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史前岩画是有条件、有可能从整体上深度破解的“岩石语言”

童子颂经

余    论

　　由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地区居民，红山文化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似乎尤其发达，特别是坛、庙、冢的成组出现，这也就是一部分论者将其作为论定红山先民已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指标的原因。他们不仅

经历了原始宗教信仰发展的一切重要阶段，而且在每一阶段都留下比较多的痕迹，使我们得以较为清楚地追寻他们的足迹。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的发展也不会齐头并进。剔除因考古工作不够而导致的资料不充分的因素不谈，可以说绝大部分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居民都已经跨越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阶段，进入祖先崇拜时代。众多墓葬或祭祀遗址出现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的遗迹事实上已经让位或服务于祖先崇拜的需要。这一现象并不完全是晚期遗址所独有的，最早的兴隆洼文化已经有石斧、玉器、整猪殉葬于女性墓主的情况。就是说较早的遗址里含有最高阶段的祖先遗迹，较晚的遗址也不乏最原始的自然崇拜例证。这说明，早于我们现有的发掘资料所揭示的时代以前，红山文化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当然，进一步的探讨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工作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2］《兴隆洼村发现史前精美玉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晚报》1993年7月15日。

　　［3］《周礼·春官·大宗伯》。

　　［4］［16］［18］［20］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5］［6］［34］［36］［37］［43］［69］［77］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7］［38］包头市文管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8］［9］［25］［67］［78］［80］辽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10］［47］陆思贤：《翁牛特旗石棚山原始文字释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11］何新：《诸神的起源》，第2页，三联书店。

　　［12］［45］《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13］孙守道、郭大顺：《论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14］［23］［24］［42］［53］李恭等：《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6期。

　　［15］陆思贤：《“勾云型玉佩”的形状结构及寓意的思想内容》，《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7］王震中：《东山嘴原始祭坛与中国古代的社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4期。

　　［19］（日）阿部义平：《论石构遗迹》，袁靖译，《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21］林蔚文：《南方原始宗教与农耕文化略证》，《中南民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2］石廷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第4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6］［46］李恭笃：《昭乌达盟石棚山考古发现》，《文物》1982年第3期。

　　［27］《尸子·君治篇》。

　　［28］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277页。

　　［29］［72］张永江：《论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0年第1～2期。

　　［30］《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68页，台湾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

　　［31］《古典新义》上册，第49页，古籍出版社，1954年。

　　［32］《后羿传说丛考》，《中国学报》第1卷，第3、4、5期。

　　［33］《殷墟卜辞综述》，第243页，中华书局，1988年。

　　［35］《易经·离》。

　　［39］《辽宁康平县赵家店村古遗址及墓地调查》，《考古》1992年第1期。

　　［40］［41］［60］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44］［61］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48］张乃仁、田广林等：《辽海奇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49］［57］［64］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50］北稔头考古队：《北京平谷北稔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51］孔昭宸、杜乃秋：《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植物的初步报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52］《礼记·郊特性》。

　　［54］［62］［63］［66］［84］《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又有惊人发现》，《光明日报》1989年12月28日。

　　［55］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56］［5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敖汉旗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58］［83］《红山文化兴隆洼类型又有发现》，《红山晚报》1993年7月17日。

　　［65］孙守道、郭大顺：《论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68］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12页。

　　［70］何星亮：《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第42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

　　［71］《史记·殷本纪》，《史记·秦本纪》。

　　［73］［74］［75］郭治中、包青川、索秀芬：《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发掘述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

　　［76］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79］王小盾：《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第131页。

　　［81］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北方文物》1990年第1期。

　　［82］高美璇：《试论红山文化墓葬》，《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童子颂经

史前史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综合研究之一

佟柱臣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数以千计。因而这些遗址所在的地形和聚落分布，是史前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1］。地理环境对氏族有作用，氏族对地理环境有所改造，致使不同遗址的文化面貌有所不同，同时也出现了不同文化的接触地带。这

应该从理论的高度作深入的考察。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接触地带，目前仅能确指三个，故暂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之论。

三个接触地带文化分布上的不同

　　中国大陆东部有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接触地带：一是阴山山脉；二是秦岭山脉；三是南岭山脉。这三条山脉都是东西走向，每条山脉的北侧和南侧，分布着不同的文化，故名为接触地带。

　　(一)阴山山脉接触地带

　　阴山山脉以北的浑善达克沙漠，分布有东乌珠穆沁旗霍尔赤根河^［2］、阿巴嘎旗白音苏木敖包、苏尼特左旗旗委东北沙丘^［3］、苏尼特左旗伊尔丁曼哈等遗址^［4］。巴丹吉林沙漠分布有乌科套海^［5］、乌兰吐鲁改、乌库林乌苏、乌伦吐特伊等遗址。这些遗址多分散在马蹄形沙丘下的风成洼地上，面积都不大，如哈桑特，长仅80米，是当时氏族成员少和不断移动的结果。

　　苏尼特遗存中有一种灰褐陶，多篦纹。也有一种黑褐粗砂陶，分素面和网状绳纹，这种网状纹又近似褶皱的窝纹，它见于苏尼特左旗旗委东北沙丘、黑戈壁、哥尔班厚布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陶艺。共存的细石器，多石叶和刮削器，以及尖状器、石镞和石核，石磨盘极少。

　　乌科套海遗存，则多素面陶，有石叶、石镞、刮削器和石核，此外条形、长勺形、半月形石刀很有个性，并有棱形石斧和石锛。

　　以上这两类遗存，反映了阴山山脉以北大漠之中含细石器诸文化面貌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特征。

　　阴山山脉以南的诸文化，则显示了另一种迹象。蔚县三关、筛子绫罗^［6］、准格尔旗窑子
梁^［7］、大口^［8］、清水河县白泥窑子^［9］、托克托县海生不浪东^［10］、达拉特旗瓦窑
村^［11］、阿善旗白音浩特^［12］、宁夏陶乐县高仁镇^［13］、西吉县兴隆镇等遗址^［14］，广布于河套东西狭长地带。

　　张家口地区的三关遗存虽然也有小尖底瓶、弧线三角形纹彩陶和陶刀，带有一些仰韶文化因素，但是没有釜、灶，却有篦纹，显然是相当仰韶阶段的地方类型文化。筛子绫罗以篮纹、绳纹为主，鬲、、、等三足器很多，还有打制缺口长方形陶刀，占石器总量约64%的打制石镞、条形刮削器等细石器，却为其他遗址所罕见，仍属于龙山阶段的地方类型文化。三关的石刀、折腹盆、陶鬲也属于这个阶段。

　　河套东部白泥窑子彩陶出现的垂幛纹、涡纹、锯齿纹、叶形纹，带有甘肃半山的风格。而准格尔旗大口遗址上的灰陶鬲、大口瓮、高领缸、长方形石刀，则出现了近似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器形。

　　河套中部包头附近达拉特旗瓦窑村遗址，既有锯齿纹彩陶，又有篮纹灰陶，表明分属于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遗存。

　　河套西部阿拉善白音浩特和西吉县兴隆镇的大双耳罐等，则完全反映了齐家文化的类型。

　　阴山山脉以北的特点：

　　1.阴山山脉以北的诸文化遗存，使用大量的打制细石器，种类既少，器形又小，反映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是比较低下的。

　　2.阴山山脉以北的陶器，质地粗松，以素面、网状绳纹、篦纹为主，器形有钵形器、尖底器和缸形器，暗示饮食生活的贫乏。

　　3.阴山山脉以北的石叶多嵌在骨柄上作切割兽肉用的刀子，石镞则射弋禽兽，属于狩猎经济类型。

　　4.阴山山脉以北的哥尔班厚布尔虽然也发现了彩陶和鬲片，只能看做是受到阴山以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一点影响。

　　阴山山脉以南的特点：

　　1.阴山山脉南侧自东而西分布有带仰韶文化因素遗存、龙山文化因素遗存、带半山类型因素遗存、带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遗存和齐家文化，类型复杂，内涵丰富。

　　2.阴山山脉以南的诸遗存，有大量的磨制石器，种类既多，器形又大，代表着较高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

　　3.阴山山脉以南的各种彩陶，花纹非常瑰丽，稍后的鬲、、等三足器，也颇发达，显示有丰富的饮食内容。

　　4.阴山山脉以南的石斧、石铲和石刀、陶刀都是种植和收割的工具，代表着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经济类型，与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不同。

　　5.阴山山脉以南的筛子绫罗和包头转龙藏，也见到一些细石器，应是受到了阴山以北诸文化中细石器的影响。

　　如此，则在北纬40°～42°之间东西横亘的阴山山脉，是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诸文化和阴山以南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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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岭山脉接触地带

　　秦岭山脉接触地带是指秦岭以南及其余脉桐柏山脉，并包括汉水流域、淮水流域。这条东西一线的北侧，分布有黄河流域诸文化的遗存，南侧分布有长江流域诸文化的遗存。在北侧的遗址，自东向西计之，有江苏邳县大墩子

［15］、铜山高皇庙、连云港二涧村，安徽肖县花家寺、临泉老丘堆^［16］，河南信阳三里店^［17］、唐河茅草寺^［18］，湖北郧县大寺^［19］，陕西安康花园柏
树岭^［20］等不同文化的遗存。在南侧，有江苏海安青墩^［21］、阜宁板湖陆庄^［22］，安徽潜山薛家岗^［23］，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24］、枝江关庙山^［25］、宜都红花套，四川巫山大溪^［26］等不同文化的遗址。

　　北侧的江苏大墩子有以红黑白三彩绘成的涡纹、弧线三角形纹的彩陶、钵形鼎、有流、高圈足镂孔豆、獐牙勾形器等，都反映了大汶口文化的内涵，而高皇庙、二涧村赵庄、宗墩、张墩的竹筛形黑陶豆、鼻梁形鼎足、鬼脸形鼎足、袋足，则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内涵。安徽北部的花家寺还发现了与大汶口相似的器形红陶、高足杯，以及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的器形黑陶盆、黑陶鼎，所以淮河流域的北侧是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它们所影响的遗存分布的南限。

　　河南信阳三里店北丘下层、泌阳三所楼下层的球形腹锥足鼎、圈足彩陶钵^［27］是仰韶文化的形制，鲍家山下层多黑色陶和鸭嘴形鼎，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形制，所以桐柏山和淮河上游，也是河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域。

　　陕西安康花园柏树岭的釜形鼎、小口尖底瓶和红地黑彩的圆点弧线三角形纹彩陶，接近庙底沟的风格；勉县仓台堡的陶锉、西乡何家湾的小口尖底瓶、变体鱼纹彩陶、有肩石铲，接近半坡风格，所以秦岭以南和汉水上游以北，则是陕西仰韶文化分布的南限。

　　南侧的江苏淮安青墩遗址，一期的扁条形足罐形鼎、有柄规鬲、喇叭口圈足豆，可与常州圩墩中层相对比，反映马家浜文化中期的因素；二期的折腹罐形鼎、圈足刻花镂孔豆也与草鞋山中层、崧泽中层接近，带有崧泽文化的因素；三期的贯耳黑陶壶，以及采集的玉琮，都带有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迹象表明马家浜文化系统已经越过长江，而淮河流域的阜宁板湖陆庄则是良渚文化影响的北限。

　　安徽潜山薛家岗是以鸭嘴形足鼎、枫叶形足鼎、花果形纹有孔石斧和半米多长十三孔大石刀为特征的文化，它最北也分布到淝水，非常接近淮河流域了。

　　淅川下王岗早二期的小口尖底瓶、三角形纹彩陶钵、球形腹锥足鼎和郧县青龙泉一期的球形腹锥足鼎、瓮棺、红陶钵，尚带有河南仰韶文化的特征。而下王岗中期的圈足陶杯、扁腹彩陶壶，已经带有明显的屈家岭文化风格，这表明从丹江流域到汉水流域是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交错的分布地带。

　　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文化，以彩陶薄胎杯、高圈足杯、彩陶薄胎碗和卵点纹彩陶纺轮等为特征，它已见于汉水流域青龙泉二期和下王岗中期，而其部分因素更见于河南腹地禹县谷水河遗址，可证长江流域文化对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之深远。

　　大溪文化主要分布于三峡和宜昌地区，汉水上游有无这种文化遗存，尚未证实。但是汉水上游的一些遗址内均见大溪文化中的打制石铲，也可知大溪文化对秦岭以南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

　　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北侧的特点：

　　1.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都非常明显地分布到淮河以北，河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到汉水中游以北，而陕西仰韶文化则分布到了秦岭以南。

　　2.仰韶文化中的鼎、大汶口文化中的鬲、河南龙山文化的、鬲、，这些三足器之多，反映黄河流域诸氏族炊爨方式的丰富性。

　　3.仰韶文化中的舌形石铲和打制缺口石刀，龙山文化中的有肩石铲和长方形石刀，都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种植和收割工具。

　　4.无论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均是以粟作为主，所以粟作农业是黄河流域诸文化的特点。

　　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南侧的特点：

　　1.马家浜文化系统已经越过了长江，远远影响到了淮河两岸；屈家岭文化也分布到汉水流域以北；大溪文化影响到秦岭以南。

　　2.长江流域，无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均以釜为主要炊器，三足器很少，这与汉水流域淮河流域以北多三足器，形成明显对比。

　　3.河姆渡文化中的骨耜、大溪文化中的石铲、良渚文化中的耘田形器、三角形器，也构成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工具的特点。

　　4.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均以稻作为主，所以稻作农业是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

　　如此，在北纬32°～34°之间的秦岭山脉以南及其余脉桐柏山脉和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经济类型为特点的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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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岭山脉接触地带

　　南岭山脉和武夷山脉的北侧，有浙江瑞安山前山^［28］、江西定南夏岗^［29］、湖南南岳
彭家岭^［30］、安仁何古山^［31］诸遗址。南侧，有福建闽侯昙石山^［32］、白沙溪头、广东曲江石
峡^［33］、始兴新村诸遗址。

　　北侧，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诸遗存与钱塘江的河姆渡文化和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面貌不同，在飞云江和上塘溪均发现了磨制石器，瑞安山前山除见有篮纹灰陶外，还在泥质红陶上以黑彩赭彩绘出条状纹、方格纹，近似昙石山的作风，而为太湖周围诸文化中所罕见，透露受到了武夷山南侧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的影响。

　　赣南的石器时代遗址，定南夏岗发现了石斧和石镞，由于资料不足，尚难作进一步的判断。

　　湘南地区的几个地点，如南岳彭家岭下层多泥质红陶，有人字形纹、菱形纹和绳纹，器形有釜、缸、壶及锅形器，还有楔形鼎足，园艺场的梯形斜弧刃石斧、梯形直刃石锛，显然与湘北洞庭湖地区带有大溪文化因素的诸遗存有所不同，显示了湘南的地方特点。安仁何古二层则以红陶、灰陶为主，分夹砂红陶、泥质红陶、黑衣红陶，纹饰有绳纹和方格纹，器形有豆、碗、缸和袋足器，石器有梯形斜刃石斧和短册形凸刃石锛，以及长方形石刀等，也与南岭以南文化面貌不同，说明南岭是长江流域文化分布的南限。

　　南侧，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特征是非常清楚的，它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完全不同。昙石山下层以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器形有釜、罐、盆、钵。这个文化虽然有鼎，但不见其他三足器，而以釜为主，与长江流域多釜有一定联系。纹饰则有贝印纹、细绳纹、竖篮纹、重圈纹等，壶形器上的牛角形把手和印点纹彩陶，更别具风格。至于石器，种类既少，器形又小，弧线三角形横剖面的石锛为昙石山文化的代表器形。还有蚌铲，也是长江流域诸文化所罕见的。

　　石峡文化，是近年在南岭以南引人注目的发现，也是珠江上游晚期的代表性文化。由于它的存在，清楚证实珠江流域晚期与长江流域晚期文化面貌的不同。石峡遗址以灰陶、青灰陶、灰褐陶、灰黄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陶、红陶和白陶，陶色较杂。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划纹、锥刺纹以及镂孔，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圜底器，平底器极少。就多圈足器这一点来看，显然与长江流域多圈足器相似，而少平底器则显然与黄河流域不同。器形以鼎、釜、盘、豆、壶、罐为多，而带子母口的三足盘、圈足盘和带子母口的鼎、釜及甑等最具特色。但是也有纽绳状陶和玉琮，这些都反映受到了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影响。而石镬也与长江流域晚期文化面貌有别。

　　南岭山脉以迄武夷山以北的特点：

　　1.浙南、赣南、湘南的诸遗存虽然资料不足，但仍透露一定的地方特点，表明与南岭南侧文化不同，暗示南岭以北应是带有长江流域文化因素遗存分布的南限。

　　2.山前山虽然受到昙石山文化彩绘的影响，但仍与昙石山文化不同，就此点，也可以证明武夷山是长江下游文化和闽江下游文化的分界线。

　　南岭山脉以迄武夷山以南的特点：

　　1.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都分别分布到南岭以南和武夷山以南，所以南岭和武夷山以南，是珠江流域、闽江流域晚期文化分布的北限。

　　2.无论石峡文化或昙石山文化都有一定数量的圈足器和陶釜，这一点是与长江流域晚期文化有相似的地方，但是石峡文化的锥刺纹和昙石山文化的贝印纹，则是长江流域诸文化所不见的。

　　3.石峡文化的抛光工艺，代表中国新石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因而其生产水平也必然是很高的。昙石山文化则用蚌铲，生产水平较低，这些也显示南岭武夷山以南的晚期诸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

　　4.石峡文化、昙石山文化仍以稻作农业为主，特别是石峡的石镢，是适应红壤地带的有力工具，而为长江流域所不见。

　　如此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的诸文化虽然均属稻作农业经济类型，但是南岭以南属亚热带气候，气温高，雨量多，稻作的收获量应是较多的。所以在北纬25°～27°之间的南岭山脉以迄武夷山脉，是长江流域诸文化与珠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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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文化接触地带自然条件的差异和氏族对自然条件的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三个接触地带，正与李四光先生提出的巨型纬向构造体系即阴山东西褶皱带

、秦岭东西褶皱带、南岭东西褶皱带相符合^［34］。当然，这些东西走向的横亘山脉，对文化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可是这三个接触地带自然环境的制约和氏族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氏族的文化传统，才是出现文化面貌不同的根本原因。因此就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人与地的关系，作进一步探索。

　　(一)阴山山脉以北地区

　　阴山北坡连接辽阔的蒙古高原，地势平缓，广布低丘陵与沙丘，海拔在1000～1500米之
间^［35］。但是阴山南坡则颇陡峭，以1000米的落差直降到黄河河套平原，所以阴山南北地形上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蒙古高原东部的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气候比较温和，年降水量在150～450毫米，草被较好。蒙古高原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年降水量100～150毫米，不适于农业。所以内蒙古高原东部和西部在自然环境上是有差异的。

　　这里的气候条件，已为大义发泉孢粉分析所证实。大青山后察哈尔右中旗大义发泉遗址，位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干燥寒冷地带，刮削器的打制工艺，虽然有一定原始性，但是从一些圆锥状石核上看，打下的石叶痕迹，既长且窄，间接剥片工艺水平很高，因此这个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由于花粉含量不多，证明当时植物并不繁茂，而花粉组合的共同特征几乎全为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和麻黄属的小灌木植物，乔木花粉有松属和栎属，所以当时附近山地有松属、栎属等乔木，而低丘陵上则分布有蒿、藜和麻黄，大体接近今天该处的荒漠草原植被^［36］。这种植被考察是颇有意义的，因为植被是土壤、温度、雨量、生物和历史的综合产物^［37］。气候亦与今天的干燥情况相同。在花粉中未发现禾本科花粉，  也未见作物花粉表明在这样干冷的自然条件下，是不可能有农业存在的。特别是西部年降水量在100～150毫米之间，高大的农作物也是不可能生长的。上述的苏尼特遗存和乌科套海遗存都是处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的，因而不可能出现有关农业的石器，而只能出现大量的细石器，用于切割兽肉的石叶和修理骨器的刮削器。这种自然环境下的野生动物，是狩猎经济手段出现的条件。西拉木伦河大草原上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富河文化，虽然发现了定居的房址和少量的锄形石器，证实有微弱农业的存在。但是出土的动物骨骼，则有野猪、鹿类、黄羊、狗獾、松鼠、狐，以及犬科和洞角类动物^［38］，多属山地森林动物，草原动物极少。暗示草原出现畜牧业较晚，是颇耐人寻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特点，有了农业，也多出现了家畜，可是在这个遗址上虽然有点农业，但是却未见家畜。像巴丹吉林沙漠那样的自然条件，因为不可能种植农业，自然也不可能与农业一起出现家畜。过去日本考古人员提出过草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畜牧业^［39］，可能迄今尚无证实草原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畜牧业的标本。那么草原上的畜牧业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很可能从狩猎的动物中驯化成牧畜，开始山居，继而转向草原，推断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更可能到了金属时期。这是个重要学术课题，值得继续探索。

　　(二)阴山——秦岭之间

　　秦岭延伸为桐柏山，海拔2000～3000米，而秦岭至阴山之间属黄河流域，黄土主要分布在秦岭以北^［40］，黄土状岩石(次生黄土)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秦岭一月温度在0℃线以下^［41］，由于北坡陡峭，季风影响不到，年平均降水量为250～500毫米，华北平原年降水量为750毫米，所以黄土高原是较干旱的地方。秦岭北坡为华北落叶阔叶林，南坡则杂有亚热带阔叶常绿林，所以秦岭也是古北界和东洋界动物在我国东部的分界线^［42］。可知秦岭以南和以北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证明，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发现了猕猴(Macaca　mulatta Zim mermann)和花面狸(pagumalarvata Hamilton-Smith)。关于猕猴今天虽然有河北兴隆山地是世界灵长类分布最北限的记录，但猕猴主要还是分布在长江流域，而花面狸更是热带和亚热带
的种类^［43］，表明当时气候比现在稍暖。到距今约五千年的半坡遗址则发现了竹鼠(Rhizomys Sinensis Gray)和獐(Hydropotes inermis Sw.)^［44］。竹鼠骨骼也见于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中。竹鼠和獐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今天秦岭以南仍见竹鼠的记录。竺可桢先生根据这些资料推断当时气候比现在要高2～3℃^［45］。黄河下游的兖州王因三层，距今约六千年，发现了不少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骨骼^［46］，稍后的大汶口也发现了扬子鳄，今天华北地区扬子鳄已经绝迹，南移到北纬30°～31°之间的长江流域，证明当时气候也是稍暖的。

　　当时黄土高原上虽然干旱，但气候稍暖，而粟正是生长期短、耐干旱的作物，这个自然环境是适于粟类发育的。河北磁山在88个窖穴中发现了数以万斤计的粟粒和粟(Setaviaitalica)
灰^［47］，远在七千年之早，但数量如此之大，实在惊人，使我们不能不重新估计当时所达到的颇高的生产水平。与磁山略属同期的遗址，无论河南新郑裴李岗和山东滕县北辛，都发现了石磨盘和石磨棒作物加工工具，从而表明当时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上已经种植了粟类。但就我国新石器时代整个阶段来说，磁山仅能代表中期，而不是早期，所以磁山粟类也不是最早的粟类。磁山的粟类是一种山上农业，从更高的山地去寻找更早的粟类是有道理的。我国野生狗尾草有8种^［48］，而秦岭有4种^［49］，所以黄土高原是粟作农业起源最有希望的地带。

　　磁山文化以后的仰韶文化发现的粟类遗存有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华县柳子镇、泉护村、洛阳王湾^［50］、临汝大张；大汶口文化有胶县三里河，证明粟类种植地域益广。同时从遗址所在的地形考察，磁山文化遗址最高，其下是仰韶文化遗址，再低是龙山文化遗址，所以从较高台地转向较低台地，是不断扩大粟类种植面积的发展趋势^［51］。

　　从事粟作农业的仰韶氏族，在种系特征方面，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支系比较接近，并以接近南亚支系的程度较大，与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也比较接近，同样从事粟作农业的大汶口氏族在体质上，与仰韶氏族存在更接近的关系^［52］。这些都是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主人。

　　黄河中下游是磁山遗存、裴李岗遗存、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文化分布的地区，而这些文化都属粟作农业经济类型，同时也都与以草食动物为主的猪等家畜相共存。所以这种粟作农业经济类型的诸文化分布到了阴山以南，以与阴山以北狩猎经济类型所代表的细石器诸文化相接触；同样粟作农业经济类型的诸文化也分布到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经济类型诸文化相接触。

童子颂经

(三)秦岭与南岭之间

　　秦岭南坡山势渐平缓，受季风影响，雨量充沛。南岭多低山与丘陵交错地带，除个别地段达到海拔1500～

2000米外，一般多1000米左右。其间属长江流域水系，湖泊棋布。秦岭以南年降水量为1200～2500毫米，长江流域诸地与黄河流域诸地虽然气温仅有2～3℃之差，但年降水量长江中下游确为黄河中下游的两倍多，属亚热带气候。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和犀(Rhinocerossp.)^［53］，罗家角也发现了亚洲象(Elephasmaximus L.)^［54］。因为象、犀多生活在热带，所以证明这里与北方磁山一样，气候也是稍温暖的。

　　稍后的崧泽文化，据孢粉分析，有青岗栎、栲，证实当地为常绿阔叶和阔叶——落叶的混交
林^［55］，气候也比现在暖2～3℃。长江北岸的海安青墩孢粉分析证明原生层和相当北阴阳营的第四层气候也较温暖。至于相当良渚层，草木花粉，藜科(cheno podiaceae)显著增多，年生植物的十字花科(Cruci ferae)，还有禾本科(Gramineae)仍居多数，木本植物有落叶阔叶类栎(Quercus)、针叶类柏科(Cupre ssaceae)和松属(pinus)，属森林草原植被，气候稍微温凉。由于草本植物十字花科(Cruci ferae)大量出现，反映人类已经栽培作物^［56］。

　　无论长江中下游的资料或黄河中下游的资料，都一致地证明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气候，比现在要稍暖一些。

　　这种充沛的雨量和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宜稻作发育，河姆渡已经发现了籼亚种中晚型水稻(Oryza sativa L.sudsp.hsien Ting)，而罗家角出土的稻粒比河姆渡的小，有籼稻和粳稻两种。可证距今七千年之早，长江下游已经栽培了水稻。关于水稻的起源，虽然华南有三种野生
稻^［57］，因而有云贵起源说^［58］。但是丁颍先生从文献上考察长江流域也有野生稻，结合河姆渡文化中的籼稻，则长江下游的低地首先从野生稻驯化成稻谷，也是有很大可能的。但是无论稻谷或粟类的驯化，都是特定时间特定气候条件的产物。

　　此外马家浜文化中的吴县草鞋山，崧泽文化中的青浦崧泽，良渚文化中的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上海马桥，大溪文化中的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帝庙、松滋桂花树，屈家岭文化的淅川黄楝树、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朱家嘴、天门石家河、武昌放鹰台^［59］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诸遗址，都发现了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可知当时普遍地栽培了水稻。这种水稻有从低地向高地发展的趋势，也有从较小地域向较大地域发展的趋势。

　　从事稻作农业的河姆渡人，头骨上有一般蒙古人种的形态。而在突颌特征上又反映出兼有与某些现代赤道人种相似的性质。北阴阳营人的下颌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在部分体征上与华北古代人组相去较远，接近当地的现代组。

　　所以，长江流域从事稻作的主人与黄河流域从事粟作的主人在体质上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秦岭以南、汉水流域、淮河流域这东西一线，是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经济类型为代表的诸文化，和长江流域以稻作农业经济类型为代表的诸文化的接触地带，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

　　(四)南岭以南

　　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水系，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水系，土质多为赤红壤或砖红壤，年降水量为1700～2000毫米，属亚热带气候，常绿阔叶林带。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常年适宜稻作生长。曲江石峡遗址的T 43(3)窖穴，出土数百粒炭化稻谷，M2l、39等9座墓也出了炭化稻谷米粒和凝成的土团。经鉴定有籼亚种(O.S.L.subsp.Hsien Ting)和粳亚种(O.S. L.subsp.Keeng Ting)^［60］，这证明珠江上游既出现了籼稻又出现了粳稻，比河姆渡仅有籼亚种水稻，显然增加了一种。在这种红壤粘性很强的地带，石峡长大的石镢和石铲，是栽培稻谷的有利工具。

　　珠江流域栽培水稻的主人，增城金兰寺人头骨形态上有明显的蒙古人性质。稍后的佛山河宕人颅骨形态，虽然依然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但更接近现代南亚人种。因此珠江流域的人体特征与长江流域的人体特征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因此，南岭和武夷山是长江流域诸文化和珠江流域诸文化、闽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

　　总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接触地带，决不会仅此三个，今后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发现新的文化接触地带。

　　注释：

　　［1］小牧实繁：《先史地理学研究》，第106～129页，1937年。

　　［2］刘华：《内蒙东乌珠穆沁旗霍尔赤根河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第34页转第17页，《考古》1960年第6期。

　　［3］江上波夫等：《内蒙古长城地带》，第37～46页，1935年；小野昭：  《内彐ンゴリセの细石器1：7 レz》 (上)(下)，《考古学研究》第19卷第2号，第22～46页(上)、 第19卷第3号，第78～91页(下)，1973年。

　　［4］齐永贺：《苏尼特左旗伊尔丁曼哈发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5期，第85页。

　　［5］Maringer·J.,1950：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Mongolia,A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collections from lnner Mongolia.Reports from the Scientic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Publication 34 VII Archaeology 7.PP03～121.

　　［6］张家口考古队：《一九七九年蔚县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第97～105页转第150页。

　　［7］斯琴：《准格尔旗窑子梁仰韶文化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第130～132页。

　　［8］吉发习、马耀圻：《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年第4期，第308～319页。

　　［9］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复查》，《考古》1966年第3期，第115～121页转146页。

　　［10］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0期，第490～491页。

　　［11］汪宇平：《内蒙古伊盟达拉特旗瓦窑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1期，第9～11页转第55页。

　　［12］齐永贺：《内蒙古白音浩特发现的齐家文化遗物》，《考古》1962年第1期，第22页。

　　［13］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5期，第227～229页。

　　［14］钟侃、张心智：《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的齐家文化遗址》，《考古》1964年第5期，第232～233页转第244页。

　　［15］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一辑，第27～28页，1981年。

　　［16］安徽省博物馆：  《试谈安徽新石器时代文化与长江下游诸文化的关系》，《文物集刊》第83～87页，1980年。

　　［1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第1～12页。

　　［1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1期，第1～3页。

　　［19］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10期，第519～521页。

　　［20］魏京武：《汉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197～115页，1980年。

　　［21］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47～190页。

　　［22］南京博物院： 《江苏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01页，1979年。

　　［23］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第283～324页。

　　［2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第1～76页，1965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  《考古》1983年第1期，第17～29页。

　　［26］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第461～490页。

　　［2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沁阳板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5年第9期，第433～439页。

　　［2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图版陆柒～陆玖，1958年。

　　［29］何国雄：《江西定南发现新石器》，《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第61、62页。

　　［30］周世荣：《湖南南岳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6年第4期，第217、218页。

　　［3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仁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6期，第5～7页。

　　［32］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昙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第83～119页。

　　［33］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第1～15页。

　　［34］Lee·J.S,1939HE GEOLOGY OF CHINA， London：Thomas Murby and Co.1939.Fig.66.A Simplified tectonic map of Eastern Asia.

　　［35］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地貌》，第7页，1980年。

　　［36］周昆叔、叶永英、严富华：《察右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遗址花粉分析》，《考古》1975年第1期，第25、26页。

　　［37］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7页，1969年。

　　［38］刘观民、徐光冀：《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第74、75页，1979年。

　　［39］江上波夫：《考古学上农耕民上游牧民》，《北方文化の研究》，第4～7页，1951年。

　　［40］刘东生等：  《中国的黄土堆积》，第74页，1965年。

　　［41］朱炳海：《中国气候》，第70、71页，1962年。

　　［42］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动物地理》，第76页，1979年。

　　［43］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骼》，《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第340、341页。

　　［44］李有恒、韩德芬：《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类骨骼》，《西安半坡》附录二，第261～263页，1963年。

　　［4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第476～478页，1979年。

　　［46］周本雄：《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骼》，《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5l～260页。

　　［47］佟伟华：《磁山遗址农业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48］耿以礼等：《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禾本科》，第705～713页，1959年。

　　［49］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秦岭植物志》第一卷《种子植物》，第一册，第160页，1976年。

　　［50］田河祯昭：《中国农耕文化原初形态——仰韶文化原始农业》，《史学研究》120号，第75～96页，1974年。

　　［51］贾文林：《从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看当时农用地开发利用的趋势》，《农史研究》第二辑，第59页，1982年。

　　［52］潘其风、韩康信：《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分布研究》，《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第85、86页。

　　［53］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97页。

　　［54］张明华：《罗家角遗址的动物群》，《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47、48页。

　　［55］王开发、张玉兰、蒋辉、叶志华：《蒿泽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第63页。

　　［56］张嘉尔：《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孢粉鉴定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89页。

　　［57］广东农林学院农学系：《我国野生稻的种类及其地理分布》，《遗传学报》第2卷第1期，第31～35页，1975年。

　　［58］柳子明：《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遗传学报》第2卷第1期，第23～30页，1975年。

　　［59］杨式挺：《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二辑，第73～77页，1982年。

　　［60］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第23～28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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