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林向（99年7月9日《光明日报》）

观音悲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祖先在非洲，最早的人类——直立人从非洲起源，向四处 迁徙，东向到亚洲，东南到大洋 洲，北向到欧洲。1984—1997年东亚大陆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考古新发现——巫山人的出现，向这种“非洲起源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1984年夏，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专家黄万波、李宣民等在四川盆地东缘长江南岸的巫山大庙龙骨坡发现大批哺乳动物化石。

  1985年10月13日，在该地点的早更新世早期地层里发掘出一段残破的直立人左侧下颌骨，带有2 颗臼齿(P4、M1)，一些有人工痕迹的骨片。1986年10月24日，在同一地点的地层里又发掘出一枚直立人的上内侧门齿和几件石制品。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顾玉珉等的研究，人骨化石代表一种直立人的新亚种，并建议称之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e ereetuswushanensis)，一般称为“巫山人”。巫山人遗址出土了包括步氏 巨猿、中国乳齿象、先东方剑齿象、小种大熊猫等116种哺乳动物化石，它们与华南柳城巨猿动物群及华北泥河湾期动物群同期，都属于早更新世初期。根据巫山人出土地层采样的磁性地层年代测定，它应距今2．01—2．04百万年前；又据同出的熊猫牙齿化石与马牙化石的氨基酸年代测定，距今年代在183—239万年之间，后者支持前者。所以巫山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200万年，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

    1997年10、11月，黄万坡、徐自强等又在龙骨坡遗址发掘出大量旧石器，这一发现更为在亚洲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佐证。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等认为，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现表明当地在200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和旧石器文化，同时也为在中华大地寻觅更早的人类遗迹(200万--400万年前)提供了科学根据。目前这一发现已被载人世界权威性杂志《自然》(Nature)，美国<科学新闻》、<国家地理杂志》等也提出“人类祖先在中国”、“人类起源在亚洲”的论点，动摇了“人类非洲起源论”。

    不过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等曾指出，巫山遗址存在“较新的人类化石与古老的地层共存的矛盾”。另一些学者指出很多石制品上的人工痕迹不明显等等。这种讨论无疑是正常的。事实胜于雄辩，人们企待着更多的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来最终解开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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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悲

关于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起源问题
我国黄河、长江和长城地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经过学术界(主要是考古界)几代人的努力，已基本建构完成，并形成了共识。中国的史前文化具有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农业起源(含饲养业和陶器起源)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标志，1983—1995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文化面貌，时代约在一万年前。发现有我国最早的陶片，并出土栽培稻谷遗存，经鉴定尚保留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同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后者发现最原始的陶片。通过对遗址的孢粉及植硅石分析，发现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它们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观音悲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
文明起源不仅是中国史学和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80 -90年代间考古学界对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得出如下的一般认识：①考古学所能见到的文明要素有青铜冶铸业、城市或宫殿、礼仪与宗教中心、文字或符号系统、等(阶)级和国家等；②单个的文明要素从无到有的起源是一回事，诸文明要素同时存在而形成了文明社会又是一回事，两者不可混淆；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元一体化的，必须以史前时期各个文化圈的区系类型的研究为基础；④考察的时限以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到夏代初期为准，尤以龙山时代为重点，很多学者认为，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后到龙山时代，大概与历史上的五帝时代相当。

因此，一段时间人们的目光常集中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长城地带的红山口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又扩大到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上游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一期文化，以及它们各自上下的来龙去脉及左右四邻的传播交融的探索，都是在意料中之事。当然，重建中国史前史或探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考古学界独立所能做到的，需要跨学科的交叉和联合攻关，不仅要有社会科学，也要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合作。

90年代后半期更因为政府行为的介入而引起各界人士的瞩目。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九五”重点，不仅得到历史和考古学界的热忱支持，也得到物理学、化学、地学、天文学、数学等各界的热烈支持。

最近，考古界在探索文明起源方面的收获，莫过于发掘一大批史前古城址。据统计共有50余座，年代在公元前3000--2000年之间为最多，早的在公元前 4000年左右分属于8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在中国大陆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的两岸的六个地区。这里举例说明之：①黄河中游华北平原地区：有6座，分属仰韶、中原龙山等文化。②黄河下游山东半岛地区：有18座，时代较早的滕州西康留古城，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公元前3000年。章丘城子崖古城，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公元前2600年左右，沿用到岳石文化时期。③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有18座，属于老虎山文化，都是居于山麓向阳坡台地上的石城，年代约公元前2800----2300年左右。④长江上游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地区：有5--6座，如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最近又在崇州紫竹发现类似古城。它们都属于最近提出来的宝墩文化 (与三星堆一期文化相当)，根据陶器可分为连续发展的四期，中间并无间断，年代跨度约在公元前2600--- 1800年之间。其中第四期(鱼凫城晚期)应已跨进夏代纪年的范围。⑤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地区：有6座，早到大溪文化早期，一般屑屈家岭文化，有的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约从公元前4000年的大溪文化早期始建，到屈家岭文化中期公元前2800年之间，经过数次筑造。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古城。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面积约120万平方米，为我国史前城址中最大的聚落群。⑥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此区未见有城墙，而有中心聚落群。在浙江余杭西部的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乡镇地区内，密集地分布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遗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就社会功能言，具有高规格大型建筑的核心遗址，成组的村落遗址，祭坛遗坛，人32~墩上的分等级基地，有超级贵族墓地和一般中小型墓地。这一切构成巨大的不设防的史前都邑。
   
从上述发现的古城，可见：①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财富集中。这些城内虽都有大量农具出土，手工业的发展更可观，轮制陶和玉石制造都是专业性生产，龙山文化的蛋壳陶，良渚文化的成套玉礼器，已是相当规模的工场生产。数处古城都出土铜矿石、炼渣和铜片，王城岗古城出了一块铜容器残片，新兴的冶铸业，令人注目。城市已成为社会财富的聚敛中心，也成为攻击掠夺的对象，高耸的城堡与深挖的濠沟，即是炫耀与防卫的标志。②早期国家(或称酋邦制)正在形成中。大规模的筑城工程，意味着组织管理、工程技术、人财资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内城、宫庙、陵墓、玉琮璧等礼仪器以及人牲、人殉的存在，标志着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城市成为统治权力的中心。分等级的中小城市与村落围绕着一个大型中心城市，已形成“都”、“邑”、“村”三级聚落层次。③古城又是宗教礼仪中心，城内外的祭坛祠庙和广泛出土的卜骨，表明早期的政教合一，在推进早期文明的进化中，有多重要。文字符号系统已经诞生，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已多处发现笔画工整的符号，且多个相属，显系早期文字。类似情况在大汶口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有发现。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5行11宇，是成篇的文字，从写法、架构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字系统。

综上所述，我国的史前城址的发现证明，已经具备考古学所能见到的文明要素如青铜冶铸业、城市或宫殿、礼仪与宗教中心、文字或符号系统、社会等(阶)级和国家等，只不过这些因素还比较分散，不太成熟，正跨越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之上。它与历史上的五帝时期，尤其是尧舜时期的历史传说相对照，可以说是丝丝人扣，这难道是可以一笔抹杀的吗?!如果我们把上述史前城址的分区与传为夏书(实为战国采择上古传说的作品)的《尚书·禹贡》的雍、豫、青、济、梁、荆、扬各州对照，也能大体契合。

   原载： (1999年7月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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