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南顿北渐公案看祖师禅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它的伟大势力的只有禅宗。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传承连绵以至于今日。我们推崇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声名盖国,势焰熏天,若不是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和尚出来,南宗实难有出头之日。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对神会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由于胡适先生,从敦煌写本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禅宗史料,才使我们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对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古德,自然由衷地产生一种景仰的敬意。可在这景仰的同时,回顾隋唐以后禅宗史,却又触引起我一种特殊的感想。有人会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摄定。这是始于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于是,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难以显露,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用“本来无一物”的偈子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体,不传于大众推崇的神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的偈子。换言之,就是说要先有神秀的境界,才可以进入慧能的境界。可惜后来的人,只看到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神会为了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基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哀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当然,这也与后来的学者没有深切地体会到神会的苦心不无关系。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对某些方便法门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毕竟空”,不过有所侧重罢了。后来的人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拒斥不纳。以致于在佛教里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绝非当初那些菩萨的本怀。神会造成这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也不失为一种方便。后来一般学者不善于学,囿于偏执,不能圆融,故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 其实,主张南顿与北渐圆融一致的,历史上早有其人。石头希迁和尚在其所著《参同契》中,已经喊出了“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其后宗密就是在神会和尚为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后,站出来主张南北调和的突出代表。胡适先生《荷泽大师神会传》(因神会住荷泽寺,故后世以荷泽称之,其宗派亦被称为荷泽宗)说:
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统统感觉一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在《师资承袭图》里也说:“荷泽宗者,尤难言述。”……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诸人,不知道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求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学术文存·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346~347页。】。
细读宗密原著,觉得“大错”的似不是宗密,倒是胡适先生了。因为,宗密主张“顿悟之后仍须渐修”,恰恰是把立于塔尖上的人与下面的塔身统一起来,“调和”起来,并非把二者截然分开,这何错之有?顿悟与渐修是体与用的统一。这是宗密调和南北之争的一个根本立足点。神会鉴于当时渐教大行的情形,作为对治的方便,而强调“无念”为宗,但并非以此排斥他宗。宗密强调禅教的圆融统一,认为圆融则皆是,执一不通则皆非。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体与用、悟与修、定与慧、知与行的圆融统一,避免了执著一边的主观片面性。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开宗明义即指明达摩所传之禅体现了佛说顿渐之教、禅之顿渐二门完全一致的精神,而当时讲说之人,或偏于彰显渐修,或偏于传播顿宗,造成“禅”与“讲”的对立。他主张顿悟资于渐修,其会通南北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宗密以佛教真空妙有相圆融、同证无生法忍作为禅宗南北之争的最终归宿:“真空者,是不违有之空也。……妙有者,是不违空之有也。虽各述一义,而举体圆具,故无违也。”他期望后学克服偏执一边的局限性,以慈悲为怀,融通诸宗,十分感慨地说:“哀哉!此方两宗后学经论之者,相非相斥,不异仇雠,何时得证无生法忍?今顿渐禅者亦复如是,努力通鉴,勿偏局也!”【《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卷四八,404b。】 在顿悟、渐修圆融统一的基础上,宗密更侧重渐修,以此作为修道、得道的下手功夫。他指出,要像六祖所说的那样,“无一切心”,没有长期的渐修是不可能的。能够不断地除去旧习气,无打骂仇恨他人之心,无营求令得之心,无嫉妒求胜心,无忧饥冻心,无恐人轻贱心,“损之又损”,这就是修道;能够做到对违境、顺境都无贪嗔爱恶之情,于一切都无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得道。宗密之所以强调渐修,完全是针对众生罪业深重、习气难除而施设的,目的是使人心净化,使众生从根本上求得解脱。
总之,宗密对禅宗南北、顿渐之争的调和,其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主张教有顿渐,人的根机有上中下之别;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不变的,而弘法的手段是随缘而变化的;顿悟离不开渐修,渐修才能达到顿悟;“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利”【《禅源诸诠集集都序》卷二之下,《大正藏》卷四八,412c。】;必须存其法,去其偏颇,以人就法,而不是以法就人。这些对于正确处理佛教(含禅宗)各派的争端,更全面地把握佛法的真谛,更好地接引不同根机的众生,使之走上解脱之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佛教至今并没有衰亡,仍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的话,那么,其中也就有宗密会通佛教各宗,扬长避短,发挥其综合优势的一分功劳。裴休《禅源诸诠集都序叙》说:“圭师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噎尽除;顺佛心而横亘大悲,穷劫蒙益”,称赞他不愧为“会教之人”,“毕一代时教之能事”【《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大正藏》卷五一,306c~307a。】,充分肯定宗密会通佛教各宗,调和佛教各宗,调和禅宗南北之争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今天看来,也是至当不移的。
四、从现代禅学一大公案谈禅宗复兴之路
所谓禅宗真髓,是源于初祖达摩四大弟子各显禅功而分别领得达摩禅的皮肉骨髓的传说。胡适与铃木大拙因对早期禅宗史研究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学术性的友谊,也因涉及禅宗真髓问题而展开论战,双方至死格格不入。铃木痛斥胡适以纯历史方法的考证当作禅宗的骨髓。铃木承认胡适对顿悟禅的历史考证,发掘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巨大贡献与应有地位,但胡适把顿悟禅联贯到外在历史问题,这与禅宗本身的内在思想没有关联。胡适根本体会不出般若的境界,全然抹煞了禅宗的超越时空的特点。历史学家的胡适,只会在禅的外围打转,却从来没法了解禅者顿悟解脱的内在生命世界。胡适则深责铃木一派禅学者固执传统禅宗史观,只凭宗教虔诚而不借助理智与历史方法,摆脱不了主观先入之见,而对禅学的解释也终归于失败。胡适认为,如想获取禅宗真谛的正确解释,则合理化的思想与历史的方法必须取代铃木那种反理性、反逻辑而又反历史的禅学观点。
禅是在人类历史中发展的,当然可以运用历史和考据的方法去研究。但是就禅的本身,就禅的内在实质而言,则确如铃木所说,单用历史和考据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其内在生命世界的。我想从二人争执的这段公案中,提出禅宗的真髓究竟是什么?这是禅宗根本性的问题。
开悟的证量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禅的真髓是什么。“你说你开悟,他说他开悟”,开悟是不是有一客观标准?古德修禅,没有不讲证量的,没有不讲印证的。现在悟道大德不多,真参实修者少,善知识难求,又有谁来证明你开悟未开悟呢?古德言禅,未过来的人,开口便错,动念即乖,就是不开口也错,不动念也乖。妙高峰上,不许有半点葛藤,哪里还允许有一个什么客观标准呢?但是,方便为究竟,当今之机,为恢复南北渐顿圆满之禅教,为矫治狂禅之弊,也为参学之人入禅之便利,我斗胆提出一个证量标准。
从哲学的认识论上来说,我以为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属于感性认识,第六意识属于理性认识,第六意识之根即第七意识属于悟性认识,第八识种子识属于本性或自性认识。八识之中第七末那识常执第八识的相分以为自内我,这就是俱生我执,正由于第七识常恒常审,抓住“自我”不放,以致人们从呱呱堕地起一直到呼吸道断一命呜呼再受后有,它总是执著不停。第八识提供的一切种子、信息、原材料、原动力,通过第七末那识即意根时,它的导向总是我执,以致第六识乃至前五识,也就跟着意根的导向指示,无不生起我执。这就是最顽固的根本无明,是人的一切烦恼的根本。所谓开悟,就是要把第七识意根的导向,由我执转变到“无我”这个方面来,也就是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真正无分别心,真正没有我执,那就是真正开悟了。学佛先要做人,修禅就要实证,不能无我为人,就根本无法入禅之门。 对于禅宗历史上的顿渐之争,我们赞同宗密所持的观点,即坚持修与悟、定与慧、知与行的统一;只有渐修,才能顿悟,顿悟不离渐修。南宗虽高于北宗,但北宗法门不可丢,不能只弘南宗,没有北宗,不能只有惠能,没有神秀,而应该南北圆融,渐顿一体。我们之所以今天重提禅宗历史上这段公案,无非是借古鉴今,也可以借以解决胡适、铃木之争的这段现代公案,以期对于今日中国禅宗将走向何处的问题有所启发。我们认为,从佛学(包括在禅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大体上有宗教修行的研究、纯粹哲理式的研究、考据学的研究、白描式的研究等等。胡适先生的研究显然是采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铃木大拙的研究是介乎前二种方法之间(兼及修行式与纯粹哲学式)的。胡适对佛教据说没有什么信仰,也谈不上修持和证悟。他反对铃木对禅的神秘主义的说法,主张禅理可由理性认识来把握。而铃木博士则不仅重视考据学,而且擅长于禅法,对禅有亲证,同时富于哲学的思辩。他们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一直关注着禅学的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但二人研究方法和成就各不相同。应该说,胡适对于《坛经》及慧能、神会的研究是卓越的(尽管其中有些结论不为多数人所接受);而铃木对禅宗思辩精神实质的把握以及在向西方传播禅学方面,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赢得更多的赞誉,以至于今天人们谈论禅学,似乎有非铃木莫属之感。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近代日本学者在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学研究以及让禅回到生活,向西方推介传播方面的卓越贡献。同时,禅的种子在印度,根和花茎都在中国,唐宋以来,它在东邻的高丽、扶桑得以传播,本世纪以来,更受到西方国家的青睐,但它祖祖相传的血脉,明心见性之真精神则仍然在中国。
中国禅宗历史来有如来禅、祖师禅,有世间禅、出世间禅的修证;在现今,既有临济、曹洞等传统禅法的弘传,又有“生活禅”、“安祥禅”、“现代禅”之创举,不断为适应人的不同机缘而开创新机。当今的中国禅宗虽然历经风雨沧桑,又与净土、华严诸宗融合会通,已非盛唐慧能祖师时代所比,但在最近十几年,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促进,由于西方国家日益认识禅之价值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禅宗祖庭正有一番复兴的景象。借古鉴今,今日中国禅宗的复兴之路在哪里?我以为就在圆融南北、圆融能秀,不但禅宗要走圆融之路,就是整个佛教,也要走圆融之路。具体而言,发展禅宗必须从修持、实践和证悟三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修持:禅宗作为中国佛教之主要宗派,既是宗教,又不是宗教,既是哲学、科学、文化、生活,又不是哲学、科学、文化、生活。作为宗教,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讲修持,就是要讲戒定慧三学,就是要持戒、修定、证慧。六祖惠能虽然强调“顿悟顿修,亦无渐次”,但也不废渐修。在当今的末法时代,大根利器之人毕竟如凤毛麟角,我们只有发菩提心,奉持佛法,严持戒律,福慧双修,渐修顿悟,才能以期一旦而豁然顿悟。也可以说,要使自己立于塔尖,必须做坚实的建立塔基、塔身的工作。否则,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只能望塔尖而兴叹了。至于修持的内容和方法,或诵经,或坐禅,或念佛号,禅净双修,各人视自己的机缘而定。 第二、坚持实践:即结合自己的生活、工作实际修禅。隋朝智顗大师把《法华经》的精神归纳为“一切资生产业皆顺佛法”一句话。禅不仅是在坐着打七的禅堂里,不仅是在伴着梵呗清香的念佛声中,它无处不在。禅以般若直观而悟世界皆空,但这个“空”不是空洞无物,而是真空妙有。现在,海外佛教界提倡“安祥禅”、“现代禅”,大陆佛教界也提倡“生活禅”。只有在实际中观照般若实相,体会生活禅,禅生活,在生活中了生死,在了生死中生活,二六时中,行住坐卧,无不时时体验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貌,才能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并在实际生活、工作中得到切身的受用,享受殊胜的法乐与禅悦。 第三、坚持证悟:在生活中了生死,并不等于在生活中自然就能了却生死。禅既是宗教,又不是宗教,其真实意义就在于:禅悟离不开对经论的理解(解悟),又不是单纯靠文字、史料考据以及听闻法师讲经说法、棒喝公案而获得,而是要靠自己的亲修实证(证悟),就是要在第七识的意识上下功夫,破除我执。要靠自己的般若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禅是超理性的、超越经验和逻辑的,禅宗所悟的境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禅悟不是靠外在的灌输,只能靠内在的证悟。许多祖师开悟的机缘不同,但通过证悟而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则是共同的。这都是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证悟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之体现。 中国禅宗的发展历程,离不开禅师们的修持、实践、证悟,中国禅宗的复兴,也离不开顿渐的融合、小乘与大乘的统一,离不开修持、实践、证悟。我们不可能期望通过禅之证悟解决世间一切问题,但是,通过证悟而断尽烦恼,证空、证真如智慧,就超越了生死轮回,就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精神得到升华,从而在所从事的资生产业中,都能与佛法相应,所作皆办,功德圆满。坚持南能与北秀的统一,坚持修与悟、定与慧、知与行的统一,坚持小乘与大乘、般若实相与资生产业、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这不但是今后禅宗的复兴之道,也是现代佛法当机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