玉器的收藏和鉴赏》，他没有把这本小书作为收藏类图书，他从书上所载的红山玉器，特别是黑皮玉器上读到了许多学术信息，他对这本书作了这样的评价：

 

 

零度漂移

                                         红山玉器研究的可喜突破

    ——读陈逸民、陈莺合著《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在关注红山文化研究的著作，特别是红山玉器研究的进展。早在2000年，我在京主持召开中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研讨会时，就特意约请了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先生介绍红山文化的研究情况。因为从诸多渠道已经让我感受到了红山文化遗存中所透露出的我国早期文明的灿烂与辉煌。而最能反映这一灿烂与辉煌的又是红山文化中的玉器。

 

    但旧有的相关著述，或因学科分工所带来的思维定势，大多思路禁锢、视角单一，很难揭示出红山文化的丰富与多彩，让人意识到红山文化遗存所具有的学术宝库的价值；或因作者缺少研究方法的训练，只能就物读物，述而不作，同样无法通过红山文化遗存把人们带入一个灿烂辉煌的早期文明的鲜活世界。因此读过陈逸民、陈莺父女二人合著的《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之后，我感到格外的欣喜，不只一次地向人推荐这部著作，一忍再忍，还是忍不住要写一段文字来谈论它。

 

    尽管它的书名很像通俗读物，文笔也很散文化，但它绝对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确切的说，它是目前中国把红山玉器的遗存状态和真正价值揭示得最为全面、最为充分的一部学术专著，是所有关注红山玉器的人们不可不读的书。

 

    特别可喜的是这部书在红山玉器研究中已实现了诸多突破。

    第一,该书的行文和构架可以看出，这父女二人的红山玉器研究，最大的兴趣不在就物论物，而在于揭示红山玉器宝藏的丰富与多彩，探究这座宝藏中所蕴藏的中国早期文明信息，重构这一时期文明的鲜活画卷，重现中国早期文明的灿烂于辉煌，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超越了一般的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的高度，而具备了浓厚的学术品位。

 

    第二, 同样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该书的作者在进行红山玉器研究时，手中已有相当实物，并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包括红山玉器出现地域的实地考察、博物馆藏的考察，对红山玉器研究成果和发展现状也了如指掌。更可贵的是，面对红山玉器宝藏中的各种现象，他们没有构泥于单一的运用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而调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气象学等多学科的理念与方法，从多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在红山玉器研究的方法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因此，书中的不少论述都能令人耳目一新，让人感受到一个可以信服的红山玉器的璀璨世界。

 

    第三，更为难得的是，该书的研究者敢于面对红山玉器研究中的一些老大难题，如红山玉器宝藏的数量，仅以出土物品为准是否科学？红山玉器为什么会大量散落于民间？是否有可能把民间的真红山玉器与现代仿品区别开来？等等，研究者都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而这些分析和判断，都有切实的考察研究和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持之又据、言之成理，具有相等的说服力。如果不抱成见，是可以为之折服的。我以为，他们这些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是有助于打破目前红山玉器研究的僵局，而把这一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红山玉器宝藏是否可以确立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学术宝库，必须有他的丰富性作为基础。扼杀了红山玉器遗存的丰富性，“宝库”一说，只是一句空话。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民间流传的红山玉器的做法，貌视科学实则很不科学，也很愚钝，更是对人类文明瑰宝的不负责任。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观念和做法已使不少曾经面世的民间红山玉器流散海外，或重新淹没无闻。形势已够严峻了。陈逸民、陈莺父女的这一研究成果之特别可贵也在于它处处都浸透着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让人感受到学者良知的光亮。

 

    红山玉器宝藏真面目的全面揭示，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其间要面对诸多烦难的课题。这些课题的突破，需要利用前学者的成果，需要切实的调查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合理攻坚，更需要学者的良知和崇高的责任感。但不管多么艰巨繁难，我们都应当向前走去。而且要加快步伐，如果等到外国学者拿者（着）他们已经研究确证了的民间红山玉器来见我们，中国的学人真无颜面对祖先了。

 

    在读了这些文字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良知和责任性的学者对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学术呼唤，他们的眼光，不是局限于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真伪问题上，他们看得更高更多更远！

 

    同样，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夏德武先生也对黑皮玉器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开始了研究和探索；四川大学荆云波博士也对黑皮玉器的产生了兴趣，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人圈子里不少人收藏了黑皮玉器……这些人文学者对黑皮玉器的关注、焦急、探询、研究，体现了中国学术界一如继往的开创精神，在我国如此辉煌的远古文明面前，每一个学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这些研究尽管还是涓涓细流，它总有一天会汇聚成滔滔大江，尤其在韩国学者的加入之后，这种研究更显得迫切和期待。开放的中国，有着宽大的胸怀，对中国远古文明的研究，多国学人的研究，将更能突显中国文明的悠久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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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漂移

    考古学者和黑皮玉器

 

    黑皮玉器的确是一种奇异和神秘的雕塑，它的问世不仅在收藏界引起极大的兴趣，在人文学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即使在考古界，对它也并非无动于衷，许多考古学家默默地注视着黑皮收藏的是是非非，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习惯的严谨态度，他们往往不会加入黑皮玉器的讨论，除非黑皮玉器经过科学发掘出土。

在这个世界上，考古学家是最富于实证精神的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培养了他们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在发掘墓葬或遗址的过程中，他们是在沙里淘金，不放过任何点点滴滴的出土物；他们又像一个侦探，在寻找文明的蛛丝马迹，由此来辨别已经消逝的古代社会。他们是器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是解剖学家，但他们更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使我们能逐步厘清我们祖先的踪迹和传承，通过他们，我们才能认识已经消逝的文明。他们能不严谨吗？

 

    严谨不等于他们缺乏创新精神，他们对黑皮玉器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说起考古，我们不得不提起上海的一位收藏名人胡正文先生，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语言：“收藏家是在地摊上考古”。这是一句俏皮话，却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收藏家同样的艰辛和无奈。说是艰辛，因为收藏家也有长年累月的付出，虽然他们不像考古学家在野外跋山涉水，却也在城市和农村际风餐雨露；说是无奈，因为他们的本领着重于器物学的辨别，从无以数计的破烂中寻觅古代的瑰宝，从而再利用历史知识去辨识器物的年代和主人。在某种程度上，地摊上考古的难度丝毫不亚于野外考古，野外考古比地摊上考古从容得多。前者是和古人较量，后者是和活人斗智；前者的时间相对宽裕，后者却是须臾之间的事情；前者的疏忽是历史的损失，是个人成名机会的损失，后者的疏忽却是最现实的个人经济损失，前者的损失是巨大的，这是对历史和国家而言，后者的损失也是大大的，这是对个人而言，与个人最为密切相关。因此，胡正文先生的戏言，却也道出了收藏家的声心。

 

    由此可见，收藏家也不是好当的！谁才是收藏家，那是用自己的人生和财富收藏人类文明瑰宝并贡献给公众的“傻子”。把他们称为地摊上的考古专家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称谓。

 

    我们在本处讨论的考古学家还是指在考古部门从事考古职业的学者们。

    他们并不糊涂，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往往强于收藏家。

    2007年的某一天，我们在胡正文先生的收藏馆中聚会，恰巧江苏省考古所的陆建芳先生在坐，陈逸民先生把一个黑皮玉器请陆先生观赏，这就是我们在前一篇博客中附上的黑皮玉人，一件具有强烈性崇拜色彩的人形器。陆先生在观赏后，说：“这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东西。

 

    当时，在座的红山玉器收藏家有好几个，他们也许在想，陆先生定的范围宽了一些。现在想来，并非陆先生的谨慎使他对非科学出土品的年代作一个大致的猜测，而的确是他对事物的判断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现在已经了解的情况来看，很难确定黑皮玉器一定是红山文化的玉器，它的年代究竟在红山之前还是之后还真不好说，科学发掘出土品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因此陆建芳先生的判断应该是严谨和科学的。

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并不是天生的敌对者，他们应该是天生的盟友，问题是双方都要端正自己的态度。在这里，首先是收藏家的态度，一般来说，考古学者不会参与收藏界的是是非非，而一旦收藏家找到考古专家，不能因为考古专家的不同意见而火冒三丈，无论从修养、学识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一般来说，考古专家都要强于收藏家，在这里，收藏家的虚心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考古专家也要理解收藏家的心情，真金白银的付出，使他们容易激动和浮燥。如果一旦考古专家能发现收藏家手中的确有好东西，他们的激动丝毫不亚于收藏家，我们曾经碰到几个考古专家，看到好东西，就会连声说道“这个好！这个好！”

邵国田先生是内蒙古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长年累月的野外考古使他对红山文化玉器有着特别的判断能力，叶舒宪先生告诉我，台湾故宫的研究者对大陆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定就认两个人，一个就是邵国田先生。

 

    邵国田先生也在关注黑皮玉器的发展。当然，他迄今为止没有在公开场合肯定过黑皮玉器，也没有和朋友聊起过他对黑皮玉器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说明邵先生不关注黑皮玉器。作为一个严谨的考古学者，他只对考古实物发表自己的观点。

 

    最近，邵国田先生在上海的一家并非收藏和文物类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阐述了他对红山玉器的最新思考，其中几个观点比较大胆和新颖，一是红山玉器的数量问题，二是C字龙的文化属性问题，三是红山玉器的材质问题。文章比较长，占据了这份杂志副刊的全部版面，但因文章的质量，杂志的编辑欣然发表。在这篇文章的配图中，邵国田先生也用了一件黑皮玉器，它就是乌兰先生论文中引用的那件人形玉器，因为那同样是赤峰地区博物馆的藏品，而且是有明确地点的征集品，作为一个严谨的考古专家他认为这件玉器是靠得住的。但是，在科学的考古发掘中，黑皮玉器还没有出土品，邵国田先生要否定它们是真品吗？

 

    他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他只是没有发表过肯定黑皮玉器的言论。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反映了一个严肃的考古工作者的科学态度。这个世界太复杂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千变万化，我们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我们人类还不能解答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个谜团。邵国田先生不会轻易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在默默地关注着，关注着黑皮玉器的人和事，他一直和陈逸民先生一起在探讨黑皮玉器的器型、材质、地域和黑皮的成因，他会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要陈逸民先生思索，也要自己思索，在科学的征途上，这种思索会经常发生，也会十分痛苦。

 

    即使在新华美通发表了相关的通讯后，即使和内蒙古有关方面了解了某些进展后，邵国田先生也没有匆忙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考古工作者，他并不稀罕自己在考古界的地位，他重视的是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在人类的考古遗迹面前，任何名誉和地位显得如此的渺小和苍白。

零度漂移

 

    他要的是真相！

    更多的考古学者和邵国田先生一样，在默默地关注着黑皮玉器的方方面面，他们的内心被我们祖先的辉煌照耀得亮透亮透，他们的职业又使他们坚定地相信科学发掘的实物。一切都在发掘之后！！收藏界应该感谢这样的考古学者，他们并不匆忙地否定，也不匆忙地肯定，人类的历史也许比我们已知的漫长的多，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不过是一百来年的事情，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发现，我们还会发现许多许多，谁能知道秦始皇陵埋下了兵马俑？谁又能知道秦始皇陵还会出土什么惊世骇俗的珍宝？司马迁不知道，我们现代的文博专家和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知道，难道我们因为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留下文字而否定兵马俑吗？文博专家和历史学家不知道的事情，极有可能让考古学家来发掘和披露，也许收藏家也能在此助上一臂之力。

考古学者、文博学者，你们应该是收藏爱好者天然的盟友，携起手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祖国在注视着我们，人类的文明在等待着我们，呼唤着我们，在祖先创造的奇迹面前，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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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漂移

     红山玉器与黑皮玉器

 

    红山文化以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后而得名。这是一种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文化。

    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在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玉器，有绿松石、玛瑙、杂石、蛇纹石、煤玉、透闪石等材质，而主要选用当地的岫玉。红山文化玉器中的透闪石类，相当多的人认为不是当地所产，但是经过北京大学王时麟教授等人的研究，红山文化古玉器和岫岩玉的透闪石属同类、同质。因而证实了红山文化玉器就是由当地所产的岫玉制作的结论。

 

    红山文化玉器,器型奇特，以玉勾云形佩、玉雕龙和玉鹰最为引人注目，其他还有马蹄形器和蛹形器、人形器和兽形器等。

 

    因为红山玉器已经有科学的发掘品，也因为上述的红山玉器的器型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所以，当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黑皮玉器出现在收藏爱好者手中时，善于研究的收藏爱好者，都会把手中的黑皮玉器和已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进行比较（我们这里不强调黑皮玉器出现在市场上的时间比红山玉器的肯定和发布要早的事实，过分强调这一点，有讲故事的嫌疑），在对不同地域的新石器时期的玉器从器型和雕工上进行比较后，收藏家自然而然地会答出结论，黑皮玉器和红山玉器最为相似，因此，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对黑皮玉器做出就是红山玉器的判断。 

 

    看一看拍卖的红山玉器的太阳神，再看一看收藏家手中的太阳神；看一看三星他拉C字龙，再看一看史树青先生和张广文先生介绍的黑皮玉器C字龙，它们是何等地相似，无论从器型和雕工来看，它们只有大小的差别，而无形状的不同。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都应该是同一时期的玉器，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究竟是红山玉器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时期的玉器，因为被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出现了，收藏家们就把它们都作为红山玉器来讨论和研究了。

 

    举出太阳神玉器和C字龙玉器来讨论，这是我们故意所为。因为，这两种器型的玉器，都没有科学的发掘品，却又被广泛的承认的红山时期的玉器。这就可能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太阳神和C字龙本身的真伪还有继续争论的必要；

二是太阳神和C字龙命名为红山玉器是否妥当？

三是也许我们更应该以黑皮玉器的出土地域来命名这类文化；

四是黑皮玉器就是伪造的。

 

    由此可见，问题兜了一圈，又回到了老地方，黑皮玉器究竟是真品还是仿品？黑皮玉器什么时候能够出土？那么，非黑皮的太阳神和C字龙为什么却被大家认为是真品，而且是红山时期的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件东西的出身。

 

    一件红山玉雕太阳神曾经以２４２万元成交，它是被已故瀚海拍卖公司老总秦公首肯而命名为“太阳神”。故宫也收藏了一件类似的太阳神，却要谨慎得多，故宫太阳神的图案可参见柳冬青先生的著作，但故宫却从来不在自己的正式出版物上列出这件拍卖价格已达二百多万的玉器，曾经在故宫的官网上看到过这件东西，它的双角弯曲而又细长，但不久就被删去。由此可见，没有发掘出土的太阳神被承认，就是因为肯定它的专家在文博界和拍卖界有权威的话语权，而他的判定，也被收藏界所信服。但类似的藏品，故宫就谨慎得多。

 

    C字龙最早是被已故赤峰市文管所所长苏赫先生发现的。他在一次考古普查时，在三星他拉村发现了这件被小孩在地上拖着玩的石龙，他慧眼识宝，把这条龙征集回来，经研究，这是一件史前的龙，况且还是玉质，因而以发现地命名，称之为三星他拉玉龙。其实，解放前，就有玉龙的出土，１９９６年翰海秋季拍卖会拍了一件著名学者傅忠谟先生收藏、著录于《古玉精英》一书的红山玉龙，经过激烈竞投，最后以２５３万元成交，就是出土于解放前，它的资格比三星他拉玉龙老得多。这两种器型的玉器，之所以被承认，关键就是名人的收藏和命名。

 

    黑皮太阳神和黑皮C字龙呢，只有耐心地等待考古发掘的结果，任何正名的行为都是徒劳的。尽管一件一米多高的黑皮太阳神玉器，光玉料也要重达数百公公斤，但售价却是惊人的便宜，不要说雕工，就是玉料也远远不够农民出售的价格。谁叫发现它的是农民，收藏它的又是普通老百姓。

在真伪没有搞清楚前，能讨论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关系吗？

 

    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是，一开始把黑皮玉器说成是红山玉器本身就可能是个错误，把上述两件器型的史前遗留说成是红山遗物，也可能是个错误。当我们用更多的出土红山玉器来讨论和研究黑皮玉器时，就会遇到更多的反对意见和阻力。应当感谢这些反对意见和阻力，不同的意见可以使成熟的研究者换种思维方式或者换个角度进行思考，人一生不能跨进同一条河流，更不能在同一堵墙上撞死。

 

    如果我们不把黑皮玉器和红山玉器联系在一起讨论，或者把黑皮玉器的年限摆脱红山玉器所处时代的束缚，我们也许可能走出更广泛的天地。

零度漂移

     黑皮玉器的真真假假

 

黑皮玉器的真真假假，在红山玉器甚至古玉的收藏中，很长时间成为民间收藏家十分热门的一个话题，平面媒体的讨论并不热烈，网上最为热闹，意见是截然不同。听听两方面的意见，才能对我们认识黑皮玉器有辩证的思考。

红山文化有没有黑皮玉器？黑皮玉器是红山文化的吗？黑皮玉器表面的黑色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黑色沁”吗？黑皮玉器的真实年代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在关于古玉的习惯思维下，我们很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先说说否定的意见。

在“红山文化古玉收藏研究俱乐部”的网站上，有一篇影响颇深的帖子，题目是“‘红山文化黑皮玉’作伪大揭秘”，作者的名字我们就不再列出了。此文的作者好像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2004年，他因曾经读了上海三杰的著作，而远赴上海，拜会了钱益中先生、韩连国先生和陈逸民先生，说实话，他当时带来的几件东西，还有点味道，当上海的几位先生拿出自己的藏品，特别是一件大勾云形佩时，他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是山外有山。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告诫自己，在收藏这个圈子里，水深得很，藏龙卧虎之处比比皆是。收藏只是图个自己快乐，而不是在江湖中抢交椅、占山头的行为。次年，上海的三位朋友在沈阳回访了这位先生，在他的居室中认认真真观赏了他的藏品，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那篇“‘红山文化黑皮玉’作伪大揭秘”文章最为精彩之处就是用法律语言来教训不同意见的人们，“希望红山文化古玉收藏者，不要轻信那些缺乏真实性的荒诞谬论，而必须历史的、唯物的、客观的、科学的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敬告恶意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者，其行为不但危害他人利益，而且将触犯中国刑律。”读到这些法律语言的人们只会付之一笑，关键的是“不要轻信”四个字，这种告诫的真实含意，就要各自领会了。

 

这篇文章有几篇跟帖，有一个网名为“北京老朱”的跟帖说“文章的警世性是对红山文明的尊重和保护！为揭秘制假者的义举而击掌”。当然也有反对的跟帖，这里就不列出了。

 

有位网名为梅子·79的网友在2007-2-22 14:20:04于中华玉器网的玉网论坛上，发表了一个帖子，题目为“关于仪器检测对古玉鉴伪有何意义”，文中说“曾记得多年前曾经有人在黑皮器的鉴伪上，就使用过仪器检测，检测结果是很多元素都不能仿，以此来证明黑皮器的真伪。那么现在黑皮器是否确定为红山真品呢？我想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当时用仪器检测黑皮器的不可仿也害了很多红山玉器收藏爱好者！！”

 

要说明的是在某个北方地区的网站上，也是黑皮玉器的坚决反对者，他们曾经郑重其事地宣布，黑皮玉器就是伪造的仿品，他们不再讨论黑皮玉器的问题。考虑到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反对黑皮玉器的声音了。这里我们要郑重并负责地对读者说明，迄今为止，主流文博界，几乎无人在公开的场合用书面意见肯定过黑皮玉器。这是一切愿意参加讨论和探索黑皮玉器真伪的朋友们应该了解的情况。

 

下面的一个帖子很有意思，请读者自己品味。

网易的博客上有一个“女巫的博客”，他在2008-10-17 10:22博文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红山黑皮器探讨新说-欢迎红山爱好者踊跃参与探讨。”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这段时间去内蒙遗址寻访才回来，博客里冷清了许多。。看来什么都需要经营啊！这次捡拾了一些史前的石器，也收购了一些器物，还有了很多意外收获,见了一些奇怪的石头。正在忙于整理图片和编号，很快传上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欣赏。

 

另外此次在遗址寻访的过程中，我对自己以往的独断性给予了否定！也许人生就是不断认识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在以往的探讨中，石器玉器的新老探讨，朋友们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只是到了黑皮器这一块，我和朋友们有了强烈的争议，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在红山探索路上老同友对黑皮器的内幕实在知道得太多了，不知道当年多少人误入歧途。我不愿意和朋友们争论太多，只是告诉大家远离，不要去碰它。凡是对黑皮器的存在一概予以否定。

 

我犯了个错误，这次在遗址寻访中，我却实实在在遇到了黑皮器，对这件器物，我们首先做了年代和用途的确定，这虽然和以往大家说的黑皮质地和皮壳都是不一样的，但从我们做破坏性的划伤之后。（没有别的办法，我太想了解这个实质问题。其实破坏性的对待一个完整的器形，实在不忍）我却实实在在震惊了，真正的显示一种黑皮的演变过程，但是这种质地绝对不是玉质，古人使用什么材质做的，！古人了解这种材质的什么特性？在什么环境下才会如此的演变。我心中一动，难道。。。。。。我正准备去做检测，如果真和我想像得一样，我将和大家一起深入研究黑皮器这个问题。红山如果有黑皮器，会是怎样的？？

 

有一位网名为“三石轩”的网友跟帖说：“我知道内蒙古一带的史前物品中确实有黑皮器的物品存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就有，但是非常少。所以红山文化存在黑皮器是肯定的。但是和市场上的是有区别的。”

有

一个网名为“江湖郎中”的先生在雅昌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题目是“石人雕像,为红山黑皮器平反”，配图就是巴林右旗博物馆的黑皮玉人。

 

我们也不再列出黑皮玉器肯定者的帖子，同反对者的声音一样，类似的帖子在网上时常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里首先想说的是，黑皮玉器有假的吗？

有，当然有，黑皮玉器假的多得很，几乎充斥着各地的收藏市场。那种以为黑皮玉器没有假货的想法是天真而幼稚的。如果不对黑皮玉器的器型、雕工以及黑皮的实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十有八九会买到假的黑皮玉器。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黑皮玉器的器型、雕工和黑皮的实质，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告诉读者，黑皮不是沁，真的黑皮玉器贴身佩带，不会腐触皮肤，因为它不是酸浸的结果，而是我们以后要告诉读者的某种物化反应的结果。

 

读者在我们已经叙述的所有博客中，一定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否定黑皮玉器的队伍中，不乏做生意的古玩爱好者；在肯定黑皮玉器的队伍中，特别我们列出的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中，却没有出售的行为。当然，这里不包括出售的农民。把黑皮玉器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农民，一定会说黑皮玉器是真东西，但是，他们又有谁真正从遗址中捡出黑皮玉器呢？

 

黑皮玉器的真假，应该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定论的事情。请读一读国家文物局在一份函上的文字，就可以知道，黑皮玉器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还将长期继续下去。“某某先生：……关于黑皮玉器一事，我局多方征求了有关专家意见，专家一致认为，迄今为止在考古发掘品中尚未发现过黑皮玉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北京日报在收藏版上报道了张一平先生收藏黑皮玉器的情况，尽管金喜镛先生在韩国的报纸上发表了有关文章，黑皮玉器的真真假假还会继续讨论下去。

 

谁说黑皮玉器是一定是真的呢？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红山文化有没有黑皮玉器？黑皮玉器是红山文化的吗？黑皮玉器表面的黑色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黑色沁”吗？黑皮玉器的真实年代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发表这篇博文，这是想告诉读者，对于黑皮玉器的争论，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思索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文博界或收藏界的事情了，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的思索，也许对我们建立健全的价值体系，不无帮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8-2 17:54:01编辑过]

零度漂移

    黑皮玉器太阳神，是耶非耶？

 

    公元1996年11月15日，北京瀚海拍卖公司拍出一件命名为红山文化“太阳神”的玉器，高7.7厘米，其成交价为242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公分的售价为31.4万元。这样的天价，是激发收藏家追捧红山文化玉器的诱因。古玩市场上因此出现了数以万计的红山文化玉器太阳神，在百度上打上“太阳神拍卖”几个字，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类似的太阳神拍卖，价格由低到高，正可谓五花八门，其中真真假假要读者自己领会了。

 

    我们要讨论的是：谁命名它们为太阳神？它们有出土品吗？为什么叫太阳神？它们是红山文化系列的玉器吗？

    这种头上有角，狩首人身的小件玉器是谁赋于它们太阳神这样的美名呢？这样的命名有道理吗？

最初给这种器型的玉器命名为太阳神的专家是北京原瀚海拍卖公司的老总秦公。秦公非别号或尊称，而是这位老总的本名，他曾经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业公认的代表人物，北京瀚海拍卖公司在他的领导之下，在中国的拍卖行业中曾经风云一时。据香港文汇报介绍“他收购的辽宁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古玉器，就是靠著他广博的知识和聪慧的眼力。辽宁红山文化时期距今已有五千二百多年，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时的东西还能流传在世。但秦公通过鉴定认为是真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名叫‘红山太阳神’的玉器制品。此件文物后来拍价达到三十万元（笔者注：原文如此）。”

 

    为什么秦公确定它是一件史前遗珍呢？为什么又把它们和红山文化联系起来呢？

    显然，秦公是根据这类玉器的雕工和纹饰来做出器物学的认证的，也许秦公是根据我们所熟知的红山玉器的瓦沟纹、穿孔方式等工艺特征，来判定它是红山时期的东西。它的器表特征确实和我们了解的红山文化玉器十分相似。

 

    问题是这种头上有角，似牛非牛的人身雕像，能称之为太阳神吗？

    陈逸民和陈莺著作《红山玉器的收藏和鉴赏》里有这样一段话，它引自该书第35节“红山文化太阳神像”：“我们可以看出该件玉雕双首并列，头部有角状突起，龙首人身，整个神像呈蹲坐状。为什么象这样头部开叉有角的龙首人形玉器被定名为太阳神呢？红山文化时期是否存在着太阳崇拜呢？

 

    钱益中和韩连国先生认为这样的玉雕作品不应该称之为太阳神，它们应该是牛首神器。无论是它们的脸部特征还是它们头上的开叉，都是明显表现了牛首的特征。开叉和头部的确像牛角，而脸部表现的也的确象牛脸。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件玉雕太阳神器。这件玉器体形硕大，背后没有穿孔，呈跪坐状，能竖起。因此它不是挂在胸前的缀件，而应该是一件偶像类的玉雕。其头部的角状器虽然没有开叉，但脸部的雕塑完完全全是牛的特征。额大嘴小并向前突出，牛眼鼓起，头上两角并拢，不是牛头是什么？因此说，钱、韩两位的见解显然是正确的。他们认为，牛作为一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部落的图腾，这个部落的玉雕作品中，也就一定会出现牛的雕像，然后发展为牛和人身结合的雕像。

 

    当然从红山文化玉雕作品出发的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但是它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因为在红山文化墓葬中，我们曾经发现了猪的骸骨，还没有发现牛的骸骨，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类玉器定名为牛首玉器是不错的。

 

    那么牛首神像会不会演变成太阳神像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牛是农业文明的象征。当原始先民开始役使牛的时候，一定是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牛的玉雕像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气候的变化关系是实在太大了，不要说原始社会，即使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人类农业的收成相当程度上还要受到气候的制约。而气候的变化又同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翌射日，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最好说明。在这个神话中寄托了古人征服太阳的愿望。这是人类最大胆的更多的时候，人类是恐惧太阳和崇拜太阳。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差不多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明都产生过太阳崇拜的原始神话，红山文化也不例外。牛和太阳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体，由于都是农业收成的决定因素，原始先民完全有可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一起崇拜。牛角逐渐分叉并列，牛嘴逐渐演变成龙嘴，牛的造型逐渐夸张和变形，成为我们现在命名为太阳神的造型。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太阳神玉雕。它头上的分叉形角已经变成一条条凸弦纹，似乎象征太阳的光芒。嘴已经完全是红山文化特有的龙的造型，应该是更具神的身份，因此，把这类红山文化玉器定名为太阳神，也应该是完全不错的。

 

   这个观点两位在该书出版之前就在上海的《工艺美术》杂志上作了阐述，该书2004年出版后，一年之中印了三次，数量约一万本左右，影响的读者应该高于此数。

 

    无独有偶，我们在一个名为“中国红山文化的个人中心”的博客上（网址为：  http://profile.blog.sina.com.cn/chinahswh）读到了其第一百二十八篇文章，题目是“红山文化太阳神像”发表于2008-12-24 09:16:25”。其内容为：

“有的学者把这样头部开叉有角的龙首人形玉器定名为太阳神，并认为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着太阳崇拜。而钱益中和韩连国先生认为，这件作品无论是它们的脸部特征还是它们头上的开叉，都是明显表现了牛首的特征，开叉和头部像牛角，而脸部表现的也的确像牛的脸，因此它不应该称之为太阳神，而应该是牛首神器。钱、韩两位先生认为，牛作为一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成为其中一个部落的图腾，这个部落的玉雕作品中也就一定会出现牛的雕像，然后发展为牛和人身结合的雕像。从红山文化玉雕作品出发的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但是他们认为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持，因为在红山文化墓葬中，曾经发现了猪的骸骨，还没有发现牛的骸骨。笔者认为，钱、韩两位先生的见解显然是正确的，把这类玉器定名为牛首玉器是不错的，当然我们也期待着考古发掘的新发现。

 

    那么牛首神像会不会演变成太阳神像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牛是农业文明文明的象征。当原始先民开始役使牛的时候，一定是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牛的玉雕像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而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联，不要说原始社会，即使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人类农业的收成相当程度上还要受到气候的制约。而气候的变化又同太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翌射日，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最好说明。这个神话反应了古人征服太阳的愿望，这是人类最大胆的愿望。更多的时候，人类是恐惧太阳和崇拜太阳，在这个星球上，差不多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明都产生过太阳崇拜的原始神话，红山文化也不会例外。牛和太阳这两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体，由于都是农业收成的决定因素，原始先民完全有可能把两者联系起来，一起崇拜。

 

    图1这件太阳神玉雕，它头上的分叉形角已经变成一条条凸弦纹，似乎象征太阳的光芒，嘴已经完全是红山文化特有的龙的造型，应该是更具神的身份。因此，把这类红山文化玉器定名为太阳神，也应该是不错的。”

    此文有11883的阅读量。该博客郑重声明“博客所有内容皆为原创，如未得到作者允许，请勿转载！”我想陈逸民和陈莺两位一定会感谢这位先生，他大大扩大了《红山玉器的收藏和鉴赏》一书的影响，使该书的读者至少有两万人以上，不过我们还要请这位先生谅解，我们没有联系就在此转载了这些文字。

 

    以上，我们讨论了这类史前玉器可以命名为太阳神的理由，秦公的命名是有道理的，但他是否和陈逸民、陈莺两位的想法一致就不得而知了。秦公英年早逝，是我国收藏界、文博界和拍卖界的损失。让人扼腕不已！这样一位供职于主流文博系统却又不墨守成规的专家，这种敢于首肯民间藏品为石器时代真品的胸怀，是当今文博界和学术界最值得尊重的人士。

 

    我们再来看看邵国田先生对太阳神的有关观点。

    邵国田先生在《略说红山玉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的第四部分“关于玉器中‘太阳神’神面像问题”中说：

“今年一月份，凤凰卫视到赤峰采访我时，问及民间收藏很多‘太阳神’玉面像是否都是真的，红山文化有无太阳神？因为编导问的这个问题很突然，很难一时答上，我只是说，尽管迄今未见‘太阳神’类玉面具出土，但不能说史前时期“太阳神”不存在，正如‘C’形龙也未见发掘出土过，但谁也不能由此否认‘C’形龙的真实存在。就这样搪塞过去。

 

    事后，我也总在思考这一问题，在民间所见各式各样的‘太阳神’玉面像如果存在，他们是属于何种文化，为何在牛河梁那样高级别祭祀群遗址不见呢？而写实的作品——玉人、陶人、石人像却屡有出土呢。我也主持清理草帽山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和墓地，出土了5个各体石雕像均为写实作品。

 

    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在这一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像是兴隆洼文化期的如下几例：

    1．1982年冬，笔者在首次发现兴隆洼文化遗址就采集到一件石人像。

    2．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时，不见发现立于灶址旁的石人像，被专家们考证为‘灶神’（这类石人像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均有出土），而且还发现最贴近‘太阳神’的巴林石人面像，牙齿为镶嵌的獠牙。

    3．2003~2005年发掘的兴隆沟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石人面像，牙齿为镶嵌的蚌片。

    4．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调查采集到一件黑色石人像，其面部神话得十分怪异，很接近我们见到的‘太阳神’。在《考古》杂志上发表的报告中，著者认为是红山文化的，后来证实，那斯台遗址不仅存在红山文化遗存，也有兴隆洼文化遗存，根据已发现的兴隆洼文化人像多有‘神化’特点，笔者有理由认为，这件黑色石人像因该属于兴隆洼文化的。

    5．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两件碧玉人面像，其中一件形象怪异，牙齿外暴，推测这两件玉面像也应属于兴隆洼文化的（见《红山玉器》一书）。

     以上只是收藏与各文博单位的有出土地点的玉，石人面像，在民间收藏见有多例，不一一例举。

 

    在这次考察中有两件事引起笔者的注意：一是8月19日在乌丹镇见到一件碧玉佩，只有两个双连璧似的大环，左右上方各出一勾云角，与以往发现红山玉佩——即中部是勾云孔，四角出勾云角截然不同。第二件事是在翁牛特旗海日苏乡白庙子看到几组岩画中的‘太阳神’图案，均为两个大眼睛下面为牙齿，上虽无角，从整体图形上看极似这件双目纹出角的‘玉佩’。此类图案的岩画尚见于松山区三座点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遗址，在南城址基岩上发现一组岩画，均叠压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迹之下。由此可以推断，同类岩画的时代要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杰作。那么文化是否属于红山文化同步尚无法确定。而我们都隐约地感觉到应该属于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其理由如下：

赵宝沟文化的线刻艺术达到这一地区史前的高峰阶段。我们所见到的陶器上纹饰充分反映当时这些艺术家运用线条的高超水平。如著名的陶尊上所刻画的被学者誉为‘中华第一艺术神器’（苏秉琦语），‘中国画坛之祖’（郭大顺语）透视画——龙凤图(图9)，显示运用线条来突出主题的能力。同一地点出土一件石斧也刻一幅‘神人’面像（图10），也应与崇拜有关。赤峰地区的岩画中，有大量鹿纹出现，并多伴有太阳神。鹿神是赵宝沟文化的主神，已见报导的三个地点出土陶尊神灵图像中，猪首龙仅一例，鹰首见有三例，而鹿首龙见有十余例，便是明证。

 

    发掘出土的赵宝沟文化的陶人像只见于赵宝沟遗址，出土很少的原因里赵宝沟文化遗址目前为止仅两个地，而且发掘房址才只有20余座，墓葬情况尚不清楚。

 

    岩画断代很困难的。赤峰地区岩画的一部分属于以线刻见长的赵宝沟文化时期当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海日苏乡白庙子岩画中双目太阳神和那间双目太阳神玉面像的年代应该是同一时代的。根据这种比较，我们在结合兴隆洼文化的神话面像和神人像和红山文化的写实为主要特征的石陶雕塑神像，感觉到赵宝沟文化出现玉面像的空当。这种现象正如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均有玉器出土而赵宝沟文化目前尚未见有玉器出土的报告一样，不能由此来判断赵宝沟文化就没有玉神像。

 

    现在民间收藏类似‘太阳神’的神面像，我们不排除其中有相当多的是仿品，但正如笔者这次见到这件双目带勾云角的神像一样也有很多是真品，而且很多是带角的。这正如我们前面提到那件艺术神器中猪的头顶也出有勾云状角一样，当时的艺术家们把本来没有角的人也安上双角使之更具有神力。这也许正是当时人们表达神灵伟力的一种艺术风格吧。

 

（原文刊于《检察风云》杂志）

 

    这里，邵国田先生提出了几个很重要的观点：

    第一：尽管类似的器型的玉器没有出土，但石像在遗址采集了几件；

    第二：有类似的岩画和陶器上的纹饰；

    第三：这类人像可能是赵宝沟或兴隆洼文化的遗物：

    第四：太阳神角和勾云形佩角的关系。

    特别邵国田先生提出的第三和第四点意见，显得尤为重要。这两点能使我们从已有的框框中跳出来，即类似的玉器的文化属性问题，它们可能非红山文化的遗物，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早于红山文化，也就是说这类器型可以和类似的黑皮玉器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它们和勾云形佩的内在联系，却是我们应当重视的课题。

 

    请看一件黑皮玉器的太阳神。此件高1.2米，器身最宽处有0.6米以上，高宽之比和首身之比基本符合黄金分割的原理。线条深峻突兀，造型大胆且富于想象力，器表有典型的黑皮玉器所特具的金属点，每一个人都被这件黑皮太阳神的神韵所震慑。这样一件大器重器，充分反映了我们祖先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风采最能创造最会生活的天才，在这样的人类瑰宝面前，我们只有顶礼膜拜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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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度漂移

    西晋皇甫谧著《帝王世纪》，是专述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史记》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据《帝王世紀》载：“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為少典婦，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以火得王，故號炎帝。初都陳，又徒魯。又曰魁隗氏、連山氏、列山氏。”

请注意炎帝的形象，为“人身牛首”，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太阳神的形象基本一致。牛首，当然有角，而且是双角，牛角应该弯曲的，这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石器时代的太阳神太相象了！不管这个形象是炎帝部落的图腾还是接近炎帝本人的长相抑或是他所佩戴的面具，这类在文博界和收藏界熟知的形象应该是炎帝或者炎帝族的真实写照。炎帝是“以火得王”，也就是说，他在当时，是以善于利用火的一位能人，因火的利用而受到爱戴成为部落的首领。炎帝又称赤帝，号烈山氏，这都是和“火”有关的称号，而在石器时代，最容易引起森林大火的是自然界的太阳，对原始人类最具威力和杀伤力的也是自然界的太阳，因此把炎帝这位善于用火的领袖比作太阳是最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事实上，在古籍记载中，炎帝也是我国传说中的太阳神。古籍《拾遺記》就记载了：“炎帝神农筑圆丘以祀朝日。”这是把炎帝和太阳相提并论的一个注脚。这样的一位传说中的英雄，他因火而被崇拜，因火而被颂扬，因火而被雕像，他的形象在石器时代被雕塑成牛首人身像就应该是十分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种雕像有大有小，小不盈掌，显然是祭祀时佩戴所需；大如真人，显然是祭祀时崇拜所用。这就为我们留下了不同大小的太阳神像，供我们研究和探讨。

 

    我们在此并不开展学术研究和探索，博客作此探讨，显然会使人厌烦，我们在这里不过是讲述收藏黑皮玉器的风云，只是想告诉读者，黑皮玉器的确值得我们去研究，它不应该还遗留在荒山野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应该从人类的童年中走出来，在共和国的考古中刻下沉重的铭记，使我们祖先的辉煌成为我们乃至全人类永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