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诸文化与中华文明－薛志强

世之大隐

1979年4月，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用谱系的方法把新石器时代中国南北各地的古文化遗存分为六大区系，西辽河古文化区属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系。
  苏秉琦先生在论述我国南北六大文化区系的发展特点时提到：“相对而言，南方的三大区，民族多，方言多，文化呈波浪式发展；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诸方面考查，应当说，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发展的重心常在北方。”“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
早。”^［1］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揭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红山诸文化玉器群、龙凤题材造型、大型礼仪性建筑群等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的公诸于世，强烈地动摇了中华文明只有一个源头的传统看法。因此，研究探索红山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格局，遂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大理论课题。?

由蒙昧状态走向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一般说来，城市的兴建，文字的使用和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这是世界文明出现的主要标志，自然也是中华文明出现璨的主要标志。但中华古国作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其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发展，又自具若干独到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中华文明的出现，不以上述文明三要素为限，而是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内容。?

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明起源与发展，是以农业的进步为基础的。西辽河地区发展起来的红山系列文化，是我国境内最早出现的农耕文化之一。早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较为进步的原始锄耕农业，到了红山文化晚期，由于大型烟叶型石犁耜的普遍使用，从而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后世规定和影响着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定势的诸多文明要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继孕育产生于红山诸文化的序列发展过程之中。本文将择其要者，试作概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红山古玉?

中华民族是一个尚玉重德的民族。中国人对玉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认为玉石兼备了人间的美德和至性，因此，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对玉崇尚备至一往情深。黄金和美玉得之不易，价值昂贵，可以充当宝货。但中国人爱玉，并不仅爱它本身的价值，它那璀璨晶莹的色泽、细腻温润的气质以及内聚抗压的品格，博得了人们由衷的喜爱和钦敬，爱玉成了中国人的一大传统。一方面，古人比德于玉，宝玉的品格气质成为中国人修身立德的标准和楷模；另一方面，玉器在军政生活中，成为表明统治阶级身份等级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对尚玉渊源的追溯，自然应该看做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课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史前六大文化区系中，红山系列文化是最早治玉、用玉的文化遗存。中国崇玉文化传统的滥觞和奠基，应该追溯到红山诸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地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2］，随后，考古工作者到现场调查，发现这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从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阜新胡头沟、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器。到了1979年5月，考古家们又终于在辽西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一处具有科学的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进入80年代以来，红山系列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首先是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在属于红山文化前身的查海类型遗址中出土了20件玉器，形制有长条器、玦、匕形器、管状器以及如斧似锛形器等。经有关部门鉴定，这批玉器以阳起石和透闪石制作，属于真玉中的软玉类，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用玉的例证。苏秉琦先生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过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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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赤峰市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的发掘。在属于前红山文化的白音长汗类型遗存中，也发现了一批制作精细的玉器。时间为距今8000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玉器中有一件似蚕又类兽的器物，有关专家初步认为，这就是红山文化玉龙的原初形态。?

再次是对敖汉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全面揭露。考古家在这个目前

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了一组小型玉饰。上述这三组玉器，都属于距今8000年以前的前红山文化器物，因此，在这里我们把它们一概都称之为红山古玉。?

就目前公布的材料统计，属于红山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发现的古玉资料，较完整的有如下五批：?

1.阜新胡头沟墓葬群，发现玉龟2件、玉?2件、玉鸟1件、玉璧1件、玉环1件、鱼形玉坠2件、连环玉璧1件^［4］。?

2.凌源三官甸子墓葬群，发现有马蹄形玉箍1件、玉钺2件、玉环3件、勾云纹玉饰1件、玉蝉1件、竹节形玉饰1件、双猪首玉饰1件^［5］。?

3.建平牛河梁积石冢群，从1981年到1985年，先后在这里共发现玉环11件、双连环玉璧1件、马蹄形玉箍3件、玉猪龙2件、玉璧3件、方形玉饰1件、棒形玉器1件、勾云纹玉饰1件^［6］。?

4.喀左东山嘴遗址，曾出土双龙首玉璜1件、绿松石鸟形饰件1件^［7］。?

5.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共发现玉器100余件。其中，玉蚕4件、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各1件、玉? 2件、鱼形饰件、三环玉璧、钩形器各1件、坠饰63件、玉斧2件、纺瓜2件、玉管       2件^［8］。?

此外，在辽宁省西部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市所属各旗县，也都有玉龙、玉虎、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这些零散出土的玉器同以上所列成批发现的玉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红山文化古玉群。?

目前，对于红山文化古玉的研究和认识虽然仍属初步，但现有资料已经完全可以表明，当时的制玉，在造型构思、表现手法以及碾琢技艺等诸多方面，都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大体上说，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题材，可以分为动物形和佩饰形两类。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动物玉器，具体造型有龙、虎、龟、鱼、鸟、猪等，佩饰形玉器中，以勾云纹玉饰、马蹄玉箍最为惹人注目，此外，便是环、璧等小型佩饰。追求形似、讲究和谐是红山文化艺术家们一个突出的美学标准。?

大量的红山古玉，就其精巧脱俗、和谐传神来说，无疑属于上乘艺术品。然而，它们的产生和制作并不是作为艺术品，而是以某种神圣之物出现的，具体用途是神器或礼器。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中出土发现的双龙首玉璜和玉鸟，应该就是当时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上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具体说就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不仅用玉器祭祀天地，取悦诸神，人死之后进入冥界的许多事宜也要靠玉来打点周旋。用玉器敛尸入葬，是红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做法，可以直接溯源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了阶级社会，玉器逐渐地被统治者作为标明身份等级的标志和行使军政权力的信物。《周礼》上说：“以玉作六端，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尊卑上下，各有名分。佩玉依等级，视玉而知礼。在讲究礼法、等级森严的社会，这是一件关系到维护统治秩序的国家要事。?

　　

世之大隐

如上文所及，玉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产物，当人们在发现和利用玉的同时，便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属性。最早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红山古玉群，一开始就是以礼器身份出现的，它的出现，直接构成了对原始氏族制度的破坏。由此说来，西辽河流域文明因素的出现，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

龙神崇拜?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神崇拜是中华文明的又一基本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新发现深刻地揭示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西辽河流域是中国最早出现龙凤崇拜的地区，中华民族崇龙的习俗，应该追溯到红山诸文化。?

目前所知，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出现了龙神崇拜。据现有研究资料，可将兴隆洼文化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型，即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白音长汗类型，主要分布在老哈河、教来河流域的兴隆洼类型，以及分布在医巫闾山以西、大凌河流域一带的查海类型。其中查海遗址和白音长汗遗址曾发现有崇龙迹象。查海龙迹发现在两块精工制作的陶片上，这两块陶片，烧制火候较高，质地细腻，色彩均匀，质量明显高于同出的其他陶片，说明这种龙纹陶器的用途非同寻常。在这两片龙纹陶片中，其中一件较大，饰有较为完整的一段龙身和尾部纹饰。另一块略小，带有一段龙身纹饰，两块陶片上龙身，均布满规整的麟片纹，经专家认定，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龙迹^［9］。白音长汗龙迹是前文提到的一件似蚕类兽的小型玉雕，有关专家认为，这就是后世红山文化玉龙的前身，其年代，不晚于查海龙迹。这种情况似乎表明，8000年前的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崇龙现象已非孤立。?

到了距今7000年以前，西辽河一带的崇龙习俗又有了重要进展。1982年以来，考古家们在属于前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陶器中，发现了一批饰有飞鹿、神鸟、猪首蛇身灵物图案的尊型器。这种器物制作得十分精致，目前已经在不同的遗址中发现了10余件^［10］。就其大小、形制来看，它的制作已经趋于规范化，考其具体用途，应属礼仪重器。器身所饰猪首蛇身灵物，同红山文化玉雕猪龙息息相通，血缘亲族痕迹斑斑可见，因此被学者们称为猪首龙。周身带麟的飞鹿，也被学者们视为鹿首龙(或称鹿首鳞)，晚近的龙形象，仍然保留着鹿角，如果说，兴隆洼文化时期的龙迹，从形象上说，还嫌不够完整、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猪首龙和鹿首龙，则属我国早期最为完整的神龙形象。?

至于陶尊上的神鸟，学界认为这是早期的凤凰形象，后世红山文化礼器中所见的玉鸟，应该就是崇凤习俗的进一步发展。闻一多先生早年曾经指出，龙凤崇拜是中华民族发祥和中国文化肇端的象征。有人认为，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鸟兽图，便是后世龙凤呈祥图案的滥觞形态，若此说不误，龙凤崇拜最先发生的地区，便是西辽河流域，这种文化现象，发人深思。

红山文化时期的龙凤崇拜，已经成为十分炽烈的社会风习。?

1971年，西拉木伦河南岸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大型墨绿软玉雕龙，通体高达26厘米，鹿首蛇躯，围身蜷曲，长吻修目，钢鬃飘举。蜷曲中隐含着升腾，安适中透露着威猛，使人望而生畏，感到无比的神秘。经专家认定，这条龙是我国年代较早、制作最精的玉龙。从它本身的工艺制作水平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件有着悠久工艺传统的艺术杰作，它的历史还可以远远地向前追溯。目前，这种形制风格的红山玉龙，已经在赤峰市境内发现了两件，只是另一件的形体略小，制作也较为原始，因此有人认为，其年代可能要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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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三星他拉式玉龙发现之后，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巴林右旗羊场乡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件猪首蛇身，桃形环状玉雕，学界称这种玉器为玉猪龙，或称兽形玉。这件玉猪龙高约15厘米 ，也是采用墨绿软玉雕成，通体抛光，身躯蜷曲，首尾衔接，形成环状。目前所知，这种红山文化玉猪龙已经在西辽河流域发现了10余件，其形制已经高度规范化，大者高约14~15厘米，小者高约7~7.5厘米，恰好相当于大型玉的一半。这种情况表明，玉猪龙的设计与制作，是在某种特定的观念和严格的规则制约下进行的。?

此外，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勾云纹玉饰。这是一种长方形或方圆形板状透雕器物，四角弯卷如勾，中心透雕盘卷的勾云纹饰，相应磨出与纹饰对应的浅凹槽，并钻有可供佩挂的圆孔。目前所知，这种勾云纹玉佩已经出土10余件，虽然大小有别，但风格形状却基本相同。其中，三官甸子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最大一件横长22.4厘米。这种玉佩同红山玉龙一样，与大体同时并存的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都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古书上有“飞龙在天”、“云从龙”的说法，可知龙与云的关系至为密切。在古人看来，兴云布雨，原是龙的基本习性和本能，就是因为它能够无翼而飞，升天入地，独往独来，就是因为它能够“乘乎云气。所以，红山文化这种勾云纹玉佩，应该是龙的象征，或者说，是龙的变体。它同龙一起，相辅而行，共同受到了先民的礼拜和崇敬^［11］。?

红山文化崇龙风尚，不仅见于大量玉质礼器，而且还在陶器上留下了鲜明的印痕。红山文化彩陶中，便常见龙纹题材。?

据郭大顺先生研究，龙纹题材见于红山彩陶者可大体分为两类。其一为盘卷的龙身，只见于小口瓮的腹部。其特点为龙身绕瓮腹横行盘卷，一般为2、3道，龙身绘制黑彩填满的鳞片状纹，红黑相间而连续延伸，常与其他类彩陶纹饰有机地结合为整体图案。目前，这类龙纹，仅见龙身，尚未发现龙头。其二是大片鳞状纹，主要见于红山文化特有的一种敛口罐上。此外在陶钵和筒形器上，也有发现^［12］。这两种龙纹，都比较抽象，已经图案化，这是崇龙习尚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出来的结果。其构思特点即是以局部代替全体。?

龙身图案最早见于赤峰红山后的彩陶片标本，后来在巴林右旗等地也有发现，鳞纹图案的典型标本是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敛口彩陶罐。所绘鳞纹为黑彩，双勾边，笔法工整，结构严谨。这是红山文化早期鳞纹的特点，及至后期，这种纹饰的画法逐渐趋于草率，结构也变得松散。到了属于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时期，仍然可以在彩陶上找到简化的鳞纹图案。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的西辽河地区，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在此时的彩绘陶器中，龙纹已经成熟多变，丰富多彩，但基本装饰形式仍与红山文化一致，显示着一脉承袭的亲缘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中原商代玉器中的龙与铜器龙纹，分别与红山文化玉龙和彩陶龙纹暗合，中原地区发现的属于早期龙山文化的陶寺遗址彩陶龙纹，其表现形式也与红山文化彩陶龙身纹基本一致。因此，有理由认为，红山文化的崇龙习尚，是中原地区崇龙习尚的渊源。红山文化的龙神崇拜，构成了中华文明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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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故地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们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这就是，秦始皇修长城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中国古代史看做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事实上，汉以前我们中国人列祖列宗的活动范围并不是以长城作为界限，倘若认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我们就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这也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早期发展情况，就会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的世界^［13］。近年来，随着红山诸文化接连取得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考古新发现，苏秉琦先生更是不止一次地提出包括西辽河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在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认为从文化传统、民族融合、影响社会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多方面考察，应当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重心常在北方。

那么，西辽河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在中华文明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究竟是我们的哪些列祖列宗活动过的地方呢，这是值得我们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目前人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理书是《禹贡》，在这部书中把天下分为九州，这就是所谓的禹贡九州。西辽河地区属于九州中的冀州。司马迁在写《史记》时，

把大禹以前的中华祖先追溯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就是所谓的“五帝”，由于五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古冀州，因此，冀州便被列为禹贡九州之首，认为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开化、最早发祥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红山诸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崇玉习俗，经久炽烈的龙凤崇拜以及规模庞大、气势夺人的红山文化神庙、祭坛、大冢等礼仪性建筑群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的五帝，他们的活动，在中国南北各地发现的史前文化遗存中，只能与红山诸文化对号。?

据学者们说，燕山在商以前叫炎山，与传说中的古帝王炎帝有关。炎帝又叫蚩尤，也称祝融，号神农氏，在中国远古神谱中，他是太阳神、火神、战神，还同时是农神。炎帝族是较早地开发燕山北麓西辽河地区的原始族团。前红山文化或者是红山文化前期的文化遗存，可能就是炎帝族活动的遗迹。?

后来，炎帝族在燕山南麓一带与从黄河中上游一带游动而来的黄帝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发生了涿鹿之战和坂泉之战。上古神话传说，蚩尤(也就是炎帝)制造武器，组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应战，双方激战于冀州之野。应龙使用水攻的战术，蚩尤则反命风伯、雨师以大风雨助战，黄帝只好请旱神女魃助战，使旱胜涝，于是攻杀了蚩尤。?

黄帝战胜了炎帝以后，黄帝轩辕氏于是占有了燕山以北地区。黄帝轩辕氏崇拜的图腾是龟，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各种玉龟，应该是黄帝族崇拜的神物，而红山文化庙、坛、冢等大型而高级的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也应该是炎黄两族融合，多种文化汇聚的结果。?

继炎帝和黄帝之后的古帝王是颛顼和帝喾，史书上说，颛顼时代，社会已经进入高度发展阶段，当时已经有了历法，有了专门执掌各类事务的公职人员，如掌管祭天的官叫南正、掌管祭地的人叫北正，祭礼天地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形的，因此，祭祀时首先做出象征天地的模型，即做一个圆环形的坛来象征天，做一个方形的坛来象征地，具体安置的位置是天坛在南、地坛在北，故掌管祭天的人称为南正，掌管祭地的人称为北正。颛顼时，掌管祭天的南正叫重，而管祭地的北正的名字叫黎。近年来，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的大型祭坛遗址，其布局就是圆形的天坛在南侧，而方形的地坛则在北侧，与古书上关于颛顼的记载正相吻合，因此，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前的古帝王颛顼故地，就是今天的辽河地区^［14］。?

古书上说，颛顼与帝喾同属一个系统。相传帝喾系古族崇尚燕子，与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并行发展的小河沿文化，其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崇尚燕子，在小河沿文化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件造型为雏燕的陶壶，表现的是小燕子鸣叫争食的形象，惟肖惟妙。因此，学界认为小河沿文化与帝喾族系的活动有关。

史书上还说，建立商朝的商朝始祖是契，而契的前辈即是帝喾。近年来，学者们根据古史记载和考古新发现，认为商族的始兴之地就是西辽河地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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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距今4500年前出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很可能就是帝喾的后人帝契及其族团创造的历史文化遗迹。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先于夏朝在中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强大的方国，在它存在之际，中国北方的西辽河地区的各种文化，都统一在它的旗帜下。夏朝建立后，这个北方古国与夏朝呈现南北并立的局面。商朝的建立，应是夏家店上层 文化所代表的先民南移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商文化与红山诸文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的原因。?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为，西辽河地区曾是炎黄故地、颛顼之墟。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打下浓重底色的颛顼之法，就是在这里孕育产生的。黄帝族和颛顼族先后入主中原后，便把西辽河灿烂的古代文明成果带入中原，与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汇合为辉煌的华夏早期文明。帝喾的后人在西辽河地区曾经建立一个先于夏朝的文明古国，后来这支古族南迁，代替夏朝而建立了商朝。由于商朝是中国南北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因此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文明昌盛的东方大国。?

深入地开展对于红山诸文化的研究探索，全面地了解中华文明产生之际的南北历史文化，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注  释：?

　　［1］［3］  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2年第6期。 ?

　　［2］  贾鸿恩：《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6年第6期。 ?

　　［4］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5］  李恭笃：《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

　　［6］  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

　　［7］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8］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9］  郭大顺：《文明发端，玉龙故乡》，《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31日第4版。?

　　［10］  邵国田：《光辉灿烂的敖汉古文化》，《松州学刊》1987年第3期。 ?

　　［11］  《辽海奇观——西辽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12］  郭大顺：《辽西古文化的新认识》，《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

　　［13］  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4］  张博泉：《对辽西发现五千年前文明曙光的历史蠡测》，《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2期。

    ［15］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复刊号。  ??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