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团队人类起源探索

马纪宁

两种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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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光


　　　　　　　　　　　　　　　　一

　　　这是两个人写的。
　　　
　一个人写道：一位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到西南某省的一个贫困地区考察。当他目睹当地一户贫穷人家吃饭的情形时，禁不住直落泪。原来这户人家全家老小吃饭装饭的碗，竟是几只破得不能再破的陶罐，更让他吃惊的是全家连一双筷子也没有，吃饭都是直接用手抓。
　　　
　菩萨心肠的企业家无比地同情，便许诺给这户人家物质的帮助。可是，当他走出他们的家门后，又马上改变了主意，他看到，这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长着极适合做筷子的竹子。
　　　
　另一个人写道：一位记者到一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女工家里“送温暖”。这位女工的男人早几年病逝，欠下了好多钱，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有残疾。女工微薄的薪水养三个人，还要还债。但记者见到这位女工时，却发现她脸上的笑容就像她的房间一样明朗：漂亮的门帘是自己用纸做的，灶间的调味品尽管只有油盐两种，但油瓶和盐罐却擦得干干净净。记者进门时女工递给她的拖鞋，鞋底竟是用旧解放鞋的鞋底做的，再用旧毛线织出带有美丽图案的鞋帮，穿着好看又暖和。
　　　女工说，家里的冰箱、洗衣机都是邻居淘汰下来送给她的，用着蛮好；孩子很懂事，做完功课还帮她干活……
　二
　　　这是两个人看到的。
　　　
　一个人看到：在一个美丽的乡村，一天来了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看上去只有30来岁，长得很结实。乞丐每天端着一个饭碗到别人家中讨饭，他的要求不高，无论是稀饭，还是馒头他从不嫌弃。
　　　
　日子稍稍长了，便有人看中了他的力气，想让他去帮着打打零工，并许之以若干工钱。岂料此等好事，该乞丐竟一口回绝，说：“给人打工挣点钱多苦，远不如讨饭来得省力省心。”
　　　　　
　另一个人看到：每天傍晚，某居民新村都会有一个老人到垃圾箱捡垃圾。老人是个驼背，这使得他原本矮小的身材愈发显得矮小。老人每次从垃圾箱里拾垃圾都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为了拾到垃圾，他必须将脸紧紧地靠在垃圾箱的口子上，否则他的手就不足以够到里面的“宝贝”。而那个口子正是整个垃圾箱最脏的地方。
　　　老人每次拾完垃圾，都像打了一场胜仗，他完全不会顾及别人脸上的那种鄙夷。看着那些可以换钱的“战利品”，走在新村的小路上，他总是显得格外的高兴。
　三
　　　这是两个人说的。
　　　一个人说：同样是贫穷，一种是不思进取的懒惰，一种是直面生活的勤勉；一种是人格的湮灭，一种是不屈的抗争。两种境遇确实让人唏嘘。
　　　另一个人说：是呀，同样是贫穷，有的人会贫困潦倒，有的人却心在梦在。难怪有人断言，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穷。

红灵玉

<很多史书经书中所描述和讲述的故事不是平空而起的> 

任南

据美国有关媒体报道，在距今5至6亿年前，地球上曾发生过一次持续时间长达1500万年的冰冻期。但与火星冰冻期不同的是，地球的温度后来又逐渐恢复正常，并重新焕发出以前的生机。

任南

美国科学家用氩氩法对中国石斧检测.为80万年人制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千寻美玉

学习了，耳目一新，谢上传

任南

古专家提议建立“红山学”考 2006-8-15 17:37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呼和浩特8月13日专电(记者 勿日汗、李惠子)在日前召开的首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考古学家郭大顺提议建立以考古为中心，涉及历史、宗教、哲学、建筑、雕塑、玉学等多学科内容的“红山学”。     红山文化是我国著名的史前文化，1953年因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考古学家在距今65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龙，这些猪首蛇身的龙形为我国研究龙的起源及“崇龙”礼俗提供了重要线索。红山文化坛、庙、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史前文化众多，为什么对红山文化提出“红山学”？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厅长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发生在一个关键时期，即距今5000多年前五帝时代前期，是我国历史的发端；同时，红山文化处在一个关键地区，即东北南部及其与中原、北方草原的交汇处；红山文化的关键内容，即系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方面的内容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道路与特点的典型代表。     “目前，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已较多，但未知数仍是主要的，对其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研究仅仅开始，建立‘红山学’很有必要。”郭大顺说。(完) 　相关新闻 专家认为《山海经》部分内容源出红山文化 （2006-8-15 17:51）   牙针（锥） 　　记者昨日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备受世人瞩目的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在发现了8万～10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石器之后又有重大进展，在国内首次发现了1.5万年前先人们制作服装用的牙制纽扣、针和染色用的赭石(颜料)等服饰文物。这些发现证明1.5万年前许昌地区的先人们已穿上了精美的“皮衣”。 　　牙齿扣有光泽 　　2007年12月17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灵井考古队发现了距今8万～10万年的“许昌人”古人类头骨化石。 　　日前，灵井考古队在距今约1.5万年前的地层中，新发现数十枚用动物牙齿做的片状器具，已经形成化石。 　　考古人员在显微镜下观察，牙片的使用光泽集中在中部，这显然不同于其他尖刃工具使用光泽集中于尖刃部，因此认为可能是一种有着特殊用途的器物。 　　考古人员在观察时发现，有的标本中部有束腰现象，因此推断可能是衣物上的纽扣。领队李占扬分析说，纽扣的制作过程可能是用石锯将动物牙齿截断，用石制雕刻器挖去牙齿内的白垩质，四周经磨制而成。这类器物是国内属首次发现。 　　牙针磨得很美 　　据李占扬介绍，最近，考古人员在灵井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7枚用披毛犀的臼齿牙皮制成的牙针(锥)。牙针(锥)断面呈椭圆形，尾部略钝，尖部有使用痕迹，有的已在使用中折断，长度3~7厘米，磨制精美，已形成化石。 　　根据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骨针在我国辽宁海城小孤山和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出现过，但用动物牙齿做的针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 　　此外，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用大象臼齿齿脊做的呈片状的工具，工具上有使用痕迹。但目前对这类工具的用途还没有确切的解释。研究人员初步认为可能是古人制作细石器的工具。过去考古界普遍认为，细石器是用鹿角等工具来制作的，但这次发现的某些石器上细小的修痕，用鹿角来制作是解释不通的。李占扬说，有关的野外试验正在进行中，这项研究可望改变国内外用鹿角压制细石器的传统认识。 牙制纽扣 　　赭红十分时尚 　　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赭石(颜料)，数量有20余块，这是国内赭石在细石器遗存中第一次集中出现。赭石是赤铁矿的一种，俗称三氧化二铁，呈红色，较软，做颜料用，通常几克重的赭石就能染制一件衣物。 　　李占扬说，经过调查，赭石不是当地产的，可能是古人从很远的地方有意带来的。至于用途，除了山顶洞人用于祭祀死者和欧洲人用于洞穴岩画的传统认识之外，李占扬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遗址的主人可能用赭石(颜料)染制衣物，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已能制作精美柔软的皮衣。真若如此，1.5万年前最时尚的颜色首推红色。 赭石（颜料） 　　“许昌人”迁移了 　　这些懂得制作皮衣的先人是不是此前在灵井发现的8万至10万年前古人类的后裔呢？ 　　李占扬分析说，那也不一定。因为，在第四纪时期，全球气候发生4次大的冷暖交替，每次急剧的环境变化都迫使所有的动物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距今1.8万年前，寒冷气候南侵，来自中国北部的猎人纷纷南迁。距今约1.5万年前，可能有一批北方猎人越过黄河并到达灵井，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使史前文化得到高度发展。至于8万至10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许昌人”，可能在冰期来临时迁移走了，因为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距今五六万年前的近两米厚的地层中，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物。李占扬说，灵井是有着巨大研究潜力的史前遗址，考古发掘仍在进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28 13:19:05编辑过]

任南

专家认为《山海经》部分内容源出红山文化

2006-8-15 17:5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呼和浩特8月14日电（记者勿日汗 李惠子）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在日前召开的首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古书《山海经》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篇记述的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 　　《山海经》是一部后人记述先人记忆的著作，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到国家形成之间，古代先民对其生活状态及其环境的记忆遗留，对研究史前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雷广臻教授认为，确定《山海经》之“海”的准确地理方位，就能破译红山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了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 　　雷广臻教授经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海”指的是渤海，《山海经》“海外西经”篇记述的就是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红山先民时期发生的物事。 　　雷广臻教授解释说，“海”指渤海在古文献中是约定俗成的；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即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渤海能形成这样的方位格局；《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例如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是恐龙和鱼化石的重要产地，而《山海经》“海外西经”篇中记述着“发现有外形像鲤鱼，也可以叫作‘鲵’的鱼类化石‘龙鱼’”。又如《山海经》记述，“刑天与帝争神”在这一带发生，这与其他史书所记一致，即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山海经》又记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这些事项在牛河梁遗址都已对上号。 　　“冀北、辽西位于渤海之西，古人用‘海外西经’来记红山文化的物事是自然的事情。”雷广臻说。 　　据雷广臻教授推断，《山海经》“大荒西经”篇中的“大荒”指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围绕的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科尔沁沙地。因此，“大荒西经”篇记述的也应该是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完）

·专家刘景玉：“红山”见证华夏文明一万年（2007-8-3 13:22）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专业化生产达到很高水平（2007-6-26 13:26） ·考古专家提议建立“红山学”（2006-8-15 17:37） ·解开天书《山海经》之谜——访刘宗迪博士（2006-5-16 20:43）

任南

解开天书《山海经》之谜——访刘宗迪博士

解开天书《山海经》之谜——访刘宗迪博士
2006-5-16 20:43　来源：北国网－辽宁日报

　　【北国网讯】《山海经》中的《山经》是地理博物志，其中记载的许多怪物其实是真实存在的生物

　　记者：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山海经》这部书的基本情况吧。

　　刘宗迪：《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全书３万多字，记载了大量的山川方国和禽兽怪物，内容涉及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博物学以及民俗、神话、巫术、宗教、历史、医药、民俗、民族、动植物等方面的内容。这本书可以区别为前后两部分，前者是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所谓“五藏山经”组成的《山经》部分，后者是由《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最后的一篇《海内经》组成的《海经》部分，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内容迥异，更在于其文风大相径庭。就内容而言，前者以山为纲，历述群山的自然风貌，故名《山经》，后者则以海为经，罗列“四海方国”的风俗景观，故名《海经》。

　　记者：打开《山海经》，那些稀奇古怪的怪物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这与“四书五经”相比十分另类，比如《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但这本书为什么要写这些看似荒诞的怪物？

　　刘宗迪：对于《山海经》中怪物，神话学者和民俗学者一般的解释是，那些怪物并不存在，而只是古人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无知而凭空捏造的，因此就会想象那里盘踞着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野兽和怪物。这种观点否认自然界中有怪物，而把《山海经》的“怪物”归结于人的精神世界，这点我也同意。但这种观点又把《山海经》的怪物归因于古人的无知和“原始思维”，认为古人不会像我们这样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这就值得商榷。应该看到，《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知识高度发达的年代，那是思想大师辈出的时代，很难相信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停留在“原始思维”的阶段，只要全面通读一下《山海经》，尤其是《山经》部分，你会发现其中的叙述，即使是关于那些牛头马面、人首兽身的怪物的叙述都是极为头绪分明、条理清晰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对世界充满恐惧和无端想象的头脑，会把话说得如此条理分明、头头是道。

　　记者：《山海经》中的怪物既然不是源于古人的主观的想象世界，那么，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吗？它们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刘宗迪：没有什么别的来历，原因就在《山海经》本身。实际上，只要我们不是把目光仅仅盯着那些怪物，而是从整体上着眼于《山经》的叙述体例，就会发现，《山经》的那些怪异记载其实只是《山经》作为一本博物学著作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记载方式。《山经》记载的是一些栖息于荒山野水中人们平时很少见的生物，试想，一个第一次看见某种动物的人该如何向其他人介绍这种生物呢，比如说一个人该如何向从来没有见过猫的人介绍猫呢？他只有借人们所熟悉的动物的样子来对猫进行比方，比如说，用《山经》的口气，他大概会这样形容猫的样子：“有兽焉，其状如兔而虎文，人面而虎爪，其音如婴儿，是可御鼠。”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猫又不明白《山经》语言风格的人看来，这番话所呈现出来的无疑是一个三分像人三分像虎三分像兔子的怪物。人们在《山经》中看到的那些怪物，大致都是如此来历。举个例子，比如说《南山经》中有一个“怪物”，“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鱼去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鲑，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大概是一种两栖类的动物，但到了后世那些插图作者笔下，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五分像鱼五分像牛长着翅膀和蛇尾巴的杂种怪物。

　　记者：《山经》中还有很多长着多个脑袋、多个尾巴、不止两只耳朵、不止四只爪子的畸形怪物，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刘宗迪：从博物学的角度，对此类“怪物”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山经》作者有其特有的动物形态学术语，由于其时的动物形态学知识草昧初开，尚未形成如现代动物学那样一套完善的科学的形态学术语体系，因此，对于动物器官形态的界定和分类尚有含糊、混乱的地方，因此，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形态学术语去理解《山经》的形态学描述，比如说，书中说南方的基山山中有一种鸟，“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所谓“首”、“目”、“足”、“翼”可能并不是真正指的脑袋、眼睛、爪子和翅膀。另外，比如南方的青丘山中有一怪兽，“其状如狐而九尾，”大概就是九尾狐之类，九尾狐在中国古代说部中是一个很著名的妖怪，但想来这青丘山中的九尾怪兽，大概并没有什么妖异之处，所谓“九尾”的本义，大概也并不是说这野物长着九根尾巴，不过是形容其尾蓬松庞大而已，“九”在古汉语中常常是笼统地形容多的。

　　总之，《山经》中的“怪物”，其实并非怪物，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它那套博物学的知识形态和语言形态感到陌生，因此才少见多怪。

　　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出于政治的需要，把一幅充满古怪图像的月令图误解为海外方国的地图，于是有了光怪陆离的《海经》

　　记者：您上面举的例子，都是《山经》的，但是，正像您所说的，《海经》和《山经》原本是两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山经》是博物学著作，而《海经》不是，那么，您如何解释《海经》中那些怪物的来历呢？

　　刘宗迪：《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其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见时间进程，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

　　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遗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的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记者：那么，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呢？是地图吗？

　　刘宗迪：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海经》古图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天书”，即反映时间知识的月令图，其实就是后世使用的皇历、现在我们使用的月份牌或挂历的前身。这一点，说来话长，我在自己的专著中有详细的论证。

　　《海外经》和《大荒经》所依据的是两幅大同小异的图画。《海外经》古图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位四方神，即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它们其实就是古代典籍《礼记·月令》中的四时神。《海外经》古图绘有这四时神，再明确不过地标明了这幅古图的时间属性，表明这幅图画其实就是一幅图画形式的月令，它从东而南而西而北，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依次描绘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岁时仪式、农事活动和物候现象，实为一幅图画月令。

　　《大荒经》古图的内容则稍微复杂，其中也有和《海外经》图类似的四方神，此外，其中还记载了四方风的名字和四方风神，同样的风名和神名也见于商代甲骨文和《尚书·尧典》中，古文字学者已经对这些风名和神名的时令含义进行了深入周密的考证，证明四方风其实就是四时风，本义是用一年四时不同的季候风现象标志不同的季节。四方风名在《大荒经》中的出现，毋庸置疑地表明了《大荒经》古图的时间属性。《大荒经》古图除了有和《海外经》图相同的月令内容之外，还描绘了四方群山，但《大荒经》图描绘四方群山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俯察地理，而毋宁说是为了仰观天文，即根据逶迤四方的山峰观察日月的出入方位以确定季节和月份，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一个原始的天文坐标系。《大荒经》中那些被后人视为神话的记载，如夸父追日、烛龙、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昆仑山等，都与原始天文观测活动有关，是观象授时活动的反映。

　　记者：您既然认为《海经》古图是一幅描绘岁时场景的月令图，与海外地理无涉，那么，现在《海经》中涉及海外地理和风情的内容又是由何而来的呢？

　　刘宗迪：《海经》古图是上古岁时月令图，凝聚着先民的天文智慧，但是，到战国时代，随着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转变，那时候的学者面对这幅异彩纷呈的图画时，却已经不了解它的本来功能和意义了，因见画面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人物形象，都是平时所罕见的，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幅写照远方国度风土人情的地图，基于这一理解，就把其中的那些原本是写照岁时活动或者天象物候的场景，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海外方国的奇风异俗。叙述者还根据图中人物、禽兽的形象对其捏造的方国加以命名，如“羽民国……身生羽”，表明其图像是身穿羽衣的人物形象，当是仪式中饰羽而舞者；“厌火国……生火出口中”，表明其图像是口中吐火的人物形象，其所表现者或如后世的吐火幻术；“长臂国……捕鱼水中，其臂长”，表明其图中形象是一个长臂人物，画中人物的长臂并不表示其人天生有非同一般的长臂，这不过是绘图者为了突出其“两手各操一鱼”的动作而做的夸张而已。《海经》中的海外列国诸如结匈国、羽民国、嚾头国、厌火国、三苗国、臷国、贯匈国、交胫国、歧舌国、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等等，大致都是这等来历。

　　正因为这位述图者根据画面形象和内容为海外“列国”命名，并对“列国”的场景（实为岁时场景）进行了简要而客观的描述，因此，我们现在尽管早已无缘看到那幅月令古图，但我们仍能够根据《海经》中的文字描述，一窥古图的真面目，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幅图的整体结构予以复原。

　　记者：既然您认为《海经》古图是月令图，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来谈谈《海经》叙述透露了怎样的时令信息？

　　刘宗迪：比如说，《海外东经》中记载了“虹虹”，并说它 “各有两首”，这其实就是彩虹，“虹”字在甲骨文中正做两首虫的形象，我们说过，《海外经》的东、南、西、北四方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时，《海外东经》对应于春季，而“虹虹”在《海外东经》的南端，大致对应于月令古图中季春三月的场景，《月令》说：“季春之月……虹始见。”可见，《海外东经》的“虹虹”其实就是春三月彩虹开始出现这种气象现象的形象写照。再如，《海外南经》有“歧舌国”，《大荒南经》作“反舌国”，古代学者曾经为考证这个“反舌国”的所在费过不少脑筋和口水，有人说所谓反舌国指的是南方人说话口音和中原不同，像是反着舌头讲话，因此被称之为反舌国，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证明，这个反舌国就是现在的福建等地。其实，“反舌国”根本就不是人，而是指的蛤蟆，《礼记》中的《月令》篇就提到“反舌”，它说仲夏五月：“小暑至。……反舌无声。”东汉学者蔡邕注释反舌就是虾蟆，《海外南经》对应于夏季，而“反舌国”处《海外南经》的东段，大致对应于初夏四月，四月，青蛙处于求偶期，故昼夜鼓噪不息，古图在四月画面中描绘“反舌国”，即蛤蟆，不过是表示初夏季节“青草池塘处处蛙”的物候。

　　记者：问题是，那些不了解这幅古图的本义的战国学者为什么偏偏要把它当作地图而不是别的图画来叙述呢？

　　刘宗迪：这里面当然既有偶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是中国由诸侯割据的封建时代走向大一统的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期。那个时代，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有着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欲望和意志，为即将到来的天下一统勾画、想象和设计地理蓝图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使命和重要知识工程之一。那幅自古流传的月令古图正好为这一知识工程提供了绝好的凭借，这幅图画的四周描绘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人物、动物和场景，在那些一门心思为一统江山设计蓝图、心中充满了对远方世界的想象的知识分子眼中，这正是他们心中远方幻想的形象再现。于是，一幅月令岁时图就被“顺理成章”地误解为远方异国图。在那些满脑子“夷夏之辨”的战国文人看来，这幅图画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的蛮夷之族，他们居住海外，肆列大荒，环绕在华夏世界的周边，构成了华夏世界的地理和文化边缘地带，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维系着华夏世界的同一性。因此，他就理所当然地把对这幅“地图”的叙述命名为《海外经》和《大荒经》。

　　《山海经》对于华夏民族关于“天下”的观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学术价值有待重新发现

　　记者：在您看来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刘宗迪：这一问题说来话长了，要讲透，至少要写一本书，这里我只谈一点吧，那就是中国的许多地名的来历跟《山海经》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国土疆域的规模基本上在汉武帝时代就奠定了，汉武帝雄才大略，西征北伐，广开三边，而汉武帝每开辟或占领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命名，这些名称有些是用的当地土著固有的命名，有些则是汉武帝赋予的名称。由于汉人深信《山海经》是大禹周流九州、治理大地时所流传下来的天下地理书，因此《山海经》就成为其为新地命名的重要依据。比如说，南方的“交趾”、“苍梧”、“桂林”等等地名，就是出自《山海经》。最有意思的是昆仑山的命名。其实，根据《山海经》关于昆仑的描述，不难看出，它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坐落于高山上的人工建筑物，其实就是古人用来观象授时的观象台（古人称为明堂），其功能和结构，就相当于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出使西域的张骞回来报告说，西方黄河源头有一座大山（其实，张骞所谓河源并非真正的黄河源头），汉武帝于是“案古图书”，将这座河源大山命名为昆仑，他所案的古图书就是《山海经》，因为《山海经》是最早提到“昆仑”的古书，而且，“河出昆仑”在《山海经》中有明确的记载。

　　汉武帝参照《山海经》对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和命名，是有史以来最早记载的黄河探源活动，自从汉武时代以来，经唐代，到元代，直到清代，探索黄河源头和昆仑的真正所在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刺激这些探险活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山海经》中关于河源和昆仑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探险活动并非出于单纯的知识旨趣，它往往是和开疆拓边的军事远征同时进行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山海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学术和思想的范畴，而卷入到整个华夏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

　　《山海经》是一本奇书，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们的学术界还远远没有探究完《山海经》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山海经》就像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幅“藏宝图”，等待着我们去重新发现。

　　奇书《山海经》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异数。此书通篇皆是关于山川方国、珍奇博物、异人怪物的描写，但是，从汉代以来，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此书文字古雅，形式奇特，内容更是离奇晦涩，要读懂它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可否认，作为一部古老的汉语典籍，它透露着华夏世界远古的信息，凝聚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因此才引来２０００多年来学者们孜孜不倦的钻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山海经》就像一个千古之谜，谜底究竟在何处？

　　链接：

　　对于奇书《山海经》，历代学者都在试图破解。汉代学者刘秀、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周流天下、治理九州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物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宋代大儒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的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而成；元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为古今语怪之祖，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清代学者吴承志兼采史传与传闻，把《山海经》的地域扩展到四夷边疆……到了现代，西学输入，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记载的是古代巫师祭神厌鬼的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象；卫聚贤说《山海经》是印度人写的，苏雪林称《山海经》是古巴比伦人做的，美国学者则称《山海经》中的汤谷就是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现在有人把《山海经》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全球，据说北到北冰洋，南到撒哈拉沙漠，西到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史前巨石群，东到秘鲁森林里神秘消失的雅典太阳神庙、亚马孙雨林中的食人族都曾进入华夏先民的视野，都在《山海经》中留下了记忆。

记者　刘洪宇

任南

专家刘景玉:"红山"见证华夏文明一万年

北京频道 （ 2007-08-03 11:13:26）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在古玉文化的传承上，红山文化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玉器文化的鼻祖，它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红山而得名，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其内涵十分丰富。在这一时期，我国上古先民们的手工业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制玉工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衍生出了中华古玉文化的开端。     为了更深地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与历史传承，笔者走访了红山古玉研究专家、中华龙根源远古玉石器博物馆名誉馆长刘景玉先生。刘景玉先生早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已经从事考古、玉器鉴定长达三十年，过去的几十年，深入内蒙古、辽宁等地考古数十次，对红山文化有着很深的独到见解。     刘景玉说:“历史之久远、数量之巨大、文化之厚重是红山玉器所以重要的三个原因。在以往，很多所谓的专家因对红山玉器的一知半解而做出的论断误导了很多研究者和收藏者。”     首先，红山文化是中国高古玉文化的鼻祖。在红山文化被发现之前，史学界及考古界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新石器时代的夏商周时期，随着红山大批玉器的出土，已经证明中华文明超过五千年，甚至达到万年之久，而红山文化则成了这一论断必不可少的佐证。     本世纪初，众多考古学家和中外古玉研究专家于上海召开古玉器专家研讨会，经过对红山文化的认真考证，正式认定中华文明的历史已经超过一万年，从而将中华文明追溯到万年之久，这对于中国的历史断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数量非常庞大。在古玉研究领域，有一部分专家曾经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目前的存量不足300件，刘景玉将这一论断直斥为谬论。随之，刘景玉举出了一系列的事例与数据。     “在红山文化的中心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一带，近年来已经发现墓穴500余处，每处墓穴平均发掘出几百件以上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仅仅在辽宁沈阳龙根源远古玉石器博物馆就藏有红山文化玉器15000余件。”     从夏朝至今的4000余年，已知所流传的红山玉器已达4000件之多，当海内外的专家经过论证确认红山文化达上万年之后，数量岂止300件？对此，刘景玉言之凿凿。

任南

考古证明，红山文化专业化生产达到很高水平

www.zjol.com.cn　 2007年06月20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获悉，红山文化时期农业、采集和渔猎经济的繁荣给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食物来源，增加了产品的剩余，推动了制陶、玉雕、泥塑、建筑等行业的兴起，使一批人走上专业化生产道路。

　　据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席永杰介绍，红山文化的陶器制造业发达，陶器类型丰富、工艺水平先进。发达的制陶业是适应农耕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从这些陶窑和各类陶器来看，红山文化的制陶业有较细的专业化分工，这是制陶业显著进步的标志。

　　红山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是玉雕业的繁荣。红山文化玉器质量之高、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致举世瞩目。无论从形态构思还是从艺术表现力上来看，红山文化的玉器都显示了高超的技术水平。同时，红山文化的玉器也是那个时代社会分工的真实写照，它说明红山社会已经有了一批专业化的制玉工匠。

　　红山文化晚期的建筑，以辽宁省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以及积石冢群为代表，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从遗址发掘情况看，这些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次分明、讲求方圆对称，是经过精心构造的集坛、庙、冢于一体的大型祭祀性中心。

 

来源： 新华社 　作者： 丁铭 　编辑： 童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