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博道

中国考古发现填补大量空白

2011-06-17 10:44 评论0条

大量的空白不断填补 但薄弱的环节依旧薄弱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的领队崔勇，五年之内两次作为领队来参评“十大考古新发现”，幸运的是两次都入选了。上一次是2006年的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通过抢救性发掘，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空白，包括稻谷等大量植物遗存的出土，为研究本地区和岭南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新资料。而已经进行了四年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澳Ⅰ号”今年也入选“20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国是一个考古的富矿，这些年，我们无论是在史前、都城等传统的考古领域，还是在水下考古等新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填补了很多空白，但大家都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许多薄弱的环节依然薄弱。” 薄弱，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文物大省相比，一些省份的考古工作依然有很多不足。河南2007年有5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而一些地方的考古发现都很少进入终评会。因为大规模基本建设、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明探源工程进而后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连过去开展工作较少的贵州等地，都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重要的聚落考古发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区，从南海之滨的广东深圳咸头岭，到横断山区的四川汉源麦坪，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揭示，为建立更加丰满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历年久远，很难保存下来。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从来就是考古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过去5年有关旧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仅可举出少数几项。比如今年入围的25项中，也只有河南登封西施旧石器时代石叶遗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及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典型的石叶制作场遗址。石叶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非洲欧洲十分发达，在中国发现很少，以前也仅在北方边陲，学术界曾认为石叶遗存在中国只是局部现象，从未越过黄河，而登封的发现改变了这种认识。 同时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阶段的考古，在学术上的进展也很缓慢。只有对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在内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2009年10大发现）发现了旧、新石器过渡期间的连续地层，以及早期陶器与细石器共存的资料，为讨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类历史如何从旧石器进入新石器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专家认为是最后冰期以来的环境巨大变化，迫使人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产生了包括生计方式和取食活动内容的变化，农业的产生，居住方式从流动趋向稳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制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现有资料业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田野工作，继续寻找相对欠缺的旧石器时代的资料，建立更完整的发展系列资料。 发掘的课题意识在增加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 “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还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殷墟距离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80年了，但还不断地有新发现。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但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陈星灿作为领队发掘的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曾入选200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特点，对于解释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什么最终会在中原建立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 200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在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揭露出晚商至西周的多处制盐遗址，这是目前在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首次了解到该地区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表明这是一种对于资源控制的国家行为，并为研究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如此完整地揭露整个古代制盐作坊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对盐业遗址的研究在西方开始得很早，我们开始得晚，但新的发现非常多。” 类似的发现还有入选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完备的造纸作坊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实中国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过去5年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充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说，每一年的评选其实只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许多没有入选十大新发现的也有非常好的发现和价值。 “听活动在一线的发掘领队的报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和收获。每一项考古现在都做得很细致，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以前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还是舶来品，现在你看每一项考古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大家都开始认识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对资源的控制。包括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一些领域，如盐址、造纸作坊、铸铜遗址、水利设施，现在都是关注的重点。”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也是学科规划的执笔人，他说，“十二五”的学科规划基本延续了“十一五”的思路，许多重大课题会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会一直是田野考古的重点。 考古学要解释中国 也要说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毫无悬念地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和同样入选的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都可以算得上是佛教考古的范围。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传播的专题考古更是长盛不衰，这与“十二五”学科规划的重点不谋而合。 让我们来看一看2006年入选十大的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该墓地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 余件。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说，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的面世，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小麦遗存、青铜时代出现的冶金术和马、商代的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都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不但是今后考古学的重点课题，也是人类学的重要方向。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的田野考古依然是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但带有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会逐渐增加，即使是一些抢救性发掘也要围绕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王巍说，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内容将贯穿整个“十二五”的田野考古，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而在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不但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这显然需要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天涯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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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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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欣

关注相关报道，看来考古工作任务仍很艰巨，适时，合理，稳妥，科学与安全的挖掘已受到了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楼主辛苦了。

博道

考古有多少能改变历史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0日 08:10 人民网-人民日报

　　 照片为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考古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拼图，从左至右为新疆吐峪沟佛寺遗址的壁画、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等。蔡华伟制图

　　“我和外国学者合作，从2000年开始替剑桥大学写一本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英文教材，如今写了十年，还是没有完成，原因在于中国的考古新发现真是层出不穷，每过一年，就需要再加一些新的内容进去。不过，欣慰的是2000年写时一些观点还只是大胆的学术推测，现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用“加不胜加”来形容不断涌现的中国考古学发现，他多次参加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也是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的执笔人之一。 　　“学科规划也好，十大新发现的评选也好，都想体现对于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考古的引领，不过能转化为科学价值的考古还是有限。” 　　大量的空白不断填补 　　但薄弱的环节依旧薄弱 　　“南澳Ⅰ号”水下考古的领队崔勇，五年之内两次作为领队来参评“十大考古新发现”，幸运的是两次都入选了。上一次是2006年的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通过抢救性发掘，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商以前的考古学编年体系的空白，包括稻谷等大量植物遗存的出土，为研究本地区和岭南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新资料。而已经进行了四年的水下考古项目“南澳Ⅰ号”今年也入选“2010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是一个考古的富矿，这些年，我们无论是在史前、都城等传统的考古领域，还是在水下考古等新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也填补了很多空白，但大家都知道需要做的工作还非常多，许多薄弱的环节依然薄弱。” 　　薄弱，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文物大省相比，一些省份的考古工作依然有很多不足。河南2007年有5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而一些地方的考古发现都很少进入终评会。因为大规模基本建设、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以及文明探源工程进而后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发掘工作，连过去开展工作较少的贵州等地，都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重要的聚落考古发掘遍布全国大多数省区，从南海之滨的广东深圳咸头岭，到横断山区的四川汉源麦坪，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葬的揭示，为建立更加丰满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历年久远，很难保存下来。寻找发现旧石器遗址，从来就是考古的重要任务。但是，在过去5年有关旧石器早、中期的田野工作仅可举出少数几项。比如今年入围的25项中，也只有河南登封西施旧石器时代石叶遗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及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典型的石叶制作场遗址。石叶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非洲欧洲十分发达，在中国发现很少，以前也仅在北方边陲，学术界曾认为石叶遗存在中国只是局部现象，从未越过黄河，而登封的发现改变了这种认识。 　　同时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阶段的考古，在学术上的进展也很缓慢。只有对河南许昌灵井遗址的持续发掘，发现了包括上下两个文化层在内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下文化层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2009年10大发现)发现了旧、新石器过渡期间的连续地层，以及早期陶器与细石器共存的资料，为讨论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和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人类历史如何从旧石器进入新石器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专家认为是最后冰期以来的环境巨大变化，迫使人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整，产生了包括生计方式和取食活动内容的变化，农业的产生，居住方式从流动趋向稳定、磨制石器和陶器等新的人工制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现有资料业已表明，世界上不同地区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方式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也有自己的特点。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田野工作，继续寻找相对欠缺的旧石器时代的资料，建立更完整的发展系列资料。 　　发掘的课题意识在增加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 　　“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还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殷墟距离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80年了，但还不断地有新发现。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但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陈星灿作为领队发掘的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曾入选200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特点，对于解释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什么最终会在中原建立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 　　200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在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揭露出晚商至西周的多处制盐遗址，这是目前在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首次了解到该地区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表明这是一种对于资源控制的国家行为，并为研究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如此完整地揭露整个古代制盐作坊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对盐业遗址的研究在西方开始得很早，我们开始得晚，但新的发现非常多。” 　　类似的发现还有入选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完备的造纸作坊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实中国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过去5年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充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说，每一年的评选其实只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许多没有入选十大新发现的也有非常好的发现和价值。“听活动在一线的发掘领队的报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和收获。每一项考古现在都做得很细致，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以前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还是舶来品，现在你看每一项考古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大家都开始认识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对资源的控制。包括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一些领域，如盐址、造纸作坊、铸铜遗址、水利设施，现在都是关注的重点。”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也是学科规划的执笔人，他说，“十二五”的学科规划基本延续了“十一五”的思路，许多重大课题会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会一直是田野考古的重点。 　　考古学要解释中国 　　也要说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毫无悬念地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和同样入选的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都可以算得上是佛教考古的范围。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传播的专题考古更是长盛不衰，这与“十二五”学科规划的重点不谋而合。 　　让我们来看一看2006年入选十大的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该墓地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说，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的面世，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小麦遗存、青铜时代出现的冶金术和马、商代的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都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不但是今后考古学的重点课题，也是人类学的重要方向。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的田野考古依然是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但带有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会逐渐增加，即使是一些抢救性发掘也要围绕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王巍说，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内容将贯穿整个“十二五”的田野考古，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而在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不但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这显然需要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博道

陕西展出珍贵文物 三千年前已出现中国字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1日 08:30 华商网-华商报

铸有“中国”二字的青铜器何尊很受关注。本报记者 赵雄韬 摄

　　你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何处，距今有多少年了？昨日，由国家文物局、科技部、省政府主办的“中原文明 华夏之光——中华文明起源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展，其中展出的国宝“何尊”将告诉你这个答案。 　　9月20日前市民可免费参观 　　据了解，此次展览汇集7个省区24家文博单位的珍宝，展览至9月20日，市民可免费参观。 　　在展览的最显眼处，青铜器何尊(尊为古代酒器)最受关注，因为其铭文中出现了“中国”一词，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何尊”啥模样？据介绍，何尊在上世纪60年代出土于宝鸡，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造型浑厚，工艺精美。而尤为珍贵的是，何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西周的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在洛阳修建成周东都的历史，印证了《史记》所载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的史实，经专家考证，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二字作为词组的第一次出现，故“中国”一词距今已有3000余年了。 　　而当时的“中国”一词是何意思呢？据专家介绍，“国”的本意指城、邦，并非国家。 　　“中国”的原意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即王国都邑及京畿地区。而最早出现于“何尊”(公元前11世纪后半期)上的“中国”一词，意思则是指东都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一带，到了东周时期，“中国”代表的地理范围扩大为中原地区。 　　瞧瞧最早的“砖”“瓦”模样 　　在诸多珍宝中，一片瓦、一块砖显得并不太起眼，然而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宝鸡出土的“红陶蓝纹筒瓦”，距今有四五千年，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建筑陶瓦，被人们称之为“华夏第一瓦”。而蓝田新街遗址的红陶砖，长边残长15.7厘米、短边残长10厘米，厚有3厘米。“砖”的两面，一面已磨光，极为光滑，另一面为原始涩面，距今已有5000—7000年，被誉为“中华第一砖”。 　　在此次展出的文物中，诸多珍宝都是首次对外展出。在展览中，人们可以看到诸多彩陶中，有的彩盆上绘有“天狗吞日”的图案，可见传说之古老。在一个蜥蜴纹彩陶盆上，陶盆外面的蜥蜴爬行图案，蜥蜴的四只脚、头部、尾巴都清晰可见，此外，还有姜寨时期的“人面鱼纹盆”，均是难得一见的珍宝。本报记者 周艳涛

三肖居

伴鹤乘祥云：国宝青铜仙鹤静静诉说秦人仙梦2011年06月11日08:09西安晚报魏鑫我要评论([c 博道 发表于 2011-6-11 11:18:00 [url=http://bbs.rn-hswh.com/showtopic-44927-4.html#604227]

秦皇驾鹤西去， 梦想得道成仙。 此仙鹤足踩祥云，悠然自得， 与甘肃武威雷台墓出土青铜器“马踏飞燕”，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肖居

陕西展出珍贵文物 三千年前已出现中国字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1日 08:30 华商网-华商报

[img]http://collection.sinaimg.cn/zlxx/ 博道 发表于 2011-6-21 11:47:00

中国源于五行说。 由此说来， 老子只是中国本土文化之集大成者。

博道

[quote]陕西展出珍贵文物 三千年前已出现中国字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1日 08:30 华商网-华商报

[img]http://collection.sinaimg. 三肖居 发表于 2011-6-21 1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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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道

西安博物院收藏的西周青铜鼎与簋鉴赏(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1日 14:36 《收藏》杂志

　　西安 王蔚华 　　西安博物院收藏有一批西周青铜器，它们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前辈文物工作者征集的。这是一批珍贵的文物，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难得的资料。现选9件介绍如下。 　　上述鼎簋的出土地花园村、马王村、大原村等，均属西安市南郊长安区西周沣镐遗址区。商周时期鼎簋在青铜礼器中为重要礼器，是“明尊卑，别上下”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西周时期，主人身份级别不同，鼎簋的使用就不同。据记载，在祭祀和宴请时，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沣镐遗址是西周王朝建都之地，是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有200余年的历史。中央及省、市考古工作者对这里进行过多次发掘，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配合基建工程清理了百余座西周墓，还发现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青铜器对西周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1、西周早期凤鸟纹方座簋 西周早期凤鸟纹方座簋 　　通高25.5厘米，座边长21.6厘米，口径21.6厘米。西安市长安区花园村出土。敞口束颈，鼓腹，圈足，下连方座，腹两侧设凤鸟形耳。口沿下饰4只凤鸟纹围绕一周，其间饰浮雕兽面；腹部4只凤鸟布满，以扉棱相间，圈足饰变形窃曲纹；方座四面各饰凤鸟6只围绕一周，中间长方形内无纹饰。通体以云雷纹作地，形成三层纹饰。整体以凤鸟纹为主，形态略有差异，其圆目，尖喙，高冠，长尾，或昂首或回首，生动活泼。内底有铭文3行18字：“唯九月，□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作宝簋。”西周早期器。 　　2、西周早期蚕纹方鼎 西周早期蚕纹方鼎 　　通高23厘米，口长18.3厘米，宽14.5厘米。西安市长安区花园村出土。长方体，长方形口，双立耳，折沿方唇，腹上下有收分。腹部四周棱角与每面中各有一扉棱，大面上层铸4只“S”形蚕纹，云雷纹地，蚕纹下饰勾连纹，其余部分饰乳钉；小面上部施两蚕纹，下饰乳丁。四柱足上粗下细，饰兽面纹。腹内壁铸铭文5行29字与族徽：“唯八月辰在乙亥，王才(在)丰京，王赐□□进金，肆奉对扬王休，用作父辛宝□。”此鼎时代为西周早期。 　　3、西周晚期吴王姬鼎 西周晚期吴王姬鼎 　　高51.5厘米，耳高11厘米，足高22厘米，口径45厘米。西安市南郊沣镐遗址出土。折沿方唇，立耳，圜底，蹄形足。口沿下有两道弦纹，其间饰一周窃曲纹。内腹有铭文3行20字：“吴王姬乍(作)南宫史叔□(饲)鼎，其万年子子孙孙宝用。”其造型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铜鼎相似，应是西周晚期之物。该鼎是在“文革”期间出土的。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中见到，生产队得知为珍贵文物，应属国家所有，遂派四位社员送到西安市文物局。 　　4、西周晚期环带纹鼎 西周晚期环带纹鼎 　　高37.8厘米，口径34.5厘米。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一座西周墓葬。宽沿平折，方唇，立耳，圜底近平，兽蹄足。口沿下有6道扉棱，其间饰窃曲纹一周，腹部饰环带纹。内腹部铸有族徽与文字“□”“册”。 　　该墓共出土大、中、小3件鼎，该件最大，应属列鼎。对列鼎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要求。张懋先生对此鼎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族徽与文字称其为“宁戈鼎”。通过对宁戈方壶、梁其壶、史颂鼎和鼎的综合研究，其具体时代为西周宣王时期。 　　5、西周卫簋 西周卫簋 　　高31.5厘米，口径21.5厘米。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出土。平折沿，方唇，束颈，鼓腹，兽耳，圈足，下连方座。盖、口下、腹与方座均饰饕餮纹。饕餮如牛面，形象凶猛，眉、眼、鼻突出，云雷地。盖与腹内底有铭文：“唯八月初吉丁亥，王客于康宫，荣白右卫内即位，王曾令卫，易赫市攸勒。卫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且考宝尊簋，卫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6、西周晚期叔□父鼎 西周晚期叔□父鼎 　　高46厘米，足高18.5厘米，口径46.6厘米。西安市沣镐遗址出土。敞口，方折沿，立耳，孤腹，圜底，蹄足。口沿下施两道弦纹。内腹壁有铭文5行25字：“佳(唯)十又一月既死霸乙酉，叔□父乍(作)宝鼎，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后铸有族徽。铭文字体严谨，圆转秀美。从造型与铭文看应属西周晚期器。 　　7、西周晚期太师小子簋 西周晚期太师小子簋 　　通高25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足径13厘米。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出土。敛口，鼓腹，耳下有珥，圈足外撇，下设三兽足。有盖，盖顶有圈形握手。盖面缘与器口沿下及圈足各有一周重环纹，余饰瓦纹。盖与器内铭文相同，各为4行33字：“太师小子□乍(作)联皇考室尊簋，□□眉寿康□纯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从铭文可知，铸簋人是“小子□”。铭文字体圆润，凝重，工整。从造型特点看，应属西周晚期器。出土于窖藏。共出19件器物，计簋3件，鼎2件，鬲13件，器盖1件。3件簋造型、纹饰相同。 　　8、西周晚期善父吉父鼎 西周晚期善父吉父鼎 　　通高37.2厘米，口径38.3厘米。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出土。折沿，弧腹，圜底，立耳，三兽蹄足。口沿下施一周重环纹与一道凸棱。外底范线明显。内腹壁有铭文15字：“□(许)男乍(作)成姜追母媵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与该器同时出土的共有铜器5件，从造型、纹饰与同时期器物看，为西周晚期之物。 　　9、西周早期伯簋 西周早期伯簋 　　通高15.9厘米，口径11.2厘米，底径14.3厘米。西安市长安区大原村出土。盖与器为子母口，腹部下鼓，圈足外撇，双兽首耳，垂珥，盖顶有圆形握手。盖与器口沿对应设浮雕兽首，两侧由勾连纹组成夔纹，其夔纹又以兽面为中心两侧对应构成饕餮纹围绕一周。腹部设同样纹饰，圈足上变形勾连纹组成夔纹一周。在盖与腹内底各有铭文：“白(伯)乍(作)彝”三字。西周早期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