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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机会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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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与探索——中国东北原始文化考古论文集》序     张忠培

    《寻觅与探索——中国东北原始文化考古论文集》要出版了。这本著作的作者李恭笃、高美璇是一对即将迎来50年结婚纪念日的夫妇。这对1963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走出来的夫妇，我在1959年和1962年先后指导过他们的田野考古实习，后来他们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工作，我们之间还一直有联系，因此对他们还有一些了解。他俩结为夫妇的50年，本应是他们共同的考古寻觅辽宁古代历史与文化的50年，不过，中国的时局没有给他们这个机遇。他们用田野考古探索辽宁的古代历史与文化却没有50年。1962年，毛泽东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张，接着就在城乡搞起了“四清”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被白白地浪费了10年，直到70年代，他们才走向田野，努力去挽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政治路线使他们失去的青年时光，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悲惨遭遇。不过后来经过他俩的刻苦努力，挽回了不少损失，从取得的成绩来看，李恭笃和高美璇夫妇是他们那一代人中的成功者。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著作，共分为六编，即《杨家洼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东地区洞穴青铜文化研究》《战国墓葬和汉城址》。这六编论著，就地域来看，涉及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辽西以及辽东两个地区，就时代来看，则涉及史前时期（第一至第五编）和历史时期（第六篇）。这里所说的“史前时期”是指缺乏文献记载的时期，“历史时期”是指有文献记载的时期，从考古学的年代观来看，则一至三编的论著内容可归入新石器时代，四、五两编可纳进青铜时代，第六编为铁器时代。可见，李恭笃、高美璇夫妇考古活动涉及的地域之广和时代之长。
    辽宁与赤峰这两个区域考古学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安特生发掘沙锅屯，是辽宁考古的开端。其后至1945年前，日本的考古学人跟随日本军国主义之后，在辽宁与赤峰，尤其是在辽东半岛与赤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考古工作，形成了一些论著，在政治和学术上产生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但日本学人的某些学术认识和揭示出来的考古学遗存，仍是我们思考辽宁与赤峰考古与历史的资料。以苏秉琦于1975年发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为界，可将1949年至今的辽宁与赤峰的考古学分为两段。前段虽有些重要考古发现，除留下少数几篇较为重要的考古报告外，与这个阶段的考古工作的规模相比，以考古报告形式保存下来的资料实在太少，且基本上仍未动摇日本学人所确立的辽宁与赤峰考古与历史的学术论述。1975年之后，在苏秉琦亲自指导和其学说影响下，辽宁与赤峰考古才出现了质的变化，基本确立了见不到日本学人踪迹的辽宁与赤峰考古学文化分区及其序列与谱系，以及文明起源、形成及其进程的考古学与史学的体系。这一体系之所以建成，除苏秉琦的亲自指导及其学说影响外，主要是辽宁及内蒙古和外地考古学者们努力的结果。在为辽宁与赤峰形成这一考古学体系庆幸之余，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是，与这一考古学体系相比，考古报告的出版实在太少！就辽宁与赤峰本地包括内蒙古的考古学人来说，为这一考古学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学者实在不少，但既出版了考古报告又能将自己的论著编成集子者，仅只有几位。李恭笃、高美璇便是这几位中的一对夫妇。
    我之所以这么说李恭笃、高美璇夫妇，全缘于我认为他俩做出的贡献，其主要的是：
    其一是他们于葫芦岛市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至今仍可认为是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遗存。这一辨识为后续的考古工作确认其是否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线索。
    其二是他们的考古工作为拓宽红山文化内涵和深入红山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他们于1979年试掘的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不仅为此后将其编为牛河梁第十六地点提供了一种依据，也和其前的胡头沟及其后的牛河梁第一、第二地点的发掘一起，为考古学认识红山文化晚期处于文明起源或文明形成的发展阶段，提供了证据。
    其三，是他们确认出小河沿文化和马城子文化。前者在年代上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小河沿文化虽不能被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身，却可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后继者，因此，这一确认实为红山文化找到了归属。关于后者，则为西团山文化找到了源头，是辽东北部地区的拓荒性的考古工作。因此，这两种文化的确认，为形成现今辽宁与赤峰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认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撑。
    其四，是他们在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和宁城县黑城古城的工作。前者揭示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遗存。正是出于这一发现，拉近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龙山时代的关系，使人们能据此推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前身当是龙山时代的某一种考古学文化；后者的工作，使他们否定了西汉右北平郡治所是凌源县安仗子古城的一说，提出了是宁城县黑城的新认识。
    以上所述，均是李恭笃、高美璇夫妇沉浸在田野考古中所取得的收获。但他们不仅是沉浸在田野考古的学者，同时也是走出了田野考古的学人。他们撰写的《试论辽西地区几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关系》《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红山文化遗存分期探索》和《试论小河沿文化》这样一些具有相当影响的论著，证明他们是走出了田野考古的学人。他们既是在灰坑中认识考古学遗存的学者，也是能跳出灰坑并在灰坑之上能观察考古学遗存的学人，他们面对的是荆棘丛生的荒野，却将它走出了路来。
    是以为序。
（2013年5月31日4版）引自中国文物报2013.05.31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