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10:[探索发现]发现黄帝城－－－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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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期在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的基础之上，在酋邦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王权逐步出现（可以组织调动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大型土木工程）的基础上，在战争和洪水的逼迫之下，在夯筑技术发展的条件之下，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有了新的发展与分化，突出表现为新的聚落形态——城（国）的出现以及都邑的分化，开始出现不平等的城乡分化。据《五帝本纪》，黄帝已“邑于涿鹿之阿”。从考古发现来看，1992年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夯筑城址，距今5300年～4800年前，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城址（注：杨肇清：《试论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古城址的性质》，《华夏考古》，1997(1)。），其性质可能以军事防御为主，是从过去的中心聚落发展而来，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是中国古代酋邦（国）开始出现的标志。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夯筑城址已有了较多的发现，说明城市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成为贵族居住活动的政治中心。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淮阳平粮台（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3)。）、郾城郝家台（注：《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3)。）、辉县孟庄（注：袁广阔：《辉县孟庄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12.6。）、山东章丘城子崖（注：《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7.26。）、寿光边线王（注：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7.15。）、邹平丁公（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鲁西南的两组龙山文化城址（注：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代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4)。）等，其时代大致相当于“鲧作城郭”（注：《世本·作篇》。）时期。尤其重要的是，首先，这些城市不仅具有高耸的城墙用来保卫贵族乃至主权，促进王权的发展与巩固；而且在这些城市内部已普遍出现规模较大的夯筑宫殿或宗庙基址。例如登封王城岗城址西城内的中部及西南部发现数块较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下还发现有用人作牺牲的奠基坑。宫殿或宗庙是当时贵族和王居住及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这无疑可以作为酋邦政治乃至王权逐渐发展成熟的象征。其次，在这些城址周围分布着一定数量的较小的聚落。例如在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周围200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同时期的小聚落遗址41处，它们的面积为6～2万平方米，显然比城子崖城址要小得多。（注：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1)。）这不仅说明此时的聚落已分化分层，城子崖城址约当后来的“都”，其周围的小遗址约当于“邑”，即已出现都、邑的分化；而且小聚落一般没有城墙及宗庙宫殿夯土建筑基址，说明此时城与周围小聚落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的平等关系，而是主从关系。即“都”是该酋邦的政治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邑”则是受其统治的部落所在。即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所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到了夏王朝建立之时，登封王城岗城址——“禹都阳城”则已蜕变为夏王的所在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总之，从上述五帝时期城市发展与都邑分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向文明社会发展过渡的历程。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亦应作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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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都、邑的分化同步，在部落内部，各氏族、各家族之间不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而且社会分层逐步发展。家族成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各家族以及家族内部人们的政治身份地位逐步分化。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在政治上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而“王”就是由最显要的贵族家族中产生的。通过尧舜禹时期禅让与传子的反复斗争，最后“禹传启，家天下”，最终确立了传子制，确立了社会分层，建立了夏王朝，中国古代从此进入文明社会。从考古发现来看，属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1978年至1982年在其墓地发掘了700余座墓葬（注：《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6)。），主要分为两大片，即可分为两个氏族墓地，每个氏族墓地内部又可分为若干个家族墓地。墓葬有大、中、小三种，其中87.3%为小墓，随葬品很少或没有，中型墓占14.4%，大型墓占1.3%。其中五座大墓前后连在一起，间距仅1米左右，显然属于一个家族。在大墓的众多随葬品中，主要是用以表示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彩绘龙盘、鼍鼓、特磬和石钺等，用来代表墓主人掌握了行政、军事与祭祀大权，说明墓主人是酋邦首领乃至“王”者的高级贵族。这些情况已与此前大汶口文化随葬多件陶器与猪头的富有者的墓葬有了较大的区别。陶寺大墓随葬表示“王”权的鼍鼓、特磬这一点已被以后文明时代所继承。夏代王陵迄今尚未发现，而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发掘的晚商王陵M1217也随葬了鼍鼓、特磬，作为商王的身份与权威的象征（注：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6本《1217号大墓》，台北，1968。），就是证明。陶寺大墓还说明当时是用主要的随葬器物来表示墓主人的身份，说明这些器物已开始具有后世夏商周时期礼器的性质，这也说明此时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礼制已经开始萌芽。还有，陶寺墓地反映的当时社会分层的特点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这说明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宗法制就是在五帝时期奠基的。此外，在山东临朐朱封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大墓（注：《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山东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7)。），其规模之大也是空前的。

与社会分层同时，初期的家内奴隶也已产生。例如江苏新沂花厅村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基地，其中8座墓葬共有殉人18人，男女青年及小孩皆有，各墓殉葬1～5人不等。（注：《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2)。）这些殉葬人既可能是战俘，更可能是家内奴隶。再有，上述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宫殿宗庙夯土台基下面奠基坑中的人牲也有可能属于奴隶。（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总之，五帝时期奴隶的出现与奴隶制的初步发展即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也是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文明因素之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等上已发现了刻画符号（注：《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在西安半坡等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注：王志俊：《关中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3)。）到了五帝时代，例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距今4500年前的陶器上的刻画图形符号{图}等（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又如在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陶器上还发现一件器物上刻画多个符号的现象。（注：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10)。）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已是文字（注：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李学勤：《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吴学研究专辑。），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尚不是文字。（注：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6)。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4)。）但是这些发现无疑说明此时符号有了快速的发展，正在向文字过渡。到了五帝时代末期，如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刻画多字陶片的发现（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4)。），说明文字即将形成。而到了夏王朝建立以后，例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画的“共”字，说明中国古代文字终于诞生。（注：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11)。）从文献记载来看，《吕氏春秋·君守》：“苍颉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苍颉是黄帝之史。（注：《说文解字·十五上》：“黄帝之史仓颉。”）又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苍颉独传者，壹也。”结合考古发现，说明五帝时代确是中国古代从符号向文字发展的过渡时期，到了夏代，文字终于诞生。因此，文字的诞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与根本特点。文字是由专门的知识分子将符号整理、划一而创制的。文字的诞生说明专门的知识阶层已经出现，脑力劳动已与体力劳动分离，而这正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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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至夏王朝建立，国家正式出现，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形成。五帝时代的特点是过渡时期，新旧因素交替，新的理性的文明因素急剧增长，最后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由量变而质变，最终步入文明社会。并且由于五帝时代已有口述史料，尔后经后人记录整理而成为文字史料。因此，我们认为应将五帝时代归入中国历史的成文历史时期，而不应归入史前史，五帝时代应当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其第一章应命名为五帝时代。
由于五帝时代活动的地域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在这里生活着许多人群。黄帝时期包括着黄帝、炎帝和蚩尤，尧舜禹时期包括着夏人、商人、周人、三苗乃至古越人等，他们互相征伐，又团结治水，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同时，到了五帝时代晚期、即将进入文明时代的前夕，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劣、地理位置的居中或偏远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夏人，在自身奋斗的历程中，又吸收了周围各人群优秀的文化成就，最先步入文明，建立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并出现了全国性的中心。 五帝时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初期的平等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更大地域的、更大范围的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的大联盟，其性质相当于现代学者多称的酋邦，最后由酋邦发展为夏王朝国家。
五帝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在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众多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因而它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关键，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五帝时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的，一切外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是有连续性的，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可以追溯出众多的支流，但是最终汇合成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发达的礼制，完备的典章，不断进取的精神，成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渊源。这种凝聚力世代向前发展，一直到今天。其表现之一就是民族认同感，全体中国人民都自认为是炎黄子孙，保证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另一方面的表现则是大一统思想，推崇统一，强调团结，反对分裂。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重人事的礼乐文明，而不是重宗教的巫术文明，巫术未能占据主导支配地位，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以后从未中断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五帝时代的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就是源于禅让的大同理想，强调和谐相处，厚德载物，自尊自信，自强不息。不断地激励后世炎黄子孙为争取历史进步、社会光明而努力奋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女加原
＠②原字礻加湮去氵
＠③原字规下加鬲
＠④原字禾下加皿
＠⑤原字日加汤右
（上文仅供参考，非定论，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视角，肯定了民间传说、史书记载和专家田野考证三条线索对史前文明研究均具积极意义之思路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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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其人

曲  辰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谈论，蚩尤亦被炒了起来，且有些人以为“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蚩尤并非苗族的先祖，本文就此，依据历史事实略作一谈。

一、蚩尤属塞外“马背之族”

蚩尤，并非其原名，其原名极有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记载得就是“之尤”，而非“蚩尤”。其文曰：“（黄帝）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之尤，因而擒之。”“蚩尤”疑为后世依“之尤”之音而故意记成。因为“蚩”字的字义为“愚蠢”、“丑陋”、“害人虫”，书“之尤”为“蚩尤”，具有明显的贬义。
蚩尤的原居地是为草原，也就是现在的塞北。其历史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蚩尤出生地在塞外草原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记载亦是如此。羊水，就是历史上的“羊门水”、亦书作“阳门水”。“羊水”是“羊门水”的一种简称，它是今桑干河支流“洋河”的源流。出于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记：“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水经注· 水》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洋河水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等汇合而成。小河流何以言“洋”？今“洋河”实为以“羊”加三滴水而作的讹书，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治学严谨的陈平先生，谈到蚩尤的出生地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涿鹿东北的桑干河支流‘洋河’。”①此说确当。

二）、蚩尤为黄、炎重臣时曾长期驻兵赤城

蚩尤在臣服于黄、炎二帝以后，未被派往“少昊”九黎居住地之前，受黄、炎二帝之命屯军于涿鹿东北之赤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古《赤城县志》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较之以上诸籍记载更为详确，言古代的赤城、龙门、古为缙云地，是蚩尤为黄、炎之臣时所居之地。这些记载，又与其他古籍之载可以互证于古今。如《管子·五行》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虽然，管仲此说未必十分准确，极有可能是将风后之事当成了蚩尤所为，但蚩尤臣服于有熊国之黄、炎后，被委为重臣没有错的。其在《地数》篇又言：“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管仲之说十分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这一记载符合找矿规律；从史事记载的角度说，它可与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以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可以互为补充与印证；从地名学研究的观点而言，与古今地名、方位、历史遗址、战略要地、交通、物产诸多方面都一致的这种记载，是不多的。“葛芦山”属燕山山脉，横亘于今宣化、赤城、龙关一线，葛芦山南有一关隘，名葛峪口，亦为内地通往塞北的一条军事要道，自古建有堡寨，称葛峪堡，驻军以守。《读史方舆纪要》曰：“葛峪堡……四山壁立，路径崎岖，中路参将驻此分边：东起赤城，西尽张家口，沿长（城）一百三十一里，辖龙门卫一，堡十，盖镇城（指明朝宣府镇城，今名宣化）北面之藩篱也。葛峪堡所辖墩台，以预筑镇边诸处为最冲。”

葛芦之山，确有铜、金、铁、铅、锌等矿物蕴藏，今宣化钢铁公司就是采此山之矿藏以冶，宣化、赤城各金矿亦在开采。此山因有大量露头矿存在，故为赤色，赤城之名因此而得，黄帝立国后以云名而命官，故以炎帝封地授名“缙云”，炎帝亦以此为氏，也见于诸多史载。

三）、蚩尤是黄、炎之臣

《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此缺字可补为“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此“四”为“西”字之误书）方。司□□（此所缺二字可补为“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此段记载，出于祭祖献新麦之典时的周成王之口，其文虽有缺字、主语之省、事件之省，但若与《山海经》、《归藏》、《尚书》、《新书》之载结合起来研究，事情是非常准确而明白的。其文义是说，过去，在天下建立国家制度之始，产生了黄、炎二后，就设立典章制度。黄帝请炎帝分正、副二卿以治地方，炎帝就命蚩尤到少昊地方司治，以临近于西方的中央之治，以完成宾天的少典未完成的天下有序之庆。后来，蚩尤就逼迫九黎人随其作乱，“登九淖，伐空桑”将战败北逃的炎帝追赶回涿鹿，厮杀于涿水河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成王引古史事是要说明典章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非史家述史。因此，他省略了炎帝亲到太昊建邑空桑施治之事，省略了炎帝闻蚩尤在少昊用酷刑逼九黎人背盟作乱，因而率兵北上少昊建邑亦曰“空桑”以监，以及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败北的这一些史事。但是，蚩尤为黄帝、炎帝之臣，则是说得很清楚了，且可与《管子》、《归藏》、《山海经》、《新书》、《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众多史、地书籍记载的史事、地名、遗址遗迹、现在的实地调查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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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蚩尤为塞北人的重要旁证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此载中的“登九淖，以伐空桑”，就是说蚩尤是受炎帝之命，登上了“九淖”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举兵向炎帝驻守的“空桑”进攻的。“九淖”指的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以西的地方。作为古代地理方位之称，多书作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相对应而称的两个地望之称，而非汉代以来某些杂书所言的“帝”称。少昊，本书作“少暤”、“少皞”。“暤”，义谓天空洁白而明亮貌。其称是以有熊国及后来的黄帝时期都城所在之涿鹿为言。日出东方，天空小有明亮，故谓涿鹿之东方达沧海之地为“少暤”，实为今京津及山东北部地方；中国地处北半球，一年四季之中，都是中午日至正南方，为一天之中天空最明亮之时，因而称南方曰“大暤”。古“大”、“太”通用，如指旌旗的“太常”，古籍多书作“大常”。有熊部落方国最盛、黄帝一统华夏之前的地域，南达淮河以北，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之际，“大暤”实指相当于今之河南地方。《周书》所载周成王口中之“空桑”，是指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时，为纪念其在 泽落水而死的爱女，依其当时巡视天文观察而在空桑山之山名命称的两处“空桑”邑名中的第二个，其地理位置约为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后世史家为在史事记载中都书作“穷桑”。对炎帝在河南陈留以南的“空桑”邑，仍书作“空桑”。古代的黄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平原后，就分成很多水流，分分合合，乱流到今天的天津一带注入渤海。中国因受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传承术语影响，以“九”言多，故称此处黄河为“九流”。但是，遍查古籍，除了《归藏》之外，从未有称此处为“九淖”的。所以，《归藏》之载，上距黄帝时期最近，是以蚩尤的语言习称为记的。塞北人称流速和缓、面积较大的水域为“淖”。如今在张北、康保、沽源一带的湖泽名，就有：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泥）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尔淖……所以，《归藏》的关于蚩尤“登九淖，以代空桑”之载，也证明了蚩尤为塞外人的客观性。

五）、蚩尤属于“马背之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之语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应为“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绝义为断，辔为驾驭马的缰绳。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从古史、地文献记载，从涿鹿之战的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墓、阪泉、黄帝泉、黄帝城（轩辕之丘）、八卦阵等遗址、遗迹方物出土的长期调查、考证，以及从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各种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证明《广博物志》所载的“黄帝用车战，蚩尤用骑战”是正确的。蚩尤正是战败策马逃走时，到了黄帝所布八卦阵前，由于用力过猛，拽断了马缰绳，致使身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跌落马下被捉、被杀的。因而其墓也就紧挨八卦阵遗址。今村名仍称“八卦”，属怀来县李官营乡。“绝辔之野”，正是由此而将“涿鹿之野”作典故性的一种命称。草原之族自古善骑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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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黎是关内农耕之族

今苗族之根，源于古之“九黎”。九黎人原居地在今天的京、津以南，山东北部靠近渤海一带。“九黎”并非三国时的韦昭望文生义解释的：“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②，也不是所谓“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③，而是居住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农耕之民，在历史记载上，以黄河九流之“九”加种植主体植物之“黎”而为称。黎民之“黎”，原指具有黏性的一种黍类农作物，其黑色者名“黎”，红色者称“秬”，今北方仍有少量种植。农民，头顶烈日，长期在田间劳动，因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时间长，皮肤发黑， 所以古代也就以“黎”组词而称农民，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所以，古史所记载的“九黎”，特以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居住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

有许多历史不可能都详尽地载于史册，因为在造纸、印刷技术未发明和应用之前的历史上，用毛笔书写在经过处理的一根根竹简上，只能极其简略地记载一些历史大事。再加上简牒难以在历史上长久保存，在秦始皇的疯狂焚书之后，考证历史只拘泥文字记载，又不去下功夫仔细辨别真假，知之不确，强以为说，常常会流于一种主观唯心的臆测，古人、今人，都有此误。然而，通过对地名学的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历史的线索：因为，地名之起，并非无故，而地名比人名存之久远，除了像“文革”时期那样对地名的乱改之外，地名一般都保持一种相对的历史不变性，如此，它就含有一定程度、一定方面的历史信息。

今之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在历史上它实际名称为“交黎”，西汉时置“交黎县”④，“交黎”显然就是“九黎”依音而记的一种讹变。因为，古代史籍中，在地名、人名、族名依音而记上，出现种种讹变是经常的事，就说这“交黎”吧，后汉改称曰“昌黎”，但却经历过被书作“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由此而言，“九称”人是原居于靠近渤海湾的农耕之族。

三、迫害九黎人的元凶是蚩尤

现在，有人在互联网、出版物上，谈苗族在历史上如何受迫害，乃至于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而且是对历史有一定误解的说法。首先，我明确承认，苗族在历史上受过一些迫害，但在古代历史上迫害苗族的只有过两个人，一个是夏禹，一个是蚩尤，而且蚩尤是元凶！

居住在渤海湾一带的九黎人，在有熊国发展到黄、炎为军事与行政首领之际，原是一个加入了部落联盟的地区，九黎人原本是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黄帝与炎帝是为了推行以统一典章治理国家的目标，才委派蚩尤到九黎人所居之地做地方官的。但是，自恃英勇善战的蚩尤，则利用了放以外任、大权在握的机会蓄谋叛乱，欲推翻黄、炎之治取而代之。因此，他到了少昊之地，先是假借黄、炎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发动叛乱的战争做物质上的准备。接下来，则是用各种刑罚逼迫九黎人随其叛乱。九黎人是不愿意背盟而叛的，是受不了蚩尤的酷刑，才被其裹胁进战争的灾难之中的。对此，历史将其记载得十分明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此‘皇’为‘黄’之误书）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⑤

此记载中的“上”、“上帝”，实指两人，一是黄帝，一是炎帝，为行文简约，而用了“上”与“上帝”，而非有人望文生义曲解的什么“天神上帝”。后文中单指皇（黄）帝，是因为炎帝在山东被蚩尤一举打败，又被蚩尤率兵追杀至涿鹿，“大慑”而不能战，是黄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擒杀了蚩尤的。所以，行文与先前听到报告的有两个“帝”不同。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涿鹿之战，黄帝杀掉了蚩尤后，并没有对苗（黎）民有过任何报复行为，而是多于安抚。参战的黎民南迁后，黄帝、虞舜都曾简从而南巡，为此，黄帝在衡山失去了正妻嫘祖。虞舜南巡，死在了江南不说，连其南下寻夫的娥皇、女英也丧命于洞庭。特别是虞舜，他是在正式禅帝位与禹之后，于垂暮之年而南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读一读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唐尧、虞舜任命禹治水后，舜将禅帝位与禹，禹就诬告苗民治水不按时完工，要舜授权给他征伐苗民，骨子里则是要以此树己权威。舜对此未许，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⑥ 此后，舜对苗民进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⑦ 为了防止舜死后苗民受害，舜将苗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北迁三危，一部分南迁洞庭。这也就舜为什么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不顾年老体衰而南巡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蚩尤是出生、成长、战斗在塞外马背之族，九黎是居于关内从事农耕之族。蚩尤与九黎本不相干，如何就成了苗族的先祖？蚩尤是黄帝、炎帝之臣，九黎人是黄帝、炎帝治理下之民。黄帝、炎帝为治理国家，派蚩尤到九黎人居住的地方行政，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假借黄帝、炎帝的旗号大刮民脂民膏，又以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由此而造成黎民历史性灾难者，世界上可有这样的先祖？至于因蚩尤曾被派到九黎地方，他又用残酷的刑罚将九黎人送上了战场，应劭由此而言蚩尤为“古天子”⑧，孔安国说是“九黎之君”⑨，罗泌附会为“炎帝之裔”⑩，则都是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经不住推敲、也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说法。

史家绝唱

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兴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热，这是对增进民族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好事。这种“寻根问祖”事实上是分为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完全按姓氏、族谱、出生地，祖籍历史迁移地上溯先祖。这种追溯是依血缘关系上的寻祖；一个是依祖籍在中国，而祭拜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此亦是依历史功绩、历史记载、历史形成为说。而非五十六个民族都要各溯其“祖”为谁氏。因为民族的历史形成演进，不光其历史经历极久，而且其过程分分合合、极其复杂，很难做到，亦无必要。我以毕生对古史的研究，在解释龙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说过：“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蚩尤非苗族先祖。像赵育大先生那样，为了将蚩尤说成“是苗族的先祖”，居然说“历史无是非”，更有“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的批判性发言。这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对此，我们倒要问一问，自有“汉族”之称至今是多少年？有了汉、满、蒙、回、藏这样的民族区分后，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历史长呢？还是汉族人统治中国历史长？自有了“汉族”之称后，到底汉族压迫了哪一个少数民族了呢？没有证据，胡乱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以为是不可以的。

注  释
①  陈平：《古阪泉、涿鹿地望考》，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三期。
②  见《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韦昭语。
③  见1983年版《辞源》。
④  《汉书·地理志》。
⑤  《尚书·吕刑》。
⑥  《韩非子·五蠹》。
⑦  《绎史》引《韩诗外传》。
⑧  《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引。
⑨  《尚书·孔氏传》。
⑩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曲 辰：《黄帝与中华文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赵育大：《黄帝·蚩尤与涿鹿》，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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