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红山文化黑皮玉器 是否展示了红山文化期人类文明的一次倒退，造成了旧石器的再次轮回呢？

任南

以下是引用jianghz在2009-7-31 23:51:00的发言：

黑皮玉器年谱
 
给黑皮玉器编一本年谱，好象早了点，编写年谱往往是身后之事。黑皮玉器还没有科学发掘出土，一个婴儿还没有出世，就要编年谱，且非笑话？
黑皮玉器，早就入世，它大概比我们已知的史前文物都要早得多，有的说它是红山文化的遗物，有的说它是草原原始文明的记忆，首尔大学用C14测试的年分为15000年以前，这样的古老，应该编一本年谱，才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文明。
黑皮玉器的年谱，并不是黑皮玉器本身，而是黑皮玉器出现后形形色色的人与事，读这样的故事，一定很有趣。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北京和上海尚未形成气候的收藏市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黑色石雕，它们有的一手可以放几个，有的却是二十多公分，黑不溜秋的皮壳，或呈光亮，或现麻状，但一般表面都会发现点状或片状的晶体。出于好奇，一些收藏爱好者喜欢上了这些价格低廉形状怪异的黑色石雕，小的放在手中把玩，大的置于案头欣赏。这些收藏爱好者中，在北京有柏岳、朱震等人，在上海有韩连国、钱益中、陈逸民等人，这些日后在黑皮玉器收藏中有一定影响的爱好者，此时还各不相识，各玩各的，只是相同的爱好和审美情趣使他们对前所未见的黑皮石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续成为国内黑皮玉雕的第一批收藏者。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已经开放，不少外国人在经商和投资的同时，被我国优秀的文化所折服，也对我国的古代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收藏起我国的古玩来。在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叫金喜镛的韩国人也开始在中国找寻黑皮玉器。
由于找寻容易，内蒙地区的牧民和农民开始把手中的黑皮玉器陆续送到全国各地的收藏市场中，他们大都来自于通辽地区或自称来自于通辽地区，那时，虽然通辽已经是个地级市，但整个通辽地区还称为哲里木盟。其中就有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小励兄弟，瞿工和小胡子，当然更多的不知名或不愿留名的朋友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各地的收藏市场供应着黑皮玉器。
八十年代的黑皮玉器，在市场上根本要不起价钱，从内蒙到北京甚至上海，供货者靠的是力气，坐的是硬座，草原上沙漠中捡来的黑色石头，居然能卖钱，这是这些淳朴的牧民和农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
没有真货，那来假货？早期的黑皮玉器是以其出类拔萃的器型和散发着原始气息的神韵征服了慧眼独具的爱好者。征服了柏岳、朱震、钱益中、韩连国和陈逸民……。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黑皮石雕，悄悄地从内蒙草原，从大兴安岭山里被发现，再悄悄地被带到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尚未完全开放的收藏市场中，最后悄悄地进入收藏爱好者的家中。这些现在已经被认定为黑皮玉器的雕像，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宠儿，慢慢地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
收藏，不仅是对收藏物的喜爱，也是对收藏人的喜爱，更是对收藏人品的喜爱，收藏圈子的聚集和分离是收藏界十分普遍和正常的现象。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收藏界最好的注脚，因为和黑皮玉器有缘，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收藏故事。
终于，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韩连国和陈逸民在市场上因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探讨而成为朋友；终于，于明开始向朱震学习玉器的鉴赏；钱益中和韩连国因为共同供职于上海油画雕塑院，长期浸染于艺术氛围中，使他们对原始雕刻的领悟别具匠心；而柏岳先生在京城默默地收藏着黑皮玉器；而金喜镛先生开始了他在中国各地的寻觅。
一开始，这些收藏者都是把黑皮玉器作为红山玉器收藏的。
一开始，这些收藏者都是把黑皮玉器作为通辽地区的遗物而收藏的。
因此，在我们编这本黑皮玉器的年谱时，不得不把红山玉器的收藏故事说一些。
慢慢地，喜欢黑皮玉器的收藏者渐渐地多起来，有北京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内蒙的朋友，辽宁的朋友，甚至新疆和云南都有黑皮玉器的收藏爱好者。张一平、姚政、孙钦石、应伟达、张帆等都加入到黑皮玉器的收藏行列中，队伍渐渐地扩大，联系却依然零乱，这些黑皮玉器的收藏者对黑皮玉器的宠爱仅仅是宠爱而已。
时间一长，柏岳先生在思索着这些原始古物的来龙去脉；钱益中、韩连国和陈逸民、陈莺也在思索着这些黑皮雕塑的前因后果，他们的思索，是中国学人最早对黑皮玉器的理性思考，他们的研究后来就成为黑皮玉器最早的学术成果。
而金喜镛却在寻觅黑皮玉器的出处，他的不懈努力，使他最终摆脱“黑皮玉器出自于通辽”的束缚，找到了黑皮玉器最终的埋藏地。
进入21世纪，黑皮玉器的故事多了起来，黑皮玉器的争论也多了起来，黑皮玉器的研究成果也多了起来。
2001年1月，在《中国收藏》的创刊号上，柏岳先生发表《红山文化玉器的真真假假》一文，就玉鹰、玉龙形佩、玉松鼠、玉鸟形佩和玉鸟佩等黑皮玉器，提出了“多出现在黑色或黄色皮壳之下”的判断，说明，柏岳先生已经对黑皮玉器的认识走在了所有玉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前面。
2001年9月12日，柏岳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圆雕黑皮玉器真伪及年代初探》。文章第一次在收藏界和考古界提出了“圆雕黑皮玉器”的名称，从此，一种全新的史前玉器被命名。在此文中，柏岳先生主要讨论了这类玉器的材质问题。
2002年4月，在《上海工艺美术》2002年第二期上，陈逸民和陈莺发表了《玄鸟生商》一文，就黑皮玉器“顶猪龙玉鸟器”展开了文化意义上的讨论，但此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明确提出黑皮玉器的观点，只是说“玉器表皮，斑驳的沁色是数千年岁月的浸润，仍然没能掩盖这件玉器的光华。黄色的玉质象要透露数千年前的神秘，吸引我们寻觅其中的奥秘。”
2002年10月，在《上海工艺美术》2002年第四期上，陈逸民和陈莺发表了《通灵神器—鬼脸的工艺和功能》一文，文中对几件黑皮玉器面具的工艺和功能作了肤浅的学术探索，但还是把黑皮玉器的皮壳称之为“尽管被沁成黑色，粗看如石质，但用灯光一打，边缘材质稍薄处就会透光，露出褐色的玉质。”
2003年1月，在《上海工艺美术》2003年第一期上，陈逸民和陈莺发表了《大红鹰—沙漠的骄傲》一文，文中刊载了两件黑皮玉鹰。
2003年4月，在《上海工艺美术》2003年第二期上，陈逸民和陈莺发表了《红山文化太阳神像》一文，文中发表了四件黑皮玉器太阳神像。
2003年10月，郝凤亮发起了第一次红山文化之旅，陈逸民、钱益中和韩连国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和郝凤亮就黑皮玉器的真伪进行了探讨，后者否定黑皮玉器的存在。后来，郝凤亮在有关网上发表观点，称《红山古玉》和《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为“药书”。
当时，参观了刘国强先生的发掘遗址，结识了白铁钢先生和邵国田先生，三者不仅结成了好友，而且陈逸民先生还和邵国田先生结成了一段共事的佳话。其间，陈逸民先生还向巴林右旗博物馆的乌兰女士了解黑皮玉器的情况，乌兰女士明确告诉陈逸民先生，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有三件征集的黑皮玉器。
2003年秋，陈逸民在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和张明华先生讨论了黑皮玉器的问题，张明华先生开始一口否定黑皮玉器的存在，陈逸民先生当着张明华先生的面观赏了黑皮玉器的表层。一个月后，两人又在原处探讨，黑皮玉器表面出现了白色，一起将白色擦掉，再过些时日，两人又观看了白色的表面。张明华先生叹道：红色变色龙。
2003年12月，钱益中和韩连国出版了《红山古玉》一书，其中第十章是“原始艺术的奇葩异卉—黑皮玉雕探秘”，专门讨论了黑皮玉器的发现、研究和艺术，比较系统地展开了黑皮玉器的艺术探索。
2004年4月，陈逸民和陈莺出版了《红山玉器收藏与鉴赏》一书，书中列出几章专门讨论了黑皮玉器的问题，该书不仅提出了黑皮玉器的鉴定问题，更是一部迄今为止比较全面的从学术层面上讨论黑皮玉器文化内涵的著作。
2004年10月，刘永胜和王长江出版了《红山文化古玉研究》一书，书中发表了一些黑皮玉器。
2004年中，徐强赴沪拜访了陈逸民先生，在陈逸民先生供职的宾馆里，陈逸民、钱益中和韩连国观看了徐强的藏品，并就徐强的红山玉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上海的藏家拿出一件近30公分的玉勾云形佩请徐强观赏。
其后，众多的红山玉器爱好者在上海拜访了陈逸民先生、韩连国先生和钱益中先生，其中不乏红山玉器收藏界的著名人士，如黄康秦先生、沈起先生、郝凤亮先生等人。马来西亚的张野波先生、著名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带来的美国客人也和上海三人座谈和交流。
2004年10月，韩连国、钱益中和陈逸民又踏上了北去的旅途，他们到通辽，去锦州，赴沈阳，和通辽的牧民和农民就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发现地进行了探讨，和徐强、柳冬青和黄康泰先生作了交流。在徐强的“听雨堂”中，观摩了他所收藏的红山玉器和元青花瓷器，也发表了三人的共同观点，也许这些观点，成了徐强心中解不开的结。陈逸民先生向徐强先生赠送了他的著作，徐强赠送了一本他所著的《红山文化古玉精华》给三人共同阅读。三人观赏了黄康泰所藏的大量红山玉器，也和他交流了黑皮玉器问题。黄康泰先生从自己收藏的白皮玉器的问题谈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多元化，赞同了黑皮玉器的客观存在。
2006年7月7日，网名为柏超和阿强的作者在“红山文化古玉收藏俱乐部”的网页上发表了“红山文化黑皮玉”做伪大揭秘”一文。
2006年8月，陈逸民参加了2006年中国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他和陈莺一起发表《红山玉器的神话学思考》一文。
2006年8月18日，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钱光培先生在网上发表了《红山玉器研究的可喜突破》一文，谈了他读陈逸民和陈莺合著的《红山玉器的收藏和鉴赏》一书的观感。
2007年1月，柏岳先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玉海拾珍》一书，该书收录柏岳先生和其弟柏平先生收藏的300件古玉精品，其中的一百多件红山、龙山古玉为首次面世，多属罕见珍稀之物。除图版之外，该书的论述部分发表了柏岳先生和陈逸民、陈莺先生的四篇论述，分别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真真假假》、《圆雕黑皮玉器真伪及年代初探》、《黑皮圆雕玉器》和《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几个问题这我见》。
2007年2月2日，陈逸民和陈莺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红山文化玉器鉴赏》一文，其中一节专门讲述“黑皮玉器”的问题。
2007年6月8日，韩国学者郑宰健拜访了陈逸民先生，并向陈逸民先生赠送了《共同研究记念特辑号-未直立人所创造的第1次人类文明-初古代文明时代的黑皮玉雕刻像》论文集，出版者为韩国全南科学大学东北亚文化研究所“古代流浪遗物研究会”，郑宰健先生和陈逸民、钱益中、韩连国以及上海博物馆的一个副研究员，几人一起探讨了黑皮玉器的人类学价值。同座的还有上海相关拍卖行业和学校的郑均宜、韩瑞雯和王芳。
2007年8月24日，新华美通发表了通讯，《黑皮玉墓群揭开神秘面纱》，报导了“一个叫小井金喜镛的韩国人历经十六年的追寻，正在逐渐掀去沉寂在中国内蒙古大草原地下庞大王国的神秘面纱。中国最古老的文明盛世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继万里长城、兵马俑之后，中国古文明的又一惊人发现。”此消息迅速为各大网站转载。
2007-9-6 20:10:17《中国赤峰文化网》转载了“红山文化黑皮玉”做伪大揭秘”一文。
2007年的11月5日，张一平从北京赶赴上海，和陈逸民先生探讨了黑皮玉器的问题。陈逸民先生和钱益中、韩连国先生一起观赏了张一平先生的藏品，大为赞叹，一致肯定了他的藏品。
2008年2月14日，韩润明先生在专栏上转载了张明华先生的部分文章，题目是《专家否定红山黑皮玉人》。
2008年3月，陈逸民先生参观了张一平先生的居所，被他的藏品所吸引。陈逸民先生和姚政先生相识，了解了黑皮玉器第一笔大生意的完整情况。
2008年间，张一平先生前后二次去徐强先生的古玩店鉴定，第一次拿去的黑皮玉器被判定为假的，开了证书；数个月后，同一件藏品，因去了表面的皮壳，被定为难得一见的珍品，开了证书。
2008年下半年，柏岳先生给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黑皮玉器的出土情况，收藏家的藏有量和上海北京等地的研究情况以及韩国金喜镛的寻找过程，希望国家相关方面重视黑皮玉器的问题。
2008年11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于2008年11月四日，发了一个函件给柏岳先生，既说明了黑皮玉器目前不被专家承认的客观事实，也慎重地要求金喜镛先生能够提供出土黑皮玉器的准确地点。
2008年12月，金喜镛获悉国家文物局的态度，赴内蒙呼尔浩特，和文化部门负责人王大方见面，讨论了黑皮玉器的问题。金喜镛先生把发现的确切地址告诉了内蒙有关方面。
内蒙有关方面当即对相关的地域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2009年1月31日，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在询问了内蒙有关方面是否存在采取措施一说后，于2009年1月31日发表了“黑皮玉器的奥秘”一文，刊登了金喜镛先生的照片和黑皮玉器的图片。
2009年3月7日，网名“高安客人”在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中国收藏家论坛”上说：1月31日韩国“朝鲜日报”同整版篇幅发表一名韩国文化研究者的图文，宣布在世界上首先发现红山文化窖藏，在内蒙某地！！！
2009年3月13日，北京日报在副刊发表了《黑皮玉：远古的呼唤》，作者为赵薇，介绍了张一平先生收藏黑皮玉器的情况。
2009年6月5日，北京日报副刊再次发表文章《朴朔迷离的黑皮玉》。
2009年第6期《文物天地》不仅报导了张一平先生收藏黑皮玉器的情况，杂志还发表了本刊记者马怡运的文章《我的“红山”谁做主》，下载一段，极有意思“某藏友携黑皮玉到一家古玉鉴定机构求鉴，这家机构是借电视传媒迅速窜红的收藏家开办的，这位著名收藏家兼专家瞟了几眼，肯定地说：‘不对’。藏友不服气，回家用高硬度工具打磨黑皮玉外的黑壳，花了很长时间将黑壳刮掉。再请著名收藏家兼专家过目，态度顿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大开门的古玉精品，非常稀有’。点过钱后，即痛快地签写证书。同样一块黑皮玉，‘去黑之前’和‘去黑之后’遭遇竟有天壤之别。”
2009年3月，金喜镛先生在上海和陈逸民、钱益中韩连国、应伟达、张帆、孙钦石先生见面。
2009年6月的某天，金喜镛先生将出现在北京。
……
 

任南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1 9:16:00的发言：

传个上述文章中的图片（补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e64736fg71306ad0e632&690.jpg

任南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1 10:56:00的发言：

继续转：

形形色色的黑皮玉器

 

    我们已经介绍了黑皮玉器太阳神，介绍了黑皮玉器C字龙，我们也已经提出了它们的文化属性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黑皮玉器能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说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形形色色的黑皮玉器中，最让收藏家感兴趣的是各式各样的人形器。不少的电视台已经报导了湖南省南部出现的石雕偶像，在当地的一个小山坡上，居然有15000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石雕像，它们何时制作，何时出现，为什么出现，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最丰富的想象力是它们来自于外星人的创造。而在遥远的蒙古草原，却发现了大小各异，神态奇特的黑皮玉雕人形器，其器型之丰富，非湖南省发现的石雕偶像所能及。南北两地的雕像，它们的出现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些异曲同工的雕像，却有着不同的遭遇，这是因为，湖南省的石雕偶像已经有了明确的发现地点，而黑皮玉器雕像还没有科学发掘的依据。一个是有娘的孩子，有人疼有人怜，一个如无爹的娃娃，缺人疼缺人怜。

 

    当然，黑皮玉器的埋藏地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相关部门也已经知道，我们还是让权威部门来正式公布它的确切埋藏地点，那应当是科学发掘以后的事情了。

 

    我们能在没有科学发掘之前，一棍子把黑皮玉器打死吗？

    在没有科学发掘出黑皮玉器之前，我们能讨论它们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吗？

    面对如此丰富、如此奇异的黑皮玉器，我们怎能忍心抛弃他们，岐视她们呢？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都会深情地关注它们，寻找他们的历史足迹，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寻找更早更辉煌的过去。

 

    台湾故宫的邓淑苹女士说过，“只有通晓了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其具体表现文化精髓的古物特征后，才能逐渐掌握古物性质之模式与其变异。当我们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玉器时，就能由宏观的角度判断它的造型纹饰，是否符合历史流变。”也就是说，在我们碰到前所未见的玉器时，如果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要对它们作出相关的判断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掌握了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人类学、宗教学的相关知识的人士来说，对一件前所未有的古玉，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早就这样做了。

比如，故宫博物院1952年收购的一件“带齿动物面纹玉饰”尽管在一些民间收藏家眼中，并不是十分稀奇的东西，这样的残件，许多收藏家甚至不愿收藏，但是，因为它年份早，红山玉器还没有扬名天下，造假的可能性小，所以真伪的争议不大，不过学者们还是要把它和出土的勾云形佩比较，一方面当然用出土物来证实这件“带齿动物面纹玉饰”非臆想品，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收购者对古器物的敏锐判断能力。

   

    故宫1959年没收的北京古玩商倪玉书的玉鸮形佩，也要和阜新胡头沟出土的一件玉鸮比较后，故宫的专家才能放下心来。以上例子是引用徐琳先生的文章（参见《文物天地》216期P28-29页），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没有科学发掘的出土物之前，我们是能够收藏和研究前所未有的古代器物的。

任南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1 10:59:00的发言：

    问题是谁能这样做？

 

    难道只有庙堂中的研究者才有资格讨论和研究古代文明吗？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只有“专家”和“权威”才能开展对未出土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奇怪的很，不要说普通收藏爱好者不配展开这类研究，就是小地方的研究人员所作的判断也往往被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予以否定。比如巴林右旗博物馆征集的黑皮石人像，当然是当地县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的征集和研究，却被上海地区大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一口否定，不过，徐琳先生在《文物天地》的文章中又肯定了它。这样一件玉器，因为不是出土品，谁都可以说真假，谁说真假也没有用！也就是说，当今的社会现实是，那一个专家的鉴定都是无济于事。

   

    于是，只要不是科学的发掘品，只要不是在八十年代之前入藏博物馆，民间的收藏品永远别想翻身。

于是乎，在当今的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山玉器只有300件，元青花只有300件，汝瓷只有70件，谁都心知肚明这些判断的武断性，但它的确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在主流学界没有一个童真，来指出这样的判断其实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这已经不是争夺话语权的问题，谁学位高，谁供职的部门社会认可度高，谁的话语权就大！？没有这么简单，这是整个文博系统社会价值准则沦丧的一个信号。这样的社会氛围，造成一些专家学者固步自封，不敢说真话，只能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即使一些庙堂之内的清醒者在事实面前，说了一些真话，他就会受到排斥，丧失话语权。结果，系统之内的研究在国内遇到非出土品一概否定，但到国外，却对同样的物品不吝赞美之词，忙不定的签鉴定证书。其结果，我们不仅要到国外的拍卖公司拍回圆明园的古董，还有可能要拍回本世纪流失出去的文物。

 

    要扭转这样的局面，没有数十年之功，是不可能的。

    这里，有一个允许人们犯错误的基本要求。谁不会犯错误？那一个圣人伟人没有犯过错误？在我国古代文明面前，身处庙堂和藏身民间的研究者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只要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十分平常的事情。我们的平面媒体以及媒体的领导，不要因为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甚至错误的观点而大惊小怪，也不要只能发表庙堂之上研究者的文章，只要这些观点在宪法许可的范畴之内。

 

    所以，湖南的15000件石雕人像就是真的，无数的黑皮玉雕就是假的？

    看一下，黑皮玉雕的器型，不说它们是假的才怪呢？用上海那个研究员的话说“市场上的红山玉人，稀有依出土玉人为母本的严谨、逼真的仿品，多的都是让人云里雾里、瞠目结舌的合古今中外、移花接木、东拼西凑、标新立异、奇模异样、鬼魅魍魉般的怪人。中国的原始宗教并不复杂，尤其是尊神并不繁多，可是，从我翻过的几本红山玉器的畅销书里面，所谓的红山人神就多得不计其数：太阳神、鹰首神人、顶鹰神人、牛首神人、顶牛神人、象首神人、鹿首神人、猫首神人、蛙首神人、猪首神人、顶猪神人、虫身神人、顶笏犬首神女、孕妇神女……这么多的鬼一样的东西，如何让人去尊崇？一种偶像，一种习俗，一种宗教，在历史上往往都有长期的传承，可是从原始社会开始，中间毫无影踪，到今天这些乱七八糟的丑陋形象，却一下子蜂拥而出，岂不反常？其实，从它们的造型上观察，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了兵马俑的影子、‘妇好墓’的姿势、玛雅人的身首、黑非洲的木雕、印度国的佛像、安徒生的神话、“西游记”的小妖，甚至是外星人的幻觉、畸形胎的恶心……”我们可以在这段话里读出了作者的噁心。但是，作者因他自己所说的原因，他对红山文化的了解是肤浅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红山玉器的科学发掘，他所接触的红山玉器，也仅仅是其他博物馆借展的几件，是否上手，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已经多次说过，黑皮玉器是否红山文化的器物，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这是我们和这位庙堂中人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们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对事物的本来面目有更深的了解，绝不会固步自封。同样，我们也不同意这位庙堂中人对我国原始宗教的判断，在对于我国原始宗教的认识上，这位供职于庙堂的研究者，水平还有待于提高。

 

    看一看三星堆出土的几十件铜人面像，如果它们不是科学发掘出土，谁会相信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如此辉煌的雕塑艺术。至今还有学者对这些青铜面具的来龙去脉大惑不解。有说是带有明显外来文化基因的，有说是本土文化的一个独特系统，甚至也有说是外星人在地球的遗存……这样的诡异、瑰丽、恐怖、奇特、夸张甚至扭曲的造型，谁会感到恶心？！

 

    我们没有说过黑皮玉器都是真的，在这个牛奶都可以掺假的时期，什么东西没有假货？普天盖地的黑皮玉器当然有假货，普天盖地的专家当然也有假货。只要看一看真的黑皮玉器，是上手真的黑皮玉器，谁都会被他的气势所震懾。

 

    我们配几件黑皮玉器，都是几十公分的大件，甚至高达1米以上的，在图上当然看不出它皮壳的详细情况，但能看出石像的神韵和气势。

 

    形形色色的黑皮玉器，有人形器，有动物形器、有人首兽身器、有兽首人身器，有几何形器、有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它们的形状，我们有的可能读得出来，有的还莫名其妙，即使读出来的，也是根据现代人的观念对他们的命名，是否符合原始人类的本意，还很难确定。在人形器中，较多的是女性形象，她们的女性特征往往被刻意夸大，明显彰示了当时的社会进步程度。

任南

   这些黑皮玉器，在收藏家手中已经不少，湖南出现的石雕人像在一个小山坡上就有15000件之多，黑皮玉器有多少呢？我们不会跟在别人后面去统计它的存世量，对于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说，只要是对的，有一件算一件，什么300件之说，本身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分析和讨论事物，世界如此之大，变化如此之快，只有僵化的头脑才会认真考虑300件之类的僵化观点！

  

    形形色色的黑皮玉器，你们一定会和湖南15000件神态各异，面目奇特的石雕人像南北呼应，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大声欢呼。

 

任南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1 11:08:00的发言：

    转：

柏岳先生命名了黑皮玉器

 

    黑皮玉器，不管是真是假，它已经是客观存在。是真，它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大发现；是假，它又是一桩收藏界的大笑话。迄今为止，不少收藏爱好者是相信黑皮玉器是真的；迄今为止，另有不少收藏爱好者和更多的专家学者认为黑皮玉器是现代赝品。

 

    谁也说服不了谁！

    只要不是谩骂，不管多大的争论，对于我们认识黑皮玉器的真伪，认识史前文明，认识收藏最本分的内涵，都是十分有益的。在这个世界上，谁没有犯过错误。

 

    不管黑皮玉器将来的命运如何，谁都不应该忘记，是柏岳先生最早命名了黑皮玉器，是他把这种表面附着黑色皮壳的玉器命名为“黑皮玉器”。这个“皮”字，清楚地把黑皮和黑沁区分开来，尽管由于习惯的原因，我们有时还会把这类玉器表面的黑色皮壳说成“黑沁”，但收藏者心中已经明白，黑皮玉器的黑色皮壳和和玉器的黑沁是两码事。

 

    柏岳先生，1924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大专文化。1949年11月来北京。离休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社会服务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六、七、八届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原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柏岳先生为收藏界所熟悉，是缘于他对玉器的研究特别是对红文化玉器的收藏和研究。

    2001年，他和曲石先生合作，在《文博》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红山文化太阳形玉器考》一文，对红山文化玉器群中被称为“太阳神”的器型，作了探讨。他们论述了此种玉器既非考古发掘品，所用玉料、作工、造型等又都与红山玉器风格迥然不同。对此种玉器是否确为红山文化先民遗物暂置不论，但在历史上对太阳的崇拜却是各原始民族曾经有过的事实。就红山文化的内涵，作了查考。文章从自然环境、气候物象，农耕和游牧在该地区的作用，以及人类这些生存方式对原始信仰的影响，作了分析，从而肯定了太阳神这类史前玉器出现的必然性。此文推动了红山玉器太阳神的研究。

 

    2001年8月15日，柏岳先生在《中国文物报》第八版上发表了《对勾云形玉佩为“玉眼”说的商榷—兼谈红山文化玉器的命名问题》，此文涉及了红山玉器最为奇特最难解释的勾云形佩的命名和内涵的问题。文章的发表，说明了柏岳先生对红山玉器和红山文化的研究在逐步深入。

 

    在经过多年的收藏和研究后，2007年1月，柏岳先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玉海拾珍》一书，该书收录柏岳先生和其弟柏平先生收藏的300件古玉精品，其中的一百多件红山、龙山古玉为首次面世，多属罕见珍稀之物。除图版之外，该书的论述部分发表了柏岳先生和陈逸民、陈莺先生的四篇论述，分别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真真假假》、《圆雕黑皮玉器真伪及年代初探》、《黑皮圆雕玉器》和《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几个问题这我见》。论述中对红山玉器的材质、造型、纹饰、做工、沁色、金属斑痕、旧色与光泽等古玉的鉴别特征谈了精辟的见解，老人把自己对古代玉器的认识无私地奉献给社会，对收藏爱好者认识真正的红山古玉，有很大的帮助。柏岳先生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收藏家，他不是一个古玩商人，在他的所有论述著作中，没有丝毫的铜臭气，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商品经济中古玩买卖，我们不赞成的是借古玩学习之名行销售之实的行为，特别是针对初涉收藏的爱好者，这种所谓的学习俱乐部往往是钩鱼的诱饵。一个高风亮节的收藏家，最不耻于这种行为。

 

    在该书的论述部分，尽管只有两篇文章的篇名和黑皮玉器相关，这就是柏岳先生发表的《圆雕黑皮玉器真伪及年代初探》和陈逸民、陈莺先生合作的《黑皮圆雕玉器》。但是，在其他文章中也有黑皮玉器相关的内容。尤其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真真假假》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布了黑皮玉器的身影。

 

    此文原载于《中国收藏》2001年1月创刊号，文中公布了黑皮的玉鹰、玉龙形佩、玉松鼠、玉鸟形佩和玉鸟佩等黑皮玉器，尽管此文还没有正式提出黑皮玉器的命名，但从发表的图片，从文章中“多出现在黑色或黄色皮壳之下”的判断，说明，柏岳先生已经对黑皮玉器的认识走在了所有玉器收藏家和研究者的前面。

 

    书中的《圆雕黑皮玉器真伪及年代初探》，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12日。文章第一次在收藏界和考古界提出了“圆雕黑皮玉器”的名称，从此，一种全新的史前玉器被命名被争论被珍藏或鄙视。在此文中，柏岳先生主要讨论了这类玉器的材质问题，他“请地矿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对玉器表面黑皮作电子探针测试，皮壳中钾和锰两种元素含量较高，疑为高锰酸钾。随后又进行拉曼光谱分析，证明其分子结构不对，不是高锰酸钾。过了一段时间，笔者将个人收藏的一件黑皮玉器的外层皮壳全部刮下，通过矿床地质研究所送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作了等离子质谱分析。分析报告显示，该玉器的黑色皮壳中含有35种元素，……”我们不再在这里讨论黑皮玉器的鉴定问题，我们要说的是，柏岳先生在文章最后表明的态度，是我国民间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心声，他说“对古玉器的真伪，年代的鉴定是一个复杂艰巨、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笔者在这方面还缺乏研究，但很想为弘扬中华民族玉文化尽绵薄之力，不敢藏拙，抛砖引玉就教方家。”对拥有众多红山玉器和黑皮玉器的柏岳先生来说，他并不思考的是在耄耋之年出售这些玉器，以享清福，而是在思考如何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写下上面的文章，柏岳先生是高寿七十七岁。出版《玉海拾珍》时，先生高寿八十四岁，但是先生并没有停下探索的步伐，在这期间，他一直关心和注视着黑皮玉器的出土、收藏和研究的情况，他一方面向有关方面呼吁要重视黑皮玉器的研究，另一方面热情地接待黑皮玉器的同好，和这些民间研究者一起探索黑皮玉器的成因和所折射的古代文明。对于一些不理解或反对者，甚至谩骂的语言，老人也是一笑了之，在探索古代文明的进程中，他理解某些人的失态。

 

    他相当重视上海韩连国、钱益中、陈逸民和陈莺先生的研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引用上海几位收藏爱好者的研究，他也关注国外收藏者对黑皮玉器的探索，当他在新华美通的报导中了解了金喜镛先生的情况后，更为我国对黑皮玉器的研究状况而着急。他知道，尽管对黑皮玉器的命名和研究，我们已经走在了国外的前面，但是，没有学术界的介入，这种研究还不能全面的展开，还不能构成全方位的出击，特别是对黑皮玉器的正式发掘，没有政府的许可和国家考古队的参与，黑皮玉器将永远停留在真真假假的无谓争论中，时不待人，形势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而这个人，应该是黑皮玉器的命名者，非柏岳先生莫属。尽管黑皮玉器的文化属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在黑皮玉器的命名问题上，柏岳先生是第一人。

任南

在朋友们的一再要求下，柏岳先生在2008年下半年，给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相关方面重视黑皮玉器的问题。       许多收藏爱好者都对主管我国文物的机构颇为不满，认为他们是吃饭不管事，其实里面有很大的误解。这里面，有许多问题不是说做就做的。经济、观念、社会反应、领导意见、专家态度、舆论、人力等等，对一个在国家政府序例中并不突出的机关来说，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要管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他们心中也着争得很，民间的骂声他们听到的并不少，他们正在尽力而为。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于2008年11月四日，发了一个函件给柏岳先生，既说明了黑皮玉器目前不被专家承认的客观事实，也慎重地要求金喜镛先生能够提供出土黑皮玉器的准确地点。这份回函，使黑皮玉器的探索和研究似乎峰回路转，消息透露，一时间，黑皮玉器又热闹起来，最有嗅觉的当然是媒体，国内和国外的媒体在黑皮玉器的问题上不再保持沉默，他们有的抢先一步开始了行动，于是，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国内外媒体的报导。而收藏界也不甘寂寞，一些支持者旁观者甚至反对者都参与进来，仿佛黑皮玉器已经科学发掘，已经公布于世。       此时，柏岳先生声明，他已经年令大了，对于黑皮玉器的探索和研究已经力不从心了，他不能再参与此事了。       我们祝福这样的老人，不管将来黑皮玉器的命运如何，柏岳先生永远是收藏界值得尊敬的长者。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任南在2009-12-19 17:22:00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零度漂移在2009-8-1 9:16:00的发言：

传个上述文章中的图片（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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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追求，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只要能向真理迈进一步，那怕是一小步，都是我们对我国史前文明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