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古玉是大洪水前的黄帝文明遗存

史家绝唱

〈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
第233~234页
本文是作者于1994年1月为《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写的序。作者在回顾了近5年的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重新考察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作者认为：古代中国在世界古史中的地位已不再如20世纪前期那样，仅是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是世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五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已经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区系的中国”的论点曾是我们工作与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同样是我们今后工作和立论的基点。“区系的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考古学”应该是我们今后考虑问题的重要范畴。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不能不对我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重新考察。首先是发现我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典型材料是北方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它们的典型遗迹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北、英金河畔与燕、赵、秦、汉长城大体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垒带（原始长城）（方国）；绥中——北戴河之间的秦“竭石宫”建筑群（帝国象征）。三者年代，约距今六千年、四千年、两千年。起点最早，早于中原。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当中原夏商之际，这是最初发现这一特殊遗存（迹）时没想到的。对它的再认识，是80年代末，绘制长城沿革图时得到的启示，从而引伸出来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又是怎样的呢？猜谜式的探索已经多年了。重新提出这问题，还是从北方的突破引伸出来的。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五帝本纪》（史记）前半没有洪水一说。后半可一分为二，尧舜时代有洪水、有治水，没有治水成功记载，只有不成功的记载。禹治水成功了。从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个大转折。考古工作证明，沿京汉线与陇海线的邯郸——武功间至少有三处。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发现过洪水的遗迹现象：一是邯郸，二是洛阳，三是武功。武功的材料丰富，最典型。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500~4000年间，与传说洪水和禹治水事业取得成功时期大致吻合。中原“古国”起于洪水与治水取得成功时期的四、五千年前。汤武革命传说较古，三代明显已是“方国”之君。秦的开国史“三部曲”清楚，如果说北方发展模式属“原生性”的，中原地区国家起源模式应是“次生性”的。秦汉统一中华之后的近两千年间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动乱时代。几次大迁徙、大融合的主要民族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北魏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立体交叉，各自的开国史都经历过古国、方国、帝国。他们所起的历史作用，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经过上百年营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做了最完整的概括。向远自秦统一前后历代营建的、屯重兵防守的长城，永久的、一劳永逸的做了一个圆满的结论，向人为地分割开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防御工事、驻兵体系告别了。这也是我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来，这又是我国国家起源的另一种类型，可称之为“续生型”。国家起源的三部曲，立体交叉，多次重复，历经我国整个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全过程，近六千年编年史。它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我国多民族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这三种类型（模式），既是时代的序列，又有着质的差异。结合起来，构成我国文明历史的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五年来的考古成果的另一个项目是中国考古走向与世界考古的接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接轨。从区系观点看，我国的东西两半块，和世界两半块的衔接点，大头在中国。今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我国境内边远部分与邻境国家、周边国家间衔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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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Z：作者首先明确提出文化与文明起源问题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大课题。然后分四题：背景——历史的反思、中国考古学新时期的两个标志、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我们学科的目标，进行论述。作者提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被特别提出和被特别重视，正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五四运动时期，一个转折点是80年代初，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转折点。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和在实践中的系统化、古文化古城古国问题的提出及取得的积极进展，为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打下了基础。并认为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中、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并进一步论述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裂变。仰韶文化前期阶段，在大约距今六千年前后，统一的仰韶文化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种类型。如姜寨遗址前期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和姜寨遗址中心广场墓地，墓地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限，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份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是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庙底沟类型的新生事物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这种瓶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礼器性质。所谓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北到河套、南到江汉、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基本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仰韶文化对周围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是仰韶文化后期裂变的结果，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即距今六千年前后由裂变而产生的文明火花。第二种形式是撞击。在张家口蔚县一带探索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分界点的工作中，在这里看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与红山文化彩陶交错，又与河套原始文化交错，所以称为“三岔口”，其中突出的是北方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彩陶与关中仰韶文化的交错，其特征是庙底沟类型完整的玫瑰花图案，枝、叶、蕾、花瓣俱全，这种图案的分布从华山延伸到张家口，正是一条南北天然通道。红山文化彩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鳞纹，其最早材料见于赤峰西水泉遗址，其演变有头有尾，与庙底沟类型玫瑰花图案演变并行，其向南延伸最远到石家庄、正定一线，与玫瑰花交错是在张家口。这两种文化接触后的结果，是产生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包括玉龙的出现。龙与玫瑰花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文明火花，年代是距今5500年左右，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撞击产生的文明火花。第三种形式是熔合。例证有两个：一是河套地区发现早于五千年的尖底瓶与晚于五千年的袋足器在这里衔接，出现最初形式的斝与瓮。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就是尖底瓶，是尖底瓶演变的最后形式。单唇口、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是鬲的前身。这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前，所以是文明的火花。再一个例子是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间，特点是大墓有成套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揹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作者最后指出：我们这个学科奋斗的目标，第一是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二是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变传统编写世界史的内容。80年代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是回答中华民族十亿人口、五十六个民族是如何结合成统一中华民族的。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上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也为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开拓了通道，一是有巨大的凝聚力，一是有无穷的创造力，再是有无限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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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发现的谈话
童明康
第29-35页
这篇文章转述了苏秉琦与作者的谈话。他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发现说明，中国考古工作者找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1）突破了现在通行的中国文明史只有四千年的说法，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2）突破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看法；北方地区在文明的起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文字、篮纹和方格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祖型、青铜器可能和北方文化有关系。（3）揭示了中国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象满天星斗的真理——这是中国文明起源不同于世界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中国文明能够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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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Y：1994年
第132~134页
作者指出：国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我国的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是我国自文明起步，全部中国古史多次重复、立体交叉这个公工。发展模式的三类型：（A）原生型、北方，起点最早。6000~5000年间。典型遗存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4000年上下）的原始长城等（方国）。两千年前的秦长城、东端山海关内外、绥中与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等遗迹、遗物（帝国）。三种模式中最具典型意义。（B）次生型、中原，起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下接夏商周秦，4000~2000年间。他们的始祖都自称是源于洪水期与治水事业有关，各有自己的开国史。其中的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与考古资料对应清楚。（C）续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一、二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清朝的开国史继承了鲜卑、契丹等北方草原民族的事业，从古国、方国到帝国，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中华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承德避暑山庄是一处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纪念碑，为长城史划了一个大句号。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1）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典型遗址材料如河北阳原泥河湾东谷坨遗址、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直至泥河湾虎头梁（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2）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源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3）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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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的洪水
刘方复
第42～44页
本文根据近年来科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近两万年来中国东部海面起伏变化进行的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史前时期洪水发生和变化的基本情况，并初步论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化的影响。综合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海洋地质学、物候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把中国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洪水情况分为五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处在玉木冰期严寒笼罩下的干燥期，气候寒冷而干燥。在晚更新世玉木冰期终结至全新世冰后期到来之际为洪水期，距今12000年左右，海平面急剧上升，引起大规模海浸。这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经历的第一次大洪水，使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后，经历了一个波动期，海面先是短暂停滞甚至略有下降，然后又迅速上升，大致各延续了不到500年。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第二次大洪水。其后一直到距今5000年，海面持续上升，海浸达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最大范围，气候和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此时，浙江境内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许多均临近大海。距今5000年以后进入平稳期，气温波动下降，海平面也呈现出稳定中出现缓降的趋势。其间虽然有几次较小的波动和高海面存在，但幅度都不大，在陆地上引发的洪水也较小。可以说，自距今5000年以后，海平面再没有发生过大的起伏。如果将中国史前洪水的大体轮廓与考古资料相对应，会发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势必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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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姚义斌
第11～14、111页
本文结合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来探讨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关于洪水的传说，中外古籍中都有记载。作者认为，由于温度和降水条件的影响，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人类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过洪水泛滥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由酋邦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历史转型时期。这场洪水给各部族人民带来的不仅是灾难，它同时促进了各部族集团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文明的进步、权力的集中、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神化”时代进入“人化”时代。大禹治水过程中，使中原地区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华夏集团权力模式得到加强，并直接影响着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模式。黄河中游地区从此一支独秀，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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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之夏话共工——“共工振滔洪水”与红山文化的衰落
何　驽
第3版
本文考证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共工氏即为红山文化的先民。文中认为“共工振滔洪水”（《淮南子·本经训》），实际是红山文化共工氏毁林开荒所导致的洪水，给下游或中原带来直接的深重灾难，而当地耕地的退化则很可能是导致红山文化自毁的原因之一。此外，猪是红山文化主要的家畜。红山文化是后来东胡族系的祖先，东胡人属通古斯语系，西方民族视之为“养猪人”。过度的放猪，不仅对草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由于猪拱土破坏地表上层后下层砂土翻上，为土地的沙化推波助澜。红山文化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原本宜牧不宜农，只是在距今5000-6000年间，全球在最后一次冰期后的转暖达到最高峰时，随气候带北移，农业社会的人们进入此地开发农业，并迅速繁荣，进入复杂社会。但是毁林开荒和放养猪的谋生手段，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结构，最后不仅贻害“天下”，也葬送了自己。在此后一千年间，所谓的“后红山文化”明显由农耕改为游牧狩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得以自我修复做出巨大贡献，直至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再次于此地崛起。然而，人们并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后来四千年间农牧带在这一地区的拉锯战，最终将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摧残得永难恢复，于是在上个世纪，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一个四万多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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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
韩嘉谷
第57～67页
该文分析了距今8000年以来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的轨迹，并结合地质资料的研究认为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平原两侧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到距今6000年前联系一度中断，距今5000年后又逐渐复苏。从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表现特点来看，应和传说中的洪水有关。

任南

以下是引用西域的鹰在2007-12-29 20:21:02的发言：
http://tv.sohu.com/20071225/n254288548.shtml地外文明有关

凌家滩文明(上)

http://v.youku.com/v_show/id_cd00XMTE5MzIwNjA=.html

凌家滩文明（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MzI0NzY=.html

红灵玉

红山文化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原本宜牧不宜农，只是在距今5000-6000年间，全球在最后一次冰期后的转暖达到最高峰时，随气候带北移，农业社会的人们进入此地开发农业，并迅速繁荣，进入复杂社会。但是毁林开荒和放养猪的谋生手段，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结构，最后不仅贻害“天下”，也葬送了自己。在此后一千年间，所谓的“后红山文化”明显由农耕改为游牧狩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得以自我修复做出巨大贡献，直至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再次于此地崛起。然而，人们并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后来四千年间农牧带在这一地区的拉锯战，最终将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摧残得永难恢复，于是在上个世纪，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一个四万多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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