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初上红山网的朋友提供一个快捷方式

妙难思

(1)              白玉

白玉的颜色由白到微带灰绿、淡青、褐黄、肉红或紫灰等色调,指各种以白色为主的软玉，质地细腻或在细以上，糖色小于30%。多种多样,即使同一条矿脉,也不尽相同,叫法上也名目繁多,有雪花白,石蜡白,鱼肚白,梨花白,月白等.白玉是和阗玉中特有的高档玉石,世界各地的软玉中白玉较为少见。白玉子玉是白玉中的上等材料，色越白越好.光滑如卵的纯白玉子叫"光白子",质量特别好.有的白玉子经氧化表面带有一定颜色,秋梨色叫"秋梨子",虎皮色叫"虎皮子",枣色叫"枣皮子".都是和阗玉名贵品种.

  羊脂玉: 表示优质白玉，其颜色呈脂白色或比较白，可稍泛淡青色、乳黄色等，质地细腻滋润，油脂性好，质地细腻,"白如截脂.”羊脂玉因色似凝练羊脂,故名。可有少量石花等杂质。滋蕴光润,给人一种刚中见柔的感觉.这是白玉中最好的品种。

(2)              青白玉

青白玉以白色为基调,在白玉中隐隐闪绿、闪青、闪灰等，常见有葱白、粉青、灰白等,属于白玉与青玉的过渡品种,和阗玉中较为常见。

(3)              青玉

青玉有淡青色到深青色，颜色的种类很多，古籍记载有虾子青、鼻涕青、蟹壳青、竹叶青等等。现代以颜色深浅不同，也有淡青、深青、碧青，灰青、深灰青等等之分。和阗玉中青玉最多，常见大块者。近年，见有一种翠青玉，呈淡绿色，色嫩，质细腻，是较好的品种。

(4)              黄玉

黄玉由淡黄到米黄色,绿黄色、有栗黄、秋葵黄、黄花黄、鸡蛋黄等色。黄玉比较少见，质优者不次于羊脂玉。古代玉器中有用黄玉琢成的珍品，如清代乾隆年间琢制的黄玉三羊樽，黄玉异兽形瓶，黄玉佛手等.

(5)              墨玉

墨玉由墨色到淡黑色，其墨色多为云雾状条带状等。工艺名称繁多，有乌云片、淡墨光、金貂须、美人须等。在整块料中，墨的程度强弱不同，深淡分布不均，多见于与青玉、白玉过渡。一般有全墨，聚墨、点墨之分。聚黑指青玉或白玉中墨较聚集，可用作俏色。点墨则分散成点，影响使用。墨玉大都是小块的，其黑色皆因含较多的细微石墨鳞片所致。

(6)              糖玉：

由于原生或次生作用形成的，受氧化铁、锰质浸染呈红褐色、黄褐色、黑褐色等色调的软玉，当糖色部分＞85%时可以称为糖玉。但如果可以观察到原来的玉种也可以按原玉种名定名。

  (7)碧玉：

青绿、暗绿、墨绿色、绿黑色的软玉。分为两种，其一种产于酸性侵入岩体的接触带，较纯净细腻；另一种产于超基性岩体的接触带，杂质多，常含有黑色矿物包体。碧玉即使接近黑色，其薄片在强光下仍是深绿色。某些碧玉与青玉不易区分，一般色调偏深绿色的定为碧玉，色调偏青灰色的定为青玉。

妙难思

出土古玉的断代与保养

作者:咸荣明

玉入土年代越久此玉出土后越生，但也有区别。

    中国玉称为软玉，属角闪石石类，但角闪石石类大家族中还有透闪石、直闪石、蓝闪石、阳起石等，它们本身也有软硬之别，而这些角闪石石类大家族中的玉器又不同地入土于中国较潮湿而地势又较低的南方和出土于地势高而又干燥的北方。它们又入土于不同质量的墓穴，有的墓穴几百年上千年不倒塌，有的墓穴几年或几十年已墓毁墙倒，所以玉器在土中受侵蚀的程度不同，有的出土之玉看上去很生、年纪很老而实际上年纪不算太老。据以上所述我在此只能谈谈出土古玉生坑、熟坑断代的一般规律。在此我以北方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龙、龙形   和南方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为依据逐代推断。

红山文化时期， 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左右，距今已６０００多年左右。１９７１年出土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全身黑漆古，而且黑漆古成块如黑石，全身糟朽土吃不定，不见质地，透过强光此玉龙是否见质地我不知，此玉龙出土于质地干燥的内蒙古，入土５０００多年成此形。红山文化时期的龙形?全身受石灰沁已变相，全身糟朽土吃不定，局部带褐色土斑，不见质地，透过强光也不可能见质地。

良渚文化时期为公元前３３００—公元前２２５０年左右，距今已４０００多年，从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看?由于玉琮在土中受的色沁不同，所以良渚玉琮有不同的生坑情况?。早期玉琮受土沁质如黄色玉石、略带红色土斑，中期玉琮受石灰沁全身变相，糟朽较少，不见质地，透过强光在玉琮的边缘是否能看到玉质也不得而知。三代古玉公元前２００年—公元前２２１年，距今已二三千年，三代古玉粗看如石头，细审如玉石，全身土吃土斑比例大，有的浑身石灰沁、浑身黑滦古。

秦汉古玉公元前２２１年——２００年，至今二千年左右，秦汉古玉远看如玉石，近看有玉性，玉身有土吃比例小，全身有土斑比例大，有的是满斑。全身或局部黑漆古。

  两晋六朝古玉距今一千八百年左右，出土古玉已有玉相，有土吃土斑，也有少量玉皮出土，大部分有玉皮之古玉在玉皮处有开裂，全身或局部有较薄黑漆古。

  隋唐古玉距今一千多年，出土古玉一看便知是玉，无满斑，局部有土锈土魔，局部有较薄黑漆古。

  宋代古玉距今只有一千年，玉体上只有少量土斑和黑漆古。

  明代古玉距今五百多年，玉就是入土后出土已无多大变化。

  以上是看生坑、熟坑断代的一般规律，当然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要看此玉器是出土于地势低而又潮湿的南方还是出土于地势高而又干燥的北方。同样一块生熟的玉器，如玉器表面是黄土可能是汉代的，如是红土那可能就是隋唐了。收藏出土古玉者要知道出土古玉有八怕。

?一?怕油：出土古玉有异味之油如机油、柴油，生坑之玉不怕脸上汗油，因为生坑之玉表面还有熟。较熟之玉最好不要用玉擦脸上汗油，因为汗油会堵塞玉肌，不利于出土古玉吐灰恢复。

?二?怕腥：出土古玉靠人汗精气、盘烫发热使出土古玉新陈代谢，如出土古玉碰到有腥味之物玉会吸收，这样会影响玉的气味。

?三?怕污：出土古玉的本身玉的肌理有土中侵入的“污泥浊水”，靠人盘玩使玉吐灰，如再遇污泥浊水会延长盘玉，使玉恢复脱胎的时间?出土古玉中的污泥浊水已演变为微量元素不但不会给人带来不利反而会使人吸入本身缺少的某元素?。

?四?怕冷水：出土古玉靠人气汗水、靠盘玩摩擦发烫生热吐灰，如遇冷水玉肌会紧闭?，会影响土灰，会影响出土古玉恢复变熟复原脱胎。

?五?怕冰：出土古玉怕冷水更怕冰，冷水使出土古玉受伤，冰会使出土古玉受伤，使古玉玉质开裂，影响出土古玉的质量。

?六?怕火：出土古玉受土中自然地火蒸烧玉会变白，这是长期土中地火慢慢蒸烧而成的。如出土古玉遇明火玉会变白带黑，这会使古玉受伤，又给一块真正的出土古玉带来伪造地火的假成份。

?七?怕坠地：玉坠地要裂要碎，出土古玉生坑时玉质松，坠地更易碎，出土古玉难得，难得的出土古玉也最怕坠地。

?八?怕化学物；化学元素多种多样，地下土中的自然的固有的物质和化学元素可使出土古玉产生色沁，而市场上的化学晶会使玉腐烂、变色、变形和发生异味。

  以上是看出土古玉生坑、熟坑断代的一般规律，从总体上看还有看出土古玉刀工雕法纹饰器型断代的一般规律，看出土古玉色沁断代的一般规律，看出土古玉玉皮与土锈、土斑断代的一般规律，看“玉文化”断代的一般规律。

一壶居士

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

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係；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10/19 作者：王世民 发布时间：2006-11-07

云海

[em24][em27][em27][em27][em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