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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玉器的发现与发掘 王 方 2001年2月，当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过，一阵机械的轰鸣声使成都市西北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金沙村成为了让人震惊的地方。在这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机械施工开挖下水管道的过程中发现了文物。当时成都文物考古所的全体业务人员正在市外召开考古工作会议，听到这个消息后，所领导立即安排考古人员赶回了成都。当考古人员到达现场时，只看到玉璧、玉璋、石跪坐人像、石璧以及大量的青铜器等散落一地，还发现了大量被挖碎的象牙。从捡拾到的器物碎片看，石跪坐人的形制与1989年成都方池街商周遗址中所出的石跪坐人像相同，玉璋、玉璧、石璧等造型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器物非常相似，这些物品是一般人的墓葬绝不可能出土的，我们立即认识到这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于是迅速对现场进行了隔离，开始清理机械施工中挖出的散土，并开始对这片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初期的发掘工作是让人极度振奋的，仅是从机械开挖的散土中就翻捡、拼接出可辨识的器物1400多件，种类计有金、铜、玉、石、陶器、象牙、骨器等，其中玉器的数量就达到了500多件。紧接着在这片区域的发掘中又发现了许多特殊的现象与遗存，发现了大片的石器堆积区，大量的金、玉、铜器堆积，大片的野猪獠牙和鹿角堆积区，还有一些卜甲堆积，这些现象极为特殊。根据掌握的这些现象，在金沙村周围开始了更大规模地调查与发掘。 一、遗址简述 经过五年的调查与发掘，目前大致确认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范围北达羊西线，东临同和路和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清江中路和西路。遗址分布范围内地势平坦，地形起伏较小。遗址内西北高，东南低，相对高差不到5米，海拔高度为504--508米。摸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部，把金沙遗址分为南北两半。摸底河流出金沙遗址后，向东南流经成都市区西部，在青羊宫附近汇入清水河。遗址的东南面有由十二桥、抚琴小区、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组成的绵延十余公里的十二桥商周文化遗址群，东北相距约8公里为1954年发掘的羊子山土台遗址，往北约38公里是著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 其实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和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当时在这些地点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表现为陶器群以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发现的遗址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 2001年2月初，金沙村“梅苑”工地发现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后，我们便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属于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因此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自2001年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在遗址范围内的“兰苑”、“梅苑”、“金沙园”、“燕莎庭院”、“将王府邸”、“芙蓉苑”、“博雅庭韵”、“春雨花间”、“金煜”、“罡正”、“雍锦湾”等70多个地点（均为商住小区的命名）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近170000平方米，初步了解了遗址的分布情况及性质。（图一， 2004年前金沙遗址各发掘地点分布图） 目前已确认的遗址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要分布于青羊区金沙村、龙咀村和金牛区的黄忠村、红色村、郎家村等。遗址内已发现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住址、墓地等。 大型建筑基址区主要发现于黄忠村的“三和花园”地点内（图二，“三和花园”发掘全景图）。发现的大型房屋建筑共有 5座，长度在20米以上，其中六号建筑，宽近8米，揭露长度在54.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房屋的修建相当考究，墙体是挖基槽埋柱子的木骨泥墙式结构，5座房址的布局很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这种成组的大型建筑可能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其居民当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 宗教祭祀活动场所主要发现于金沙村“梅苑” 地点东北部。该区域与黄忠村“三和花园”的大型建筑基址隔摸底河遥相对应，距离约800米。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有地面掩埋和土坑掩埋两种形式。从已发现的60多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来看，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所使用的祭祀用品有较大的差别。 一般居址区分布较广。居址区内通常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房址的方向基本上都为西北——东南向，构筑方式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重建的次数较多。这类建筑目前发现在“兰苑”、“芙蓉苑”、“金煜”、“兰光”等地点。在居址区房屋的周围还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及石器，个别灰坑内有极少量玉器。有些灰坑非常规则，并成排分布，内置有一些体形较大的陶器。还有的坑中埋藏大量完整陶器。有的坑中还夹杂有大量的草木灰。陶窑均为小型的馒头窑，结构很简单，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窑室为前低后高的斜坡状，很像撮箕的形状。（图三，“阳光二期”地点发掘的陶窑照片）从陶窑的大小分析，这些窑烧制的陶器不可能太大。但是在一些灰坑中又发现了个体巨大的陶器，说明仍有大型的陶窑存在。（图四，“兰苑”H272修复的大陶瓮）从窑壁的烧结程度看，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陶窑使用时间都不长，有的可能烧一次就废弃了。陶窑的分布也极不均衡，有的零星分布在居住区周围，有的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居住区的附近。 金沙遗址内目前已发掘了1200余座墓葬。这些墓葬有的散落在居址区附近，但更多的是埋葬于集中的墓地。在金沙遗址内，已发现了几处大型墓地，以金沙村的“燕沙庭院”墓地和黄忠村的“千和馨城”墓地的墓葬最为集中。（图五，“千和馨城”墓地场景）。墓地中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是有一定规划的。这些墓葬都为土坑墓，墓坑盛行西北东南向，头朝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多双手抱于胸前，也有少量俯身葬和曲肢葬。墓葬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以二次葬为主。约半数的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数量也不多，一般随葬陶器和石器，极个别的墓葬也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玉器等。从墓葬情况看当时的社会有明显的分层与等级划分。 金沙遗址目前出土的器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近5000件，还有大量象牙、野猪獠牙、鹿角以及数以万件的陶器。除陶器与少量石器外，其他高品级类器物主要集中出土于“梅苑”地点东北部区域内。 从目前金沙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在遗址的局部区域，如“金沙园”、“将王府邸”、“三和花园”等地点的下层发现有宝墩文化遗存。“燕沙庭院”、“黄河”地点的上层发现有少量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内其他地点主要是以陶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瓮、高柄杯形器、喇叭口罐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其陶器群为十二桥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主体文化当属古蜀文化的十二桥文化阶段，此阶级初期还残存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陶器，如小平底罐、陶盉、瓶、高柄豆等。金沙遗址的文化堆积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以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遗存最丰富。 根据目前阶段性发掘的资料，我们初步认为金沙遗址内是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金沙遗址内现已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多处重要遗存，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十二桥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它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聚落，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从金沙遗址祭祀区域出土的大量祭祀用器分析，其内容和面貌与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祭祀用器有较多的相似性，金沙遗址仍继承了大量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宗教信仰与祭祀传统，如对太阳的崇拜、鸟的崇拜、还有鱼的崇拜等，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传承关系，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新的中心城市——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一个都邑所在。 二、各发掘地点出土玉器情况 金沙遗址内目前出土玉器2000多件。其宏大的数量、丰富的种类，艳丽的色泽、精工的制作等特征，在金沙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这些玉器富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强烈的地域特征，是研究中国古代玉文化分布与发展，尤其是古蜀玉器发展演变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虽然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但现阶段及时梳理已出土的玉器资料仍显得非常迫切与重要。 过去五年来， 我们已在金沙遗址范围内70余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近17000平方米。目前仅在金沙遗址十余处地点内发现有玉器出土。 以2001年初发现的“梅苑”地点东北部出土玉器最多。 1、“梅苑” 地点东北部 2001年至2002年进行的一期考古发掘（图六），共布5米×5米的探方145个，发掘面积3625平方米。2001年初机械开挖的三条沟主要位于这期发掘探方ⅠT8203、ⅠT8204、ⅠT8103、ⅠT8104、ⅠT8303、ⅠT8304、ⅠT8105内，面积约200平方米的范围。此地点一期发掘因为遗址保护等原因陆续停止，所有探方均未发掘至生土。从2001年初机械施工开挖的下水沟中翻查清理出558件玉器，由于施工破坏，这批玉器已失去原有的层位关系与共存关系。在2001年、2002年的小范围考古发掘中出土了玉器1460件，发掘出土的玉器主要发现于地面掩埋和坑状掩埋两类遗迹现象中。两批玉器数量的总计2018件。器形主要有璧形器、琮、璋、戈、钺、圭、刀、矛、剑、斧、锛、凿、凹刃凿形器、梯形刻槽器、饰件、箍形器、镯、环、珠、管、椭圆形器、片状形器、瓶形器、人面、海贝、球体形器、圆角镂空饰件、美石、磨石等，类型丰富，数量巨大。 从机械挖掘沟（以下简称机挖沟）的剖面分析，该区域内文化堆积厚度近5米，文化层至少可分为16层。目前大部分探方仅发掘至第8文化层，发掘深度约1.2米，个别探方发掘到12层。地层堆积及包含物情况主要为： 1~4层为汉以后堆积；第5层出土有喇叭口平底罐、直口尖底盏等器物，与成都市新一村遗址第8层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时代约当春秋前期，该文化层在“梅苑”区域仅有局部分布，该层下遗迹单位开始有少量玉器出土；第6层出土遗物较少，以敞口平底罐、尖底杯为主，和十二桥二期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其时代当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该层下叠压的遗迹单位出土玉器数量开始增多。第7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泥质陶，器类有敛口尖底杯、敛口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等，这类器物与十二桥文化一期晚段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其时代当在西周早期。该层下的遗迹单位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金器、铜器、石器和象牙器。已发掘的第8层至第12层出土的陶器极少，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尖底杯数量较少，与十二桥文化一期的器物组合及器物特征相似，时代约当商代晚期。8~12层下叠压的遗迹单位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金器、铜器、石器。尚未发掘的地层及其下的遗迹从机挖的剖面分析，器物仍以玉器、铜器、象牙为主，时代当略早于第12文化层，但早不过商代晚期。 2005年为配合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建设又在此地点扩方进行了二期发掘（图七，“梅苑”地点二期发掘局部场景），此次发掘进一步加强了“梅苑”地点东北部可能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古蜀国的一处专用滨河祭祀场所的认识，并确定了祭祀活动场所的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布。目前在这一区域已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重要遗存，时间跨度长，遗迹现象复杂，遗物种类丰富。根据这些遗迹现象分析，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所使用的祭祀用品有较大的差别。第一阶段的祭祀用品以象牙、石器为主，此外还有一些漆器、陶器和极少量的玉器，时代约当殷墟二、三期；第二阶段大量使用玉器、铜器、金器作为祭品，第一阶段使用的象牙仍大量使用，但石器和漆木器则很少使用，时代约当殷墟三、四期之际至西周中期，这一阶段按祭品的不同，又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作为祭品，还流行用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前一阶段大量使用的玉器、铜器、金器象牙的数量骤减，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在众多遗迹现象中与出土玉器相关的祭祀遗迹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1）、以玉器、铜器为主、以玉器、石器为主或玉器与金器伴出的堆积。这类现象较多，从第7层下至第12层下都有发现，主要出现于祭祀活动的第二阶段内，多为地面掩埋的形式。。如4号遗迹位于T8206探方的西北部（图八），叠压于第7层下。平面形态近方形，堆积范围长1.14、宽1.2、厚0.15米，面积约1.37平方米。遗物以玉器、铜器为主。共出土玉器12件，石器2件，铜器2件。玉器种类有戈、凿、璧形器、矛、璋等。6号遗迹（图九），位于T8104内，延伸至T8004、T8005探方东北部，叠压于7层下。堆积范围长8.4、宽2.5~3.9、厚0.1~0.15米，面积约26.8平方米。共出土玉器156件、金器16件、铜器108件、石器52件、骨器7件、陶器2件,还发现红烧土一块。玉器种类计有璧形器、凿、璋、镯、环、琮、凹刃凿形器、戈、斧、矛、串珠、磨石、片、残件等。14号遗迹（图十），位于T8205北隔梁，延伸至T8206的南部，叠压于第9层下，遗迹分布于长2、宽1、厚0.55米的范围内。出土玉器330件，金器43件，铜器4件，石器4件，骨器3件。玉器品种主要有小型牙璋、串珠、镯、牙璧、凿、贝、片、璧形器、美石等。 2）、以象牙、玉器为主的堆积，仍出现于祭祀活动的第二阶段。如一号坑（图十一），边长1.6、残宽0.6，清理厚度0.8米，为以象牙为主的堆积坑。由于机械施工破坏，仅存坑的一角，原坑形制不明。坑上层全部堆积象牙，从断面看多达8层，象牙长1.2~1.6米, 直径0.07~0.14米，放置极有规律。坑下层为玉器、铜器等物，由于未发掘至底部，玉器、铜器数量不明。 10号遗迹（图十二）为地面掩埋形式。长1.9米，宽1.8米，厚0.46米，面积3.4平方米。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7根象牙，下层为16件玉器，其中一件玉璋上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图十三），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金沙遗址数量众多的象牙在祭祀活动的重要作用和使用方法都极为重要。这种埋藏方式与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最上层置放象牙的方式也有极其相似之处。 3）、以野猪獠牙、鹿角为主，伴随玉器、美石的堆积（图十四），出现于祭祀活动的第三阶段。如2号遗迹，位于T7610、T7611、T7710、T7809、T7810、T7811、T7909、T7910、T7911之间。东西长28米，南北宽18米，面积近500平方米。主要以野猪獠牙、鹿角为主，还有少量象牙、玉器、美石、陶器等。其中有玉器43件，铜器7件。玉器种类有璧形器、斧、锛、凿、戈、矛、环、美石等。 从以上发掘情况分析，“梅苑”地点东北部出土的2000余件玉器，其埋藏年代集中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少量玉器埋藏的下限约当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从机挖沟中清理出的玉器其埋藏年代也大致应在此时间范围内。 2、其他地点出土玉器情况 据统计，金沙遗址其他十余处发掘地点出土玉器的总量至今不超过100件，这些玉器主要发现于一般居址区的灰坑、地层、墓葬中，在一些墓地内的少量墓葬中也有少量玉器出土。具体情况见下表： 出土地点 | 区域类型 | 数量（件） | 埋藏方式 | 玉器种类 | “兰苑”地点
| 居址区 | 20 | 地层、灰坑、墓葬 | 锛、凿、珠、磨石、料、残片 | “金沙园”地点
| 居址区 | 4 | 地层、灰坑 | 锛、料、残片 | “黄忠”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凿、锛、残片 | “金煜”地点
| 居址区 | 23 | 地层 | 斧、锛、有领璧形器、戈 | “博雅庭韵”地点
| 居址区 | 6 | 地层 | 锛、凿、璋 | “春雨花间”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锛 | “罡正”地点
| 居址区 | 4 | 地层 | 凿、锛、斧、璧形器、料 | “黄河”地点
| 墓葬区 | 8 | 墓葬、灰坑、地层 | 串珠、饰品、凿、料 | “交通局”地点
| 居址区 | 2 | 灰坑、地层 | 凿、锛 | “汉隆”地点
| 居址区 | 1 | 地层 | 锛 | “雍锦湾”地点
| 墓葬区 | 18 | 墓葬、地层 | 锛、凿、美石、玉料 |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金沙遗址其他发掘地点出土玉器器种类极其简单，数量也较为稀少。此外这些玉器的体形大多较小，玉料风化非常严重，制作也较为粗糙。 总的来看， 目前遗址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器类最为丰富、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还是在2001年初发现的 “梅苑”地点东北部。 三、金沙玉器的性质及特点 从现阶段的发掘情况看，金沙遗址出土大量玉器集中于“梅苑”地点东北部（摸底河南岸），迄今在这里已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60余处。在这些遗存中不仅出土了2000余件的玉器，还出土了3000余件金器、铜器、石器、骨器、漆木器等，以及大量的卜甲、数以吨计珍贵的象牙、经过精心挑选的数千枚野猪下犬齿和数千只鹿角和一些陶器。各类器物制作精美，等级极高。这些器物在其他地点极少发现，器物的数量与等级是金沙遗址其他发掘地点所不能比拟的。从各类遗迹中出土遗物性质分析，这些物品可能都是与宗教礼仪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品，也是当时使用者权力、地位、等级的象征物。 金器主要有“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金冠带、鱼纹金箔、鱼形金箔、蛙形金器、喇叭形金器、金盒、金三角形器等。其中“太阳神鸟”金饰（图十五）上四只神鸟围绕着十二道内敛的太阳芒饰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飞翔，与上古神话《山海经》中“金乌负日”的传说相映证，表现出了古蜀人对生命与运动的讴歌。而“十二”与“四”又是中国文化中经常使用的数字,诸如十二个月、十二生肖、四季、四方等等,实是表达了远古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神物崇拜的宗教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金冠带的表面錾刻着四组图案，每组图案分别有鱼、箭、鸟和一个人头的组合，这与过去在广汉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出土的金杖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应是象征古蜀国王权与威仪的物品。金面具造型精致小巧，眼部镂空，显得神秘而深邃，其面部的特征与三星堆人像极其相似，富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鱼形与鱼纹金箔的大量发现，反映了金沙人与三星堆在族属上的深刻渊源关系，蛙形金箔则既是中国远古人类生殖崇拜的象征，也是月亮崇拜的代表，可能也与祭蛙求雨的古老祭祀习俗相关。 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立鸟、铜牛首、铜戈、铜璧、铜眼形器、铜铃、铜挂饰、铜鱼形器、铜方孔形器等。大多为小型器物，大型铜器仅存部分残片。这些铜器大多不能独立成器，可能是一些大型铜器上的立体附件。铜立人像（图十六）双手握于胸前，其造型风格与三星堆一号坑青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十分相近。他们都是神情肃然的站在高高的地方，似乎正在主持着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他们均被塑造成为具有三维空间感的高高站立的人物，脸形大致类似，他们的手势相同，手中都似持握着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物品。其形象应是代表职掌了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的族群或王国的上层贵族。带柄有领铜璧形器（图十七）类似于铜质、玉质有领璧形器，环两面铸出的相同纹饰，表明此器当是竖起来插于其他器物上，这样才能使两面的纹饰同时被看到，多出的短小柄部可能就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如果把器物中间的好孔看作是太阳，其环面上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三只神鸟装饰则与同地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一样，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强烈崇拜。其他铜器大多与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中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大多不是实用的器物，而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祭祀用品。 “梅苑”地点东北部内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器。器类较为丰富，有璧、璋、钺、斧、锛、凿、矛、饼形器、环形器、跪坐人像、虎、蛇、龟等。这些器物大多也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在该地点一期发掘中，发现了石璧、石璋的半成品与石饼形器等成片堆积的情况。堆积面东西长19米，南北宽14米，面积近300平方米。石璋皆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放置在石璧旁边或下部，摆放并无规律。石璧和石饼形器均为西北——东南向（与金沙遗址墓葬方向一致）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形、环状的布局结构。在该区内尚未发现与加工石器有关的余料、废芯及作坊遗迹等现象，故可排除是石器加工的作坊遗存。二期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石饼形器极有规律地放置在一起的现象，其中43号堆积，大大小小的石饼状形器垒叠在一起，有一块被摆成了一个乌龟的形状，（图十八，祭祀区二期发掘的43号石饼形器堆积）似乎仍是具有一定特殊的宗教涵义和象征意义。众多的石刻圆雕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极富动感，形象上质朴自然，表现手法上写实与夸张结合，装饰方面大量以鲜艳的朱砂填涂，石跪坐人像均双手反缚，双膝跪地，发式怪异，应是极其特殊的祭祀用品；石虎、石蛇、石龟均雕刻得栩栩如生。在19号遗存中发现一处用石璧和石雕像为祭品的埋藏坑（图十九），张着血盆大口的石虎正对着的是石跪坐人像的胸部，其侧有规律地摆放着成套的石璧、石蛇，我们认为这仍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与强烈宗教色彩的形式，可能是古蜀人灵物崇拜思想的实物载体。 在“梅苑”地点内还发现数以吨计的象牙与玉器、金器、铜器、石器一起埋藏，有的整齐有序的摆放，有的被切割成柱形或圆形,其中还发现几颗象牙珠,器表刻划有一些花纹图案。《周礼?秋官?壶涿氏》记载：“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期泛滥成灾，因此大量出现的象牙可能就是当时的巫师用于驱杀水神的巫术灵物。 目前金沙遗址发掘面积近170000平方米，发掘地点七十余处。而高品级的礼仪性器物仅集中出于“梅苑”地点东北部区域内。该区域文化堆积年代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延续时间较长。虽然在部分遗迹单位中发现了一些玉料、加工磨石和石器的半成品，但至今仍还未发现与加工作坊直接有关的建筑基址、柱洞、废料与废芯等。大多遗迹单位出土数量最多的还是磨制精细的玉礼器、玉工具和玉装饰品等，这些遗物又多与金、铜、象牙等宗教礼仪用品一起埋藏，因此，从种种迹象分析，这一区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宗教祭祀活动可能是其主要的内容。 金沙玉器主要器类有璧形器、琮、璋、戈、钺、圭、刀、矛、剑、斧、锛、凿、凹刃凿形器、梯形刻槽器、饰件、箍形器、镯、环、珠、管、椭圆形器、片状形器、瓶形器、人面、海贝、球体形器、圆角镂空饰件、美石、磨石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这些玉器大多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制作技艺高超、打磨异常精细。应不是实用器物，而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使用的主要物品。 上古之时，人们信奉万物有灵。《说文》云：“灵,巫也,以玉事神，从玉”，汉袁康所著《越绝书》卷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更是强调“夫玉亦神物也”。在原始宗教社会中，作为“石之美者”的玉从石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非实用性、具有强烈宗教意义的象征物品。中国玉文化玉学研究的先导者杨伯达先生在《巫玉之光》中的多篇文章中都明确提出：“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玉是通神之神物，巫以此（玉）上享神灵，下达神灵之旨意”等理论，并清晰地勾勒出“巫-玉-神”的整合模式与互动关系。玉在宗教社会中既是用来祭祀天地神祗的灵物、神物，也是巫师沟通人神的法器。 金沙遗址祭祀区内埋藏着一部分美石及未加工成器色彩艳丽的玉料等，它们大多保留着自然的形态，有的是利用加工所剩的边角废料，有的可能曾作为打磨抛光的工具，它们多与其他祭祀物品一起埋藏，这种现象极为特殊，这体现了金沙时期的古蜀人看重玉的自然属性，把玉作为天地之间的洁净灵物，以之事神，天人合一的自然思想。金沙玉礼器组合是以祭器（璧、琮、璋等）、瑞器（戈、钺、刀、矛、剑、梯形刻槽形器等）为主，辅之以礼仪化的工具（斧、锛、凿、凹刃凿）和装饰品（镯、环、珠、玦），其内容庞大，形式复杂。大量的玉质礼器既是祀神、通神礼神的宗教用品，也是使用者权力、地位、等级的象征，更是当时社会礼制的实物载体，其在祭祀活动中的大量使用，体现出金沙时期的古蜀王国以神权为主导的原始宗教社会的特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中所出的器物已清楚表明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古蜀社会存在较高层次的原始宗教。从组合与器物特征分析，金沙时期的宗教礼制体系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继承与联系。金沙遗址大量礼仪用器集中的埋藏，频繁的出现，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仍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祭祀用品具有浓厚的巫觋因素特征，它们显然与中原商周青铜礼器那种体现强烈的王权意识和分层的象征性有所不同，而较为突出的表现出 “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的特点。与三星堆文化时期基本相同，“政教合一”可能仍是金沙时期古蜀社会的根本政治体系。原始宗教理念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仍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此时神教与礼教掌控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大量的玉质礼器和其他稀有宝物一起既作为祭祀天地山川，沟通祖先神灵的重要礼物，也是巫觋作法、祈祷和献祭的媒介与工具。 金沙玉器按器物的外部形状分出几何形、像生形、其他形三大类。主要器物有琮（图二十）、璋（图二十一）、璧（图二十二）、圭、戈、钺（图二十三）、凿（图二十四）、凹刃凿形器（图二十五）、斧、锛、环、镯等，这与三星堆器物坑中的主要玉器种类基本相同，而与同时期其它区域的玉器组合有所区别。追溯四川盆地用玉传统，不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中。自三星堆文化开始，作为宗教礼仪用器的玉器大量出现，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三星堆玉器开创了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玉器制作的先河，并为随之而来的金沙玉器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沙玉器秉承三星堆玉器的优良传统，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将古蜀玉器推向又一个高峰。 金沙玉礼器组合的特征明显受到域外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富有着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金沙玉器在器型上以几何形玉器为主，较少动物形玉雕作品，在装饰风格上崇尚简单、素朴的作风，流行在器身外侧雕琢凸起的牙饰用在器身加刻线纹或弦纹，带有较多的黄河上、中游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特质。如凹弧刃玉璋、两侧边有扉牙饰的玉钺、出廓四牙璧、多孔玉刀、光素低矮的玉琮、平首玉圭、磨制光滑的绿松石珠、管及凿、斧、锛、铲以及网格纹、菱形纹、交叉纹等刻纹风格都与上述文化玉器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虽然大量用玉的特征及组合不同于商周文化（商代动物形装饰品极为丰富，周代以圭璧组合为主，流行组玉佩、玦、璜等装饰类器物及葬玉等），但个别玉器的器型与装饰风格仍明显受到商文化和周文化中玉器风格的影响。如上下刃有齿突的玉戈、刻划兽面纹的玉钺等。金沙玉器中还有不少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如十节青玉琮完全是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风格，玉箍形器、玉镯、玉环、玉玦等器类则反映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其实有很多是早在三星堆文化中就已经存在了，如凹弧刃玉璋、无胡无阑饰的玉戈、玉有领璧、玉箍形器、玉环等。在器型方面，V字形首的玉璋、前分叉口的玉戈，凹刃玉凿、玉人面等器物，与三星堆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与传承。玉椭圆形饰、玉梯形槽形器、玉镂空饰件、玉镯、多边形器、瓶形器等则是金沙遗址的特色器物，不见或少见于其他区域。还有一些玉器在三星堆文化中较少，在金沙遗址中却非常盛行，如玉琮、凹刃凿形器等。三星堆一号坑中出土三件，在金沙遗址中已出土50余件，表明这是此时期中较为重要的特殊礼器，也是极富特色的本地器物。此类玉石器现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从金沙遗址出土玉器反映出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不仅受到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同时它也在对外施加影响和扩张的这一事实。 金沙玉器玉材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蛇纹石、绿泥石、叶腊石、绿松石、玛瑙和含水磷酸盐、碳酸盐的多金属矿物，可见此时期玉料的种类已非常广泛。金沙玉器与以往其他地区所发现的玉器有较大差别，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材料多数不透明或半透明，内部为白色、灰色、浅黄褐的基本无色系列，结构疏松，易风化，但是器物的表面则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等缤纷的色泽，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受到外来金属离子吸附的影响而产生。经过初步调查与分析，这批玉料大多来自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山区及附近河滩地。金沙玉器的加工技术精湛娴熟，采用了切割（片、线、砣）、钻孔、阴刻、阳刻、减地、镂空、透雕、镶嵌、打磨、抛光等多道工艺流程。金沙玉器在装饰上崇尚简单、素朴的风格，沿袭三星堆玉器流行在器身外侧雕琢凸起的牙饰和在器身上加刻平纹饰的技法，主要装饰纹样有平行直线纹、网格纹、菱形纹、曲线纹、兽面纹、人面纹、昆虫纹等。金沙玉器制作精工，制玉技术先进成熟，最大程度的凸显了玉器的自然之美，坚毅之美，细润之美，是金沙玉工心血的凝聚，是古蜀王国璀灿文化的典型代表。 最后需要指出，由于金沙遗址的发掘仍在不间断地进行中，目前已发掘出土的大量资料也还有待于深入的整理。因此现阶段对这批玉器的一些认识仍还是非常肤浅与片面的。但我们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资料的不断积累，我们一定会不断充实对金沙玉器的认识与研究。 （作者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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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31 2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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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31 20:47:09
有关金沙遗址的好资料。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