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越文化变迁到对真高古玉雕的新认识

小超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江山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长期以来，由于千年土司制度造成的后果，土官心理的惯性仍在持续。土官心理的特点是土官比皇帝还左，左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本土的东西，不敢声张，不敢冒头，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土官甚至恨不得把壮侗语族群的扫盲希望寄托在消灭壮语和迅速普及汉语和汉文上。但对于壮族这样一个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族群来说，别说是几十年了，就是几百年，也未必能够实现语言的转用。最不可忽视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所有的族群的生产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有保存、发展的权利。
    有资料证实，至今养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水稻人工种植技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有效地与西方世界沟通经济文化,发明棉麻纺织技术，都与骆越人有着相关的联系。
    对于继承了骆越文化宝贵遗产的壮侗语民族，我们要心存敬意。在亚洲纯净的天空下，是他们，栉风沐雨几千年，不惧瘴疠之气，不惧毒虫猛兽，开辟了亚洲东部这块温暖湿润的秀美山河.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文字记录的是几千年的变化，有真实的也有被权贵美化，修辞过的资料。真高古玉雕像每一个都如同坡芽歌书里的画一样实实在在记录了或是述说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也许民族口传中的史诗人物：布洛陀，蚩尤，共工，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只是人类漫长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文化的变迁轮回，而真高古玉雕是否可以把这些故事追述到更远的时间，甚至于史前？

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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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超

    转贴          充满神奇色彩的“龙母金洞” 

在武鸣县两江镇大明山和小明山之间的谷地上排列着石灰岩构成的横山、独山、马鞍山等山峰。这几座山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的遗址，并且发现了众多的青铜宝剑，以至人们把流经这个谷地的一条河流起名叫剑江（壮语名为“达央”，达是河的意思，央是剑的意思）。在剑江旁边的是赵江（壮语叫“达赵”，即骆越王江），赵江流出大明山的峡谷口处有一座“鸟大王庙”，壮语中“鸟”的汉译音写作“骆”或“陆”、“雒”、“六”，因此“鸟大王庙”又可称为“骆王庙”。这座“骆王庙”历史上香火不断，极受壮族群众的崇敬。     

既然这里有“骆越王江”，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附近是否有骆越王的陵墓？我们考察组在这一带开展骆越文化的田野调查时，曾就这个问题询问过不少壮族老人，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向我们讲述了“敢娅浦”（龙母洞）的故事。     

两江镇聚群村六昌屯86岁的壮族老大妈孙光明告诉我们，龙母在这个洞中用金灶、金锅、金蒸笼蒸五色糯米饭，这五色糯米饭黄色的变成金子，其他颜色的变成珠宝。后来龙母升天后就把金洞封死了，只有虔诚的人来金洞祭拜，龙母才会把财宝赐给他。所以清代以前来龙母金洞朝拜求财的人挤破了头，把附近的田垌都踩平了。传说龙母养有一匹青鬃马，经常跑出洞来吃禾苖，人们怎么也抓不住它。后来有一个满身长疥疮的名叫达备（“备”在壮语中是疮的意思）的小女孩碰上这匹青鬃马，不知怎么的，这匹青鬃马一见到达备就乖乖地伏在地上，让小女孩骑上了背，她一骑上去，全身的疥疮全像蛇蜕皮一样脱了下来，小女孩变成了全部落最漂亮的女人，人们于是拥戴她为王，称号就叫“达备王”。     

两江镇三联村那统屯85岁的壮族老人韦士贞告诉我们，达备王是板陆屯人，小时满身生有疥疮，后来达备得了龙母的青鬃马，变成了王。独山是达备王的马变成的，马鞍山是达备王的马鞍变成的。达备生前做了许多好事，百合江口的水坝就是她用仙法砌成的。     

人们说“敢娅浦”和龙母、骆越王都有关系，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于是专程上马鞍山考察。     

马鞍山形状奇特，它远望像一个手抱小孩的老太婆。马鞍山上有一个封住的岩洞，这就是闻名四方的“敢娅浦”，传说“娅浦”（龙母）在这里蒸过金子。因此人们又把它叫做“龙母金洞”。我们考察组在龙母金洞的洞口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堆积有10多厘米厚的贝丘文化层，可是地层已被扰乱，显然曾被人多次挖掘。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散落的圆孔器、球状器、砺石、刮削器等古石器，还发现了一个高约3米，直径约1米的古人类生殖崇拜的石祖。圆孔器是古人类安上木棍后做点播种子的工具。球状器是古人绑上绳子抛击野兽的工具，砺石是磨制石器的工具，刮削器是刮削食物的工具。圆孔器的发现证明居住在龙母金洞的古人类的生产已经从狩猎向农耕过渡，有了原始的农业。据专家们鉴定，龙母金洞遗址的年代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是一个多文化层重叠的遗址。     

龙母金洞又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化遗址，传说龙母在附近的溪流中捡到了一个神奇的田螺，田螺中有一条断尾的五色小蛇，龙母把小蛇养大，小蛇后来就变成闻名珠江流域的掘尾龙。这一个掘尾龙的故事与其他地方的掘尾龙故事不同，带有更多的原生态色彩。
     

2006年10月，龙母金洞下的六昌屯村民为开发旅游资源，曾对封闭的龙母金洞进行挖掘清理。笔者曾与施工的村民进洞考察，发现里面封填的石块堆积如山，这样巨大的封填工程如无行政命令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工作是难以在短期内完成的。笔者还发现洞顶有板结的螺壳层，是填埋的贝丘文化层粘结洞顶而成。看来龙母金洞填埋的时间相当久远，这一洞穴是古代的一处岩洞葬，并且是环大明山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岩洞葬。     

龙母金洞下的古榕旁过去曾建有一座“南朝”庙，庙在民国初年就被毁了，庙有三层高，是周围各村最高的庙宇。庙里供奉的神祇有人说是唐代的廖州刺史韦厥，也有人说供的是娅浦龙母。但从古壮语解释“南朝”二字应为“南边之王”。龙母金洞里到底藏有什么东西，因洞口已被坍塌的石头封住，无法入洞勘察。但这个洞口和周边每一个封住的小岩洞都有烧香祭祀痕迹的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村民告诉我们，每年的农历的三月初三前后，周围各村的群众都会到这里拜山，像祭祀自己的祖宗一样在每一个封住的洞口前供奉祭品，不管是时代如何变迁，这一习俗始终没有改变。习俗是历史的记忆，这个马鞍山肯定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历史秘密。岩洞里是否埋藏着龙母和骆越王的宝藏呢？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附近的山峰很多都是金矿蕴藏量丰富的宝山，但从来也没有听说有谁对着这些金山顶礼膜拜过。这里是否是一个岩洞葬墓呢？但是环大明山的岩洞葬墓很多，但是从来也没有发现哪一个墓世代有人朝拜。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个岩洞埋葬着一位当地壮族人当做神一样供奉的重要人物。这个人是骆越王吗？这个岩洞是骆越王的陵寝吗？这只有进一步挖掘才能确定。

最近，大明山地区发现了一座古墓，古墓是一座以土岭为陵的秦汉大墓，墓葬深达20米，封土宽70米，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广西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座骆越时代的古墓，估计为王者之墓。可惜古墓已被盗，里面的文物目前不知下落。这座古墓是否是骆越王墓还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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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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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元龙坡商周“龙形”玉雕fficeffice" />

 

    大明山下的两江、马头、罗波、陆斡一带在先秦时代是壮族先民骆越族的一个大聚落，在这里的元龙坡一带发现了700多个商周至战国时代的壮族古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文物和。郑超雄先生在他的新作《壮族文明的起源》中认为，大明山下的两江镇至马头乡一带是壮族的一个古方国，是壮族文明的发源地。在元龙坡的一个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个广西历史上最早的玉雕，这一玉雕像一条蜷曲的鳄鱼。在这些古墓中还出土了上万片状如鱼鳞一样的玉片，这些玉片每一片都有一个细小像头发絲一样的小孔，一些专家认为，这就是龙鳞玉衣的玉片，是最尊贵的殡葬衣饰。这些以龙为装饰的文物的出土，说明远在商周时代，龙就成为壮族先民崇拜的图腾。

    出现龙崇拜文物的元龙坡恰好位于大明山“龙母坟”的山脚下。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广西的龙文化不产生在出现了贝丘遗址和大石铲文化的邕江和郁江大河边，而出现在一个高地上的方国呢？

郑超雄先生在他的新著《壮族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解释：在新石器晚期，全国出现了一次大范围和持久的洪水期。使古邕江、郁江、西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成了一片泽国，人类文明于是向高地转移。

这一场洪水在汉族古籍和壮族《布洛陀经诗》中都有过记载。洪水的猖獗使从们产生了制服洪水的强烈愿望，这便是大禹治水等传说和故事产生的原因。也是龙母故事产生在大明山地区的历史原因。后来大洪水逐渐消退，发生在高地上的青铜文明便逐渐向平原转移，龙文化也逐渐向沿江平原传播。

    许多专家认为，西江的龙母传说龙母姓温，是秦时代从西江上游漂流下来的。秦时代越人无姓，之所以有龙母姓温的传说，是由于龙母故事产生于温水流域的缘故。古温水流域正是大明山水系所在的右江和邕江流域。

    最近，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区管理局邀请了包括经济学家黄承、壮学家赵明龙、考古学家郑超雄、生态学博士文军、社会学家苏华清等各有关学科组成的专家组对大明山地区的龙母文化资源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一致认为大明山地区是重要的龙母文化发源地。

    原来大明山的美丽山水中蕴藏着这么的故事。走近大明山，解读她的文化基因，我才真正了解了她的博大和圣洁。大明山，你是珠江的母亲！你是壮族的祖宗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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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道公使用的鬼面具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2-25 18:29:11编辑过]

小超

 新华网广西频道2004年12月19日讯：１２月１６日，广西文物工作队副队长谢光茂告诉记者，他们在百色市右江区阳圩镇百达村发现一处大面积的新石器时代露天遗址——百达遗址。遗址最初于１９８８年发现，今年５月份开始抢救性挖掘，整个挖掘工作要持续到明年２月。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百达遗址分布面积约为２．５万平方米，是广西西部地区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露天遗址，也是我国华南地区第一处具有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露天遗址。

    百达遗址位于右江与者仙河交汇处。记者１６日赶到挖掘现场时，只见百个５×５米的探方交错排列在百达村西侧山坡上，场面颇为壮观。在挖掘现场，古人用的各种石器随处可见，考古工作人员收集到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数以万计，一个探方里还发掘出一具比较完整的古人骨骼。

    在被初步判定的古人生活区里，发现有大量的螺蛳壳、鱼骨、兽骨。考古人员认为这是古人饮食丢弃的“生活垃圾”——其中一件鱼骨竟有成年男人手拇指般粗。考古人员分析：“这条鱼起码有３０公斤重，可见当时右江河里的鱼真是大！”据负责遗址挖掘工作的谢光茂副队长分析，百达遗址出土的遗物既有云贵高原文化因素，又有百色盆地史前文化特点。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地层系列清楚，年代上跨越了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层年代距今６０００年前，旧石器时代文化层距今约５万年前），对研究古代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记者莫仁力 何定坚）

 

江河里的鱼都可以长这么大，海里的呢？我们还能用现在的部分常识看待远古时期的造型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2-25 18:39:25编辑过]

马纪宁

大明山南麓区域：骆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上）

               2008-8-20 11:52:27　来源: 南宁日报

　　2006年7月，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民族学、壮学、考古学、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十多人，开始对骆越古国历史文化进行为期3个多月的专题考察与调研。专家们不辞辛劳，深入田间地头、村村寨寨走访调查，足迹遍布武鸣、马山、上林、宾阳等环山四县，获取了大量的实证材料。

 

　　综合考古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研究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环大明山南麓地区的武鸣马头、两江、陆斡、罗波以及宾阳县靠近大明山南麓的这一区域是骆越古国的中心，是骆越先民重要的祖居地，是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所在地。
 

 

武鸣马头敢猪岩岩洞葬的发掘现场 潘浩翻拍

 

　　史籍有记载

 

　　一般认为，壮族是西瓯、骆越的后裔，壮族是岭南地区的世居民族，也是我国众多民族中较少迁徙的民族。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西部地区和越南北部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

 

　　商代初年，骆越人曾贡“路人大竹”。到了战国时代，“骆越之菌”名闻中原。汉代，骆越之名史不绝书，考其地望，北与西瓯交错。《旧唐书·地理志》中的党州（今玉林市境）、宣化（今南宁市境）、郁林（今玉林县境）诸条下，分别注有“古西瓯所居”“古骆越地也”“古西瓯、骆越所居”。《旧唐书·地理志》云：“邕州，郁林郡之宣化县，秦时为桂林郡地，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称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宣化县即今南宁市及其属县，武鸣县在唐时属邕州武缘县。顾野王《舆地志》亦明确指出：“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从以上史籍所言，广西南部地区先秦未设立郡县时，主要居住着百越族群的一个支系——骆越民族，活动范围中心区域在今包括上游的左、右江，下游的郁江流域地区，这一区域是著名的中国桂南大石铲文化的范围，同时也是我国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考古证实，环大明山地区是骆越民族的重要祖居地。武鸣县马头镇规模宏大的壮族商周战国古墓群向世人显露了这一祖居地的古老与繁华，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震惊了历史学界，改变了先秦时代岭南地区是蛮荒之地的传统观点。大明山下的马头、两江镇是壮族青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壮族最早的方国——骆越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壮族先民就在这里跨进了文明的门坎。

 

　　环大明山南麓区域，物产丰富，水量充沛，土地肥沃，有条件成为骆越民族的重要祖居地，成为岭南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从这里的铜矿、金矿、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战国时期岩洞葬、武缘布、廖江歌圩、琴竹泉（旧称南巢泉）、武鸣河即古骆越水、罗波潭（凌佬仆）、赵江（壮语叫“达诏”，即骆越王江）、罗波烟叶、圩场、码头、元龙坡商周和安等秧战国古墓葬、手工业品、野生稻……这些都印证着这里的文明与久远、富庶与强盛。

 

　　地质勘探表明，大明山南麓区域的武鸣县马头乡和两江镇，蕴藏着一条黄金与铜的富矿带。这里的铜矿蕴藏量也非常丰富，已探明储量为2600万吨，占广西已探明储量的30%，金属量为27万吨。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武鸣县元龙坡商周时期（前7世纪至前5世纪）的墓葬时，发现一批石范，其中能辨明器型的有6件，另有30多件已残破。石范均为红砂岩制成，可铸器物有双斜刃钺、单刃钺、扇形钺、斧、镦、圆形器（剑护手）、叉形器等。有的范内腔有烧焦的痕迹，说明该范曾经多次使用。这是广西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铸造青铜器的模具，为了解壮族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及铸造方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宾阳县新宾发现的栉纹铜钟等，形制与纹饰很有特色，制作工艺较粗糙，应该是本地制造的产品，也是本地已有冶铸业的有力证据。环大明山南麓区域圩场多，商品交易量大。据《武鸣县志》记载，在解放以前，这一带的圩场呈多而密的特点。著名的有：杨圩、雷圩、和圩、两江圩、小陸圩、马头圩、龙母圩、暮定圩、天马圩、旧陸斡圩、桥吉圩（新陸斡圩）、剑江圩、大榄圩、罗波圩、邓广圩等近20个圩场，其交易量大、辐射面广，足以证明经济活动频繁的程度。大明山南麓东部区域的宾阳县也是以手工业著称。唐代的筒布，宋代的藤臬、藤器被列为贡品。产品销售广西各县和云南、贵州等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广西年鉴》记载：“农村手工业最发达之县厥为宾阳……举凡布匹、布帽、草席、纸伞、木箱、竹器、牙刷、毛笔、首饰、铁器、瓷器等物均有出产。”

 

　　环大明山南麓区域，特别是上林、宾阳县是广西野生稻的重要区域。野生稻的存在，是发明水稻栽培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有在野生稻分布区，野生稻的驯化和栽培才成为可能。广西的贵港、宾阳、上林、横县是野生稻分布最密集的市县。环大明山南麓区域也应该是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骆越古都有考古文化遗存

 

　　1.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型古墓群。1985年，考古人员在武鸣县马头镇境内的元龙坡和安等秧山坡上调查发现了两处数量众多、规模宏大的商周至战国时代的古墓群，而且古墓群排列有序，共发掘了400多座。特别是元龙坡发现的墓葬多达300座，是岭南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一处古墓群。其中在元龙坡共清理发掘各类墓葬350座，出土各种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共1000余件；在安等秧共发掘墓葬86座，出土各种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铁器共216件（其中11件为采集物）。

 

　　2.岭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商代牛首提梁卣。1974年元月，有农民在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附近的勉岭平整土地时，发现一件商代牛头提梁卣，这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青铜器，从造型到纹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中原文化特点。很可能是居住在这一带的骆越古国在与中原商王朝的交往中获得的赠品。

 

　　3.岭南地区乃至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岩洞葬。武鸣是广西早期岩洞葬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是目前广西发现早期岩洞葬最多的县份。已调查发现并清理了两江镇的独山、岜旺，陆斡镇的岜马山，仙湖镇的弄山和马头乡那堤村五处岩洞葬，这些岩洞葬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等。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陸斡镇覃内村的岜马山，发现并清理发掘了一处古代岩洞葬。该处岩洞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岩洞葬。值得注意的是岜马山岩洞葬遗址中的5号壁洞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戈，石戈在岭南早期奴隶制社会中是权力的标志。石戈的出土证实了在古代这里曾经建立过古国。

 

马纪宁

[转帖]骆越文化西周云雷纹编钟   Post By：2009-12-25 8:39:00

骆越文化西周云雷纹编钟 地点：岭南广西大明山地区出水 年代：西周中晚时期云雷纹铜铁合铸编钟残件  重13斤（打算做修补） 现为我个人把玩！ 欢迎大家拍砖！ 摘要：本文根据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壮族古代社会曾经历过古国、方国阶段。最早的古国是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禹等古国同时并存，并且有了文化交往乃至战争。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和石铲文化等，应是古国的文化遗存。壮族古代的方国产生于商代，它们与商周王朝有纳贡关系，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壮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向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交流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就已经有存在。   　　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骆越文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骆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岭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骆越人在北到红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红河流域和海南岛，东到广东西部，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一个闻名的骆越古国，骆越古国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创造出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海文化、龙母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医药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骆越人世居的两广地区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带。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分子生物技术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许多学者用分子生物技术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两广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骆越的中心地带是两广的古文化中心。两广地区有一种分布较广的文化类型，叫做顶蛳山文化，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骆越的中心南宁市。两广地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叫做大石铲文化，大石铲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宁市左、右江交汇的地带。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于这一地带的大明山西南麓。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明山地区发现了骆越古国的高级礼器商代牛头提梁卣、最大的骆越文化遗址元龙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独山、敢猪岩、岜马山等一批骆越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骆越古国文物。广西著名历史学家覃圣敏曾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发现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是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是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这两年，全国和广西的一批著名民族文化专家在大明山地区进行了深入的骆越文化和龙母文化考察研究，破解了这里的骆越古都和龙母文化古地名“密码”，证明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在大明山西南麓。大明山壮语叫“岜是”(也写作“博邪”、“岜社”、“岜虽”)，即“祖山”、“根山”、“神山”的意思，这个名字也说明大明山是骆越文化的中心。 现代的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的文化都带有骆越文化的深刻印记。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现在是壮族人的聚居地，保留的骆越文化习俗最多，壮族人是骆越人的后裔自不待言。侗族最尊崇的“萨玛”( 大祖母)神和大明山地区的龙母(壮语称娅蒲即祖母)神显然有渊源关系。根据水族古歌的叙述，水族的祖先最初生活在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后来被迫离开邕江流域，渡过红水河，经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迁徙到今天的水族地区，因此水族的古称也叫“虽族”。这一水族古歌中记载的“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就是现在的大明山。这些骆越人后裔的民族都有厚重的骆越文化底蕴，他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大明山地区的骆越文化习俗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以上诸方面，即骆越地名的存在，文献的记载，地理环境的吻合，民间传说留下的可贵信息，民族节日的内涵，正好回应了考古的成果。综合起来考证，它们环环相扣，互相呼应，互为表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侧山麓，都城在离马头春秋战国古墓群不远的陆斡一带。大明山西南麓属于南宁市郊区，离南宁市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其邦国西瓯国、骆越国同时亡。中国封建时代的残酷规则，亡国之都往往被彻底毁坏，让其荡然无存。娅汪死亡的过程，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骆越都城毁，桂南政治中心稍为南移，晋代移到第二道屏障高峰岭和第三道屏障邕江之间，形成了今天的南宁市。南宁市最早的建置是建于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的晋兴郡的郡治。今天广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没有超出当年骆越国的京畿范围，大明山依然是南宁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后花园。南宁市的兴起，其根基当与古骆越方国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础有关。 在考古学方面，两广地区发现了商代的牙璋、玉戈及青铜器，这些都是垄断性的高品位的文化遗物，是王权的象征。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北方传来的青铜卣等礼器也应是方国之君才能拥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壮族地区方国的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此时期的战争机器频繁运转，方国与方国之间战争不断。大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统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出现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某种意义 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会有进步和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象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abfc1122697d2352.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4f8dd8bc6d38bb58.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5a556a128a99a83b.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7afbfcea5305ede2.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567423d1ea6f4cd9.jpg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25 8:46:36编辑过]

小超

以下是引用牛牛在2010-2-25 18:36: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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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越文化西周云雷纹编钟 地点：岭南广西大明山地区出水 年代：西周中晚时期云雷纹铜铁合铸编钟残件  重13斤（打算做修补） 现为我个人把玩！ 欢迎大家拍砖！ 摘要：本文根据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论证了壮族古代社会曾经历过古国、方国阶段。最早的古国是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禹等古国同时并存，并且有了文化交往乃至战争。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和石铲文化等，应是古国的文化遗存。壮族古代的方国产生于商代，它们与商周王朝有纳贡关系，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壮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向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交流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就已经有存在。   　　骆越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骆越文化是它的一个重要源头。 骆越人是夏、商、周乃至汉代生活在岭南的古代民族，她是现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骆越人在北到红水河流域，南到越南红河流域和海南岛，东到广东西部，西到云贵高原东部的广大地域建立了一个闻名的骆越古国，骆越古国在中华文化历史上曾创造出灿烂的骆越文化，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棉纺织文化、航海文化、龙母文化、铜鼓文化、花山文化、医药文化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　　骆越人世居的两广地区是百越民族最早的中心地带。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分子生物技术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许多学者用分子生物技术对百越族群的遗传结构进行了新的探索。分子人类学的新研究成果表明，百越民族最早是在两广地区生息，然后再向北、向东、向西迁移，最后扩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来源。百越民族先居住在两广, 由于广西西部和云南居住着百濮民族, 湖南北部居住着三苗族群, 所以百越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至少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向东北迁徙的越人先进入江西, 形成后来的干越。从江西进入浙江一带的越人形成了於越, 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向正东方向迁徙的越人进入福建, 形成了闽越各部。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具有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标记。而两广百越族群最古老的遗传基因标记又指向了红水河流域至郁江流域的古骆越中心地带。一些学者从父系遗传物质Y 染色体入手，调查了骆越后裔壮族各个支系的DNA ，发现壮族支系父系遗传结构体现出以红水河土语区为中心从东往西的梯度变化过程。　　两广地区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骆越的中心地带是两广的古文化中心。两广地区有一种分布较广的文化类型，叫做顶蛳山文化，这一文化的中心就在古骆越的中心南宁市。两广地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叫做大石铲文化，大石铲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标志性文物，而大石铲文化的中心也在南宁市左、右江交汇的地带。两广地区最早的青铜文明也产生于这一地带的大明山西南麓。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明山地区发现了骆越古国的高级礼器商代牛头提梁卣、最大的骆越文化遗址元龙坡商周墓以及安等秧、独山、敢猪岩、岜马山等一批骆越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骆越古国文物。广西著名历史学家覃圣敏曾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发现出土文物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是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是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这两年，全国和广西的一批著名民族文化专家在大明山地区进行了深入的骆越文化和龙母文化考察研究，破解了这里的骆越古都和龙母文化古地名“密码”，证明骆越人的祖居地和骆越古国最早的都城在大明山西南麓。大明山壮语叫“岜是”(也写作“博邪”、“岜社”、“岜虽”)，即“祖山”、“根山”、“神山”的意思，这个名字也说明大明山是骆越文化的中心。 现代的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的文化都带有骆越文化的深刻印记。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现在是壮族人的聚居地，保留的骆越文化习俗最多，壮族人是骆越人的后裔自不待言。侗族最尊崇的“萨玛”( 大祖母)神和大明山地区的龙母(壮语称娅蒲即祖母)神显然有渊源关系。根据水族古歌的叙述，水族的祖先最初生活在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后来被迫离开邕江流域，渡过红水河，经河池、南丹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迁徙到今天的水族地区，因此水族的古称也叫“虽族”。这一水族古歌中记载的“邕江流域的‘岜虽山’”就是现在的大明山。这些骆越人后裔的民族都有厚重的骆越文化底蕴，他们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大明山地区的骆越文化习俗中找到自己的源头。 　　以上诸方面，即骆越地名的存在，文献的记载，地理环境的吻合，民间传说留下的可贵信息，民族节日的内涵，正好回应了考古的成果。综合起来考证，它们环环相扣，互相呼应，互为表里，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古骆越国的中心在今大明山南侧山麓，都城在离马头春秋战国古墓群不远的陆斡一带。大明山西南麓属于南宁市郊区，离南宁市仅80公里。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其邦国西瓯国、骆越国同时亡。中国封建时代的残酷规则，亡国之都往往被彻底毁坏，让其荡然无存。娅汪死亡的过程，就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骆越都城毁，桂南政治中心稍为南移，晋代移到第二道屏障高峰岭和第三道屏障邕江之间，形成了今天的南宁市。南宁市最早的建置是建于东晋太兴元年(318年)的晋兴郡的郡治。今天广西的政治中心，依然没有超出当年骆越国的京畿范围，大明山依然是南宁市北部的天然屏障和后花园。南宁市的兴起，其根基当与古骆越方国政治中心打下的基础有关。 在考古学方面，两广地区发现了商代的牙璋、玉戈及青铜器，这些都是垄断性的高品位的文化遗物，是王权的象征。那坡感驮岩曾有商代铸铜石范出土，说明此时期岭南方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而北方传来的青铜卣等礼器也应是方国之君才能拥有。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是壮族地区方国的发展时期，他们已经能制造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此时期的战争机器频繁运转，方国与方国之间战争不断。大约在战国前后时期，在广西大部分地区，广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这是岭南地区方国的鼎盛时期。如果不是秦始皇统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西瓯、骆越两大方国必然在战争中兼并，合二为一，实现岭南统一的格局。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逐鹿，出现频繁的方国战争。岭南也不平静，也存在着本土的方国战争，岭南岭北的国家文明运动轨迹，大致是相近的。 某种意义 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能要高于广西地区，主要原因是那里是多族系、多文化汇集的地方。文化只有交流才会有进步和提高，生产技术的交流就必然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正因为是多族系、多文化汇合地带，就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能号令各小方国的政治实体，整个社会是松散的方国林立格局。而不象广西地区，在战国前后出现了西瓯、骆越两大方国的相对统一格局。因而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abfc1122697d2352.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4f8dd8bc6d38bb58.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5a556a128a99a83b.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7afbfcea5305ede2.jpg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0912102058567423d1ea6f4cd9.jpg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2-25 8:46:36编辑过]

感谢牛叔补贴

马纪宁

以下是引用骆越文化在2010-2-25 18:43:00的发言：

感谢牛叔补贴

一起学习！

abubuyou

以下是引用骆越文化在2010-2-25 17:39:00的发言：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
    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江山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长期以来，由于千年土司制度造成的后果，土官心理的惯性仍在持续。土官心理的特点是土官比皇帝还左，左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本土的东西，不敢声张，不敢冒头，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土官甚至恨不得把壮侗语族群的扫盲希望寄托在消灭壮语和迅速普及汉语和汉文上。但对于壮族这样一个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族群来说，别说是几十年了，就是几百年，也未必能够实现语言的转用。最不可忽视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所有的族群的生产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有保存、发展的权利。
    有资料证实，至今养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水稻人工种植技术，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有效地与西方世界沟通经济文化,发明棉麻纺织技术，都与骆越人有着相关的联系。
    对于继承了骆越文化宝贵遗产的壮侗语民族，我们要心存敬意。在亚洲纯净的天空下，是他们，栉风沐雨几千年，不惧瘴疠之气，不惧毒虫猛兽，开辟了亚洲东部这块温暖湿润的秀美山河.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文字记录的是几千年的变化，有真实的也有被权贵美化，修辞过的资料。真高古玉雕像每一个都如同坡芽歌书里的画一样实实在在记录了或是述说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也许民族口传中的史诗人物：布洛陀，蚩尤，共工，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只是人类漫长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文化的变迁轮回，而真高古玉雕是否可以把这些故事追述到更远的时间，甚至于史前？

敬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