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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的 文 化

《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秦以前，国玺是以方寸金银制作的。“完璧归赵”中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后来为秦始皇所得，用以制皇印，成为秦至晋的传国宝；晋代以后，此宝失落了，但历代帝王仍用其他玉玺代替。古代封禅用的书文，刻在玉上，称之灾玉牒；外交使节用的信物，称为玉节。

　　古人贵玉，兼贵其声。所以古乐器有玉磬、玉笛、玉篁、玉箫。春秋时即开采的安徽灵璧玉，最早就是制作玉磬的。明清以后，玉器的制作有了重大发展，使用范围贯穿在上层人物的衣食住行之中：衣帽冠发有各种佩件、饰物；食盏、玉杯等；住有玉嵌璧饰、桌案饰等；车马轿也有种咱玉饰。至于玉瓶、花薰等桌几上的陈列品及玉如意、坠子等掌中玩物，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玉质致密坚硬，滑润光莹，古人将玉的特性加以人格化，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玉又是美丽、富贵、高尚、廉洁等一切精神美的象征，因而文人常用以比喻许多事物，使许多人、物、事、景为之增辉生色。如谢枋得《蚕妇吟》：“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称美女为玉人；牛峤《菩萨蛮》：“门外雪花飞，玉郎犹未归”，玉郎是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至于玉容、玉面、玉貌、玉手、玉体、玉肩等，都是古代文人用来赞美美发性肌肤和姿色的。白居易《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梁简文帝〈乌栖曲〉中“朱唇玉面灯前出”里的“玉容”、“玉面”，则是指代“玉女”了。此外，形容人的风致还有“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等。

　　 玉和金一样，是富贵的象征。“金玉满堂”极言财富之多。金枝玉叶，是皇族后裔的专称。玉楼、玉堂，均指华丽的宫殿和住宅，有时又指道观。道教中的玉皇大帝、玉虚仙境、玉宇，也都离不开一个“玉”字。玉与仙又挂上了钩。皎洁的月亮中有一团黑影，古人不知其奥秘，臆想出“月中何有，玉兔捣药”的故事。此后，旧时文人便常用“玉兔”一词指代月亮，既文雅又有神秘之感。

　　 玉，还是权力的象征。除了玉玺外，“金科玉律”用来指不可变更的法律。玉又是和平的象征，如“化干戈为玉帛“。助人成功也用”玉成“一词。至于玉色纯净，质地坚密，也常用它来比喻贞操、节义，如“守身如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并被广泛用来描写大自然的景色。风花雪月中，除只闻声不见其形的风外，后三者都常用玉来吟咏赞颂。槐树花素洁，便有“玉树”之称。一些纯白素雅的花，常在其名之前冠以“玉”字，如玉兰花、玉茗（白山茶花）等。以“玉龙”比喻漫天大雪，也颇为壮观。

 

我国玉文化渊源流长，史前至汉唐，多以玉雕件做礼器，如：琮、璜、硅、璧之类，佩饰非龙即凤，或瑞兽人物，往往打上了阶级烙印。时至宋代、由于社会的发展，玉的资源被大量开发，料原随之丰富，在两宋时期曾出现玉件复古、仿古之风。但科举吉祥物开始出现。宋代是我国科举最发达时代，一股醉心功名之人认为通过科举可以一举成名，成为高官，得到厚禄。于是歌颂功名的玉雕作品应运而生，并成为文人学士雅爱之物。像“鱼化龙”有鲤鱼跳龙门，“鸭子”有一甲一名，“仙鹤”有一品当朝，“莲花”有年年如意，“猴”有封侯。“马”有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芙蓉”有夫荣妻贵。各种不同的吉祥寓意，在当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民百姓，无不喜爱这类作品。宋代玉雕工艺，和书画风如出一脉，注重写实，不论大小件，均栩栩如生。尤其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比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概念式作品，也随之出现，显示夸张格调，使人有种俗气的感觉，此件以一块老山子料，雕琢成大小莲蓬并为一体，称之为“并蒂莲”，俚语云“启开芙蓉（莲花），莲莲（年年）并蒂”含夫妇终身相伴，白头偕老，寓意吉祥，在明清时代，多以玉石小件，作为礼品互赠为时尚。“并蒂莲”玉雕作品当时可能作为婚嫁信物，与“连理枝”有同样含意，亦当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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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玉器

有孔黄玉铲　大汶口文化玉饰。长17.8厘米，最宽处约7.2厘米，厚0.4厘米。淡黄色，磨制光滑。扁平长方形，顶部弧形，近顶部管钻一孔，三面有刃,正刃为凸弧形。制作精美，刃部使用痕迹不明显，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玉质生产工具已转变为装饰品。1959年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青玉笄　大汶口文化玉饰。长8.9厘米。磨制光滑，棱角分明。整体形状略似小矛，前锋锐利，两侧各刻一小缺口，尾端钝尖，断面为菱形。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遗物。1959年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藏山东省博物馆。

　　穿孔青玉铲　大汶口文化玉饰。长19.8厘米，宽9.1厘米，厚0.5厘米。玉质细腻，通体磨光。呈长方形，上端平整，两侧斜直，往下逐渐加宽，下部两面磨刃，刃呈弧形。四边较薄，靠近上端处有一圆透孔，可系绳佩带。1960年曲阜出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

　　饕餮纹玉锛　龙山文化玉雕礼器。长17.8厘米，刃宽4.9厘米，厚0.75厘米。玉质坚硬，青中泛黄，通体磨光。长方形，平顶，刃部稍宽，厚薄均匀，四面平整、光滑，楞角整齐，单面刃，微呈弧形。上部两面均为单线阴刻饕餮纹，线条纤细、流畅，刚劲有力。日照两城镇遗址采集，山东省博物馆收藏。

　　双孔黄玉铲　龙山文化玉雕。长9.7厘米，宽6厘米，厚0.7厘米。长方形，平顶，刃微斜，左上端有两圆孔。出土时附有带槽长条器，系同一块黄玉制成，可扣在玉铲顶部。1980年9月，临沂市罗庄镇湖西崖村出土，藏临沂市博物馆。

　　衍圣公府家藏先秦玉器　有琮、刀、璋、铲等，现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兹记述其中4件：

长玉琮　新石器时代玉雕。灰白色，整体为长方柱形，长38.2厘米，中宽5～6厘米。中空，两端内收成小圆口，口径6.3厘米。一端口稍残，有火灼痕迹。

玉刀　商代玉雕。通体光泽滑润，多为黑色，间有深灰色。长27.4厘米，宽3.2厘米，厚0.4厘米，呈长条扁宽形。上端有穿孔，下端一边有楞尖，一边抹角，抹角处磨出刀刃。

玉璋　商代玉雕。通体深灰色。长16.9厘米，宽9.2厘米，厚0.3厘米。分两段雕刻，上段为方形，下段稍宽。三面刀刃，漫圆刃角，形似玉铲。上下段分界处雕阴纹一周。上段中间雕一透穿孔，浮雕凸纹10条，方顶上有五道沟漕。

黄玉铲　周代玉雕。通体黄色。长10.2厘米，宽5.6厘米，厚0.3厘米。上窄下宽呈扁长方形。上端刻夔龙形，透雕不规则的3孔。花纹分两段，上段两面刻兽面纹，下段刻夔凤纹。下端磨制为铲刃，刃两角外伸。    龙凤冠人形青玉佩饰　商代玉雕。整体成片状，高7厘米，宽4厘米。色青微泛黄，质地坚硬。人形，头戴龙凤冠，右边龙首下曲与面部齐，左边凤曲颈仰首，龙身下曲与左臂相连。面部五官由阴线刻出，细颈，身着束腰连衣裙，两脚外撇，脚跟相连。两长袖下垂，袖口上卷。头顶凿一小孔，可系绳带。1960年泰安龙门口出土，泰安市博物馆收藏。

玉戚　商代玉雕礼器。高7.5厘米，背宽5.4厘米，刃宽6.8厘米，厚0.3厘米。斜刃斜背，两侧雕出扉棱，有大小两个穿孔。表面抛光，呈白色石灰沁，1966年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出土，藏山东省博物馆。

　　黄玉鱼鹰　西周玉雕。高3.6厘米，长5.1厘米，厚0.6厘米。色淡黄，呈空中飞翔姿态。两腿微缩，垂尾，转身，仰首，口衔小鱼。小鱼深赭色，呈挣扎状。鹰头凿有小穿孔，与黄玉鹅、碧玉兔、白玉蝉、白玉鸟、青玉雀等组成串饰。1979年济阳刘台子墓葬出土，济阳县博物馆收藏。

　　凤纹青玉匕　西周玉雕。长13.6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呈长方形，一端双面刃，刃口较薄。正反两面均阴线刻双凤图案。凤仰首翘尾，姿态优美。1980年济阳刘台子墓葬出土，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保管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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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璜　周代玉雕。两件，形制相同，其中一件残去一角。呈横弯弓形，长16.6厘米，宽5.3厘米，厚0.2厘米。两端雕夔龙头，各钻一圆透孔，中部满雕夔龙纹。1958年曲阜城东八宝山出土，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

　　玉璇玑　春秋时期玉雕。外径11厘米，孔径4.8厘米，厚0.8厘米。素面，扁圆形，圆孔。外周有4个机牙。随葬时置于棺内墓主胸部，或是装饰品，或具某种宗教意义。1978年春，沂水县刘家店子春秋墓出土，藏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鲁国故城东周墓出土战国玉翠器　有礼器及生活用器等。1977年出土，藏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兹记述其中7件(组)如下：

    兽面形黄玉带钩　长8.3厘米，宽6.8厘米。用整块黄玉雕成。钩部作兽头状，身作兽面形，椭圆形双眼较突出。用阴线刻出“S”、花形、菱形、冰、卷云等纹,圆形纽上饰菱形纹。

　　龙形白玉带钩　长19.7厘米。钩部作兽头形，尾部作龙首形，背部有圆形银钮。通体饰卷云、变形“S”、花形等纹。器身由9块白玉件组成，中有穿孔，以带贯穿。

青玉马　高5.7厘米，昂首竖耳，前胸突出，腿部肌肉清晰，四足立于方座之上。颈鬃突起，尾下垂并打结。

　　谷纹青玉佩饰　由玉璧、玉管、玉珠、夔龙等11件组成。玉璧1件，径5.2厘米，上有方孔，下有双龙形耳。玉珠2件，方形，有穿孔，高0.8厘米。玉管7件，其中鼓形玉管2，圆柱形玉管4，扁圆形玉管1，长3.3～4.9厘米，径1.3～1.5厘米，皆穿竖孔，扁圆玉管两侧有龙形耳。夔龙1件，长11厘米，宽4.3厘米，回首，拱背，卷尾，头顶有角，拱背处有圆孔可系绳。皆饰谷纹，有芽。

　　龙纹青玉璧　周径31厘米，孔径10.7厘米，厚0.6厘米。肉上纹饰分3层，由　纹相隔。内外两层饰双身龙纹，龙头呈兽面形，眼鼻突出，身躯细长弯曲。中层饰谷纹，有芽。正反面纹饰相同。玉质莹润，刻工精细，形体硕大，为早期玉璧珍品。

鼓形料珠　同墓出土9枚，属串饰。高2.8厘米，顶径1厘米，腹径2.5厘米，底径1.2厘米。鱼目青色，半透明，通体施白、赭、青、墨绿4种色彩，以星纹、十字纹及竖线等组成完整的图案。

　　球形料珠　同墓出土10枚，形制相同，属串饰。中穿孔。周径2.7厘米，孔径0.9厘米。深蓝色，玻璃质感强。球面饰白色螺旋纹，各螺旋纹间衬以褐色几何纹。

　　阳主庙祭祀玉器　战国时期玉雕礼器。青玉质，共8件。其中玉璧2件，直径分别为15.5、16.5厘米，孔径均4厘米，两面雕乳钉、云气纹样。玉圭2件，长分别为6、9.3厘米，宽分别为1.5、2.3厘米，素面，属战国晚期遗物。1975年8月，出土于烟台市芝罘岛阳主庙旧址后殿前一土坑中。分两组置于坑内，每组璧1，圭1，　2。既非墓葬，亦非窖藏，且排列有序，应是祭祀所用。据《史记》，秦汉时所祠八神，其中阳主祭地即在芝罘，秦始皇曾3次来此礼祭，这批玉器或与之有关。藏烟台市博物馆。

为妙难思再加一磅-------引自导游原地--小鱼耗子帖---又是一家有味道之言

一、红山玉器的成因前言

约出现在旧石器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至少有六千三百年之遥远，红山出土的大量玉器和系列墓葬群，说明了比五千年中华文明还要早的赤峰红山文化将一改我们对上古祖先的认识与追溯。而从红山玉器中体现出的卓越智慧与朴素的审美情趣，又是如此地丰润、深邃。当然期间也引出一些问题，待人们去解决   。

据专家鉴定，红山玉石的硬度约6.5级左右，属于比较硬的石质。在当时还处在石器时代没有金属加工的条件下，要制成如此精美光润的玉器，起难度是无法想象的，所耗费的工时更是难以估量的。

使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中，上古先民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制作了似乎看起来只有装饰作用的大量玉器，仅仅是为了当时的审美情操么？如果说玉石是特别的、神圣的，那么在遥远的亘古，玉石又有什么理由，先民们又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石视为尊贵和神灵之物呢？坚硬的玉石又为什么都被琢磨成各种各样的事物形态，多数还被琢成一个小孔，显然是用来佩挂的呢？既然是神圣之物，又为什么总是把玉器佩带在身上，而不是如神器般供奉起来呢？

 仅仅是为了“美”的创作和对“神”的偏爱，是不是太虚浮、太简单了，也把上古先民看得太艺术家化了。而大量玉器的制作也把神显得太多、太平庸、太苍白无力了。很显然这些解释都不会是先民们制作吐弃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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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专家们有关红山玉器的成因分析感到好笑，与其说是分析倒不如说是猜想。我为可能将误导大批研究者入其歧途的恶性后果深感忧虑。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家在考古求证方面所能运用的手段是多么地有限，所谓专家的知识面又是多么地狭隘。因此许多问题的答案只能让惯性思维等弄得一头雾水。而我作为长期从事《易》研究的人却有几点异于专家的怪谈乱论。目的只限于对学术界一贯的探讨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方式上做一些另类的尝试。由于客观原因，我所认识的也只局限于猜想。既然都是猜想那就把它猜得更不可思议一点，啼笑皆非一点。

 红山玉器的思索   

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力、生产资料的低下，我们的祖先无时不刻地处在生存危机的边缘。因此也决定了他们当时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为了生存、在生存，来开展日常生活活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围绕着改善严酷的生存环境，以便更好地生活、繁衍下去才能成立的。

那么，玉在最初带给人类的如果不是神的虚渺和美的范畴，则又是怎样的美妙东西呢？我认为玉在当时或更早被认为是可以用来治病强身的一种神奇的石头，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了具有一定意义的敬畏崇拜以及如红山玉器般朴素美的智慧的并发。

在上古社会的某一个时刻（也许是万年之前），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发现，用玉石拂擦身体可以使一些疾病得到很快的治愈。于是他们认为玉石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辟护人类，驱逐邪恶。人们纷纷将挖出的玉石敲打成简单的碎块留置身边，以便随时取用或就此起到驱病强身的功用。

这种行为在原始部落间广为流传，有些人在闲暇之时（或搁置身边日久）便拿出来摸玩，竟使粗劣的石头发出了脂润剔透的光泽，而玉石里的一些流动的纹路，看起来还有点象生活中的动物或自然现象，使玉石为拥有更为神奇的发展加上了理由。在随后的漫长发展中人们逐渐掌握了解玉、制玉、打磨、抛光等一系列加工过程。一些生活中的特定形态、影象被溶入到制玉过程当中，形成了所谓早期先民的朴素美学观。

对以红山先民来说，他们的首领肯定是尚玉的，或者首领本身就是个制玉人，他高超的技艺足以使他成为旁人无棵模仿的通神者而受到人们的追捧、崇拜。玉石也有形无形地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智慧与力量。

以我们现代的眼光看，玉器带给上古先民的实际功用主要有两点：

1.玉石纯粹的治病解毒驱邪强身的功效。

与中医针灸、按摩相提并论的刮痧都是传统的中医疗法，其渊源可上述名医扁鹊之几千年。随当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玉石的治病、防病功用也被揭示出来。已故世界著名台湾医学博士吕季儒先生经大量实践验证，取玉石或水牛角作刮痧板来刮拭身体治病强身，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中又以玉石做的刮痧板疗效显著，开创了现代刮痧新纪元。现代美容术更是把玉石制成可滚动的玉棒，用来按摩肌肤，达到活化细胞的作用。

玉石怎会有治病功能呢？

现代医学认为，玉石温润脂滑孕于深土之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从中医角度看玉石会聚五行之阴精，具有强大的阴离子能，当他贴近肌肤时能剔除、中和掉一些附在体表的阳离子病毒（病毒都呈阳离子反应），从而起到驱病强身的效果。所以经常用玉器刮拭身体可起到舒经活血，怯病驱毒的作用。从〈易学〉角度看玉石与人体五行都属土，俱是集天地八风气息于一身之物。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接近的或能相互沟通的能量场强，将玉佩戴于身上，便能增强人体体质，帮助人体抵抗邪风毒气的干扰、侵蚀，达到身强体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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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玉的原始加工过程，可大幅促进脑部进化。

在原始时期，玉石要制作成一定形状的玉器相当困难。一件玉器的制作完成，需要无数工时的手工作业和大脑思维的高度集中运作。而手指、手腕、手肘间大量精细的联合运动，是开发大脑功能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医经络学认为，手指是经络转折、转换、沟通的地方，手腕是手三阴三阳经原穴布居之位，手肘则是合穴布居之所，通过这些穴位的刺激，能大幅提升人体的器官功能，固本正源，使得大脑有机会充分地运作。不是说古人有意识地开发大脑，而是在制玉的无意识行为中通过心、手功能的协调运动，大大加速了大脑的进化过程。使制玉的人们体现出异常地智慧、聪明，从而创作出了一件又一件惊世骇俗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或许这也为人类最终的繁荣、昌盛，埋下了亘古的伏笔。当我们的祖先在面对死亡威胁、生存竞争压力所产生的焦虑时，表现出的是辛勤的劳动。劳动使我们得到了更为丰富的食物，使我们的大脑得到了史无前例地开发，人类采的以进入暂新的文明时代。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制玉感受中，红山先民们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灵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把单纯的石头赋予了无数个自然万物的美的化身。这也是人类趋向光明、自强、健康之本性使然。而玉石治病驱邪的模糊概念，更为玉的珍贵、神圣涂上了一层若隐若现的精光，从根本上肯定了玉的价值。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里，玉的意义也随之拓展，古人赋予玉石的意义更多地被传承下来，甚至得到了更为新颖的注解。也有一部分如治病健身的原始意义反尔被人们逐渐遗忘。这不仅与中华民族发达的有中医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还与玉石价值地位的抬升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红山墓葬群中可以发现，玉器的价值意义被不断地推高、深化，玉器成为区分尊贵、卑贱的阶级标识和权利的象征。人们甚至在死后都不会放弃曾今拥有过的权利玉与他们的主人同生共死相伴一生，这或许也是一种“天人合一”观的价值体现把。

积石冢之马蹄形玉器    

位于红山积石冢墓葬群的一个中心墓里，有个马蹄形中空的桶状玉器被安置在墓主的头顶上方。专家认为它可能是一件作为沟通天地人的祭祀器具。

很显然它是一件不同寻常的玉器，包括它的外形、工艺的难度、被安放的特殊位置，都说明了它有着更为深刻、丰富的意义或用途。

那么马蹄形玉器究竟有什么深意，代表着什么被放置在头顶的重要位置呢？如果我们用一种另类的方法去解答，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比如说《易学》，在《易》中玉石之质地可以“艮”卦表示，而中孔的马蹄形玉器之形状可以用“离”卦表示。当玉石被加工成马蹄形并中孔时，可以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归诸为“山火贲”卦。“贲”在《易学》里的解释是文明、文饰、太阳、炫美的、彩丽的…《周易.贲》曰：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程传》释曰：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毫无疑问马蹄形玉器因其加工的艰难性，使它成为当时审美的最高境界。也是古人认为走向文明“以教化天下”的标志，其充满神圣的意蕴成为阶级统治不可逾越的崇高器物。

如果我们接着来分析，则玉器之价值观为珍、为尊、为高，可以“乾”卦表示。置于头部，头又象徵“乾”卦，内象外象重之得大“乾”卦。包含首领、长者、统治、至尊无上象义。说明墓主在当时是族群的首领或最高长老。

 从其位与其质相结合组象看，则头为乾，石为艮，构成“山天大畜”卦，即蓄积天地无限能量的意思。暗示着玉石在本质上益气强身的通灵作用。

玉加工成器转化为“兑”象。与其位组象构成“泽天决”卦，为决断、决策之意，预示拥有者掌控的族群决策权。而这种权力的使用，往往是通过巫术活动，使器物与天地人相互沟通，产生灵感，作出决断。（与其质相组构成“泽山咸”卦，其意为相感互通）

那么，古人又为什么选择孔状形态来作为至尊图标呢？我认为这是古人崇尚男性生殖器的原因所在。正如山火贲卦，蕴积在地下的岩浆从山岩中喷勃而出的巨大力量所象徵的族群的壮大和赖以生生不熄的强大生命力、繁殖力。

另外贲卦互见“雷水解”卦。雷者，阳木也，棍也。水者，坎也，陷也。说明马蹄形玉器在使用时很可能中间的孔被陷进木棍，以做祭天权杖之用。总之，马蹄形玉器犹如皇冠一样代表着早期人类社会王权的皱形，它所传递的信息恰恰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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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龙形玉器之龙  

龙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图腾之一，在三千年前的中原地域一度广为流行，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精神之一。在红山出土的龙形玉器，则是现存发现最早的龙形图腾，被国内外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原文明起源的旧识，以至于我们对“龙”的认识必须要追述到六千年前的上古社会中去重新诠释、探讨。

要解答龙之迷，首先要知道龙的原形是什么？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都不存在真正的龙，上古先民所描述的龙是任何生物都不具备的。专家指出从红山文化的大量龙形玉器推测，龙是一个概念性的动物。它可以因诸多动物的特性转化成一定综合形态的虚拟性动物，即龙吸收了许多生物的特点，成为当时人们理想中的超级无敌之生物，是上古先民在恶劣生存环境里创造的超现实主义产物。

我认为，龙如果是一个概念性的象征生物，则红山文化中的龙形一定不是中华最古老的龙。这只能说明红山先民塑造的龙是有所继承和发展的。因为真正关于龙的诞生必然要有一个特定的原形才可能实现，这是事物进化的必然轨迹。很显然红山文化中的“龙文化”表现得太成熟、太完善了。红山先民不可能在早夕之间就完成由龙之原形到富含超现实主义的造型创作过程。那么，对于龙的起源要深入到六千年前甚至更早的原始社会中去探讨，就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原形。

在比较成熟的红山玉器里还存在着一个现象，即玉器形状都有实物作为原形来参照的。在那个原始、质朴的时期，根本谈不上创造一些没有实物存在的虚拟性事物。不仅不能而且毫无意义。因此，如果龙的起源可以在红山文化之前存在，那么我们的祖先所能创造的只能是自然界中既有的事物。它或从恐惧中来；或从敬畏中产生；或从羡慕中；或从惊奇、深刻的影象中真实、单纯地反映出事物直观的形态特征。

由此可知最早的龙之原形肯定存在于自然界，肯定真实地出现过人们眼前的实体。这些都不是如专家说的在肢零破碎地烩扎在一起后，由大脑思维超然地提炼出概念性、精粹性、虚拟性生物。

让我们在回过头来看看红山龙形玉器。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模式，各个龙形玉器都自有不同的造型。尤其是兽形脸龙形玉器，似乎源出于某些动物野兽的原形。说明在红山文化中对龙原形的理解十分自由、灵活，不在局限于俗成的造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真正早期的龙之原形恰恰被这些进化的意义所掩埋。或者说龙的脸部特征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主要的、显著的拟或是没有脸部形态特征的，从而给后来者留下增改、注解的空间。

红山龙形玉器也有许多共同点，如身体的相似形等，一般都呈细长形环屈成一个圆。一些龙形玉器的身上似乎还有脚爪、鳍翅之类的附属，与凶恶、狞狰的脸部相比，身体表现出的却是灵动、健美、祥顺的一面。它们更像是海洋中的巨鲸，展现的似乎就是优美腾越的姿态。这些都暗示着龙的产生并不是红山先民创造的，而更有可能从旷远的祖先或部落中继存过来，之后才开始自我的认识和于龙的注解。红山龙形玉器正如同红山文化一样，不过是中华文明反站的一条支脉，从她短暂的发展史看，最终还是溶入到中原早期文明里。所以仅从红山文化的龙形玉器，还是很难断定龙所代表的最早原形是什么。

反观中原文化，早在殷商之际龙的形态便被确立并一直流传至今。但龙的原形同样被湮灭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其中的原因，但至少说明对古人而言“龙”是个很难形容的东西，它的形状也必然是古怪、离奇的，这些都使得对龙的描述变为高深莫测、不可思议。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认为，龙有着施云布雨的本领。见首不见尾，无出而不在。《周易》描述曰：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曜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地下、天空、峡谷、田间，没有它不能到达的地方。它还常于野外交战，流出青黄交杂的血。

我想除了人之外（靠的是科技），再不会有任何地球生物能做到这些。因此龙的原形有最大的可能是自然界的某些现象。从它与云雨有着密切的关系来看，龙最早的原形应该是“闪电”。那是一个应该靠近海岸线的地方，有充足的水气，变化多端的风云，“龙”频繁地出现。它所带来的巨大威力与声势，足以让我们的祖先留下终身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印象。

闪电具有龙的全部主要特性，如变化莫测、喜怒无常、云雨交织、惊天撼地、无处不在、身形细长、枝叉盘结，常在夜间现身，雷雨交加时发出青黄或红黄的电光。而在〈易学〉的八卦万物类象中龙与雷电同属于“震”卦范畴，说明两者间在本象上的一致性和通融性。

闪电带来的心灵震撼是无法抗拒的，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更多的是敬畏、膜拜、祈祷、降顺。闪电的意识被不断地加深，“龙”的意识形态便很自然地从天而降。随着岁月的流逝,“龙”逐渐一层层地被人性化，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天神。它主宰着寰宇间无穷的力量，可以变幻成海洋中极具优越感的鲸鱼，也可以摇身一变为陆地最强壮的猛兽。当然这种巨变是建立在一次次的本质之进化当中的，从平凡的原形上升为具有鲜活生命的龙。这种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非理性到理性的思维方式，符合东方人所惯有的直观性思路，也是真实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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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自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红山文化的史前玉器与中国“尚玉”的古文化源头

任爱君

中国古代的玉器文化的起源

　　玉器，作为礼器群落中的一支，可以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诸民族中所仅见的，是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玉及玉器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且更由于人们不断地赋予了玉器以各种含义，使它具备了某种社会属性，由此

形成了很有特色、富于传统、灿烂持久的玉器文化。中国的玉器文化源远流长，宏观上，它可以分为史前和夏商以后两大部分，从新石器时代，历经青铜、铁器时代而迄于今，伴随人类的社会生活走过了漫漫的长途，其间各阶段都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内容。这里我们将着重探讨我国玉器文化的起源。

　　（一）人类“尚玉”的精神从哪里来

　　距今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红山文化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精致的玉器，而其他各地发现的前红山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址中则不见大型玉器的出土(琢制光滑的石器，数量很多)。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告诉我们“红山文化这种有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细石器的质料有燧石、碧玉、玛瑙、水晶等”^［24］，主要器类为镞、石核、石片。虽然，我们不能判定，细石器的制造和使用意味着早期红山文化小件玉器的生产，但是，细石器的出现毕竟早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玉器；说明前红山文化的先民，虽未能“识玉”，却已经“用玉”了。因此，它告诉了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史前信息：这些古玉质料同其他石器质料一样，是随意拾拣就能取得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所谓“玉”实际是一种矿物质，因此，现代仍在继续的玉器工艺的质料，是通过科学开采的手段而获得的。  

　　最近，笔者见到了这样一条有趣的资料，题目是：石头“结婚生子”：   

　　台湾省矿务局办事处主任黄大邦，于1987年在花莲县清水溪的河床上，发现石头结婚生子的自然奇观。   

　　石头在一起，必须受到大地压力和高温的压力才会发生矽化作用而生出第二代。石头的矽化作用，即好像是人类男女结合的婚姻行为一样：绿泥石先“跑”到蛇纹石的矿床和蛇纹石同居，并发生“亲密行为”，使整个体质发生矽化作用而产生出另一种石头——矽化蛇绿石。

　　可见“玉”这种矿物质的成因，也必须是有高温和高压的压力为条件的。具体地说，玉矿的成因与大地的物理变化有关，如火山爆发、陆海变迁、山系崛起等等，都是诱发玉矿成因的重要条件之一。迄今为止，中国的地貌确曾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结果，许多著名的玉器产地，莫不因其附近的高大山系而享誉于世，譬如“和阗玉”，有了昆仑山它才名著于世。因此，既然石头之间可以“结婚生子”，那么，古人认为，石之美者方为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发展所经历的最漫长的时代是石器时代，如果我们将石器时代譬作长江大河的话，那么，人类发展所经历的青铜和铁剑时代，也仅是这道漫漫长河之下的清溪流水。“石器”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独到的贡献；石头与古人类之间结下了千磨百转不可猝离的因缘，从尼罗河流域的金字塔，到美洲的太阳庙；从南太平洋复活节岛上耸立的巨大石雕像，到北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被称为“拉蒂斯”的古代巨大石建筑遗迹^［25］；中国人至今还保留的将纪功或纪念文字刻在石头上的传统。这些都是原始人类在长期的用石治石的活动中，长期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崇拜石头的结果。早在七八千年以前，祖国南北各地便已出现了用玉、碾玉的现象，如北方的查海遗址、新乐遗址，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等，分别出土了斧、鸟、、璜、镯、管、珠、笄、坠等玉器；显然，小件玉器仍是此期的主要生产项目，玉饰也未能压倒其他质料的饰物而成为最占优势的东西。玉器仍从属于石器的范畴，治玉仍从属于古老的治石业。然而，人类已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步产生了原始的审美意识，并对色泽艳丽的古玉(实际是美石)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如甘肃齐家文化的皇娘娘台43号墓中，曾出土白色或绿色的小石子300余颗；东山嘴红山文化的石圆圈台址中发现了“特意从附近河道拣选来的”大小一致的河卵石；中原地区史前人类的墓葬中也不乏随葬河卵石的记载。史载，中国古代“和阗玉”的获得，主要是从玉龙喀什河中采集^［26］。由此推测，红山古玉的拾拣地点也不外山与河两种。这应当是人类最早的识玉经验的积累。

妙难思

当历史进步到五六千年的时候，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松泽文化及承松泽文化传统而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都已生产和存在大批的大型玉制品(件)了。许多玉器已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它寄托着人类的情愫和信念，被碾琢成各种相应的物品而享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如红山先民塑造的龙形象和与此具有相等意义的石质鸟形块，均体呈环状，首尾相对，身部穿孔，猪(或鸟)首而呈翻飞之状。如果说，红山玉龙已属中华民族早期的龙形象了，那么，鸟形也无疑承袭了小山遗址陶樽上的神鸟形象^［27］而发展成为早期的凤形象了。闻一多曾指出，龙凤形象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那么，龙凤形象的产生，也自然是人类的原始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艺术的产物了。玉器，作为礼器，也是此时祖国南北各地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迹中司空见惯的事例，而玉器作为一种标志着社会等级的象征物(钺、斧权杖等)，则无疑意味着中华古国的古文化已开始进入了一种承前启后的状态。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的社会习俗、经济生活方式等传统习惯的形成阶段。那么，这一时期内，人类生活的“尚玉”习俗，固然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玉器的出现，来源于人类的生产活动，而洪荒远古时代的人类生产活动，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必需的重要手段。悠久的拜石传统，导致着人类于亲密无间的生产工具之中再次进行了分工，于是，除一部分生产工具仍服务于人类的物质需求之外，另一部分器具则责无旁贷的充当了服务于人类的精神需求的工具。这大概就是红山文化中经久耐用的生活器具和非生活实用品的祭器之间存在质的差异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然而，物质的社会若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社会，精神又主导着物质的社会。这就是人类“尚玉”习俗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查先秦古籍，起码至春秋时代，中原古国几乎对大大小小的山川都遍行敬祀，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宗教信仰习俗，那么，它是否也与人类尚玉的习俗有关呢?从《山海经》等古籍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其中凡言玉，必言山，或山与玉相连而言。《天工开物》曾说过：“凡玉璞根系山石流水。”可见，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上认为玉与山有关。虽然，我们就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可以取得文明来源于山地说的有力证据，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否其来源都是如此，尚不敢确论。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古代人类的“尚玉”、“敬山”习俗，固然与人类的发展所经历的石器时代相关，可以说是古老的拜石传统影响的结果。而中华民族“尚玉”的传统，不过是这个古老的拜石传统的一个继续和变体。

（二）尚玉习俗的传承及其发展

　　史前玉器经历的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定型的过程，代表了当时人类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共同收取的总和，在考古学上被命名为“史前玉器文化”，通过它的传承与发展，可以探析到人类社会从史前时期向文明时代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侧面。  红山文化存在大量的玉器，但是，器物之间组合的现象极不规范，这一点仍然使人们无法认识红山先民的社会生活中，究竟怎样使用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玉石器物。时代稍晚的齐家文化已向人们展露了认识这种现象的端倪，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墓葬中，二人或三人合葬的现象较常见，都是男人仰身直肢，女人侧身屈肢，面向男人。其中一墓同时出土玉器84件，其中玉璧83件，玉璜1件；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璧、琮、璜、凿、铲等，计出土玉璧264件^［28］。表明这种玉礼器的生产已经比较专门化了，并且礼器已成为玉器生产中的大宗了。而南方的良渚文化则已表现得相当明显，作为礼器的璧、琮、璜、及象征身份等级的斧钺，不但占据了玉器生产的主导地位，而且每种玉器均形式繁复，纹样翻新，如琮，可分为短筒圆柱形和圆筒方柱体两式；玉器的纹饰，出现了完整的兽面纹(又分繁复和简化两种)、云雷纹等题材。尤其是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玉器符号象形而抽象化，具有一定的规律，并已试读出“灵”、“岛”、“斤”、“戌”等字音^［29］。尤应指出的是，与此时代大体相当的后红山文化范畴的小河沿文化石棚山墓地的陶器上也同样发现了原始的文字符号^［30］。因此，此期内玉符的出现，象征着玉器已被赋予了一种社会的属性。     

　　当原始的祭祀场所成为礼仪性建筑，人类由结绳记事而发展到使用文字，原始的祭器转化为“前铜礼器”之后，玉器已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规范化了的东西，成为某种意义的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群神大小，各有所敬。“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尊卑上下，各有名分。又说“驵圭璋璧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可见，古人在玉器的使用上，事生事死，判然有别；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至此，玉礼器又得到了一次具体的细致分工，起码区别出了事神敬鬼的“祭玉”和象征人世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瑞玉”这两大系统。《左传·成公二年》曰：“器以藏礼。”礼器是礼的体现形式，玉礼器便已成为物化的礼了。史载，殷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人的祭祀对象，不但包括了天地祖先，还包括了日月山川、风雨雷电诸神，而殷人祭祀“先妣”的记录，恐怕是自古以来的特例(文字资料的)，证明殷代社会的发展仍保留着大量的原始时代的痕迹。殷代的玉器，特别发达，其造型艺术，堪称精绝。致使红山文化的古玉，长期以来也被视作商周古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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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代，是玉器在人类生活中又获得了一次“社会地位”的飞升时期。但是，古老的拜石传统的影响，也未能从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完全的剔除。史载：“礼，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四玉一石；侯用瓒(三玉二石)；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31］这是以“礼”(即制度)的形式，按社会等级的高低来严格地规定了对玉器的使用，表明实际上作为美石的古玉已完全超越了普通石器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古老的拜石观念的余风遗绪仍炽烈地拂动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淮南子·齐俗训》说：“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殷人之礼，其社用石”，殷人发祥于我国东北，活动于我国东部^［32］，其社仍保持了用石的传统。《周礼·小宗伯》曾说，“帅有司而立军社”，郑注曰：“社之主盖用石为之。”汉代仍有祀“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的记载^［33］。可见，史前人类用石尚石的余风，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里其影响仍实深且远。 

　　“尚玉”的习俗，作为古老的“拜石”传统的一个次生形态，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已被传承下来，并且，日益超越了它的原生形态，而再次呈现了再次生的发展形态。

　　如前所述，石器对于史前人类的独到奉献，随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在那原始混沌的人类理性记忆之中，“美石”被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成为人类的意识可以与天神地直接沟通的媒介。然后，它又从原始而繁复的祭祀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祭祀的仪式——礼的象征。统治阶级也从维护统治的立场出发，借用了玉所具有的社会形态，对玉器的制作和使用，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控制和限制。于是，玉作为“山川之精神”、“月精”与“阳刚至纯之品”，不但为能上达天庭的神物，也可以食用，能延年益寿，精神不腐，成为人间仙品；“玉有五德”，故“君子比德于玉焉”。玉，成为人们对一切美好事物或向往的代名词，成为了礼的物化的形态。至此，玉的作用、玉的意识和人类对玉的狂热的崇拜与追求，可以说，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人的脑髓！

　　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大思想家孔子曾和他的学生子贡之间发生过一次有关“尚玉”的争论，“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类玉之石)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欤?孔子曰：非为之多故贱之者也，玉之寡故贵之者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玉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34］。由此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尚玉的文化。孔子曰：“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因为尚玉而提倡重德义轻功利的思想，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而中国人举手投足奉为圭臬的天地道德、礼义廉耻、仁智忠信等种种信条，都可以通过玉来得到体验。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长达二千年之久，因此，儒家的思想，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的传统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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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国是一个“重德尚礼”的国度，中华古文化是一个以玉器文化为主题的民族文化。历史证明，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史前玉器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五千年发展的基础。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玉器成为独一无二的至尊至善至美之品。我们说，礼的出现与人类推崇玉石的感情有关；而中国人自古奉重的“德”的意识，又何尝不是与推崇玉石的感情有关。人类尚玉的精神，不但催动着玉、石的分野，同时又赋予了玉以种种象征的含义，玉器成为现实生活中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规范化了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思想，就是突出的典范。    

　　儒家文化，作为一门人类社会的社会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传统的文化毕竟是民族的传统性格，无论人们怎样的对待它，它都如潺缓的流水，不绝如线，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敲击着每个中国人的心扉；更多的时候，都是它激励了人们浩然而起，谱写了一曲曲雄壮、嘹亮的“大风曲”！如果，工艺美术家们要说：这真是一个灿烂而辉煌的时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饱含了人类尚玉情愫的儒家文化，事实上，它肃穆而安详地笼罩了中华大地达二千年之久，儒者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个秩序有级、彬彬有礼的人间社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固定的意识形态。孔子曰：“为政以德”^［35］；孟子曰：为政“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36］；正是这种重德尚礼而轻利的思想观念，事实上主宰了中华大地二千余年，严重地阻挠和限制了人类豪迈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史载，“秦与戎狄之俗，有虎狼之心，贪戾而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37］。显然，秦人的这种贪功近利的性格，与儒家的思想观念是南辕北辙的。但在列国兵争的时代，却也予儒家思想以猛烈的冲击。所谓孔子的高徒子夏，在孔夫子周游列国、克己复礼的时刻，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38］。正是“利”与“义”何者为尚?并由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激烈冲突的表象。然而，毕竟如古语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尚玉重礼的意识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自秦而后，儒家的哲学成为一门社会的人文哲学，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清代的群儒，历时二千余年，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而儒学始终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   

　　玉石崇拜，对中华历史之影响，斯为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