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九鼎见天下---红山诸文化的地理方位

一壶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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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即位后，一举平定了三苗，天下太平。为了张扬功绩，显示权威，大禹以君临天下的气魄发出号令：天下九牧（九州地方的首领，或是泛指众多的部落首领）务必前来涂山，会盟宣誓。来自天南地北的诸侯齐集涂山（一说是会稽山，原名茅山，亦称亩山）。大禹向诸侯们说：“此次盛会标志着天下太平，标志着华夏的团结。从今以后，大家要胸怀天下，心系百姓，发展农牧，休养生息。如有图谋不轨者，天下共诛之！”

为纪念这次盛会，大禹决定将各方进献的青铜铸成九尊鼎。为什么要铸九鼎呢？这要从大禹划九州说起。《左传》记载：“茫茫禹迹，画（划）为九州。”就是说最早划分天下为九州的是大禹，或者说划分九州是大禹巡行天下的结果。先秦著名地理著作《禹贡》按照大禹的巡行路线详细记述了九州的地理与贡赋情况。大禹所划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各州以自然的山河为界。大禹划分九州直接目的在于合理确定各地的贡赋，即“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史记·夏本纪》）。同时作出了按照各地到夏都城的距离缴纳贡品的规定。规定都城周围五百里以内为“甸服”，其中百里之内缴纳带秸秆的庄稼，一百到两百里之间缴纳庄稼的穗，两百里到三百里之间缴纳带皮的谷物，三百里到四百里之间缴纳粗米，四百里到五百里之间缴纳精米。再往外五百里的区域称为“候服”，其中在百里之内的人要为夏王服役，一百到两百里之间的人要为国家当差，三百里到到五百里之间的人要听候夏王的调遣。九州是大禹实际巡行的范围，是实际纳贡的区域，也是华夏大地的基本范围。可见，九鼎与九州有密切的关系。大禹的意思也许是：把九州各自有特点的地理、物产分别铸造在九尊鼎上，看着九鼎上画的高山大川、珍禽异兽、特色物产，就如同把夏王朝的天下尽收眼底。

大禹指派昆吾部落铸鼎。昆吾部落是当时以制陶、青铜冶铸见长的部落。部落里有许多能工巧匠。接受任务后，昆吾部落便与熟悉天下地理的专家太章和竖亥等设计图样，然后制造模具，把进贡的青铜浇铸成九尊鼎。后人称其为九鼎或九鼎图，科学史学者李约瑟称其为浮雕地图。

《山海经补注·序》描述了九鼎图的内容：“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其殊汇，骇视警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画焉。”由此可知九鼎图内容的丰富，他不但包括华夏大地的名山大川，各地的特有物产比如草木禽兽，以及骇视警听的“神灵奇怪”等，而且说明他们的形状，区别他们的性质，划分他们的类别。九鼎上不但有图物，而且有文字。《山海经新校正·序》说：“按其（九鼎）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可以说，九鼎图是见诸多个史籍的最早的青铜质地的原始的中国地图。

九鼎图应是地理调查的结果。大禹为了指挥治水，对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大部分高山、河流、湖泊、沼泽、荒原等进行了调查。大禹巡行天下，足迹遍布华夏大地，本身就是地理调查活动。大禹还派测量专家太章和竖亥测量了国土范围。据记载，太章从波涛澎湃的东海边走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漠旁。一路行走，一路测量，一路计算。终于得出了从东到西的步量数值：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步（此步数引自《淮南子》，《山海经》所记步数更多，并且说步测东西方向的是竖亥）。与此同时，竖亥从北国的碣石山一直步量到南岳的衡山，计算出距离：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步。太章和竖亥步量的数据是见诸史籍的最早的国土测量数据。两个人的步量数据一样，实际上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相差较大。这说明所记数据并不一定是实际的测量数据，有可能是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后人所为。太章和竖亥测量国土的过程也是国土勘察的过程，其成果应该更多。有学者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反映了夏代地理勘测的成果，它是一次大规模地理调查的实地记录或综合报告，领导这次地理调查的就是测量工程师竖亥和太章。我们知道，《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地理著作。汉代的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著山海经”。《山海经》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五经》组成。《五藏山经》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九州内的山势走向、距离远近、水系、物产、祭祀等，共述及26条山脉，447座山，水系258处，地望（在某个站立点向四面了望所见）348处，矿物产地673处，植物产地525处，动物产地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其中对豫西、晋南、陕中地区的山水记载最详，远离这一地区的山水则比较疏略甚至荒谬。华山和潼关一带正是大禹所在的夏部落的活动中心。据此推断《五藏山经》反映了夏代人的地理视野不是没有道理的。再联系到九鼎与九州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说九鼎图是当时华夏大地地理和物产的略图，是基于实际勘测的天下图。

大禹将华夏大地破天荒地浓缩在九鼎之上！上面有名山大川，有奇草异兽……九鼎图像拿破仑的凯旋门一样，象征着大禹威临天下的权势，象征着其非凡的文治武功。因此九鼎图成为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以后数代帝王都把九鼎图视为王权的象征，认为夺得了九鼎就拥有了天下。所以，《汉书·郊祀志》说，夏王朝灭亡后，商王朝保存着九鼎图；商王朝灭亡后，周王朝珍藏着九鼎图；后来，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了九鼎图；在秦国和郑国交战的过程中，“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从此失踪。《史记》说，秦始皇经过彭城的时候，“斋戒祷祠”，命令千人下泗水打捞九鼎，没有结果。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北伐时，曾向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打听周王室的九鼎的轻重大小。王孙满说：“如今周朝虽然衰败，但天命未尽，鼎之轻重，还是不可问啊！”以后，人们就把“问鼎”视为觊觎王权之意。可见，九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九鼎相传两千年，有多个史料记载，禹铸九鼎应该是可信的史实。(摘自中国测绘报200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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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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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100年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常卖的“龙骨”上识出文字，从而掀开甲骨文(卜辞)研究历史的新的一页。现已发现的十几万块甲骨卜辞材料，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所记录的内容十分可观，其中地理一项，所含信息不少，可以说是中国地理知识记录史的第一篇。

首先，有地理知识就得有地名，很难设想没有地名的地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对大地的利用越充分，地理知识积累得越多，出现的地名也就越多。现在所发现的甲骨文，仅仅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就已经有上千个地名。而商代必然还有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字(只是没有保存到今天)与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所以商代实际使用的地名应当更多。

地名主要属于人文地理的范畴，它所体现的是大地上人文活动的积累。大量地名的出现，说明卜辞记录的人与“地”有关的事很多。学者们按地追踪，发现商人的活动范围和地理视野相当大。比如商王在都城殷(今河南安阳)命人占卜，对象可以是太行山另外一侧某国的安危，也可以是陕西泾渭地区某国的凶吉。而“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则代表了更为遥远的人文地理区位。

当然，甲骨文中许多地名已成为死字，我们今天只能看笔划样子，却读不出字音来，更不知其意，如果是地名也就不知是指哪块地方。

甲骨卜辞证明商代有异地同名现象，原因是地名源于族名，比如戈族住的地方就叫戈，共族住的地方就叫共。如果戈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新的地方还叫戈。这个现象说明了人类文明早期人文地名起源的一个重要特点。

甲骨文中的地名有自然的山河名称，有多样的风向说明，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的东西。史学家称早期模糊的记载为“史影”，那么，在支离残缺的甲骨卜辞中，不但有人文的“史影”，也有人文的“地影”。对人文的“地影”， 卜辞专家如王国维、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都进行过研究推断，使我们对商代的人文地理态势，有了稍微具体的认识。卜辞中最常见的人文地理内容有城、邑、边鄙(郊区)、商王的田猎区、四土、邦方(方国部族)等，这几样东西构成了商代人文地理的主要框架。

甲骨文材料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大地域国家的早期特征，而国家领土只要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所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类的问题。中国古代常说“王畿千里”， “王畿”可以理解为“中央”，国土若超过了1000里，就有了“地方”。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机器要建立一套管理控制大地域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中央”管控大量“地方”的办法，地理的政治内容因此出现。

商代所谓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有学者曾提出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看法：商代的国土不是一个弥合的整体，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四周远近散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在这些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存在着不听命于商朝甚至与商朝敌对的小方国。也就是说，，商朝的国土是疏而有漏，这就是早期大地域国家的政治地理形态。这种疏而有漏的形态，到了秦汉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则是不被容忍的东西了。

(摘自《人文地理随笔》，文章略有改动。)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一壶居士01在2007-8-7 10:21: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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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即位后，一举平定了三苗，天下太平。为了张扬功绩，显示权威，大禹以君临天下的气魄发出号令：天下九牧（九州地方的首领，或是泛指众多的部落首领）务必前来涂山，会盟宣誓。来自天南地北的诸侯齐集涂山（一说是会稽山，原名茅山，亦称亩山）。大禹向诸侯们说：“此次盛会标志着天下太平，标志着华夏的团结。从今以后，大家要胸怀天下，心系百姓，发展农牧，休养生息。如有图谋不轨者，天下共诛之！”

为纪念这次盛会，大禹决定将各方进献的青铜铸成九尊鼎。为什么要铸九鼎呢？这要从大禹划九州说起。《左传》记载：“茫茫禹迹，画（划）为九州。”就是说最早划分天下为九州的是大禹，或者说划分九州是大禹巡行天下的结果。先秦著名地理著作《禹贡》按照大禹的巡行路线详细记述了九州的地理与贡赋情况。大禹所划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各州以自然的山河为界。大禹划分九州直接目的在于合理确定各地的贡赋，即“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史记·夏本纪》）。同时作出了按照各地到夏都城的距离缴纳贡品的规定。规定都城周围五百里以内为“甸服”，其中百里之内缴纳带秸秆的庄稼，一百到两百里之间缴纳庄稼的穗，两百里到三百里之间缴纳带皮的谷物，三百里到四百里之间缴纳粗米，四百里到五百里之间缴纳精米。再往外五百里的区域称为“候服”，其中在百里之内的人要为夏王服役，一百到两百里之间的人要为国家当差，三百里到到五百里之间的人要听候夏王的调遣。九州是大禹实际巡行的范围，是实际纳贡的区域，也是华夏大地的基本范围。可见，九鼎与九州有密切的关系。大禹的意思也许是：把九州各自有特点的地理、物产分别铸造在九尊鼎上，看着九鼎上画的高山大川、珍禽异兽、特色物产，就如同把夏王朝的天下尽收眼底。

大禹指派昆吾部落铸鼎。昆吾部落是当时以制陶、青铜冶铸见长的部落。部落里有许多能工巧匠。接受任务后，昆吾部落便与熟悉天下地理的专家太章和竖亥等设计图样，然后制造模具，把进贡的青铜浇铸成九尊鼎。后人称其为九鼎或九鼎图，科学史学者李约瑟称其为浮雕地图。

《山海经补注·序》描述了九鼎图的内容：“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其殊汇，骇视警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画焉。”由此可知九鼎图内容的丰富，他不但包括华夏大地的名山大川，各地的特有物产比如草木禽兽，以及骇视警听的“神灵奇怪”等，而且说明他们的形状，区别他们的性质，划分他们的类别。九鼎上不但有图物，而且有文字。《山海经新校正·序》说：“按其（九鼎）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可以说，九鼎图是见诸多个史籍的最早的青铜质地的原始的中国地图。

九鼎图应是地理调查的结果。大禹为了指挥治水，对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大部分高山、河流、湖泊、沼泽、荒原等进行了调查。大禹巡行天下，足迹遍布华夏大地，本身就是地理调查活动。大禹还派测量专家太章和竖亥测量了国土范围。据记载，太章从波涛澎湃的东海边走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漠旁。一路行走，一路测量，一路计算。终于得出了从东到西的步量数值：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步（此步数引自《淮南子》，《山海经》所记步数更多，并且说步测东西方向的是竖亥）。与此同时，竖亥从北国的碣石山一直步量到南岳的衡山，计算出距离：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步。太章和竖亥步量的数据是见诸史籍的最早的国土测量数据。两个人的步量数据一样，实际上东西和南北的距离相差较大。这说明所记数据并不一定是实际的测量数据，有可能是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后人所为。太章和竖亥测量国土的过程也是国土勘察的过程，其成果应该更多。有学者研究认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反映了夏代地理勘测的成果，它是一次大规模地理调查的实地记录或综合报告，领导这次地理调查的就是测量工程师竖亥和太章。我们知道，《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地理著作。汉代的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说，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著山海经”。《山海经》由《五藏山经》《海外四经》《大荒四经》《海内五经》组成。《五藏山经》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九州内的山势走向、距离远近、水系、物产、祭祀等，共述及26条山脉，447座山，水系258处，地望（在某个站立点向四面了望所见）348处，矿物产地673处，植物产地525处，动物产地473处，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其中对豫西、晋南、陕中地区的山水记载最详，远离这一地区的山水则比较疏略甚至荒谬。华山和潼关一带正是大禹所在的夏部落的活动中心。据此推断《五藏山经》反映了夏代人的地理视野不是没有道理的。再联系到九鼎与九州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说九鼎图是当时华夏大地地理和物产的略图，是基于实际勘测的天下图。

大禹将华夏大地破天荒地浓缩在九鼎之上！上面有名山大川，有奇草异兽……九鼎图像拿破仑的凯旋门一样，象征着大禹威临天下的权势，象征着其非凡的文治武功。因此九鼎图成为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以后数代帝王都把九鼎图视为王权的象征，认为夺得了九鼎就拥有了天下。所以，《汉书·郊祀志》说，夏王朝灭亡后，商王朝保存着九鼎图；商王朝灭亡后，周王朝珍藏着九鼎图；后来，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了九鼎图；在秦国和郑国交战的过程中，“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从此失踪。《史记》说，秦始皇经过彭城的时候，“斋戒祷祠”，命令千人下泗水打捞九鼎，没有结果。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北伐时，曾向周定王的使者王孙满打听周王室的九鼎的轻重大小。王孙满说：“如今周朝虽然衰败，但天命未尽，鼎之轻重，还是不可问啊！”以后，人们就把“问鼎”视为觊觎王权之意。可见，九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九鼎相传两千年，有多个史料记载，禹铸九鼎应该是可信的史实。(摘自中国测绘报200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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