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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现代考古学支撑,没有科学手段对传世文物进行自然旧貌的鉴定,所有鉴定的确是可以自由多了。那就要靠直觉了。而直觉又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和个人已知数据直接联系的鉴定直觉参与鉴定,那听人讲故事,也是万万少不了的。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哪一次鉴宝活动、哪一个鉴定专家,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鉴定实行的是和背卷评判考大学分数一样的背卷鉴定,一个收藏者也不见,一个故事也不听。 也许来自民族具象思维的习惯吧,对待古物,中国人比外国人爱讲故事,爱听故事,爱“神”故事。一件东西,从制造,到使用,特别是后来再次被发现,并在真善美中颠沛流离,如此等等,一定要牵扯上一个个故事才是。很多故事让人具体可感,身临其境,一下子就去往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前,有时又进入到眼前偏偏没有看见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得到一点历史,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一点现实,那便让人好奇心层出不穷,小朋友一样。收藏也变成活水一潭。故事也就成了收藏离不开的小兄弟。 当故事表现出古物的记录历史功能时,收藏文物也是在收藏历史故事。那么,谁又能反对鉴定专家也鉴定鉴定故事呢。鉴定科学不需要听故事,可鉴定的人却需要听故事,科学到底变得与文学界线不清。 有的故事,在发表鉴定结果之前,的确可以提供一些被鉴物是真是假的信息。如果东西粘上盗墓故事,粘上盗博物馆的故事,粘上杀害收藏家的故事,或者粘上从海关嘴里讲出来的抓住走私嫌疑人的故事,那么在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眼学之外,又有了多么值得信赖的耳学,听完故事,鉴定也就全行了。 可惜的是,真有那样的故事,大都不易听见,除了海关要宣传自己的成绩之外。那些当事人一定守口如瓶,绝对不会讲给人听,包括他的亲妈亲爸,这一直可以追溯到旧社会。无论清朝,还是民国时期,那种事都有人管,社会舆论也让那些人扛不了。那就得有点别的什么故事了。别的故事,也不能简单处理。光有故事不行,还必须像守口如瓶的故事一样神,一样有冲击力,在神神道道中弄出一些正经的用途来: 东西来自与皇室沾亲带故人的手里,或是当年太监从宫内偷出去又藏又埋又在琉璃厂卖的,就神,鉴定时“东西不对”,就让人想不起来说; 东西是日本鬼子当年盯上过的,还去了军队,就神,鉴定时想说“东西不对”,就有些费劲; 东西是大文化人留下来的,大收藏家收藏的,就神,“东西不对”似乎也能有一点对。 在这样的鉴定过程中,因为不是亲身经历才要听,所以有理由断定,听故事的过程,也是猜故事的过程。猜好了,猜顺了,明白了来头,对的技术便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了,东西便悄悄补上一点自然旧貌,心里便再也没有克服不了的矛盾。再说出话来,便多了一份和用科学手段鉴定一样的坦然,几乎就是科学鉴定技术了。上中央电视台给十亿人鉴宝也不怕,也自信一样风光,一样场面。 这些大多是对付鉴定的故事,总是人用嘴讲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便有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因人而异。 在民间红山古玉全被看成是假玩意的时候,红山古玉收藏者想起来用心为自己创造神而又神的收藏故事,来弥补爱听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不足。只是非常遗憾,正式发现红山古玉不过二十几年,没有其它古董的那些条件,故事实在难编。又不像书画,还能有皇帝的收藏印迹,大收藏家的收藏笔迹,让人一抬眼便能看见。鉴定界最最信任最最讲究最最需要的流传有序的故事,在红山古玉鉴定上,抻断了,传不下来了。 像A来财为玉衣编的“我爷爷”的故事,更是不堪一击,简直是让人一想就想出天大毛病。实际生活显然是,再珍稀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能够在一家留住三辈,只占传世物的百分之几。大都是隔不上一辈,爷爷好好收着的话,还没被孙子听见,便是废话了。他的儿子,会因为这个那个不能孝下去,就拿出去卖,让另一个爷爷买走。另一个爷爷也是隔不上一辈,他的儿子又不能孝下去了,又拿出去卖。 倒是有比A来财聪明一点的红山古玉收藏者,把一个买玉女人的价夸大,一说就是几十万元,让人听上去天旋地转,不得不认真对待。可惜的是,又是白扯,故事还是没编好,依然是一个小把戏而已。在民间交易中从来听不见这个价,农民自己就不敢往几十万上要,他自己就不信地里捡来的石头这么值钱。 鉴定专家实在受不了收藏者这些拙劣的故事了。赶上牛河粱发掘出一个所谓的女性玉人时,著名红山文化大专家立刻站了出来,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这个玉女人为红山文化玉雕人物的鉴定提供了实物,使一些赝品,包括在外国博物馆里的赝品,无处藏身。似乎有了这一个,就无坚不摧,论得了红山文化全部玉雕人物。马上又有大为支持的声音陪伴上来,那就要轰轰烈烈地嘲笑一番别人了。文物虽然没有国界,但有娘家,娘家人是最有发言权说三道四的。闹了半天,外国人还是狗屁不懂,用白花花的银子,换走的只是“锦州文化”,全当扶植一回锦州地区传统制玉手工业生产纪念品。小E也打来电话告诉A来财,在那次红山玉人新闻发布会上,那个五千年的女性玉人他看见了,并经特别允许摸了一下。女玉人相当精彩,还雕有女阴。只是没多久,谁也不再公开提这个事,把女玉人改称巫人,暂且收起捍卫真理的英雄气概,不去横扫世间一切红山玉雕女人的赝品。因为在那个被叫出去的玉女人身上,怎么也看不出一丁点女性特征。脸上还有些横肉似的,胳膊不圆,胸前也是一马平川地瘪。至于那神秘的女阴,缺少了最最关键的那条竖缝儿。稍有常识,应用对的技术,也能够对得出不对:就一尊站像来说,即便是真的雕刻了女阴,怕是连她丈夫想看也看不见的。这一切都显得过于性急了。 辽宁省一个拍卖行的一位资深鉴定专家,对红山古玉收藏者制造的故事,更是气愤得不行,不得已让鉴定直觉之外的什么直觉也参与进去。先横扫一句“真东西能有几个?你当是上街买大白菜呀”,又问“你家里几口人”,再告诉故事的制造者,“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够你家三口人造几辈子来回还有余……”倒也讲出来另一种心态。只是无法断定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态才不认,还是认不上来才有这样一种过于烦躁的心态。 事情就是这样奇巧,在众多文物中,最不容易有故事的文物,却最最需要上故事。红山古玉收藏者不停地创造收藏故事,红山鉴定专家不停地粉碎那些收藏故事,形成讲故事与听故事的较量,这便是鉴定红山古玉在这一阶段的故事了。而在这个故事中,也弥漫出一些神秘气氛。让人感到费解,为什么鉴定的劲儿,一定要专项专用,一定先命一个民间红山古玉全是假的题目,再费尽心思去证明呢。而对国家博物馆里的红山古玉,或执法人员讲的故事,则一定先命一个绝对真的题目,一口吃下,算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就是不怎么作脸: 有一件事,该叫“殊途同归”。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公布的那条中国第一玉龙,一直被国家承认并收藏着。赤峰还塑了一个巨大雕像,作为城市象征。但是,就是这条中国第一玉龙,并不是考古工作者亲自挖掘出来的,而是三十多年前,在三星他拉一农户家里收集到的。它的出身,仍然是民间红山古玉。 还有一件事,该叫““殊途殊归”。就是那个听海关讲抓住走私故事而鉴定古玉的故事。事情发生在广州海关。是蚌埠一个姓薛的人,带三件商玉出境被扣。因为鉴定专家鉴定为真品,又是国家一级文物,便不能一般地处理了。只是薛某嘴巴硬,一百个不承认有罪,还说东西是他自己做的,准备拿出去送友人,也是在弘扬民族文化。海关就去国家有这种商玉的地方查,见各处都报没有遭盗,才不得不让薛某做出来看。薛某又做了三件。海关拿着这三件,又去找上次负责鉴定的鉴定专家鉴定。鉴定专家一看竟说,这三件不是已经鉴定完了吗。薛某到底是有两下子,回家的时候,比红山古玉收藏者创造收藏故事被人识破光荣多了,还上了全国有名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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