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任南先生泛红山红山藏品找寻史前史基点

一壶居士

【甲】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苏秉琦

文明史提前一千年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澄清文化史和文明史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多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5000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
      中国历史自公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记载的编年史就没有断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4000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发达的冶炼青铜技术，其质地、形状、花纹，堪称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是白胡子，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西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可是，考证结果却与这一论点大相径庭：中国商代青铜器铸造用的是复合范(模子)，与西方文明古国(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蜡法，完全是不同的传统。而且商周文化还有个独有特点，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别个所没有的。
      总之，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渊源。

为什么至今才找到五千年的证据？?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也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关联。
      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而中国考古学作为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却只有60多年的历史。
      1920年，北京政府矿业顾问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第一次发现了仰韶文化，便被深深吸引住了。从那以后，他用17年的时间探寻这一文明的起源。我国一批考古学前辈也为此做了不懈奋斗。
      建国前近30年中，中国考古学初步揭开了旧史书有关古代传说的神秘面目，显示出从原始社会至阶级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的轨道。建国近40年来，考古事业得到了大发展，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有7000余处，经正式发掘的也在100处以上，取得了新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大量考古成果。
      在中华民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的认识曾有过偏差。表现为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了北方古文化。现在看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做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这一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中华辽阔国土上古代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真相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划分，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提供了可能。

中华文明的曙光是怎样发现的？?

      1979年5月，辽宁开展全省文物普查试点，在西部大凌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一发现，启发考古人员在邻近地方寻找其他有关遗迹。几年之后，果然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猪龙”。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了我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相应时间的类似遗迹群。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国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看来，距今4000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文明昌盛的时期，它的文化特征是：聚落密集分布在河谷地带，几乎都有防御设施，由一串小城堡组成的群体恰恰分布在战国秦汉时代古长城线上，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原始长城”？由此，也可以对秦长城性质得出新的认识，长城除了防御外，也有个标志两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农牧区分界的作用，长城内是农区，长城外是牧区，长城也不应理解为当时的北疆。

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何在？?

　　辽西考古这项新发现之所以特别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以及亿万华人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它们明确无误地属于一向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对应的一种分布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的遗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遗址中却还从未发现过类似的遗迹。第二，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揭露的几处所谓“积石冢”，确切地说，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主要用做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时又是进行某种祭祀活动的场所，它们普遍保留下来的与东山嘴那处祭坛颇相近的遗迹遗物就是明证。第三，在同一范围内发现的6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成一线，达几十公里，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女神庙近旁发现的冶铜址同样说明这一地段的特殊性。
      从1979年最初发现东山嘴祭坛，到1983年经过第一次论证会后所获一系列重要发现，其间经过了八九年时间，目前工作还在继续中，资料的积累消化要有一个长期过程，问题的研究认识也要逐步深入，对“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的小三角范围内已揭露出的重要遗迹现象的进一步工作与研究，没有三五年时间不成。我曾把这项工作比做一条牛，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仅只是有如牵住牛鼻子，最多不过是看到牛的头部，整个牛身还在后边。全牛的形体大致包括从辽西走廊的医巫闾山以西到七老图山以东，中间是努鲁尔虎山，三县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面形。地理范围：东侧是大凌河流域的阜新、朝阳两市；西侧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昭盟)。1987年在敖汉旗揭露的同一时期“城堡型”遗址，呈“凸”字形，总面积3万余平方米。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如果说“小三角”的坛庙冢的发现可称作文明的曙光，谜底的揭露也为期不远了。

要回答这问题还应向更深、更广的时空范围进行开掘?

　第一个层次：在上述空间，即一条山梁(努鲁尔虎山)、两条河流(大凌河、老哈河)和三个地、市(朝阳、阜新、赤峰)范围内，远自前红山文化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约距今8000年至距今6000年)下至秦汉统一前的燕文化(公元前一千年代)，过去我们曾把这一带远古文化用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与富河)、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加以概括。实际上，现在越来越清楚，这提法还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论是从中国民族文化体系基础结构的形成，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连绵不断这两种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观察，这里给我们的启发太多、太重要了。专讲些有关龙类形象的出现与发展吧。

 红山文化坛庙冢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猪龙具有很高的工艺和艺术水平，而在它之前千余年前赵宝沟——小山类型文化中已有长期发展历史，并已出现达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画麟(麒麟)与龙在云端遨游的图案。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殷墟妇好墓出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燕下都出的大量所谓“饕餮纹”瓦当，似乎使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从殷周文化承袭而来的。道理也简单，燕式鬲既然可以追溯到相当夏商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饕餮纹瓦当为什么不可以是源于燕山南北的古老传统？?

由此可见，远自距今约8000年以来的兴隆洼——赵宝沟类型到距今约2000余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燕山南北地区，由于一个“凌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发现，使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两大课题(中国统一多民族大国如何形成和中国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奥秘和轨迹)，意义重大，不可不认真对待，花大力气，搞个水落石出。?

第二个层次：把上述空间(燕山南北)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即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连接起来，进行横向研究，从宏观角度就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区性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作用及其后果等方面，考察和衡量辽西考古新发现的意义。在此范围内(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近十来年内许多重要发现几乎是和辽西这一新发现同步展开的。其中有些重点工作(如冀西北张家口蔚县西合营、晋中太谷白燕两地1979~1982年间的发掘)是特为追踪两者的中间环节而进行的。到1985年初告一段落，提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点，又以晋文化考古为题，阐述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我们还能从这一地带古文化发展中一系列连贯的“裂变——聚变——裂变”中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辩证法。为了扼要地向参加晋文化讨论会的朋友们介绍这个总概念，当时画了一张示意图，用“Y”字形示意图标明几处重要地点。还诌了四句七言诗，烦张政烺教授即席篆写悬挂墙上，作为讲话提纲，现抄录如下：?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讲话落脚点自然是晋文化渊源。论证的核心部分正是依据辽西新发现，这就在更高层次上阐述了对这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新认识。

“华山玫瑰”：指的是源于华山脚下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它的一部分重要特征是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

“燕山龙”：指的是燕山北侧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龙(或鳞)纹图案陶器(或玉器)。?

仰韶文化的关中一个直根系统曾经历过两次裂变。第一次分化出一个以壶(罐)形口尖底瓶和鱼纹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

征的支系；第二次分化出一个以重唇口尖底瓶和一枝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其主要特征的支系。?

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前身则曾有两个支系：其一是产生“之”字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其一是产生“篦纹”压印纹筒形罐的母体。二者曾经先后两次发生聚变产生两个新的支系：其一是以包含刻画麟(麒麟)和龙纹罐为其突出特征；其一是以包含鳞纹彩陶罐为其突出特征。?

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在各自第二次演化(聚变或裂变)出的两个支系距今约五六千年间在冀西北桑干河上游交错相会。这就是辽西新发现红山文化坛庙冢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后者正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这也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对辽西新发现意义的认识。以上是对第一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解释，也是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论点的依据。?

“大青山下斝与瓮”以下三句是什么意思呢？?

从距今5000年左右到距今2500年左右期间，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既有大致同步发展的一面，又有类似的错综复杂难于梳理的一面。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二者实有微妙的差异。特别是在我们前边所讲的大“Y”字形的北方——中原联结地带。这就是后三句的全部含意。?

紧接红山文化末期的辽西地带，大凌河流域材料贫乏，老哈河流域发现两处颇具时代和地方特征的遗址(赤峰的大南沟墓地和敖汉旗的小河沿)自成一个亚区系。辽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带(伊盟、乌盟间)加上“三北”(冀西北、晋北、陕北)中间隔着锡盟这块中间地带。后边这个地带正是黄河的几个支流(混河等)、桑干河、滹沱河与汾河的发源地或上游。这一地带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亚区系。由此往南，直至晋南的曲沃——夏县一带，晋中(太原附近)是它和前者的中间地带，形成第三个亚区系。

把这三个亚区系连成一片，和中原同时期对比，上下两千几百年间，确有若干衔接环节是中原地区所难于理解的。例如：?

——伊盟准格尔旗发现晚期小口尖底瓶(从绳纹过渡到篮纹)与早期斝类(从绳纹过渡到篮纹)并行迹象；?

——赤峰、敖汉两地发现的彩陶与彩绘黑皮陶衔接迹象，鳞纹过渡到原始雷纹迹

象，红山文化“之”字纹压印纹后期形成的“类篮纹”与真正拍印篮纹衔接迹象；?

——从尖腹底斝经过斝鬲(过渡型)到真正由三袋足拼接而成“腹足不分”的鬲的全过程；

——“真鬲”出现后，经过约千余年间演化过程，直到西周初期这一带还保留着自己传统特征，腹与袋足间留有清晰界线。?

这不仅说明晋文化有其自身传统历史背景，还说明这条北方——中原连接地带既有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性质，又具有比中原相对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特色。秦汉统一前的几千年如此，秦汉统一后的两千年更为明显。?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永远会给我们以启迪，从野蛮到文明是社会发展史问题，又是我国各族人民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历史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条，要从我国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第二条，要目的明确，为了我们的明天，更为了我们的今天社会需要；第三条，要方法对头，只有应用唯物辩证法才能回答中国历史的辩证法发展，只有它才会真正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愿与同行及一切朋友们共勉之!??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13 22:06:36编辑过]

一壶居士

本文从考古学上论述华（花）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源、根从何而来及三者成为同义语从何说起的重大问题。作者认为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可以看作是以龙和华（花）为象征的两个不同文化传统的共同体结合到一起（距今五六千年），从而迸发出文明“火花”。距今五千年左右期间，中华古文明面临又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现在已摆在面前诸多迹象，如：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等。距今四五千年间，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人们使用大石磬与鳄鱼皮鼓随葬，反映社会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阶段。他们使用的具有明显特征的器物群，包括源于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斝，到真正鬲出现前的完整序列，源于红山文化的朱绘龙纹陶盘、源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种“(”形石推刀，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像车辐聚于车毂，而不像光、热等向四周放射。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这是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褓的形成。距今四至两千年间，经历夏商周三个王朝，到秦统一。秦统一的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已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从词义上讲没有不同了。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就是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

一壶居士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通史》第2卷写的前言。《中国通史》第2卷是从考古资料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作者指出，中国的远古历史涉及到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是从猿到人，二是从氏族到国家。整个新石器时代及以后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都涉及到中国境内是如何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并从农业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的分工与分化，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以及历史的传说与真实等四个方面略述当前的研究成果。关于农业的发生与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比磁山文化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作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是最接近历史实际的。由于在我国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往后的发展又都各具特色，从而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这两大农业区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并对邻近国家的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社会的分工与分化。作者认为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占据了农业生产领域，妇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务的劳动力。这是一个渐变而又复杂的过程。手工业匠人从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现，就规定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只是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同时，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们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在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遗存中见到了快轮制品，快轮制陶技术的产生，是史前工业技术革命步入一重要阶段的标志。随着使用快轮制陶之后，制石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制玉和金属制造两种专业。制石工艺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那种棱角锐利、体形扁簿且整体抛光的石制品日益增多，二是单面穿孔技术的出现并逐步地推广开来。制石成了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职业。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红山文化和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开始的良渚文化之前，制玉和制石两类工艺混杂不分，至玉礼器出现起，一是因为两类工艺要求原本应有所区别，二是由于玉礼器工艺水平要求超过制石，故出现了从制石人中分化出专门从事制玉的工匠。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国史前时代两个玉文化中心。林家马家窑文化经过冶炼并由合范浇铸而成的青铜刀子、源涡镇的铜炼渣和红山文化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说明至迟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国已掌握了冶炼浇铸铜器的技术，至龙山时期，制铜技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从获取矿石，经冶炼到铸造铜器的生产，是一有组织的协作劳动、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这一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分工获得进一步发展，是继快轮制陶之后又一次具有时代性的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领域分工与分化同时，又产生了巫师与军事领袖。早已发生的宗教，至公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和仰韶时代晚期大地湾F411带有地画的大房子这类宗教性建筑，已表明存在较复杂的宗教礼仪。与之相适应，当已存在某种形式的巫师。巫师是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至公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质的变化。如不计富河文化卜骨的话，甘肃灵台桥村发现的当是属于这时期的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卜骨，大汶口文化的用于祭祀的带有符号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带有墓葬的祭坛，应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阶段的标志。瑶山良渚文化祭坛的现象，男觋女巫脱离所在群体葬地，集中葬于祭坛，是巫师阶层已形成才可能出现的现象。这里琮、钺共为一人的随葬物的现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时随葬钺和礼乐器的情况，一致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关于区系的组合与重组。作者认为到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后，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经济文化区。即华中、华南的水田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华北和东北南部的旱地粟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东北北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和青藏高原的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一次重新组合。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期间，在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农业的继续发展和人口增殖的加速，到了公元前第四千纪，在一些地区形成了移民垦荒的浪潮，从而引起了考古学文化的大传播以及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影响与融合。使考古学文化分布图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二次重新组合。大约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各地前后进入龙山时代，此时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一是铜器的发明，二是快轮制陶技术的发明，三是养蚕缫丝和丝织品的出现，四是玉器工艺的大发展。此外还有漆器工业和建筑业的进步。所有这些都需要熟练掌握技术的匠人。新技术推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一些匠人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还出现较经常的商业交换，武力掠夺，使武器有较大的改进，出现了城墙等防御工事。战争也可能促进文化的传播。这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图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文化区系的第三次重新组合。当战争的机器进一步发展，征服的地方越来越多，社会向两极分化，文化区系又将重新组合，那已是文明时代的事情了。关于历史的传说与真实。作者认为五帝则可能实有其人其事。五帝说大约形成于战国时期，但各家所说不尽相同。《史记》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也许是司马迁认为这几个人的事迹比较可信。假如二里头文化更像是夏文化这个判断没有大错，那么五帝时代的下限就应是龙山时代。五帝时代之始，战争连绵不断。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财富有所积累，社会分化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从考古学文化来看，这是仰韶后期即大约相当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事。所以五帝的时代上限应不早于仰韶时代后期。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又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尧典》中谈到那时除帝尧、帝舜外，还有由四岳、十二牧（或曰群牧）组成的贵族议事会；有以司空为首的包括司徒、后稷、典乐、纲言等部门官员的行政组织；有刑法；有军队并有显赫的战功。这已经是一种雏形的国家了。当然，《尧典》系后人追述，难免有记不准确而把作者当时的某些情况附丽增锦进去的地方，但也不会是向壁虚构。只要看看龙山时代已有很大的城，就知当时一定有了城乡的分化，有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两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贵族，制铜、制玉和蛋壳黑陶等当时的高技术产业很可能有工官管理。而当时普遍出现的乱葬坑，死者身首异处或肢体残乱，当是酷刑的牺牲者。如果我们把这两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更好地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

一壶居士

本文是作者继《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和《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两篇论文之后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阐述。作者指出那两篇论文从题名可以看出是有内在联系的姊妹篇，前者着重点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后者着重点在笔者对这课题的总体设想。作者指出：当今时代，我们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已远不单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课题，涵盖中国的过往与今来，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中国人在当代世界进步人类中，将占一个怎样位置的问题，是合格的公民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跨世纪面临的挑战。拿历史当作镜子是中国人古老的传统，这课题就是镜子。作者还指出：区系观点可以比做理解中国文化的纲，纲举目张。否则，中国文化将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以区系观点为纲，才能抓住要领。文明起源问题打开历史与文化迷宫的“金钥匙”。最后作者进一步说明：区系观点和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已成现实，无须再加深论；中华民族最初形成与发展，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根系的形成与发展，还要在更高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大力开拓，这是今后一二十年间前沿阵地最需要抓紧的大课题。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

一壶居士

本文是作者于1994年1月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写的序。作者在回顾了近5年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重新考察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作者认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20世纪前期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五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已经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区系的中国”的论点曾是我们工作与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同样是我们今后工作和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考古学”应该是我们今后考虑问题的重要范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不能不对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重新考察。首先是发现我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它们的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北、英金河畔与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原始长城）（方国）；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秦“竭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约距今六千年、四千年、两千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中原夏商之际，这是最初发现这一特殊遗存（迹）时没想到的。对它的再认识，是80年代末，绘制长城沿革图时得到的启示，从而引伸出来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又是怎样的呢？猜谜式的探索已经多年了。重新提出这问题，还是从北方的突破引伸出来的。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五帝本纪》（史记）前半没有洪水一说。后半可一分为二，尧舜时代有洪水、有治水，没有治水成功记载，只有不成功的记载。禹治水成功了。从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个大转折。考古工作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500~4000年间，与传说洪水和禹治水事业取得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洪水与治水取得成功时期的四、五千年前。汤武革命传说较古，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秦的开国史“三部曲”清楚，如果说北方发展模式属“原生性”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模式应是“次生性”的。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动乱时代。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立体交叉，各自的开国史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经过上百年营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做了最完整的概括。向远自秦统一前后历代营建的、屯重兵防守的长城，永久的、一劳永逸的做了一个圆满的结论，向人为地分割开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防御工事、驻兵体系告别了。这也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来，这又是我国国家起源的另一种类型，可称之为“续生型”。国家起源的三部曲，立体交叉，多次重复，历经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全过程，近六千年编年史。它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三种类型（模式），既是时代的序列，又有着质的差异。结合起来，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五年来的考古成果的另一个项目是中国考古走向与世界考古的接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接轨。从区系观点看，我国的东西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点，大头在中国。今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我国境内边远部分与邻境国家、周边国家间衔接起来。

一壶居士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他晚年为大众撰写的考古学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以自述体叙述毕生考古经历和对研究内容的系统总结。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
　　开篇是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此书的评介文章，认为书中对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作了宏观的归纳和区域类型的划分，从而冲垮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提出对国家产生典型道路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明起源及其进步轨道的新概念，为中国考古学在第一个世纪树立起一个里程碑。
全书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 两个怪圈
　　开宗明义地提出：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书中举出从孔子起就不把中国历史看成铁板一块，没将夏、商、周看做一连串的三代。孔子所讲《周礼》中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孔子在春秋时期并不显赫，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以后的事，把孔孟的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将朱熹一家定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司马迁写《史记》也兼容并举，不仅对百家学说分门别类介绍，不歧视哪一派，比较客观，而且把西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为传，当国史来写，实际上写的是世界史。
　　另一个怪圈是社会发展史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概括社会发展规律时，是从研究具体史实开始的。恩格斯也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条，提出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们各有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的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国家的产生。
　　第一部分的结尾，谈了近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以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考古学要想独立研究历史，探索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学科的方法论。

第二部分： 学读“天书”
　　学读“天书”，是苏秉琦先生自述用考古学方法解读“天书”的经历。在整理考古材料时，认识到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数以百计的单位和数以千计的器物，应有它们本来历史的、逻辑的顺序；因此，必须使它们“各就各位”。第二，这批材料作为一批有组织的人们的群体活动遗迹，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应该有它们的特定的地位和作用。
　　就以上两个问题，终于找出了识破这种中国文化特殊载体的基本运动规律： 第一，按照发生学原则，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基本类型。第二，描绘出它们各自的谱系图，按照它们的发展史进行分期。第三，推测出它们从发生到衰亡的全过程。第四，产生了不同地区各有各的发展脉络。
　　鼎鬲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因此史学界曾称中国古文化为“鼎鬲文化”。本书通过考古学方法对陶鬲进行研究，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冲击了中华大一统观念。

第三部分： 解悟与顿悟
　　在这部分中，阐述了通过考古学方法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使探索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向前迈进了一步。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仰韶村遗址，他意识到仰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仰韶文化在认识上取得突破的一个时期： 一方面表现在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分子水平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类型的重新界定。当时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问题。作者提出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特征鲜明；第二，变化幅度大，节奏快；第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序列完整。通过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泉护村仰韶文化的两种小口尖底瓶、两种花卉和两种动物彩陶图案进行排比分析，得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是同源且平行发展的结论。经过对类型的界定后，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区系(支)。
在确定了仰韶文化的“空间”即区的同时，还对它的纵向发展“系”(包括渊源和去向)作了考察，并将仰韶文化历史分为四大期，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认为它是这一地区从氏族到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氏族社会由此从鼎盛走向下坡路，进入解体时期，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从而得到“顿悟”： 不论是“修国史”还是要“写续篇”、“建体系”，都必须首先从对文化遗存作分子分析和对考古学文化做比较研究入手，确定哪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社会实体，各个文化群体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的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受何种动力的驱使发展到繁荣而又走向衰落，如何从氏族变为国家的，也就是在一个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文明因素如何出现，国家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这样才能体现它独具的特征和它独具的发展途径。

第四部分： “条块”说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经过长期摸索和解悟所建立的考古学科理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进行了阐述。“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这是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即地球是一个整体，是千差万别的，而又是互为条件的。
　　作者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 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3　 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5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划分，主要着眼于其间各有自已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集中体现于每一大区系中的历史发展中心区域，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
　　在以往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区系类型学说对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作者分别对六大区在中国文明史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分析： 1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集中反映在这一地区。2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这地区的古文化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要古文化区。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和殷、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并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由于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起有特殊作用。3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以及从仰韶文化过渡到客省庄二期文化，再到周文化，存在着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在青铜时代，现在的河南成了当时政治活动的中心。夏、商两族曾在那里交错存在。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夏、商、周都是“外来户”，所以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它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4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5　 以环洞庭湖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地区是属于面向欧亚大陆的一块，这地区后来发展起来的楚，在南中国起主导作用，并与巴蜀以及西南其他各族有密切联系。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有重大考古发现，有埋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有一件两米多高的铜立人像，使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文化与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连结起来。6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地带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是一条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北通道上寻找答案。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六个区系间的关系： 渤海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结东南沿海的龙头。晋文化既是中原古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方古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间的重要纽带。广大东南沿海地区其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吸收与反馈十分频繁，这种文化交流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速。进入春秋时期以后，这区域的列国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就为战国时期的兼并和秦的最终统一做好了准备。所有这一过程，都不是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形势，而是各大文化区系在大致同步发展的前提下，不断组合与重组，形成在六大区系范围内涵盖为大致平衡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的格局。

第五部分： 满天星斗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中华大一统史学观进一步进行评论，认为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以为找到夏和商遗存就是文明源头的思想还在作怪。作者指出大约相当距今4000至5000年到5000年前，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它们都含有都市遗址中已知诸多相似因素所提供的线索。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作者还具体地分析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 头一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变。如距今6000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第二种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击。以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最具典型性。第三种形式是融合。如晋南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这三种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点大都在中原和北方，核心部分是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结带，这里是中华诸文明中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作者对这个直根系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华山则可能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由于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到陶寺遗址所具有南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

第六部分： 三部曲与三模式
　　这部分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总结，从理论上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 古国—方国—帝国。认为要把古城、古国与古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作者还认为燕山南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是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史前社会发展的步伐又是大体同步的。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
　　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方国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但具体道路又各不相同。
　　为此，作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发展类型的“三模式”，1　 原生型： 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6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2　 次生型： 中原，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所以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次生型”。
　　而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理想变为现实的是距今2000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的形成。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大多经历过从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国家，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徒、大融合的动乱时代。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它们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又一类型，可称为中国国家发展三模式中的“续生型”。

第七部分： 双接轨
　　在书中的最后部分，苏秉琦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古与今接轨的新课题。他认为从考古学上看，中国古文化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在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中发展的。开放、交流是世界历史、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条条通衢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历来是世界的中国。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的理论方法和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系统概念的提出为标志的中国考古学派的出现，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全新的，它将对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世界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作者还提出： 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必然也要面对未来。实现古与今的接轨，要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了概括： 一是中国人有一双灵巧的手，精于工艺，善于创造。二是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
　　如果今人能够对这一思想体系赋予这时代新的含意，就能够更好地去对待自然，重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人际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大众化的当代中国考古学，也就能站到现实社会中应占的位置上。今天的中国考古学找到了自己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上的立足点，正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abubuyou

居士

辛苦了

給

您

上茶

 

[em27][em27]

一壶居士

红山诸文化是黄帝文化：红山诸文化指内蒙古赤峰地区确定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各文化间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在西辽河流域滋衍。

红山诸文化的源头应上溯于泛红山文化。泛红山文化是否如《河图》《洛书》《太极八卦图》一样被一些有见地的学者认为是上个冰河期的文化遗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科学手段的进一步发达，可能将会有所结论。红山文化高古玉爱好者和收藏家们，请拭目以待。

温故知新

通读学习![em02][em02]

一壶居士

基于上述观念的建立，一壶给红山文化高古玉爱好者和收藏家们的建议是：

从红山文化古玉的辨伪入手，掌握和运用《任氏十二字鉴定法》，练习开法眼，具一个去伪存真的法眼明。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3-2 17:29:2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