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经》古图－－祭山神用稻米

世之大隐

(节选）作者：俞为洁　

瞿明安先生首先注意到“稻米在祭山神仪式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糈以稻米’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6]，惜未展开讨论。笔者对此深感兴趣，于是沿此思路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确有这种现象，主要见记于《山海经》。经笔者查核，祭山神用稻米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南山经》中，《南山经》其实包括“南山经”、“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经，三经全部讲到祭山神要用稻米。如《南山经》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滁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称。”[7]其他山经中则只有个别山神用稻米祭祀，以《中山经》较多见，如《中次五经》曰：“首山，魁也，其祠用滁、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儔，置鼓；婴用一璧。”[8]《中次三经》曰：“凡茧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9]《中次九经》曰：“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滁。”[10]《中次十二经)曰：“凡洞庭山之首，……糈用稌。”[11]此外，《西山经)和《北山经》中也有零星记载，如《西次四经》曰：“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12]《北次三经》曰：“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13]糈即祀神之米，稌(音杜或徒)即稻米中的糯米[14]。其他地区的山神祭品则多为鸡、羊、狗等动物牺牲和璧等玉器，个别地方也用糈，但其糈非稻米，而为黍、稷或五种之精(不清楚指哪五种谷物，如为后世的五谷，则一般也包括稻)，如《西次三经》曰：“糈用稷米”。[13]《东次三经》曰：“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16]《中次十经》曰：“凡首阳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糈。”[17]《中次十一经)曰：“凡荆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精。”[18]这种情况和稻子的自然分布区域和稻作栽培区是基本吻合的。据研究，古代野生稻分布的北界，大致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折向苏中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比现在野生稻分布的北界要北移10个纬度以上[19]。不少古文献也都提到了北方种稻、食稻之事，如《诗经．小雅。白华》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周礼·地官》曰：“稻人，掌稼下地”，《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秀，西周不下水”，《礼记·内则》曰：“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由此可见，在气候偏暖湿的历史时期，北方偏南地区的居民曾采集野生稻或种植栽培稻。而且，前述《南山经》之外的一些用稻米祭山神的地点，《山海经》中虽未归入《南山经》，但事实上这些山系中有不少其实属“南方”。虽然《山海经》中的地名大多已无法确证，但像洞庭山、岷山、荆山之类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三个地点，《山海经》中均归入《中山经》，但洞庭在湖南，岷山在四川，荆山在湖北，均属长江流域稻作区。因此，《中山经》和《西山经》中有部分山神和《南山经》中的山神一样用稻米祭祀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海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所收均为中国上古之事，其中“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不迟于战国[20]，这说明：用稻米祭山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祭礼。

对此，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稻子生长于沼泽之地，为何不祭水神或沼泽之神，而要用来祭山神?现终于想通：如果人类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是陆稻，出现这种祭礼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最初的稻子是否是陆生?前苏联研究植物起源的植物学权威瓦维洛夫、日本的盛永俊太郎等从植物遗传学的角度都主张稻子起源于山地；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野生稻生长于沼泽低地，但由于其生长的南方地区旱雨季分明，其一部分生长期处于无水旱地阶段，因此。野生稻兼有水生和陆生的生物性质，生态条件改变后，它也能向给于的生态条件靠拢；D,具阿德、希格罕和基金干则以泰国能诺他遗址为据，指出人类是先有旱作，很久以后才发展出水田农业；日本的渡部忠世根据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发展经历，也得出与之相似的结果，认为水田整治、管理的技术要求较高，人类最先种的是陆稻，生产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发水田种水稻。此外，近代发现的普通野生稻，也大都生长在陆地或山地，而且泰国、缅甸、云南等地至今还有水陆未分化的稻[21]。这一切都说明，稻子最初可能是一种陆生植物，人们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也是陆稻，这是大山恩赐给人类的一种美食，因此，人们要用它来祭祀山神，祈求山神对此多加保佑。此时的山神即农神，至少可以说它的主要司职是管好农业。

但经笔者查阅，《山海经》之后的文献少有相关的记载。既然曾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祭礼，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笔者考虑，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掌握开发水田的技术，于是更加高产、稳产的水稻几乎全面替代陆稻。山地开始退出农业范畴，转而成为狩猎、伐木、采集、采药等的场所。人们因此对以稻米祭山的礼仪发生疑问，转而用他们可以理解的其他祭礼替代此祭礼来祭祀山神。因此，用稻米祭山神的做法在水稻取代陆稻后，很快退出了主流社会的历史舞台，成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古祭礼。

这是大部分稻作区的发展演变情况，但历史上陆稻一直有零星种植，并没有根绝。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不仅记有乌陵稻、黄陆稻等陆稻品种，而且专辟一章讲早稻的种植。明清方志中的记载则更多，如福建莆田的白陵，浙江平阳、瑞安的水稜，西安(今衢州)的浦陵，临安的旱稜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陆稻品种[22]。日本学者认为最先从中国传人日本的也是陆稻中的红色糯稻[23]。中国至今仍有不少陆稻品种，如白壳早稻、有芒早稻、红早稻、香珠米、砂早稻、茶米粒等等，上海、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广东、贵州、云南、湖南等地都有不少陆稻品种，尤以云南、江苏为多[24]。尤其是云南等西南边远地区，由于受地理、气候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饮食习惯，历史上曾较普遍较长时间地种植和食用陆稻，有些甚至到近现代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阶段。他们不仅大量种植、食用陆稻，如西盟佤族、怒族、景颇族等[25]，而且较好地保留下了以稻米祭山神的祭礼。如哈尼族每年三月蛇日以羊、酒、米饭祭山神[26]；云南普米族祭山神时要烧松毛，并往火中撒糌粑和酒[27]；四川永宁纳西族农历七月廿五日祭山神，祭品有糌粑、蜂蜜等[28]；云南墨江县布朗族每年正月初五、初六祭山神，祭品有红公鸡和米等；傈僳族每年阴历四月中，全村共祭山神，祭品中有4碗米饭；贵州布依族每年三月初三祭山神，祭品中有谷子[20]。

基诺族猎获麂子时，家人须将米、饭、菜和水撒到楼下祭山神，以感谢山神让他打到了麂子[30]。此时的山神其实已没有农神的性质，而是一个狩猎神了，但祭祀仍沿用旧法。白族与之相较，似更先进些，已知道用不同的祭礼祭祀不同性质的山神。祭山神是白族最普遍的祭祀活动之一，种荞子，收玉米、上山伐木、采山货、开荒种地、狩猎、冰雹灾害等都要祭山神。从各地白族祭山神的情况看，种荞子、玉米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以粮食祭品祭祀，如云南洱源西山一带的白族每年上山种芥子时，以鸡蛋、粉丝、饭、“干拉”(米粉制品)等祭品祭山神；狩猎或祈求六畜平安时则以鸡为祭祀牺牲，如聚居在半山区、近山区的白族，在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十的10天里，以鸡为祭物，由牧羊老人主祭，求山神保佑羊群不受野兽侵害[31]。有些地方从陆稻转种水稻后，则把相应的一套祭山(即祭农神)礼移入水田农业祭祀中，如哈尼族祭水田时，由家长在稻田水口处立一根竹竿，杀一只白公鸡，同时用染成红、黄、绿等色的糯米饭献祭水神，以求稻谷丰收[32]。这种做法并逐渐泛用于许多其他农业祭祀中，如傣族祭“披纳”(水田鬼)、招谷魂、广东海南岛黎族祭稻公稻婆、高山族祭新年、仫佬族祭社王、布朗族祭土神，基诺族的播种祭等农业祭祀中也都沿用米、饭和糍粑等稻米祭品[33]。

(6)瞿明安：《中国古代宗教祭祀饮食文化略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杂学十三经·山海经》(上册)第428—432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
(8)第459页，(9)第457页，(10)第466页。(11)第471页．(l2)第441页，(13)第449—450页，(15)第439页，(16)第453页，(17)第466页，(18)第470页。
(14)(19)游修龄：《中国稻作的起源、分化与传播》，载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
(20)吴枫：《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第4s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21)匡达人：(亚洲稻作多中心起源论)，载王玉棠等主编(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53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22)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23)第55页，(42)第114页，(<4)第112页。
(24)赵则胜等：《中国特种稻》第349—46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40)第25、35—37页，(4l)第349—466页。
(25)李根蟠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140—142页，农业出版社，1987年。
(26)郑传寅等：《中国民俗辞典》第432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30)第,140页，(33)第436—445页．(35)第274页。
(27)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28)第342页，(29)第345页．

(31)同(27)第344页；同(26)第435页。
(32)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第3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33)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