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科学》2005年第5期 几千年来,华夏各族儿女把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是自秦汉之后,人们对黄帝的历史年代就不很清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在20世纪初,报刊上讨论过“黄帝纪元”问题,如1903年的《黄帝魂》认为“黄帝开国”于公元前2711年;1903年的《苏报》认为是公元前2491年;1905年的《民报》则认为是公元前2698年。到了20世纪中叶,翦伯赞在《中外历史年表》中给出,黄帝开始执政是在公元前2550年[1]。其方法是将五帝和夏商周各帝王的年数加起来,从公元前841年往前推算出黄帝的年代。由于古籍中“五帝”在位年数很混乱,学者多取可靠性差的《今本竹书纪年》五帝在位年数,加之对夏商周各帝王的年数有不同认识,所以这些黄帝年代歧异也不可据信。 在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学界也对五帝时代进行了讨论。其主流观点是将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视为“五帝时代”,与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活动的时代对应起来,不少学者将黄帝年代定为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500至公元前2500年)。但是,许顺湛、黄怀信、陈连开等少数学者认为,炎黄时代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相对应,甚至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对应于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文化[2],或认为黄帝年代在仰韶文化中晚期[3]。这是根据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特点来判定五帝活动的时代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并由碳14测年数据来给出其年代框架。 在世纪之交,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编辑了八卷本的《炎黄汇典》[4],成为研究炎黄二帝及其时代、历史和文化的工具书。在《炎黄汇典》第一卷“史籍卷”中摘选了古代典籍和传世文献中有关炎帝、黄帝的历史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黄帝年代的历法记录。这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用历法纪录来计算黄帝的年代。 这里,我们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与黄帝相关的历法记录,用现代天文学的计算方法来分析和确定黄帝的历史年代。这些计算涉及到天文历法中的年月日干支、朔与节气的时刻以及日月五星的运动等。天文学计算主要是使用瑞士的Dieter Koch和Alois Treindl 两人开发的“瑞士星历表”(Swiss Ephemeris)软件(http://www.astro.com/swisseph/)来进行的。该软件是在美国NASA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JPL)发布的精度最高的DE406行星历表和月亮表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它将DE406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3000年的时间跨度拓展到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5400年,并保证了0.001角秒的天体位置精度。因此该软件的时间跨度和位置精度完全适用于黄帝所在历史年代的判断。 黄帝“迎日推策”之年代 《史记》等史书记载:“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这就是说,该年的冬至日同时也是朔日,其日干支为己酉。 为了充分检验各种可能性,我们将计算的时间段设定为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其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根据太阳和月亮的黄经相等的条件来计算所有朔的时刻,并精确到分钟,时间为北京时间;第二,计算所有冬至的时刻,即太阳黄经为270度时所对应的时刻,同样精确到分钟;第三,确定冬至和朔日是同一天的日期,并且该日的干支为己酉。这样,我们共得到了三个日期,即:公元前4375年1月22日(丙寅年戊子月己酉日)、公元前3574年1月17日(丁亥年庚子月己酉日)和公元前2773年1月12日(戊申年壬子月己酉日)。 我们曾经指出:颛顼的历法起始日为公元前2807年2月26日;颛顼生于约公元前2840年,逝于公元前2743年,在位时间为约公元前2820至公元前2743年[5]。众所周知,在五帝中的颛顼是晚于黄帝年代的,而在前述三个日期中,公元前2773年与颛顼的年代相重合,因此必须舍弃。这样,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就需要在公元前4375年和公元前3574年两者之间选择。 黄帝作《调历》之年代 《史记•索隐》记载:“《世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按《后汉书》记载:“黄帝造历,元起辛卯”,《史记•索隐》又称:“唯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 这些文献说明黄帝《调历》开始于某年子月的朔日,其日干支为辛卯。传说黄帝在位百年,如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因此,黄帝作《调历》与黄帝“迎日推策”之间不会超过一百年。这样,我们在黄帝“迎日推策”年代附近的二百年的时间范围内,于前面计算得到的所有朔日中寻找出子月(即包含节气冬至之月)朔的日干支为辛卯的所有日期。以下按黄帝“迎日推策”的两个可能年代分述如下: 1)若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为公元前4375年,则在公元前4475年至公元前4275年之间,“子月辛卯朔”有两个日期: 公元前4444年1月6日 (丁巳年庚子月辛卯日) 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甲子年甲子月辛卯日) 2)若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为公元前3574年,则在公元前3674年至公元前3474年之间,“子月辛卯朔”有四个日期: 公元前3633年1月9日 (戊子年壬子月辛卯日) 公元前3608年12月23日(甲寅年甲子月辛卯日) 公元前3576年1月9日 (乙酉年丙子月辛卯日) 公元前3483年1月1日 (戊午年壬子月辛卯日) 在文献中,关于黄帝《调历》的资料还有宋•罗泌《路史》和清•吴成权《纲鉴易知录》的记载,他们称黄帝“以作《调历》,岁纪甲寅,日纪甲子”。但这种说法恐怕与《史记》“历术甲子篇”提到的“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关,焉逢摄提格就是甲寅年,其实这只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太初历》,而不是黄帝的《调历》。 黄帝即位之年代 关于黄帝即位的年代,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太史公史记称,黄帝三十八年,命风后定甲子”,而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称:“黄帝元年丁亥”。这说明黄帝即位于丁亥年,37年后(甲子年)定甲子、作《调历》,也就是黄帝作《调历》时为甲子年。 在前述黄帝作《调历》的六个日期中,只有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这个日期是属于甲子年的。这样,我们可以唯一地确定黄帝《调历》开始于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同时说明黄帝“迎日推策”的“己酉朔旦冬至”为公元前4375年1月22日,而黄帝“迎日推策”的年代就不可能是公元前3574年。由此可知,黄帝即位于公元前4414年(丁亥年)。 黄帝出生之年代 依据宋•张君房的《云笈七签》记载的“帝年十五,心虑无所不通,乃受国于有熊,袭封君之地”,按黄帝即位于公元前4414年,则黄帝出生于公元前4428年(癸酉年)。 《路史》罗苹注 “王冰序《宝椟记》云,黄帝以戊己日生,故以土王。《五行书》云,以戊子日生。”若按“建子”的定义,在公元前4428年里,日干支为戊子的日期有:二月初二、四月初四、六月初五、八月初五、十月初六和十二月初七。 民间传说黄帝出生于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时,也就是说黄帝出生于二月初二。公元前4400年左右,在二月(即包含节气大寒之月)里,当太阳落山之时,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角宿就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这就是民间所称的“龙抬头”。而在公元前4450年至公元前4350年的一百年间,仅有唯一的“二月初二戊子日”,即公元前4428年2月8日(癸酉年二月初二戊子日),这很可能是黄帝的出生日期。 黄帝杀蚩尤之年代 《路史》称:黄帝“年三十七,戮蚩尤于中冀。于是炎帝诸侯咸进委命,乃即帝位,都彭城。王承填而土行,故色尚黄,而天下号之黄帝。”《云笈七签》记载:“帝以罚叛之功…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帝以己酉岁立,承神农之后,火生土,帝以土德称王天下,号黄帝。”同时,唐•王瓘《广黄帝本行纪》也提到“自黄帝己酉岁”。这些记载表明黄帝在37岁时“杀蚩尤、王天下”,该年为己酉年。 按照黄帝出生于公元前4428年,再减去36年,则黄帝“杀蚩尤、王天下”的年代为公元前4392年,同时该年恰好为己酉年。如此就进一步说明“黄帝《调历》开始于公元前4377年1月15日”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在《云笈七签》中还记载:“帝起有熊之墟,自号黄帝。帝乃恭己下士,侧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由此可知蚩尤起兵于黄帝21年,即公元前4394年(丁未年),而被黄帝杀于公元前4392年(己酉年)。 黄帝祥瑞之年代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有景云之瑞。赤方气与靑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靑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淸明时见於摄提,名曰景星。”其他的记载还有“时有景星出见,形如半月”(《帝王世纪》)和“《史记》曰,黄帝时景星见,形如半月,可以夜作”(《渊鉴类函》)。从有关记载来看,这很可能是一次超新星爆发的现象,因为关于公元1006年超新星的记载为“见大星,色黄”、“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宋史》等)。景星见于黄帝20年,则为公元前4395年(丙午年)。 《今本竹书纪年》中还有一条记载:黄帝“五十七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黄帝57年为公元前4358年,但无论是按“建子”还是“建寅”来计算,在该年并没有“七月庚申”这个日子。然而《帝王世纪》的记载是:“黄帝五十年,七月庚申,天下大雾,三日三夜,雾除,帝游洛水之上,大鱼负图而出,今《河图帝观篇》也。”按黄帝历法“建子”来计算日期,即为公元前4365年8月8日(丙子年七月十三庚申日)。 黄帝奏《咸池》之年代 《吕氏春秋》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援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而黄帝之乐《咸池》是与天象有关系的,《乐叶图征》称:“黄帝乐曰《咸池》。《咸池》,五车天关也。”五车天关均是天上的星宿,《史记》记载:“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史记•正义》指出:“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潢南,鱼鸟之所托也。” 然而,由于岁差效应的影响,仲春时“日在奎”只能发生在东周及其以后,在6000年以前是不可能的,那时是“日在毕觜之间”。唐初的李淳风就认为“日在奎”是依据秦历改写的(见《路史》罗苹注),《吕氏春秋》记载的“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就说明了这点。这里,我们猜测黄帝奏《咸池》时是“月在奎”,却在编写《吕氏春秋》时有人依据当时流行的《月令》而将其改为“日在奎”。 如果黄帝奏《咸池》时是“月在奎”,同时是仲春月乙卯日,在公元前4414年(黄帝即位之年)至公元前4314年(黄帝在位百年)之间进行计算和寻找,可以确定为公元前4403年4月25日(戊戌年四月廿六乙卯日)、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乙未年四月廿六乙卯日)和公元前4336年5月3日(乙巳年四月廿四乙卯日)三个日期。 由于多种文献记载黄帝奏《咸池》是在杀蚩尤之后,而在公元前4336年5月3日清晨时月亮又偏靠壁宿,因此我们倾向认为黄帝奏《咸池》的日期是公元前4346年4月26日。恰好该日是节气春分,为仲春之月的标志,于是“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庄子》)。在仲春乙卯日的清晨,一弯残月挂在奎宿的下方,天上的“咸池”即五车星宿刚刚升出东方的地平线。于是黄帝将乐曲命名为《咸池》,而“仲春乙卯”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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