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第一期

世之大隐

目    录

发刊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章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组成人员

希望和感谢   李学勤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几点意见   刘庆柱

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   王  巍

我很赞成文明探源的研究工作  石兴邦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  佟柱臣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李健民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仰韶时代的蓄水设施   
铸鼎原联合考古队

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内蒙古敖汉旗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心性祭祀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  敖汉旗博物馆

2000年偃师商城遗址考古新收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

周原发现西周建筑基址群   
周原考古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

于   沛  王   巍  王宇信  王震中
刘庆柱  辛德勇  宋镇豪  李伯谦
李学勤  陈祖武  陈星灿  袁   靖　
殷玮璋

主    编     王    巍

特邀编辑   朱乃诚　张   静


转引自：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7 10:49:49编辑过]

世之大隐

发　刊　辞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文明之一，是世界东方文明的摇篮，又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的基本模式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特点与长盛不衰的原因，都是迫切需要阐释的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大研究课题。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涉及到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地理与自然环境、民族与语言、古代科学技术与工艺成就等各个方面。她虽然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也极需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其他诸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参与，更需要现代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生物化学、地学、天文学、数学及电子计算机科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协同合作，进行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为了集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研究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背景和机制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的相关研究部门基础之上，于2000年8月29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并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收集并及时向学术界传输古代文明研究的动态和信息，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载各学科的与古代文明研究有关的论文和简讯，力图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通讯》的创刊，只是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需要阳光雨露的滋润与精心培育。诚望各方面专家、学者、同行的大力扶持，提供信息，惠赐佳作，并严加匡正，以使她茁壮成长。

  　　　　　　　　　　　　　　　　　　　　　　　　　　　
              2001年 1月1日

世之大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是在世纪之交诞生的。

  　　作为我国"九五"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5年间多单位、多学科200余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已于2000年9月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并在10月公布了阶段性成果。这为在新世纪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开拓了一条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途径。

  　　马克思曾说，他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分为自然史与人类史。我们的宇宙从无生命发展到有生命，再发展出人类，人类又由野蛮进化为文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历史上极重要的关捩，考察如今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中国有着悠久绵远的文明史，中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侨华裔，每每引此以为自豪。然而我们的古代文明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域，在怎样的环境中，通过怎样的历程而兴起的；我们的文明如何体现普遍的历史规律，又创造出自己的特点，从而影响传流于中国的整个历史，这样的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其学术价值，也会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由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共同筹备并有院内外许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我们的希望，是在新世纪里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探索，向兄弟单位学习，与有关方面配合，做出我们所能做到的贡献。

  　　在这里，我谨代表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对领导的关怀和各方面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世之大隐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问题，是考古研究所一个重大课题。在新的世纪，如何将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认真思考。“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我所谈的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即“国家”或“文明社会”的出现。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宫庙的主体建筑一般是建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一般居址”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国家的象征。“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都证实，这种国家象征的“城”，当时可能同时存在多座，分布在多处，形成“万国”、“万邦”林立局面。这个时期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是前后衔接的。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王国”历史之前，有着丰富的“传说历史”，这些“传说”被后代所记载。上述代代口传的历史，也应该属于历史。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夏之前为“龙山时代”，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发达的“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和分布范围恰恰与“传说历史”中的“五帝”的时代和历史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史学名著《史记》的开篇，正如《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本纪》构成我们研究夏商王朝历史的基本时空框架一样，《史记·五帝本纪》很可能成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社会时空框架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近年来晋南、豫西、鲁西南和豫东北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代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为我们的上述推断提供了有力佐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给“传说历史”以足够重视。

  　　考古学研究有着自己学科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我们不能要求考古学文化必须与“传说历史”或“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号入座”。但是考古学研究成果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尤其对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来说，重建这一时期历史是考古学的任务。但这种重建的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往往不是传说中的“个人”历史。在“时空”和历史学内涵上考古学往往又给这种“传说历史”以生动、具体、科学地再现。

世之大隐

中国文明起源是个重要学术课题，它可以昂扬中华民族的意气，懿欤伟哉！也是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的科研任务，不可忘却。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2000年12月18日记于芳星园之乐缘堂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
    　　⑧佟柱臣：《巴与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 1989年。
    　　⑨佟柱臣：《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纪念城子崖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世之大隐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研究中心集中了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展开多学科、全方位的协作攻关，以解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背景机制和发展过程问题为己任，进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1），这标志着中国文明探源的工作正式与国际接轨，将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置于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体系之中。为了表示对研究中心成立的祝贺，本文想从世界文明探源的发展现状，来谈谈我们努力的方向。

  　　一、研究目标
  　　最近，我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并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2）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来看，其研究目标主要是解决时代问题，尚未涉及社会演变机制的问题。
  　　早在1992年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美国研究中心邀请了十位权威学者，对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认为在过去25年里各国学者就探索早期国家的兴衰原因的课题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理论课题提供新的启示。这些课题包括：早期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它们的规模和疆域范围、国家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早期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的重要性（3）。对我国和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目标作一比较，我们发现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比如，尽管夏商周断代采取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视野和目标还是以历史编年学为导向，它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然而，国际上的同类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国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学者们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换言之，当前国际探索的焦点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

  　　中西方学术界文明探源之间的差别，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术传统造成的。我国传统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对这项课题的研究影响至深，而且这项探索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主持，使得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的基础。欧美学术界的文明起源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自开始起就着眼于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项制约因素、及其对这一社会演进过程动因的探讨。于是，人口、环境、资源、战争、居址形态、贸易、葬俗、手工业、祭祀等因素，都成为综合分析的对象。

  　　张光直先生曾对中国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的动力的问题？（4）”张先生认为，中国的材料，不管是考古学的还是历史学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材料，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国学者从一般法则上对社会科学作出贡献的最好机会。他提出，我们要打破“国学”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到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去研究。他为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1）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2）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3）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需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的史实中可以得出那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的史实应当包括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他预言，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当是中国的世纪（5）。

  　　二、重视理论研究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

  　　诚如郭沫若所言，“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6）
  ”。中国的学术传统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于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7）。我国学者也常以为，经验的观察是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只要我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经验的积累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的理论。

  　　其实，感官的识别并不表明你已经认出了什么。即使从大量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描述和比较毕竟只涉及事物及其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象，并非事物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这些原因和规律往往不会暴露在我们直觉的视线里，需要学者们设计各种理论和方法予以解读。所以，理论的根本作用是意在解决文明起源背后“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文明起源的断代工作看作是确定一个新生儿的生日，那么文明起源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新生儿是如何孕育以及怎样诞生的。

  　　中国文明的探源工作应当从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检验各种社会演变理论，并从中国的案例中发现复杂社会演进在形态上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探究中国的案例能否对社会演变的通则性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中国也应当为目前国际上讨论热烈的文明起源的动力问题提供独特的证据和启示，比如，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机制起主导作用？如果能够证实国际上流行的再分配机制的发展也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那么中国文明探源的实例研究对社会科学通则的完善无疑意义重大。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对理论有以下一番说明，考古学单凭常识性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和现象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的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停留在“古物学”的时代，根据其本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8）。

  　　再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从物质现象和文献记载来判断早期国家的形态至关重要。对于理论在国家探源上的意义，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9）。我国学者在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探讨二里头遗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时，一直处于缺乏共识的纷争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理论探讨。中国的典籍中虽然有“国家”和“朝代”的称谓与叙述，但是这种称谓与叙述毕竟和现代政治人类学对早期国家所下的科学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一种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考古现象的观察来判断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方法论，是理论探讨的关键所在。

  　　三、视野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虽然人类社会的形态纷繁复杂，但是塞维斯的划分并被认为是对社会不同阶段的准确概括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由于人类学理论是抽象的规律概括，而历史学和考古学处理的是直观的事实，于是强调客观性的我国历史学家便会难以分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识地偏向于相信直观的客观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比如，我国学者对西方引入的“酋邦”概念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举足轻重，但有人则认为它没有普遍意义。其实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因此，世界乃至中国各地的酋邦也完全可以拥有迥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态。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区别，从直观的现象来从事抽象的规律认识是科学探索的精髓所在。文明起源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常被称为社会复杂化过程，而从考古学上来分辨文明和国家起源有赖于多元文化变量的综合分析，其中有些变量较难从考古记录上予以观察，所以，这些文化变量和证据的获取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从考古学来分辨复杂社会的演进，西方目前已发展出一套从聚落形态来判断社会和政体发展层次，以及观察史前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这一方法的精髓，就是从人类居址逐级向心聚合的过程和布局及规模的变迁、以及社会内部资源和能量分配上的差异来分析社会结构的等级化。其分析的变量中还包括人口规模、信息传递方式、贸易、手工业、获取战略资源的不同途径、社会结构、战争、等级、管理阶层的性质等。

  　　自给自足的农业聚落和标志文明诞生的城市是差异很大的社会文化单位，因此在考古研究上应当区别对待。对于一个城市的判定不单单在于它的规模大小和是否存在城墙，而是取决于它与周边社群的依存关系，因此复杂社会的研究更侧重于一片区域中大型聚居中心和周边聚落群的整体研究，而不只是一个城址的孤立研究。研究一个区域文明和国家起源，聚落形态结构与规模的演变结合整个社群在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形态、贸易、战争的综合分析，可以对文明和国家的孕育和发展提供非常关键的信息。

  　　有一种理论认为，早期国家的复杂社会至少以三个层次的聚落形态为特点，标志不同级别的管辖机制`，这就是村、镇和城市。不同层次的社群在整个复杂社会中发挥不同的功能，维系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和生存。于是，不同地位和不同等级的社群往往因为在控制战略资源和财富分配中作用的不同而会在考古记录中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比如，祭祀建筑的大小可以标示社群的规模和级别，而贵族的居所也可能和平民有所不同。酋邦和早期国家墓葬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复杂社会常有大型的墓地，对人骨的研究可以提供食谱、疾病、年龄比例、性别以及民族种群的珍贵信息，而从葬俗和随葬品上则可以清楚分辨社会成员的地位和等级（10）。

  　　四、小 结
  　　中国文明探源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的殷墟发掘，建国后夏代的研究成为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焦点。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大量出土材料表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犹如“满天星斗”。这些湮没的史前文明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是相当部分是在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独立形成的，并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够向更高级的复杂社会演进。因此，在探讨文明起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探索文明消亡的原因。像良渚和三星堆等一批史前璀璨文明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案例来进行文明起源和发展不同轨迹的比较研究。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中华大地上文明兴衰的不同机制，21世纪是社会科学的中国世纪将成为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成立为多学科的联合攻关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我们热烈期望在国内外专家的同心协力之下，充分发挥国内专业力量的优势，并努力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一定能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使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为世界社会科学对人类古代社会史研究提供通则性的认识，让中国的学术成就跻身世界学术强国之林。




    注释

    (1)发刊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1期。返回
    (2)李卫，解冰，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重大，《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12日。返回
    (3)Marcus, J and Feinman, GM, Introduction. In: Archaic States, eds.
    Feinman, GM and Marcus, J.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3-13, 1994.返回
    (4)张光直，序。《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陈星灿著。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返回
    (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返回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返回
    (7)张光直，序言。《时间与传统》。布鲁斯·炊格尔（特里格）著。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返回
    (8)Johnson, M.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返回
    (9)Flannery, KV. The ground plans of archaic states. In: GM. Feinman and J.
    Marcus eds. Archaic States.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0..返回
    (10)Redman, CL.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From Early Farmers to Urban
    Societ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8.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