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集刊

任南 · 发表于 2011-10-13 23:06:38

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

第三章　　铜石并用时代　　（约公元前 3500 年至前 2000 年）2

[日期：2006-05-12]

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白寿彝苏秉琦

[字体：大中小]

铜器和石器的改进

在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中，除良渚文化外均已发现铜器。铜器分布
面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显示它已越过最初的发展阶段而到达了铜石并用时
代的晚期（图 3—19）。
在龙山文化的遗址中有五处发现了铜器或铜炼渣①。其中
图 3—19 龙山时代的铜器
1.铜铃（襄汾陶寺）；2.铜牌（唐山大城山）；3.铜锥（胶县三里河）。
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两段残铜锥，诸城呈子的残铜片，栖霞杨家圈的一
段残铜锥和一些炼渣与矿石碎末，日照尧王城的铜炼渣和长岛店子的残铜片
等。
杨家圈的矿石经鉴定主要是孔雀石，即碱式碳酸铜。三里桥的两件残铜
锥虽然不在一起，并且是先后两次发掘时发现的，但从其形状和粗细的程度
相象、断口大致能对接、成份和金相组织也都相似来看，可能原属一件标本
而干早期残断所致。这件铜锥是铸造而成的，对金相组织的观察发现有树枝
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其中含锌约 20.2％—26.4％，
锡 0.35％—2.15％，铅 1.77％—4.26％，硫 0.053％—0.43％，铁 0.585
％—0.93％，硅 0.043％—0.11％，除铜、锌外，其余成份应为杂质。由
于其中含硫，并与铅化合成为硫化铅，说明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也是原
始的。据推测这件锥可能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的还原气氛
下得到的，而不大可能是人们有意掺锌制成的合金黄铜。北京钢铁学院冶金
史组曾进行实验，证明黄铜冶炼可以在较低温度下通过气——固相反应进
行。因此只要有铜锌共生矿，原始冶炼即可得到黄铜①。而山东胶县附近的昌
潍、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龙山文
化中出现质地不纯的黄铜，是并不奇怪的。

① 严文明：《龙山文比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 年第 6 期。
① 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1934 年。

中原龙山文化也有多处发现铜器或炼铜遗迹，一是河南郑州董砦的方形
小铜片，二是登封王城岗的一件残铜器片，三是临汝煤山的炼铜柑锅残片，
四是山西襄汾陶寺的铜铃等。
煤山的坩锅残片分别发现在两个灰坑中，内壁保留有一层层的固化铜
液，最多的一片上有六层，每层厚约 1 毫米。经化验分析含铜的近似值为 95
％，应为红铜①。陶寺的铜铃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铃高 2.65 厘米，横剖面
呈棱形，长 6.3、宽 3.7 厘米。系合范铸成，顶部钻一圆孔。经测定含铜
97.86％，铅 1.54％，锌 0.16％，应系红铜①。铃外包布，据布痕看系平
纹织法，但经纬粗细不同，密度为每平方厘米 16×20 根，当为较细的麻布。
河北唐山大城山的文化性质应是受中原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又
有自己的特点。那里发现有两块穿孔铜片，穿孔方法系两面对钻，与石器钻
孔方法一致。两块铜片的含铜量分别为 99.33％和 97.97％，另有少量锡、
银、铅、镁等杂质，也是红铜。
内蒙古伊克昭盟的朱开沟遗址，较接近于中原龙山文化而又有自己的特
点，其中发现了铜锥和铜手镯等。
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遗存中，最近也发现了许多铜块，地点在湖北
天门石家河。
至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更是在多处遗址发现了铜器，其种类有刀、
锥、匕、指环、斧、镜等，除镜为青铜外，其它经鉴定的亦多属红铜。
上述情况说明，在龙山时代的确已普遍使用铜器。最普遍使用的是锥，
其次是刀匕之属，其它则有斧、镯、指环、铃、镜等，即一些小件的手工工
具、梳妆用具、装饰品和乐器等。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铜器的成份中，
绝大部分属红铜，也有少数为黄铜或青铜，不论哪种铜器，其中都有一定数
量的杂质。而此时的青铜或黄铜，实际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
始方法冶炼出来的，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这个时代还只能是铜石并
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
这个时期的石器几乎都是磨制的了，切割法和管钻法等技术更加广泛地
应用，石器种类和形态更加多样化，地区性差别也更加明显。可以说，这个
时期才达到了石器制造技术和应用范围的顶峰，相形之下，过去曾广泛应用
于工具制造的骨角器、蚌器和陶器均已降到不重要的地位。
农具方面，江南的变化比黄河流域更明显些。例如在良渚文化中已普遍
发现犁铧、破土器和耘田器①，这些都是根据水田耕作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石犁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犁尖夹角约 40°—50°，两腰有刃，中部
有一至三孔。小者长仅 15 厘米，大者长近 50 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这种
石犁确切些说只是犁的工作部分铧，而且这种铧必须固定在犁床上，很可能
在它上面还要加一块凸脊的木板，一则有利于固定铧，二则可起分土作用。
这是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石犁。过去在内蒙昭盟一带的红山文化中发现的所
谓石犁，很可能只是一种尖头的石铲。
所谓破上器又可称为开沟犁，大体呈三角形，底边为单面刃，前边大于
后边，前角小于后角，因而呈向前倾斜状。顶端向后有一斜柄，或在后边的

①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 40—48 页，文物出版社。
① 施昕更：《良渚》，1938 年。
①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3 期。

上端有一缺口以利安柄，后一种形式常在缺口的前边穿一孔。这种器物体形
小者通长 20 多厘米，大者达 50 厘米以上，刃部大多严重磨损，使用时因过
于笨重难于一人挥动，很可能是一人前挽，一人后推以用于破土的农具。良
渚文化所在地水网密布，沼泽甚多，其中常丛生芦苇和其它草类，要开辟成
水田，除要砍除或烧掉苇草外，泥里盘根错节是很难翻动或推平的，破土器
实是一种斩断草根以利翻耕的器具，是专为开荒用的耕具。
犁耕的出现，不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翻地的质量，还为畜力
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所以在农业发展史上，总是把犁耕农业同锄耕农业相区
别，在我国的具体情况可能是与箱耕农业相区别，成为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
阶段。
在黄河流域，耕作农具仍然是石铲或石耜。龙山文化的石铲多舌形，中
原龙山文化的石铲则多近长方形的梯形或双肩形。二者均较轻薄，刃部宽度
一般不超过 10 厘米，但很锋利，器身通体磨光，对黄土地带的翻地来说还是
很适用的。
这时期的收割农具主要是石刀，即石爪镰，同时也普遍地出现了石镰，
只是数量还比较少。石刀形状多为长方形，一般比仰韶后期石刀为长，多数
仍穿一孔，也有穿两孔的。在良渚文化中还曾发现少量半月形石刀。一般说
来，石刀是割穗的，而石镰是连茎杆一起割的。所以石镰的普追出现，意味
着对作物茎杆的利用更为重视了。
作为手工工具的石器仍然是斧、锛、凿和纺轮，后者大多是陶质的，石
纺轮只占一小部分。凿的数量比前一时期有所增加，可能意味着榫卯技术有
新的发展。石锛中除常型者外，在良渚文化中已普遍发现有段石锛——它是
我国东南地区传统石器之一，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各群岛有较大影响。
如果说这时期手工工具的变化还不十分显著的话，那么武器的发展却是
十分明显的了。这时主要的武器是石镞和石钺，同时有少量的石矛。在此以
前箭头主要是骨制的，也有少量蚌制和石制的，这时则主要变成石制的了。
以前的箭头多扁平或圆锥形的，多数无铤，这时则多三棱或剖面呈菱形，并
且锋、身、铤三部分分化明显。在分布地域上，中原龙山文化多三棱形，龙
山文化与长江流域诸文化则多剖面呈菱形者。这种远射武器的显著发展和改
进，以及近距离使用的刺兵——矛的出现，都说明这时期战争行动大大加剧
了。

玉器工艺的发展

龙山时代的玉器比前一时期更多，制作也更精良了。在龙山文化、中原
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过许多玉器，其中以良渚
文化出上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比较复杂（图 3—20）。
玉器的制作工艺，照理应是磨制石器工艺的延伸和升华。因为玉不过是
一种美好的石头，有些加工石器的方法也广泛用于玉器的加工。但玉器毕竟
不同于一般石器，这不但是因为材料不同，制法上有很多差异，更重要的是
品类和功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从而形成为一种独特的工艺。
龙山时代的玉器多用软玉，在矿物学中应属具有交织纤维

图 3—20 良渚文化的玉器

1.7；琮；2.山形饰；3.衣扣；4.璜；5.鸟；6.锥形器；8.带钩。
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这种玉材的硬度一般为莫氏 6 度，有
美丽的颜色和质感，能够加工成各种形状的器物和优美的花纹。
玉器的加工大体有裁料、成形、作孔、雕刻花纹和抛光等工序。裁断的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石器加工中常用的片锯切割，一种是玉器加工中特有
的线切割，这在一些玉料和玉器本身上留下的痕迹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
无论用哪种切割方法，都需要有硬度高于玉的中间介质即解玉砂，正如现代
玉器加工也必须用解玉砂一样。
一般器物经过切割已大体成形，个别特殊器形还须辅助以雕琢，比起石
器制作中往往用打制毛坯成形的方法来要准确和省料得多。
绝大部分玉器都有穿孔，而且一般都用管钻的方法，所用管料大抵为竹，
这同石器制作用的管钻法基本相同。但玉器中管钻应用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钻孔也深得多。例如有的玉管直径仅 1—2 厘米，长却有 10—20 厘米，有的
琮更长达 30—40 厘米，要一下子直穿钻透，其难度可以想见。据观察，良渚
文化的玉器无论厚薄均用双面钻，且两面钻的深度相若，如有倾斜也往往相
对，故有人推测当时已有两极钻具，掌握了从两面同时钻进的技术①。
花纹的雕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透雕，多施于玉璜和各种牌饰。镂透部
分一般先画出范围，钻出小孔，再用线加解玉砂锯割，最后在透雕体上加刻
阴线花纹。另一种是浮雕加线刻，一般用浮雕表现主体花纹，用阴刻表现地
纹或背景纹饰，浮雕也常刻钩云纹，形成三层纹饰。在良渚文化的玉器花纹
中，以神人兽面纹最有代表性，背景纹饰是一个戴羽冠的神人，他的胸部乳
房和肚脐部分用浮雕强调成大兽面形，兽面上又育阴刻纹。整个纹样复杂细
腻，有时一个毫米宽度有四五道刻纹。根据刻线放大的情况观察，应是用坚
硬的石雕刻器完成的。
这个时代的玉器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用作礼器或仪仗的工具和武器，其
中主要是钺，其次是斧、锛、刀等；二类是宗教用品，主要有琮、璧等；三
类是装饰品，数量最多，有头饰、耳坠、项饰、佩饰、手镯、指环等以及服
装上的用品如带钩、圆扣和各种缀饰，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艺术品如人、人
头、鱼、鸟、龟等的小件圆雕。
各地玉器的种类、形制和花纹不尽相同，应用的范围也有差别。目前发
现玉器最多的是良渚文化，仅余杭反山一处墓地就有一千一百余件（组），
如按单件计算则达三千二百多件。余杭瑶山、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
处也有大量发现，至今发现玉器的良渚文化遗址已达二十多处。其它地方目
前发现不大多，可能是大墓发现较少的缘故。
在各种玉器中，钺、琮、璧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也是各地区文化遗存
中常见的器物。
玉钺在反山和瑶山都曾发现较完整的组件。一般包括玉质的钺冠、钺身
和钺柄端，三者大多为素面，也有刻精细花纹的。钺柄当为剖面呈椭圆形的
木柄，有的髹红漆并镶嵌大量玉粒。从钺端到钺柄端的长度，反山 M14：221
为 74 厘米，M20：144 为 74 厘米，瑶山 M7：32 为 80 厘米。这种钺做得如此
精致，又没有任何砍削的使用痕迹，当是军事首领的一种权杖。《史记·殷
本纪》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尚韦·牧誓》载：“（周

①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 年第 1 期。

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商汤和周武王姬发当时都是指挥军队的
最高首领，他们手里都拿着钺，可见钺是军权的象征。而良渚文化中用钺随
葬的墓主人，生前也当是一位军事首领。
琮在良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玉器中，它是做得最讲究的。最
好的一件琮出自余杭反山 12 号墓，呈乳白色，高 3.8 射径 17.1—17.6
厘米，重 6.5 公斤，是矮体琮中最大的一件。该琮纹饰雕工极精，四面直槽
年每槽两个人体与兽面复合象，四个转角处有双重兽面纹。人体全身仅高 3
厘米，双眼圆睁，阔鼻宽嘴，嘴中露出整齐的两排牙齿。头戴宽大羽冠。上
臂平伸弯时，双手指向胸怀，有的手指头都刻出了指甲。下身盘腿而坐，足
却被刻成似鸟爪的形状。全身刻卷云纹，关节部位有小片外伸，很象是穿着
皮甲。人体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一兽面（或亦为人面）纹，眼、鼻、嘴均
刻划清晰，嘴里有獠牙。样子很象是挂在那个双腿盘坐的人身上的一个兽面
胸牌，用以显示其神圣和威严（图 3—21）。
迄今最大的一件玉琮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该琮高 49.2 厘
图 3—21 反山大琮上的神人兽面纹
（放大像，原高约 3 厘米）
米，纹饰分十九节，其上端正中刻有圆圈下加火形符号，与大汶口文化
陶尊上的图画文字完全相同；底部内侧刻有斜三角记号，此器形状、风格完
全是良诸文化式的，却有大汶口文化的图画文字，是值得注意的，类似的情
况还见于玉璧、玉镯等。
中国古代琮与璧常并提，《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
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仪礼·聘礼》：“受享束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束帛加琮，皆如初。”郑注：“君享用璧，夫
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考工记·玉人》：“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
子……璧琮八寸，以聘……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琮十有二寸，射四
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
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从这些记载我们只知道璧琮都是礼器并且往往
相互配伍，不同等级的人所用璧琮的大小亦不同。但这是周代理想化的制度，
史前时期的良渚文化当不会有这样严格。从它只出于大墓来看，可以断定当
时只有贵族才能掌握。张光直认为琮的意义尤为重大，是巫师借以通天地的
法器，并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巫政结合并产生特权阶级的玉踪时代①。就良
渚文化来说，这个见解是值得注意的。但良渚文化的琮有各种形态并可大别
为两类，一类较租矮，上面往往有比较精细的花纹！另一类较细高，往往被
分为许多节，花纹简单，玉质也较差。前者多出于太湖南岸，以良渚遗址群
为大宗：后者多出于太湖北岸，仅武进寺墩 3 号墓就出上三十二件之多。二
者的功用也许不完全相同。
玉璧绝大部分也出于良渚文化，有时与琮同出，有时则不尽然，加工远
不如琮那么精细。但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几件据传出自浙江的玉璧上，雕刻
着鸟立于柱上的图画，则是少见的精品。

轮制陶器的流行

①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第 3 期。

龙山时代制陶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泛使用快轮拉坯，
二是陶窑结构的改进。
陶轮又称陶车或陶钧，是一个圆盘形工作台，中轴插入地下套管，用手
摇或脚踏使其转动。陶轮早在仰韶时代便已出现，那时制坯的方法主要是泥
条盘筑，做大件器物时利用陶轮可以避免陶工来国转动，画彩时也有许多方
便，那种陶轮一般称为慢轮。龙山时代则是利用陶轮的快速转动直接拉坯，
一件器物几秒钟就拉出来了，加上必要的修理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劳动生
产率比慢轮上用泥条盘筑法生产要提高许多倍。尽管至今没有发现当时使用
的陶轮，但若观察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制造痕迹，再与现代陶器上的制造痕迹
进行对比，就能一目了然。大凡用快轮拉坯制造出来的陶器（即通常所说的
轮制陶器），总是器身正圆，胎壁厚薄均匀，里外有许多旋转时留下的同心
周线。有的器物表面因打磨光亮而不见同心周线，里面总还是非常清晰的。
制坯完成，一般要用细绳割下，此时轮子还没有完全停止转动，所以割下的
痕迹总是偏心螺旋纹。凡具有以上特征的，即可肯定是轮制陶器。这样的轮
制陶器在仰韶文化后期和大汶口文化后期的遗存中已发现有极少的标本，而
到龙山时代则大量出现。不过即使在龙山时代，各地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别。
大致说来，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轮制技术最为发达，差不多所有陶器都是
轮制的。即使是最不便于轮制的陶鬶，也往往分段轮旋制出颈部和袋足部再
结合起来。其它许多较复杂的器物如小口高领罐、蛋壳黑陶杯、豆、圈足盘、
双鼻壶等也都是分段轮制然后粘接起来的，碗、盆、杯等简单器物则一次拉
坯即成。器物的附件如流、把、鼻、足、耳等不便轮制的部分，往往先手制
或模制，然后粘接到器身上去（图 3—22）。

图 3—22 龙山文化的陶器
1.5.鼎；2.高领罐；3.器盖；4.鬶；6.单把罐；7.盆；8．杯；9.豆
（1—3.6.8.两城镇出土，4.5.7.9.城子崖出土）。
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工不但熟练地掌握了轮制技术并加以最广泛的
应用，而且在陶器造型和表面处理上也尽量表现出轮旋痕迹特有的美感，所
以一般不加其它纹饰，而只是用轮子直接旋出竹节状坟、阴弦纹等，有时在
局部范围有不同形状的镂孔或刻划纹。在某些最精美的陶器上则用极细的针
刻图案。
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杯可算是这个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成就。这种陶
杯显然是从大汶口文化的黑陶高柄杯发展而来的，但二者制法不同，造型上
也有较大的差异。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一般育较高的柄，杯身为圆底形，
常有宽缘盘形口，有些杯的杯身部分做成两层壁，内壁形成胆便于盛物（也
许是酒），外壁则可镂刻成美丽的花纹。这种杯通高约 15—20 厘米，口径差
等，而壁厚多在 0.5—1 毫米之间，最薄的仅 0.3 毫米，全器还不到一两重，
拿起来显得十分轻巧。
这种器物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有不少人位过研究和试验，近来终于比
较明白了①。首先对原料的选择和制备比较严格，需要细腻纯净的粘土，其中
绝不能含硫，否则便会烧流。经过多次淘洗，其粒度至少应在 300 目以上。
稍揉后还要经过长期陈腐。用时要反复揉泥，至少要比制普通陶器时多花三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 年第 4 期。

倍以上的功夫，这样泥土就不至皲裂，可塑性能极好。杯坯一般分三段拉成，
稍于后用泥浆粘接。此时坯体还较厚，必须在陶轮上用刮刀反复旋薄。为了
车好坯子，必须要设刀架。车速不能太快，一般掌握在每分钟 80—100 转即
可；转动还必须均匀，故一定要用惯性轮。坯子车好后还要进行镂刻，因为
坯体极薄，又尚未入窑，故镂刻时应十分细心，否则就容易挤碎以至前功尽
弃。等一切准备妥当，即可入窑。由于坯体极轻，如果直接放在窑内，点火
后由于空气的对流会使坯体浮动而相互碰碎，故必须有匣钵。现在已经发现
了这样的匣钵，为厚胎夹砂陶，底部有一长方形孔，大小正好容纳一个蛋壳
黑陶杯。为了获得又黑又光亮的效果，选择泥土时最好是含锰的，或在烧窑
时选择芦苇等含锰的燃料，烧成后不久即出窑，乘热打磨，即十分光亮。由
此可见，要制成一件蛋壳黑陶杯是十分不容易的，必须有根高技艺的专门的
陶工。推测当时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制陶中心能做，其它地方要设法去交换。
我们在山东长岛县的砣矶岛上曾发现与潍坊姚官庄完全一样的蛋壳黑陶杯，
可能就是同一陶工的制品。如果确实如此，说明当时交换的范围已经很大了。
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轮制陶器的比例不如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
样高，大约只有半数为快轮制造。陶器颜色也不如龙山文化等那么深，除黑
陶外，还有大量的灰陶，石家河文化中还有较多的桔红粗陶。在中原龙山文
化中，也是越往西轮制陶越少，黑陶越少。如客省庄二期文化约 80％以上为
灰陶，18％　为红陶，黑陶仅占 1％多些。轮制陶仅占少数，而大量的是泥条
盘筑和模制。有些鬲足内有反绳纹，当是用原有鬲足为内模的一种证据。
这两个文化的陶器除素面和磨光以外，还有不少饰篮纹、绳纹或方格纹，
从而造成一种与东方沿海地区的陶器很不相同的风格。这三种纹饰在各地的
比例颇不相同，具体的纹样也有差别。大致说来，北部和西部的绳纹较多，
如后岗二期文化、陶寺类型、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均是；中部和东部的方格纹
较多，如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类型均是。篮纹比较普遍，但早期较多，且
多斜行、纹样较宽而浅；晚期略减，多竖行，较窄而深。
由于黑陶和灰陶大量流行，在中原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又多篮纹、
绳纹和方格纹，在这种陶器上均不适于画彩，所以曾经风行很长时间的彩陶
到这时已经全然绝迹。但在某些较讲究的陶器上还有彩绘。如良渚文化的一
些黑陶豆和圈足盘上常有朱绘，后岗二期文化的某些黑陶盆和圈足盘上也有
朱绘或朱、黄两色彩绘，陶寺类型中更有较发达的彩绘。这种彩绘陶是在陶
器烧好以后再画上去的，根容易擦掉；所用颜料比较浓厚，类似于现今水粉
画的颜料。这种彩绘陶器不适于做生活用器，一般用于祭器或随葬用冥器。
这个时期陶窑的结构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基本相同而与新石器时代晚期
者有很大的差别。窑室仍为圆形，有北字形或川字形火道，窑壁呈孤形弯曲。
内蒙凉城老虎山的窑保存最好，顶为穹隆顶，这样的结构便于封窑。在基本
烧成后的高温情况下密封饮窑，使窑内造成还原气氛，容易烧出灰陶和黑陶。
所以这时陶器以灰色和黑色为主，是与陶窑结构的改变分不开的。陶窑的体
积也比以前扩大。仰韶前期的窑室直径一般为 0.8 米：龙山时代小的直径约
1 米，大的直径可达 1.5 米以上。这样每窑所烧陶器就可多好几倍。在大汶
口文化晚期已可看出的专业化制陶工匠的出现，到龙山时代显然又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

纺织、漆木工和酿酒的进步

龙山时代纺织业的进步可从两个方面看得出来，一是麻织品更加精细，
二是丝织品的出现。
仰韶时代已经有了麻布，根据一些陶器上的印痕知道都用平纹织法，其
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厘米 6×9 至 12×15 根。到龙山时代麻布仍然是平纹织法，
但有时经纬线粗细不同，纹理更加细密。如前举山西陶寺铜铃上的包布每平
方厘米为 16×20 根，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陶罐上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是
30×30 根，良渚文化中最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是 20×30 根。这样细的麻布，
不但要有相应的细扣，而且首先要给麻纤维脱胶，否则难以纺出那样细而均
匀的麻纱。这时的纺轮很明显有大小两种，大约就是为纺不同粗细的麻纱而
制的。
历来传说是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发明养桑蚕缫丝，《路史》引《蚕经》
说：“西陵氏始劝蚕”。但这传说是否真实，黄帝究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哪
个时期，都是很难说的。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龙山时代的良渚文化中是已
经有丝织物了。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丝带、丝线和绢片
② 。丝带分 10 股，每股单纱 3 根，编成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纹，宽约 0.5 厘米。
绢片系平纹织法，经纬粗细相仿，撚回方向为 S 型，织物密度为每平方厘米
47×47 根，这已经是很细的丝织物了。
漆木器是很难保存的东西，所以至今发现甚少。但从良渚文化和中原龙
山文化的一些发现来看，当时漆器至少在贵族的生活中应已得到了较广泛的
应用。良渚文化的漆器均发现于较大的墓葬中，能辨器形的有盘、觯和杯等，
有的棺木上也很象是涂漆的。这些漆器一般为黑色，画朱红色花纹，有的还
镶嵌玉粒。山西陶寺的大型墓中往往发现木器残迹，其种类有鼓、圈足盘、
长方平盘、斗、豆、案、俎、匣和谷仓模型等（图 3-23）。这些器物的木胎
均已腐朽成灰，只是通过上面的彩皮才可辨出器形。

图 3—23 陶寺的木器
1．2.豆；3．房屋模型。
这些彩皮往往呈卷状，很可能是漆皮。往往以红色为地，上面用白、黄、
黑、蓝、绿等色彩画出美丽的图案。
关于夏代以前即有漆器这件事，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韩非子·十
过篇》中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
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
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
这段话告诉我们：1.在尧舜禹的时代，漆器还是很珍贵的，即使是尧舜
那样的贵族首领用为食器，人们还觉得太奢侈了；2．漆器的用途是食器
和祭器；3．漆器的颜色主要是黑色和红色，用红色画花纹。这几点同在中原
龙山文化和良诸文化中的发现都是基本上相符合的。
酿酒的历史不如丝织物和漆器的制作那样清楚。一般认为，至少在铜石
并用时代早期就知道酿酒了，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的高柄杯都应当是
饮酒器。到铜石并用时代酒器做得更精致了，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良诸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 年第 2
期。

文化中的某些黑陶杯和漆觯、漆杯等都可能是酒器。如果这个判断不至大谬，
则龙山时代饮酒的风气较前一时期又有新的发展。

建筑技术的提高与房屋结构的变化

龙山时代迄今没有发现大型房屋建筑，但从大量的小型房屋基址来看，
知道当时房屋的类型已比从前复杂，种类多样化了；特别是建筑技术有较大
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夯筑技术的发明。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常常发现夯土的
房基。如山东日照东海峪的一些房子就是这种筑法。据报导，那里房屋的建
筑程序是先筑低矮的台基，然后筑墙体、室外护坡和室内地基。这些台基、
护坡和室内地基均为分层筑成，土质坚硬，层次分明，每层上面有不规则形
的凹窝，推测是用不规则形石块夯筑而成的①。至于这时普遍出现的城堡，更
是夯筑技术的滥觞。
二是土坯墙的出现。现知河南永城王油坊、汤阴白营、安阳后岗和淮阳
平粮台等地都发现了用土坯砌墙的房子；上海福泉山和浙江余杭大官山果园
等良渚文化遗址中更发现了烧过的红色土坯或砖。王油坊、白营和后岗的土
坯都没有固定的规格，一般长 20—50、宽 15—38、厚 4—9 厘米。土坯用深
褐色粘土制成，内夹少量小红烧土块。这显然是和泥制坯并晒乾后才使用的。
砌墙的方法是错缝叠砌，用黄泥粘接。用这种土坯砌筑的都是村落中的一般
房屋，往往是圆形的单间小屋。平粮台的房屋是做在城内的，有台基，每栋
房分为若干小间，有的室内甚至设有走廊，比一般村落中的房屋要讲究得多
（图 3-24）。这种房屋的土坯也比较规整，一号房的土坯长 32、宽 27—29、
厚 8—10 厘米，四号房土坯较大，长 58、宽 26—30、厚 6—8 厘米。砌成墙
体后在墙面抹草泥。用这种土坯砌成的房子，从外形看已与现代的土坯房没
有多大区别。至于良渚文化的火烧土坯，无论福

图 3—24 平粮台的土坯房泉山还是大官山果园的，大小规格也不大整
齐。发现时全部经火烧过，故外面呈砖红色，里面因未烧透而呈黑灰色。现
时难以判断它们是因失火而烧成红色的，还是有意烧成的砖。如果是后者，
那就是我国最早用于建筑的小砖了。
三是石灰的广泛应用。河北、河南和陕西的许多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的房
子，其地面和墙壁往往抹一层厚约 2 毫米的白灰，表面光滑平整，质地坚硬，
颜色净白。经化验其成份同现代石灰基本一样。过去以为是用料姜石烧的，
但料姜石含土较多，不易做到那么纯净洁白；也有推测是用贝蚌类烧制的蜃
灰，但象龙山时代房屋建筑中那样大量使用白灰，单用贝蚌类烧制的蜃灰恐
也难于满足需要。在安阳后岗曾发现白灰渣坑，为过滤石灰后残渣的堆积坑，
邯郸涧沟曾发现白灰坑，为已调好的白灰浆凝固而成，后岗等遗址更发现过
未烧透的石灰石堆积，有些地方还有烧石灰的窑。由此看来，当时已经知道
开采石灰石矿以烧制石灰了。这同前一阶段只知用料姜石烧制不纯的石灰以
调制似水泥的灰浆，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房屋的结构颇具有地方特色，而同一地区则反映出城乡差别。

① 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31 年第 2 期。

龙山文化的房屋在日照东海峪、栖霞杨家圈、诸城呈子和胶县三里河等
地均有发现。一般为方形或略呈长方形，单间，室内面积约 15—20 平方米，
较大的有近 40 平方米者。有的先做台基，有的则在平地起建。地基常先经夯
筑，地面抹黄泥或草泥而不用白灰，仅接近后岗二期文化分布区的茌平尚庄
一座残房有白灰面。墙育垛泥和木骨泥墙两种。前者多用草泥层层垛砌：后
者多先挖基槽，在其中立住扎棍再抹草泥。有的基槽深挖 1 米以上，如杨家
圈的几座房子便是那样。
中原龙山文化的村落中多为圆形单间房子，且多用白灰抹平地面和墙
壁，与龙山文化多方形而不用自灰的风格颇不相同。但中原龙山文化分布面
很大，各地方类型也有一些差别。就中以分布于河北和河南北部的后岗二期
文化最为典型。东边接近于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则既有方形又有圆形，既
有白灰面房基，又有用黄泥或草泥筑的房基，表现为龙山文化与中原龙山文
化的双重风格。西边接近于齐家文化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房子有圆形和方形
的，还有前方后圆的双间房，不少有白灰面，但房基多半地穴式，表现为中
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双重风格。
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房屋以安阳后岗和汤阴白营发现较多。其它尚有安
阳大寒南岗、将台、蒋台屯，河北邯郸涧沟等多处。其中安阳后岗早在 1931
年即发现过涂白灰面的圆形房基，以后在 1958、1959、1971、1972、1979
各年都进行过发掘，仅 1979 年就发现房屋三十九座①：而汤阴白营于 1976—
1978 年的发掘即发现房屋六十三座①。除个别早期房屋有半地穴者外，一般
均为平地起建，或筑出软周围地面稍高的地基，地基有明显的夯层和夯窝。
在地基上起墙育三种形式，最多的是垛泥墙，其次是木骨泥墙和土坯墙。绝
大部分室内地面和墙壁抹白灰，显得洁白亮堂，室内正中育一块圆形灶面，
为取暖和炊事的地方，室外有护坡和散水。个别房屋室内有垫木板的。这种
房屋同仰韶文化的一般居室相比，居住起来显然要舒适一些。
在这些房屋建筑中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一是用小孩奠基，如后岗即有
十五座房子下或附近埋有小孩，从地层关系来看是在建房过程中埋入的，最
多一座房子下埋四个小孩。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死亡和埋葬，而是建房时举行
奠基仪式的牺牲。这种用人奠基的现象，到商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二是许多
房子内或房子近旁有小的窖穴，其底部和四壁常抹白灰，比较讲究，当是属
于房主人的储藏窖穴。这同仰韶文化前期窖穴成群而不与个别小房子相连系
的情况相比，说明以一座小房子为单位的家庭已发展为在消费上更为独立的
单位。
上述两点情况，在造律台类型的王油坊遗址中同样存在。说明它不是孤
立的现象，而可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王油坊除用小孩奠
基外，还有用大人奠基的。如第 20 号房屋东北有三人相互叠压，骨架周围的
土都筑得非常坚硬，显然是筑地基时一同埋入的。这三人均为男性，年龄在
25—35 岁之间，其额部以上的头顶骨均已被去掉，显然不是正常的死亡和埋
葬，很可能是战俘用来奠基。商代用于奠基的正是有小孩也有成人，说明龙
山时代的社会同商代已有某些接近的因素。
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房址主要发现于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和临潼康家

① 牟永抗：《良渚玉器三题》，《文物》1989 年第 5 期。
①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等处。客省庄发现了十座房址①，除一座残破的圆形房屋难以确定是否分间以
外，其余九座都是双间套房，五座前后均为方形或长方形，四座是前方后圆
房。这些房屋面积一般较小，把内室和外室的面积加起来，小的仅 10 平方米
左右，大的也不足 20 平方米。外室一般有门道，有窖穴，灶址偏于一侧或掏
成壁灶；内室较平，火塘设于正中，当为卧房。所有房屋都是地穴式的，口
小底大，现存深度 1.28 米至 2 米以上。除个别较大的外室有一、二柱洞外，
一般不见柱洞。推测外间是地穴式，内间有可能是窑洞。
康家的房屋基址已发现一百多座，分若干排，每排房子又分若干组，每
组房子少则两三间，多则五六间（图 3—25）。从而构成一种层次分明、布
局有序的聚落结构①。所有房屋均座北朝南，门向南偏东 10°—15°。长方
形单室，进深略大于宽，居住面积仅 9—12 平方米。居住面多抹白灰，也有
用胶泥或草筋泥的，中间设一圆形火塘。房屋前墙有的用土坯或草泥，其余
三面墙则用夯土筑成。墙壁残高多为 15—40 厘米，个别保存好的高 1.1—1.3
米。每所房屋的东西侧墙体往往向前伸出一段，形成门垛。前后两排房之间
相距 6—9 米，形成公共的院落。

图 3—25 临潼康家的排房
康家的聚落大概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房子毁弃以后，又在原址建
造新居，有的房子上下叠压三四层，最多可达七八层之多，而村落的总体布
局没有变化。
武功赵家来曾发现十座房屋①，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半地穴式，有四座，
长方形，面积约为 12—13 平方米；第二种是窑洞式，仅一座，洞壁保存高达
3 米以上；第三种是半窑洞半起墙式，有五座，后半为窑洞，残存洞壁高达 2.6
米，前墙及两侧壁的前段为夯土筑成。在这些房子的前面有数道夯土墙隔成
的院落，这是在我国史前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室外的院落建筑（图 3—26）。
它从另一角度证明家庭独立性有了明显的加强。
这时期城内的住宅仅在淮阳平粮台发现几处①。均为长方形分间房屋，全
用土坯砌成，与一般村落多圆形单间用垛泥墙砌的风格大不相同。如四号房
基有一长 15 米多、宽 5．7 米、高 0.72 米的台基，在台基上用土坯砌墙。房
屋分为四间，北边有一宽 0.92 米的走廊。奇怪的是这样讲究的房屋没有用
白灰面抹墙和地面。这房的位置在城东南角，推测城的中心偏北当有更高级
的主体建筑。这种城乡房屋的差别，是当时社会分化的突出表现之一。

城堡和水井的出现

古书谓“鲧作城”（《世本》），鲧为禹父，属夏以前的唐虞时代。假
如象许多学者所主张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唐虞时代就应相当于龙山

① 钟华南：《大汶口——龙山文化黑陶高柄杯的模拟试验》，《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① 山东省博物馆等，《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1976 年第 6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 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 年第 1
期。

时代，或至少是龙山时代的晚期。而考古学者所发现的最早的城堡，正是属
于龙山时代的。
现知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堡有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
城岗、淮阳平粮台，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马岭和湖南
澧县南岳等处。河南安阳后岗也曾发现过一段 70 米长，2—4 米宽的夯土墙，
因规模较小，只能算是个一般村落的土围子。事实上，上述儿处城堡遗址有
些也只是个土围子或石头墙围子。例如王城岗有两座夯上围墙，规模都很小
② 。东边一座仅剩西南角，西墙残长 65 米，南墙残长 30 米，原大不知。但因
东边被水冲毁而筑西边小城堡，并以东城西墙为西城的东墙。由此推测东城
大致不会比西城更大多少。而西城南墙 82．4 米，西墙 92 米，面积不过 7000
多平方米，确实只够得上一个小土围子。老虎山和阿善城堡是依山坡而建立
的，前者略作椭圆形，长短径大约为 380×310 米，比王城岗大多了。这两处
都是就地采石砌起来的，或至少是石头帮砌墙边。但从围墙内的房屋等遗迹
并无特殊情况来看，也只能看作是一个拥有坚固防御工事的较大的村寨遗
址。另外一些城堡遗址只是发现了城墙，城内情况尚不清楚，现时也很难准
确估计其意义。
多少作过一些工作，对城内情况已有一定了解的现在还只有平粮台一
处。它的情况显然和一般的村落遗址不同，至少应看作是早期城市的一个雏
形（图 3—27）。
这个城的规模并不算大，每边仅 185 米，正方形，城内面积 34000 多平
方米，如果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总面积也仅 5 万多平方米。但该城十
分坚固，墙体甚厚，现存堵基宽约 13 米，残高 3 米多，顶部宽 8—10 米，如
果复原起来，所需土方

图 3—27 淮阳平粮台的城堡（示意图）
1.地下水道；2.门卫房；
F．土坯房；Y．窑；H．灰坑。
大约不少于 4 万立方米，工程还是相当大的。
这个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规划整齐：全城成正方形，座北朝南，方向为磁北偏东 6 度，几乎与
子午线重合。南门较大，为正门，设于南墙正中；北门甚小，又略偏西，当
为后门。这种格局显然是精心规划的，它所体现的方正对称的思想一直影响
到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2.防卫设施严密：城墙本身便是最大的防卫设施。有了城墙还需要考虑
城门的管理。这座城为此专门设立了门卫房。此门卫房用土坯砌成，东西相
对，两房之间的通道宽仅 1.7 米，便于把守。门卫房中有灶面，守门人可用
为炊事，亦可为冬季取暖之用。
3.有公共下水道设施：一个城被严密地围起来后，必须解决供水和排水
的问题。供水设施现尚未发现，估计应为水井。排水设施也仅发现了 5 米多
长一段，整个长度和走向尚不清楚。虽然如此，仅就现已发掘的一段来说，
已足以说明当时有了公共的下水道设施。此段下水道正通过南城门，埋设在
距地面 0.3 米以下。水道本身由专门烧制的陶管套接而成，每节陶管长 35

②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

—45 厘米，直径细端 23—26 厘米，粗端为 27—32 厘米。每节细端朝南，套
入另一节的粗端。而整个管道是北端即城内稍高于南端，故知此下水道是为
解决城内废水向城外排放的。但一根管道排水有限，故用三根并拢，剖面看
起来象倒品字形。即下面一根，上面并列两根。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加大
了排水量，二方面又避免陶管太大难于烧造及容易压碎之虞。
　4.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现在仅挖掘了十几座房基，都在东南角，应
不是主体建筑。即使如此，这些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建筑，有
的用夯上做台基，房内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讲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内
的居民主要是贵族，是统治者。否则他们是难以调集那么多人力，为他们建
造那么坚固的城防工事的。
5.有手工业设施：在城内东南、东北、西南都发现了陶窑；东南角第
15 号灰坑内发现铜渣，说明当时在城内炼铜和制造陶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军事城堡。
6.有宗教活动的遗迹：如城西南角内侧埋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骨架，
当为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埋葬，有瓮棺葬、土坑葬和灰坑埋
葬。其中有些是正常埋葬，有的也可能是祭奠的遗留。
上述几个特点足以说明，象平粮台那样的城址，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
本要素。它应是政治中心，因而有较高级的房屋，有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
它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因而才有炼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
和烧制陶器的遗迹，以及宰杀大牲畜祭奠的遗迹。正因为它有如此重要的位
置，才会调集那么多人力修建那么坚固的城堡。这种城堡显然已不是一般村
落的土围子，而是一个雏形的城市了。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平粮台遗址的规模并不大，出土器物也不见特
别讲究的，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中比平粮台大得多的遗址还有许多，有些
遗址出土的器物相当精致，有些遗址中发现了很大的墓葬而对生活区缺乏了
解，凡此都预示龙山时代应有更大的城址。
早在 1930 年发掘第一个龙山文化的遗址城子崖时就发现了一个夯土
城，城子崖因此得名①。因为那个遗址中还有周代遗存，所以后来许多人怀疑
那个城址是否属于龙山文化。1964 年作者详细察看了残留城垣的夯土结构和
包含物，提出有可能属岳石文化的意见。1989 至 1990 年春，山东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试掘，才第一次查明那里存在着不同时
代的主个城垣，分别属于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其中以龙山文化的城
址最大①。
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城址平面接近方形，东南西三边城垣较直，北边城垣
向外突出，拐角呈圆弧形。城内东西宽约 430 余米，南北最长处达 530 米，
面积达 20 多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有些已深埋于现今地表以下 2.5—5 米处，
城脚残宽 8—13 米。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则在原有沟濠上夯筑起墙。
夯土结构有两种，一种用石块夯，一种用单棍夯，二者也许不是一次作成的，
或许在龙山时期就曾经进行过局部的修补。
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是足以代表龙山时代发展水平
的唯一大型城址。如果说面积仅有城子崖城址七分之一左右的平粮台城址便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

已有了不同一般的设施，清楚地显示了城乡的差别，那么如果对城子崖遗址
进行全面发掘，必将有更加完备的设施和更讲究的建筑遗存被揭露出来，使
我们对龙山时代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龙山时代的村落遗址不可胜数，其中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有河南汤阴自
营、安阳后岗、永城王油坊和陕西临潼康家等处，每处都曾发掘出土数十座
乃至一百余座房址。康家的房子已如前述，几乎全是单间小屋，成组成排。
显示出严密的规划而看不出明显的内部差别。其余三处基本上也都是单间小
房子，排列密集，样式几乎千篇一律。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龙山
时代的村落遗址发现过象仰韶晚期的那种分间式大房子，也几乎看不出那种
在仰韶晚期出现的同一村落中房屋分化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城市的出现，
物质财富逐渐向城市集中，从而抑制了普通村落中内部分化的进程，使这时
期城乡的分化逐步代替了乡村内部的分化。
城市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以乡村为依托，靠乡村提供粮食、
原料和人力资源，又给予乡村以技术、文化和手工制品等方面的支持，从而
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的格局。由于城市往往被贵族阶层控制，用作剥削和压
迫乡村的工具，所以这种新的社会联系又是与城乡对立的形式所表现的社会
分裂而相伴发展的。无论如何，城市的发生总是一种进步，因为在那里不但
集中了物质财富，还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故城市的产生很
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市的发展程度往往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
不过这一切在龙山时代还刚刚露出端倪，可以算是文明的一线曙光。

图 3-28 汤阴白营的水井
与城市的出现几乎同时出现了水井。史传瞽叟使舜穿井（《孟子·万章》、
《史记·五帝本纪》），又传伯益作井（《吕氏春秋·勿躬篇》、《世本》、
《淮南子·本经训》）。时代都在有夏以前，按照前面的推测，当在龙山时
代晚期。现在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水井的遗址有河北邯郸涧沟、河南
汤阴白营和洛阳矬李等处，江苏吴县澄湖更有属于良渚文化的水井群。白营
的水井深达 11 米，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四十六层，木棍交
叉处有榫，顶视成井字形，于此可为井字造字时所象实物找到根据（图 3—
28）。涧沟的井为土井，建于陶窑附近，并有水沟通向窑边的和泥坑，看来
是为制陶时淘泥用的。许多水井底部都有掉下去的许多陶汲水罐，澄湖的一
些罐子上还有绳络的痕迹，可知当时是用陶罐来汲水的。
有了水井，不但使制陶等用水获得方便，使居址的安排不必紧靠河湖等
天然水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开辟更多的地方，更可解决城市的供水问题。
它是龙山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发明。

朱封大墓与陶寺墓地

龙山时代的墓地以良清文化发现得最多，以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寺墓地为
最大。但以单个墓葬来说，则以山东临胸朱封的三座墓葬为最大。
朱封遗址位于临胸县南约五公里，东南濒猕河，1987 年曾在那里发掘一
座龙山文化的重椁墓①，1989 年又发掘了两座 M203 是一座重椁一棺墓，墓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 年。

长 6.30—6．44 米，宽 4.10—4.55 米，深 1.48—1.72 米。内椁之外为
生土二层台，外椁即置于生土二层台上，外椁之外又筑成熟土二层台。外椁
呈井字形，长 4.65 米，宽 2.75 米，现存高度为 0.34—0.52 米，厚 0.12
—0.16 米。未见盖板痕迹。内谆亦呈井字形，长 3.85 米，宽 1.60 米，
现存高度 0.50—0.55 米，厚 0.12—0.15 米。无底，但有盖板。棺长 2.60
米，宽 0.58—0.60 米，现存高度 0.30 米，壁厚 5—12 厘米，底厚 3—4
厘米。棺底下有两根垫木。人骨保存不好，头朝东，仰身直肢，仅能判断为
一成年人。此墓在棺内随葬玉钺三件、玉环一件、松绿石管珠五件、松绿石
片九十五件。内椁盖板上置石镞和骨镞共十八件。在棺与内椁之间以及内椁
与外椁之间随葬各种精美陶器五十件，种类有鼎、鬶、罍、罐、盆、豆、盂、
盒和单把杯等，其中三十二件有盖。棺与内椁间有两堆陶器底部发现彩绘，
一片似长方形，长 50、宽 30 厘米，有红、黑两种颜色：另一片略成梯形，
长宽各约 70 厘米，有红、黑、灰、自等多种颜色。推测是两件盛放陶器的彩
绘木器。内椁与外椁间有一堆陶器上也发现红、黑两色的彩绘，形状已不可
辨，也可能是装陶器的彩绘木器的残迹。此外在棺内发现有零星的红色彩绘，
内椁与外椁之间也发现数处面积较大的多色彩绘。
M1 与 M203 的形制十分相似，规模也差不多，也是重椁一棺，但只发现
了椁室，推测椁室以外还应有更大的墓塘（图 3—29）。现存小墓塘长 4.4、
宽 2.5 米。外椁长 4.1、宽 2 米，厚 10 厘米，两矩边伸出呈Ⅱ字形。内停
形状与外停相同，长 2.81、宽

图 3—29 朱封 1 号墓平面图
1.61 米，板厚 5 厘米。内椁与外椁之间设一脚箱，长 1.42、宽 1.20
米。内椁南面置棺，北面设边箱。棺长 2、宽 0.64 米，板厚 5 厘米；边箱
长 1.78、宽 0.43 米，二者均有红黄两色彩绘。外椁板内侧钉两排共十二
根短木桩，以防椁板往里挤。棺和边箱的底部有三根垫木。死者仰身直肢，
双手交于腹部，据骨骼观察似为一中年女性。手握獐牙，头戴松绿石耳坠，
胸部有玉管等，当为项饰。随葬器物主要放在脚箱，其中陶器有鼎、鬶、罍、
罐、豆、盆、蛋壳陶杯、单把杯、三足盆等，另有骨匕和蚌器等共三十多件。
边箱中有两件蛋壳陶杯，估计还应有衣服等有机物今己腐朽无存。停顶上则
有白陶鬶和两块猪下颌骨，内椁东北角有磨制陶饼，外椁北侧有兽骨和八个
泥弹丸，东侧有泥塑动物和网坠。
M202 虽只有一椁一棺，但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并不比重椁墓稍差。该墓
长 6.68 米，宽度不详，有生土二层台。椁长 4.38 米，两短边伸出如 M1
者。椁顶有横梁和盖板。棺长 2.64、宽 0.72 米，底有垫木。死者仰身直
肢，身高 1.75 米左右，性别不辨。此墓中有小型边箱，内置蛋壳陶杯、骨
匕、砺石和鳄鱼骨板数十片。棺椁之间多有彩绘，当系彩绘木器朽烂后的遗
痕。随葬器物丰富，除大量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玉器和大量松绿石制
品。玉器中最精美的系两件玉笄，其一为半透明乳白色，上面有三个浮雕人
面像；另一件墨绿色，呈竹节状，未端连缀一扇形透雕，乳白色，两面镶松
绿石，是难得的艺术精品。
龙山文化墓地至今已经发现不少，其中主要有日照两城镇、临沂大范庄、
诸城呈子、胶县三里河、潍县鲁家口、潍坊柿子行、泗水尹家城等处，其中
没有一个地方发现大墓。尹家城一墓稍大，也不如朱封大墓的规模。这种情

况应该是与龙山时代已出现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相一致的。这就是说，朱封的
大墓应该属于某个城市的贵族阶层，而其它许多地方的中小墓葬则应是一般
乡村中居民的埋葬。
朱封大墓中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重椁的出现。中国古代
的棺椁制度是表示等级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人用几重椁是有规定
的。朱封大墓的重椁与单椁相比，在放置随葬品的功能上并不稍胜，其所以
要用单椁或重椁，最大的可能是表示地位等级的不同。如果这个推测不至大
错，则龙山时代不但已出现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且有一套反映这种等级差别
的制度了。
关于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等级制度一事，还可以从陶寺墓地的情况中得
到反映。这个墓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面积超过了万平方米。如连居住区等
整个遗址计算，总面积达 300 多万平方米。墓葬分布甚密，仅 1978—1982
年发掘的 2000 平方米范围年，即已发现墓葬七百余座②。其中北部和中部情
况不同，应属两个相邻的墓区。
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分别占 1.3％、11.4％和 87.3％。大墓长
3 米上下，宽 2—2.75 米。有木棺，内撒朱砂，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其中
往往有龙纹盘、石罄、木鼓、大量漆木器、陶器和玉石器等。例如 3015 号墓
即有棺板灰痕，其外侧放置随葬品。右侧主要是炊器和饮食器具；右下放有
木姐、木匣、石刀、石镑，右侧中部有陶灶、陶斝、陶罐，右上方有木豆、
木盘和木斗。左侧主要放置乐器、工具、武器等；左下方有木鼓、石罄、石
研磨盘和磨棒：左侧中部有成束的石镞和骨镞，单石链就有一百十一件；左
侧上方有玉石器、骨器、木豆、木仓模型及不辨器形的彩绘漆木器等多件。
足端近墓壁处有一整猪骨架，头被砍下置于右侧陶斝内。此墓骨架已朽，且
较零乱，似属二次葬（图 3—30）。
中型墓一般长 2.2—2.5 米，宽 1 米左右。一般有木棺，随葬成组陶器
及少量彩绘木器、玉石器及猪下颌骨等。有的保存较好的有麻布殓衾。例如
1650 号墓，长 3.45、宽 0.96—1.18、

图 3—30 陶寺 3015 号大。深 3.35 米。墓底经整修，用碎陶片及烧土砸
成硬面，上置木棺。木棺长 1.90、宽 0.50—0.65 米，头大尾小。底板上
铺网状麻织物一层，厚约 1 厘米。死者为成年男性，平卧于麻织物上，周身
裹以麻布，头部与上身为白色，下身为灰色，足部橙黄色，外部撒朱砂一层。
人体上覆盖麻织物，反复捆叠达十至十二层，直至棺口益板。棺盖上再覆麻
织物一层，两侧垂至棺底。外部用麻绳捆绑。棺的上方及四周洒木炭渣一层，
厚约 0.5 厘米。然后填土。象这样完整的木棺和大量衣衾出土的情况，在我
国史前考古中还是仅见的。
与上述大中型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87％以上的小型墓绝大多数无任何
葬具和随葬品，仅个别的有木棺，或两三件骨笄、陶罐之类的随葬品。
大中型墓与小型墓主人的区别，不仅是贫富的差别，还应有身份和社会
地位的差别。因为大中型墓中往往出玉钠和石钺，应是军事权力的象征；有
些大型墓中有石磐、木鼓等，更应是特殊地位的标志。由此可见陶寺墓地所
代表的社会集团已有初步的阶级分化，这同城市的出现和城乡分化所反映的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社会状况是一致的。

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贵族坟山

1987 年五六月间，浙江省文物考占研究所在余杭安溪乡瑶山发掘了一处
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①。瑶山北依天目山，东南临东苕溪，为一高出河面约
30 米的小土山。其南面为冲积平原，分布着有四十几处遗址的良渚文化遗址
群，瑶山为该遗址群中的遗址之一。
祭坛建在小山顶上，平面略呈方形，每边长约 20 米，西边和北边还保留
有石头砌成的护坡。坛面中心有一红土台，长约 7.6、宽约 6 米。围绕红土
台有一灰土带，宽 1.7—2.1 米不等。灰土带外是黄褐上，上面有散乱的砾
石，推测原先上面是铺砾石的。此祭坛所用的红土、灰土和砾石都需从别的
地方搬运上去，工程量是不小的（图 3—31）。

图 3—31 余杭瑶山的祭坛
1.红土；2.灰土；3.黄褐土；4.石砌护坡。
祭坛上没有发现房屋建筑，也没有发现生活遗物。仅在石头砌的护坡中
发现一些陶片，当是建造祭坛时打碎扔弃的饮食用具。用这么大的人力在山
头上构筑如此方正的坛台，其意义虽不能确知，但根据迹象推测，最大的可
能是祭天礼地的场所，是祭司和贵族首领们通达天意以维护其统治的重要设
施。这从良渚文化大墓中常有玉琮、玉钺并且上面常刻神徽的情况也可得到
一些启示。
目前良渚文化的祭坛除瑶山外，附近的汇观山也可能是另外的一座。但
这两座祭坛后来都被废除而做了贵族们的墓地。
瑶山上一共埋了十二座墓，均南北向。分为两排：前排即南排七座，后
排五座，墓葬打破祭坛，且不少是跨线打破的，如 M2、M6、M7、M12 均同时
打破红上台和灰土带，M9、M11 同时打破灰土带和黄褐土台，M1 和 K3 同时打
破黄褐土台和石砌护坡，可见这个墓地是祭坛废止后形成的。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长 2.5—3.7、宽 0.8—2.15、深 0.35
—1.70 米。墓底平整，有的发现回字形痕迹，推测已有棺、椁之类的葬具。
人骨均已朽坏，仅 7 号墓残存头骨和牙齿朽痕，位于该墓南端，知其头部朝
南。其它墓多南端稍宽，推测整个墓地都是头部朝南安葬的。
墓葬的排列并不十分整齐，间距也有大小。前排 3 号和 10 号墓仅距 0.25
米，后排 6 号与 11 号墓则相距 6 米左右。南排的 7 号墓打破了北排 11 号墓
的一角。看来这些墓并非同时，而是先后埋葬的，可能北排较早而南排较晚。
两排墓虽都有大小，但南排相对较大，随葬器物较多并多有玉琮、石钺，北
排未见这两种器物。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财富日渐增加，埋葬习俗
上也略有变化。
南排最大的墓是已被盗掘的 12 号墓，从盗掘者手中收集起来的玉器即达
三四四件。其次是 7 号墓，出土器物一六○件（组），其中玉器达一四八件
（组），包括琮、钺、三叉形器、锥形饰、冠状饰、带钩、串饰等。由于有
玉带钩的发现，结合钱山漾已发现丝织物的事实，和下述反山玉琼等器物上

① 李济、梁思永、吴全鼎等：《城子崖》，1934 年。

雕刻的人体身披皮甲的形象，可知当时的服装已是很讲究的了。同墓还出土
陶器鼎、豆、罐、缸各一件，镶嵌玉粒并有彩画的漆觯一件，鲨鱼牙四枚。
同墓地中也有较小的墓，加 1 号墓随葬器物三十件（组），5 号墓随葬
器物仅十二件（组）。如何理解这同一墓地中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多少这种
差别的性质呢？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表明死者生前贫富不均。但考虑整个
墓地只有十二座墓，还是前后若干年陆续埋入的，埋的地方又是不久前还作
过祭坛的那样一个神圣的地方。因此很可能只是一个贵族家族的墓地而不大
象是几个家族的墓地。这样死者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就不是什么贫富
差别，而不过是对同一家族内不同地位、不同声望和有不同贡献的人的不同
处置罢了。
反山墓地在瑶山西南约 5 公里。所谓反山，不过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
筑成的一个大坟山，高 6.35—7.3 米，东西原长约 100 米，南北宽约 30
米，体积约 2 万余立方米，工程颇大。根据其上有比较方正的灰色上带来看，
原先也可能作祭坛用过，后来同瑶山一样作为墓地。已发掘的西头共发现十
二座墓，墓上统一封土 1.3—1.4 米①。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大体分成南
北两排，但不大整齐。骨骼多已腐烂，从个别墓残留的头骨和随葬品分布位
置来看，推测头向朝南略偏西，与瑶山墓地基本一致。
墓内有棺床及棺木痕迹，棺木上有大片朱红色涂层，似为漆棺，有些墓
似有椁室。随葬品以玉器为多，少者数十件，多者达数百件。放置位置大体
相同：头上为冠上玉饰，胸腹放玉琮，右侧放玉钺，腿脚部放玉璧和石钺，
脚下放陶器，另有许多玉管、玉珠等（图 3—32）。
20 号墓是一座大墓，长 3.95、宽 1.75—1.96、深 1.32 米。随葬陶
器二件，石器二十四件，象牙器九件，鲨鱼牙一枚，玉器一七○件（组），
若以单件计为五一一件，共计五四七件。18 号墓较小，长 2.95、宽 1.45
—1.65、深 0.3 米。随葬陶器四件，石器一件，玉器三十九件（组），以
单件计为六十四件，共计六十九件。这种差别的性质，正如对瑶山墓地的分
析一样，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贫官差别，而可能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声望和实
际贡献有关。因为即使是较小的 18 号墓，仍然有棺和几十件器物，特别是几
十件玉器，并且同其它大墓一起埋在一个特意筑成的大坟山上，这同普通遗
址边的小墓是无法相比的。
在良渚文化中，象反山这样的坟山多有发现，其中著名的有上海青浦福
泉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等处。这些所谓山、墩实际上都
是由良渚文化时期的人们堆筑起来的坟山。其中福泉山的一些墓葬上还发现
红烧土坯或原始砖。是否存在墓上建筑，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上述坟山上都
埋着较大的墓葬并出土许多玉器。相形之下，一些遗址附近的小型墓地完全
未加营建，墓坑甚小，无棺痕，随葬品一般仅有几件石器和陶器，实在是鲜
明的对比。像这样把贵族墓地与平民墓地完全分离开来，对贵族墓地普遍营
建巨大坟山的作法，在龙山时代的各个考古学文化中是仅见的。说明良渚文
化居民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都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埋葬习俗所反映的阶级分化现象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
报》1990 年 7 月 26 日。

龙山时代的墓地，不只见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朱封和陶寺墓地，在
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的朱开沟，山东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日照两城镇和
东海峪、泗水尹家城、临沂大范庄，湖北天门石家河窑场等龙山文化和石家
河遗存中也多所发现。这个时期的埋葬习俗存在着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普遍存在公共墓地，但规模不如前一时期那么大，说明一个墓地所代
表的社会组织与以前有所不同。假如以前常以胞族和氏族为单位的话，这时
则可能是以氏族和家族为单位的；
2.除良渚文化外，同一墓地中往往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有时这种差别
表现得十分突出。陶寺是这样，尹家城、石家河窑场等地也是这样。大墓往
往有棺或有棺椁，随葬成百件的器物，其中不乏十分珍贵的玉器、象牙器和
漆木器等。而小墓不但没有任何葬具，且绝大部分也没有任何随葬品，极少
数有随葬品的也只是一二件质量甚劣的陶器和骨锥等。有些墓地大墓有专门
的墓区，如陶寺即是。而良渚文化则有专门为埋贵族大墓而建的坟山。这说
明当时已存在着以家族为单位的明显的贫富分化现象；
3.在一些大墓中，往往随葬象征军权的石钺或玉钺，象征宗教权的玉琮
或玉璧。说明富人常常是把握军事、宗教和经济特权的。他们至少已部分地
脱离普通群众而成为氏族贵族；
4.这时一般为单人葬，不见前一时期常见的夫妻合葬。只是在陶寺的大
墓群中，有的男性大墓两旁有女性墓葬。这一变化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尚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5.这时除正式墓葬外，还有大量的乱葬坑。每坑里面埋数人以至十数人
不等。其中有的身有伤痕，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这些死者可能是
成争的牺牲者或被处死的战俘乃至奴隶；
6.在许多房屋和城墙下往往有奠基坑，其中埋小孩或成人，他们更可能
是奴隶或家僮。
因此，从埋葬习俗来看，这时期显然已存在初步的阶级分化，这同从城
堡和村落遗址中观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

河北邯郸涧沟遗址的两座半地穴式房址中，各放置三个人头益骨，位置
在房屋中央，其年代应属后岗二期文化的早期①。
所有头盖都是从眉弓经颞骨到枕后砍下来的，目的在获得一个完整的头
盖。从头盖上的斧痕来判断，砍头的方法当是将被砍者打倒在地并捆绑起来，
甚至被他人踩在脚下。先砍后部，因为那里斧痕最多，且有砍偏了的痕迹，
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然后顺次把脑盖揭下来。
两座房子中的头盖都是西整一残，可能是有意识的安排。其中 H13 中的
三个骨壁特厚而粗糙，可能是属于中青年男性的：T39（6B）中的三个骨壁甚
薄，额都较高而平光，有的骨缝还没有完全密合，可能是属于青年女注的。
有趣的是后三个头骨上都有割头皮的刀痕：一个从额部经头顶直至枕部有一
条笔直的刀痕；一个顶骨中央有从前到后来回错动的刀痕，其中有两条向前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一辑。

一直延伸到额部，向后隔了一段，到枕骨上又有同方向的刀痕，显然是刀子
不快，割了多次才割下来的痕迹；另一个残头盖骨上也有类似的刀痕。由此
可见，同出在 T39（6B）这座半地穴房子的可能属于三个年轻女子的头盖都
被从正中切开头皮而剥下来。H13 的三个可能属中青年男性的头盖骨上没有
这种痕迹，他们或者不剥头皮，或者是剥头皮的方法不同，即揪着头皮整个
儿地剥下来，这样就不会留下刀痕。
用头盖做杯碗的风俗曾经广泛地流行于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地区，以斯
基太人为最甚。我国中原地区也很盛行。例如郑州商城东北宫殿区的一条濠
沟中就堆集着近百个人的头盖骨，其中有八十多个层层叠压成两大堆。这些
头盖多是从眉弓和耳际的上端横截锯开的，不少标本上保留着明显的锯切痕
迹，因而断口比涧沟那种用斧子砍的整齐一些①，涧沟的头盖杯与西伯利亚托
木斯克出土的头盖杯几乎完全相同，后者也是齐眉弓经耳际到后枕砍下来
的，断口不大整齐，明斯认为它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头盖杯①，可见
涧沟的头盖骨也当是用为饮器的头盖杯，战士或首领用它喝酒或喝敌人的血
以显示自己的勇武和战功。至于商代头盖杯的发展，除承袭龙山时代的风俗
外，还应掺进了阶级压迫和民族斗争的内容。
商代晚期曾有不少人头骨片上刻着文字：
□丑用于……义友……（掇二 49）
……且乙伐……人方白。（明氏）
……用……（甲室）
……□■……（善斋）
……隹……（掇二 87）
……白……（存 1.2358）
这里所谓用，当是用人于祭祀，即所谓人祭，然后将所祭人头砍下作器，
并刻辞以记其事。至于祖乙伐人方，乃是商代对东夷的一场很大的战争，可
能把人方的首领即人方伯打死了，用他的头盖做了饮器，因而刻辞以记其事。
在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以下几条：
用■方■于匕庚，王宾。（明续 669，康丁卜辞）
其用羌方■于宗，王受又。
羌方■其用，玉受又。（甲 507）
陈梦家指出：“上述某方■，可有两种解释：一可释作《说文》卷九下
鬼头之■，一可释为《说文》卷十下之囟（膟），训为‘头会脑盖’。卜辞
之■象头壳之形，其义为首脑，或为脑壳”①。由此看来，到商代晚期用人头
或头盖于祭祀可能还较普遍，而所用人头往往为敌方部族者。《战国策·赵
策一》记载：“及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最怨智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所谓
将其头者自然是将其头盖骨，否则无法做为饮器。如果战国时代根本没有用
头盖杯做饮器的遗风，赵襄子是很难想出这个办法来的。可见用人头盖做饮
器的风俗，在素称文明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中是有传统的，其源盖出于龙山
时代的后岗二期文化。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胸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 年第 7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第 6 期。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8 年第 1 期。

剥头皮的风俗也曾广泛地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但
有这种风俗的民族并不一定做头盖杯。两者兼而有之的仅见于斯基太人，涧
沟也是两种风俗并行。其发生的原因也与部落或部族间战争的加剧有关。前
面已经谈到，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已有可能创造剩余产品，从而提供了人
剥削人的可能。这时的确已出现明显的贫官分化，甚至已出现了初步的阶级
分化。氏族贵族为了掠夺到更多的财富不断地发动战争。这便是为什么在龙
山时代武器特别改善并出现城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到处出现乱
葬坑的原因。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一些为社会所敬重的战争英雄，
他们以猎取敌人的头益和头皮为荣耀是不足为奇的。

卜骨和占卜风俗

在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等遗存中，常常可以发现卜骨。
这种卜骨均由个体较大的动物如牛、鹿、猪、羊等的肩肿骨做成，一般不加
修治。占卜时在背面用火烧灼，烧成直径约半厘米的焦黑疤痕或灼号，正面
也出现颜色较浅的灼号。在所发现的标本中，较少的有五六个灼号，多的可
达五十多个灼号。有的灼号烧得较老而出现裂痕，但多数的号没有裂纹。
同样的卜骨在二里头文化以及大体同时的岳石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
也有发现，而且数量有所增加，到商代早期，为了使卜骨易于烧裂，往往在
背面先钻一些圆窝。在圆窝处烧灼，正面就会出现裂纹，即所谓卜兆。巫师
即根据卜兆来占验吉凶。到商代晚期，除肩胛骨外，还大量使用龟的腹甲。
占卜之前，先在背面凿出长条并在旁边钻出圆窝，这样在钻凿过的地方烧灼，
正面必定出现卜形兆纹。巫师用钻凿的深浅和相配的位置可以控制兆纹，以
达到假传上帝旨意的目的。龙山时代毕竟纯朴一些，还没有这一套故弄玄虚
的假把戏。但他们相信神，相信占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一种手段，所以许多
地方都差不多同时用肩肿骨占卜。由于占卜的用具和方式在各地都相当一
致，可知当时的人们必定有相似的信仰，而且很可能出现了专司卜事的巫师。
不过，到目前为止，卜骨仅见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中，长江流域及其
以南似乎主要是用玉琮为法器沟通神人之间的关系。如良渚文化便有大量玉
琮和祭坛，没有见到一件卜骨；黄河流域则相当普遍地发现卜骨而很少有玉
琮，说朋南北宗教活动的方式有所不同。到了商周时代，这两种宗教活动都
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发展。

刻划记号和图画文字

在龙山时代的各文化遗存中，有时发现一些刻画记号，有时又发现一些
与大汉口文化的图画文字颇相类似的资料。只是目前这些资料比较零散而不
集中、不系统，尚难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
刻划记号过去曾见于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存中。前者主要出土于山
东章丘城子崖。在那个遗址的下层的黑陶片上，曾发现刻有竖形记号和叶形
记号；在上层的黑陶片上发现有更多的刻划记号，显然是由下层混入的①。不
过城子崖下层并不单纯，除龙山文化外还有岳石文化的遗物，那些刻划记号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 期。

也不能排除属于岳石文化的可能。除此而外，青岛赵村的龙山文化遗址里，
也曾发现有 X 形记号的陶片①。
河南永城玉油坊上层属造律台类型的陶器中曾发现两例刻划记号。一例
为一陶碗，外面刻竖形符号和 X 形符号；另一例为一高领瓮，肩上刻五个 X
形符号①。
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主要见于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在那发现的黑陶器
上刻有竖形、×形、∨形、∧形、十形、■形等十多种符号②。上海马桥第五
层的某些陶器底上也刻有×形、十形、××形等记号①。
上述刻划记号有一些的分布面很广，如竖形记号、×形、十形记号等便
是如此。而且其中有一些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刻划记号相同；更与龙山时
代以后的二里头文化和马桥四层文化的某些刻划记号相同；有的甚至与更晚
一些的记事符号相同。说明这种刻划记号已为许多人所通用，能够在一定范
围内记录和传达某些思想和信息。但鉴于（一）目前所见刻划符号的种类并
不很多，信息的载荷能力十分有限：（二）绝大部分符号是单个的，仅极少
数可能是两个一组或复体记号，因而无法记录语言。而文字的主要功能便是
记录和传达语言，所以这类陶器上的刻划记号不是文字。但它们既已先于文
字而发生并被较广泛地应用，在创造文字时自然也可能吸收其中的许多因素
进去，甲骨文中的×、∧、十、｜等与龙山时代的刻划记号相同，可能就是
吸收后者的部分因素而来的。
龙山时代还有一些图画文字，其形体与刻划记号大不相同。例如在陕西
西安客省庄曾发现一件陶斝足内模，上面刻着一个蝎子形，与古文万字很相
似。湖北房县七里河不少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和图形；天门石家河有的大陶尊
上刻杯形等图画文字，陶尊形状、图画文字所在的部位、刻法等都与大位口
文化晚期陶尊上刻图画文字的作风相似。良渚文化中有些玉器上刻图画文
字，例如美国收藏家弗利尔（1856—1919）购买的据传出自浙江的玉器中，
有一件玉锡上便刻着一个圆圈加火形的图画文字与大汶口陶尊上的图画文字
完全一样。同批玉器中有几件壁也刻有似图画文字的画面，如其中一个壁上
刻一鸟立在阶梯形基座上，基座中一圆圈纹，下面有一新月形，这后一部分
也跟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图画文字相同①。
过去研究文字起源的人曾有种种说法，其中刘大自的主张是很值得注意
的。他认为最早的文字应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图画，另一个是记号，而后者
是更早的。由这两个来源所造的字就是象形字和指示字②。现在看来，我国用
刻画符号记事产生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在它之前的老官台文化还有
画彩的记号，年代约当公元前五千多年。图画文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晚期，
年代约当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确是记号产生得较早，到龙山时代，两种记
事的方法都已经过或长或短时期的发展，尽管二者都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
字，但距形成真正文字的时间应不会太远了。

① 严文明：《涧沟的头盖怀和剥头皮风俗》，《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2 期。
①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 年第 9 期。
② E.H.Minns：《Scythian and Greeks》，Fig.26，London,1913。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 327 页，科学出版社。
① 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城子崖》，1934 年。
② 孙善德：《青岛市郊区发现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考古》1965 年第 9 期。

文明曙光的出现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考古的重要发现，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成了学术
界谈论的热点。正如夏鼐所说：“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现正在努力探索中国
文明的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
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
起源等等。”③为什么把探索的主要对象放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
呢？因为文明不是一个早上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而是由尚处于“野蛮”阶
段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人民通过长期奋斗而创造出来的。
我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已经有了铜器，其成份多数是红铜，也有个别的青
铜和黄铜，从而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这个时代出现了两种记事方
法，一种是由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刻划记号，另一种是铜石并用时代才有
的图画文字。摩尔根认为图画文字产生前后还有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一、
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俗成
的符号；四、表音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
下来的声音。”④这种把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归结为五个相联系的阶段的说法不
无商榷的余地，但他认为在象形文字产生以前还有图画文字，以及与二者并
行还有一种表意符号的见解，同我国的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再说商代的甲骨
文已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故一般认为夏代很可能已有真正意义的文字。这样
龙山时代就已处在真正文字产生的前夕了。
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主也有一个过程。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如大汶
口文化墓地所表现的那样，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这是私有制出现的最
好证明。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出现了乱葬坑、奠基葬、头盖杯和剥头皮风俗，
出现了人奴役人的迹象。而一些富有者的大墓中又常常出土某些标示特权的
遗物，人们显然已被分裂为不同的等级或阶级。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出现中心
聚落，到晚期发展为城堡。此种城堡固然同后来的都城或城邦还有很大的差
别，但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的村落，已逐步发展为统治人民的中心据点，因而
距国家的产生也就不远了。
以上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说明到龙山时代，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
如果就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因素或特征而言，更是有不少是在铜石并用时代
甚至更早一些就已产生，到夏商周才进一步发展的。例如陶器中的鼎、鬲、
斝、甗、盉、豆等，玉器中的壁、琮、璜等，还有卜骨、丝绸、漆器，建筑
中的夯筑技术、左右对称和前堂后室的布局，以及埋葬中的棺椁制度等都是
如此。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基是深植于遥远的古代的，早在仰韶后
期就已经孕育着某些因素，到龙山时代则更进一步，已经露出文明的曙光了。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等：《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5，1987 年。
④ 施昕更：《良渚》，1938 年；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