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刚卯到玉琮的探索（上海博物馆 马承源）

玉人

郑玄说琮八方像地，这是晚期的说法，殷墟卜辞中有潦于东、潦于西、潦于北、潦于东、潦于东、西、南之辞，有帝于北方、帝于南方、帝于西方、帝于北方等辞，除了四方以外，不风有东南、西南、西北、东北等概念。西周也是如此，如矢令方彝“尹三事四方”，保卣“遘于四方”，盂鼎“匍有四方”，兮甲盘“成周四方赍”，虢季子白盘“经维四方”，毛公鼎“□□四方”，到了春秋时代，仍然如此，秦公簋“黾囿四方”，余王钟“闻于四方”等等。琮本为四方，八方的说法必定所起甚晚。说琮是八方，于造型也不合适。《考工记·玉人》所载琮的功用是：“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頫聘”，“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天子以为权”“禄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又《周礼·大宗伯·典瑞》：“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郑玄疏：“渠眉、玉饰之沟琢也，以组穿联六玉沟琢之中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盖取象方明之也。”因此，一般地说琮礼地，含义是不确切的。以上列举的各种功用，我们所能看到和证明的，只有敛尸一项。fficeffice" />

发拙情况可以检验琮在腹璧在背的说法。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T4M6随葬玉器很多，胸部右侧有小玉琮二，右臂骨上有玉琮一，右下肢骨上有玉臂一，下压玉器二，大体符合琮腹璧背的情形[38]。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说明：“少量玉璧出版在头部和尸骨下，大部分迭放在腿脚部位”，琮的“出土位置大多在死者腰腹部”[39]。江苏寺墩3号墓敛葬的过程是：“先于死者葬地的头前和脚后铺上各十余件玉璧，然后放火燃烧，等火将灭末时，将死者安放于墓地，再围绕四周放置玉琮，并在头前脚后放置陶器和玉石器，而将最好的两件玉璧摆在死者的胸腹之上，最后覆土掩埋”[40]。余杭瑶山良渚文化M7的玉琮，主要也在死者的腹部[41]，以上只是少数已发表墓例的情形，寺墩M3是一特例，璧以尸下为主，腹上两块是最精的，尸的周围有一圈琮，其余诸例均有琮在腹部或其附近，璧在头部或人架之下。当时虽然未必有严格的敛葬制度，但是璧在尸下琮在尸上的习俗，已经出现了多例，成为后代不定期琮敛葬制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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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墓葬出土的琮，没有标明位置所在。同样，殷墟妇好墓的十四件玉琮，也位置不明。但是，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的玉琮位置，正好在人架的腹部[42]。洛阳东周城北墙M60人架的下腹部，也随葬有玉琮[43]。公元前五世纪长沙济城一号墓的随葬玉琮，同样在死者腹部的位置[44]。可以说，自良渚文化开始，玉琮的随葬位置，跟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种制度，一直传到东周，然后见之于文献。从史前时代到汉代，是一脉相传的，那么，有关玉琮的神秘功用，也当会有所流传。fficeffice" />

张光直先生《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一文，主张琮是“贯通天地的法器”，他在论断中指出：“良渚文化社会中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使用有兽面纹，内圆外方的玉琮，亦即使用贯通天地的法器，为他们具有权力的象征[45]。”相信这个论断对于中国古代器物上的各种带有神秘性质的纹饰，具有相当的适应性。

由于近几年来余杭的反山和瑶山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数量相当多的玉琮和其它玉器，这些玉器上有盯当清晰的神人和兽面图像，这些图像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其功用的可能，即贯通天地和保护人世的功用。琮的功用具有神秘性，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大批玉器，作为财富来看，墓中出土的十四件玉琮，和其它极为精好的大量玉器比较，其财富价值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其所以有资格随葬，除了一般性的意义之外，还应该具有其自身能起作用的功能。其它墓中琮的随葬位置，也应该有特殊的意义。功能因时代的不同可能有所捐赠佃，但其基本之点不可能随葬位置，也应该有特殊的意义。功能因时代的不同可能有所损益，但其基本之点不可能随着器物的使用而完全泯没。例如史前时代的陶鼎陶融，至文明时代仍然具有相同的作用，尽管文明时代将其制度化了。不少文明时代的礼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滥觞期，就象玉琮本身虽有变化，仍保留着敛葬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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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刚卯是从东周和西周、商的方想方设法形管理退化而来，而商周的方柱形玉管，无疑是良渚文化的琮形管的直接演化。良渚文化玉器上包括琮形管有或简或繁母题相同的纹饰，这种纹饰必定是代表那个遥远时代的神话，玉琮被继承下来，其神话也会像皮毛附一样，多少有信息传递于后世。fficeffice" />

这个问题，自然不能用简单的方式回答。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分析良渚文化典型纹饰，并且也要进一步探索良渚文化的纹饰接受其它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良渚文化玉琮和琮形管以及近数年来发现的反山和瑶山的玉器上纹饰，向人们展示了以往所谓玉琮上分级的两种兽面纹，即上为小目兽面，下为大目兽面，实际上是反山和瑶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的许多玉器上的非常完整的神人和兽面的简化形象。由于两种纹饰重叠，神人腰下是什么样子，并不清楚。神和兽面虽然可以构成一整体的图像，但是，也可以分解成为各自独立的图像。整体相叠的图像见图一：1，少数玉器上有简化的中间形态，如瑶山玉牌饰（M10：20）和反山（M12：98）玉琮，每一外壁的两射之间各有两组纹饰，上端是神人之首，下端是兽面纹，而四射都是分解了的这组兽面纹。最寻常的分解图形最为具体的上端是大冠人面两臂张开作支撑状，下端单独的兽面纹大目有獠牙，前爪相向而拱。最多数的分解形式只具有神人的目纹和兽面的目纹。图一是神和兽面纹复合纹饰的分解过程中的诸式样，1是完整的复合图2，3，4，5，8是神人纹饰单独的正侧正形象和简化形式；6，7，9，10，11是兽面纹的简化形式，最简单的形象连獠牙也没有刻画出来。良渚文化琮形管上的纹饰全都属于简化的纹饰，甚至有更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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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山和瑶山的资料中，已发表的玉器表明，单独的兽面纹图像多于单独的神人图像。如反山Ⅱ式三叉形冠（M：14：135）、I式玉管状饰（M17：8）、玉半圆形冠饰（M12：85）、I式玉柱状器、玉三叉形图（图10：6）、B型Ⅱ式玉琮（M7：34）、玉三叉形器（M3：3）、玉带盖柱形饰（M9：12）、玉潢（M23：67）等等，都是属于独立的兽面纹。瑶山的如玉琮（M9：4）、玉琮（M9：12）、玉三叉形器（M10：6）、带盖柱形饰（M9：1—1）、柱形玉饰（M11：64）、琮式管（M12：8）、玉琮（M7：34）、手柄（M2：55）等等，所饰也是独立的兽面纹，而独立的神人纹饰仅为极少数，计有瑶山玉琮（M9：12）、玉琮（M2：23）、小琮（M12：24）、璜（M7：24）等。反山的有Ⅱ式玉冠状饰（M15：7）、乙型玉琮（M16：8）、玉琮（M14：181）等少数几例。以上两墓地的材料统计，兽面纹占大多数。上海福泉山已发表的材料中，前者占五例，后者占八例。当然，上引已发表的资料，仅来源于考古发掘的简报，将来正式报告发表，当有所补充。即从以上情况来看，神人纹和兽面纹能分别单独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反山和瑶山的神人兽面纹，乃是两种纹饰叠成的图案，而不是神人前腹饰有大兽面的纹饰。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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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神人纹上身比较清楚，其腰以下正视的图像不清楚，从侧视的图象AI、AⅡ所显示，其下部是一种虬结般的构造，尤以AⅡ图的侧面形象最为明确，这是一位人面龙身或蛇身的神人。在史前时期各个文化的各类纹饰中，滑可以对比的材料，因而可以暂且勿论。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和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动物纹样，以及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也有颇大的不同。首先，良渚文化的兽面目纹是向外侧略的侧微略斜竖的，眼眶作两端大小不同的不规则椭圆形，向鼻的一端有时甚至收缩成尖锐状；其次是眸子不在目眶正中，略向外侧偏斜。这一构形奇特的目眶及眸子，虽然各器并不绝对相同，但基本是一致的，并且是相当成熟的构图。从考古资料之A1，可以知道这个兽目仍然是圆的，只是目眶两侧有两条月牙形的附着物，因而成为不规则的椭圆状。而且，兽嘴有獠牙，下有双爪相拱。但是多数的图像没有双爪。这兽的整体是什么样子，没有考古发掘资料可以对比。今年五月，在美国纽约访问时，在J·J·Lauy古玩商店中，看到一似为新出土的良渚文化完整的玉兽形（图二），玉为白色钙化，光洁甚佳，兽鼻似猪，双角连目眶突出，目圈甚大，眸子外围数周同心圆，与上述兽面纹相同，亦有獠牙。体部有虬结状纹饰，表示体躯缠绕之尾部上翘，似孔雀尾羽般式样而上端平。与A2兽面纹的两侧尤其是中央顶端的条纹颇为相像。这件兽的下缘有榫，上穿孔，即是良渚文化中的“冠状饰”。把这玉兽的头像和尾纹与兽面纹相比较，可知道这是良渚“兽面”之兽的完整实体。fficeffice" />

良渚文化玉器上兽面纹，唯一可以比较的，是辽宁红山文化中的玉龙，红山的玉龙称之为“兽”，体肥圆而蜷曲，没有一种兽类的体躯似龙蛇般地蜷曲的，类似的造型殷墟环形玉龙也基本是这种形态。图三是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和红山文化玉龙的比较：红山的龙因为双目甚大，为方便起见可称为大目龙。此种大目龙，以《中国出土文物珍品选》所刊最为清楚，如98红山文化黄玉兽形饰云：“体似环而不连，兽首双耳竖直，呈三角形，两侧饰隐起双圆圈目，并有如眼眶的扇形外圈。口端平，鼻与额间有阴线皱纹。”又99云：“兽肥首，双耳竖直，圆目，眼周饰瓜子形圈，吻部前凸，鼻间有多道阴线皱纹。”红山大目龙与妇好墓的龙，大的轮廓没有基本的出入，只是龙头的样子不相同，和琢工的精拙不同而已。红山的兽称之为龙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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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的大目龙头，对比良渚文化的大目兽面纹，有着显然的共同点，一、大目的形状相同，都有“瓜子形圈”或外侧大内侧小的不规则椭圆形眼眶；二、两者所表现的獠牙的形状和位置相同，商周时代的兽面纹就没有这样的獠牙；三、兽面纹上没有表现出竖起的双耳，但是上举比较立体的（图三）玉兽，即兽面纹的具体形状，其头上亦为大目而有竖起的双耳，不过耳的高度不及红山大目龙。由于兽面纹不能表现体躯，而良渚文化的玉龙却有虬结的纹饰表现蟠旋的体躯，而且有尾饰。刻画远比红山大目龙精细。当然两者的风格细丽和粗拙是不相同的，但基本的因素却是相同或相似的。fficeffice" />

根据以上的分析，两者的共同之点又是如此之显著。而龙在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已有明确的发现，良渚文化的龙受到或间接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也不是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红山文化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玉器还有其它的共同点，最为奇异的是，红山文化发现了以玉器随葬的墓，如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M1随葬的玉器有十五件之多，而良渚文化的玉器随葬则有较多发现，少数墓发掘的玉器数量甚为惊人，有人称之为“玉敛葬”，这是很有道理的。除此之外，中国史前的其他文化之墓葬虽有个别的玉器，但未发现上述的类同情况，良渚和红山两者的类同当非偶然。此外，就玉器的器种而言，也有不少相的。

玉璧：红山文化玉璧，圆形略带椭方，中孔甚大，孔缘和边缘磨薄，玉璧有一小穿。良渚文化玉璧为圆形，孔缘和边缘都成竖切状，工艺比红山文化玉璧简率。红山文化还有三联璧。（图五：3、9）。

玉环：红山文化玉环的好缘和边缘大都呈棱形，良渚文化的玉环剖面为狭的扁方形。前者较不，后者有较大的，是为腕饰。用玉做的环，不是用其它质料的环来做装饰，这也是其共同点（图五：1、2、8）

玉龟：红山文化发现玉龟，都是小型的，但是形态颇为生动。一玉龟正中穿一孔，另一腹甲前端有两孔对穿。良渚文化玉龟见于反山墓葬，也属于小型，雕琢形象正确，龟的腹甲也有两个对穿的孔，与红山相同（图五：4；10；11）。

玉鸟：红山文化玉鸟为俯视的展翅状，尾短而张开，正面或有刻纹，反面有双孔对穿。良渚文化玉鸟也出自反山，同样是俯视展翅状，鸟尾也较阔。一种鸟头颇大，一种鸟头较小，而红山文化玉鸟头也有大小之别。良渚文化玉鸟有双孔对穿，有的两组双孔对穿（图五：5-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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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这些带有明显示共同性的特点，尽管两地相隔一千余公里，这些共同点仍在客观存在。良渚文化玉器的传播，曾经到达晋南或渤海湾的北岸，离开红山文化分布地，只是相邻的区域性的间隔了。良渚文化中曾经发现过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这是两种文化交流的迹象，考古实物证明，良渚玉器可以深入地传播到华北，那么，比良渚文化为早的红山文化的一些玉器连同他们一部分的文化影响在较早的时期内到达长江三角洲，从而为良渚文化吸收融合而丰富自己的文化面貌，这已不仅是可能，而且有考古遗存的实物证据。fficeffice" />

至此，本文将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以论琮作为结束。

良渚文化的玉琮（图七），后为商文化融合，直至西周，已不复有往昔的盛况了。东周文献中则有较多的记载东周文献中则有较多的记载，而且还有新的发现。至汉代已基本上不做玉琮。琮状玉管也是如此，它退化成为方柱状玉管，或方形玉勒子。穿孔愈益缩小成为汉人通行的方形短柱的刚卯。方柱形玉琮或琮形管退化成的刚卯，当然不会有纹饰存在了，这是它的旧传功用，却以铭文的形式，琢刻于其上。

刚卯铭文第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称此长仅汉尺寸许的玉柱为“殳”，而且是“既觚既方”，这就是说明刚卯原来的形制与方形的杖有关系，《说文》“殳，以杖殊人”。据刚卯铭文，是用以诛鬼和疫疠。说殳，在玉器中，只有长柱形的琮方能与之相当，也只有这种玉器，才能起类似殳的作用。墓中的琮，具有敛尸辟邪的功用，因而刚卯这样具体而微的物件，一旦施以巫术，也就有了诛鬼的灵性了。具备了灵性，虽小也能起作用。良渚文化的玉琮用以敛尸，无非是护尸祛恶和显示占有，用以安定死者的魂。良渚文化的方柱形琮和琮形管以及其它的一些玉器，都琢有或简或繁的神人或兽面母题，不论是具体或抽象，都是相同母题的重复。这个母题的内容或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所变化，但不会完全泯灭，正如龙这类神话传说保存了几千年一样，刚卯的铭文内容，应包含当时的原始神话若干因素在内。

这样，也许可能来探索一番良渚文化玉琮图案的含义了。以红山文化的玉龙形象来对比，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应当就是龙。龙一般都有双爪。一般良渚图像中没有龙角，这是简略变形之故。反山玉冠饰（M16：4）是一镂空雕琢的兽面出露獠牙的图像，旁有两个对称的神人头，此兽面的额顶就有一对角，这可以和商周时代龙头正视的兽面纹图象联系起来，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构图形式，当能渊源至良渚文化。随着玉琮神秘功用之说的传递，到了两汉，很可能就是刚卯铭文中“夔龙”之说的滥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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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墓葬中，所知已有三例在墓内用火烧过的痕迹，江苏寺墩M3人架有明显火烧过的迹象，玉璧有十三件、玉琮有八件都经火焚，同样的情形，福泉山M136和金山坟M2人架也发现火烧的痕迹，甚至烧得青白而开裂。另一种情形是良渚文化福泉山的一些墓葬中，常常有意地在墓担忧埋好之后，在近头的一端挖一个坑，放数块相当大的红烧土，此红烧土是在他处烧制成形后，称于坑中的。fficeffice" />

良渚文化墓中人架和玉器用火烧过的现象，这应是原始时代的燎祭，在较后的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燎这样的宗教仪式，《吕览·季冬》高诱注燎祭云：“燎者，积聚柴薪，置璧与牲体于其上而燎之，升其烟气。”这是说，通过焚烧璧与牲体，产生烟气上升，使祭礼的对象得到享受。古有焚巫求雨的记载，卜辞有交字，像人在火上焚烧之形，《殷墟卜辞综述》602页缀合一辞云：“烧出有雨，勿烧亡其雨。”又《殷契粹编》653片云：“其烧高，又雨。”卜辞记所烧之人，当是巫师。《左传·僖公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这是欲焚女巫求雨的记载。巫的职务是通鬼神，在原始时代地位很高，部落酋长兼有巫的职能。寺墩M3墓主随葬玉器极为丰厚，显示了其人的财物和地拉，墓中用玉燎焚的现象，说明了这一点。良渚文化墓葬中少数人骨焚烧的现象，不能排除是人燎的可能性，燎是通天神，其制极古，良渚文化墓葬中见到了这种迹象。瑶山良渚墓地中心有红烧土祭坛，可能是燔祭的遗迹；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上挖穴放置红烧土块，也可能和燔焚祭品有关。燎祭天帝，这位至高无上的大神既不可望，也不可即，因此在先秦古籍中，一般没有关于天帝形象的描写，而祭礼的百神是比较具体的，一般有形象，商代的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纹饰。良渚文化的人面大冠神像，当是良渚时代的人们直接奉祀的能驱使龙的神人，也就是良渚文化宗教中所祀的最神圣的保护神，我们现在无法确良渚部族是否是祝融氏之后或者是奉祝火神的，但是随着玉琮的递传，神话传说也会有一定的传播，琢刻于刚卯上的“帝命祝融，以教夔龙”的远古传说，必定流行得相当广泛，久而久之，甚至派生出帝命夔魑驱钣的较晚的传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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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本文的见解可简要地表述如下：fficeffice" />

刚卯不是汉人的首创，它是琮形玉管或方柱形琮退化的结果，由于琮形玉管所具有的祛邪去鬼的作用，民俗相传，在新的阴阳五行之说的背景之下，以铭刻的形式获得了复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的社会功用。

从刚卯到方柱形良渚文化的玉琮，在考古资料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可以追踪上溯的现象，它的祖型只能是良渚文化的长柱形玉琮或琮形管。

红山文化玉器对良渚文化玉器存在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器形或表现方法，有不少共同点。由此推测，良渚文化部分地融合了比它更早的红山文化琢玉的影响，在当时必然具有文化传递的途径，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即使两地相隔一千余公里。

红山文化玉器的部分纹饰，对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的形成，起着相当的作用，兽面纹或龙纹就是典型。

汉代刚卯上的铭文有关神人除邪鬼的内容，和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等纹饰内容，具有超世纪的联系，这是中国历史长期延续性特征在民俗方面的一个侧面。

良渚文化墓地的许多现象，尚须继续工作，发表全面材料，以期作进一步的探讨。

 

注释：

[1]《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3期187页

[2]《汉书·王莽传》“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立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注。

[3]同上

[4]亦见《广雅·释天》王念孙《疏》云：“《周官·大宗伯》疏引《文耀钩》云‘春起青受制，其名灵威仰…’云云，为春夏秋冬帝号，最后增添”“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枢纽”。按原云夏起赤受制，此又云季夏，与四季不合，盖为凑五之数。

[5]泉屋博古馆《乐器》1，夔神鼓第14页。

[6]《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30页。

[7]《说文》夔字段玉裁注。

[8]《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2期109页

[9]《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1页

[10]《长沙发掘报告》92页图68，211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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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1页fficeffice" />

[12]《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3期，又《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2期17页。

[13]《江苏吴县草鞋山》《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页。

[14]同[9]

[15]同[9]32页

[16]《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1期1页。

[17]《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报》1982年3期238页

[18]《广东曲江石陕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7期1页图34、31

[19]《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干问题》《考古》1988年3期236页注之73、74

[20]《河南偃师二里头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5期215页图版五，10

[21]《侯家庄·第五本·1001号大墓》1970年图版五、六，1《侯家庄·第三本·1002号大墓》图版21，1

[22]《殷墟妇好墓》图版81、82、83

[23]《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9期18页。

[24]《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2期99页

[25]《山西永凝堡西周墓》《文物》1987年2期1页图20

[26]《1982-1983年陕西武功黄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7期601页。

[27]《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1期1页图50，1长花M15：23。

[28]《关于河南出土东周玉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83年4期75页

[29]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