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山东出土古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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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人文底蕴的地区，它在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远影响，长期以来受到考古界的重视。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认为：周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地盘是在山东、河南、山西，而旁及河北、陕西的一部分(《中国史纲》2005年版)。李学勤先生曾大胆地推测 “滕州前掌大墓地的发现”，为考证“相当于作为商朝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奄国这么重要的商代诸侯国的遗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进而认为：“山东地区在整个夏商周时期都是极其重要的，山东古文化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年版)山东地区出土的商周玉器，它的时代精神和鲜明个性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玉乃至深厚博大的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类 型 山东地区出土的商代玉器，其中、晚期尤其是晚期类型，在玉器种类上基本沿袭了商代用玉制度的特色，即分为礼玉类、装饰类、用具类和艺术品等等，很多出土玉器与同时代的同类玉器在形制与风格上几乎如出一辙。 在题材的选择上，山东出土的晚商玉器中，肖生类玉器如龙、虎、牛、羊、兔、鹿等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与具有神秘色彩和神话意义的饕餮纹佩饰或人兽合体型玉器一道构成了一个现实主义与浪漫精神融为一体的古代原生态世界。山东地区世称东夷，“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由于先民充满了对鸟的神往，凝聚了对鸟的崇敬之心，因此“鸟崇拜”在这里有着更为充分的表现，鸟形玉器比比皆是。神态各异，灵动飞扬，具有鲜明的个性西周时，以齐、鲁为代表的邦国玉器在形制上则受到严格的规范，工艺精湛，题材和器形大致都带有王室用玉的共性，如龙、凤、人龙合体器和璜、壁、环等，也不乏具有独创精神的艺术精品，由滕州庄里西和济阳刘台子出土的西周玉器可见一斑。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由于楚文化的影响，山东地区出土玉器在形制以及纹饰等风格上，具有浓郁的楚器特点，螭、虎、龙、凤等楚玉题材被大量应用，活泼生动，华美精绝，与长江中游一带出土的楚国玉器遥相呼应，成为东周玉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材 质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尤其在原始宗教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对于玉材攫取的热情越来越高。殷商时形成一个高潮，王妃妇好，一墓而出土玉器755件。足以说明问题。商代至西周山东玉器主流用玉，仍不出该时代的用玉范围，而某些非主流用玉显然带有自身的地方特色，具体表现为：一、和田玉占有较大比例并常作为精致的礼玉或佩饰被采用，二、闪石类岫玉仍被普遍使用，三、南阳玉及蛇纹石类岫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四、一些产地及性状不甚明了的地方性杂玉，也在该地区的出土玉器中见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山东出土玉器中，那种色泽呈黄色或淡黄或黄绿色的玉材仍被经经常采用。这与通常认为 “战国时期广泛地使用和田玉，的说法似乎相悖，这类色泽淡黄或黄绿色的玉器，不排除有出自昆仑山脉的玉材，但从玉表与质地判断，更似闪石类岫玉，也不排除为蛇纹石类岫玉。这些玉材商与西周之前每每被采用，我们也可在出土的北方新石器时代玉器中见到。可以认为，山东地区东周玉器的用玉，与北方新石器时期以来的用玉不无关联。 玉表与沁痕 由于地质地貌等外部环境差异，不似其他地区出土的斑驳陆离、锈蚀遍布的同时代出土玉器，其玉表大多光滑莹润，即使有些玉器受沁而出现了玉色的变化(也称质变)，但光亮润滑的特点依然明显。并且，有些质量上佳的闪石类玉器，更是沁浅或光洁如新。《前掌大墓地》出土玉器的报告中，曾经对滕州官桥所出土的362件玉器的形状作过大致的描述，称出土时“玉表光滑”的玉器近200件，占玉器总数的54％。毋庸讳言。这种由特殊地质条件所形成的“光滑”的玉表形态，同样也是春秋战国及至更后时期的山东出土玉器的一大外貌特色。 同样，该地区出土商周玉器沁痕的特征，虽然同样千变万化，但也特点鲜明。质变、钙化与边缘性沁蚀，这些与其他地区基本相似的共性，在这类玉器中为数不少。而具有地区特色的沁痕，则以黑、白、褐三色居多：一、黑色沁。呈块状或线状或片状的黑色沁痕，在整个商周时期较为普遍。某些地区的出土玉器(如曲阜鲁国故城)，黑色沁痕几乎成了主要特征。二、白色沁。或呈雾状覆盖于玉表，或一侧边缘沁入玉里几成钙化。三、褐色沁，即浓、淡不一的“糖沁”，是一种受水土中三价铁离子渗透影响而改变玉质性状的表现，这种沁痕在该地区出土玉器中多有所见。 山东地区商周玉器的这种玉表与沁痕特色，曾经困惑了鉴赏和收藏界很长一段时间，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概念中出土古玉那种“灰皮”或 “皮壳”的古旧表象特征，在这类玉器中普遍都淡化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光滑与纯净，即便是一些看似沁痕很重的玉器，也因为玉表光滑而缺乏老气横秋的样子，因此很难凭经验判别是非。 工 艺 玉器工艺的进步与其时国家的繁荣和诸侯的强盛是成正比的，盘庚迁殷前，山东西部一度曾为商代王畿，武王灭商后，为周之赏封重地。山东地区商周时代玉器，其品位、数量与工艺水平，同样应该是该辉煌时代的反映。 以商代晚期不同地区典型的出土玉器为例。安阳殷墟与滕州前掌大两个墓地，在年代上比较接近，因此无论是玉器形制还是风格特征都几近一致，虽然殷墟出土玉器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前掌大，并且也出现过一些非常精美和震撼人心的玉器，但前掌大出土玉器中相当一部分怪谲、灵动、神秘的艺术珍品，也毫不逊色。如其中一件玉钺，器形独特。构思奇巧，以龙形饰于钺背，庄重威严，为玉钺中绝无仅有的珍品。而不少玉器在玉质的优良与工艺的精美上，较之殷墟等地的出土玉器似乎稍胜一筹。前掌大出土的商代晚期玉器工艺中，那种典型的商代玉器硬朗的曲线(即通常所称“折铁线’)，较同期其他玉器更少了歧出与毛刺的痕迹，流畅自如，工艺高超。 山东出土西周玉器从构图、纹饰到铊刻、碾琢、打磨等，皆精巧娴熟，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而东周玉器工艺的进步则主要表现在造型上更具创意，线条装饰、镂空与立体圆雕技艺更有进步。 曾为“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的山东，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精深博大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窗口。通过对山东地区“玉英缤纷”的商周玉器的了解，对提升古代玉器的鉴赏和辨识能力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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