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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经》部分内容记述红山文化
  

专家：《山海经》部分内容记述红山文化

http://tech.QQ.com 　 2006年08月14日09:41 　 新华网 　 　 　
 

新华网呼和浩特８月１３日专电（记者 勿日汗、李惠子）辽宁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历史学教授雷广臻在日前召开的首届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上提出，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撰写集成的古书《山海经》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篇记述的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

《山海经》是一部后人记述先人记忆的著作，主要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之后到国家形成之间古代先民对其生活状态及其环境的记忆遗留。这些关于先人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暗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对研究史前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确定《山海经》之‘海’的准确地理方位，就能破译红山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的密码，也能基本破译这本承载了史前信息经书的密码。”雷广臻教授说。

雷广臻教授经多年研究，认定《山海经》之“海”指的是渤海。由此推断《山海经》“海外西经”篇记述的就是大凌河、老哈河红山文化区域在古代红山先民时期发生的物事。

雷广臻教授解释说，首先，“海”指渤海在古文献中是约定俗成的。其次，围“海”而成南、西、北、东四个方位（即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在中国版图上只有渤海能形成这样的方位格局。其他，如黄海、东海、南海则不能构成这样的格局。第三，《山海经》“海外西经”篇所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相符。例如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是恐龙和鱼化石的重要产地，而《山海经》“海外西经”篇中记述着“发现有外形像鲤鱼，也可以叫作‘鲵’的鱼类化石‘龙鱼’”。又如《山海经》记述，“刑天与帝争神”（蚩尤与黄帝战争）在这一带发生，这与其他史书所记一致，即发生在与大凌河牛河梁毗邻的河北北部。《山海经》又记述这里有轩辕之丘、轩辕国，这些事项在牛河梁遗址都已对上号。

据雷广臻教授推断，《山海经》“大荒西经”篇中的“大荒”指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所围绕的位于内蒙古中部的科尔沁沙地。因此，“大荒西经”篇记述的也应该是红山文化区域的物事。

雷广臻教授介绍说，首先，红山文化主要遗址都是围绕科尔沁沙地分布的。远古先民对沙地的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就是对“大荒”的记忆。第二，《山海经》在展开“大荒西经”记述之初，首先说明“大荒”在“西北海之外”，如果“海”指渤海，那么“西北海之外”只能是“红山文化区”。“大荒”（科尔沁沙地）与红山先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因而这种实际发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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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红山文化所反映的原始宗教信仰 张永江
	引    言 　　近年来红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发掘，一再向人们展示着数千年前生活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先民创造的丰富多彩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数量虽不很多但个性鲜明的文化遗存不仅凝聚着初民在物 质生产领域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返照着初民原始的思想意识形态。现在看来，对红山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作一番哪怕是初步的归纳和探讨，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它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红山文化先民的精神风貌。这正是笔者不避浅陋，草撰此文的初衷。 　　研究史前时期人类的宗教信仰现象，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要受到极大的局限。因为这一时期确切反映和记载人类思想意识的文字尚未产生，研究者面对的是谜一般的死材料。这样的材料令人无法复原当时人的思想，加上古今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巨大变异，大大增加了研究难度。由于此类因素的制约，对这一时期人类思想意识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物资料的揣度和解释。理论上属于国外学术界的解释学和宗教符号学，方法论上则是比较文化学的方法。而且，作为比较对象的材料均为晚出甚至是晚近的民族学资料，得出的结论也就有牵强附会之嫌。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见仁见智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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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红山文化，原则上指红山诸文化或称红山系列文化。包括前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早、晚期)、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也涉及至明显具有红山文化因素的其他地方类型和相邻文化交叉地带的遗址。

从自然崇拜到工具崇拜

　　自然崇拜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初级阶段，源于原始社会人对自然界的依附关系。对此，恩格斯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和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从而创造了许多神。”^［1］由于思维的不发达，工具的落后，原始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面对着雄奇深邃、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他们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自然之母带给他们春夏秋冬，使之得以春种秋收，获得衣食之源，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是任意和暴戾的，可以随时降灾给他们，风霜雨雪、山崩地震、干旱洪涝都使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由此，原始人对自然界有着双重情感，既有依赖感又有恐惧感。他们认为自然界既具有人特有的灵性，又具备人所不能企及的万能性和神圣性。这就是人类幼年时期产生自然信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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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先民遗留下来的许多实物上都可觅到自然崇拜的影子，可以观察到的崇拜对象大约有如下一些：

　　(一)日月崇拜

　　红山文化玉器群中环、璧块、类器物应是日月崇拜的反映。据正式报告，胡头沟、城子山、牛河梁等地墓葬中已出土玉环12件，玉璧5件，玉钺2件。另据透露，较早的兴隆洼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一对精美玉^［2］。关于此类玉器的用途，人们的看法不一。一般认为是饰品，起装饰作用。也有人视为礼器，认为有着特定的用途。应该说，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但都是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统治者和贵族们赋予它的功用，而不能表现其本来的寓意和功能。道理很简单，在早至8000年前，先民在极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劳动琢磨坚硬的玉石，不大可能仅仅出于审美的需求。那么，先民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从形制观察，这类器物的基本形状为圆形(正圆形和方圆形)，或许先民是把这些环、璧、、钺作为日月的象征来加以精工制作，以表示自己的崇拜意识。这种看法得到了商周以后关于玉器用途的法定原则的支持，“以礼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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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3］。这固然是玉器用途到后来的发展，但“以苍璧礼天”毕竟透露了璧与天体崇祀的关系。璧如此，形制相近有承继关系的环、钺类玉器当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功能。而所谓“礼天”，实际上也就是向日月顶礼。红山文化的东山嘴祭坛、牛河梁遗址和已发掘的积石冢的建筑形制也明显地反映了早期的太阳崇拜。关于东山嘴祭祀遗址，人们发表了许多看法^［4］，认为它是一座综合性的多功能的祭祀遗址的看法，正逐步成为研究者的共识。笔者同意原发掘者的看法，即“遗迹有早晚变迁……南部圆台址就有处于黄土堆积层的多圆形基址废弃后，又在黄土层上部新建石圈形台址的过程，说明石建筑群址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使用”^［5］。遗址最南端有3个早期修筑的相连的多圆形台址，存在着相互打破关系，“以单层石块砌成，边缘都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较小石块形成台面”^［6］。我们推测，这些石砌圆台最初的功能应该是用于崇祀太阳的。其北晚建的石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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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台址，为建筑更为规整的正圆形，它与方形基址相互对称使用，显然仍有着祭祀天地的意义。但这时“天”已经被抽象出来，较之此前单纯的太阳崇拜，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类似的遗存，如内蒙古大青山西段阿善文化遗址的祭祀遗址就很令人注目。莎木佳遗址中的祭祀“遗址由三座圆形土丘组成，作南北中轴排列，……靠南的土丘略高出地面，绕土丘基部砌有一个圆形石圈，直径1．5米”^［7］，形制类似东山嘴。在牛河梁积石冢“总体布局平面呈圆形，冢基底面为构成同心圆式的三圈石桩”，“如此分三层递收、迭起，构成一个形制似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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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整体”^［8］。圆被如此广泛地应用在墓葬和祭祀遗址中，不应视为偶然。由此我们推测，古老的“天圆”认识正是从对日月的认识发展而来的。日月是浩渺天空的主宰，日照万物，月明万籁，其共同特点外形都是圆的。按照原始人的类比思维方式推而广之，天也是圆的。人类关于圆这一几何概念的形成和使用最早应来源于对日月的直接观察和崇奉。祭祀陶器的器形也反映了先民的太阳崇拜意识，红山晚期及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多次出土的造型奇特的祭祀用陶器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如东山嘴遗址中的豆、黑陶圈足盘、彩陶双腹盖盆，牛河梁出土的彩陶镂孔豆形器盖，石棚山的豆盘等，其形制的基本要素都是圆形，应与祀天——祭祀太阳神有关。特别是镂孔豆形器盖，“盖面饰压印之字纹五周，镂孔四组间附加小泥饼四个。镂孔长条状，每组五个，间距相等，中心孔长至柄根，两侧各二孔，长度递减。……造形玲珑，制作精工，推测为祭祀用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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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面角度看，简直就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的太阳纹，也在石棚山的陶罐上不止一次地出现。石棚山形态相近的十字纹有三种：1，2，3,有的学者将其视为原始文字加以释读，如陆思贤释1为巫字祖形，意为巫、舞。释2为雷、电、神。释3为鸟的习舞^［10］。但更多的学者将其视为十字纹的变体，系太阳母题纹饰^［11］。有趣的是，佛教经典中也代表太阳。时代更晚的辽宁北票丰下遗址中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十字纹，纹饰出现在一件彩绘折腹盆残器上。关于此器，原发掘者指出“口内沿绘朱白二色相间的卷云纹带，腹部分上下两层，每层依白彩为界分作连续单元，每单元内添朱彩。这种彩极易脱落，推测非日常所用”^［12］。换言之，这是一件祭祀用器。如果说十字纹是太阳崇拜的象征，那么此器也许就是祭祀苍天的专门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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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崇拜

　　红山文化中出土的大型勾云纹玉饰(或称玉牌)，可说是对云的崇拜。这种玉饰在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三处遗址的墓地都有发现，此外内蒙古翁牛特旗五分地、巴林右旗也有出土，加上采集品，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的已有11件^［13］。此类玉饰在形制上大同小异，其共同特点是中心镂空作勾云状盘卷，四角作卷勾状，上端有孔。有些除大小不同外，其余简直一模一样。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类佩饰应有其特殊用途。有人根据个别器物出土在墓主的头部位置和背面制有四鼻推断，应是固在帽子上戴在头上的装饰物^［14］。这一看法尚有商榷余地。首先，当时有无帽子大可存疑，更重要的是此类玉饰多为大型品，甚至达到通常22.5厘米，宽11.2厘米，这样大的玉牌戴在头上也会很不方便。也有人从“云从龙”的古老认识出发，认为它代表着龙崇拜发生发展的一个阶段。还有人认为“它是红山文化先民‘古城古国’的徽帜”，“是集各种动物之灵于一体的神物，是灵物之中的灵物”^［15］。笔者认为，如同其基本图案为翻卷云团一样，其基本含义也当是体现云崇拜意识。从其造形、纹饰和镂刻方法的高度一致性来看，该类器物无疑是在一种宗教观念的支配和约束下完成的。云能遮天蔽日、兴风致雨，这或许是先民对天空翻卷的乌云形象的提炼和复制，并怀着崇敬的心情把它们悬挂起来或佩带在身上，以表达自己的敬畏和祈祷。前述丰下遗址彩陶折腹盆残器上也出现了类似的勾云纹，说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的云崇拜持续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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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辰崇拜

　　星辰作为神秘天体的一部分也往往会受到先民的崇拜。小河沿出土精美彩陶八角星器座上排列有序的八角星图案，带给人一种神秘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