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

玉人

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

作者：于卓思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届时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尘封多时的一批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珍品终于破茧而出，这是国家文物局调拨给国家博物馆8万件玉器中的一小部分玉器藏品首次与公众见面，成为一场弘扬我国传统玉文化的美学盛会，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友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古玉器爱好者，纷至沓来，分享祖先留给我们近万年的饕餮盛宴。
　　这批玉器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对我来说，于今赴约，和这些自己曾经保管过多年，曾倾注着我浓厚心血和深厚情感，对它们熟悉得像自己孩子一样的久违“老友”在此相逢，重温风华不朽的感动。但见器物依旧，风华依旧，恋恋依旧。如今与它们虽以展柜相隔，但依稀像是久别重见的亲人，心潮起伏，感觉亲昵无比。
　　展阅人类文明，中国玉文化始终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形而上的精神文化观，以儒、释、道之名传唱千古。不同的时代文明嬗递着属于当代的时尚取向，然而东方文明依旧是东方的，淬炼成“道而后器”的东方美学，芙蓉出水，错彩镂金，都在揭示着中华民族泱泱东方大国浓厚，深远的“璞散成器”波澜壮阔的玉文化史诗。

图
也正是此次的机会，国博开闸取囊，检视的其实不仅仅是历年来我们整理出碧落黄泉的珍品，更是每个当下的眼界心法，一件件一幕幕往事跃然浮现，如此际遇，似乎回到了风华年代，上演着千年守候，相约今生再续隔世尘缘。此时对我，想要传达的是一份依旧的深情动容，依旧物我两忘的灵魂际会，那种自我真实性灵的澄怀观道。
　　依旧绝代风华的万种情怀，就从玉雕创作的新境界大唐开始吧。
　　唐代玉饰的多元风貌玉雕创作的新境界
　　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中古时期——唐宋辽金元这个单元的玉器，也就是展品文字介绍中所称的“俗玉”部分，绝大多数展品是国家文物局调拨到国家博物馆的玉器藏品。这部分玉器展品，题材广泛，造型丰富，质量精良，有的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孤品。调拨的8万件玉器中，未展出的唐宋辽金元的玉器藏品尤为丰富，这在国内收藏单位中应居首位。
　　玉器作为佩饰的观念使用，尽管早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但能跳脱传统“君子佩玉”的儒家束缚，却已是唐宋以后审美新思维的境界体现。

一、装饰玉
　　装饰玉，系指人们身上佩带的具有装饰或装饰与使用相结合的玉器作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出现。本次展出的多为唐宋辽金元装饰玉中宫廷使用的首饰、带饰和佩饰，带板就是唐代新出现的装饰玉。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白玉龙形簪柄(图一)，就是唐代宫廷贵族妇女头上使用的首饰。簪，固定发髻的用具，古时无论男女都留长发，梳发髻。笄，即髻的前身，做锥状，针细头粗，是当时人们固定发髻的用具，新石器时期很多墓葬都有出土，一般多为骨质、竹制、蚌制等。古代笄的实用性强，一般比较短小(图二)。商周时期，笄的顶端开始雕刻纹饰，笄体加长。秦汉以后，顶部不但更加强调装饰性，尺寸也越来越长，汉以后笄还被称作髻。簪从最初的绾发、固冠功能，发展成为后来贵族当作炫耀财富、昭明身份的标志。因此，其质地逐渐被金、银、玳瑁、翠所取代。作为装饰作用的簪则往往较长，约30厘米左右，如安徽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年墓出土的金镶玉步摇簪，长达28厘米。也有的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制成。这种发簪自隋代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青玉龙形簪柄，也是与金、银或者是其他质地的材料镶嵌在一起的步摇簪，当属此类。玉簪又叫搔头，陕西乾县唐李贤墓壁画中绘有一长簪搔头的女子(图三，转引自《中国古舆服论丛》)。古诗中也有不少关于玉簪的描述：“玉簪久落鬓，罗衣长挂屏”，“婵娟人堕玉搔头”。

图

五代起，笄也用于固定冠帽，固定冠的笄称为“衡笄”。从墓葬出土的情况看，束发冠所使用的衡笄，通常比较短小，做工也比较简单，往往只是在簪的顶部突出一个圆帽，或者比簪身略粗，如江苏省吴县金山天平出土插在宋代白玉莲花冠上的碧玉簪。传世品中也有这类簪，例如本次展出的宋代碧玉龙首簪(图四)，器形为单股素身，簪首的龙头与宋元时期带钩的龙头十分相似，长度为14.5厘米。龙在中国被视为“天子”，只有具有“真龙天子”身份的人才能使用。此碧玉龙首簪，应为宋元时期，有一定身份的男性使用的束发冠上的衡笄。
　　钗是从簪发展而来，顶部相连，分开两股，逐渐细瘦至尖状。钗的作用与簪一样，也是用于绾发，簪与钗的区别在于前者为一股形似锥；后者是两股形似夹。《释名·释首饰》说：“义，杖也，固形之名也”，说明钗是因形而得名。秦汉时期，贵妇发型以高大为美，至唐代更为流行。发钗因双股绾发作用更佳，因此，玉簪、玉钗在秦汉以后一直是妇女的主要发饰。例如本次未见展出的藏品唐代白玉钗(图五)，通体抛光，双股，前端近锥形，后端相连呈弧形，顶端拱圆形，丰满肥厚，与1985年西安西郊电缆厂唐墓出土的两件玉钗极为相同。，具有盛唐时期典型特征。

在簪首或钗首做出各种形状的凤鸟造型，是隋到中晚唐又一显著特点，当从商、周时期夔风纹变异而来，特别是战国、汉代的漆器及其他器物上这种双翅上扬，似在跳跃曼舞的夔凤纹饰，造型非常多见。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宋辽金元。从历代的文人骚客对发钗的描述来看，瑞鸟飞禽是装饰钗首的常用题材。例如唐韦庄《思帝乡》词：“云髻坠，凤钗垂”，李贺《湖中曲》：“燕钗玉股照青渠”，李白《白头吟》：“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牛峤《菩萨蛮》：“绿云鬓上飞金雀”，以上提到凤、燕、金雀均为能给人带来福音的吉祥鸟，可以说正是钗首这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创意，使发钗成为最富民族特色的首饰之一。如本次展出的宋白玉孔雀簪柄(图六)，孔雀口衔绣球欲飞，翘尾展翅，造型舒展优雅，动感十分强烈。孔雀为尖喙、长颈、圆点眼，此种眼形为宋代鸟、兽、鱼类常用眼形。又如1974年北京房山县长沟峪曾出土的一件北宋时期青白玉孔雀钗(图七，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就是唐宋时期宫廷贵妇盛行以凤鸟造型做首饰的很好例证。

步摇也是当时妇女重要的首饰，它是在簪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底座通常为钗，钗上缀有可活动的花枝，走起路来花枝随着步履的活动不停地摇曳，故名“步摇”。纯金属的步摇出现较早，汉、北朝墓已发现实物。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贵妇头上也插有步摇。唐代妇女对妆饰非常重视，步摇的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多为金镶玉。陕西西安韦回墓壁画、陕西乾县李重润墓石刻都有插步摇的人物形象。唐代诗人顾况《五郎中妓习武咏》诗则有“玉作搔头金步摇”的记载。唐代妇女的步摇，一般多用金玉制成鸟雀之状。“鸟雀”者，古时被视为“凤”，这是古代用来比喻贵妇极为普遍的传统纹饰。在鸟雀的口中，衔挂着珠串，随着人体的行走，珠串便会摇颤(图八，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

    此次展出的一对唐代龙形簪柄(图九)，不仅一反传统的鸟雀、花卉造型，工艺也十分独特。它是先将其雕制成龙形，然后从中一分为二切割成两件，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二者各个部分丝毫不差，分开看，它们的背部均有切割的痕迹，且凹凸不平的部分能够相互吻合。该器切割得很薄，制作得相当精巧，但其尾部看起来似乎显得有些忽略，其实是与金银镶嵌在一起的嵌口。所不同的是唐代以龙为造型的簪、钗很少，只见到唐苏鹗《杜阳杂编》中记同昌公主嫁妆中有“九玉钗，上刻九龙，皆九色”。因此，这对龙形簪应是唐代玉步摇类首饰的珍贵遗物。
　　梳与篦古代统称栉，下面有齿，上面有背。齿有疏密，疏者称梳，用以梳理头发；密者称篦，用以蓖除发垢。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如浙江省海盐良渚文化出土的玉梳背象牙齿梳、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象牙梳(图十，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目前已知甘肃永靖张家嘴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的五齿骨梳是最早的发梳实物，山西长治分水岭春秋墓的竹片制成的发篦是目前所见的最早发篦。商以前梳背上缘近乎平直(图十一，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春秋、战国时期背部呈圆弧形(图十二，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汉以后呈马蹄形(图十三，转引自《中华历代服饰艺术》)，至唐代，梳的形状开始向长而低的月牙形变化。有的梳篦背与齿不使用同一种材料，以类似卯榫的方式上下相接。使用有机材料的梳齿一般在出土时就朽坏而不复存在了。
　　唐代流行插梳之风(图十四)，常以金、银、犀、玉等贵重材料制作。唐晚期至五代，妇女头上插的梳篦越来越多，有的多至十来把。敦煌榆林窟五代女供养人壁画曹议金眷属头上就插有六把梳篦。元稹《恨妆成》中“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诗句，最能说明唐代插梳之风隆盛。此外，元稹《六年春遣怀》中“玉梳钿朵香胶解”、崔涯《嘲李瑞瑞》中“独把象牙梳插鬓”、花蕊夫人《宫词》中“斜插银篦慢裹头”等诗句，则反映出唐梳材质的丰富；王建“归来别施一头梳”的诗句，说明了这种插梳风尚。据敦煌莫高窟壁画乐廷环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和张萱所绘的《捣练图》中的插梳妇女形象可知，当时一般多在髻前横插一把发梳，也有将两把上下相对或将多枚小梳排列有序地插在发间。正是这些才艺俱佳的插梳，将唐代妇女的髻环秀发装饰得别有风韵。1958年西安市南郊唐墓、1980年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各出土一件白玉梳背(图十五，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第五卷)。

　本次展出的唐代白玉花卉纹梳子背(图十六)、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图十七)均呈半月形。花卉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三朵花瓣饱满的宝相花，周围花叶以平行或放射形阴线刻划，简洁有力。该器与浙江省临安县唐墓出土的白玉梳背风格趋于一致。白玉双孔雀纹梳子背，双面压地隐起雕一对孔雀，孔雀的造型及其工艺与前面介绍的宋白玉孔雀簪柄，风格趋于一致。两件梳背下部均有薄榫，用于与金属或其他质料的梳齿相接。这当是唐代传世品中具有显著唐代风格的首饰。

如果说簪、钗、步摇和梳背等首饰是唐代宫廷贵妇专用玉器的话，那么，玉带板则是唐代宫廷男性显贵的专用玉带饰。目前出土的唐代玉带板有七筠、十五銙、十六銙等多种，表明唐代虽然有了使用玉带板的定制，但使用的数量及佩法与文献记载有很大出入，这反映了唐带板初始时期的情形，直到明代才有了固定的规制。
　　蹀躞带流行于北周至初唐，北周宣政元年(578年)若干云墓、隋大业六年(6lO年)姬威墓出土的玉带都是这种附环的形式，所附环用来佩物。《新唐书·李靖传附彦芳传》：“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銙，七方六刓，銙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鉴、大懵、算囊等物，常佩于带者。”南北朝至隋代，天子革带附十三环，《周书·李贤传》：“高祖……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同书《於翼傅附李穆传》：“乃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之服也，以微申其意。”至唐代，带环数量开始减少，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环带，百官士庶皆同。”何家村白玉九环蹀躞带当属完整的一副带具。
　　有孔带也为系蹀躞带的带具，蹀躞带在长方形的孔内，銙上镂孔，取代了环的作用。宋王得臣《唐史》卷上：“胯且留一眼，号日古眼，古环象也。”这种带具自初唐至辽代前期都有发现。銙带不系蹀躞，只剩下装饰性的带銙。此形玉带较早的是贞观元年(627年)窦墓出土的青白玉梁金框宝钿真珠装带。何家村发现的此形玉带最多。
　　唐代初年，于阗玉带就开始进入唐朝。《册府元龟》卷九七○《外臣部·朝贡三》云：“贞观五年于阗国王尉迟屋密遣使献玉带”。即使它们不是外来输入品，或许也是胡人玉工所制。隋唐时期，有不少胡人擅长攻玉。如《隋唐·何稠传》：“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史释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据研究和稠为西域胡人。
　　唐代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鍮石、铜、铁等多种，质地的不同代表不同的等级。《通典·礼典二三-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上元元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唐大诏令集·禁约上·禁奢侈服用敕》载开元二年七月敕：“……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宜于腰带及马衔、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铸为铤。”《新唐书·车服制》：“诸亲朝贺宴会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斑犀。……度支、户部、盐铁门官等服……绿暗银蓝铁带。……未有官者，……绿铜铁带。……行官服……蓝铁带。”虽然三品以上的官员金玉带皆可服，但唐人更重视玉带。在唐人看来，玉比金银更珍贵。因此，玉带便成为唐人服带的最高等级，成为荣誉和风流的标志。李白《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慢裹头。闲向殿前骑御马，挥鞭横过小红楼。”甚至公主也以束玉带为荣，《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所见传世的唐带板一般多使用和田玉作材料，青白玉居多，也有玛瑙材料的。造型有方形绔、半圆形銙。由若干方形銙或半圆形銙、圆首矩形铊尾组成完整的一副。(图十八，转引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板纹样，从出土和传世的来看，其题材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人物纹，在唐代玉带中最流行，人物大都是胡人形象，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表演胡舞，有的手捧宝物做献宝状，有的手持角杯、长杯作饮酒状。比较完整的胡纹玉带有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白玉带、日本大和文华馆伎乐文玉带。另外，还有少数汉装人物，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一文著录三枚汉装人物带銙。本次展出的三块唐代玛瑙伎乐人物带饰(图十九)，就是整套玉带中失散的三块，用玛瑙材料制成。纹饰为典型的唐代胡人伎乐图，三块带銙上琢雕的人物均为西域、波斯人形象，高鼻、深目，使用阴线在人物面部的一侧雕刻出卷曲的发式，身着窄袖、紧身衣裤，足蹬长靴，各手持一种乐器盘坐于毡毯上，人物头顶自上而侧雕有一飘带。这种造型几乎是唐代人物带板的标志性造型。
　　第二类是动物纹，己发现的有狮子、鹿和龙。傅大卣《唐玉带饰雕刻艺术》著录一枚鹿纹方銙，此鹿与银器中的肉芝顶鹿纹完全相同。前蜀王建墓出土一条白玉云龙纹带，从王光庭《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玉辗龙盘带，金装凤勒骢”的诗句来看，唐代也有龙纹玉带。另外唐诗中提到的动物纹玉銙还有麒麟、大雁，如李贺《秦宫诗》“越罗衫袂迎春风，玉刻麒麟腰带红”，李廓《长安少年行》“玉雁排方带，金鹅立杖衣”。狮子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常见的艺术题材，狮纹还出现在玉器上，如北齐库狄回洛的玛瑙狮纹雕饰，唐代何家村狮纹玉带。
　　虽然唐朝人对狮子并不陌生，但狮子并非中国所产，它产于非洲和西亚。唐代的狮子多由西域朝贡而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条”载，贞观九年康国献狮子，显庆二年正月吐火罗国献狮子……。唐朝狮子多从波斯、粟特以及周边地区而来，与产生美玉的于阒同属西域。《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说：于阗“山有玉河，河中往往漂流美玉，彼国王常采，还来贡献。”本次展出的唐代青玉狮纹带饰(图二十)应为西域碧玉雕琢而成，玉质细腻温润，工艺精致。其上碾琢西域多见的狮子纹，先用较宽的砣具砣出狮纹轮廓，在沿带銙边缘向内斜刻，将狮纹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再用较窄的砣具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这种在平面上斜刻剔地，使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独有。该器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狮纹玉带工艺、技法及风格一致。相比之下，狮纹更显得严谨、规整。与胡人献宝、胡人伎乐纹一样，带有浓郁的中亚色彩。

第三类是植物纹，目前仅见西安市东郊堡子村唐墓出土的一件花卉纹白玉方銙(图二十一，转引自《中国玉器全集》)，再有陕西省长安县南理王村唐窦嗷墓出土玉梁金筐真珠蹀躞带所装饰图案，类似花卉纹饰(图二十二，《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四卷)。
　　唐代玉带等级高，宫廷所需玉带当有皇室玉器作坊制作。《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少府下设中尚署、掌冶署负责制玉及玉带，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之制。……制鱼袋以给百官，番客赐宝装带鱼袋，则受鸿胪寺丞、主薄。”掌冶署“掌范溶金银铜铁及涂饰琉璃玉作。”除官府作坊外，长安城坊内也有一些个体作坊制作玉带，《新唐书-柳浑传》：“玉工为帝作带，误毁一跨，工不敢闻，私市它玉足之。及献，帝识不类，掷之，工人伏罪。”《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宝间”条引《乾馔子》记载，曾有胡人米亮召玉工为宝间治玉出售，使宝间致富之事。地方玉器作坊可自行制作玉带，所以普通人在坊市内也可买到。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一：“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从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有求宝带。申于洛汴问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
　　无论官府作坊，还是地方作坊，制作的玉带銙皆为正面面积较小，背面面积较大，周边由正面向底面倾斜呈坡状的形状，这与后世的玉带板上下两面大小相等，四边垂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特殊形状出现的原因，是由于结缀玉带时，排列间距十分接近。不使用时，为防止碰磨损坏，将有带板的一面向内盘卷，便于收藏。若玉带四边垂直，玉带只能平放不能卷曲成盘。玉带銙的背面多有象鼻孔，用银丝穿孔固定于革带上。(图二十三，转引自《花舞大唐春一何家村遗宝精选》)
　　唐代板不施边框，用铊子从带板四周向内用减地的方法作出池面，使主题纹饰呈现出浅浮雕的艺术效果，带板上的不同的主题纹饰，均采用排列整齐、长短不一的阴刻线表示。这种工艺是唐代带板的标志性工艺。

二，佛教玉
　　天王像在佛界有不同的名称，大体是由于他们一定的司职决定了他们同一的形象，即：身着铠甲，威严可畏。力士(亦称金刚)与天王的基本区别是，前者多赤裸上身，肌肉坚强，表现出武士的气质，所以也称为金刚力士。在许多石窟中，天王和力士多为把守窟门或者是站在菩萨的两侧。
　　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白玉跽坐武士(图二十四)，可以说是一件稀世孤品。《说文》称“跽，长跪也”，二足趾直落，双膝着地，上身直立，与此武士坐式相符。笔者除了保管过这8万件玉器，还曾经于1982年在北京三间房外贸库房参加整理过22吨玉器，包括几十年来所见过的不计其数的文博单位玉器藏品，均未见过类似造型和质量的唐代跽坐武士。从近年考古发现来看，佛教早于汉代就由印度逐渐传人中国，如四川彭山墓葬中就曾发现过东汉时期的佛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对佛教的推崇，为佛教向中国化的嬗变奠定了重要基础。隋唐时期佛教日臻鼎盛，使得佛教图案和造型被普遍运用到玉石等的制作中来。白玉跽坐武士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庄子·人世间》：“擎跽拳曲。人臣之礼也。”那么，此武士身份应为人臣而非君主。武士，也有人称为力士，是中国传统武将与佛教结合后演变为佛教护法，高等级的护法，身着甲胄。较低等级的护法赤裸上身，腰系战裙，是供其他神祗驱使的，这种形象称为力士，其形象在石窟的壁画玉雕像中大量出现，墓葬的随葬品中也多见其身影，主要起看护和辟邪的作用(王鹏《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一佛教玉》)。唐代的陶制、石刻、金铜质地的武士形象存世较多，玉质武士比较少见，该武士为跽坐状就更为罕见。白玉跽坐武士的造型，是笔者职业生涯中所见的唯一一件唐代仅存于世、不可多得的稀世孤品。

三、实用器皿
　　目前发现的隋唐与容器主要有杯、盒、盘、壶等，其中以杯为多，如何家村出土的玉杯、玛瑙杯，隋李静训墓出土金扣白玉盏，西安南郊沙坡砖厂出土玛瑙钵，湖南长沙中南工大唐墓出土镶边玛瑙杯，河南偃师首阳山电厂李存墓出土玉石四曲杯。
　　唐代玉杯、玛瑙杯为饮酒器，在唐诗中有许多描绘。李白《拟古十二首·十》：“遗我绿玉杯，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杯以闲素心。”元稹《舂六韵》：“酒爱油衣浅，杯夸玛瑙烘。挑鬟玉钗髻，刺绣宝装拢。”唐人在宴会上使用的玉杯、玛瑙杯，不仅显示出酒具的奢华，而且最重要的是玉质食器乃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例如本次展出的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图二十五)，该器为淡褐色玛瑙琢制而成，托上三分之二部分为椭圆形碗状，托下三分之一为外撇的椭圆形圈足，在二者结合部为外展海棠式板檐。板檐略呈弧状，器表光素无纹，抛光精细，整齐线条流畅优美，与何家村出土窖藏玛瑙器皿风格一致，是唐代玛瑙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次展出的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图二十六)，玛瑙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可见，与玛瑙晶莹剔透的光泽交相辉映，显得无比华贵。器形为圆形口。平底，一侧有板檐，板檐下有一圆环形柄。器物壁极薄。此匝与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基本相同。
　　再如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图二十七)，淡褐色玛瑙，莲花式口，平底，口边出半月形云头式板檐，檐下精雕一弧形环柄，底呈凸起弧形，器形为六瓣莲花式，造型优美。相比之下此器比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及上述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造型更加考究华丽。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使用玛瑙，玛瑙大多作为小件饰品或串饰，当时材料多为本国所产。玛瑙质地为透明或微透明，有玻璃光泽，硬度为摩氏6.5～7度。色彩丰富，品种颇多，有“千样玛瑙”之说。常见和应用的多为红色，其他还有蓝、绿、缠丝、黑花、紫、灰、白等色。汉以前文献记载玛瑙名称为“琼玉”、“赤玉”。《广雅》有“玛瑙石次玉”和“玉赤首琼”之说。“玛瑙”一词来自佛经，梵语本名“阿斯到加波”，佛教传入我国后，琼玉或赤琼才在我国改称“玛瑙”。
　　上好的玉料、玛瑙皆来自西域，不仅稀有，而且带有浓重的异国色彩，而受到皇室及贵族的青睐。玛瑙在古文献中有马脑、玛瑙、马瑙、玛瑙等多种写法。以上介绍的几件规格如此大的唐宋玛瑙器皿，实属罕见，材料来源应为贡品。《太平御览》卷八○八“玛脑”条：“魏文帝日玛脑勒赋，日玉属也，出自西域，纹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因以名之。”上述唐代玛瑙海棠式盏托、宋代玛瑙板檐环柄匜、宋代玛瑙板檐环柄花口匜，玛瑙均为淡褐色，月白色的团花状纹理清晰，虽没有交错的纹理，但晶莹剔透，给人以朦胧、神秘的感觉，更似“马脑”。唐代因各国交往频繁，朝贡品是互通友好的象征。《旧唐书·高宗上》载：“十二月癸丑，……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大如五斗器。”这几件唐宋时期玛瑙器皿的造型、规格及颜色，均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玛瑙器皿及安徽省休宁朱唏颜墓出土宋代玛瑙匜风格一致，应为唐宋时期中外交流的珍贵实物。
　　唐宋以来，特别是进入辽金元之际，玉饰受世俗情趣的熏染，不仅题材多元丰富，而且雕刻技法也细腻活泼。虽然佩挂玉饰造形纤巧，但生动传神的艺术造诣，往往让人爱不释手。佩挂玉饰的制作，一方面继承前代遗风，出现少量的幻想型神兽，另方面代表世俗意识的写实性动物与花鸟、人物佩件也多有出现。此时的动物造型，或体态浑圆，或情态逼真，例如本次展出的几件唐代动物作品(图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造型浑朴，尤其对骨骼、肌肉及四肢的雕刻肌理生动，正如有的鉴定专家所说的那样：唐代动物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肉，肉包骨头的感觉形象、写实。尤其对肿骨鹿颈部的雕刻更显得细腻传神。
　　据画史记载，唐中后期，花鸟画独立成科，受花鸟画的影响，唐宋时期玉器中花鸟题材的作品开始增多。
　　例如本次展出的一件唐代玉雁佩(图三十一)，双面雕刻，姿态呈飞翔状，周围饰有如意云纹。玉雁双翅外展，雁翅及尾部以均阴刻线表示羽毛，一面为三角形眼，一面为棱形眼。
　　又如本次展出的白玉鸟(图三十二)，双翅上扬，动感十足，这与东汉以后砖雕、铜器、玉器制品中鸟的造型多为双翅上扬状的表现形式一脉相承，与唐代陕西何家村窖藏金银器上的鸟纹也有相似之处，给人以活泼灵动的视觉效果。唐代玉雕工艺中最擅长运用短小、细密的阴刻线表示动物皮毛、花鸟叶茎、羽毛以及人物衣纹，并且刀法干脆、整齐、生辣。特别表现在唐代板上的人物衣纹最具代表性。这应是唐代玉雕艺术中较为典型的时代风格，也是从唐代开始盛行，一直影响至宋、金时期。三角形眼、棱形眼、圆坑眼这几种眼形也是这几个时期鸟类、鱼类及动物较为典型、多用的眼形。
　　以两动物相对组成图案是受波斯萨珊王朝影响，在唐代玉器纹样中曾大为流行，唐和五代墓中就已出现玉簪花、玉篦脊上刻有成对鸳鸯的纹饰。相互嬉戏的鸳鸯，喻示夫妻恩爱与幸福美满。到了宋代，鸳鸯荷莲纹依然盛行(图三十三、三十四)。
　　总的来说，唐代的玉雕风格已然跳脱典雅庄严的礼仪规范，逐渐从多元的世俗题材汲取养分，让玉雕在典型的传统风格中，多一分清新活泼的气息。

本文刊登在《文物天地》2012年01期

玉人

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二)

作者：于卓思

　     宋朝在我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960年，后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取代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史称北宋。赵匡胤厉行中央集权制，先后消灭各方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宋代西北、东北地区大片疆域由少数民族控制，没有纳入宋朝版图。1126年，金兵攻克汴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1127年，以宋高宗为首的文武官员，在临安(今杭州市)建都，史称南宋。南宋疆域北面以淮河、秦岭为界与金接壤，偏居南方半壁江山150年。1279年，南宋被元朝灭亡。宋代政治上前后更迭，地域与辽金南北对峙。
　　世俗化、艺术化的现实主义题材玉雕占据宋代玉坛
　　虽然两宋在政治、军事上不够强大，但农业、手工业发达，城市繁荣，商业兴旺，为现实主义玉器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东京梦华录》等宋人文献，记录了宋朝时期诸王府第及富家所藏玉器的可观景象，也因此说明宋玉已不再由皇家朝廷所独专，城乡富户家和文人雅士们在生活中也使用玉器或收藏玉器以附庸风雅。由于民间琢玉主要的消费对象已不完全是宫廷高官显贵及文人雅士，而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玉器十分迷恋的普通百姓，因此宋代玉器适应城乡士庶的口味，出现了朴素可亲、充满画意、能满足平民百姓需求的世俗化题材的玉器，并占据玉坛重要地位。这标志着民玉的出现，民玉虽孕育于帝王玉并受其影响，但是庶民倾向十分明显。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学三书》而言，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上至皇帝本人，官僚臣宦，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
　　其次，皇家画院在画坛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促使宋代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玉器艺术受其影响，出现了清乾隆皇帝弘历称其为“玉图画”的立体的全景式玉雕作品，轻武重文，士大夫的审美观得到确立与完善。追求“韵味、神似和内省”，展现出飘逸雅淡的文人气息，苏东坡“取其意气所到”，“形似与神似”，即是如此。抛开唐代的雄强博大，转入文人似的“内省”，艺术的趋向转为典雅、细腻。
　　宋朝在继承唐代的正统文化及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玉文化及玉器艺术。宋朝时期的玉器，人物图文明显增多，而且多以儿童为原形。宋代的艺术作品比以往更注重民间日常生活，因此这时期的玉人也更富生活气息。涉及世俗题材的玉雕挂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此时无论是人物、动物等肖生玉器，水禽、花卉等写实风格的玉雕佩饰，均有风格独具的作品传世。特别是宋代的人物挂件，在民间习俗的流行风潮中，样貌多做交脚状的执荷童子备受青睐。此类童子一股身着短袄与肥筒裤，另外八字眉、葱管鼻以及樱桃小口的面容勾勒，也成为宋代典型的童子造型。这种程序化的表现手法，始见于宋代，并为后代沿袭。

肖生玉
　　以往考古发现的宋代玉器不多，近年来出土宋代玉器墓葬约有三十多处，从出土玉器的数量来看，南宋玉器为多，北宋玉器较为少见。这些具有科学价值的鉴定标准器，为我们全面正确认识宋代玉器提供了信息和依据。据考古资料证实，宋代出土的玉童子有3件，且都在四川出土。四川省广汉市和兴乡联和村出土两件南宋童子玉坠，四川省华蓥双河镇安丙家族墓出土一件南宋婴戏童子坠。这种希冀子孙昌盛类童子佩，常将童子琢成行走状，手持莲花，肩负莲子，称作连生贵子，是希望新婚夫妇早生贵子、喜得贵子的世俗吉祥玉器。
　　《京东梦华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一又少儿须买新荷叶持之，盖效颦磨喝乐。”《武林旧事·占巧》中也有记载：“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执荷叶，效颦摩喉罗”。它是由化生演变而来的。化生本名摩喉罗、磨喝乐，见于佛经，本为天龙八部之一，衍为土偶，七月七日置于盘上放于水中，以为生子瑞，故受到全社会重视，以玉制作，佩在身上，以祈早生贵子。

国家文物局调拨给国家博物馆的8万件玉器中，宋代玉器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精。有的在造型图案上，远远超过了宋代出土玉器水平。
　　本次展览就有多件形态各异的玉童子亮相，其造型有单童、双童、三童、四童的。其形态大致可分为持莲童子、扶鹿童子、舞蹈童子、嬉戏童子等几种。传世品中两个男婴持莲形象的最为常见，本次展出的这类作品更加丰富，有童男童女持莲花绣球的形象，还有体现民间浓郁市井生活的舞蹈童子。而青玉三童佩和表现四童子嬉戏的白玉婴戏雕饰则更为罕见。这部分展览真可谓集传世宋代童子之大成，精彩不断。
　　例如本次展出的白玉持莲童子佩(图一)，周身布有均匀黄色点片状沁，这种沁色，在唐宋时期传世品种中最为多见，俗称“桂花沁”。童子头梳短髻，八字眉，杏核眼，直鼻小口，耳贴于颊部。身穿无领对襟衣，下身着双线斜方格十字纹肥筒裤。手持莲花，侧首扭身，准备将莲花插在右侧瓶中。童子所持莲花，花叶茂盛，荷叶舒展，荷花怒放，莲子满房，生机勃勃。童子的五官、衣着及荷莲均与四川省广汉市和兴乡联和村出土的两件南宋童子玉坠相同，相比之下，两件出土南宋童子玉坠的形象虽不乏生动，但工艺却略显粗糙。此件玉雕作品玉质温润，沁色美观，工艺简约，线条纤细流畅，童子更给人以温文尔雅的感觉。运用童子与花瓶组合的意象，表现平平安安的祥兆，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平安童子”佩。
　　青玉扶鹿童子(图二)，童子右手持荷叶置于脑后，侧面雕琢一头小鹿，脚踏莲花，身穿双线斜方格十字纹开身对襟背心，下着肥筒裤。着装与南宋墓出土的童子坠纹饰相同。宋代童子流行穿花纹衣服，宋代的画和瓷器纹饰中常见到这种装束。而背心又是宋代童子的独特服饰。《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载：“街市衣件中有芋布背心，生绢背心，扑卖摩喉罗者多着红背心”，由此可见，当时穿背心很盛行。侧面雕的小鹿昂首，圆眼，口衔莲梗。鹿口衔枝在宋代常见，甘肃俞水宋墓墓室浮雕花纹砖、陕西宝鸡长岭机器厂宋墓出土的砖雕，均有类似图案。综上所述，此类衔枝玉鹿的年代应为宋代。运用童子与鹿组合的意象，表现人们希冀生活美满的愿望，也有人按谐音将其称之为“福禄双全”佩。
　　青玉持莲双童佩(图三)，一童子手持莲花置于头顶，另一童在右侧身体后脑勺格外突出，两人脚踏卷草纹板，挽臂嬉笑而行。姿态活泼，心眼传神，表现出童子天真可爱的性格。此件双童作品与四川省广‘汉市和兴乡联和村出土的两件南宋童子玉坠的造型更加近似，其共同特征是突出童子头部的雕刻。

    白玉双童佩(图四)，双童身穿短衣，下着开裆裤，粉臀外露，背对背，前臂相挽，后臂相牵，四腿均呈弯曲、跳跃状，似耍似舞，步调一致，其乐陶陶。神态活灵活现，滑稽可笑，动感十足，充分展现了两个顽皮的孩童肆意玩耍的快乐形象。这种造型的童子佩是中国古代美术史上非常多见的婴戏百子题材，起源于唐末五代，成长于宋，兴盛于明清。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祈求孩童快乐成长的生动反映。
　　青玉持莲双童佩(图五)，正面童子右手持莲花，右臂高举过肩，左手持绣球彩带负于腋下，左臂紧拉绣球的流苏尾端。身着开襟过腰长衣，衣上饰有双线斜方格十字纹；侧身童女双手抱一绣球，下着双线斜方格十字纹肥筒裤，做交脚行走状。其造型风格都流露着浓郁的宋代遗风。运用童男与童女组合的意象，表现生活完美的祥兆，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儿女双全”佩。
　　青玉三童佩(图六)，双面雕，三童脚踏莲花，一面是两童子持桃花，一面是一童子持荷花。此作品利用两个人物形体，设计出正面两个、反面一个共三个童子形象。作者别出心裁、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将实际正、反面共三个童子形象，经过巧妙安排、设计，会给人以四个童子的效果。单面童子右侧实际是虚无的，但作者利用对面童子的背影与其呼应，给人以错觉，以为仍然是两个童子。在以往圆雕作品的基础上，作者精心构思，大胆想象，终于创作出别具一格、立体感强的立体人物形象。在当时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让人爱不释手。宋代童子造型一般单个或双童子较为多见，此作品为三童子，当为宋代极为罕见的珍品。
　　白玉婴戏饰件(图七)，镂雕。这是一件宋代杰出的艺术作品，它以太湖石为背景，四童子嬉戏其中。有的藏在花丛中登高俯视，有的躲在山石后探头窥测，一个童子用手蒙住山石上另一童子的双眼，四童子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场面活泼，充满童趣，俨然一幅立体的“玉图画”。婴戏纹在古陶瓷中经常出现，画面内容有钓鱼、玩鸟、踢球、赶鸭、捉迷藏、抽陀螺、攀树折花等。宋元这一题材的创作普遍超过了前代。清乾隆皇帝在《题宋玉镂戏婴图》诗中描绘了婴童在山石花卉苑景里指挥斗鸡的场景，据说该玉镂婴戏图为宋修内司所制，而今已下落不明。但从此诗可以了解到，宋代的婴戏图玉雕因水平高超而备受乾隆皇帝的赏识。说明他已发现宋代玉雕受绘画影响深刻，有着浓厚的绘画效果。此婴戏图玉饰，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形象逼真，构图完整，情节动人，琢治精妙达到了神情兼备的境地，艺术成就堪称翘楚。虽没有乾隆御制题，尚无法考证其出处，但绝非一般市井所有，当属宋时宫廷皇家所用。


国博展出的多件执荷童子等玉雕挂件，其造型风格都流露着浓郁的宋代遗风。尤其是人物造型、衣着、纹饰均具有程序化的特点，手持莲花则是宋朝童子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模式。宋朝千姿百态、富有寓意的各种题材的玉雕童子，在上述几件优秀的传世品中，可见一斑。反映世俗百态、人间的悲欢离合，许多心中的向往也许不能立即实现，但透过谐音的表征，将平安、美好的期待寄托于玉雕之中，逐成为另一种隐含吉祥寓意的讨喜题材。希望佩挂此玉的主人，也能永臻平安、顺遂的人生坦途。这类富含吉祥寓意的“子孙昌盛类”玉雕题材，经过宋代有意识的组合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成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主要工艺美学。
　　宋、辽、金时期肖生玉器，实际多为动物形象，其用途则为摆饰用。唐代像生玉器，重体量，重神似，近似唐代其他材料的雕塑，无不神采奕奕，气韵生动，形象逼真。宋代则重结构，重形似，其作品颇具画意而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宋代肖生玉在崇尚写实主义的院画影响下追求形体及动感的准确，构思巧妙，意境幽深，形象高雅，形神兼备，以显示其内心世界。宋代玉器还出现了用仙鹤、灵芝仙草相配来表示福寿类的玉器。还有很多花鸟题材是表示爱情幸福的。用鱼莲题材来表示连年有余的。
　　辽、金玉器的艺术手法与两宋慨同，工艺水平亦堪与之媲美，辽代上器有唐代遗风及北宋韵味，而金代玉器则与南宋做工十分相近。因其部分装饰题材含有契丹、女真两族的生活内容及其审美意识，而又有别十两宋玉器。其代表性的玉器有春水玉、秋山玉等。
　　宋、辽、金时期盛行玉鹿，宋鹿继承唐鹿造型，角作珍珠盘状，有学者称之为“肿骨鹿”。辽代玉鹿似马鹿，双角硕壮，长而枝杈多歧。此时期还有玉熊、玉狗、玉虎等动物类形象。玉熊辽玉仅见一件，玉虎是辽、金玉器中出色的作品。秋山玉是辽、金独有的玉器题材。玉鸟类宋人喜欢雁、鸳鸯、绶带鸟等，辽、金喜用天鹅、海东青，以春水玉为代表。辽、金多用双鸟，双鹅作交颈状。鱼的题材，宋、辽、金都有精彩作品出现。
　　1962年，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工地出土一件宋代青玉卧鹿。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出卜一件宋代松鹤龟鹿纹玉佩。浙江省杭州市矛家埠出土一件宋代独角兽。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秦江村明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墓出土一件白玉卧狗(仃学者定其为元代)。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一件辽代晚期玉卧熊。黑龙江省绥滨县奥里米城北墓葬出土一件金代双鹿形玉佩。浙江省杭州市三街文教学院内宋墓出土一对凤形玉佩。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南出土一件宋代鸟衔花形玉佩。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子乡完颜希伊墓地出土两件金代鹘啄鹅形玉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新香坊金墓出土两件天鹅形玉佩。1974年，北京房山长沟峪石椁慕出土北宋青玉镂空折枝花佩。四川省广汉市合兴乡联和村南宋窖藏出土南宋缠枝莲花玉簪首。
　　传世品中，宋、辽、金时期的肖生玉异彩纷呈，花、鸟、鱼题材的玉器也屡见不鲜。

例如本次展出的白玉鹿衔灵芝佩(图八)，圆雕，和田白玉，玉质温润，鹿呈跪卧状，体态丰满，杏核眼雕刻的炯炯有神，小尾垂地，口衔灵芝，气韵生动。唐代遗风比较明显，《历代名画记》中提倡的“神、骨、肉”气韵等，都是影响这一时期玉雕艺术的审美思想，展现出宋代肖生类作品温文尔雅、吉祥高贵的神韵。“鹿”与“禄”同音，寓意官运降临。唐宋时期鹿也常用来表示长寿。
　　本次展出的青玉镂雕巧作人物山子(图九)，用玉的皮色渲染整个画面。在一片金色的秋日风光中，山石灵透，丛林茂密，山石两侧雕有两棵枝繁叶茂的松树。一仙人骑鹤飘然而至，一童子捧贡品肃立其中。两只芝角仙鹿，一只快步向前抬头迎接，一只驻足回首目迎仙客，两只小鹿头上的鹿角均似灵芝状，应为“肿骨鹿”。整个画面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此器有“仙人献寿”的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灵芝可以使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松树傲霜雪、四季常青，古人也常以松、鹤表示长寿，由于鹿与“禄”音同，因此人们给鹿也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寓意。宋代开始出现这种以鹿、仙鹤、灵芝、仙草相配来表示福寿类的玉器。如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一件宋代松鹤龟鹿纹玉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传世品中这类富有吉祥寓意题材的玉器作品，始见于宋代，后代盛行。

此器在以前的出版物及本次的展览中标定的年代为辽、金。笔者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认为，松树、仙鹤、人物等画面，是中原汉民族多用的传统题材，尤其是鹿的造型，更符合唐宋时期“肿骨鹿”的特征。而在辽、金时期出土资料及传世玉器中发现，此时期大多为柞树、灵芝、山石、动物的组合。另外，工艺制作也有不同，从辽金时期的作品观察、分析，此时的镂雕工艺，镂空的部位少，圆雕的部位多。肖生玉雕唐代以来重神似，体量大，少有边饰，以圆雕为主。宋、辽、金时期，重形似，重画意，多有边饰，镂雕工艺得以发挥，镂雕部分从少到多，以致后代越发玲珑。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此器较之辽、金玉玲珑，钻孔部分留有痕迹，不打磨，更接近元、明时期工艺特点。因此，笔者认为，青玉镂雕巧作人物山子，应定为宋、元时期，愿与方家商榷。
　　本次展出的两件宋代白玉卧狗(图十、图十一)，均为白玉，玉质温润晶莹，除头部以外，身体部分有金黄色沁。二者体态相似，均呈伏卧状，头搭在交叉伸出的两前爪上，凹圆眼，双耳下耷，后腿弓卧，卷尾。其中一只(图十)脊背凸起脊线，采用写实的方法雕琢，肌肉、肋骨的处理有立体浮凸的效果。另一只则用阴刻线表示肋骨，背部上下贯通一长方穿孔。玉狗形态慵懒惬意，自然逼真。两只玉狗均与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白玉卧狗如出一辙。唐代以后，玉狗多为此造型，特别是头搭在交叉伸出的两前爪上的形象，成为宋代玉狗的经典造型。


    在国家博物馆库房一定数量的动物造型传世品玉器中，唐、宋、金、元动物造型佩饰肖生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穿孔的方式比较独特。唐、宋、金、元时期的动物题材佩饰，喜欢在腹部横穿孔和背部施长方形穿孔，这是此时期比较特殊的穿孔方式。例如隋唐卧羊(图十二、图十三)、唐代玉猪(图十四)唐代玉马(图十五)、唐宋玉鹿(图十六)、宋代玉鹿(图十七)、宋代玉兔(图十八)、金元玉虎(图十九、图二十)、金元玉马(图二十一)。唐以前及元以后的佩饰，多在动物身体中部，上下纵向穿圆形孔，腹部横穿孔在唐代或者更早些时候的传世品中就有出现，但盛行于唐、宋、金、元。而长方形穿孔可以说是从唐代开始动物形佩饰别开生面的穿孔方式。腹部横穿孔和长方形穿孔，常作为鉴定唐宋金元时期传世品动物造型玉器的参考要件之一。
　　辽、金玉雕韵味悠长
　　时间跨度与宋代国祚颇有重复的辽、金玉雕，可说是古代玉雕时尚的一朵奇葩。辽、金玉雕，一来具有游牧民族的粗犷传统，二来又接收来自宋代玉雕师傅的工艺传承，两相激荡下。造就另一类玉雕类别大概非“春水”、“秋山”莫属。“春水”、“秋山”均有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
　　辽代是中国东北辽河流域由契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生肖玉器以动物造型为主，植物和几何形玉器很少，这与契丹族以游牧为生，长期与动物为伍有关。
　　据《辽史·营卫志》记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缽’。”“秋捺钵：日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虎及鹿。林在永洲西北五十里。尝有虎踞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战栗不敢仰视，上合之，因号伏虎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滦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即集而射之，谓之。舔城鹿’，又名‘啤鹿’。”人们把表现辽、金皇帝在春季行猎时用鹘捕天鹅的狩猎活动的玉作称为“舂水玉”，将秋天在北方山林中狩猎虎、鹿等景象的玉作称为“秋山玉”
　　宋、辽、金玉器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情节、背景的景观式构图。以镂空、起凸、凹地等法碾琢的立体的肖生玉器是这一时代的新兴形式，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杨伯达先生总结此时期玉器的特点是：“玉如凝脂，构图繁复、情节曲折、砣碾道劲、空灵剔透、形神兼备，实以达到我国古代玉器艺术的最高峰”。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一件玉卧熊。本次展出的白玉熊与之大体相同(图二十二)，以新疆白玉籽料圆雕而成，承袭宋代动物玉雕神态安详的传统，显得乖巧驯服。辽代契丹民族全盘接受中原玉文化的影响，大量使用新疆白玉，同时契丹族与西域有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获得新疆上等玉料更为容易。辽代契丹贵族注重玉材天然色泽的美观，喜欢金黄或红黄皮色的玉料巧作玉雕摆饰，更喜欢佩挂纯白色玉。如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音汉窖藏出土一件玉卧熊及本次展出的白玉熊和下例几件辽金时期的摆饰都具有这一显著特点。

动物玉雕是辽、金玉器的一个重要特色。本次展出的几件辽金时期的摆饰，近似唐代的雕塑风格，重体量，重神似，有情节、有背景的景观式构图，在以下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镂空、起凸、凹地等法碾琢的立体的肖生玉器，无不神采奕奕，气韵生动，形象逼真。
　　本次展出的辽金时期青玉巧做山石卧虎饰件(图二十三)，一只双目圆瞪的老虎，低头耸肩，警惕地藏在山石旁边，觊觎前方，两只前爪紧张地扒住山石一角，大有呼之欲出的势态，将猛兽掠食时匍匐、偷窥的体态、动作刻画得入木三分，活灵活现。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提炼，无法将老虎的眼神刻画得如此动人心魄。
　　本次展出的青玉巧作人物摆件(图二十四)，取材于一个传说。据说辽时虎患猖獗，常常伤及百姓，使人们生活不得安宁，景宗皇帝便带人降伏了老虎，老虎从此见了景宗便服服帖帖卧于身旁。此器景宗戴冠，身着长袍，安坐于洞石之间，身边静卧一只驯服的老虎。利用原有的黄色玉皮，将老虎刻画得色彩斑斓。
　　本次展出的青玉巧作卧鹿饰件(图二十五)、白玉巧做雕鹿饰件(图二十六)，两件作品均为山林题材，图案为山石、柞树、灵芝。小鹿或悠然觅食或树下小憩，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镂雕山石、柞树与小鹿，呈现宁静和谐的气氖，正是秋猕前山林群鹿的生态写照。两只鹿均为马鹿形象。“秋山玉”的玉鹿与宋代有所不同，所见大都是马鹿造型，大角，角长而歧杈多。黑龙江省绥滨县奥里米城北墓葬出土的一件金代双鹿形玉佩，就是很好的例证。宋代鹿角则多为珍珠盘状或称“肿骨鹿”。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师范大学工地出土的一件宋代青玉卧鹿、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人学出土的一件宋代松鹤龟鹿纹玉佩中鹿的造型，也是很好的例证。“秋山玉”采用巧作技法，将动物、柞树和灵芝用黄色玉皮雕刻。巧妙地将玉及其黄色皮壳作为动物和柞树的装饰，红白相映，相得益彰。玉雕作品生动写实，表现出契丹族秋季捺钵(捺钵，契丹语，即皇帝出行所在之地)活动的生活景象。

    金代是宋代北方地区女真族的少数民族政权，游牧、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女真建立政权后，承袋契丹旧俗，并将捺钵渔猎活动改称为“春水”与“秋山”。
　　《金史·舆服制》载：“其从春水之服多鹘捕鹅，杂花卉饰。”在“春水玉”题材中鹘与鹅、雁充当着重要角色。
　　本次展出的青玉刺鹅锥柄(图二十七)就是女真族在春天狩猎时使用的工具。金代“春水玉”表现了女真族春天扣人心弦的狩猎活动。其时早春三月，大地复苏，万物争春，皇帝率侍从外出狩猎。皇帝每到一处，侍从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槌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排立在河的两岸。皇帝衣着入时，头戴披巾，腰系玉带，在上风巡视。在有天鹅出入的地方，侍从举旗，探旗驰报，远海鸣鼓，鹅惊腾飞，一时围旗四起，将天鹅逼得走投无路。皇家饲养的海尔青侍者恳求皇帝放之。海东青擒鹅坠落，无力反击，靠近鹅的侍从，举锥刺鹅，取鹅脑以饲海东青。随后，君臣各献果酒，举乐，更相酬酢，遍散其毛，春尽乃还。别开生面的春水活动暂告结束。

鹘啄鹅这种题材是此时期的代表作。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子乡完颜希伊墓地出土两件鹘啄鹅形玉饰。金代“春水玉”正面高凸，立体感强，周围花饰较少或无饰。本次展出的辽金时期青玉鹘啄鹅饰件(图二十八)，器以圆环托高浮雕、镂雕鹘啄天鹅时的惊险状态，鹘与鹅的体量比例，悬殊数倍。此件玉雕作品与吉林完颜希伊墓地出土的两件鹘啄鹅形玉饰造型基本一致，但玉质、做工与之相比更加完美。“春水玉”不仅是辽金时期的经典之作，也寓意当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以小胜大的民族精神。辽代青玉巧做山石卧虎，辽、金时期青玉鹘啄鹅饰件，可堪称是辽金时期玉雕作品中集精致与杰出于一身的重要作品。因此，辽、金时期的玉器，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在中国玉雕史上写下了别开生面的光辉一页。

装饰玉
　　宋代，花鸟画更是大盛，宋徽宗便是一位花鸟画高手。宋代玉器向艺术化发展的趋势也十分明显，这是满足知识阶层用玉的需要，从唐代开始的花卉纹，到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当时形成了一个专琢花鸟形玉器的门类。宋代花鸟形玉器与当时的绘画艺术相互影响，共同谱写了宋代艺术的篇章。其制作工艺高超，琢磨精细，阴刻镂空手法并用，刚柔相济，样式繁多，有莲花纹、石榴纹、灵芝花、凌霄花、荷花、牵牛花，还有文人喜欢的松竹等。宋代花卉注重写实风格，由单一的花卉图案，花枝、花叶、花茎一应俱全，如同真生，有花鸟相结合组成的图案，花卉禽鸟互为呼应，达到稳重对称的艺术效果，艺术与生活密切相连，达到高度统一。

    本次展出的青玉荷莲佩(图二十九)，玉质温润，透雕，呈三角形，写生一支莲花，花枝、花叶、花茎俱全，花枝舒展，荷叶内卷，莲花饱满。此器近似宋代衔花练鹊玉饰，与四川省广汉市合兴乡联和村南宋窖藏出土南宋缠枝莲花更为相似。这种荷莲是宋代及盛行的花卉品种，尤其与宋代童子一起雕刻的玉佩，更是深得人心。这种题材的作品富有寓意，明清时寓意为“一品清廉”。从器物造型上看，似簪首，底部与其他材质镶嵌。
　　本次展出的宋代青玉花果佩(图三十)，双面透雕一带果实的枝叶，枝叶宽厚肥大，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叶脉上以排列整齐、均匀的阴刻线雕饰，枝叶边缘有细小锯齿纹。这重工艺与唐代的制玉风格有着十分显著的渊源关系，用刀浅显，规律整齐，一丝不苟，使作品显得更加雅致精细，体现了宋代工艺特点。构图疏朗流畅，如同一幅写生花果图，应为当时宫廷所用，是宋代传世品中之佳作。
　　本次展出的宋代白玉石榴饰件(图三十一)，单面雕，背面四角各有象鼻孔。石榴，别名海石榴，传说中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品种。这种纹饰流行于8世纪中叶。唐宋纹样中时常使用。宋《营造法式》中就有海石榴的花纹样式。石榴果实有“千房同膜，万粒如一”的特点，特别是在封建子嗣伦理观念中，它是象征多子多孙、家庭兴旺的一种吉祥物。此器应为嵌饰。
　　青玉荔枝饰件(图三十二)，单面雕，四片叶纹背面各有一象鼻孔。据《宋史·舆服制》载：“荔枝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即是荔枝带板由宫内生产，朝廷用于赏赐将相。出土的宋代文物中确有金质荔枝纹带板。因此，此器应为带饰。
　　本次展出的青玉绶带蜻蜒佩(图三十三)，透雕，呈三角形，绶带鸟回首，嘴衔蜻蜓。有细密阴刻线表示颈部羽毛、翅膀及长尾，尾部羽毛雕出菱形脊，这是宋代玉器中常用的雕琢手法。又如青玉绶带蜻蜒佩(图三十四)，呈三角形，表现一只绶带鸟在空中急转身捕捉蜻蜓的瞬间姿态，生动优美，凹圆眼，尾羽长度超过身体三四倍，尾端分两枝向内翻卷，形似绶带。此件绶带鸟与哈尔滨市香坊金墓出土的白玉绶带衔花佩在造型、雕琢技法上基本一致。凹圆眼，双翅一扬一折、一圆一方。造型大都呈三角形，是宋代雕琢鸟类飞翔时的艺术风格。



    本次展出的白玉鸳鸯荷莲佩(图三十五)，一对鸳鸯双双立于山石之上，其中一只于花叶之中回首寻找伴侣。此佩是一件极为精美生动的艺术雕塑品，是一幅立体写生图。用一块上等带皮仔料，将立体的禽鸟、花卉雕琢得无比精妙，果实巧用金红色玉皮雕刻，不仅具有多层次全景构图，而且比例适当，形象生动，做工通灵，碾琢娴熟，方寸之间以形传神，形神兼备，反映了宋代艺人高超的艺术水平，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古人常以鸳鸯的不离不弃，比喻人类生活幸福美满。晋崔豹《古今注》称：“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曾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也。”因此，古人历来以鸳鸯象征纯洁坚贞的爱情，或用来比喻情投意合的男女，一般指的就是恩爱夫妻。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和谐愿百年。”正因为有这般的生死相依、郎情妾意，才教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创作出“原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的千古佳句。人们也喜欢在夫妇的衣物和床上用品上绣出鸳鸯，如“合欢锦带鸳鸯鸟，同心绮袖连理枝”等(《玉台新咏·杂曲三首之三》)。这些诗句里把“鸳鸯”和“合欢”、“同心”相提并论，而后者恰恰是“莲”的寓意。“青荷盖绿水，芙蓉发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莲。”此外，每朵莲蓬一般包含十几颗甚至几十颗莲子，意谓多子。因此，本件鸳鸯荷莲佩图案的喻意是夫妻情欢意合，并蒂同心，多子多福。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男女感情、夫妻关系的标准描绘。

本次展出的白玉花鸟巾环(图三十六)，为长尾绶带鸟栖息于花叶从中的形象。在鸟的身体中央有一穿孔，应为后代便于佩带，将其功能改为佩饰所致。该器在宋时的功能实为“巾环”，“巾环”宋代开始流行，两枚为一幅，底边留有大孔，作为男子头巾上束巾之带相互穿过系结之用。此巾环双面透雕绶带鸟栖息回首衔荷花，鸟足与所立莲梗恰好留出穿带用的大孔，巧妙自然。绶带鸟也称练鹊，北京市房山金陵遗址石椁墓内出土一件金丝冠练鹊形玉“纳言”。有学者认为，练鹊是古人对白羽喜鹊的一种美称。纳言本以为身居高位者能纳良言贤论之辞语，后将练鹊喻为“纳言”，形象生动，连缀于官冠两侧，以示采纳忠良之言，标榜为明君。
　　又如白玉鱼莲巾环(图三十七)，表现一条鱼跳跃与荷莲之间，鱼身光素无纹，只有鱼鳍部分雕刻阴线，一枝结着花苞的莲梗从鱼腹绕过鱼身绕到鱼身上方，和鱼腹形成穿带大孔。该器羊脂白玉，与宋人《鱼藻图》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了宋代高超的艺术水平，堪称美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精品。又如白玉鱼形巾环(图三十八)，造型与上述宋鱼无异。宋代玉鱼多无鳞纹，圆身，凹圆眼，身体呈跳跃状，身旁常雕刻莲花、水藻等，造型更加图案化、艺术化，与宋代童子一般具有标型性特征。
　　展出的两件青玉双鹅巾环(图三十九、图四十)，其中一件为单面工。表现双鹅交颈而憩于水草之中，神态亲呢，图像优美，神态惟妙惟肖，象征着对爱情甜蜜、美好的希冀。两件器物同为男服皂罗垂角禊头上的玉饰，与黑龙江省阿城金齐国王墓出土男服皂罗垂角襆头上的玉饰造型相似，功能也相同，一边大孔为穿系垂脚带，一边钉皂罗缀带。
　　两宋与辽、金玉器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意识，其装饰题材也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但在碾琢工艺和艺术手法上却极为相似，不论宋玉还是辽、金玉器，均以追求生活的真实为要旨，经艺术概括达到形神统一的至高境界。人物、禽兽类玉雕都很注重追求解剖比例关系的准确，能够做到神态自然，表情生动，给人以真实亲切的感觉。绝大多数玉器碾法精炼，运砣娴熟，造型华丽，出神入化，线条曲直如行云流水，起伏转折如天造地设。宋玉在我国玉器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是宋、辽、金玉由气韵生动的唐代玉雕向形神兼备的艺术新境界的发展。

本文刊登在《文物天地》2012年4期

放牛

玉版辛苦了，谢谢分享

何必问

古代玉器就说美，感谢分享

胜芳小蔡

玉人 发表于 2016-3-31 13:46
走近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二)作者：于卓思　     宋朝在我国文化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期。960年，后 ...

私爱爱

学习听课
来自: 微社区

过山车

玉版辛苦

草根收藏

杨古玉

古代玉器

无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