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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居士

最早的龙首是猪首头，现在人已经无法想象在被驯化之前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猪在人们意识中和神坛上是多幺的重要。

　　猪即豕。过去学者解释甲骨卜辞多把“豕”、“豖”“豭”通释作“豕”。　　豕是猪的总称。豭是公猪。豖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豕绊足行豖豖从豕系二足”。这一解释有望文生义之嫌。于此，闻氏之说最为可信，即依甲骨卜辞看，“（豕）腹下一划线连着者为牡豕（豭），则不连着者（豖）殆即去势之豕”。“去势”即所谓去阴，阉割。也就是说，豖是被阉割了的猪，而“殷人祭祀，多用豖为牲。”

　　祭祀用豖为牲，这里我们可以为此文标题联系起来。“玉不琢，不成器，”治玉之谓琢，而琢字由治玉之“王”加一“豖”组成。由此推断治玉最早之形或即为“豖”形，或直言之为“猪龙”之形。另外，冢字为一屋下置豖，则又是豖为祭祀陪葬器之证明。

　　《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北次三经之首，凡四十六山其地当是今燕山南北一带，其神或“彘身而载玉”，或“彘身而八足蛇尾”。这里，“载玉”、“彘身”“蛇尾”。几乎是对玉猪龙的最好诠释！玉为通神之物，而猪、蛇作为生殖崇拜的神灵又极其古老。则可知，以玉这一特殊材料琢成的猪龙，其地位于先民的心目中是何等的显赫，何等的高贵！其所内涵的宗教意义简直无与伦比！

　　猪（豕）与先民生活的关系，于文字也可以略见一斑。人所居处称为“家”，人所葬处称为冢。一般认为，房屋内有豕之为家，其实差矣。家在卜辞中有直书为“豭”者，豭是公猪，家的读音也由此而来，于人初祖，名女希（即女娲），名伏羲，名豨韦氏，名几蘧。希，羲，豨同音互训，豨即特大野猪。几蘧为三皇前无文字之君，蘧也是封豕（豨）之类。另外，有这样一个传说，皇帝之妻雷（嫘）祖为司彘之国人，其孙韩流，长相怪诞，“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股，豚止。”似乎还是猪龙的形象 。 综上所述“玉不琢 不成器”可以直接理解为“玉不猪 不成器”。在红山文化出土的诸多玉猪龙当中绝大部分形似人类的早期胚胎，象一个发育不太成熟的卷曲在母体里的婴儿，也有孕妇腹外衍生玉猪龙的玉器出土。应该说对猪龙的早期崇拜核心还是生殖崇拜。----－－作者：康熙重宝

一壶居士

缅怀尹达先生

王震中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在历史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所里的领导和老同志们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当年作为历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尹达先生几十年来为历史所的建设和发展耗尽了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尹达先生的学生和晚辈，在这里更主要的则是想通过对先生的学术特色和足迹以及对我们学习生活的指导这两个方面的回顾，以表我们的缅怀之情。  一、从考古到史学  1963年，尹达先生在为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所写的《再版后记》中谦虚地说：在考古方面，他现在是一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人”。 也正是这句话，它形象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来尹达先生一脚在考古、一脚在史学的人生经历和治学、工作的特点。 尹达先生从事考古学是1931年他在河南大学（原中州大学）学习期间，由学校推荐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的发掘实习开始的，第二年正式被录取为研究生，毕业后留任助理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这段时间，他参加的考古发掘有：1931年有名的安阳后冈发掘，1932年至1935年浚县辛村和大赉店的发掘，1933年对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和发掘，1934年至1935年安阳西北岗殷王陵墓的发掘，1936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等等。其中，1931年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主持、尹达参加的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因第一次揭示了小屯（殷）、龙山与仰韶依次叠压的地层关系，被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而在安阳殷墟王陵的发掘中，1001号亚字形大墓则是由尹达先生主持发掘的。这表明，尹达先生在李济和梁思永先生的指导下，由实习生、研究生开始，很快就成长为田野考古的一员主将，能独立地主持发掘工作了。 1937年，尹达先生依据自己连续多年的田野发掘经验以及所获得的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的安特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的理论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撰写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一文，该文系统地分析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相对年代关系，进而分析了安特生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不召寨和甘肃和政齐家坪等遗址，得出了六条十分精辟的见解： 一、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 二、在河南北部确知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 三、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 四、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 五、不召寨为龙山文化遗存，不得混入仰韶文化之中； 六、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间问题很多，不得遽为定论。 事隔五十年后，严文明先生在评价尹达先生的这篇文章时说：“这些话写得何等中肯啊！我们只要看看当时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还是若明若暗，对仰韶村的复杂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缺乏正确认识，甚至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有的学者还把它仰韶、龙山的混合文化，就可以看出尹达写这篇文章时在学术上已经具有何等的功力！将近五十年过去了，对于仰韶、龙山文化的研究已经大为深入。过去有不少观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或必须加以修正。而尹达在这篇文章中所得出的结论却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他坚持科学的发掘和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所取得的成果，而这种学风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是始终贯彻如一的。”  1939年，尹达先生写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这是一篇全面的综合研究，它完全突破了安特生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比较可信的体系”。文中运用唯物史观，将经过发掘的比较可信昂昂溪遗址、仰韶文化诸遗址、龙山文化诸遗址等资料，按照经济类型区分为“以渔猎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社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氏族制的社会”，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及其努力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此，后来学术界，有的评论说：“这篇文章所初步建立的体系，差不多到五十年代前期还起着支配的作用，并一直影响到以后的研究。” 也有的评价说：“它代表着当时新石器时代研究的最高水平，为后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拓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尹达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尹达先生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时，已是抗日战争爆发、他到达延安之后的事。他1937年年底到达延安，原本打算从那里走向前线参战，可组织上先是安排他在陕北公学院学习，接着又到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又安排他到陕公分校任教，继而调任他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参加《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同时兼任陕北公学院总校教员。1941年，他又被调去搞出版工作，直到1946年。在延安期间，他除了写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外，还从史学的角度撰写了一些论文和著作，很早就展现出他对考古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如他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有关资料，写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起源》；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该书第一编为“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为“从古代传说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直至今天，当人们重提该书时还都认为：“对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当另行别论，但它作为以考古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开创之作，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于奴隶社会一样，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此外，尹达先生还写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郭沫若先生与中国古代研究》等论文。文中发挥了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的观点，认为殷商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这里只是想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尹达先生，在很早的时候起，他就注意历史方面的问题，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他一贯的做法。当然，尹达先生这样做也是与他1931年读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其影响分不开的。诚如尹达先生所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在郭老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道路。在相当时间里，在我虽说在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但由于郭老的影响，我始终尽最大可能读了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应当说，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尹达先生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一度兼任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近代史。1953年被调到北京大学任副教务长。同年，中央决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和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其中，第一所的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尹达任副所长并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史学译丛》主编。1958年，第一所和第二所合并，郭沫若兼任所长，尹达为副所长，负责全盘工作。尹达先生在担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同时，也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来又兼任考古所所长，一直到1962年辞去考古所所长前，尹达先生一直是同时担任历史和考古两个研究所的领导。建国后几项全国性的重大历史科学方面的科研和建设项目，他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他负责组织、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与吴晗先生组织、由谭其骧主持的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与邓拓先生负责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建；协助郭老、实际是由他负责《中国史稿》的编写组织工作；由他组织、由夏鼐先生主持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这些工作都标志着有关学科发展的一个新里程，但这些繁重的组织工作，费去了尹达先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尹达先生身兼历史与考古两种领导工作的性质，以及他原本就主张考古学要与历史学相结合，所以，建国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尹达先生一方面撰写一些考古文章，如《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关于“硬陶文化”的问题》、《关于开展考古工作的建议》、《四年来中国考古工作中的新收获》、《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引导新石器时代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在投入全力组织编写《中国史稿》的同时，也思考一些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问题，1978年，开始组建史学史研究室，意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科学的总结。1982年下半年，带领史学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并审阅了部分初稿，提出修改意见。该书分六编，对中国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成为科学的基本线索和演变规律，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尹达先生的经历和工作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的”的足迹，在他所强调的考古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是，他认为在原始社会这个领域，只有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才是沟通考古学与史学的桥梁。 1963年发表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是尹达先生留给考古学界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该文中尹达先生所主张的综合研究，实际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某一典型遗址出发的综合研究。他主张“首先是从某一遗址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整体中去观察、分析其中的个别遗物、遗迹；就是说，把它们放在相互关联着的整个社会生活中去，而不是割裂为一个个不相连属的遗物。……当然，在具体的科学分析以及比较研究中，必须从一个个具体事物着手，有时甚至是个别具体事物的深入分析；但是，总应当从全局着眼，从整体出发，去进行具体事物的分析。有了整体观念，就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所发现和钻研的问题，就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高度的理论性，就不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将这种整体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运用于聚落研究中，尹达先生认为，“一个遗址，既然是过去人们在这里长期生活之后，遗留下来的，通过这里所残存的许多房屋布局及其墓地的安排，大体上是可以推测出当时社会组织的情况的。个别房屋的复原固然十分必要，而整个聚居地点中许多房子的组成情况却更为重要。……我们迫切希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在今后工作中积极寻找各种不同类型的比较完整的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耐心搜集复原聚居地区的数据、论据和根据，力求达到能够复原其基本面貌的程度”。在这种综合研究的要求下，就需要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中不放过能复原或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社会面貌、社会状况的“一切现象”，不至于因“忽略其应当注意的重要现象，从而失却其可能解决某些学术问题的机会”，“造成学术上某些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则是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出版的“首要责任”；“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是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进一步的深入”；在经过科学发掘、全面系统的整理出版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研究这几个环节后，尹达先生希望从事史前氏族制度的研究时，“以最大的可能把考古学中的术语翻译为历史的社会生活中所习用的语言，使之更加具有人的气氛、生活气氛和社会气氛”，而反对那种见物不见人的研究。 尹达先生所说的另一种综合研究是从建立地区文化谱系出发的综合研究。他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既然是探究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具体面貌，那么，综合研究就应当是通过考古现象的观察、分析、比较和综合，找出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找出其共同之点，进而和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作全面的比较、分析和观察，以便透过这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我国氏族制度社会能否科学地复原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将取决于综合研究工作的科学水平”。 尹达先生的上述论述的发表，距今已有40余年了。今天在考古学中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是“聚落考古学”，也就是说聚落考古学已构成当今中国考古学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当年，尹达先生虽然没有使用“聚落考古学”这样的词汇和术语，但他的有关论述，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方法论上讲，都属于聚落考古学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也是当今的考古学家们正在努力加以解决的课题。还有，今天大家都比较熟悉苏秉琦、殷玮璋两先生在《文物》1981年第5期上发表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所提出的区系类型谱系问题，苏、殷两先生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建树，是大家所公认的。实际上，石兴邦先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对中国新石器考古文化区系的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 所有这些，自然不会为考古学界所忘记。可是我们若回顾上述尹达先生也讲过的有关建立地区文化谱系的综合研究，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其思想是相通的。

一壶居士

二、尹达、张政烺、杨向奎对我的指导 

从招收研究生的角度讲，1981年考试、1982年春季入学的那批硕士研究生中，我、周星和邹昌林三位应该算是尹达先生的关门弟子。只是尹达先生在指导我们学习一年半后，1983年7月1日，先生病逝，历史研究所领导安排由尹达先生的生前好友张政烺、杨向奎两位先生共同指导我和周星；由周自强、应永深两先生指导邹昌林，完成了我们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在大学期间，我就认真读过尹达先生的《新石器时代》一书，对于尹达先生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足迹，略有了解；对于尹达先生所强调的考古学与史学的相互关系，考古学与史学、民族学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重要性，也略知一二；对于尹达先生希望考古学家在科学发掘的基础上展开典型聚落遗址的综合研究，更是甚为佩服。所以，我报考尹达先生的研究生，可以说是慕名而来。

记得当年我临近大学毕业时，开始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那年可能不招生，因而最初为报考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硕士研究生做了一些准备，后来从招生简章中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那年实际上是招硕士研究生的，而尹达先生多年来所强调的考古学与史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自己早就心仪已久，于是立即调整考前的复习准备，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先生的研究生。入学后，尹达先生在指导我学习的一年半时间内，有几次谈话，对我影响深远，记忆犹新。一次，尹达先生说历史所和考古所都有许多著名专家，你学习中若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他们，我可以为你写条子，只是你所请教的问题应该是他的专长，而不要去问一些他所不擅长的领域，我们需要的是博采众家之长。一句“博采众家之长”，成为我多年来读书生活的一个宗旨。

还有一次，尹达先生在同我谈到对文章的价值判断时说，文章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解决了某一学术问题，这是最有价值的；其次是虽没有解决问题，但对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第三是既未解决问题也未对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而是对以往尚未整理或叙述不清的问题，经过自己的梳理，叙述清楚了。他要求我今后写文章特别是作硕士学位论文，努力做到自己写出的文章，要让那些不论是同意和不同意该文观点的人，当他们作相关问题的文章时，都要参考你的文章，都不能绕过你的文章，都不能不理睬你的文章，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是高水平的文章，才是有价值的文章。尹达先生的这一席话，实际上反映了整个历史研究所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对比现在社会上某些学风浮躁的人，写文章写书，不是著书立说，而只是抄冷饭，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搞拼盘，东抄西凑，等等，回想起尹达先生的话，深感即使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

说到写硕士学位论文，一次尹达先生问我有什么考虑没有，他建议可以选择一处遗物、遗迹丰富，发掘完整的典型的史前村落遗址，作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既包括考古学本身所要求的手段、方法和内容，也需要在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进行社会历史的具体的探讨，然后再联系同类型的一般遗址所提供的资料，扩展到探讨该类型文化遗存的社会面貌。尹达先生是很看重抓住典型遗址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的，而且他的这种以某一典型的聚落遗址出发的综合研究，与现在流行起来的聚落考古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相通之处，只是由于当时我硕士生的考古学习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各个文化类型中典型遗址的学习，另一是对各地区文化发展的脉络、前后承袭关系即各地诸文化谱系的了解和学习，前者可以称之为点的学习，后者可称之为面的学习，我不想一下子埋头于某一点上，再加上我当时对我国古史传说中的族团与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探讨，也甚有兴趣，所以，后来我作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史前东夷部族及其文化》，这是对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有关东夷族的古史传说，在分别予以梳理的基础上的二者的结合，当然这已是尹达先生去世以后的事了。其实进行这方面的探讨，也是尹达先生所倡导的，如早在1954年，他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一文中就曾讲到：“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如果科学地系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把地下遗存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眉目来；再结合着我国丰富的古代传说和少数民族的现实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这将使我国原始社会的研究获得更大成果”。 这篇硕士论文中的两个章节，我曾以《东夷的史前史及其灿烂文化》为题，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但对于尹达先生要求我抓典型村落遗址作深入分析，我一直铭记于心，后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采用了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具体论证相结合，采用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其中有些章节中，诸如陕西临潼姜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甘肃秦安大地湾等典型聚落遗址，就是力求按照尹达先生当年的设想，从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分配、消费和对外交往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综合研究。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后，曾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专著奖”和“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这当然既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田昌五、伊藤道治两先生的指导，也要感谢当年尹达先生对我的教导。

尹达先生也很注重让我们作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记得在我读硕士生的一年后，周自强先生提议带领我们去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区作民族学调查，尹达先生对此非常重视，也非常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副院长徐敏先生也很支持，为此还专门给我们批了一笔经费。我们一行四人中，周自强先生当时是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我和周星、邹昌林都是尹达先生同一年招进来的硕士生。当时，尹达先生被病魔所虐，住在协和医院里，所以，出发前，我们向尹达先生所谈的为期两个月的民族学调查计划和学术目的，是在医院里进行的；调查回来后，我们也是在医院里向尹达先生作的调查收获汇报。尹达先生对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视，还体现在他要求我不但要阅读已经出版发表的民族学调查资料，而且还要阅读收藏在历史所图书馆的尚未出版的油印本民族学调查资料。当时是80年代初，他说已出版了的数量不大，大量的是尚未出版的。

令人遗憾的是，尹达先生仅指导我们学习一年半即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历史所领导安排了一个小型会议，让我们与新导师杨向奎、张政烺两位先生见面，会上，两位先生表示，尹达先生的学生，他们一定要圆满地带到硕士生毕业。

有趣的是就在这第一次见面会上，我曾与杨向奎先生因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而有过一番小小的“讨论”，杨先生说到蚩尤时，认为蚩尤及其所属的九黎族属于苗蛮族，而我当时受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影响，认为蚩尤属于东夷族，杨先生说了一些他的理由，我也说了一些我的依据，最后杨先生说：“现在看来是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不过，你若写这方面的文章，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材料来完善你的观点。”杨先生还说，学生与老师的观点不同，这没有什么，当年他就与傅斯年先生的观点不同，傅先生写过一篇《夷夏东西说》，他则发表过一篇《夏民族起于东方考》。杨先生的这种大家风范，一下子使我肃然起敬。会后，周自强先生告诉我，杨向奎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时就常常对年轻人，既给题目，又给材料，让年轻人写文章。在这次见面会上，杨先生说为了尽快地加强师生之间的了解，他规定我们在半年内每月写一篇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交给他。还说若有问题需要到他家找他，上午下午都可以。后来，历史所的同仁告诉我，杨先生原本的规矩是上午为他的读书写作时间，是从不会客的，别人找他只能在下午二点以后，他为了你们这些学生，显然是破例了。

遵照杨先生的要求，我每月给他交一篇读书心得，其中有的是以文章的形式写的。记得有一篇《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杨先生看过后说，这篇文章修改修改他可以推荐发表，他问我傅斯年先生《姜原》一文中有关四岳的论述是很好的，为什么没采用？并说他担心我一下子找不到傅先生的这篇文章，正好他手边就有该文，所以就在我的稿纸旁边抄了两段傅斯年先生的论述，让我补到我的文章中。他说傅斯年是他的老师，49年以后大陆学者中有人称傅斯年为反动学者，他称之为先生，对于傅斯年先生一些很好的研究，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不能不加理睬。我的这篇文章，经杨向奎先生的推荐，发表于1985年第2期的《人文杂志》。通过这件事，杨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又一次感受到杨先生做学问和做人的品质。

杨向奎先生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多读书，他要我每天必须给自己规定出读书学习的时间量，然后长期坚持下去。他说他自己几十年来每天的读书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杨先生认为人类的知识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为历史学，一为物理学，他对这两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在历史学方面，他研究的范围是从先秦一直到明清；在物理学方面，他对“熵”、“引力与熵”、“能量”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他的读书量和读书范围是很广的。他也很重视民族学，他说这是王国维所提出的地下出土资料与地上传世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之后的“三重证据法”。他还要求我必须重视外语的学习，他说自己在英文上也用过时间，只是学习得还不是很好，他主张中国古代有些“礼”的起源或者说最基本的起源，与上古时期的交换有关系，而他发现在英文资料中一些原始民族就有这方面的例子，阅读外文资料能扩大我们的思考。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杨先生的苦口婆心：他希望我们掌握了外文后能视野开阔，能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杨先生也和我谈过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要我好好读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要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在杨先生的强调下，我写了一篇习作《试论我国中原地区国家形成的道路》，拿去让杨先生指教，听取了他的意见，也听取过周自强先生的意见，随即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那时像我们年轻人在硕士生期间，能在《中国史研究》这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比较难，所以，记得当时的历史系主任、也是所领导陈高华先生通知我说《中国史研究》编委会已开会通过，决定采用我的论文时，我的心情格外高兴。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我后来一段时间内把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一个起点。

张政烺先生也很强调多读书。他要求自己的学生，无论研究什么，都要把古代的有关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统统读过才能知道前人探讨过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还有哪些材料应该开发、运用，有什么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他希望聪明有才智的年轻人，不要急于抓着一个题目就去做，而首先应该踏踏实实地读书，读懂书。记得1984年12月19日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之后不久，我去张先生的家和先生谈起我的读书计划，张先生建议我首先精读《史记》，他说《史记》的正文和正文下的三家注，都要认真去读，精读了《史记》后再读先秦的书，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后来体会张先生的用意大概是：由于我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上古，而在先秦文献中属于上古的材料又比较分散，《史记》则是太史公司马迁把那些分散的史料加以整理，使上古史予以系统化后的史书，所以，读过《史记》再读先秦的史料，就会对那些分散的、不知所措的资料予以适当的位置，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当然，在重建上古史的今天，我们可以对《史记》所系统化的上古史本身提出质疑，进行商榷和重新研究，但在质疑、商榷之前首先需要熟悉它、了解它，需要知道它的这一系统是怎样形成的。所以，我认为张先生所说的先精读《史记》再读其他的先秦的书，对于年轻人治上古史时读书的循序渐进和方法上，是有借鉴作用的。还有一次，我拿去自己刚写完的两篇文章给张先生看，张先生问我这两篇文章是用多长时间写成的，然后又说：文章写成后，在抽斗里放上两三个月，这期间多看点书，然后拿出来再一看，往往会有些补充和修改。后来，我按照张先生说的办法去做，每次写完文章后，尽量不马上投出去，稍微放一放，一是看些书，二是换换脑筋，果然每每都有一些补充和修改。

我也向张政烺先生请教过如何学习甲骨文。1986年我参加完“中央讲师团”，从河南辉县回到北京后，我想把新石器时代的问题与夏商联系起来考虑，想学习甲骨文，我对张先生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我已读了，我想学习甲骨文不知如何去学。张先生告诉我，就去读《甲骨文合集》，一册一册地读，他说《合集》现在还没有出版释文，所以，读时不能和释文对照起来读，但先秦史研究室有那么多搞甲骨文的，把他们放到外单位、放到大专院校都是甲骨文专家，不认识字时、读不懂时，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张先生还说，通过读《合集》来学习甲骨文的好处是，《合集》是按照五期编排的，这样，在学习甲骨文时也就熟悉了甲骨文的分期，熟悉了各期字体的风格，熟悉了甲骨文材料。可惜后来，我先是忙于为报考博士生做准备，接着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位论文的题目也不属于甲骨文与商代史领域，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并没有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学习甲骨文，只是近三四年来，由于我参加了我们研究室的十卷本《商代史》这一我院重大项目，才又不得不认真对待有关甲骨文的学习。回想起当年张先生所说的话，我觉得张先生教的学习方法虽然需要花费时间，但它却能打下扎实稳固的基础，在甲骨文的学习上不应该走什么所谓的捷径。在这一点上，张政烺先生与我的另一位老师伊藤道治先生乃至贝冢茂树先生都有相通之处。

我在日本留学时，伊藤先生说他开头学习甲骨文、金文时，采取的方法是在甲骨文和金文拓本的影印资料上，放上透明纸，一边摹写，一边学习文字。当时他每天主要摹写郭沫若先生的《卜辞通纂》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这类书籍中所载的拓本，一边通过其解说来学习文字。与之平行进行的，还有一边阅读董作宾先生等人的论文，一边将他们引用的资料也进行摹写和确认。他说这些都是贝冢茂树先生指示和要求的学习方法。后来，有相当一段时间伊藤先生又与贝冢先生一起整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的近四千片甲骨文的实物资料。伊藤先生并不认为这种学习方法是走弯路，他觉得在摹写拓本的过程中，不但记住了文字的字形，而且能够将字体和书写风格的变迁、卜辞和金文内容的变化等等，作为时代性的迁移，掌握于胸。伊藤先生认为，那种只是通过概述书籍开始的学习，每每觉得从资料本身学起很麻烦，懒得去做，这样就不会对资料产生亲近感，也难以具有能够处理资料的自信。对照张政烺先生所说的学习方法，国内外几位甲骨金文专家的相通之处和共同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治学时的起步阶段，打好扎实牢固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硕士生时的学习，往往是其治学的入门。难得的是领我步入学术殿堂的是三位德高望重、学术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名师。由于他们的指导，使我在硕士研究生时接受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全面训练，学术素养得到全面培养。有此基础，再加上攻读博士学位时，指导我学习的田昌五、伊藤道治两位导师又属于另外两种风格的名师，所以，可以自豪地说，今日我们这一代人中，之所以比较注意学术规范，愿意养成良好的学风，在学术上已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并能注重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微观的实证研究相结合，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入手，这些都与当年求学时，老师们的教诲和自己的细心体会分不开。

近年来，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先生多次在全所大会上强调，历史所由老一辈学者建立起来的优良学风，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历史所的传统，我们要珍惜它、爱护它、发扬它。在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本文在对我的导师尹达先生缅怀的同时，也对我另外几位导师进行了点滴回忆，想要说的也是他们在治学育人中所展现出的大家风范、学术境界和优良学风，想要表达一种对他们的感激之情。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现在历史所年轻的硕士、博士日益增多，我相信历史所的这种优良学风，在21世纪，不但会由新一代学子们继承和发扬，而且还会进一步开拓进取，再创历史所的辉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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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居士

尹达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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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居士

尹达百年

    10月17日是尹达诞辰百年的纪念日。10月16日，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历史学论坛的开幕式，开幕式 历史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刘荣军主持会议，会议在社科院报告厅举办。
      如今的论坛与过去的开会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是场所更豪华，设备更先进，与会者装束更多样，内容照样是一个讲话接一个讲话，一个发言接一个发言。开幕当天的讲话和发言目录如下：
      16日（星期一）上午
      1、院领导讲话
      2、历史所所长陈祖武先生致欢迎词
      3、中国历史学会会长李文海先生讲话
      4、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中心主任于沛先生讲话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讲话
      6、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先生讲话
      7、陕西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讲话
      8、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讲话
      16日（星期一）下午
      1、尹达同志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    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石兴邦
      2、尹达同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翟林东
      3、尹达同志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王世民
      4、坚持马克思主义日久弥坚──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桂遵义
      纪念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活动，还安排有两天的考古专题论坛和史学理论专题论坛，总共发表论文30余篇。
      尹达的父亲刘绍宣是清朝科举制度最后一次乡试录取的举人，尹达兄妹四人，父亲对他们管束严厉。尹达读书“死用功”，凭着“熬干灯”的执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在河南大学读书七年，尹达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尹达直接参与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主持了浚县大赉店的发掘，发现了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1932年大学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研究生，在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中逐渐历练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抗日战争爆发，尹达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日寇的战争暴行使他逐渐明白：不赶走日本鬼子，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研究再无可能。尹达在哥哥赵毅敏的影响下奔赴延安。到延安后，妹妹的牺牲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他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长期从事新中国历史学建设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成为“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会议休息时，我与尹健夫妇（尹达的长子，尹正的哥哥）到干面胡同61号他家取为我们准备的《尹达集》。尹健大我四岁，也是在延安生的。到家我才发现他们居住的竟是院子门口西边的一间不足12平米的传达室，几乎到了进门就上炕的地步。我坐在靠北窗的椅子上，前面是床，左边靠墙有张桌子，桌子上面是传达室的窗户，窗台里面放了台电视机。坐在床上的尹健操着满口老北京土话跟我攀谈起来。原来，我和他在延安出生后都曾被送给了老百姓，我是父母离开延安时带走了，他是解放后才把他找了回来。由于在农村耽误了学业，文化程度不高，到北京后，他一直在农场、工厂工作。在他的工作安排上，身为社科院主要领导的父亲从来不考虑，始终鼓励他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自1980年就搬到这里居住，26年了，老俩口和院子里的居民都融为一家人了，多年就这么过来了，我有些心酸。看到墙上贴着有素描的风景画，我问是谁的画？他说是他瞎画的，还说曾经画过一些，都被外国人要走了。他喜欢画画，喜欢跟故宫和考古所的老师傅学手艺……。
      从尹达长子现在的生活状况，可见当初尹达人品人格的正直、无私。联想到当前有的官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两个境界，两重天啊！难怪百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在真诚的纪念他。我听着兄长的讲述，看着他们两口子超脱，淡定的样子，我想这应该就是尹达的遗风吧。我从心底里祝福尹健兄嫂，好人一生平安，万岁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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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居士

一壶居士

尹达生前好友与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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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难思

白玉??

  白玉的颜色由白到青白，多种多样，即使同一条矿脉，也不尽相同，叫法上也名目繁多，有季花白、石白、鱼肚白、梨花白、月白等。白玉是和田玉中特有的高档玉石，块度一般不大。世界各地软玉中白玉极为罕见。白玉子是白玉中的上等材料，色越白越好。光滑如卵的纯白玉子叫"光白子，"质量特别好。有的白玉子经氧化表面带有一定颜色，秋梨色叫"秋梨子，"虎皮色叫"虎皮子，"枣色叫"枣皮子，"都是和田玉名贵品种。

?白玉按颜色还可分出羊脂玉和青白玉。

  羊脂玉因色似羊脂，故名。质地细腻，"白如截止，"特别滋蕴光润，给人一种刚中见柔的感觉。这是白玉子玉中最好的品种，目前世界上仅新疆有此品种，产出十分稀少，极其名贵。

  青白玉

  青白玉以白色为基调，在白玉中隐隐闪绿、闪青、闪灰等，常见有葱白、粉青、灰白等，属于白玉与青玉的过渡品种，和田玉中较为常见。

  黄玉

?黄玉由淡黄到深黄色，有栗黄、秋葵黄、黄花黄、鸡蛋黄、虎皮黄等色。古人以"黄侔蒸梨"者最好。黄玉十分罕见，在几千年采玉史上，仅偶尔见到，质量不次于羊脂玉。古代玉器中有用黄色琢成的珍品，如清代乾隆年间琢制的黄玉三羊樽，黄玉佛手等。

  青玉

青玉由淡青色到深青色，颜色的种类很多，现代以颜色深浅不同，有淡青、深青、灰青、深灰青等之分。和田玉中青玉最多，常见大块者，近年，见有一种翠青玉，呈淡绿色，色嫩，质细腻，是较好的品种。

墨玉

墨玉由墨色到淡黑色，其墨色多为云雾状条带状等，工艺名种繁多，有乌云片、淡墨光等。在整块料中，墨的程度强弱不同，深浅分布不均，多见于与青玉、白玉过渡。一般有全墨、聚墨、点墨之分，全墨，即"黑如纯漆"者，乃是上品，十分少见。聚墨指青玉或白玉中墨较聚集，可用作俏色。点墨则分散成点，影响使用。墨玉大都是小块的，其黑色皆因含较多的细微石墨鳞片所致

和田玉优劣的鉴别

和田玉也有新坑和老坑、籽玉和山料之分。据清代陈性《玉记》载：“玉多产西方, 惟西北陬之和阗、叶尔羌所出为最。其玉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声音洪亮。产水底有名子儿玉，为上；产山上者为宝盖玉，次之。”“子儿玉”即现今所谓籽玉，又称卵玉，系和田玉矿石冲入河道，受水长期冲刷、侵蚀的结果。“宝盖玉”即所谓山料，系直接从山上开采出来的。籽玉一定是老坑，山料则有新坑和老坑之别。

  和田玉的质地和其矿石的形成有关，一般说来，籽玉因被水长期浸泡侵蚀，质地细糯滋润，呈半透明状，膈纹少，紧密度高；而山料则质地较干，较粳，呈不透明状，膈纹偏多，因系炸药炸开之故。但山料中的老坑，质地虽不如籽玉，但相对较好。所以和田玉的优劣和其坑口有关，老坑仔玉最好，老坑山料次之，新坑山料又次之。  

  我们如何具体鉴别和田玉成品的优劣呢?在这方面，行业内对鉴别和田玉有 “一目三看”之说，即凭一双眼睛，看以下三个方面：

妙难思

1、看质地 这是鉴别和田玉优劣的最主要的因素。什么叫质地好?就是陈性《玉记》中所说的，要“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一块上好的和田玉，首先给你的感觉就是像一块“凝脂”，像羊脂、像猪油，油油的，糯糯的，酥酥的,和田玉要求“精光内蕴”，光泽蕴含在里面，而不是透在外边，就如一个人，气质内在而不外露；由于是“体如凝脂”和“精光内蕴”，所以它给人的感觉又是“质厚温润”，这里“温润”二字很重要，它是我们形容和田玉用得最普遍的两个字，所谓“温润如玉”，玉成了“温润”的代名词。温和润都是一种感觉，和田玉其实贴在脸上是冷冷的，但看上去感觉是温温的，“凝脂”的感觉当然是润,而不是干。“脉理坚密”是指它的质地结构坚实细密，反映在感性的认识上 一 外观很细腻，二是坚硬不吃刀。所以一块好的软玉，其具体标准是：一是要“体如凝脂”，二是要“精光内蕴”，三是要“质厚温润”，四是要坚硬细密，具备这四个要素的便是好玉；反之，质地粗粗的，干干的，内里不蕴含一种精光，外表不细腻温润，便是劣质玉。

2、看颜色 和田玉因颜色不同，有白玉、黄玉、青玉、碧玉、墨玉之分，一般来说，在质地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白玉为贵，黄玉次之，而青玉和青白玉等价值就要低些。但颜色对于和田玉的重要程度，不及对翡翠来得那么突出，翡翠颜色相差一点，价值就是几万；和田玉则是要看质地，一般颜色相差少许不会有那么大影响。但不管怎么说，颜色终究是鉴别和田玉优劣的标准之一，即便同是白玉，也要看白的程度和纯度.

3、看雕工 雕工对和田玉非常重要，因为和田玉开采使用历史悠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纹饰、造型和做工，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有时要超过玉本身的价值; 和 田玉主要看质、工、色，但工的重要性有时超过色。所谓“玉不雕不成器”,雕 工对和田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虽说在人类早期，曾崇尚过“大器不琢”的素面玉器，但在今天，在时代、玉质相同的前提下，有工的价值肯定要超过素面的许多.工好的玉器则比工差的玉器有价值。这道理很简单：因为雕工是一个时代审美理想、艺术趣味和工艺水平的体现，它不仅可见工艺师的才情巧思，而且可以看到雕刻者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

一般雕工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工的新旧，年代越久，价值越高；二是看工的内容，凡是有创意，不常见，或是讨口彩，为喜庆吉祥图案的，价值就较高;三是看工的精细程度，越是精细吃工的，自然价值越高。

    4、除去以上质地、颜色、雕工三个要素外，其他尺寸大小、品相好坏也是鉴别和田玉成品优劣和价值高低的标准之一。一般说来，在质地、颜色、雕工相同的前提下，尺寸大的总是比尺寸小的价值高，品相好、完整无缺的总是比品相差,有残缺的价值高。有些玉器，玉质、雕工都相当不错，但有膈，或有残缺，总未免令人感到遗憾。虽然有些残缺部位可以通过雕工掩饰掉，但行家一眼便能看出。尺寸大小很容易判断，品相好坏要仔细鉴别，因为它往往被巧妙地掩饰掉。

和田玉的颜色分类

中国古代对和田玉的颜色非常重视,它不仅是质量的重要标志,而且附含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古人可能受五行说的影响,依四方和中央分配五色玉,东方为青,西方为白,南方为赤,北方为黑，中央为黄.古代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为正色，其它为间色。从而将玉也分为五色。

  王逸《玉论》中载玉之色为："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截脂，墨如纯漆，谓之玉符。而青玉独无说焉。今青白者常有，黑色时有，而黄赤者绝无"。这是说，玉有白、青、黑、赤、黄五色，而常见为青色、白色。付恒等纂《西域图志》说，和阗玉河所出玉有：绀、黄，青，碧，白数色。椿园《西域闻见录》说，叶尔羌所产之玉，各色不同，有白、黄、赤、黑、碧诸色。

  以上说的是玉有五色，但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却认为玉只有白，绿两色，他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玉唯有白与绿两色，绿者中国名菜玉，其赤玉黄玉之说，皆其石琅类，价即不下玉，然非玉也。"古人对玉色说法不尽相同，经我们调查和阗玉实际上只有白、青、墨、黄四色。另外，在昆仑山的某些地区和阿尔金山地区还产碧玉，也为软玉，成因与超基性岩有关，如同加拿大碧玉和新疆玛纳斯碧玉相似，但也可以归于和阗玉范围。不同颜色的玉，质量也不尽相同，如《新疆格古要论·珍宝论》中说："玉出西域于阗国，有五色……凡看器物白色为上,黄色碧玉亦贵. "中国自古以来,白色为纯洁的象征.《汉书·匡衡传》：" 显洁白之士."所以人们喜爱白色.白玉不仅颜色白,而且质地也好,深的人们宠爱,被列为珍品。

  现在，和阗玉按颜色不同,可分为白玉、青白玉、青玉、墨玉、黄玉、碧玉、糖玉七类,其它颜色的和阗玉还可以划分一些小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