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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地理上，西辽河流域地处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区域，属于地球表面最为敏感的生态过渡带。其南侧的燕山山脉和西侧的大兴安岭山脉，分别构成了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以及我国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分界。就世界范围而言，这一地带属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这种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多种文化因素荟萃是本区近万年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并由此决定了这里成为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玉器时代”。而文献中记载，这个时代恰好是炎黄时代，多少年来，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史记载，然均无考古实证。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为古史中黄帝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在中国古史五帝传说的记载中，五帝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帝前期以黄帝为代表，其主要活动地域多在北方。黄帝率兵与炎帝作战的“熊、貔、貅、虎”等，一般以为是黄帝部族内以野兽为图腾的诸部落的名称，故有黄帝“号曰有熊氏”、“黄帝为有熊”。

易仁先生在《文明探源与发现》的研究方法值得重视，就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红山诸文化而言，一是要从文化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对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仔细梳理，找出社会发生质变性变化的阶段，作为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点；二是紧紧围绕文明起源这一主题有效开展古代历史文献与民间收藏结合研究工作，避免因考古出土资料的短缺而造成所得结论的偏颇。红山文化晚期虽已发现了牛河梁这样规模宏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但居址的发掘和研究却十分薄弱，至今尚未揭露一处完整的聚落，对红山文化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难以理清，成为制约本地区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瓶颈。因此，在未来的探源工程项目中，西辽河流域田野考古工作如果不紧密结合民间收藏和古代历史地理文献《山海经》去研究，恐怕很难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

易仁先生通过对东北新石器时期文化的梳理，结合近年来红山文化的研究，对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结合“三江口玉石器”和红山文化的收藏，对轩辕、颛顼、禹，等帝王活动的地区有了较为科学的定位。尝试了收藏紧密联系考古，考古注意发现于文献，初步实现了收藏—考古—文献相互佐证的目的，科学、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系列关键问题。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历史上举世罕见、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献。其中饱含着炎黄若干后代子孙的心血，凝聚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智慧与结晶。但十分可惜的是《山海经》这部巨著，自汉朝以来并没有被历代王朝所重视，最典型的就是被历代奉为权威性的《史记》所封杀。其主要原因是战国至秦的战乱，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将史前的文明书籍扫荡无存，其汉朝统治者距‘五帝’时期以成3000年远古。因此，汉代便将五帝时期的九洲搬到了汉朝统治的疆域，并以司马迁《史记》为正史蓝本传给后代。而恰恰《山海经》这部唯一的一部古代历史巨著却经历沧桑，虽已面目皆非但还是流传在世上，这部巨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信息至今无人能够破译，其原因是没有实物证实。历代后人正是如此，仍以《史记》为“正史”，这样，便彻底毁掉了《山海经》在历史研究中的相当重要地位。同时也埋没了5000年前后，“五帝”在北方活动辉煌而文明的历史，致使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北辕南辙”“李冠张戴”，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我们说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无论从时空和地域的古代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收藏的实物考证，大体脉络应该是内蒙南部东北大部分地区的西辽河流域查海新乐文化和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及辽宁朝阳牛河梁等[17]，这些东北红山诸文化所在区域都是孕育高度发展的仰韶和龙山时代文化的源头，是旧石器社会进入新石器，社会的早期智人发源地，以黄帝族为代表的智人最早从野蛮时代进人到文明时代。易仁先生结合多年红山文化的收藏和《山海经》研究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其中，重点是《山海经》与红山文化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了“肃慎定理”，和东北新石器晚期约5000年前后，五帝的活动，有一个“由北往南，自东向西”的运动和迁徙的过程的规律。以《山海经》中渤海为方位，推理出其中的“四海”、“昆仑之丘”、“冀州”等重要地理位置。通过民间收藏“三江口玉石器”与《山海经》：“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研究，发现并确认了轩辕、颛顼、女娲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实物证据。通过这些实物证据和考古资料及古代《山海经》的记载，终于揭开了几千年蒙在远古‘五帝’时期轩辕、颛顼黄帝在东北活动中心这块神秘的面纱，易仁先生这些观点，推翻并纠正了自汉代以来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的错误。这是对中国史前历史认识的一次“拨乱反正”，是目前对考古界史前文化研究和文明探源工程的“历史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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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事物发展和进化的规律，易仁先生认为：文明探源的标准既是在5000年前后，同一时空的不同地域内，哪个地方的玉器制作和玉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哪个地方就是史前中国文明的源头。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理解的。大家知道，人类的产生力的发展与石器密切相关。人类从直立人开始，经历了漫长的近二百万年的旧石器生活，期间，经过漫长的旧石器生活和简单重复的劳动，终于创造了智人。但进入新石器仅仅一万年左右，就迅速发展为现今的状态，这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1000左右玉石器的加工与制作。由于玉石器的硬度决定了其制作的难度，而细细、复杂的制作过程又直接表现为人类手与脑灵活的配合。又由于在制作过程中的工艺改进生产力迅速提高，形制变化不断启发人类的思想，因此它的加工和制作过程直接促进人类的智力开发。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红山古玉大约在8000年前后就有玉石器的制作，从8000年—5000年，经历了3000多年玉石器的制作，所制作的玉石器不仅仅是制作能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玉石器的加工与制作，还伴随着人类思想、文化、艺术的进步，以及宗教、礼仪、民族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玉石文化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族传统，都与5000多年来的玉石器文化密切相连、息息相关。因此，不能简单一味按照外国的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我们说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标志应该从“玉石时代”开始研究，应该把红山文化定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在这个问题上易仁先生勇于探索勇于发现的精神和他在《文明探源与发现》一书中的科学论断，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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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惊世人 "五帝"神像现身辽宁博物馆

2006年5月24日 10:32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辽宁民间收藏东北玉石器展”中，11尊石人头像引起人们极大兴趣，更引来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5月22日，该展览举办单位“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鲁波先生，向记者透露了该研究会多年研究的惊人成果：传说中的“五帝”，就曾经在辽西生活！

　　“红山文化”惊世人

　　据鲁波介绍，1906年，一名日本学者在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等地考古，在赤峰红山后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60余处，1914年，他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1922年，两名法国学者来到西辽河地区进行调查，并在赤峰红山前一带古代遗址进行发掘；1930年，我国学者梁思永也曾对西辽河流域古文化遗迹进行调查，并著有《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一文，对该区域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

　　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滨田耕作主持下，发掘了赤峰红山后古文化遗址，并出版了《赤峰红山后》一书，初步把西辽河地区古文化遗存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1954年，我国著名学者尹达先生，把在赤峰红山后发现的以彩陶和细石器伴生为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第一次命名为“红山文化”。

　　日月龙蛇辨“五帝”

　　鲁波介绍说，这次展出的200余件展品，都是红山文化研究会会员多年收藏的藏品。其中，来自“三江口”的11尊“人面蛇身”女娲、轩辕、颛顼等石神像，引起广大观众和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看了这个展览很震惊。这批展品和红山文化有很大关系，也有很大不同。即辽宁学者、专家和收藏家们提出了新的命题‘三江口文化’。”

　　他面对11尊神像中的“颛顼”石人像说：“这尊神像无论从造型到做工，都给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一种新感觉。古人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形象结合为一个类似于人头的造型，辽宁收藏家称其为‘五帝’形象，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一造型不仅表现了蛇、龙形象，还有上部太阳、下部月亮的标志，有对自然日、

　　月的崇拜，也有对祖先蛇、龙联体的崇拜，并与人类繁衍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祖先从原始走向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汪遵国先生观后说道：“这么多玉石神像，应该和‘五帝’活动场所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明古代传说是有依据的，另一方面为历史资料提供了实物佐证。”

　　《山海经》记载“五帝”

　　据介绍，中国古代巨著《山海经》、《禹贡》等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五帝”时期轩辕、颛顼、帝喾、尧、舜等主要帝王的聚落、活动中心地理位置。

　　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对传说中的女娲、西王母、凤凰等神话人物、动物，通过考古、收藏，结合文献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山海经》中“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记载，应为轩辕、颛顼、女娲等主要帝王的描绘；通过对“三江口”的考察，他发现并确认了轩辕、颛顼、女娲在东北地区活动的实物，因为这11尊石人头像，都具备“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特点。

　　“五帝”生活在辽西

　　据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介绍，根据辽西古文化考古成果，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概括为“古文化———古城———古国”：“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西辽河地区已经开始了氏族向国家的转变；距今约5000年前，红山文化便率先跨入了“古国”阶段。

　　童明康在《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苏秉琪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中写道：北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过去我们对北方的认识太少了，对北方地区的重要性认识得太不够了。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说是我国的考古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

　　苏秉琪先生在《论西辽河古文化》中认为：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传说中的“五帝”早期活动，大约就在这里。钟灵毓秀“三江口”

　　据辽宁红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介绍，11尊石人头像藏品，均来自西辽河中下游的“三江口”地带。当地地处西辽河、东辽河、招苏台河汇合处。西辽河是辽河的正源，其上游为两条水源：发祥于内蒙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西拉木伦河；发祥于河北平泉光头山的老哈河。西辽河主要支流，北有查干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黑哈尔河、新开河；南有教来河等。

　　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考古研究员傅仁义先生，曾两次与红山文化研究会考察组一道，去辽、吉、蒙交界的“三江口”地区田野考察，发现内蒙库伦、科左后旗等地，都有丰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他们相信，“三江口”地区，将来定会成为新石器文化考古胜地。

 

炎帝是红山文化女神庙的主角：炎文化、舜文化、商文化、蜀文化

在中国状若繁星的众多先夏文化遗存里，红山文化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山文化发祥地位于我国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以及相邻的内蒙古地区，其文化影响则遍布亚洲东北部。红山文化及其早期文化（兴隆洼文化）的历史存续时间，约在5000年前至8000年前，实际上该文化的源头可能更久远。

其中，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与河北省、内蒙古相邻）的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它是在1981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重要的线索。特别是那些由巨大的金字塔式建筑、结构复杂的女神庙建筑和庞大的积石冢建筑群所组成的规模壮观的建筑遗址，揭示了早在夏商之前（笔者建议使用“先夏时期”这一准确的学术名词），中国就已经有一套健全的类似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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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观点2006年8月16日 14点21分   来源：东方早报（非定论）：

　　赤峰学者：红山与先商渊源有据可证

　　内蒙古赤峰学院历史系主任徐子峰认为，1970年代赤峰市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龙及商后期玉龙在形制上的相似与相近，不是偶然的巧合；红山文化积石冢石棺墓出土的玉鸟作为红山先民鸟图腾崇拜的标志，与商族的鸟崇拜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红山文化积石冢、石棺墓这种以石为载体的埋葬习俗在先商文化的腹地亦有发现。

　　因此，红山文化与先商文明的渊源关系线索清晰，有据可证。

　　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领军人物、辽宁省文化厅原厅长郭大顺在研讨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红山学，认为红山文化考古发现比较多，但是对其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待以建立学科的方式加强相关研究。

　　考古权威：红山与先商不能直接衔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对此表示：所谓文明起源，应该要对一个国家以后的发展产生根本影响，所以今天应采用一种回视的眼光，从现在看过去，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他本人还是比较赞同以往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源自黄河流域，而不是红山地区。“汉唐时代，牛河梁地区还是荒蛮之地。如果说在文明史上是牛河梁地区影响了黄河流域，那为什么后来成了蛮荒之地？我们必须从逻辑上、时光隧道上去推导。”

　　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段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昨天就相关观点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是一种时代较早的史前文化，从时间上来看，它与距今3000多年的先商文化还不能直接衔接上。从该文化区域考古出土的文物看，其与后来所说的商文化有间接联系是肯定的，但因为商文化的起源很复杂，殷墟只是商文化的一个集中代表，还不能作为其完全代表，所以，虽然红山文化与殷墟出土文物的关联有据可寻，但其与商文化是否有直接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上海东方早报记者昨天从赤峰市文化局局长于建设处了解到，自“红山文化”的概念提出以来，当地旅游人口已从十年前的不到百万增加到了今天的将近千万，所以尽管学界的争议还在进行，“红山学”的建立看来在当地还是众望所归。

　　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分布于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河北桑干河流域一带。其遗址中出土的玉龙、陶凤系同时期考古遗存中最明确的龙凤形象。

日前，在内蒙古赤峰市举行的首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中、美、以色列等国的30位历史和考古学专家对以牛河梁女神庙为中心遗址的红山文化的讨论，再次将中华文明起源多元化的话题推向了前沿。

多年来，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只见于古籍记载，均无考古实证。近年，红山文化考古玉雕熊龙的发现，为古籍中包括黄帝祖籍在内的有关传说提供了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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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山海经》部分内容记述了红山文化

    新华网呼和浩特８月１３日专电（记者勿日汗、李惠子）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在日前召开的首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提出，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撰写集成的古书《山海经》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篇记述的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

《山海经》是一部后人记述先人记忆的著作，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到国家形成之间古代先民对其生活状态及其环境的记忆遗留。这些关于先人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对研究史前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确定《山海经》之‘海’的准确地理方位，就能破译红山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了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雷广臻教授说。

雷广臻教授经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海”指的是渤海。由此推断《山海经》“海外西经”篇记述的就是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红山先民时期发生的物事。

雷广臻教授解释说，首先，“海”指渤海在古文献中是约定俗成的。其次，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即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渤海能形成这样的方位格局。其他，如黄海、东海、南海则不能构成这样的格局。第三，《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例如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是恐龙和鱼化石的重要产地，而《山海经》“海外西经”篇中记述着“发现有外形像鲤鱼，也可以叫作‘鲵’的鱼类化石‘龙鱼’”。又如《山海经》记述，“刑天与帝争神”（蚩尤与黄帝战争）在这一带发生，这与其他史书所记一致，即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山海经》又记述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这些事项在牛河梁遗址都已对上号。

据雷广臻教授推断，《山海经》“大荒西经”篇中的“大荒”指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围绕的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科尔沁沙地。因此，“大荒西经”篇记述的也应该是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

雷广臻教授介绍说，首先，红山文化主要遗址都是围绕科尔沁沙地分布的。远古先民对沙地的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就是对“大荒”的记忆。第二，《山海经》在展开“大荒西经”记述之初，首先说明“大荒”在“西北海之外”，如果“海”指渤海，那么“西北海之外”只能是“红山文化区”。“大荒”（科尔沁沙地）与红山先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实际发生过的关系以传说的形式保留在《山海经》一类的古文献中。（完）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辽宁频道９月２９日消息（新华社记者魏运亨）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日前向记者披露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红山文化用玉“通神”源于古人对“心”功能的原始认识。

 红山人对肚脐感到神秘

    多年来，全国各地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数量多，品种丰富，雕琢精美。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个玉器时代。”在红山文化遗址积石冢中,唯玉为葬、唯玉为礼是普遍现象。那么，从根源上说，古人为什么选择玉作为通神工具呢？雷广臻教授从哲学、中医学、考古学、人体解剖学、古玉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并认为：红山文化用玉“通神”源于人们对“心”功能的原始认识。

    雷广臻教授认为，红山人直观地认识身体器官的功能。比如，捂上眼睛、睁开眼睛，知道眼睛是看东西的。依据同样的直观体验，知道耳朵是听觉器官，嘴巴能说话、吃东西、辅助呼吸，鼻子用于嗅和呼吸……也知道了排泄器官等等。但有一个器官则令红山人百思不得其解，并且找不到直接的功能和用途，那便是肚脐。肚脐一般位于髂前上棘水平的腹部正中线上，它通常是一个小凹陷或是一个小突出。肚脐在中医学中称为“神阙”， 意指神气通行的门户，始见于《黄帝内经》。“神阙”是人体的黄金点，是生命的纽带

    雷广臻教授认为：红山人对肚脐感到神秘，而且要揭开肚脐的秘密。

    红山人认为：肚脐可能是既通“心”又通 “神”的器官

    雷广臻说，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第２１号墓中，５０００多年前的红山人在一个死者的肚脐处放置了一个玉琮。这个玉琮和它所放置的位置，反映了红山先民对肚脐（“神阙”）的认识。在肚脐处放上一个玉琮，是希望由它承接生死、人神。

    雷广臻强调：中国哲学史、中医学继承了红山人对 “心”功能的认识。

雷广臻说，古人用象形法造了一个“心”字。这个 “心”字形象地说明了古人对“心”功能的认识：孕妇怀着胎儿，胎儿连着脐带，这个器官里有一个“心”,它思它想它做梦,所有“神灵”的事情都与它相关。还有，《说文解字》解“心”为“土藏在身之中”，正是人死之后，由土掩埋“心”之意境。（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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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为儒家思想找到根据　　王军 姚剑锋

　　据新华社沈阳6月16日电（记者王军姚剑锋）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最新一次考古发掘中找到“根源”。红山文化历史考古发现，那个时代的社会成员已有等级之分，社会具备了“礼”的雏形。

　　据新华社沈阳6月16日电（记者王军姚剑锋）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有可能在红山文化最新一次考古发掘中找到“根源”。红山文化历史考古发现，那个时代的社会成员已有等级之分，社会具备了“礼”的雏形。

　　“这是已发现的有实证的中国最早的具备了‘礼制’雏形的社会群落，”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说，“玉器即是那个时代的礼器。”

　　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

炎帝是红山文化女神庙的主角：炎文化、舜文化、商文化、蜀文化

在中国状若繁星的众多先夏文化遗存里，红山文化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山文化发祥地位于我国河北省北部、辽宁省西部、山西省北部，以及相邻的内蒙古地区，其文化影响则遍布亚洲东北部。红山文化及其早期文化（兴隆洼文化）的历史存续时间，约在5000年前至8000年前，实际上该文化的源头可能更久远。

其中，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与河北省、内蒙古相邻）的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它是在1981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研究者一致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重要的线索。特别是那些由巨大的金字塔式建筑、结构复杂的女神庙建筑和庞大的积石冢建筑群所组成的规模壮观的建筑遗址，揭示了早在夏商之前（笔者建议使用“先夏时期”这一准确的学术名词），中国就已经有一套健全的类似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的远古记忆里，先夏时期曾经活跃过许多著名的部落族群，以及他们各自卓越的领袖，例如燧人氏、有巢氏、天皇、地皇、人皇，伏羲（太昊）、女娲、炎帝（赤帝、神农）、黄帝（轩辕、有熊）、蚩尤、夸父，少昊、颛顼、帝喾、帝俊，帝尧、帝舜、帝禹、后稷，以及九黎、三苗、防风，等等。

那么，红山文化的创造者，究竟是我国先夏时期的哪一个族群？牛河梁女神庙的主角又是哪一位先夏时期的帝王呢？对此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提供的答案有地母神、自然神、图腾神、祖先神（黄帝、女娲、女娃、女魃），等等。笔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创造红山文化的族群可能是炎帝族，女神庙塑像的主角则是炎帝。

一 、远古部落沿山脉分布

种种现象表明，远古人类的迁徙路线，往往沿着山脉和水系（包括水源地）行走，从而形成远古部落沿山脉和水系分布的特点。这是因为，山脉和水系可以提供食物和水，山脉和水系的特殊景观可以作为路标，而且也相对安全便利。

事实上，帝禹时代的国土资源考察地理文献《五藏山经》，就是把华夏大地分成26条山脉来进行记述的；而且，每一条山脉都有当地居民供奉的若干山神，通常为1至3个山神。详情可参阅全彩绘《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具体来说，红山文化的分布，正是沿着阴山山脉、燕山山脉、努鲁儿虎山脉（包括大马群山脉、七老图山脉、恒山山脉、太行山山脉），以及桑乾河流域、洋河流域、潮白河流域、滦河流域、辽河流域分布的。值得注意的是，远在旧石器时代（1万年前至50万年前），燕山山脉和桑乾河流域，就栖息着周口店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和阳原桑乾河流域的古人类。

二 、炎黄古战场在红山文化区域内

在中华民族远古记忆里，最早最惨烈的战争是炎帝族与黄帝族的战争，而主战场就发生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具体来说就是太行山山脉北部的桑乾河流域和燕山山脉一带，即今日河北省的涿鹿与北京市的延庆一线。众所周知，在远古记忆里，包括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它们也是一种信息载体，参阅《追寻远古的信息》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有关战争（特别是旷日持久的战争）的记忆是比较准确的。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炎黄战争时期和炎黄战争之前，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势力范围应该是分别在古战场两侧。准确说，黄帝族居住在黄河河套至秦岭的广大地区（包括黄河中游至泾水流域、洛水流域和渭水流域），炎帝族则居住在桑乾河流域及其以东的燕山山脉、努鲁儿虎山脉的广大地区，而这一地区正是红山文化的发祥地。据此可知，红山文化的创造者，也正是炎帝部落联盟及其后裔。有关炎帝族和黄帝族居住地的讨论，可参阅笔者《姬水、姜水何处寻》、《牛郎织女隔河望，炎黄恋战七千年》、《河套：中华民族的文明摇篮》等论文。

三 、炎帝之“炎”

炎帝为什么以“炎”命名？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炎帝族最早使用火，并且掌握了控制烟的技术，从而避免了在使用火的过程中，遭受一氧化碳中毒的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众多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周口店北京猿人最早使用火，周口店山顶洞人长期在洞内使用火。显然，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技术。有趣的是，“炎”字的形象是要使火焰向上升，而“炎”与“烟”又同音（在古文字里，同音字的本义是相通的或相近的）。因此，炎帝族的名称，应该与使用火和掌握排烟技术有关。或许，炎帝族原本亦可名叫“烟帝”（烟火的烟，不是烟草的烟）。

火的用途除了照明、取暖、炊饮、捕猎、烧陶（包括制造颜料）之外，它还是一种符号（人类这种动物能够战胜其它动物的标志性符号），而且也可用于放火烧山、开辟农田。因此，之所以是炎帝发明农业，与炎帝族掌握火的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周口店位于燕山山脉，属于红山文化区域。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山顶洞人是红山文化的直系祖先，也是炎帝族的直系祖先。详情可参阅笔者《炎帝从山顶洞走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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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赤帝之“赤”

炎帝又名赤帝，赤即红色。为什么这个族群要以“赤”为名呢？笔者认为，赤帝之“赤”，与黄帝之“黄”，都是取自居住地的大地颜色。黄帝族居住在黄土高原，崇尚黄色；炎帝族居住在赤山、红山地区，崇尚赤色。
事实上，红山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正是燕山山脉以北，七老图山脉和努鲁儿虎山脉之间的赤峰市和红山一带，这里的山脉岩石（以花岗岩为主）由于富含红色矿物质（氧化铁），因此具有明显的红色调。由此可见，炎帝又名赤帝，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认为，炎帝族是创造红山文化的主角。

五 、女娃之“娃”

据《述异记》，精卫与海燕结合生子，一雌一雄，一名“鸟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在东海精卫誓水处，因曾扇于此川，故誓不饮此水。至今湖南仍然流传“紫盖峰”传说，称精卫为神农求还魂草被害，填海复仇等，并得到道教神仙指引、搭救和鼓励。陕西和河南方城也有此类神话流传。

根据《山海经·五藏山经》北次三经的记载，炎帝最著名的后裔是“少女女娃”，女娃的主要事迹是“溺海而亡”。笔者在全彩绘《经典图读山海经》（绘图作品包括42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以及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组画数十幅，山海经神异图国画百幅，水彩画插图600余幅，《五藏山经方位图》、《禹贡九州图》、《海经13篇方位图》）一书中，根据符号学、信息传输学原理对女娃事迹进行的解读如下：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饺。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漳水在安阳殷墟以北的地方向东流入黄河，漳水的上游有两个支流，分别称之为清漳水和浊漳水，发鸠山当在此地不远。
《山海经》全书中，只有《北山经》、《大荒西经》和《海内经》提及炎帝，但是都没有直接记述炎帝的事迹，而只是记述炎帝后裔的故事；此外，《中山经》记述的帝女名曰女尸，以及帝女之桑的故事，她们可能也是炎帝后裔。

在华夏民族的古老记忆里，炎帝有三种身份。其一是南方兼夏季之帝，又称赤帝，《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时则训》：“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二是神农，即农作物和草药的发明者。其三是与黄帝争夺天下的部落联盟首领，即此处的炎帝及其少女女娃。
在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比今日低数十米到上百米，我国渤海的全部以及黄海、东海的大陆架均为陆地。所谓“女娃游于东海”，即炎帝族的一支嫡系部落向东部拓疆，迁徙到当时的海边居住。所谓“溺而不返”，是说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女娃部落遭到灭顶之灾。所谓“故为精卫”云云，是说女娃部落的幸存者退到太行山脉居住，她们装扮成精卫鸟，举行巫术仪式，将太行山的木石象征地投入东海，以期将海水堙平，恢复往日的美好家园。事实上，炎帝族与黄帝族的长期战争和冲突，正是在上述海侵事件导致的生存地域减缩的大环境变迁的基础上展开的。

笔者在《日本人是炎帝的后代吗》一文中指出，女娃的“娃”字，象征的是一位掌握圭表的女首领，表明炎帝少女女娃是女性太阳神（日本人追溯自己的祖先，也是一位女性太阳神，她应该是女娃部落向东迁徙的后裔）。据此可知，炎帝原本也是一位女性太阳神（农业的发明，起源于女性采集植物类食物的活动；如果说炎帝发明了农业，那么发明农业时的炎帝应当也是女性的首领）。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供奉的主神，正是一位女性神。笔者认为，她就是炎帝族的女首领（通常也兼任首席女巫师）。
六 、神农之“农”

炎帝又名神农氏，相传是炎帝最早发明了农业。《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所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绎史》卷四引《周书》：“神农种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一般来说，远古人们发明农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食物问题。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都有可摘食的瓜果，发明农业的迫切性不强。寒带地区气候寒冷不适合植物生长，而气温低则有利于长期储存肉食，因此那里发明农业的迫切性也不高。沿海地区，鱼类食物丰富，土地盐碱，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沿湖地区，地势低洼，排水不畅，雨季洪水一发即成泽国，也不适于发展农业。高山峻岭地区，坡陡土薄，农业劳动投入多而收获少，在人口相对稀少的远古，人们不会首先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发展农业。

由于最初发明农业时，人们所能够制造和使用的工具，只有木器、石器、骨器，这就要求适合农耕的土地，应该首先选择那些土壤为沙质疏松的地方，与居住地又不太远的地方，不会被雨水淹没或冲毁的地方，面积比较大而又相对平整的地方。

发掘牛河梁女神庙的考古工作者都注意到，这一带的土质为沙质土壤，比较疏松，能够使用木器、骨器进行开垦。也就是说，这里具有发明农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在远古，华夏地区符合上述条件、适宜发明农业的地方很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能够保存当时的农耕活动遗迹的地方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凭着目前已发掘出土的农耕遗迹来确定远古农业的始发地，结论是会有缺陷的。

导致农业发明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农作物种子的来源。大体而言，一是人类的采集活动，筛选出了农作物的种子。二是风的传播，把远方的野生农作物的种子输送到正在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那里。三是某些动物的活动，传播了野生农作物的种子（不排除把另一个地方的农作物种子传播到其它地方），《拾遗记》就记有：“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笔者在《老鼠和烈山氏（炎帝）共同发明了农业》一文中指出，老鼠在秋冬季节储存大量植物性食物的习性，客观上帮助人类对野生农作物品种进行了优化筛选。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初发明农业的地方，应该也是适于鼠类生存繁衍的地方，而红山文化区域的土质和气候环境正是适于鼠类生存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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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红山文化的猪与龙

红山文化有着鲜明的龙崇拜，例如兴隆洼的摆石龙（猪首），赵宝沟的陶尊上的猪龙、鹿龙、鸟龙，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等等。有趣的是，农的繁体字为上“曲”下“辰”，辰为龙，农与龙发音相近。与此同时，在渤海地区的民间故事里，渤海的形成与猪八戒（原型为猪神）有关，表明猪崇拜与水资源有关（进行农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要能够保护农作物不被野猪等动物糟践，这也是猪崇拜的原因之一）。此外，龙崇拜也与照明有关，而照明器具则源于火把的改进，参阅笔者《龙的原形是娃娃鱼：灯的起源与龙的灭绝》一文。

八 、红山文化失落的原因

灿烂的红山文化在5000年前嘎然而止，创造红山文化的族群突然消失了，他们为什么离开故土？他们到哪里去了？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迫使该族群迁徙，二是该族群（被认为是女魃）南下帮助黄帝战胜蚩尤后，没有返回故土。

笔者认为，如果创造红山文化的主角是炎帝族，那么红山文化的嘎然而止，应该就与炎黄之战有关，当然导致炎黄之战的原因包括自然环境的某种变化。也就是说，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炎帝族与黄帝族发生了长期冲突和战争，最终是黄帝族获胜，炎帝族一部分融入黄帝族，一部分被迫向东方和南方迁徙。

黄帝族能够战胜炎帝族的原因，可能涉及如下几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利于黄帝族的生存方式；二是黄帝族比炎帝族率先进入父系社会；三是黄帝族率先发明金属器具（相传黄帝最早铸造铜鼎），而炎帝族仍然停留在玉石器和木器、骨器阶段。

九 、炎帝的后裔与红山文化的后续文化：舜文化、商文化、蜀文化
全彩绘《经典图读山海经》（文字王红旗，绘图孙晓琴）一书收有“炎帝部落图”（丙烯画80×110厘米），笔者的文字解释如下：

炎帝部落图是根据《山海经》记述的有关炎帝及其后裔故事而创作的，属于山海经人文景观艺术组画系列作品。

《北山经》北次三经：“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饺。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中山经》中次七经：“又东二百里，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此处帝女，即炎帝之女。

《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在古史传说里，祝融既为炎帝后裔，亦为黄帝后裔。

《大荒西经》：“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 ，灵 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 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炎帝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民族之一，其功绩主要为发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发现草药，因此又号称神农。《绎史》卷五引《新书》云：“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此后，炎黄两族融合为一族，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族群。

相传黄帝后裔有二十五子，对比之下炎帝后裔明显少于黄帝后裔，笔者认为这与黄帝族率先进入父系社会有关，因此炎帝族与黄帝族通婚后的子孙多半都归入黄帝后裔。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殷商文化与红山文化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例如殷商文化出土的玉雕龙就与红山文化玉雕龙如出一辙。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由于殷商族的先祖是帝俊，而帝俊的事迹在《山海经》里往往与帝舜的事迹相互重合（《山海经·大荒四经》即殷商时代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文献，参阅《经典图读山海经》一书的有关内容），因此红山文化有可能与舜文化相关，而舜的族源亦可能出自炎帝。

众所周知，在先夏史的众帝中，唯独舜的族源很模糊。相传舜的父亲名叫“瞽叟”，意思是耳聋的老头，显然这不是舜的真正族源。有趣的是，我国古代有两个传说都称舜的族源是“鸡”（即以鸡为图腾的族群，鸡的原型为凤，参阅笔者《鸡年应该恢复原名为凤年》一文）。
《拾遗记》称帝尧时远方异国献重明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膈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淮南子·修务篇》云：“舜二瞳子，是谓重明”，袁珂先生认为重明鸟与舜之神话有关，笔者认为舜的双睛与使用窥管捕猎有关。

舜出生前瞽叟梦见鸡，《法苑珠林》卷四引刘向《孝子传》称：“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口衔米以哺己，言鸡为子孙。视之，如凤凰。黄帝《梦书》言之，此子孙当有贵者。”

据此可知，舜的图腾为鸟类（帝俊的图腾亦为鸟，殷商的先祖为鸟图腾），而炎帝少女女娃亦化为精卫鸟，即以鸟类为图腾，也就是说舜典族源可以追溯到炎帝少女女娃。在古史传说中，舜的生存能力，一是农业，二是制陶，三是狩猎，这与红山文化的生存方式是相同的，也是炎帝族的主要生存手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山文化的创造者非炎帝族莫属，牛河梁女神庙的主角正是炎帝族的女首领，中华民族的先祖炎帝至少生存在5000年前（可以追溯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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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炎帝的其它资料：

1 、《淮南子·时则训》称：“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淮南子》这里所说的赤帝、祝融属于管辖南方之神，不能简单地解读为炎帝族的活动区域。因此，汉代学者的这种说法，并不能确定炎帝族就一定是发祥在南方，而没有发生过部落远距离迁徙的事情。

2 、炎帝的都城地

《纲鉴易知录》称：“（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都陈，迁于曲阜。”陈，位于今日河南省淮阳一带；曲阜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孔子的老家。

3 、炎帝的墓葬地
《路史》：“（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炎帝陵，又称天子坟，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原名酃县，南宋时由茶陵分置）塘田乡炎陵村太和山前；当地属于罗霄山山脉，有米水发源。炎帝陵始建于何时不详，根据史书有关记载当不晚于五代前。相传宋太祖登极，遍访古陵不见，忽梦一神指点，才于茶乡觅得炎帝陵，并于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在陵前建庙，此后清代康熙、道光年间均立过墓碑。

4 、炎帝与黄帝的交战地

炎黄之战的古战场，涿鹿，延庆。

5 、炎帝的农耕地（包括采药地）

《管子·轻重篇》说：“神农作种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神农架地区盛传炎帝采药的故事。

湖湘一带的炎帝传说，称嘉禾县得名与炎帝教耕种禾有关，“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赤松子为神农氏的雨师，湖南与赤松子有关的地名，如浏阳有赤松山，华容有赤松子亭等。或可表明赤松子一族随同炎帝部落南迁湖南，当时人们已重视气象与农业的关系。

6 、炎帝的出生地

宝鸡市南有常羊山，《春秋纬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农。”安登为有峤氏女。

20世纪90年代初，宝鸡市政府投资七百余万元，在原河滨公园内易地重建炎帝祖祠，原河滨公园遂更名为炎帝园。新建炎帝祠，殿宇高耸，遥对天台，占地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建筑物采用秦汉风格，殿、亭、廊、桥、栏等均精雕细琢而成，颇有王宫气魄。

作者： 帝禹山河图 发表于: 星期二 五月 17, 2005 2: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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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闪石玉是红山文化古玉器的主要玉质来源
    多年来，关于红山文化玉质来源问题一直没有被准确定位，国内外专家众说纷纭。

1、关于玉石产地之说法

我国史籍记载玉石产地很多，但大都记述不详。《山海经》中记载玉石产地有二百多处，但今人大都难以“对号入座。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录定玉有１７类，唯《山海经》所载“夷玉”（珣玗琪或医无闾玉）今可推定产地为辽宁省。《尔雅·释地》中也说：“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郭璞注：“医无闾，山名，今在辽东，珣玗琪，玉也。”）可见辽宁盛产美玉古今闻名，且能今古合一，按图索骥，足见辽宁盛产美玉之说不虚。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夏鼐先生认为：“岫岩正处朝鲜西北，其地山岭可能是太尉山余脉。”著名玉专家杨百达先生认为：“岫岩正处于朝鲜西北，所谓太尉山可能指岫岩一带山峦，其优质白玉即羊脂玉，与和田白玉无殊异，”这也基本符合辽宁所出闪石玉的情况。
    2、古今中外对红山文化古玉器玉质来源的认识

关于红山文化古玉器玉质来源及其产地，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明代宋应星称“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新疆和阗）”。许多外国学者只把和阗玉称为“中国玉”。

1938年，外国学者萨尔莫尼认为：红山文化古玉器来自前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1950年，有人不同意萨尔莫尼的说法，因为贝加尔湖产的闪石玉有黑点，和中国古玉对不上号。红山文化古玉器玉质来源到底在何处，一直是个谜。

台港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周述蓉、罗清华、张敬国认为辽宁宽甸产闪石玉：“颜色为青带有微黄色，呈半透光，蜡状光泽，主体呈淡绿灰色。形成于加里东期（507.5±35.7Ma），距今几百万年。”。
    过去，不少国内外专家认为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取材于新疆和阗玉和辽宁蛇纹石玉石（岫玉）。地质科学院闻广先生通过对查海、牛河梁、胡头沟等14处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并借助科学手段为依据，发现这些文化遗址中共出土玉器102件，其中闪石玉玉器78件， （另有两件残件除外），还涉及蛇纹石玉石、绿松石、玛瑙、水晶等玉石。闪石玉玉器所占比例为75%，而蛇纹石玉石所占比例尚不足20%。红山文化古玉器主要取材于闪石玉，现已成为考古界和玉石行业不争的事实。

新疆产的闪石玉和辽宁的闪石玉都是由闪石矿物组成，结构特征、物理性质基本相同，但形成的环境不同，存在不同的差别和特点：

1、辽宁闪石玉微量元素含铬(Cr)、钴(Co)、镍(Ni)，新疆和阗玉基本不含。

2、颜色差别。（1）新疆和阗有一定数量的白玉，辽宁闪石玉只在偶尔的局部发现过白玉，但质地不如新疆和阗玉。（2）新疆有黄玉，辽宁没有。（3）辽宁有黄白色玉，新疆和阗没有。据玉雕大师鲁克化介绍说：“现新疆卖的一些黄玉即用辽宁的黄白玉冒充”。（4）辽宁有质地上乘的绿色闪石玉，新疆没有。（5）辽宁、新疆都产青色闪石玉，辽宁产的玉色偏灰，而新疆的偏蓝。

3、河料玉（或子料玉）相比：新疆和阗闪石玉块小，风化外皮小于0.1厘米，而辽宁闪石玉块较大，风化外皮多大于1厘米。

辽宁闪石玉和新疆和阗玉有着明显的区分，这为我们澄清红山文化玉质来源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据科学考古发现：新疆和田玉从汉代才开始传入中原地区，这也为红山文化古玉器原料主要来至于辽宁闪石玉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目前，新疆不少专家、学者在网上已承认：红山文化古玉器原料主要来至于辽宁闪石玉，而并非新疆和田玉。

3．辽宁闪石玉的开发历史源远流长

1983年，辽宁省海城县小孤山古人类洞穴遗址中出土了3件玉制的砍斫器。其中一件较大的长7寸，高3.5寸，宽大头2.5寸，小头1寸。这件玉器呈深绿色，玉质细腻明亮，色泽和硬度与辽宁所产闪石玉相同。小孤山古人类遗址3件古玉器，制于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古玉器。这3件玉器的发现，说明辽宁闪石玉已在1万年前即被人类发现利用，为其后红山文化古玉器的制作提供了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