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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春梅，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副编审。 [①] 如廖名春先生即认为：“严格地说，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本文写作的目的，只是提醒人们：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备受外国霸权的欺凌和压迫，这种欺凌和压迫最大莫过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打击。在这一问题上，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刊《原道》第四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又见《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等书）。 [②] 最近的一次澄清是在2004年秋季的一次演讲中，李先生说：“大家都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我们今天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见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 [③] 见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 “二次反思”由个别翻案到全盘否定“疑古”的倾向非常明显，如李先生所言：“古书辨伪于古有之，宋代尤为兴盛。到了晚清，结合于疑古思潮，我称之为对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在文化史、学术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层出不穷的简帛书籍（以及其他古代文献原本）的发现，大家由个别古书真伪的重新考订，逐渐走向对辨伪方法本身的再认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今后的学术的发展有深入的影响和促进。”（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3－14页）而一些支持李先生的学者指向更加明确，如郑光先生说：“考古实践愈是发展，愈是证明许多古文献不仅其本身，而且它所载的许多历史材料都是真实的，或可靠程度相当高，这正是疑古派怀疑、否定古史古书之否定。”（见《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⑤] 整部伪书在特定时代以特定方式“孱入”到传流着的古书群体中来，这种现象也不罕见，只是“走出疑古”派一直竭力回避此点，在他们心目中，“年代考”和“真伪考”的不容，根本原因在此。只有回避甚至取消整部“伪作”现象，才能使一些伪书借着“对古书形成和传流过程的新认识”还魂。 [⑥] 如裘锡圭先生在《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曾严肃指出：在古书真伪问题上，“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学者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不够重视”。他说：“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工作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见氏著《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12页）他举《列子》和伪古文《尚书》为例，批评某些学者不加考辨即滥信滥引此类伪书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个别学者运用简帛印证古书时置重要的反证于不顾，只强调于己有利的证据的做法也提出批评。他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同上，第14页）在《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裘先生一方面纠正了顾颉刚对一些古书和古史传说发生时代定位过晚的错误，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顾氏认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帝王世系并非实录，而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各族不断融合、各国不断并合的形势下逐渐形成的”见解（同上，第27页），“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新出竹书《容成氏》，“讲尧之前历史的部分，竹简残损较严重，但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五帝德》所说的那种五帝系统。这也是对顾说有利的”（同上，第30页）。由此可见，裘先生虽然赞成“走出疑古”，但作为一位笃实严谨的学者，他的旨趣和“走出疑古”的主流明显不同。又，郑良树先生“综观目前学术界的流向和趋势”后，也“认为这个‘复古’的趋向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内‘回头走’的方式及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并且强调说：“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如果我们只凭情感，不讲证据、方法及理论，就彻底回头走，试问与当年古史辨彻底往前冲又有什么不同呢？”（见氏著《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页） [⑦] 关于“重写学术史”，在李先生主持下已产生两个文本，一为十卷本《中国学术史》，从先秦到晚清，由李先生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从2001年起开始陆续出版；一为《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乃李先生弟子田旭东博士著，中华书局2003年版。前者是“重写”，后者是“续写”，合到一处，正好把整个中国学术史“重写”了一遍。而后者为“重写”的关键。此书原为田女士的博士学位论文。据《后记》说：论文由选题到主旨、思路均出自其师：“五年前，我跟从李学勤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李先生当时与我谈，希望我的博士论文以学术史为主，重点总结二十世纪古史研究。我明白李先生的用心，因为在好几年前他就在多种场合呼吁：世纪之末，很有必要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进行一番认真总结”；“李学勤先生提纲挈领地要我从‘疑古’与‘新证’这两条线入手，以这两大思潮为主来写，整个提纲都是在李先生的指导下拟定的。按照李先生的要求，我从康有为写起，接着是梁启超、日本疑古学派、中国疑古学派，再到王国维、李济、郭沫若……”。此书把20世纪古史研究高度简化成“疑古”和“新证”两条线，其中“古史重建”一线，以王国维“新证”始，以其师“释古”终，百年史学之正统卓然成立。 [⑧] 如孙华先生便提出质疑：“疑古思潮在建国以后已经结束，现在的主流是证古。因为疑古思潮在前一阶段就已经终止，再谈‘走出疑古’是否简单化了，这样做未必能走到新阶段。”转引自张京华《20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又见张京华《众议疑古思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纪要》所录“孙华先生发言”，载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中国书店、京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42页。 [⑨]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中，郭沫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胡适等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区别，他说：“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目标究极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够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该局限的一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⑩] 引文出自李学勤《〈帝系〉传说与俗文化》，见其《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11] 王国维与“疑古”的确有差别，但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作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断：“以我个人的妄断，王国维先生所以取名叫《古史新证》，也跟《古史辨》有关，你叫《古史辨》，我就叫《新证》，正好是一个补充，不过这是揣测，未必可靠”（《疑古思潮与古史重构》，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第216页）；“1923年《古史辨》第1册出版。……王国维是1925年到清华讲课，他一讲课，这个课就定名为‘古史新证’。今天我愿意牵强附会一下，‘古史新证’这个词就是针对‘古史辨’的。那边叫‘古史辨’，这边叫‘古史新证’”（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这个推断的不可靠已由吴锐先生明确指出来。原因十分简单：《古史辨》第1册是1926年才出版的，此前古史大讨论虽已发生，但并无《古史辨》。说《古史新证》针对《古史辨》书名而起，毫无根据。详情参见《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29－31页。 [12] 这一说法，李先生曾屡屡提及，见《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8、17、8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 “考古”原本是20世纪30年代学者对李济为代表的考古重建派的称呼；世纪之交，新一代考古学家许宏先生明确主张“走出疑古”之后“走进考古”。所谓“考古”，“是指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对古史的全面、科学的考察，而非考古学本身”。许先生特别强调“以考古学为基础”这点，结果被邢文先生笑为“考古学家的本位主义”。见《疑古思潮的回顾与前瞻》第342－346页“许宏先生发言”、第346－348页“邢文先生发言”；许先生的主张又见其所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百年探索》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0年10月26日第2版。按：许、邢分歧很可反映考古学界与“走出疑古”派的分歧。 [14] 不过，李先生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彻底贯彻“不预设”的原则。如关于炎黄二帝的研究，他由“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而肯定“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然后便据各种古书排列黄帝后裔世系及分布范围，并据以说明两个历史问题：“第一，中华文明的起源要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甚至要早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二，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广泛的分布”，而且，还“特别要指出”：“民族的团结统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分裂，但最后终归于统一。这样的民族精神，在史前时期已经露其端倪了。”（《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44－45页）正如吴锐先生所批评的：“问题是史前时期还没有形成‘民族’，又如何‘团结统一’呢？”（《中国思想的起源》第一卷第22页）这显然是“预设”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出现许多备受国内外学术界批评的重大失误，作为工程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李先生的“预设”甚至“确信”恐怕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工程的批评争议有很多材料，可参看《古史考》第九卷《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所载陈淳《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对工程以“预设”甚至“确信夏的存在”为前提，“并坚信不移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的做法及其后果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和批评。 [15] 可参看谢维扬《〈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序》，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序》，《古书成书情况与古史史料学问题》，两文并见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 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语，引自《古史辨》第一册第264页。 [17] 转引自陈星灿、刘莉《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原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9期，2001年6月出版，又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民间论三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18] 有不少人早已在做这样的工作了，如景以恩在《跨越疑古思潮，重建黄帝世系》一文中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不可否认的史实”（见《东南文化》1997年第3期）；韩湖初《中国上古“大统一”应从黄帝时期开始——重新评价疑古派的儒家学者“编造”说》中则说：“根据《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古籍，可以肯定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见《新东方》2001年第5期）按：两文虽无学术价值，但要了解一种思潮风靡之下将发生怎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这不失为一种绝好的材料。 [19] 可喜的是，最讲求实证的考古学界已开始关注理论问题，如徐苹芳、张忠培等先生对“考古学局限性”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人们在有“局限性”的“证据”面前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有非常珍贵的启示。张先生早在1998年就有《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其中专列“考古学的局限性”一节，从考古遗存的性质和特点出发，指出考古材料在解决时、空等问题上的局限性，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没有足够认识提出批评。他说：“组织人力，拿出钱来，制定计划，搞三代纪年，动机无疑很好，热情可嘉，但这是否是科学决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决策的前提就错了，例如他们声称要走出‘疑古’，其实早就走出‘疑古’了。他们说要三年搞出来，依我看，不要说是三年，就是更长一些时间，例如再加二三年，我看也未必搞得出来”；“据说搞三代断代工程得依靠测年科技手段的进步，这谈何容易，不要说五年，就是再长点时间，也不易进步到能搞出真实年代的水平。除此之外，据说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重大科学问题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是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那容得民主集中制！发展科学需要的是自由、民主的环境，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果三代断代能仗民主集中制行得通的话，我想不必等五年，现在也可以搞”（见《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17页）。徐苹芳先生在新近发表的《中国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非常赞同张忠培先生有关“考古学局限性”的分析。他说：“张忠培用‘考古学天生的局限性’来提醒考古学家必须保持理智头脑，不要去作那些违反考古学常规徒劳无益的事情”；譬如“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皇帝在位年限和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年头，根本是两个概念”，“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之一，便是把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合而为一，强行比附，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他认为“这不是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问题，而是对事物的基本概念不清、逻辑推理混乱所致的错误，也是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所致的错误。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已近80年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学科上的‘幼稚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吗？”（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遗产周刊》第116、117期）按：徐先生的批评已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又，陈淳先生对考古学理论的探讨以及从理论角度对中国考古学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批评和反思发人深省，令人钦佩。可参见他的《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及《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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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23: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