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黑（红）陶残件标本及文化起源

楚南玉童

有人说文字来源于图画，有人说文字肇起于先民记事用的结绳方法，还有人甚至说汉字的发明与《周易》的卦画符号有关系。早在仰韶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曾在陶器的口沿上留下了若干神秘的刻划符号。

　　这些是文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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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定。因为从理论上说，文字的作用是记录语言；而这些符号往往一件陶器只孤零零出现一个，我们今天根本无法判断它们与当时的语言到底有没有关系。或许你也看出各地的刻符有若干形状类似的，但专家们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些相似的符号多是一些几何形，构形非常简单，各处居民都有可能与这些简单的图形打交道，不同地区发明出相似的符号外形来，并非一件难事。只是，尽管这些符号外形相似，你又如何知道它们就一定表示相同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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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一种观点是，良渚社会确有文字的可能性极大。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良渚文化遗物中陆续发现了多个符号并刻在一件陶器上的现象。这是否就是文字记录简单语句的最早证明？不仅如此，这些符号的构形和书写特征跟后代的甲骨文十分相近，学者们甚至可以用释读甲骨文的方法来释读它们。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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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黑陶罐，腹部刻有4个并列的符号。李学勤将它们读作“巫戊（钺）无（五）俞”，意思是“神巫所用的五把钺”。——这是在说明原先这个陶罐的用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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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可能记录着良渚文字的器物，是1940年被收购、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乐博物馆的灰黑陶贯耳壶。在这个陶壶上，也有多个符号并刻。饶宗颐认为这上面共有9个字，写的是有关古代“奇肱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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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良渚社会，文字有可能确实已经诞生了。那么，良渚文化是否是当时唯一诞生文字的地区文化呢?1992年，山东邹平丁公出土了一小片残缺的陶片，一下子激起了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陶片是一件灰陶盆的底部残片，据说是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出土物中发现的。它虽然只有大约3×7cm大小，却竟然刻有11个书写符号!而且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些符号的书写特征与后代常见的古文字写法不完全相同，采用的多是连笔的写法——如果一定要用汉字形态来比附的话，那就好像行书甚至草书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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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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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上的符号
　　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 　　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 　　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 　　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著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 　　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个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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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上的符号
　　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 　　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相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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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玉璧上的符号
　　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 　　对于良渚文化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立，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 　　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