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田：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

西安峰哥

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

邵国田（敖汉旗博物馆）

赵宝沟文化陶器无论器物大小，也无论罐、尊、豆、碗等器类，均饰以精美又复杂的纹饰，构成了赵宝沟文化最丰富的内涵。以往人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小山、南台地、赵宝沟等地点出土的陶尊、陶豆上以鹿纹为代表的动物纹饰，对其他纹饰则研究的不够，在各类发掘报告中往往描述为“口沿下一道弦纹，其下为几何纹”简单的三言两语而了之，至于这些复杂而富于变化，独居特点而高度统一的纹饰是有何而来，代表了什么，则很少有人深究。自发现之间的40余年间几乎停畄在最初的认识。只是2014年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中有学者析别出那幅最著名的“四灵图”中的蛇纹来，似乎给认识赵宝沟文化陶器动物纹饰打开了新的视野。

第十二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文集 邵国田：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桦树皮文化因素观察95页

本文所要阐明的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那些常见纹饰中的一部分，应该与桦树皮的纹理相关，即赵宝沟的先民们仿照桦树皮的纹理来装饰陶器的外表。进而说明，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一部分器形是仿照桦树皮器皿而制做。

一、从器形和工艺特点来观察

（一）针脚痕

在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中，有两种器型格外引人注目，即尊形器和椭圆形器。这在之前的小河西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所未见，在这之后尊形器也仅见小河沿文化，椭圆形筒形器则消失。就在这两种陶器中，我们见了缝合的痕迹。有如下两种。即在接茬处相近椭圆形小坑代表针眼痕。主要见于尊形器，如赵宝沟遗址出土两件有针眼痕的，即F7②：15和F6①：3（图一：3：4）。前一件腹部施菱形折线纹 ，后一件施双鹿纹。缝合痕迹见于领腹上部和底与腹下部的接缝处。做法是先压一沟线，再戳出一排或两排的小圆坑，前一件为双排小圆坑纹。（图一：3：4）[ii]较为细腻规整的是南台地出土的两件双鹿纹尊形器（3546F1:1：2），尤其是3546F1:2，针眼痕细密而小，即显然是表示缝合的痕迹，高颈很显然是插入腹的口处。（图一：1:2）[iii]

图一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缝合痕

这种做法见于黑龙江省肇源县的白金宝和镜泊湖莺歌岭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两处遗址均出土一件“仿桦树皮器陶器”[iv]，作法是用划线表示桦皮接缝，用圆形锥刺纹表示桦树皮的针脚痕。这两处遗址均距今三千年以上。

还有一个材料给我们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参考，那就是海拉尔市拉布达林、扎赉诺尔两处鲜卑墓地共出8件用桦树皮做的小口高颈壶，形状很似这种赵宝沟文化的陶尊，尤其上部几乎一样的结构，其接缝均有一排或两排的缝合的针脚，说明这种壶在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东汉鲜卑人中很适用，很普遍。（图二：1:2）[v]

在鲜卑桦树皮器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直筒罐形器，其中的箭筒便是椭圆体居多，也是几块桦树皮竖向缝合，加一个椭圆底（图二：3:4:5:6）。

图二 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东汉和隋唐时代桦树皮器的缝合痕

（二）斜向缝线痕

图三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缝合痕（斜线绕缝法）

这种缝合方法目前见有两例，一件是新州博物馆收藏扁状筒形陶篓。这件篓的两侧口沿下有相对应一透孔，说明是穿绳吊起的篓。两侧各为平面，前后两面则向外弧，这自然会出现四个竖向折棱，折棱处附加一泥条，斜向压出略呈“S”形沟槽。这一望便知是仿缝合上的，接茬处不是两两叠接，而是两边对齐用较粗线绳（如兽皮条）一针接一针地斜向缭上去的。（图三：1）

从这件扁状筒形陶罐，我们似乎看到赵宝沟文化椭圆筒形罐的发展过程，即先竖裁出四块桦树皮后再缝在一起，其后来这四个太费工，索性制成椭圆形。我们还见到另外一些扁筒罐，两个面几乎是平行的，另是两侧弯弧收拢。

另一件是朝阳德辅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尊形陶器。这件陶尊与以前所见的陶尊不一样的地方是口和颈较大，与上腹上缘的接茬为突棱，腹不是外鼓，而是斜弧形，颈腹界的突折棱处即是斜线缝合痕。而腹足界则是连接点式针脚痕。从这件陶尊似乎看到最初形的桦皮尊，即腹部不是圆鼓而是斜直壁（图三：5：6）。

（三）以篦点代替针脚缝合痕

这种缝合痕应是起棱绕缠缝合法的筒化。见原天津建业红山文化博物馆收藏一件扁体起腹陶篓，其两侧也是与两面不同的竖向折线几何纹，与两面横斜向折线纹的交界处竖压篦点三字纹带条束，显然是新州博物馆那件陶篓的简化（图三：2）。还有一件同类器的两侧划出竖向条框，内刻斜向平行线和两条竖向线（图三：3：4）。这种线缝法直到近代仍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见到。朝阳德辅博物馆收藏一件椭圆桦树皮筒形罐，在一侧的合口处即见有双排斜向的宽皮条缝合法（图三：6）。

（四）陶器中的器形与桦树皮器的比较

比较明显的即是那些椭圆体的陶罐，仅存在赵宝沟文化。举已述保存的缝合痕迹也多见于这种椭体的篓或筒形罐，凡是这种罐，均饰以斜向连菱形块的纹饰。还有一个特征是这种筒形罐见有7件，仅见一面有纹饰，另一面没有纹饰，说明这种特殊的器物并不是实用器，而是祭器。

在一种便是尊形器，从存畄的针脚痕看，很显然是仿桦树皮的器形而制成。这种尊虽为后来的小河沿文化所承袭，但两者器型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特殊的尊形器也不是实用器，是神器。

赵宝沟文化椭圆筒形陶罐底均出圆足，底内凹，这种底是从内侧加去以出足，这和鲜卑桦树皮筒形罐或近现代的桦皮器的底部处理方式相似，底部有的是对齐缝合，有的是反折包底，无论哪种方式底均为内凹。（图三：3:4）

为什么赵宝沟文化的陶器中会出数量较多的椭圆筒形器呢？这正是我们在思考的出自桦树皮器的影响。桦树皮剥下来还作软化处理，合拢在一起容易出现椭圆形，只要缝合两边就成器的真正原因。这与近现代所见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桦皮器皿，也是多为椭圆器，如本文图七：2的盒，图七：4的篓和图三：6的筒均为椭圆体。

二、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桦树皮的自然纹理相比较

有人会问，这些针脚痕和缝线痕就是唯一缝的桦树皮制作的器皿吗，是否有缝皮/革之类的壶、罐呢？因为，在红山文化陶靴模型上也见十分清晰的与此相同针脚痕，那分明是皮革。正因为是皮革才适宜作成服装，如鞋、靴、衣服等。但红山文化且未见有缝合的斜线。而我们所见赵宝沟文化的陶器时为容器。在人类未发明陶器之前一般是以树皮制作器皿的，桦树皮容易剥皮且树不死，即有坚硬的一面，又有柔韧性的一面，适合制作器皿，故出现在陶器上的缝线痕是仿照桦皮器的缝合痕迹。

还有一个问题，赵宝沟文化有针吗？我们从红山文化的陶靴见到红山时期已达到缝合精致的皮革。兴隆洼见有蚌裙上钉缀整齐的蚌饰，说明8000年就有用针或锥钉缀、缝合皮革服饰的技术。那么赵宝沟是这一地区生产技术最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上承兴隆洼，下传红山，其缝合技术毋庸置疑。

第三个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所见有针脚痕或缝线痕也是陶器的接茬处，是否就起到加固合缝的作用而不是针脚痕。这一点可以从小河西到红山等新石器时代制陶技术来分析，即首先将陶器的器形做好，待干坚挺后再敷软泥施纹，以保持纹饰的深浅一致。这一阶段的纹饰是划、压上去的，至于小河沿文化以后出现绳纹后这种技术才逐渐被淘汰。如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有可能能是分体制作，但在施纹前一定是接好且形成器物的“肋骨”，施纹前又敷上一软泥，打光后再划压出精美纹饰，上、下接缝处所戳刺的圆坑除起到装饰作用外，还是对铭刻上对桦树皮器的记忆。

在解释清楚上述三个疑问之后，我们再看赵宝沟陶器上的纹饰并与桦树皮的自然纹理作一比较，更清楚不过地肯定陶器中的最普遍的是仿桦树皮的自然纹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比较。

图五 赵宝沟文化椭圆形筒形罐与桦树皮自然纹理比较图

图六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二次施纹与桦树皮自然纹理比较图

（一）陶器上的以菱形块或方形块为主体的连接横向或斜向的折线纹是桦树皮上脱落枝杈所留下的节和横向自然细纹的部分中间又竖向裂口的模仿。

如图五所示的椭圆形筒形器有细密的斜线连接斜线（图五：1：2），有较细线且稀疏的斜线线纹（图五：3:4）还有斜向旋转的斜线纹（图五：5：6），并一一能在桦树皮上找到相雷同的自然纹理。凡是具有这种的自然纹理的桦树的树干杆较粗。

（二）赵宝沟陶器的二次纹饰，一般是地纹为交错分布横向较浅的之字纹，再施较深且较舒朗的菱形块和折线纹。这种二次纹饰少见于椭圆器上，而多是夹砂筒形陶罐上。这是新石器考古学纹中所仅见的一种施纹形式。这种纹饰是桦树皮上自然开裂的横向线的基础又因外力造成枝叉脱离而形成的菱形疤节和由此再延伸裂缝的仿刻（图五）。

凡是桦树上出类似陶器二次纹饰的桦树干多是树干较细的幼树。

（三）陶器上的纹饰为菱形块的上下交错旋转器身，这与桦树皮自然纹理的分布相一致。即桦树枝也从下向上逐年脱落，而且由于趋光性，枝叉总是向上交错或罗旋式生长。故陶器上一纹饰也横向或斜向旋转式分布或上下交错分布。一件陶器恰似树干截下来的一部分，很有韵律和节奏感。

三、陶器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纹饰的衍生和蜕变

仿制不等于照搬，人类总是在观察自然界的生物制作各种超自然形象或纹样来。前举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的陶器纹饰也是经过赵宝沟人对桦树皮观察得到的灵感，从美学角度 再创作，将这些自然纹理刻画在陶器，产生出即似桦树皮又不似、很有韵律和节奏感的艺术美感。还有纹饰超出了桦树皮自然纹理的一般规律而出现新的样式，但要素不变，产生出更加完美的艺术纹样。主要两种形式，一个是不脱离桦树的主要框架的变化，另一个是蜕变成动物或另一种纹饰。

（一）衍生式

此种样式主要是以桦树皮纹理为基础，主要纹饰——疤结痕的产生的菱形纹加以重组或变化出现新的纹样。举例如下。

1.突出菱形的主体纹饰，如仅以菱形块相叠加，去掉块与块之间连续的折线纹（图七：1）

2.菱形块内部的变化，如加内菱形，形成的“回”字纹或填十字纹并填点坑纹（图四：1）。菱形网格也应与此相关。

3.简化式：仅菱形块或折线纹（图四：2）。

图四 赵宝沟文化陶器的菱形几何纹与桦树皮上的疤痕结块比较

（二）蜕变式

利用仿桦树皮自然纹理所出现陶器纹饰的主要元素而创造出另外的一种纹饰。有如下几类：

1.即由菱形的直线边框，变为弧线边框由单线变为双线，并两两相接形成二方连续的纹样，进而变成绞索纹（图七：2）。由此可以证明此时已有了绳索。

2.由菱形块蜕变为动物纹，如菱形块纹变蛇头，折线变成一条爬行的蛇，将之反复排列于器表，即形成了一群爬行的蛇（图七：3）。还有一件椭圆筒形器上的由菱形块与折线相加，折叠块与单块相间，如果分解出一个单元，即应该是游动蛙纹，整个画面则是一群在水中游动的青蛙（图七：4）（图八：1）。

陶器的器形多为圜底，故出现这种纹饰也似与仿桦树皮有关。距今一万年到近现代，这种施纹方式何等的相似。从这些近现代的桦皮器，我们似乎看待了赵宝沟文化陶器的施纹过程，反证出远在赵宝沟文化时期虽然已大量使用陶器，桦树皮器仍占有一定的比例，或者这些艺术家们将桦树皮艺术创造性移植于陶器之上，并重视艺术的光彩。

至于陶器的纹饰中也不完全都是仿桦树皮，如四灵纹陶尊等一批神话里的动物纹饰，和桦树皮的自然纹理毫不相关。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使用桦树皮为器皿的年代里，即在桦树皮器皿上刻有动物纹饰，并乞求这些神灵的佑护和多猎这些动物。

从这种分折可以看出，在这种复杂纹饰中隐密许多动物而未解析出来，而不光是以往发现十余件有明晰着的头像动物纹饰。

图七 赵宝沟文化仿桦树皮自然纹理的陶器纹饰的变异与脱变图例

四、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少数民族桦树皮器纹饰比较

关于器形中的椭圆，前已述，在东北地区的三少民族中仍然使用的一些器皿中多有椭圆器，如篓、盒。还有器物所饰的写实的纹饰也与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有共同点。近现代桦树皮器的纹饰有针刺、划刻、压刻、镂空、压印等法，而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中宽线中间也有如横排小篦点的填加纹。这种纹饰也叫作“栉齿”纹（图八：1:3）。在远东地区和黑龙江、吉林所发现的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器上即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这些陶器的口沿外叠唇处，或陶器的接茬处也有所谓的“珍珠纹”，这些赵宝沟文化的先民们所居住的聚落居址和环境，视野不广润，也没有明媚的阳光，面对的是幽暗、潮湿的茂密的森林。他们生活资源主要是林中的动物，他们居住房子也靠森林中的树木，他们生活的一切都依靠森林，对森林的认知和了解成了他们代代的精神追求。在阴森的森林中，白桦林是明亮的树种，不仅给他们提供用之不尽照明、取暖和制作器皿的材料，也应为众树神中最依赖的神树，使用在陶器上刻纹，甚至是器形上留下他们对森林的记忆，创作出如此精美的艺术是他们精神诉求的核心，今天的我们，如果要探索赵宝沟文化的秘密，就应从研究这些艺术入手。

图八赵宝沟文化陶器纹饰与近现代鄂伦春等民族的桦树皮器制法与纹饰比例

五、赵宝沟陶器中的桦树及因素所反映出当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从陶器上的这些桦树皮因素即器形、纹饰等，说明赵宝沟人曾长期使用桦树皮制作的器皿，这证明这里此时生长茂密桦树。国外如俄国远东地区发现了距今6000年桦树皮器，我国除前述白金宝等遗址出土距今3000余年的仿桦皮陶器，还有闻在2016年一处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一件桦树皮碗，这便将桦皮文化向前推进5000年。因为材料尚未发表不便引用。但根据兴隆洼，大甸子两处遗址花粉孢子的测定距今3000~8000年间，这里覆盖90％以上的植被，生长着针叶和阔叶林混杂的森林，而桦树占有具中重要比例。当时的年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1.5℃——2℃，降水量也比现在高得多，而如今，自然生长的桦树林仅生存赤峰北部。

根据敖汉旗地面调查，赵宝沟遗址多数分布于较荫闭的山丘中，如赵宝沟、南台地即是如此。又从陶器中的鹿、野猪、鹰等动物看，也属山林中的动物。说赵宝沟先民与山林相关有一定的道理，故他们自然会利用桦树皮这一资源来制作各种器皿。

小结

在北半球的寒冷地带和寒温带广泛生着白桦树，也广泛存在着桦皮器，这一地带的一些民族直到近代仍然使用着桦皮器皿，因此，被学界称之为“沿北极圈桦树皮文化带”。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史前先民在陶器等器物上会有桦树皮文化的实物证据会逐渐发现。赵宝沟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尚未有桦皮器实物出土，但从陶器上我们发现了诸多的桦树皮文化因素，尤其在纹饰方面，在模仿和升华方面发挥到极致。这是赵宝沟长期观察的结果，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陶器纹饰中特点明显，内涵丰富，复杂多样的艺术奇葩。也是赵宝沟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尊崇和讴歌。

20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发现的赵宝沟文化并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一系列的珍贵资料，诸如小山出土的那四灵纹陶尊，被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华第一艺术神器”，“6000年前一幅透视画”，被郭大顺先生誉为“中国画坛之祖”。朱延平先生对四灵视为“图腾”，今天，我们对赵宝沟文化陶器中桦树皮文化因素的观察，试图揭示当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万物皆有神的原始宗教对人类的生活中的影响。 本文转自：西安峰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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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海玉：《赵宝沟文化两件陶尊上的动物图案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第128—132页.

[2]邵国田.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11（1），第3页.

[3]邵国田.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11（1），第4页.

[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80（4），第317页、第319页、第321页；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宁安县莺歌岭遗址.考古，1981（6），第484页.

[5]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10），第890——893页.

邵国田:原敖汉旗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文物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理事。1972年从教育调到文化系统的40余年间，致力于文物保护、考古调查、抢救发掘、征集文物、筹建博物馆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组织开展了敖汉旗的文物普查，共发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址和墓地3800余处，居全国之冠，创造出普查的“敖汉模式”。其中发现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等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补了我国北方考古编年的空白。参加了小河沿、大甸子、兴隆洼、兴隆沟、撒水坡、四分地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乌兰堡铁匠沟战国墓、康家营子、北三家、沙子沟、大横沟、英凤沟、姚家沟、皮匠沟、下湾子、喇嘛沟、娘娘庙、七家、羊山、水泉、台吉营子、喇嘛洞梁等辽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画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奖励，并分别于1986、1989、1996、1999年评为全区文物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区思想理论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化厅的表彰。2002年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授予国家级“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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