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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空间角度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全面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广阔性 中原古文明是在什么地点起源的，这是中国占文明的另一核心问题。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传统的错误观点，就是所谓“中原文明一元论”。这是因为，从五帝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尤其是到了西周王朝，经过文、武、成、康和周公等政治家们的努力，成功实施了分封建侯的政治策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礼作乐等文化措施，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势力更加扩大而波及全国，更加深入而贯穿各阶层。秦皇、汉武又以中央集权、地方郡县的手法，将天下各民族一统在中原王朝之下。这是在政治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原文明一元论”。 在此基础上，文化圣人孔子综合五帝以来的中原各统治民族的历史文化典籍，编定为“六经”。而汉代司马迁又据以著成《史记》。这就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体现了“中原文化一元论”的观点。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编《诗经》，以周民族史诗列于“大雅”(雅者，夏也，正也)，又以“周颂”列于三颂之首。司马迁著《史记》，也首先从体例上体现中原政治中心的倾向。如十二本纪，从《五帝本纪》开始，然后是夏、殷、周三代本纪，秦汉帝王本纪。作者希望通过这些中原王朝的兴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将少数民族视为中原王朝的臣民，将他们的历史作为“列传”叙述，而列传本是为名臣将相所设的，从中体现出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而周边少数民族为夷狄之邦的“夏夷之辨”观念。从《匈奴列传》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在《史记》里共写了5篇少数民族史传。这些史传虽都独立成篇，但都有一个共同主题，这就是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原王朝的称臣属下，他们的历史发展结果是走向统一。《太史公自序》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其辞日：“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在这里。所谓“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等等，鲜明地表达了中原一统思想。南越、东吴、西南夷等等周边民族，都愿在中原天子统治之下，并人中国版图。在《史记》列传里，少数民族传与名臣将相传交错等列。如《匈奴列传》列于李广和卫青、霍去病的列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下联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正是用这种因事相连的编排方法，表达了他的中原王朝一统而边远民族列等臣子的思想。 孔子、司马迁的这种中原一统、“夏夷之辨”的思想成为以后历代正史编写的基本原则，从《汉书》到《清史稿》莫不如此，从而奠定了“中原文明一元论”的文化基础。 西汉以后，历代王朝继续定都中原，而二十四史又前后相因，加之《六经》又成为各统治阶层的政治文化依据，从而使得“中原文明一元论”终于成为一种坚固的传统观念而深人人心。这种思想直到近现代，还在学术界盛行，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导论指出：“(中国文化)沿黄河两岸，以达于海滨，我华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来，渐次展扩以及于长江、辽河、珠江诸流域，并及于朝鲜、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罗诸境。”1987年，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在《考古》第5期发表《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特别强调了夏商周时代黄河文明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发现上证实，商、周遗存也以这里最为集中，特别是商代文明继承史前文化的脉络尤为清晰可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但周围的某些地区直到较晚的时候才逐渐结束氏族制度。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安先生重视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以及商代文明对长江文明的影响力，无疑是正确的。如长江中游的黄陂盘龙城商城，学者们根据盘龙城墙夯筑技术、葬俗、陶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存的特征，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岗上层文化一致，属商文化系统，由此推断黄陂盘龙城遗址，可能是商代建立于长江之滨的一个方国遗存。江西清江吴城文化，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新干大洋洲墓葬中所出随葬品所反映的礼制和琮、壁、璜、瑗、环等玉礼器的使用，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商王朝的礼仪制度。长江上游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证明商时期中原商王朝和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古蜀王国有过接触。 但是，夏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文明的出现主要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除了盘龙城商城为商文明向这里直接传播的结果之外，江西吴城文化和四川三星堆文化只是受到了商文明的影响而已，其主流仍然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土著文化。再往上，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长江流域，其良渚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更是完全独立起源的本土文明。其中良渚文化根源于其前面的崧泽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石家河文化则继承了屈家岭文化。而河姆渡文化与石家河文化又都有自己的源头，与中原文化没有太多的关系。因此，李伯谦先生指出：“通观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蕴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9] 不仅如此，在长江、黄河流域之外，考古工作者又在北方的燕山南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夏家店文化；在西北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夏商周时期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这些文化不仅都开始孕育文明并走进文明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发展序列。这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之外的独立发展的区系文明。例如“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未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玉龙、玉龟、玉兽形器)相匹敌的文明遗址。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10] 苏秉琦先生曾将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阶段概括为“古国”阶段，将夏商周时期的文明成熟阶段概括为“方国”阶段。在“古国”阶段又细分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个发展过程。以此理论去考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结果发现有许多地区的文明进展，都有自己的谱系历程，有自己的发展中心区域，有自己的特点，如山东苏北地区存在着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发展序列；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又互为影响，彼此促进，如中原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原文明一元论”的观点必须修正了。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文物》第5期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指出：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目前全国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在史前时期，部落和部族的数目一定更多。他们在各自活动的地域内……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古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观点，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里，他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古文明的起源概括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苏先生对这六大区系的划分作了具体说明：“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问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这又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范围不大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它与各区系内其他分支即‘类型’之间，又有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各大区系问也还会存在一些文化交汇的连接带。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点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问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以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苏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对考古界和历史学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大家体会到，“这是有效探索中华文化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把钥匙。”[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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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7 10: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