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华人藏家宁志超为民间“元青花”翻案，曝国内鉴定黑幕

世之大隐

  中国早期青花瓷和五彩瓷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是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青花瓷和五彩瓷产生于历史悠久而深厚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渊源和佛教氛围之中，本书叙述之一系列完整的白蓝和佛教理论，乃青花瓷和五彩瓷发端与发展的根本精神要素。中国青花瓷和五彩瓷发端于唐代，距成熟相差甚远，仅仅属于它们的滥觞期，经过宋代艰苦而缓慢的发展期，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生活习俗与汉民族相反，青白釉青花瓷和釉上五彩瓷才由意识形态的原因发展起来，加之产品精到，是我们称之为元瓷瑰宝的原因，而本书只讨论青花瓷部分。

原始萨满教和佛教在北方游牧民族尚处混沌未开的时期，就已经是他们精神的主宰者。自古历代统治者“天父”、“天子”观念的形成和辽国的“青牛白马”、“金国尚白”以及大蒙古国的“查干·牙速惕”即白骨者和蓝色的长生天，构成了青花瓷形成的精神要素和产生的理论基础。忽必烈信仰的改宗导致他世界观的改变，佛教与藏传佛教为青白釉元青花瓷和釉上五彩瓷带来丰富多彩的内容与纹饰。当时，身处第四等人汉人中的文人，社会地位在娼妓之下乞丐之上，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强力统摄之下，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不得已而为之、而完成。因为汉民族千百年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与之相悖，意识形态决定了假如没有外族的强制力，汉民族不可能自觉地烧造和发展青白釉青花和青白釉五彩瓷。因此，在元青花和五彩瓷装饰艺术画面中明显可见元代汉文人强烈反抗情绪的证据。

古陶瓷是多元中华文化先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为整个人类艺术宝库作出的杰出贡献。陶瓷是人类社会整体意识形态主体的最佳载体，陶瓷文化必然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最佳表现形式之一。它随着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变化以及社会繁荣程度而改变、而进步，它是总体社会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元青花瓷是大元文化的结晶，乃时代文明的重要证据之一。元代在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它是由来自原始的北方游牧民族蒙古部组成的政权。蒙古民族生活习俗与中原内地历史悠久的汉民族截然相反，他们不受长期统治着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所以，整个元代的瓷器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青白釉元青花瓷和釉上五彩瓷得以破土而出，并在统治者的直接关怀下，茁壮成长。我们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观察证明，元瓷精于明瓷，且有许多创新。元代中国瓷器的发展，大大地向前迈出了历史关键的一步。关于这一点，当今世界有着足够说明问题的实物佐证。陶瓷文化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乃时代文化历史意识形态重要佐证之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在时刻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古陶瓷，必须首先抛弃民初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所遗留的错误观念，也必须打破他们固有的错误思维定式，因为它们是误导和阻碍古陶瓷研究道路上的绊脚石。是他们说元青花瓷是为西亚的伊斯兰人烧造的，而不是为中国人自己烧造的错误观念就是这些权威杜撰出来的。

由于中原汉民族对白蓝搭配的这两种丧葬礼仪中才使用的颜色，和对入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的仇恨，以及明初朱洪武的君王讳，是明修元史有意避讳使元史严重失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因为元青花瓷是生有白色骨头的长生天之骄子蓝色蒙古人的灵魂与圣物，灭元之初，必然成为帝王和群情激愤声势浩大的发泄氛围中首当其冲的出气筒。元青花瓷和新兴的诸多蒙古草原城市以及遍布草原的石人一块被销毁殆尽。这种人为的破坏和造成的遗忘，到上世纪初的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己对中华先民亲手烧造的元青花瓷已是一无所知，对明青花瓷虽然有人品头论足，但亦是知之甚少，对它的起源仍然无从谈起。自上世纪初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内蒙古亦集乃故城遗址中首次发现元青花瓷片，到美国波普博士以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为标准器，分别在土耳其和伊朗拣选出近百件元青花瓷，并发表了两本专著论述元青花瓷。在这30年时间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解决了元青花瓷的“有”与“无”的问题。但更加深入的中国早期青花瓷起源的理论研究，因现实与学术相距甚远而无能涉及，更因研究方向错误，导致结论的荒谬。

哲学家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离不开理论研究的。”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陶瓷史研究也是一门科学，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这个领域就会失去方向而混乱一团。

科学是理性的，理性得出的结论一般是不会受空间和时间的影响而改变的。科学是逻辑的，科学是有其独特的足以令人信服的方法的，于是科学的结论自然也是合法性根据。特别是科学结论的可重复性和在实践中可证明性，使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威信，基于科学自身的意义，它改变了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的考古学家们一直在追求远古的历史，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仍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或许由人类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能够发挥连接历史片段的作用，而更多的文物则只是标示着历史片段的现实存在，从而留下一片历史的朦胧，甚至历史的神秘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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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国是陶瓷始烧国，乃陶瓷大国，也是青花瓷和青花五彩瓷的创烧国。青白釉元青花瓷产生于中国自身多元文化沃土之中，乃大元多元文化之结晶。它虽然原产数量不多，又经明初大量销毁所剩无几。但是，通过十余年时间我在中国的研究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数量最多、质地最好的几个第一仍然属于中国。或许因鉴定家缺少或根本就没有识别能力，才拿假设当做论据，并滥用手中的权力，否定器物是掩盖无能识别和保护虚假面子的有效措施，这就是目前中国从北京到各省市博物馆至今不能识别元青花瓷，而造成收藏寥寥无几的唯一原因。这就是元青花瓷为伊斯兰烧造的还是为中国人自己烧造的，这一观念之差代之而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元青花瓷是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但因当时的陶瓷工作者愚昧、素质和底蕴过低代之而来的知识极度贫乏所造成的扭曲现实，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付出沉痛而高昂的代价，是十分惊人的。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所造成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巨大，无不令全人类正义而有良知的人们痛心疾首！

然而，元青花瓷“言简意赅”，它是中华先民的杰作，是全人类艺术宝库中之瑰宝，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之一。对它的认定必须实事求是，以历史真实为准则；以形式逻辑学进行正确思维推理；以高科技实践实验对推理进行再检验等万无一失的方法为手段，提高鉴定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进而确保鉴定成果无一例走眼。古陶瓷鉴定引入高科技非但能够帮助鉴定工作准确无误的快速作出正确结论，同时，也对鉴定家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构成检验，是消除鉴定家营私舞弊影响结论最有效措施和手段，乃当今世界各国道德高尚而正直的古陶瓷学者和鉴定家们欢欣鼓舞的大事。它彻底消除了历史上鉴定家们因为各自的身份、地位、学识与胸怀乃至私利决定的己见，单凭器物表面进行猜测和永无休止的争议；使沉闷而变化莫测的天空晴朗起来，呈现出一片蔚蓝色的万里晴空，前景无限美好。

在当前古陶瓷鉴定领域大好形势之下，摆在传统鉴定家面前的任务，并非单纯新（仿）、旧（真品）元青花瓷的区分，而是当今世界许多历史和文化悠久的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极其严重甚至是毁灭性的挖坟盗墓的问题，盗墓贼破坏了遗址而失去大量信息，使出土瑰宝（往往是从来未见过的精品和绝品）失去考古学家为之断代的层位学依据。形式逻辑学告诉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为这些器物书写和补充书写出土报告和鉴定报告的可能。恰好只凭器物表面进行评说，进而作出断代结论的，就是有史以来历代古董商和近现代传统鉴定家为之炫耀的多年练就的眼力，为国家和人民在科技革命前所迷信，因此，给予了传统鉴定家过多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与权力。

现在摆在传统鉴定家和整个世界面前的这些挖坟盗墓出土的瑰宝，因考古学是一门严谨的学问，考古学家不可能牺牲严谨而介入。从历史而言，民初的古董商和今日的鉴定家一样，是对流散在社会或民间的传世品负责的。所谓传世品，在历史上或有祖传，但为数甚少，在近数十年来真正传世品几乎已不复存在，过去的古董商和今天的鉴定家面前有待鉴定的器物，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先后不等，但它们都同样是出土的器物。无论它们是怎样出土或什么时间出土的，它们都是古器物这一点定不可疑，其中不乏真、精、新、稀、绝的金光闪闪的无价之宝——国宝，这是无可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无权将其打入冷宫，视而不见。那么，在今日赝品充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残酷现实面前，怎样从平淡无奇真伪难辨的器物中将那些举世无双的瑰宝拣选出来，就是传统鉴定家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就需要试试传统鉴定家为之炫耀的“多年练就的眼力”。往往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鉴定家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很明显，执行的权力和享有的荣誉远远超过能量，甚至不成比例。从长期实践中得到证实，往往在需要拍板或表态的当口，鉴定家多采取回避态度，逃避肩负的责任，对档次越高、品相越好的器物越忌讳，说穿了，上述种种表现全部都是因缺乏理论和过硬鉴别手段，心中无底的具体表现。

那么，这里仅剩的被盗出土的陶瓷瑰宝，应该怎样对待又将怎样识别，成为当前摆在传统鉴定家面前的最迫切和最严重的问题。无论鉴定家是否真有过硬的鉴别手段和穿越时空的眼力，任何人都无权颠倒黑白，对器物进行诬蔑和造谣诽谤，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再以扼杀掩盖事实真相。

我们对这一十分残酷的现实，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民初的古董商赵汝珍和孙瀛洲二人，应该说是当时古董商中的佼佼者，出类拔萃的代表性人物，尤其他们留有文章和著作始终不渝地证明着那个时代和他们各自的水平。事实告诉我们，假如以今日对器物的认识和所具有的知识水平衡量，他们的辉煌确实早已随着时代前进的车轮转到现代知识的另一面，成为愚昧和迂腐的代名词；他们的思维模式，甚至成为古陶瓷研究领域前进和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他们留给世人的笔墨告诉我们，若凭民初古董商那点仅有的雕虫小技和知识，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今天古陶瓷研究学者的。他们那僵化了的陈腐思维定式和严重抱残守缺的错误观念，为现代古陶瓷研究工作代之而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现存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藏那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就是在孙瀛洲眼皮底下，并经他帮助推出国门的。这就是当时的古董商们典型的错误观念和错误思维定式造成的无可挽回的错误例证之一，为世人深切记忆。孙瀛洲在古董行圈之内人所共知，可谓有一双练就的“金睛火眼”。但因为他没有理论，观念陈腐，在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里仍然如同目不识丁的文盲，与国之瑰宝失之交臂。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人世代为鉴。由此可见“金睛火眼”能够识别或挽救的仅是一件器物，而理论的缺失和观念的错误，扼杀的则是整个时代的文明。

古器物研究和鉴定工作，是实事求是凭证据、讲理论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权威不是行政长官，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只能也必须以理服人，不能随便发号施令，并将自己的错误观念和错误判断强加于人。一言堂长期由少数人拍板定案的陋习，就是冤假错案和走眼事件的制造所。老专家不一定是老学者，由于底蕴和理论两缺，对器物表面的评说并不构成拍板的绝对证据，通过惨痛的历史教训，让我们重温形式逻辑学，形式逻辑学告诉我们：“权威只能是某些方面的权威，而不是一切方面的权威。即使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权威的话也并非句句都是真理。权威人士的话不是真理的标准，实践也只有实践才是真理的最后标准。权威人士的话，是我们应当尊重的和很好地考虑的；权威人士提出的正确看法用来作为论据是正当的并且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滥用权威则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见金岳霖编《形式逻辑》第304～30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由此可见，未经思考和检验的权威结论，错误和冤假错案不可避免，在检验中得到证实，古陶瓷鉴定领域权威实践中的错误甚至占很大比重。所以说，为着历史和人类艺术宝库藏品的真实，以及上对祖宗，下对世代子孙及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负责，古陶瓷研究和鉴定工作必须知识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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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认识论

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这个名字意味着青白釉元青花瓷的发现。对元青花瓷的研究和真伪识别的鉴定学而言，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则更因当时北京琉璃厂古董商人的愚蠢和愚昧无知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古陶瓷研究萌芽于唐宋的文人，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于上世纪初北京琉璃厂的话，那么中国古陶瓷研究和元青花瓷的鉴定学则在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这里得到新生。所谓“元青花学说”便是从波普博士那里开始的。波普博士的卓越才能，奠定了其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标志着当代元青花瓷研究和鉴定学决定性和独立性的开端。

波普博士的学说是元青花瓷研究的根基，这个根基建立在类型学的排比法这个支点之上。之所以这个支点是必要的，是源于考古学的信条：层位学。然而，在元青花的发现，无论是标准器大卫瓶，还是伊朗和土耳其藏元青花瓷均为传世品，都不具备考古学要求的层位关系。波普博士是根据伊朗阿巴斯王将他的中国瓷器收藏全部捐赠给阿尔代比尔寺神庙时，在瓷器上打下印玺的时间和宣德器物的明确纪年款识，分别作为可靠上限和下限的。上限则是对大卫瓶纪年的绝对信任。接着，波普博士将1351年大卫瓶纪年到1426年开始的宣德纪年款，这中间75年当时还没有发现写有款识的器物，将那些纹饰与宣德相近似的划归永乐，剩下的那些风格与元瓷不同与永乐相异的作品划归洪武。通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分类和划分虽然没有层位学理论的支撑，尽管并不绝对，但仍然可行，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我们从近十数年发现的带有永乐和洪武朝明确纪年款识的器物研究分析并得到证实，这种划分的断代结果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运用逻辑学，正确的逻辑思维推理在永乐和洪武确切断代证据和智能型制伪尚未出现之前就曾作出成绩。同时，它也证明了科学为考古和文博事业能做什么。科学是研究现象的联系，以及寻找其中规律的学科，科学的方法实质上是推理的方法，也即用分析的方法从已知的局部推演出可以想象的整体或者更微小的局部。由此开始我们承认波普博士是元青花瓷研究的先驱。

什么是哲学？哲学家自身对哲学的定义是：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发展最一般的科学。从根本上讲，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只是当它能够无需推理而直接求证时，它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称之为科学。但是，哲学自始至终影响着科学探讨的方向，甚至对某些实验结果的解释都深受科学家采取的哲学立场的影响（中外国早期科学家们都是哲学家）。这里讲述了古陶瓷研究领域里传统与科技的本质与发展关系和它的趋势。

如果说科学是“对物质的认识”，那么哲学就是“对宇宙的认识”，是一种思辩，科学从宇宙抽取一个部分来研究，而哲学则研究无所不包的宇宙；科学的对象是特定的相对静止的，而哲学的对象则不能确定，或者说“它永远在追逐它的对象，永远面对彻底的疑问。这正是哲学的英雄本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仍然应该是哲学”。上述理论就是现代科技涉足古陶瓷研究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陶瓷研究和鉴定学，是一门多领域多学科的综合学问，我们在这里探讨科学实证和哲学思辩理论，目的在于了解和解决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而改变错误和陈腐的观念，使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正确地认识，近20余年来陆续出现在整个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的元青花瓷是历史的必然，进而科学地解决识别和鉴定问题。尽管在解决认识论问题之后，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浅显的迎刃而解的问题。许多历史没有记载或遗失了，但文物就能追回这些失去的历史。其实，文物就是这些历史的证据。但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实证科学是研究部分物质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发生变化的科学，部分物质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发生变化的规律称之为物质规律，所以实证科学就是研究物质规律的科学。思辩科学是从整体上认识自然规律的科学（例如天人合一的理论）总体上的物质运动规律称之为自然规律，所以思辩科学又是研究自然规律的科学，如同牛顿定律，万有引力，传统物理和化学定律等都是实证科学研究的物质规律，说得更清楚些，就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地球上很小的一部分物质的规律。而思辩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的，例如宇宙的起源及其运行规律的研究，对时间与空间的研究，对生命和思维的研究，对社会和发展规律的研究，都不是以某一部分具体的物质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这就是现代古陶瓷学者研究古陶瓷的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实证科学的物质规律比较具体实在，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而思辩科学则需要花更多的想象力和推理判断力。思辩科学与实证科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引伸出来的思辩文明（是以思辩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明）和实证文明（是以实证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明），它们是共存的关系，即思辩文明和实证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思辩、实证文明是相互证明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在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就是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关系。

实证科学实际上即是运用具体的、微观的科学手段（物理、化学）去验证物质规律的科学，它是思辩科学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检验。而哲学思辩则是宏观的，以宇宙、人类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的研究，更抽象的逻辑推理过程，在古陶瓷研究和鉴定实践中也就是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过程。

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是元青花瓷研究的先驱，他运用类比归纳的实证科学方法发现了首批元青花瓷，解决了元青花瓷的有无问题。但是由于他不具备元青花瓷的思辩科学理论，对元青花瓷并没有作出正确的合理解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发现的解释不过是整个元青花瓷学问中的起点和支节。比如：元青花瓷是为谁烧造的和为什么烧造？做什么用的和为什么绘有道教和禅宗与藏传佛教纹饰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宗教关系、为什么只有在元代才能烧造等根本问题。所以说，发现和解决元青花瓷的有无问题可以由外国学者来承担。如果波普博士今天健在，他依然可以用实证科学的方法认识在今天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大批元青花瓷的全部中的某些个别器物，但他对为什么会出现则无从解释，这与当今世界整个古陶瓷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一样，根据他们元青花瓷研究的水平和固有的知识，没有可能承认今天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大批元青花瓷的全部。这就是存在这个领域里的认识论问题。前人没有研究到的学问允许后人继续研究，前人没有认识到的学问，也允许我们去认识和研究，甚至是前人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更是允许我们来帮助他改正。因为那是真理，也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今天我们所做的学问也允许后人根据他们所发现的更新的理论和证据，重新进行检验和评说并加以改正。跳出前人的误区，割舍前人的错误，增加新发现的学术内容，使其更加接近真理，即历史的真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解决一件或一批元青花瓷的真伪问题，而是要揭示一个被淹没和遗忘了的时代文明，整整一个世纪意识形态的结晶，整个青白釉青花瓷的发生与发展的全部过程。由此可见，波普博士的发现仅是元青花瓷学问研究中的局部，而青白釉青花瓷的发生与发展整个过程和它的理论才是一个整体，才是这门学问的全部。

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民族是可怜的；然而，曾经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却不认识，不去发现和研究它，这个民族就必然可悲而没有希望。

哲学思辩的方法教会我们使用哲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民俗学、美学和科学等方法发现元青花瓷理论，从而解决了中国早期青花瓷的发生与发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改正了元青花瓷研究中的历史原则错误。

以上内容就是本书解决的元青花瓷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和急待改正的错误观念问题。下面需要探讨的是方法论问题，即识别元青花瓷的手段和具体方法问题以及其他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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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方法论

历史是由许多证据贯穿下来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失去某一个证据，就是失去某一段历史，元青花瓷就是整体大元王朝时代意识形态不可多得的证据，它是整体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我们还只会使用实证科学认识元青花瓷时，我们称这个时期为混沌未开的不明朗时期，虽然我们可能认识一件或几件元青花瓷，但由于元青花瓷研究长期处于传统错误的误导和笼罩之下缺乏起源理论知识，人们对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大批元青花瓷，毫不自觉地或必然地产生怀疑，无形中每一位鉴定家的思维都会被数十年根深蒂固的传统错误所左右，因为没有理论指导便会失去独立思考的方向和能力，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元青花瓷发现和研究之初，西方有烧造技术源于西亚，造型源于西亚铜制品，元青花是为伊斯兰世界烧造的出口外销瓷等荒谬的无稽之谈，还每每在他们的书里画上一幅航海图，以此表达从中国运去中亚和西亚的路线，似乎他们已经正确地为中国古人划定了行为空间，仿佛中国的元青花瓷就真的是按照他们诉说的那样烧造和指引的路线运去西亚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专家根据中国还没有发现许多元青花瓷的事实，没有对元青花瓷理论进行研究，也没有检验上述论述结论的出处，非但人云亦云，还帮助洋错误在中国这块元青花瓷始烧国的土地上罗织和捏造证据，说元青花瓷是为满足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们席地而坐吃抓饭的习俗专门为他们烧造的出口外销瓷，真正达到了洋学者等同水平，竟连宗教差异利害关系的起码知识也不具备。紧接着，有人根据故宫旧藏中没有元青花瓷的历史事实说，大元蒙古统治者喜爱金银器，而不爱瓷不用瓷。说元青花瓷是来料加工，是波斯工匠前来景德镇亲手绘画并监督烧造的，产品全部返销。还不惜使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语言，按照他们个人的意愿为历史杜撰新内容，仿佛研究中国古陶瓷这门科学不需要证据，就像是在过愚人节，什么话都可以说且不计后果，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同时，也没有人意识到波普博士根据现藏英国伦敦那对民窑道教供器大卫瓶，在西亚拣选出数十件说是给穆斯林订烧的元青花瓷，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滑稽可笑的，怎么能从多神的道教的供器中拣选出伊斯兰一神教的器物来？这本身就已经说明这批元青花瓷不是为伊斯兰世界烧造的。这种论述荒谬之极，如同是说伊斯兰教源于道教。元青花瓷中那些绘有蒙古民俗和历史人物故事画篇的器物就更是坚实的证据（没有一件绘伊斯兰教穆斯林人物的画篇）。因为有史以来从多神的道教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伊斯兰教的任何思想和艺术来，这也是在波普博士之后，如同后人在愚人节的杜撰。

什么是传统鉴定学，传统鉴定学就是形式逻辑学的正确思维推理。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元青花瓷鉴定，却是建立在地道形而上学思维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鉴定家也用形而上学的传统理论和做法否定一切，这是他们时值今日仍然不能承认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大批元青花瓷最根本原因之一；因为逻辑在形而上学面前是苍白而无力的。逻辑的方法，只能推理，不能创造；只能自上而下，而不能自下而上，或者说，逻辑只能作用于已知的事实，却不能向更本质的事实演绎。所以，如果我们把发现和承认元青花瓷的所有希望寄托在形而上学的传统鉴定家身上，这个可怕的现实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对整体中华民族而言，就意味着重大的损失和伤害。就是说，如果古陶瓷鉴定形而上学，一切说词就都成为借口，方法论能够接受和认可的方法和手段，就根本无从谈起。

几年前，北京一家报纸报导了一则消息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马副局长在广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元青花瓷凤毛麟角，每年全国各省打有50多个报告说发现元青花瓷，但经过我们的专家鉴定后说都是假的’。”这短短的消息，使我多少年来昼夜不宁；十年前，为完成母亲遗愿预将数代人传承近百年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捐赠故宫时，惨痛的遭遇不堪回首。通过长期精心调查研究，活生生的现实令人痛心疾首，元青花瓷真（珍）品得不到泰斗即权威的首肯。就是说权威和泰斗虽然握有主宰古陶瓷命运的特权，地位显赫，但他们并不具备识别和承认元青花瓷的知识和应有的手段。认识论理论的短缺和方法论手段的贫乏是造成上述现状令人惋惜的原因。

然而，这是历史的错误，往往权威或泰斗并非一定就是学识的代名词，而是权术的代表，是时代的历史将其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司空见惯。现在中国一些大学对教授们实行聘任制，这就有效地避免了行业弊病，同时也杜绝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危害。

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为整个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使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口众多的文化大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奋斗的辉煌成果。然而，数百年来封建、迷信、愚味统治着的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随着经济大潮的反作用力和向钱看的现实，文物鉴定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随着全新的文物政策的出台，为着更好地保护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为着古陶瓷研究和鉴定领域与世界接轨，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为着历史的真实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荣耀，这个领域需要大踏步前进，需要改革。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一件“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无论从质量还是从画工观察，它都不是元青花瓷中最好的。那么，它拍出1568.8万英镑，说明元青花瓷物有所值。我不能说每年枪毙的那50多件元青花瓷比拍出的“鬼谷下山”好与坏，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一笔巨大的精神与物质财富这一点定不可移。整个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如此富有，还有哪个国家的古陶瓷工作者能够如此潇洒、如此慷慨？那是中华民族的公有财产，那是谁赋予谁的如此天大的权力，竟敢将元青花瓷斩尽杀绝销毁殆尽？这是主宰者不能承认当今中华大地上出现大批元青花瓷最根本的原因之二，其目的在于掩盖因无知和私利等原因长期扼杀元瓷瑰宝的行径。由此可见，古陶瓷研究和鉴定实践中，若搀有任何不良因素或影响，方法论可行的方法和手段都将无济于事，同样无法作出正确的结论。类似现像不仅暴露于传统鉴定领域，当前混乱的新兴科技鉴定古陶瓷领域亦不例外。没有标准的科技和伪科学是扼杀古陶瓷器物的另一把匕首。

实际上，古陶瓷鉴定学并不复杂，也不困难，做起来既可靠又简单。但是，就因为真理与私利相悖，始终受到直接关系者的坚决反对，使这个领域里的真理无法伸张。元青花距今有700年的历史，属于时空概念，而新仿元青花瓷最多距今不过30年，属时间概念，这里呈现给世人的是两种无可混淆又迥然相异的概念和表现，且特征明显。元青花瓷有如橄榄树上的叶子，没有一片叶子与另一片叶子完全相同，但每一片橄榄树上的叶子都强有力地告诉我们，它们是橄榄树上的叶子。假如我们掌握并牢记这个真理，在元青花瓷鉴定中所遇到的这样或那样与记忆中标准的不同，都是细微末节，都不是否定器物的理由和证据。只有那些无可改变的是与不是的绝对差异才是否定待鉴器物的唯一理由和无可质疑的证据。无论是科技还是传统，谁掌握这个判据，谁就有权杀罚绝断。

通过数十年元青花瓷研究与十数年寻找和科技探索，我们了解古陶瓷研究和鉴定界乃至广大收藏界的朋友们，对元青花瓷都是十分熟悉的，应该说凭造型与纹饰辨别元青花瓷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办到。上述知识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常识。当前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仅是新古元青花瓷的区分问题：

事实证明，传统与科技相辅相成，它们相互印证，相互依赖；传统鉴定家说“润”的器物在高科技探头之下，锌、钡元素含量必然很低。反之，传统鉴定家说有贼光刺眼的器物，锌、钡元素含量必定很高。犹如古玻璃似水无色，现代玻璃呈绿色，就算有人能将新瓷釉面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做旧去掉浮光，但釉质内绿色素不会消失。在新旧元青花瓷的能谱表现中，除各元素数据的不同表现外，峰与峰之间和康谱顿散色峰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对那些在测试中偶遇高锌的器物，若能谱表现各元素峰间干净利落，康谱顿散色峰小且平滑者，该器仍然真品无异。这是当今元青花瓷鉴定中唯一可见的绝对差异，即绝对真理。然而，这是常规科技常量元素无法办到的。在科技鉴定中凡以常量元素为判据对元青花瓷进行取舍的，因常量元素不构成规律也不可能成为判据，所以，它只能是利益驱动的欺诈。无疑，这必定是那些手段落后跟不上时代前进，又不情愿淘汰出局的利益熏心者的杰作。我们再也不能盲目相信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等人，当做判据发表在台北鸿禧美术馆（中华民国八十五年元月出版的）《景德镇出土明初官窑瓷器》一书，第55－65页“景德镇元代及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工艺研究”一文中的所有数据和表格，因为他们不是也不构成发表的那个时代具代表性特征的数据。他们不是新古瓷器区分的证据，在科技革命后的当今世界，这些数据和表格不具任何意义.但在古陶瓷研究和鉴定科技化前进的道路上，它们却起到了黑白颠倒，制造伪证，严重混淆视听的破坏性作用。中国古陶瓷科技考古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上，旧势力假常规科技反高科技为达到维护权威和私利以及过时的荣誉。2002年6月4至5日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由李政道先生主持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研讨会”最具典型：规模之大，级别之高，可谓登峰造极。至于那些传统鉴定领域的反科技者，都是这个领域中文化层次较低，不懂得也分不清什么是科技和高科技，甚至对自己当做理由提出的反科技理由是什么也一无所知，他们不是这个领域的主流，不可能阻碍和破坏传统与科技相结合和古陶瓷鉴定科技化，因为这就是社会前进的发展定势。但是，上述过时的原始科技和传统极端保守者因自身的学识和手段的欠缺仍然构成阻碍承认元青花瓷根本原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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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是元青花瓷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民族，任何一部民族史也都不是一部孤立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初始发育阶段，就开始了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这些横向交流的文化内容融入各民族本身的文化生活，牵动着各个民族历史的纵向发展。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尤其是由那些关键的技术性细节组成的。我们是否可以说元青花瓷是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的偶像图腾，它如同原始图腾的功能是原始氏族社会中群体属性的社会认同。它不是简单的有与无的问题，而是群体中阶级、权利、财富和身份的内涵。它像一朵炽烈的民族火花，在古老的华夏多元文明（蒙、藏、汉）交织的时代撞击中产生，对于蒙、藏民族文明来说，它是一种飞跃，对整体多元中华文明而言，它则是一种升华。

元青花瓷的艺术思想是在有形的载体上，通过造型、雕塑、绘画等艺术手段追溯一种无形而永恒的真、善、美至高的精神境界。元青花瓷是整体大元意识形态的表征，是蒙古贵族灵魂追求的实证。元青花瓷的纹饰，无论画什么，都是为当朝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服务的这一点定不可移。从元青花瓷整体装饰艺术内容研究得知，大元蒙古统治者推行以汉治汉的策略方针治理中华本身，实际上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华民族儒、释、道、禅文化思想和精神；蒙古人入主中原融入中华文明，是对悠久多元中华文化的提高和充实；元青花瓷装饰艺术就是这种升华的证据，它是多元中华文化蒙、藏、汉三族文明的综合体。乃多元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中东藏元青花瓷是1270年或1272年至1295年大都运去西亚的大元蒙古黄金家族的形象与标识。这个准确的时间概念是根据蒙元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实证以及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和他的作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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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元青花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奇迹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发展的历史，一种文明总是产生于一定的人文和地理环境中，因此不同的人文和地理环境所孕育出来的文明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只有华夏的人文与地理环境才能产生青白釉元青花瓷，同时，元青花瓷这种宝贵文化遗产只能产生在13世纪的中华沃土之上，这是一种必然。它们产生的时间与空间定不可移（时间是指大元蒙古统治的97年，空间是指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多元中华文明的华夏大地）。因为不同的人文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孕育出来的文明不同，所以在13、14世纪的中东人文与地理环境中，是无论如何也孕育不出这种具有人类高度文明的青白釉元青花瓷，时值今日，陈列在世界各国博物馆中的14世纪和之后的中、西亚诸国仿造的中国青花瓷实物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

青白釉元青花瓷在13世纪的中华大地上产生是一种原创，而后14、15、16世纪或更晚的多个世纪里中东仿造的中国青花瓷器则是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向往与渴望，也是一种嫁接，它们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唐青花瓷是受中国北方诸多崇蓝尚白的兄弟民族影响和汉民族丧葬礼仪的需要、民间自发而产生的。到了北宋时期，似乎已被帝王的丧葬礼仪所吸收采用。南宋已经使用景德镇的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造出胎质洁白，细腻坚致的青黄釉青花瓷，绘以儒、释、道、禅为思想内容的画篇，已经逐步成为南宋时期中原汉民族丧葬礼仪和宗教意识形态的表征。这时的青黄釉青花和青黄釉釉里红瓷已经出现许多大器，并堂而皇之地登上庙宇和道观的殿堂，正式成为冥器和供器，成为人与鬼神之间沟通的工具。有实物证明，到了咸淳元年南宋青黄釉青花与青黄釉釉里红瓷已经完全成熟并开始普及。由于中原汉民族数千年根深蒂固的习俗决定多用黄色，不能接受白蓝搭配的两种颜色，《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注释解释说“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因此，黄色成为汉民族尊崇之色，历代帝王和儒、释、道、禅宗教领域和习俗多用黄色，中原汉民族有人死后用黄纸盖脸入土为安之说，是指西北黄土高原和中原黄土而言，这是元之前青花瓷使用黄釉和青黄釉的道理。

元代，是个伟大的时代，由于蒙古统治纲领性白蓝理论，体现着腾格里——即天神和萨满精神，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黄金家族，即贵族，即统治者，被认为是生有白色骨头的（即查干·牙速惕）长生天之骄子，蓝色的蒙古人。天是蓝色的，即天父与天子，这是大元蒙古统治的核心理论。由于统治理论的需要和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关注，元代青花瓷一改唐宋青黄釉青花为青白釉青花，青花瓷成为统治者的灵魂与标识。就元青花自身而言，就这一改乃是千古绝唱，从此钴蓝再不受黄色的干扰得以发出真正的纯蓝色，使其玲珑剔透，有如玻璃盛装使青花瓷更加幽深圣洁，清心而高雅，使其闻名遐迩，经久不衰。

大元是个绝顶强盛的时代，在天神与萨满灵魂的感召和大元统治精神的强力统摄之下，产生了青白釉蓝地白花和白地蓝花青花瓷，是天父与天子即统治者在人间的体现。帝王既有绝对的权利，又有取之不尽的财力，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供其驱使。在继承、发展青花瓷方面的作用和力量是任何其他个人乃至群体都无法取代的。在大元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作用下，元代制瓷业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巅峰，景德镇也因此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在研究中得到证实，元瓷比明瓷好，是千真万确的客观历史事实，元代非但青白釉和宝石蓝釉青花和釉里红瓷同时达到巅峰，黄釉、绿釉、铜红釉和其他诸多单色釉瓷也都登峰造极。甚至，珐琅彩描金、法华器、红绿彩瓷和青花五彩金银彩也都登上了瓷器装饰的制高点，曾见一件釉上彩瓷罐上竟使用了十一种颜色，为后世明清两代所望尘莫及。

小米粒

对元青花的认知, 是否是在邓小平爷爷第一次出访日本时才被国家认知的?

 

是日本人教会我们认知的?

 

[em65]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1-23 0:50:2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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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怎样识别元青花瓷

识别元青花瓷的先决条件是必须端正态度、解放思想、打破僵化了的思维定式。进而掌握元青花瓷理论，正确认识近20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大批元青花瓷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的真实。更应该本着一颗光明磊落而正直的良心正确理解历史的真实乃中华民族的荣耀。当具备正常心态之后，还要掌握高等数学和计算机，学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统计、归纳，再加上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练就的眼力。这样才能使鉴定工作顺利进行，乃至万无一失。

过去，长期以来，关于元青花瓷鉴定，国家和每一个人都毫无条件也毫无顾忌地托付给鉴定家来做，就像虔诚的信徒将灵魂和肉体托付给神一样，并毫无保留，就像对上帝那样绝对的信任。通过多年调查研究得到的证据和鉴定家们造成的太多无可挽回的走眼事件的重大损失令人清醒，收藏家和鉴定家都需要提高理论水平，鉴定家必须接受世人的监督，为了对人类艺术宝库和子孙后代负责，对那些造成重大损失的鉴定家应该保留起诉的权利，以警示后人。鉴定权与监督权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鉴定家实行聘任制以免卫懿公好鹤，奖惩分明确保元瓷瑰宝的安全出世，使那些既无理论又反对科技也无实践经验信口开河祸国殃民、滥竽充数者无机可乘。古陶瓷鉴定如果贪图世俗虚名和蝇头小利，必然带来实际的祸患。

通过数10年研究，我们发现并理清了元青花瓷发生与发展的背景和它一系列理论，即蒙古统治的白蓝理论，证明了元青花瓷不是出口外销而是给中国人自己烧造的——即为蒙元帝国统治者烧造的形象与标识。这就使我们有证据彻底改变错误观念，解决了中华大地上近20年来出现的大批元青花瓷长期争论不休的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它证明非但可能而且证明它们的出现是客观真实历史的必然，如果不出现这批器物，那倒是违背历史真实而不可思议的。我们首先解决了认识论问题，使手中掌握元青花瓷生杀大权的传统鉴定家们在这个客观历史真实的系统而完整的理论面前，认识到他们长期不愿承认和错杀的都是国之瑰宝，即不可多得的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样重大。因为传统鉴定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理论的缺失，说元青花瓷是西亚定烧的出口外销瓷，所以在国内就不应该有很多，或者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大元王朝在景德镇建立了浮梁瓷局和枢府窑、民窑还有300余座，这种欣欣向荣制瓷工业的繁荣景象，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仅仅烧造了现存世界各国博物馆藏的那总共300件元青花瓷，这种说法可能错误乃至荒谬。今天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这一大批元青花瓷，乃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是否有真理或要不要真理的民族取向和是否尊重中华民族客观历史的大是大非问题。

那么，元青花瓷的特征是什么，让我们怎样来识别元青花瓷？这个问题在认识论问题解决之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只是方法论叙述的识别方法和具体手段问题。简单说，就是对元青花瓷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光源之下观察，它呈现给你以不同的颜色。而新仿元青花瓷只能提供明暗永远不变的感觉而别无其他。不同微量元素和传统鉴定的润与不润的不同表现，以及摆放到青花瓷族群之内是否融洽合群。若能掌握以上元青花瓷鉴定三大要素，并在鉴定中同时使用，元青花瓷便有了确切的保证，将不会出现一例走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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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书发表的器物充分说明，伊朗和土耳其藏元青花瓷不是世界之最，也不是元青花瓷最多的收藏，而仅是元青花瓷最早发现的供汗国享用的二流器物中的一少部分。本书发表的器物除带有铭文的云龙象耳瓶和陈家亲造少数几件民窑器物为说明官、民窑之分外，其他则全部精品都是当时大都最高统治者使用的元青花之最。伊利汗国乃大元从属国，它的元青花瓷收藏无论从等级、质地到数量，从造型到装饰艺术本身，都不可能超过大都或与大都藏瓷同日而语，因为元青花瓷不是出口外销瓷，而是为大元蒙古统治者烧造的灵魂和圣物。黄金家族自身等级森严，元青花瓷也因此等级分明。英国伦敦藏民窑道教供器大卫瓶已经完成它标准器的历史使命，近20年来出现的带有明确纪年铭文的许多官窑器物通过高科技实验，更加确切地填补了标准器这一空白。

让我们共同研究检验和熟悉元青花瓷理论，真正解决认识论问题。进而改正危害已久的洋土错误，确保元瓷瑰宝的安全出世。研究方法论，解决和掌握元青花瓷的鉴别方法和手段，达到和真正做到保护每一件元瓷瑰宝之目的，为中华多元民族文化和人类宝贵文化遗产乃至人类艺术宝库作出贡献。历史的真实就是中华民族的荣耀。

宁志超

2000年元月初稿于悉尼经多次修改

2006年10月20日最后定稿于悉尼

山中居士

吹牛不上税!又是一个进入元瓷收藏深度误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