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红山红山文化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

世之大隐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应纳入的子课题《泛红山红山文化古玉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泛红山红山文化研究者古玉收藏爱好者应了解的，为此引一篇比较客观独立史前学者王先胜先生的文章作为知识。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

内容提要：已经启动并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这个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可能需要作重大调整，“五帝时代”的上限可能不限于龙山时代，传说中炎、黄的历史文化可能对应于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的有关考古学文化。对“探源工程”和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提出5点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探源工程” 目标和任务 重大调整 建议和意见

　　　　　　　　　　　　　　　　　　一、“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0年8月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同时聘请了240多位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作中心的学术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客座研究员，这些专家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多门学科。200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展开了讨论与交流。随后，一个比“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浩大的历史考古项目和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被国家科技部列入“十五”国家科技重点项目并拨出专款。2002年春天，“探源工程”专家组在豫西和晋南确定了4个预研究项目，分别是河南新密市的古城寨城址和新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及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相继进驻这几个龙山时代的古遗址、古城址，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掘和预研究工作。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1000年，溯源至炎黄时代（其上限大致距今5000年前），以落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惯常提法。以下援引王巍、石兴邦、刘庆柱、李学勤等学者的说法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标、目的和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说：“开展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其重点应当放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所涉及的年代范围主要是自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其中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应作为考察的重点”、“从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到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王权和国家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工艺技术、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王巍还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是把黄帝、炎帝作为中华文明开化的肇始，国内外华人也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非常简略，目前，尚难以将其视为信史”，因此“从考古学上探索黄帝、炎帝时期至夏商周时期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据王巍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可设置的主要课题有这样几项“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发展与古代文明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农业、畜牧业的起源、发展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等十多项，其中“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课题“以相关文献记载为线索，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环境变迁与文明的演进”课题“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人地关系，探讨此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们生活方式及文明演进的关系”，“华夏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研究”课题拟“对各地发现仰韶和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的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和遗传基因的研究，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人的体质特征及人类基因相比较”、“其具体方法是，提取传说中炎黄集团活动的主要区域内公元前3000至2000年古人类的遗传基因，将其与夏族、商族和周族以及相邻地区其他集团的遗传基因相比较，并与秦汉以后直至现代的我国各地的人类基因作对比，再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以探索华夏族的起源乃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庞大学术工程还包括其他许多相关研究课题，其中有“炎黄至尧舜禹时期古史传说整理、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家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研究”、“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宇宙观、生死观等）及其表现形式——占卜与祭祀的产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研究”等等[1]。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说：“氏族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即冶金技术的发明，历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就是原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和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这也是中国文明和国家形成和诞生阶段”[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庆柱说：“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3]。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在2001年8月初召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作如是说：“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公元前第三千世纪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文化正经历着剧变，冶金技术发明了，礼器和礼仪性建筑出现了，从聚落发展出城市，由符号演变为原始文字，许许多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正朝向国家发展过渡。对照文献记载，这正对应于《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炎黄以来的时代。”
　　以上引述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三件事情上大致已有较明确的思路和设想：一是“探源工程”探索的年代范围主要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二是“探源工程”要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简略的尚未证实的记载落到实处，三是学者们已将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与《史记》中的“五帝”时代对应起来。当然这些认识并不是偶然的。
　　　　　　　　　　　　　　　　　　二、关于“五帝时代”的主流认识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史前考古发掘进入高峰期以后逐渐热起来的。实际上，将“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视作“五帝时代”与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对应起来，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和观点。以下我们援引一些相关论述以作说明。
　　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4]。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说：“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提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5]。可见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苏秉琦先生对“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衡定的。
　　严文明先生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6]。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7]。1996年，严文明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文中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3000—前2000年，这时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吻合”[8]；同年，严先生在《中国王墓的出现》一文中还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大约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万平方米，多数为10—2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古书上讲黄帝、尧、舜的时代，总是说有万国或万邦。现在看来，这些传说是有根据的”[9]。1999年，严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又将龙山时代的年代界定为前2600—前2000年，并认为“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10]。最近，严文明先生在《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中认为：“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龙山时代，城址在山东、河南、内蒙、四川、两湖和江浙一带广泛出现。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它是一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它区别于广大乡村又同一般乡村一道联结成了城乡结合体，这是一种与氏族——部落为基础的社会有本质区别的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11]。另外，严先生1991年在日本大阪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还说：“大多数学者认为铜石并用时代（包括仰韶晚期到整个龙山时代）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时代，它同传说中五帝的时代是大体吻合的”[12]。可以看出，严文明先生在十多年时间里对“五帝”所处的时代的认识大体上也是衡定的，即上限达到仰韶文化晚期的前3500年左右，下限为前2000年。
　　李伯谦、徐天进先生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中将五帝时代的上限定在前3500年[13]，与严文明先生相同。张忠培先生1997年认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他说：“夏王朝之前，如尧舜时代或唐虞时代,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或其部分时期”[14]。他最近在《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15]。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讨会。郭大顺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中国早期国家阶段跨越的约距今5500—45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正好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据记载，五帝时代各集团间战争、接触频繁，著名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所反映的五帝前期主要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及南北接触在中国古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五帝后期由四周向中原的汇集，与上述考古文化所反映的情况是相吻合的，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的有机结合正在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标志。”孙守道先生发言说：“依据我国几大流域种种考古发现，不难推想至少在距今四千年到五千年前后，即约当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中华大地上已呈现出文明初始那种蕴育激荡、迭相迭起、东西相映、南北交辉的历史趋势……”郑光先生在发言中也说：“从陶寺遗址到整个中原龙山文化反映出《尚书•尧典》、《禹贡》、《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以来的基本历史和政治疆域的记载是正确的”[16]。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中说：“虽然五帝时期及夏代的历史都出自后人的追记，没有当时的文字记录可资证实，但是，如果将传说的五帝时期与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相比较，尤其是将五帝时期‘万邦’、‘万国’林立的现象与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参比性。所以，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揭开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面纱，将是现今或是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需要面对的又一重大学术课题”[17]。2000年，河南省考古所在《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家要继续开展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要把我国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的文明史，明明白白地摆在世界面前”[18]。2001年，曹桂岑先生在《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一文中说：“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五帝时代’的人物应该说是恰当的……就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4100—4900年，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所以，我们在寻找五帝时代文化时，只有在龙山文化中去寻找”[19]。2002年，何驽先生在《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一文中说：“獠牙玉人面流行的石家河文化（三苗）和良渚文化，在龙山时代均系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方劲敌，这两个强劲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可能联合成所谓的蚩尤集团，对中原黄帝集团（包括黄河下游的东夷山东龙山文化）发动进攻，即是文献常说的‘有苗作乱’和‘蚩尤作乱’，这便可能演绎成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的大战。结果是蚩尤大败，考古上则反映为石家河、良渚文化的急剧衰亡”[20]。
　　以上例举表明，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和探索异常活跃的1990年代前后十余年间，认为考古学的“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且“五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4000年间（个别认识年代上限达5500年前）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认识，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作《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以及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等先生所持论点，均能说明此一问题。但是在这种主流认识之外，还有一种非主流认识并不很显眼地存在着（为了讨论的方便，仅根据个人认识和理解暂作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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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五帝时代”的非主流认识
　　河南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许顺湛先生多年来一直认为黄帝时代或“五帝”时代的年代并不限于龙山时代，而是要上延至仰韶时代。他1992年发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论述了黄帝时代的概念、创造发明、社会形态，与考古学文化的结合，认为黄帝时代应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21]。1996年，许顺湛先生在《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文中认为黄帝时代已具有他所提出的文明源头的五条标志：一是农业生产社会化，二是手工业专门化，三是脑力劳动阶层化，四是部落酋邦化，五是礼制规范化。这种论述也是结合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而进行的。在论述黄帝时代的礼制时，许顺湛先生说：“每一种考古学文化或每一类型文化，都具有共性的特点，特别是仰韶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各个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共性，才统称为仰韶文化。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政令，是什么力量促使形成的？可以说是在自然形态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原始宗教意识支配下，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形成法规的作用，这就是原始的礼制[22]。1999年，许顺湛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中更明确地认为黄帝时代对应于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而“尧舜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应属龙山文化”。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是：“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是黄帝族团的文化。安阳后岗龙山文化是颛顼族团的文化。白营龙山文化、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是帝喾、尧、舜族团的文化。以嵩山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可能有先夏文化，不过从时代上说我把它归入尧舜时代文化。与五帝时代相当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归入五帝时代文化。如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早期以及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等。其他各地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归入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文化”，并根据《春秋命历序》将黄帝年代的始年确定在距今6420年前[23]。“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是否确当可以暂时不管，但许先生将黄帝时代确定在仰韶时代而不是龙山时代是没有疑问的。2001年，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前夕，许顺湛先生又发表《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文章开篇即说：“我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前后，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关于仰韶文化，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论述，认为与炎黄文化相对应。因此，谈到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就得考虑到仰韶文化”，并认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重点地区和中心地区很清楚，对今后进一步研究黄帝时代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资料”[24]。
　　1997年，黄怀信先生发表《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将古代文献中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与仰韶文化的两大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结合论述，认为“仰韶文化的两类型有共同的渊源与炎、黄有共同的祖先一致，两类型的成熟地与炎、黄所成之地相同，两类型起源的时代与炎、黄发生的时代相当”。根据这三个方面，作者推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的文化”。根据已知的夏文化上推，作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三门峡地区以东，洛阳、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因与庙底沟类型有较多的相同因素而被认为是庙底沟类型在东方的一个变体，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庙底沟类型人们的一支向东发展，与当地居民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文化。作为这一地区文化典型遗址之一的王湾遗址，有连续发展的三期，一期属仰韶文化，三期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二期具有过渡性质”，而“据研究，与夏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的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夏禹是黄帝部的直接后裔，那么王湾三期以至一期，无疑就属于黄帝部的文化。属于变体的王湾一期既属黄帝部的文化，那么作为本体的庙底沟类型自然也应属于黄帝部的文化”[25]。张锴生先生注意到了学者们将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比照时，存在“意见不尽一致”的情况，但他仍然将五帝时代的上限确定在仰韶文化中期。他说：“我们依据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变化，把这一时代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年到5000年；第二阶段是龙山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到4000年”[26]。陈建宪先生将炎、黄的年代、文化放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去考察。他说：“在陕西的黄土平原上，散布着一些以女性为血缘纽带聚族而居的氏族……在这些氏族中，最有名的是黄帝族和炎帝族，他们生活在渭水上游的两条支流——姜水和姬水的旁边。后来，这两个氏族向东部扩张和迁徙，将他们的文化扩展到了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他们的足迹，在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至甘肃境内、东至山东省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华民族主要来源之一的华夏族团”[27]。他没有指明炎、黄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根据他对炎、黄的年代、地域的界定，恰与仰韶文化相合。王大有先生将“黄帝时代”分为轩辕黄帝氏族先世（前5400年—前5000年）、涿鹿轩辕黄帝时代（前4513—前4366年）、灵宝有熊黄帝时代（前4366—4258年）、新郑缙云帝鸿黄帝时代（前4258—前4140年）、汾晋帝轩氏黄帝时代（前4140—前4049年）几个时期，其发源地在甘肃天水东35公里的轩辕谷，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28]。
　　中央民族大学的陈连开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研究，他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9]。陈先生这种论述表明，他是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的，因为沿汾河、桑乾河北上与红山文化碰撞的文化是庙底沟类型。苏秉琦先生对此早有论述：“距今七千至五千年间，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型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麓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乾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30]。陈连开先生还引述王震中、任式楠、孟华平等人的论述说：“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同时，“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蟜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陈先生认为“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31]。总之陈先生认为炎黄文化即仰韶文化。
　　根据“探源工程”以及学术界近10多年来的主流认识，“五帝”时代对应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或不超过距今5000年），黄帝文化应在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许顺湛、黄怀信、陈连开等少数学者的认识，炎黄时代对应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 前5000——前3000年），甚至有的学者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对应于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文化或黄帝时代、黄帝文化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中，黄帝的年代、文化是完全不相同的。就真实的历史而言，“黄帝”的年代、文化显然不会是两可的，而只能二取其一，或者说它应该也只能是唯一的、确定的，就现实的需要而言也是这样。因此，“探源工程”可能面临着一些障碍和问题，简言之即是，要么对“工程”的目标和任务作出重大的调整和修改，要么必须论证并否定炎黄时代和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时代、仰韶文化以及黄帝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这种说法，同时论证“五帝时代”即龙山时代、“黄帝”约在距今5000年前的科学性、真实性。
　　　　　　　　　　　　　　　　　　四、所谓“主流认识”依据何在？
　　如上所述，认为炎黄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相当于炎帝部族的文化、庙底沟类型相当于黄帝部族的文化，这虽然是极少数学者的观点和认识，但它却是从考古学文化的实际出发，结合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经过认真研究和论证而得出的。相反，认为“五帝时代”即为龙山时代、黄帝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前虽然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并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所采用，但据笔者对最近十多年来我国最主要的一部分考古学期刊的了解，迄今都没有一个学者、一篇论文对黄帝时代、黄帝文化在龙山时代、龙山文化的时空范围内作过具体的研究和考证，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和意外！
　　将龙山时代视为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什么依据呢？如前所述，是因为龙山时代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古书上说“五帝”时期有“万邦”、“万国”，所以学者们感觉龙山时代“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甚至“感觉”也不要，直接将龙山时代说成对应于、相当于“五帝”时代，好象这是一个不证自明、无须证明的公理、常识。实际上，除了陶寺文化被认为与尧、舜有关，这方面有一定的依据和论证外，黄帝、颛顼、帝喾对应于龙山时代的何种考古学文化，在学界基本上没有人论证，或者说没有有说服力的论证。据笔者所知，仅有个别“排排坐，分果果”式的牵强附会的分派或者臆测。比如蒋乐平先生认为传说时代的史迹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相互印证而能够大致契合，甚至他还发现了这样的传说史迹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蒋先生给出的传说中的“五帝”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是：华夏集团（河洛地区），炎帝为客省庄和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黄帝为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共工为齐家文化，尧为陶寺类型；东夷集团（海岱地区），太昊为山东龙山文化，少昊为山东龙山文化，蚩尤为良渚文化；苗蛮集团（江汉地区），颛顼为下王岗类型龙山文化，帝鸿为石家河文化[32]。这个对应关系倒是将“五帝”中的三帝（漏掉了帝喾和舜），甚至包括炎帝、太昊全部按在了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但它仅有“发现”和安排而没有论证。蒋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衰落除了大洪水的原因外，还和黄帝杀蚩尤的战争有关，他说“如果将蚩尤看作是良渚文化的一个部落首领，那么这场大战正好作良渚文化因何在四千年前衰亡的注脚”。这似乎可以成为蒋先生持论的一个佐证。但是我们都知道，良渚文化是在距今约4200——4100年间衰落的，因此所谓“黄帝杀蚩尤”就应该是在良渚文化急遽衰落的晚期即距今4200年左右，这个年代还晚于陶寺类型即尧的年代（据《尚书•尧典》有关星象推算，尧的年代也在距今4300年前），显然乖谬太多。
　　将传说中的“黄帝”的年代定在距今约5000年有什么依据呢？司马迁的《史记》不列三皇，而将炎、黄排在《五帝本纪》之首，但他并没有明确黄帝的年代，甚至对颛顼、帝喾、尧、舜都没有纪年。这至少说明司马迁是拿不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的。现在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约4600年（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已改为距今约5000年，显然与前述主流认识相关）。这个年代与辛亥革命有关。据《辞海》所附《辛亥革命时期所用黄帝纪元对照表》说明：“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民报》所用年代又据何而来呢？该报系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建立同盟会后所创办，因此宋健先生在《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黄帝纪元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33]。史式教授说其来源为：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是一位精通象数之学的哲学家，皇甫谧则是一位精通针灸之学的医生，二人皆非史学家，所以“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从黄帝纪元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今年（1999）一共是4697年，不足五千年而接近五千年，这就是‘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34]。
　　邵雍、皇甫谧二人皆非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否定黄帝纪元的理由，但黄帝纪元始于公元前2698年并非信史、缺少科学依据和充分论证是无疑的。因为：其一，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舜，不一定是象《帝王世纪》或其他史书所说的那样前后年代相接的帝王关系，而很可能各自代表着一个部落群体，是某一群体或其领袖人物公用的名号；其二，据神话学家袁轲研究，帝挚即少皋，二者实指同一人、同一部落群[35]；其三，关于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的年代，不同的古代文献有不同的说法，《帝王世纪》仅是其中的一种说法（如《《春秋命历序》就与之不同》）；其四，古书中所有关于“五帝”年代的记载均为文字时代古人的追记或推衍，没有确证，也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明。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中还提到另外两种黄帝年代，一是江苏的历史学家推算1911年是黄帝4402年，一是黄藻编辑《黄帝魂》定民国元年为黄帝4622年。杜正胜先生说：“古典文献对于三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是很渺茫的，司马迁著史断自黄帝，根据传说世系推测，大约相当于典型龙山文化之始，不会超过西元前2500年以前”[36]。《竹书纪年》说黄帝在位100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63年、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共391年。许顺湛先生认为“《竹书纪年》所说的五帝年代，不仅不能与具体的人相对应，更不能与族团的情况相对应。惟一可供参考的是《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尽管《纬书》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但是《春秋命历序》谈到的五帝纪年，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春秋命历序》认为：黄帝、颛顼、帝喾是代表若干世，这个‘世’应理解为重要的领袖更替，而不是具体的一代人”。根据《春秋命历序》和夏代立国约距今4100年左右进行推算，许顺湛先生认为颛顼年代当始于公元前29世纪，即距今4900年左右，黄帝年代当始于公元前45世纪，即距今6420年左右[37]。而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文中又有一说：“如果按近年史界对上古史断代的研究，以及按《通鉴外纪》所载《春秋命历序》所记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中，黄帝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3706——前3306年”[38]。
　　总之，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都是无所依据、未经论证的感性认识或想当然而已！

世之大隐

　五、“主流认识”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
　　由于以上的原因，即人为地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估算在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先验性的框架和东西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混乱，使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传说时代的历史研究，必然犹如戴着脚镣跳舞，甚至最终只能陷入困境、迷茫，当然这也是“探源工程”将要面临的问题。以下举例说明：
　　陈连开先生在《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中将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及其文化对应起来，但在该文中他同时又说：“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王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时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39]。这又是将黄帝时代、炎黄大战放在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采用的是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的流行说法。黄帝部族也许可以延续几千年，但我们又如何去研究“炎黄大战”呢？“炎黄大战”总不可能纵贯两、三千年吧！何况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时代！更何况炎、黄文化在仰韶时代还有踪可寻，而在龙山时代具体与何种考古学文化相关，还渺无踪迹！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一文中追溯黄帝距今约五千年这种认识的来历，批评了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可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制社会让位于父系制社会，青铜器与铁器先后出现。这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个王朝”[40]。这里仍是将黄帝年代视为距今约5000年，采用的是流行的说法。陈连开、史式这两位对考古学文化或古史传说有所研究并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竟然一方面在发表自己不同于学术界流行的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时代等同起来、将黄帝的年代局限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认识，一方面又采用自己所否定或批评的这种流行观点说话，到底是习惯性使然还是害怕与学术界的“主流认识”不同而遭到轻视或嘲笑？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在《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文章中将“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关研究和讨论概括为四种观点：其一，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强调黄河流域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二，认为中国约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进入文明时代；其三，认为中国在距今约5000年或5000年以前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其分析的具体个案，有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和红山文化后期等，当时的主要特征是王权、神权在社会中居同等地位，出现了将两权集于一身的人物；其四，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由此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充分发展与繁荣时期[41]。这四种观点中，唯有第三种观点才认为中国文明约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但恰恰是据以产生这种观点的考古学文化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出现在辽西、内蒙古地区（红山文化）、山东和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地区，而它们恰恰与传说中的黄帝没有多少关系。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大都在中原一带，如陕西黄帝陵、姬水、洛水、炎黄二帝同源于关中西部渭水流域，河南的新郑（有熊）、灵宝（铸鼎原）、首山、荆山、鼎湖等，北部接近长城地带的仅有河北涿鹿。如果把黄帝的年代确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限于龙山时代，那么它不仅不能与考古学文化相契合，而且也不能与有关传说和遗迹相契合，因为陕西、河南与黄帝传说有关之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仰韶文化。或许为了要寻求一种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说法相适应的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如苏秉琦先生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42]，韩嘉谷先生认为黄帝早期活动区应是红山文化分布区，“黄帝成为《史记•五帝本纪》的第一人，极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43]。但是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南下最南不超过河北中部，根本没有到达中原，那么中原一带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又如何解释呢？另一个问题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的接触地带在河北北部，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那自然应该将庙底沟类型视作炎帝和蚩尤文化。但是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北上影响了前者，而不是前者南下影响了后者，这与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的古史传说是完全相背的，所以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是有问题的，或者说红山文化肯定不是黄帝文化。那么距今5000年的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又到哪里去找呢？
　　1995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河北涿鹿县人民政府在涿鹿联合召开“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提出的一个有关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的问题颇发人深思：“炎黄在渭水一带，处于黄汉中游，而蚩尤部族源于下游，而最后均打到河北一带，虽然可能经过联合再内战分开，但打仗需要后勤才能远离部族原地。实际后黄帝取胜后将政治中心建于涿鹿。问题在于为什么夏商开始到秦汉政治中心又到了黄汉中游呢？线索尚无”[44]。李先登先生在《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文中说：“在距今5000年前的五帝时代（龙山文化时代）之初，中国大地开始了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当时主要是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斗争，最初东夷强大，反映为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繁荣与西扩，经过涿鹿之战，蚩尤战败被杀，东夷族团的一部分开始融入炎黄集团，出现了人类学上所说的酋邦，而东夷族团的另一部分南迁为后世的三苗”[45]。问题之一：炎黄（中原）与蚩尤（东夷）两大集团的接触地带是豫东、鲁西南、安徽北部和江苏西北交汇之地，怎么打仗又打到了河北的涿鹿？问题之二：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和西进在其晚期达到高潮，对此学者已有详尽的研究[46]。栾丰实先生说：“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8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47]。即是说，黄帝打败蚩尤应该是在距今约4600一4500年这段时间，而此期正是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河北北部与红山文化碰撞再南下在山西南部形成陶寺类型的时期。这种认识不仅将黄帝之后的少昊、颛顼、帝喾全都挤掉了，而且更与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相悖。因为大汶口文化与少昊部族相关在学界几乎已成为定论，在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年代排在少昊之前，炎、黄、蚩之战不可能在少昊的末期。问题之三，在东夷文化大肆侵入中原，南方有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北侵威胁的龙山时代，黄帝怎么会远离中原，跑到河北涿鹿去建立政治中心？
　　　　　　　　　　　　　　　　　　　六、“探源工程”面临的问题
　　“探源工程”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将龙山时代等同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将黄帝视为距今约5000年前这种主流认识可能恰恰是错误的，而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炎帝族对应于半坡类型、黄帝族对应于庙底沟类型这种非主流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在此我们有必要作更深入、全面的考察、探索。
　　首先，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的是：宝鸡北首岭以及整个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主要是半坡类型）与炎帝之间的关系；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少昊之间的关系；山西陶寺文化与尧、舜之间的关系；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与鲧、禹之间的关系。这几对关系在学术界几乎得到公认，争议最少，因为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的吻合度最好。在这个框架下，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刚好在各方面都是契合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但前者偏早后者偏晚，后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很快衰亡而庙底沟类型在中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繁荣和发展，这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同源黄帝战胜炎帝取而代之十分吻合；在年代上，庙底沟类型大体介于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之间（三者有重合部分），与古史传说中的排序“炎帝、黄帝、少昊”也十分吻合。
　　其次，仰韶文化的时空和内涵在史前考古文化中体量最大、最丰富，影响最广泛、深远，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十分吻合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中，又以后者传播最广、影响最巨，这里可借用苏秉琦和王仁湘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有关（奇怪的是苏先生竟将红山文化视作黄帝文化，这可能也与“黄帝距今约5000年”这种传统观念有关，因为据此前的考古发掘在约5000前红山文化的进步性和文明特征是最为突出、显著的），他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48]。王仁湘先生对苏秉琦所说庙底沟类型“玫瑰花枝图案”采取读阴纹（地纹）的方式认读，发现它们构图十分严谨、纹饰清新秀美异常，而且都是旋纹。王先生在研究分析了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彩陶旋纹后总结说：“旋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是一个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解的认知体系，我们暂可以将它假设或猜想为原始宇宙观体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论证。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49]。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影响，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也只有黄帝能够当之。
　　再次，古有“三易”之说：一说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一说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周代周易；一说夏朝连山易、商朝归藏易、周代周易。我以为真实情况有可能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的《周易》源于此），夏、商、周则依次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汉魏丛书》所载北宋史官毛渐在民间发现的《古三坟》（即伏羲连山易、神农归藏易、黄帝乾坤易）的真实性已有王兴业、田合禄等学者研究、论证，认为不伪[50]。《归藏》易在商代的存在则在考古学上已得到证实[51]。我以为，关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证之于仰韶文化，也是非常吻合的。《归藏》易的一大特点是首卦为纯坤之卦，按传统的说法是崇阴贵坤，《老子》思想与此有关；黄帝行《归藏》易，黄帝被古人编为中央之帝，中央属土（即地、坤、母），这些当是“黄老”能够合称的根源。在整个中国史前考古文化中，唯有仰韶文化又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与《归藏》易的文化特征能够吻合；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口沿纹饰及其内涵表达，主要以阴纹、地纹的方式出现和完成，而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纹饰“玫瑰花卉”型图案，全部以地纹的方式衬出（按王仁湘先生研究，地纹很可能是这些纹饰的基本或根本内涵，至少其重要性不亚于阳纹）。庙底沟类型的另一特征性器物双唇口尖底瓶，其“双唇”亦合《归藏》易的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似无其它合理解释。半坡、姜寨都发现六爻坤卦符号，直到仰韶文化大河村出土的白衣彩陶钵，仍然用六爻坤卦符号编制十月太阳历，而且强调“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之数理(即大河村遗址第三期彩陶钵AI式F1：26之纹饰，上圈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计36爻72个小方块，纪十月历一季两月72天，又三个梳形纹各24齿计72齿，二者合计144数，下圈六组白彩竖条纹每组五条可纪十月历一年五季共可纪六年。其它纹饰亦与古天文历法知识和观念有关。《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有误，可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52]。仰韶文化的这些特征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相契合具有唯一性。
　　又次，“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远古战争，在龙山时代中原诸考古学文化中迄今尚无线索追踪和考究这次战争，虽然龙山时代被视为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但在中原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反，这种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以往学者们根据摩尔根的氏族理论从血亲的角度对半坡类型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等地点和年代都极为集中的集体合葬和多人二次葬进行解释，但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同是从母系说、血亲关系出发，严文明先生认为是从外村迁回近亲属的遗骨才造成埋葬人数特多特别集中的现象，不然就无从解释[53]，但苏秉琦先生却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氏族关系的血缘分裂，因为它没有男女、长幼甚至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线[54]。半坡类型前期及半坡类型之后都流行单人一次葬，就是同一时期，半坡类型也是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其他地点都不是多人二次葬，因此从氏族血亲、母系父系的角度是无法解释半坡类型那种让人骇异的多人合葬现象的。笔者认为，渭水下游半坡类型特别集中的多人二次葬就是“炎黄大战”的结果（一般将庙底沟类型的年代界定在前4000年——前3000年间，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年代或者说是仰韶文化已经分化出来的典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认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两类型形成的年代应大体一致。苏先生的观点已为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进一步证实[55]）。张瑞玲、石兴邦等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即有堪称精当和卓越的认识：半坡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是自西而东发展，晚期则是自东而西向甘、青地区退缩，与此同时庙底沟类型早期在渭水流域则是自东而西推进，前者是崇拜鱼纹的氏族部落，后者是崇拜鸟纹的氏族部落，二者一退一进最终是庙底沟类型取代和融合了半坡类型[56]。笔者认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在渭水流域的这种进退关系即反映炎黄关系；杨亚长先生则在十多年前即有此认识，并直接将它们与炎黄战争联系起来[57]。古史传说蚩尤为炎帝之裔，姜姓、牛首人身，故蚩尤亦当与半坡类型有关，而黄帝当来自晋南即庙底沟类型的发源地[58]。西水坡45号墓的墓主曾被学者认为可能是颛顼，但颛顼的年代无论如何没有那样早（前4500年）。颛顼是黄帝后裔，在三皇五帝中排在黄帝、少昊之后。按学界主流认识，颛顼只能在距今5000年以内，因为黄帝才距今5000年左右或者在5000年以近。笔者认为三皇五帝在年代上有一种前后相继关系，上承新、旧石器之交，下接禹、启，是古人根据传说编排、整理的结果，但颛顼排在少昊之后，距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也有一段距离，因为少昊大汶口文化的上限为前4300年。根据西水坡45号墓墓葬规格，死者必为部落首领、领袖之类，而死者胸椎、胸骨、腰椎皆被斩断，肩髀分离，在古史传说中只有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是肩髀分离[59]。因此可以推断，可能在战争之初，蚩尤即被炎黄联合擒杀施以酷刑（炎黄联合杀蚩尤《逸周书•尝麦篇》有载），蚩尤族人便抢（或偷）了蚩尤尸骨逃离渭水流域，到达河南濮阳西水坡后才为蚩尤隆重下葬，而豫北冀南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即为蚩尤族人埋葬蚩尤后所创造（后岗类型的始年即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约前4500年）。

世之大隐

七、对“探源工程”的建议
　　由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蚩尤、少昊、颛顼可能都不在“探源工程”所界定的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因此“探源工程”的目标和任务可能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或者说，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和研究，需要明确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事情：如果要探索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不要在考古学文化和年代上先入为主，去局限它、框定它，因为古史传说中可能有真实的东西，也可能有靠不住的东西，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靠不住的，只有依据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才能甄别、取舍；如果要探索龙山时代（或仰韶时代）的文明进程，就不要提什么炎黄、五帝，因为五帝的年代上限是否在龙山时代的年代范围内，五帝或炎黄文化是否能够与考古学文化吻合起来，与何种考古学文化能够对应，这些是需要对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作通盘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明确的。人为地将“五帝”界定在某个年代范围内，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麻烦、混乱甚至会陷入困境是不奇怪的；虽然“五帝时代”已是一个通行的说法，但“五帝”是否同处于一个时代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当然目前也是没有充分论证的，甚至简单的论证都没有。这问题很有点象易学界将“易学史”界定在《易经》产生以来的历史一样，是一种自缚手脚、削足适履。
　　“探源工程”既定的目标和任务是：主要研究龙山时代又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古文化，其年代在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间。但是“探源工程”同时又要究明“五帝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考证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域，考察该区域、该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及社会发展状况，研究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由于黄帝、炎帝、尧舜禹必须放到整个传说时代古史框架和体系中去考察，即必须同时研究太昊、少昊、蚩尤、颛顼、帝喾甚至包括伏羲、神农等等，可能与“五帝”文化相契合、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也必须放到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去考察，假如黄帝、炎帝正是对应于仰韶文化的话，那整个“探源工程”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了：年代上从前3000年一前2000年这一千年变成了前5000年一前2000年至少三千年，考古学文化上从主要是中原龙山文化变成了距今7000年一4000年间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西部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甚至长江下游的河姆渡、崧泽、良渚等考古学文化都在内。一千年与三千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工作量。如果把包括探索“五帝”在内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比作三峡工程的话，那“探源工程”目前确定的工作范围和工作量只是一个“葛洲坝工程”，而且它可能与“工程”的基本目的和诉求“探索炎黄时代、炎黄文化”没有直接关系。
　　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文明”的含义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研究问题。按一般的理解，文明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由于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古人的精神文明便只能靠出土遗迹、遗物以及有关传说和民族学资料作一些猜测，这种猜测毕竟非常有限，所以起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和文明理论对“文明”的理解便偏重于物质文明，这是时代和学科的局限所致。“探源工程”所说的文明起源，简言之即是国家的起源，用的是恩格斯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研究国家的起源、文明起源必须研究社会组织、结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阶级的产生等，所以有的考古家认为文明还包含一个“制度文明”甚至主要是研究社会制度的演进。如田昌五先生就说“这里说的是华夏文明的起源，而不是什么文字、铜器和城市的起源。华夏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和各方面的制度。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发祥史”[60]。其实，传统的文明三因素说“文字、铜器、城市”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制度文明”并不矛盾，“文字、铜器、城市”三因素集中地反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而其背后则与社会的组织程度、与“制度文明”相关。所以对“文明”的完整理解应该是包含三个层面，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状态，主要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程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道德风尚的进步状态。既往的考古学偏重于物质文明，是因为条件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传统的文明三因素“文字、铜器、城市”之所以能够成立或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它们非常典型，也非常直观，能够一眼看出的）。现在要探索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演进程度，考古家进一步要依据和考察古代遗迹特别是墓葬和聚落遗址，这些是不能象文明三因素那样一眼观尽、即刻可判明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有一定关系，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状态和程度象制度文明那样，也是不能凭借遗迹、遗物一眼观尽、即刻判明的，但不能说史前人类就没有精神生活、科学文化、教育、艺术、信仰、观念等等，当然，研究和探索“文明”起源也就不能撇开这些东西。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包括一些有特定造型和内涵表达的遗迹和器物形态）一直都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读和解释，甚至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笔者将另文讨论这一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近代考古学产生以来约200年时间，人们一直都没有对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当然更谈不上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都从外观感觉或以西方原始文化理论去看待和理解史前人类刻画，故以美术和图腾释之，实际二者都流于形式、表面、感觉、主观臆断，用今人的眼光简单类比而缺乏理性分析，完全没有触及史前人类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以中国为例，彩陶盛行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除了西部的马家窑文化外，其他流行彩陶的考古文化基本上只见素陶了。如果彩陶仅仅是美术作品，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有此雅兴，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没有这种雅兴了？按照有些图腾学家的研究，人类的图腾现象、图腾文化盛行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实际这一认识也是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骨刻和雕塑的误读所致），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61]。但是以彩陶图案为代表的史前人类刻画无论在中国、西亚、欧洲、美洲或者埃及、印度，都主要发生和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图腾理论与考古现象明显不合。仍以中国为例，为什么中国七、八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古人疯了一样地崇拜图腾，而在后来的一千年中他们的后人却把“图腾”这种神圣的东西给废弃了（或者压抑到内心，不在遗迹遗物上表现出来）？而到夏、商、周的时候，后人的后人又狂热地崇拜图腾（考古学家和图腾学家是把商、周青铜器纹饰看作图腾的）？很明显，无论美术或者图腾，与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真相都隔着一堵墙。正象研究“文明”起源不应回避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一样，史前考古、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研究也不应、不能回避史前器物纹饰。据笔者的初步研究和认识，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史前器物纹饰的内涵表达正是相应的。仍以中国为例，由于种植农业的起源，以天文历法现象崇拜，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观念、信仰的表述为核心的史前器物纹饰，盛行于原始农业的成熟期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龙山时代，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贫富分化、等级观念越来越严重，作为权力象征的有关天文历法的实践、知识被集中于部落或早期国家的最高层，以彩陶为代表的器物纹饰便不再在整个社会中盛行，这时便是《尚书•尧典》所说由领袖和专门的天文历法官员“敬授人时”了；到夏、商、周时期，由于统治和树立绝对权力、权威以及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制造神秘感、距离感的需要，有些史前纹饰便以变相和发展了的方式再次被铸于青铜礼器之上，这也是统治者自命“天子”、宣扬“君权神授”的一种需要，这种情形在社会分层早的红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其表现即玉器纹饰的制作。
　　鉴于以上的原因和理由（它不是真理，但它可能更接近事实和真相），我们建议：①“探源工程”如果确定以龙山时代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就不宜提探索炎、黄文化，不能将龙山时代与所谓“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不宜先入为主地将黄帝的年代认定在距今5000年左右或以近。②“探源工程”如果要探索“五帝”的时代和文化，探索炎、黄文化，就不能人为地将其局限于龙山时代。如果这样，“探源工程”要探索、研究的年代和考古学文化与既定的目标和任务将有很大的不同，即可能需要将一千年（前3000——前2000年）改为三千年（前5000年——前2000年）。③根据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实际，个人以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工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段，分三步走：第一阶段，探索和研究龙山时代，为探索“五帝”文化、炎黄文化做准备，相当于长江上的“葛洲坝工程”；第二阶段，探索和研究仰韶时代，大致弄清“五帝”（包括与之相关的古史传说和人物）的年代框架和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长江上的“三峡工程”；第三阶段，探索和研究前仰韶时代，即距今约一万年前至距今七千年前，完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史体系，剥离中国古史传说和古代文献记载中真实与虚构、错讹的部分。④重视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和研究工作；“文明”起源研究应该考虑史前人类的精神文明、科学文化这一部分；“文明”的三个层面物质、制度、精神都应尽可能探索，而后两个层面尤需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不必按西方的或一些过时的理论去套中国的考古发掘和古代历史文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否定既有的理论）。⑤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

　　注释：
　　[1]王巍《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2]石兴邦《我很赞成文明探源的研究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3]刘庆柱《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几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4]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5]、[42]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45页、161—16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6]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
　　[7]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8]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9]严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10]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1]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4期，2002年3月。
　　[12]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68页，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13]李伯谦、徐天进《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5月。
　　[14]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15]张忠培《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5月。
　　[16]《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17]、[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考古》1998年第6期。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前瞻》，《考古》2000年第2期。
　　[19]曹桂岑《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20]何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21]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
　　[22]许顺湛《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3]、[37]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24]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25]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6]张锴生《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27]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1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第1版。
　　[28]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上册322—328页、下册612—613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9]、[31]、[39]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30]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59—16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32]蒋乐平《文明起源研究略说》，《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33]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34]、[40]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35]袁轲著《山海经校注》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36]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38]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器时代》，《社会科学报》2000年8月17日。
　　[43]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44]尚雄《“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社会科学报》1995年11月30日。
　　[45]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
　　[46]参见：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47]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48]苏秉琦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9]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50]王兴业《〈三坟易〉卦序初探》，《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0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51]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第3期；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第11期。
　　[52]王先胜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待出。
　　[53]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文物》1990年第12期。
　　[54]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
　　[55] 、[58]王建新、张晓虎《试论班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宋建忠、薛新明《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56]张瑞岭《略论渭南史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7]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59]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87—8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60]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89页，新华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61]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刊《社会科学评论》季刊2005年第１期

世之大隐

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

关于“探源工程”，专家们最近的提法有些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探源工程”总协调人王巍先生在6月底和8月底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展趋势》。两篇文章都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历史考古研究频道”刊布。王巍先生在前一篇文章中说：2002年立项的国家“十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总体思路及技术路线，为进一步开展华夏文明孕育的过程和华夏早期国家形成等研究奠定基础。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华夏集团的中心区——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预研究以华夏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为核心，选择若干意义重大、研究条件相对较为成熟的问题开展前期研究”、“该项目最终将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解题报告》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王巍先生在后一篇文章中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该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据王巍先生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共设置了十一个课题，它们是：古文献有关尧舜禹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天文学起源研究；礼制的起源及研究成果的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碳十四测年技术研究与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豫西晋南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铜器冶铸技术及先秦矿冶遗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刻符及早期文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生态环境评价；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的综合；综合与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时也说：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策划时便确定是“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其研究途径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结合。“十五”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预研究”，继续了这一研究途径。“预研究”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李学勤《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先秦史网）。
　　“探源工程”启动之初及之前公开和宣传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时代（前3000年-前2000年）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1]。从上引专家们最近的文章和提法来看，“探源工程”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任务可能已有一些调整，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虽仍然把研究范围放在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但不再将龙山时代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等同起来，也不再提在龙山时代要探索炎、黄或“五帝”的历史文化（或者说相关的提法已比较模糊化，即王巍先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说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而是将“制订今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规划”，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笔者觉得“预研究”的设想比较合理、科学，但仍然不很完善，可以再作一些调整，这里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或批评。
　　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王巍先生在6月发表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进展顺利》与在8月发表的文章《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发展趋势》中的说法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也许有两种可能性的含义：其一，从原来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到王巍先生6月的文章，再到8月的文章，是处于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最终将按照王巍先生8月份发表的文章中的说法去做，亦即它“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之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而不再涉及“五帝”中的炎黄、颛顼、帝喾等传说帝王。其二，由于现在无法判定“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是否都处于龙山时代，甚至“五帝”及其他相关的传说帝王是否真实存在现在也无法判定，所以对炎黄、“五帝”不作具体的时代限定，也不明确提出要在龙山时代探索炎黄或者“五帝”。如果将来在龙山时代将“五帝”的历史文化都找到了，那么“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亦基本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就是正确的，目前的提法并无不妥。如果将来在龙山时代没有发现炎黄乃至颛顼、帝喾的历史文化，那么目前的提法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预研究”，关于炎黄、颛顼的历史文化是要放到未来的可能的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去研究的。同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或“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它不仅可以包括原来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即探索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内，而且可以容纳“五帝”之外的伏羲、神农乃至有巢氏、燧人氏等中国古人所编织的整个古史体系以及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及前仰韶时代在内，因为“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与中华民族有关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制度上的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文明的起源及发展历程，而不仅仅限于国家起源。我认为这些提法、设想是比较严谨的、科学的。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所划定的将要研究的地域范围、年代范围及其所设置的十一个研究课题与该项目将要达成的“总体目标”、预期结果是不对等的，即按照目前的设想、课题设置可能很难完成一个合理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并“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无论如何，未来的可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要探索“五帝时代”或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历史文化的，但是“预研究”将研究的年代局限于龙山时代甚至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间，文献资料的搜集及研究成果整理也局限于尧舜禹，那么这个“预研究”怎么能够判定“五帝”或炎黄是在龙山时代还是在仰韶时代呢？如果炎黄及颛顼、帝喾乃至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祝融都在龙山时代，那么传统观点将“五帝”视为同一时代的人（神或族群）、“五帝”大致上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仅探索和研究龙山时代（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可能做到的）就可以将传说时代的古史体系大致理清，那么“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及研究成果整理仅限于尧舜禹（或者年代局限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地域范围局限于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岂不错失良机甚至反而会使研究陷入迷途中，因为中国古史传说中很多帝王的事迹、神迹都是相似的或大同小异，比如何新先生就认为太昊、伏羲、黄帝、舜、高阳、帝俊、帝喾等都是同一人（神），炎帝、尧、高辛（帝喾）也是同一人（神），“嫘祖”则脱胎于“女娲”[2]，陆思贤先生也考证伏羲、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高阳、高辛、共工、蚩尤、尧等皆起源于立杆测影、天文观测活动[3]，李民先生则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部落最早活动在今陕晋一带的黄土地区。后来它又与尧、舜等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后来形成的这一部落联盟，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应当在今之山西南部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就大致上的地理位置而言，起初是黄帝部落偏西，尧部落在北，舜部落居南。他们原本是亲属部落，在这个历史阶段又从分散的状态中形成了部落联盟，其社会发展的脚步已挨近文明的门槛……黄帝、尧、舜部落联盟的这一支，其大致迁徙路线应是由今山西西南部向东，再折向北，而最北的足迹，则是在今长城以南，这也正是后来的燕文化的范围”[4]，更何况“五帝”并行一直是这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历史界的主流学术观点？没有对古史体系及传说帝王的全面考究、衡量、判别，一种多因素的考古学文化、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看待的考古学文化怎样与那些相似的传说帝王对号入座呢？如果炎黄、颛顼、蚩尤、少昊等等是在仰韶时代与尧、舜、禹的年代相差一千年、两千年，“预研究”其范围在考古学上局限于龙山时代（甚至仅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内）、文献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整理也限于尧舜禹，无论在考古学上还是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上都与炎黄无涉，那么这个项目如何能够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呢？这就象采矿：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是在一个大山脉的余脉或支脉开了一个小矿，但是传闻说那大山脉矿藏丰富、可能还有贵重金属；现在开这个小矿当然会积累采矿经验，但是对那大山脉却不作任何勘探，是否真的有矿、蕴藏量如何、走势怎样、采矿的最佳角度和位置可能在哪里，并不知晓也不去理会，那么当这个小矿采掘完毕，怎么能够根据开采这个小矿的经验去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开发那大山脉的实施方案呢？实事求是地说，小矿的开采除了积累采矿经验外，与那大山脉的开发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我认为目前的“预研究”所设置的研究范围与未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要制订出一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全面开展奠定基础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必然要涉及龙山时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对所有有关“三皇五帝”的古代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分析，也就是说现在不仅要开小矿、研究尧舜禹时期，而且要对那座大山脉做一些勘探、调查、分析之类的工作，这样才能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尽可能合理的大山脉开发计划和实施方案。以笔者之见，有三项基本工作需要而且能够做：1、判别古人编排的“五帝”到底是一种大体上平行、并列的发展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先后的前后相继关系。这一工作至关重要，也是“探源工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一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制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完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而且整个“探源工程”都将是比较盲目的，在将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进行拟合、配对时必然出现“公有公说，婆有婆说”的局面，重建传说时代古史体系的工作基本上只是建立在猜测的基础上，最近这十多年来的情形就是这样（虽然已有大量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要完成这一工作必然要对古代文献中所有有关“三皇五帝”、传说帝王的资料及相关研究进行搜集、整理，对整个古史体系进行综合分析、衡量、考察而不仅仅限于尧、舜、禹或炎黄、“五帝”。2、寻找并鉴别与尧舜禹有关的考古学文化。“五帝”中的尧舜禹真实存在的可能性最大，《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中都记载尧、舜、禹曾经共事，尧、舜的年代距禹、夏的年代当不会太远，寻找和落实尧、舜、禹的考古学文化相对来说可能性要大一些，“预研究”目前确定的工作范围正与此相适应。3、在仰韶时代选择一种可能与“五帝”或其他传说帝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即做典型解剖，以验证和判明“五帝”到底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还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差别的前后相继关系。这项工作需要搜集、整理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成果。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可供选择的案例大致有：大汶口文化与少昊的关系，这是学界有较多共识的一种传统认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炎帝的关系、庙底沟类型与黄帝的关系，最早明确提出并论证这种关系的可能是黄怀信先生[5]；大河村类型晚期（秦王寨类型）与祝融的关系，王震中先生对此作了论证，韩建业先生认为仰韶文化郑州西山古城为祝融部落兴建和使用[6]；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与共工的关系，袁广阔先生提出并作了一定论证[7]。这几对关系中只要有一对或两对关系经认真考察论证基本上可以落实、确定，即可判明古人编排的“五帝”不是一种平行、并列关系而是一种有年代、时代差别的前后相继关系，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古史体系的框架、轮廓即可大致判明，有助于考古学文化与“三皇五帝”及其他传说帝王的拟合、配对。当然，这几对关系中考古学文化年代、地域较明确，特征鲜明，关系又比较单纯工作相对容易的，笔者认为是：半坡类型与炎帝的关系、大河村类型晚期与祝融的关系，或者再加上大司空村类型与共工的关系。大司空村类型与大河村类型晚期的年代下限均在距今约5000年前，而在古史传说中，共工、祝融皆是炎帝后裔（祝融还是颛顼之后），所以这几对关系只要有一、二种基本确定，则炎黄、颛顼、蚩尤等必在仰韶时代无疑。有少数学者是主张炎、黄的历史文化在仰韶时代的。当然，笔者也主张炎、黄的历史文化在仰韶时代，而且它们应该就是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即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二者可能还要上延至学界近年提出并正在讨论的零口文化）。在此，笔者想就一些相关问题及如何确证炎、黄在仰韶时代而不在龙山时代进一步谈一谈个人的认识，并请专家和读者赐教。
　　1、关于“三皇五帝”的认识
　　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人编织出一个“三皇五帝”概言之。“三皇”有多种说法：《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为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为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为伏羲、神农、黄帝；《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为燧人、伏羲、神农。“五帝”也有多种说法：《世本》、《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淮南子》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左传•昭公十七年》以共工代替颛顼）；《帝王世纪》、《尚书序》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皇王大纪》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混元圣记》引梁武帝说：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尽管“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些资料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一，伏羲大体上被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排除纬书中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则伏羲恒居首位），说明“伏羲”的重要性，“伏羲”的确被古人视为人文始祖。其二，“三皇”、“五帝”虽说法不一，但排序基本上不混乱，按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其三，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而这个排序与《帝王世纪》、《尚书序》又完全吻合（实际上所有的排序都没有违背总体顺序）。虽然“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作者有关，即作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可以进一步佐证古人的严谨及“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挚）、颛顼、帝喾、尧、舜”这个排序是按时序进行的，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其一，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影响很大，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很多，但是蚩尤却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证明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是个反面人物，故不被中原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之所以“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人选，其原因也在于此，即它与作者的倾向性有关。以前据此而否定“三皇五帝”的某种真实性（即它们可能代表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认为古人是在随意编造历史，显然是没有读懂古人的缘故。如果注意到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众多的民族、族群（即使仅以黄河流域而言也是如此），其在古代出现各种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选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种情况可能恰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其二，《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均载尧、舜、禹在一起共事，讨论洪水治理和官职任免，可佐证尧、舜距禹、夏不远。而中国古代文献从来未有资料说尧、舜曾与帝喾、颛顼乃至炎、黄共事，可见在古人那里，尧、舜与炎黄是不同时的。在《史记》中，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是一个线性的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代际关际，而炎、黄在古史传说中是一种同父母的兄弟关系，古人把这些问题是分得很清楚的。司马迁也没有说“五帝”同时，今人所谓“五帝时代”其实是容易产生误会的（让人以为“五帝”并列、平行）一种不严谨的不科学的说法。其三，《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天文训》排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可证此五帝有年代、时代先后顺序。据文献资料，少昊的地望在东方，炎帝的地望在西部渭水流域，而且在考古学上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如果根据少昊、炎帝的地望及文化特征配五方天帝，则少昊应为东方天帝、炎帝应为西方天帝，但《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没有这样处理，证明五方天帝不是根据传说帝王的地望及文化特征来安排的。相反，五方天帝配对不仅遵循春、夏、秋、冬这种时序，而且与其他古籍中“三皇五帝”的排序完全一致（为了把黄帝排为中央天帝，故将伏羲与太昊合并、神农与炎帝合并），故而出现在大地之东方的少昊被排到天庭的西方，在大地之西方的炎帝被排到天庭之南方。这给今之学者造成了一些误会，但那种颠三倒四的配对却证明它是按照五行、五方及时代先后来配置的，即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我们知道，在古史传说中，并不存在伏羲（太昊）生炎帝（神农），炎帝生黄帝，黄帝生少昊，少昊生颛顼这样一种体系，故知这种相生关系是年代的先后关系。由于古人牵强地把传说帝王与五行相生关系凑在一起，故给今人造成许多误会和混乱。

世之大隐

　2、炎黄的历史文化不在龙山时代
　　假设黄帝的历史文化在龙山时代，那么它会是哪种考古学文化呢？首先这种文化不会在长江流域，这不用论证。其次，它也不会在长城地带及其以北，因为在龙山时代，长城地带及其以北没有哪种文化南下到达过黄河北岸，更不用说黄河以南的河南腹地，那么河南境内众多的黄帝遗迹、传说如何解释呢？结合古史传说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考察，黄帝文化只可能在黄河流域去寻找。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分为中原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黄帝当然不会是山东龙山文化，因为黄帝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影响最大、年代最早，而且有关黄帝的遗迹、传说基本上不在山东甚至豫东，故黄帝文化只可能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关。中原龙山文化前期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它是一种过渡性文化，所以它也不会是黄帝文化，最多可能说黄帝及其他的什么帝根源可能要追到那里。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分为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及山西南部一带的陶寺类型，黄帝文化当然不会是陕西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因为黄帝的众多遗迹、传说都在河南，而且专家们早就认为陶寺类型与尧、舜有关，炎帝又发源于宝鸡、渭水流域。或者最多可能说黄帝族的早期是在陕西或山西南部，因为那些地方也有黄帝遗迹、有关传说，但能代表黄帝、黄帝族的文化还只能是在河南境内，即河南龙山文化。从黄帝传说、遗迹、影响、与夏文化的关系各种角度衡量，黄帝都应该是与河南龙山文化有关。河南龙山文化大致分五个类型：河南西部是三里桥类型，西南部是下王岗类型，中部是王湾类型，东部是王油房类型（或称造律台类型），北部是后岗类型，其中以王湾类型分布面最广、影响最大，所以王湾类型可以视为黄帝集团的核心黄帝族，其他类型可以视为与黄帝族结盟的联盟部落。十多年来，中国考古界一直将龙山时代视为“五帝时代”，但罕见有人指出和论证炎黄、颛顼等在龙山时代到底可能与哪种考古学文化有关。有的是判断、推测甚至断言，但就是缺少确指和论证，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笔者仅找到两例，即何驽先生和蒋乐平先生的文章，具体指出了黄帝在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也正是河南龙山文化及王湾类型。
　　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象即是蚩尤象，当然河南龙山文化就是黄帝集团，良渚文化的衰亡就是黄帝大战蚩尤的结果[8]。将河南龙山文化视为黄帝集团，则黄帝文化自然应该是王湾类型，蒋乐平先生正是这样推定的，而且他也认为良渚文化为蚩尤文化，良渚文化的衰亡与黄帝战蚩尤有关，当然陕西龙山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则被推测为炎帝文化[9]。另外，严文明先生推测东夷的祖先有太昊、少昊，可能还有蚩尤的九黎集团，而太昊的时代应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太昊、少昊、蚩尤为一方，西部的华夏集团为一方，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不仅打败蚩尤，而且可能杀了两昊，依据是《盐铁论》说“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10]。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将炎黄置于龙山时代必然会得出的一种结果，但它们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是不相吻合的：传说蚩尤为炎帝之后，二者均为牛首人身，蚩尤与炎帝之间有一场争斗，为黄帝所杀，而炎、黄之间又有一场大战。史前时代主要是西部流行牛角、羊角形图案和符号即半坡类型和后来的辛店文化，再说蚩尤无论为良渚文化或是东夷文化，中间都隔着河南黄帝的大块地盘，怎么可能和西部的炎帝相争呢？据研究，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8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而且“此后，一直到二里岗下层商文化之初，除了龙山时代末期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对东方的影响稍占优势之外，海岱地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11]。同时，良渚文化的衰落也是在大约距今4200年前，之前良渚文化的繁荣和兴盛超过河南龙山文化。即是说，河南龙山文化与东夷文化、良渚文化相比较，其影响优势是在晚期即大约距今4300年至4000年之际，按前者为黄帝后者为蚩尤，则黄帝战胜蚩尤只可能是在距今4300年至4200年之际，至早也不过在距今4300年前后即战胜蚩尤后河南龙山文化或王湾类型才强盛起来。按照这种框架，黄帝的影响必然是在距今4300年开始变得非常强大，但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是相违背的，因为这个年代是尧、舜、禹的年代。如果这个年代有显赫的黄帝和颛顼存在，怎么轮得到尧、舜、禹主宰天下呢？
　　总之，将炎黄置于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都无法吻合，更别谈深入论证，也许这就是只见龙山时代为“五帝时代”观点流行、盛行而罕见有人确指和论证炎黄、颛顼之考古学文化的根本原因（不会没人尝试，但可能障碍重重、处处碰壁）。
　　3、关于“炎黄大战”
　　我们中国人常常自称为炎黄子孙，近年来学术界又在讨论宜将炎黄与蚩尤并称为三祖，由此可见炎黄和蚩尤在古史传说和中国文化中影响之大。古代文献和传说资料记载炎黄蚩之间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谓之“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笔者认为，炎黄蚩战争传说是探索和寻找炎黄蚩历史文化的重要线索之一，也可能成为弄清古史体系的真面目、重建传说时代古史体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关于炎黄蚩之间的战争，按《逸周书•尝麦篇》的说法是：蚩尤与炎帝相争，炎帝受到威胁，急忙去说服黄帝联合起来杀了蚩尤，这是说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按《史记•五帝本纪》所说：黄帝与炎帝之战在前，黄帝擒杀蚩尤在后。笔者结合考古材料分析认为，两说当以《逸周书》为是，即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战在后。具体而言，半坡类型前期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墓地的多人二次葬为黄帝杀蚩尤所致，其年代距今6500年左右，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系蚩尤族人抢得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陕晋豫交界一带）逃到西水坡下葬所致，而半坡类型后期（或称史家类型）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的多人二次葬即为炎黄之战所致，其年代距今6400年-6000年（这里的黄帝、炎帝、蚩尤代表一个族群、部落及其领袖）。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以往考古学家都是从母系父系、血亲关系或者风俗习惯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的，但这些解释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或者考古现象与解释理论相悖，或者是不释之释，对此笔者将在《破译“炎黄大战”》中讨论和分析，这里仅从帮助判别炎黄年代以及如何验证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蚩之战的角度简单谈一下。
　　朱乃诚先生分析认为，元君庙墓地各个完整的墓组大体是同时形成的，其中M417墓组有41具人骨，可分属6个不同的辈份计算，形成M417墓组的时间大约是120年，因此形成该墓地的时间大约也是120年[12]。如果按朱乃诚先生这种计算进行简单类推，那么姜寨二期M205埋85人、M358埋84人，这两个墓大约需要240年才能形成，因为根据氏族说、血亲说，M205、M358中的人骨必然存在血亲关系。二次葬又叫洗骨葬，根据民族志材料，它是将死人尸体停放在一个地方，等肉体腐烂后再收骨正式埋葬，这样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根据这种葬俗，元君庙M417墓组41位死者第一位死后要等上120年才能下葬（姜寨M358仅第一层就有45人，应该是同一时间下葬。还不说同一墓穴达80多人，需240年），到最后一位死者死亡时，已有几十具尸体、尸骨停放了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原始人类不可能有房屋来停放这几十具尸骨，也不可能将死人长时间放在居室内外，因为尸体腐烂之后必然腐臭不堪，所以它们只能被停放在离村落较远的野外。但是停放在野外，几十具尸骨几十年、上百年，怎么能保证它们不发生错乱以至丢失呢？仅仅是野兽出没、风雨泥流都会破坏这种人类行为和规则，那又怎么对得起祖先呢，亲骨肉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呢？再说，这样积聚尸骨要百多年才集中葬一次，那之前的若干代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亲人而言，采取的岂不都是一次葬甚至不葬，很多人一生不仅没有对父母辈进行二次葬，就是他自己死后也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才能享受二次葬进入鬼魂世界，这就是多人二次葬血亲说面临的悖论。又有一种说法，多人二次葬可能经过多次洗骨，即先将死者进行一次土葬，待肉体腐烂后再进行第二次埋葬即葬骨，这样可能存在多次迁葬的情况[13]。这种说法虽然避免了停尸野外必然会遭遇的麻烦和悖论，但它仍然避免不了后一种悖论，即最后一次合葬前的若干代人、绝大多数人一生面临的仍然是亲人的一次葬，这些人又如何能够安宁呢？如果死一个人在野外埋一两年再迁入公共墓地，那象姜寨二期M205、M358一墓埋80多人一层埋40多人在百年、数百年内岂不要数十次地打开同一墓穴同一层位或者大部分尸骨都得在公共墓地、墓穴之外反复迁葬、聚合（不这样做大多数人面对的必然是亲人的一次葬以及骨肉分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迁葬才有个止歇？而且既然有公共墓地，为何要在公共墓地之外反复迁葬？总之各种情形都显得非常乖张、怪异，而且没有考古依据。从战争的角度看，整个多人二次葬都是因战争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埋或不埋，多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后人搜捡尸骨集中埋葬所致，这时能够区分同一氏族、家族者区分之，不能区分者也没法，这就是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严谨中又存在混乱的根本原因。
　　姜寨二期已鉴定的2087具人骨，已被判明的成年男女有1853具，其中男性1170具，女性683具，男女之比大约2:1。渭南史家的情况与姜寨二期大体一致。金则恭先生在谈到渭南史家的情况时说：“史家墓地的情况不大正常，几十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中，绝大多数的异性合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所以整个墓地600多名成人中，男女比例为二比一，相差过于悬殊。由于史家墓地基本上都是二次葬，因而不能断言这种差别就真实地反映出该氏族性别构成的情况，不过，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14]。姜寨二期总共所得2000余具人骨，史家墓地总共所得730具人骨，所以这个性别鉴定完整地反映了这两处多人二次葬墓地男女性别特别是成年男女的性别构成情况。元君庙墓地出土人骨266具，鉴定了性别的成人157具，其中男性93具，女性64具，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且差异较大，比例约为3:2[15]。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母系，又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父系，还有一些学者用之于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其实，无论母系、父系还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都无法解释多人二次葬这种男女性别构成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总体上是一种2:1的趋势（元君庙人骨性别鉴定不全，不过可以参考）。那么是不是女性在当时不受重视、不能回归本氏族安葬或者当时有弃杀女婴致使男女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产生呢？肯定不是，因为：其一，半坡、姜寨、元君庙等遗址都有厚葬女孩的现象，如半坡M152、姜寨M7、元君庙M420，这些都是女性厚葬的典型例子，被一些考古家用于论证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其二，有的考古家认为半坡类型时代女性随葬品平均数量多于男性，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严文明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等等墓葬作了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证明女性随葬品多于男性是片面的观察和认识[16]，至少说明当时不存在虐待女性、女婴的问题。其三，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普遍存在男女老幼合葬的现象，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不让本氏族或家族的女性成员归葬的习俗，无论父系、母系，都不存在本氏族只葬男性或只葬女性的习俗，况且我们并没有发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其四，可以将多人二次葬墓地与同时代的非多人二次葬墓地作一个比较：南郑县龙岗寺墓地423座墓出土人骨除婴儿17具外，计415具，已鉴定性别者275具，其中男性126具，女性149具[17]。男女两性既不见女性比男性少，也不见女性比男性多到反常的程度，而是大体上平衡。这个数据和比例虽然尚没有完全反映龙岗寺的情况，但足可以供参考。其五，更为关键的是，姜寨二期那2087具人骨按年龄段划分其人数和性别构成情况表现为：壮年共1534具，其中男性1009具，女性525具；老年共82具，其中男性57具，女性25具；青年共239具，其中男性104具，女性135具[18]。在青年段女性尚多于男性，可见并不存在女性地位低下、虐杀女婴以及女性成员不能归葬氏族墓地的情况。
　　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这种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以至于其比例大体趋向于2:1的反常现象，如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则一目了然。因为战争、打斗是男人的事业，男性死亡远远多于女性是必然现象。分析一下姜寨二期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姜寨》附录二提供了老年期、中年期、壮年期、青年期四个生长期的年龄起止标准，朱乃诚先生将中年期、壮年期合并为中年期，各年龄段人数构成和年龄起止标准为：老年（56岁以上）80人；中年（24—55岁）1517人；青年（13—23岁）238人[19]。这个年龄段的划分及人数构成大体上与上文老年、壮年、青年的划分一致，即姜寨二期人骨中青年的起止年龄为13—23岁是确定的。在姜寨二期2000余具人骨中，为什么老年段和中年（壮年)段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青年段女性却略多于男性？这个问题从战争的角度去看更是一目了然：朱乃诚先生上文统计中的老年为80人，平均年龄56岁（有关计算和统计可能有一点问题，老年段的年龄起止标准是56岁以上，80人的平均亡龄也是56岁，不可能80人都是活到56岁死亡。不过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讨论并无大碍），即是说老年、中年一起其起止年龄大致为24—56岁，这种年龄正是男人身强力壮、可以打仗的年龄，所以男性与女性相比成倍地死亡是不奇怪的。而在13—23岁这个年龄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只是孩子，在面临战争、战斗的情况下只有回避、逃跑，而女孩无论在体力、胆量上都比不过男孩，所以女孩的死亡大于男孩也是不奇怪的。姜寨二期死亡人口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构成几乎完美地为我们描绘出6000多年前那场（或许也是多次，因为古书上说黄帝与炎帝三战才得其志）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惊人场面，古人用“血流漂杵”形容不为无因。
　　笔者将从四十个方面论证“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要彻底验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到底是不是战争原因所致，我认为也有一个比较简洁的办法，那就是对那些葬人特多的墓葬尸骨（如元君庙有一坑葬25人，史家墓地有一坑葬51人，姜寨二期M205葬82人、M358葬84人）的年代进行检测。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呈线性分布，其跨度达到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两、三百年，那么它与战争无关；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大体一致，说明是同时死亡，为战争所致。所以这里顺便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能力的单位、部门试验一下，这件事显然是有意义的。

　　注释：
　　[1]王巍《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构想》，《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王巍《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2]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1-64页、69页、78-80页、206-207页、213页、21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参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4]李民《黄帝的传说与燕文明的渊源》，《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5]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6]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韩建业《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7]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8]何驽《文献考古方法刍论》，《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9]蒋乐平《文明起源研究略说》，《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10]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
　　[11]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12]、[15]、[17] 、[19] 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13]张楷生《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二次葬》，《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14]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16]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18]尚民杰《关于姜寨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世之大隐

                      摒弃中国古文明研究中的两种误解 

江林昌

(烟台大学，山东  烟台  264005) 

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关键词]文明起源；标准；早期性；广阔性

[摘要]判断文明起源的物化标志，可以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也可以是其它，应当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不同的民族而定。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不仅要从时间上消除“上古无史论”的误解，充分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而且还应从空间上改变“中原文明一元论”的偏见，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多源并起、广阔发展的历史事实。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2-0040-09

[收稿日期]2005—12—10

[作者简介]江林昌(1961—)，男，文献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教授，烟台大学副校长、中国学术研究所副所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27 10:25:29编辑过]

世之大隐

一、文明起源的标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判断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涉及到理沦探讨，也涉及到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实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比较通行的做法，是从考古学角度，把文字、青铜器、城市或宗教礼仪性建筑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四要素。因为这些比较确定稳固的物质性东西恰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比较抽象的国家形态。然而这些文明的判断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与区域性。例如青铜器，古代中国、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地中海的克里特、迈锡尼等早期文明时代，都具有发达的青铜器。但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和特奥蒂瓦坎文明都没有青铜器。又如文字，古代中国文明有方块汉字，古埃及文明有圣书体文字，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有楔形文字，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有线性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图画文字，但南美洲秘鲁的印加文明，虽已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国家，却没有文字的使用。再如城市，世界上早期文明大多是农业文明。农业经济需要稳定，自然容易形成城市作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中心。这一点与游牧民族因其游动性而不需要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即使在农业文明中，古埃及有能力建筑雄伟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大型陵墓宗教建筑。但在前王朝的诺姆文明到早王朝文明，一直没有典型的城市出现。有人为了突显埃及文明的这种个性，称其为“没有城市的文明”。

    以上情况表明，从理论上讲，文明社会的抽象概括是国家形态，物化标志则是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或者说，以比较具体可观的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作为比较抽象概括的国家的物化形态。这在理论上讲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国家这个文明社会的共同标志，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民族的具体文明起源过程中，会有不尽相同的物化标志。换言之，我们不能用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这四项文明起源的要素去衡量要求所有的地区与民族的文明起源。事实上，在进入国家形态的文明社会里，有的具备了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的四要素，而有的则只具备其中的二种或三种。我们不能因为其只具备文明要素的二种而否定其已进入文明阶段这一事实。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上述四要素外，以别的物质(例如玉器)来作为判断文明的依据。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我们只要求标志物能充分说明国家及其权力机构的存在即可，而不必计较是哪一种标志物或几种标志物。

   依据这样的认识，我们再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与其它地区的文明起源，在物质要素方面的体现是显然不同的。在黄河流域，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三代，文字、青铜器、城市三项一直是其文明的物质要素，而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则以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以及大型“土筑金字塔”式的祭坛，为其文明标志；在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则以大型“积石冢”“女神庙”和精美的玉器，为其文明标志。虽然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都不具有青铜器和城市，但这两处文明都已进入了文明阶段已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而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明有高大奇特的青铜器、精美的玉器和规模庞大的城址为其标志，但三星堆文明不见有文字。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文明物质要素，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和多样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还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区系类型说”，这是我们讨论中国古文明时首先应该具备的全面辩证的唯物史观。下面我们再从时间的纵深度和空间的广阔度两个角度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

世之大隐

二、从时间角度改变“上古无史论”，重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的早期性

 

中国文明是从什么时候起源的，这是中国古文明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个转变深入的过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曾经出现了以顾颉刚先生为主帅的一批疑古学者。这批学者的初衷是想重建中国上古史，本着严谨的态度，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审查史料。可惜的是，他们在审查史料时，在方法上受明清以来今文学派的影响，审查的结果是先秦秦汉古籍大多不可信，并进而怀疑由这些古籍所记载的上古文明史。后来，他们对西周以前的上古文明史都持怀疑态度。这是从时间上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误解。现在，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大量地下资料不断证明中国的文明起源实际很早。这里试以上面讨论过的文明起源标准为依据加以分析说明。

 

    1．青铜器的使用和青铜冶炼技术的发明

    夏商周青铜器已是相当发达了，那么它们的源头又在哪里呢?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早于二里头夏文化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遗址里，找到了早期铜器和制造铜器的遗存。

    龙山文化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之间。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胶县三里河出土过两段黄铜锥；诸城呈子、长岛店子都出土过残铜片；栖霞杨家圈发现了残铜锥、铜炼渣；日照安尧王城发现了铜炼渣；牟平照格庄出土了青铜锥。黄河中游的河南、河北、山西地区：郑州牛砦遗址发现了熔化铅青铜的残炉壁；郑州董砦出土了方形小铜片；安阳后岗发现了铜炼渣；临汝煤山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铜容器残片，其合范缝清晰可辨；河北唐山大城山出土了两件穿孔齐形红铜片；山西襄汾陶出土了一件红铜铸的铜铃。黄河上游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甘肃地区：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文化中出土了青铜残刀一件；武威皇娘娘台、永清大河庄、秦魏家、文河齐家坪等齐家文化遗址里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铜锥、铜斧、铜刀、铜钻头、铜凿、铜匕、铜环、铜镜、铜泡等等；在青海贵南尕马台一处齐家文化墓地里，有铜锁、铜指环和铜泡等。通过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等地的炼铜炉分析可知，以上铜器都是先将原料在炉内冶炼，然后将熔液注入陶范而铸成。说明了当时已有较完整的炼铜技术。

    黄河中上游早于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文化是仰韶时代，距今约为7000年至5000年之间。燕山以东的长城地区的红山文化也大致相当。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一处房子居住面上发现了一件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十四年代经校正约为公元前4700年。科学鉴定铜片成分系黄铜，即含锌的铜锡合金。冶金学者通过实验，证明用原始冶炼方法可由铜锌矿中得到黄铜。这说明在距今至少6700年前，中国已发明了冶炼铜的枝艺。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了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窖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十四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合锡的青铜，是用两块陶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42年，在山西榆次源涡镇发现一块陶片上附有铜渣，经化验确认为炼铜剩下的铜渣，当时所炼的应是红铜。这一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在晋中地区的一种地方类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窖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过将军盔残片和铜炼渣，在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4号积石冢中发现有铜环，经化验是红铜。

以上材料表明，早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间的龙山时代，我国黄河流域已普遍冶炼并使用铜器。而这种生产技术还可上溯到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的仰韶时代，其中最早的实物证据是临潼姜寨的残铜片，距今已有6700年。如果以铜器的出现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那么中国的文明史已有6000多年了[1]。

 

2．文字的产生

    中国古代，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东巴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藏文、满文、蒙古文等等，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等等。我们这里讨论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指汉字而言。

    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在此之前，目前考古发掘已经提供了商代前期，乃至夏代早期的单个汉字。再往前，学者们把目光集中到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于陶器、玉器上面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相信，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我们的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又如何演变成真正的汉字?这既是一个古文字学研究的课题，也是文明史研究的课题。

    据古籍记载，五帝时代已经发明文字。《世本》说：“仓颉作书”，“作书”就是创造文字。《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吕氏春秋》、《论衡》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故谓之‘文’。”据《荀子》可知，仓颉作书时，“好书者众矣”，仓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黄河中游为仰韶文化后段至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则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

    就在这样的时空范围内，考古学上已发现了许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陶器、玉器刻划符号。这些陶玉器刻符可以与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以仓颉为代表的祖先开始“作书”的传说相印证。

    (1)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中的陶器符号

    在黄河下游，早于龙山文化的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全境、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距今已有6500年至4500年左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泰安宁阳大汶口遗址、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多个陶器符号。学者们将其考释为“炅”“炅山”“斤”“戊”“凡”“封”“皇”等字。唐兰先生指出：“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广泛使用。由此可将我国的文明时期上推至少吴、太昊时代。”少吴、太吴是东夷人，故《山海经·海内经》：“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弓矢即与东夷的夷字有关。夷，从弓从大，即大人持弓之意。《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风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郯子即郯国国君，春秋时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少吴的发展则为大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凤姓也，实司太暤与有济之祀。”任，在今济宁市，宿、须句在今东平县，颛臾在平邑县。均在山东境内。李学勤先生考释陶文“皇”字像一种饰有羽毛的冠，并认为这个“皇”字可能与有虞氏帝舜有关，《礼记·王制》：“有虞氏皇而祭”，郑玄注：“皇，冕属，画羽饰焉。”而《孟子·离娄下》明言：“舜……东夷之人也。”[2]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有刻符的陶器和陶片11件，典型符号27种；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129件，符号38种；在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23件，符号8种；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层文化遗址里，发现10多件，符号约10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地区的仰韶文化刻划符号，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共同性：第一，它们有相当固定的刻划习惯，主要见于涂有黑色带纹陶钵的口沿上。而且一件器物只刻一个记号；第二，许多不同地区的符号体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考古工作者认为，在不同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出现作风与写法完全相同的符号，说明“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了一定的意义，……从我国历史文化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与我们的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3]；第三，以上所述是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大宗，符号大多比较简单。仰韶文化刻符的第三类情况是少数符号结构相当复杂。与商周古文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在临潼姜寨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符号由五个相连的“八”形构成。李学勤先生将其考释成“岳”字，并认为这个符号与甲骨文里的“岳”字相近[4]。

    仰韶文化里的刻划符号出土后，引起了古文字学家和历史考古学家们的高度重视。郭沫若先生于《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发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半坡彩陶上的刻划“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6000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于省吾先生也在《文物》1973年第2期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仰韶文化陶符中的“玉”、“矛”、“阜”之类是象形字；而“五”、“七”、“十”之类记数字，则是假借字；其它还有指事字。因此，当时的文字也是相当成熟了。他因此说：“不难设想，当时的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以外，自然要有更多的简单文字，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罢了。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约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

世之大隐

(2)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符号与陶器符号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时代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前2200年，其分布范围大致在浙江北部、上海全境和江苏东南部太湖周围一带。良渚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

    在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上，出现了种种刻划符号，引起了古文字学家们的特别关注。由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与黄河下游大汶口陶文相类似，可以相互联系，比较研究；而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陶文，大多与黄河下游龙山时代的丁公陶文一样往往可以多字连读，证明陶文与语言有了密切联系。因此，良渚文化玉器、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成为学术界讨论中国文字起源的又一焦点。

    先谈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刻划符号。

    前文指出，在大汶口陶尊上，有一个释作“炅”字的符号。这一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镯)。大汶口文化陶尊上还有可释作“炅山”的符号，这种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上(见首都博物馆所藏玉琮、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玉璧、美国弗里尔美术馆所藏玉璧等)。大汶口陶尊上的五峰“山”，在良渚文化玉器上也作五峰，只是中峰平顶而已。大汶口陶尊中山上的日月，良渚文化玉器上作“鸟”立形。在古代滨海地区，崇拜日月，并将太阳动物化为阳鸟。太阳与阳鸟在原始思维里，实际是同构关系。因此，大汶口文化陶文“炅山”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实际是相同的。李学勤先生将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山”读作“岛”字，指出“鸟在山上，可读为‘岛’字。三件玉璧的符号都是两字的复合，其中都有‘岛’字。这使我们联想到《尚书·禹贡》冀州、扬州都提到的‘岛夷’，即古代滨海的部族。”[5]

    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划符号还有如下三件与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符一致：

    其一是“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M11和M17中分别出土有陶器符号“皇”字，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本义是指羽毛装饰的王冠。而这个符号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出现了五次。均在玉璧上的五峰山形框内。

    其二为“封”字。在莒县陵阳河M25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个长方形土坛上立一植物形的刻符，其从“丰”从“土”，应释为“封”字。这个符号也见于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玉璧上，只是在“植物”的下部作卵圆形状而已。    其三为“凡”字。在陵阳河M19和大朱村M26出土的大汶口陶器中，均出有斜置的菱形。王树明先生释为“凡”字，以为是军用吹奏乐器[6]。而这个可读的“凡”字的菱形符号也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的良渚文化玉琮上。在该玉琮的上端纹饰之问，相对两侧各刻有一处符号，一为半饰形的“珏”字，另一即为菱形的“凡”字。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许多刻划符号与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同形或相似。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合理的解释可以有两点：第一，从空间环境和时间阶段角度看，良渚文化分布在江苏南部到浙江北部，与分布在山东到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接壤，都分布于东方近海。大汶口文化晚期又同良渚文化大略同时，所以两种文化有相同的符号是不足为奇的。第二，从这些符号性质看，两者都是原始文字，而且这些原始文字是在同一的空间与时间背景下产生的，有着相当广泛的约定俗成之基础，所以会有共通之处。

    现在再来介绍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它显明的特征：一方面，见于良渚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陶器甚至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常用符号，也见于良渚文化陶器上，如上文介绍过的可释为“炅”字的符号，也见于余杭南湖出土的黑陶豆；可释为“封”字的符号，亦见于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可释为“火”字的符号，又见于上海青浦西漾淀出土的黑陶罐；见于仰韶文化的一些记数符号，也屡见于良渚文化。这些进一步表明了当时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符号之通用性。另一方面，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符，有许多可以多个连读。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土于江苏吴县澄湖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的腹部上，共有4个符号并列刻在一起。李学勤先生将此四个符号释为“巫戊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7]。这里的“巫”字符号又见于崧泽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还见于安徽含山玉版中。“巫”是沟通天地的使者，“巫”的得形源于巫者用于度量天地四方的工具——规与矩——交叉的象形(规以画圆量天，矩以画方测地)。上述材料表明，“巫”这一概念在良渚文化前后于东海沿岸地区内已广泛地使用。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浙江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了8个符号连续相刻的情形。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实际上是环着罐口刻的，应当从上方观看。因此，符号应该从右起读[7]：  朱旗  戋  石    网  虎石  封    这段文字不容易理解，很有可能是该聚落中的人用来记录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尝试，还带有一些文字画的性质。

以上的讨论表明，良渚时期的玉器符号，已具备单个原始文字的性质，且在不同地点通用，而良渚时期的陶器符号，已达到记载简单语句的程度。由这些文字来判断良渚时期已是进入到文明时期了。良渚文化的年代约在前3300至前2000年之间，可见在5300多年前，我国的长江下游已洒满东方文明的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