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的来源2……曾力

曾力

二、先秦巴蜀地区百濮的由来

濮人的历史十分悠久，因其分布甚广，群落众多，故称百濮。《逸周书·王会》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当即《伪孔传》所说“西南夷”，亦即杜预所说“建宁郡南”之“濮夷”〔5〕，当即云南之濮。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6〕卜子，《逸周书·王会》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曰：“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先秦时代生产丹砂最为有名的是四川彭水《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谏逐客书》说：“西蜀丹、青不为采”，丹指丹砂，青指空青。《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集解》引徐广曰：“涪陵出丹。”涪陵，今重庆彭水。，故此以丹砂为方物进贡的濮，当指川东土著濮人。《尚书·牧誓》记载西土八国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见，商周之际的濮，业已形成“百濮离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时期。这些记载说明，濮人支系众多，分布广泛，是一个既聚族而居，又与他族错居的民族系统。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东进与巴、邓为邻《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居楚西南〔7〕，分布于江汉之间。西周中叶，江汉濮人力量强大，周厉王时铜器《宗周钟》铭文记载濮子曾为南夷、东夷二十六国之首，十分势盛焰炽。到了西周末叶，楚国在江汉之间迅速崛起，猛烈发展壮大，“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8〕，多次给濮人以重大打击，使濮人势力急剧衰落。到了春秋初叶，楚武王更是“开濮地而有之”〔9〕，大片濮地为楚所占，从而造成了江汉地区濮人的大批远徙。

春秋时期江汉之间的濮人群落，已不复具有号令南夷、东夷的声威，他们部众离散，“无君长总统”〔10〕，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之局〔11〕。在日益强大的楚国的屡次沉重打击下，江汉之濮纷纷向南迁徙。先秦文献中战国时代楚地已无濮人的记载，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换号，或融合于他族外，由楚国的猛烈扩张所造成的濮人的大批远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汉濮人的远徒，多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当为西南地区原来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区之一的缘故。过去多有学者认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于春秋时期江汉百濮的迁入。其实不然。前引《逸周书·王会》提到商代初叶云南有濮人。四川西南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即文献所记“濮人冢”，为濮越系的邛都夷所遗，其年代之早者，可上及商代；川滇之间今四川宜宾与云南昭通即汉代朱提郡的僰人，是濮的一个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当地定居。《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临邛县有布濮水(《汉书·地理志》记为濮千水)，广汉耶郪县也有濮地之名，均为濮人所遗。而殷末周初由滇东北至川南入蜀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于川东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诸族，居于渝水两岸的賨、苴和长江干流两岸的獽、夷为土著，蜒则是从江汉之间南迁的濮人一支。《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川东诸族中作为专门族称的濮，也是从江汉迁来的濮，故虽徙他所，名从主人不变。而居于鄂西清江流域的廪君蛮，文献记载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12〕，来源于巫地之诞，原为百濮之一，是由汉水中游南迁至清江流域的濮人〔13〕。

由此可见，先秦巴蜀地区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即已在当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时代从江汉地区迁徙而来的濮人支系。分布在川境的濮人，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他们名号虽异，但在来源上却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后来，随着各地濮人经济、文化、语言等的不同发展、演变，以及与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团。秦汉时期及以后历代史籍对这些民族集团或称夷，或称蛮，或称僚，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待 续）

文章作者：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发布媒体：《贵州民族研究》

发布时间：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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