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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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被禁止的考古学家”；
他从事的工作被称为“被禁止的考古学”；
他的几乎所有发现都在主流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他不仅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提出了自己的《退化论》；
他将在这本新书中全面呈现考古学领域内最新奇的发现与最大胆的结论！

内容推荐
引起广泛关注并造成巨大影响力的系列丛书──《被禁止的历史：史前科技、外星人干预和被隐瞒的文明起源真相》、《被禁止的科学：从远古高科技到自由能源的神奇之旅》、《被禁止的宗教：破解西方世界遭受压制的神学异端谜局》──是从著名期刊《崛起的亚特兰蒂斯》杂志中萃取出的优异人士的杰出文汇。而本书，则由这个星球上最特立独行的考古学家──他被世人称为“被禁止的考古学家”──迈克尔?A.克莱默在该刊开设的同名专栏《被禁止的考古学家》中的精品构成。此前，克莱默出版了全球畅销书《考古学禁区》和《退化论：达尔文为什么错了？》。其中，《考古学禁区》以接近1000页的篇幅，提供了大量主流考古学界不敢正视的那些“不该存在的”确凿证据；《退化论》则用500多页的文字提供了一套关于人类起源的惊世骇俗的新理论。
而在这部新书中，克莱默用49篇文章讲述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考古故事，是一场精彩的、充满新奇发现与大胆结论的环球考古学之旅。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这些因超出常识、令主流考古学界难以处理而被长期蓄意隐瞒的考古成果，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背道而驰。它们知识渊博，信息丰富，证据确凿，在令读者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沉思生命的起源、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等终极问题。

作者简介
迈克尔?A.克莱默（Michael A. Cremo），印裔美籍人，1948年出生于纽约，是一名著名的考古学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调查那些“被禁止的”考古学成果，即“不可能或不该存在的”考古学，对主流考古学界造成巨大冲击。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被禁止的考古学家”。他的名著《考古学禁区》在学界及大众科普领域内都引起了轰动，其简化版成为国际畅稍书。此外，他著有同样引起轰动的《退化论》，从考古学和印度吠陀宇宙学的角视重新审视达尔文主义。欲知更多，请关注他的个人网站：http://www.mcremo.com。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考古学中的信息造假与压制
1 露西与“平脸”：利基夫妇与南猿的秘密战争
2 链接中国：阴谋论、考古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3 匈牙利维特沙洛斯公园里的熊脚印：秘密的足迹
4 探秘《古迹》：考古学中的信息造假与压制
5 比利时邦色里的哥斯拉文物
6 对哥伦布的歉意：一份ISAC年度会议上的报告
7 捷克的邀请：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布拉格
8 基督教创世论，奎师那创世论，和人类物种起源
9 印度坎贝湾的水下废墟：雅利安人入侵假说会沉没吗？
10 图迈：原始人类的革命也太多了
11 乌克兰的冒险
12 朗迦难德寺：对印度南部古代寺庙的调查
13 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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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作为一部让人越读越亢奋的书，《被禁止的考古学》无疑可以成为一场精彩谈话的滥觞。在这个貌似完美的世界，本书应该让那些有抱负的科学家来阅读，以鼓励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不管其研究结果离我们大众所接受的理论有多远的距离。
──辛西亚?苏?拉森（Cynthia Sue Larson），精神生活教练，
英国广播公司（BBC）《麦克未解之谜》（Mike's Mysteries）特邀嘉宾，
电子杂志《现实移位器新闻》（realityshifters）创办人
应该要求所有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致力于真正的学校教育研究的有关人士阅读本书。有勇气的家长也应该订购本书，让自己的孩子了解来自迈克尔?A.克莱默（Michael A.Cremo）所写的可以用作法庭证据的真正的历史。
──金?格林豪斯（Kim Greenhouse），独立书评人
关于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被禁止的考古学》给出了最有力的精彩论述。假以时日，今天的另类科学必将成为明日的主流科学。我相信，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李春燕，出版策划人，《霍金究竟知道什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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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01年，应编辑J.道格拉斯?凯尼恩之邀，我开始为《崛起的亚特兰蒂斯》撰写一个名叫“被禁止的考古学家”的专栏。我决定在2009年底前在这本书里发表这些内容。书中专栏内容的顺序并不完全像最初杂志中发表的一样。为了符合这些事件在我生活中发生的顺序，我在书中相应地作了些调整。文章的标题和正文与我提交出版的初始手稿一致。
我的这些文章的主题反映了我广泛的兴趣，正如在我此前的书──《考古学禁区》和《退化论》──中所讨论过的一样。这些主题是关于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现今，大多数的科学家相信，现代人类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时间是在10万到20万年之前。但是，印度古老的梵语作品和其他古老的充满智慧的传统作品告诉我们，现代人在数百万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之始。因此，我的这些专栏就是关于这个证据的。这些专栏也记录着我在一些主要的国际科学会议上提出这个证据时的经历，例如世界考古学大会（The World Archeological Congress）、欧洲考古学家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Archeologists）会议和国际自然科学史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History of Science）。同时，它们也记录了我参加的一些另类科学会议、新时代会议、大学的演讲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公众宣传，并在这些活动中展示这个证据时的经历。另外，我对UFO、外星生物的考古学和麦田怪圈（Crop circles）也很有兴趣，这些内容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我的这些专栏里。

我所撰写的这些专栏，尤其是关于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并不为当今的主流科学界和民众所熟知，这是由于一种知识过滤过程的作用。支撑人类古老起源的主流理论比较容易通过这种过滤。因此，学生们会在教科书中读到它，更多的人会在电视节目中听到科学家谈论它，也会在博物馆中看见这种主流理论证据的展示。但是，一旦出现从根本上违背这种主流理论的证据，这种证据就会被过滤掉，我们就会很少听到它。在我的这些专栏里，也会对这种知识过滤过程进行探究。
关于远古人类的考古证据违背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认为，另一种关于进化的理论应该在靠着税收生存的公立学校的自然科学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确实，今天的大学数科学家都接受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另一个存在的事实是，仍然有极少的一部分科学家没有接受这个理论。这一小部分的科学家，包括我，一直在试图提出另一些观点。目前，这些观点被完全排除在自然科学的课程之外。我想，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公立学校的生物课本中应该大量涉及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容，同时也应该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用小部分的篇幅来介绍另一些主要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然后，让学生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得出他们自己的判断。
基于对印度古梵文文献──《吠陀经》（Vedas）的研究，我在《退化论》这本书里，提出了我自己的这个理论。基本上，我们并不是从物质进化，而是从纯粹的意识进化而来的。人类并不是普通物质元素的合成体，而是包含物质、思想和意识的组合体。关于思想和意识，我并不是指大脑中生物电反应所产生的临时副产物，而是指独立存在的现实的东西。这是一种有科学证据证明过的精神元素，这种元素与人类有机体联系在一起，它们活动的方式用我们目前的物理定律是解释不了的。它也是一种可以独立于身体之外存在的意识。在我的《崛起的亚特兰蒂斯》杂志专栏的很多篇幅中，我用了我的人类退化理论来讨论这些内容。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考古学。按照许多西方和印度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吠陀文化并不是起源于印度。据说，在3500年前，吠陀文化是通过侵略战争和移民浪潮被引入印度的。按照包括我在内的学者支持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吠陀文化起源于印度，并且经过长年累月的传承，它仍然存在着。所以，我的专栏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而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话题就是印度考古学的历史。大多数的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开始于17世纪，欧洲游客到来之时；这些游客撰写的关于印度废墟神庙和墓碑遗址的文章，这就是印度考古学的开始。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印度在欧洲游客到来之前，就有着它们自己的考古学传统。当然，这个证据也在我专栏的讨论范围之内。

在这些专栏的内容里，我一直尝试着让我的读者用考古学家的眼睛来瞥见我的个人生活，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的感受，就像你们接触不同类型的人，旅行到不同国家所得到的体验。我也想和你们分享我与国际奎师那协会（the Krish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交往中的体验、我个人的冥想练习（我每天在唱颂“哈瑞?奎师那”［Hare Krishna］时的冥想）和我的素食（避免肉、鱼和鸡蛋）。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取得了考古学博士学位的考古学家。但是，我有在主流的考古学会议中工作和在主流的考古学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经验。我和19世纪时的一些有着绅士风格的科学家很相似，比如说查尔斯?达尔文，他也不是一个专业的生物学家。他不仅没有取得大学的博士学位，也不是生物学教授，他就是一位以追寻他自己的兴趣为乐而不要求任何报酬的乡绅；他在大学里的学习也只是为了给今后的牧师生涯做准备。
最后，我想感谢J.道格拉斯?凯尼恩给我在《崛起的亚特兰蒂斯》杂志专栏里畅所欲言的机会。也感谢我的研究助手罗蕊?埃伯斯（Lori Erbs），火炬之光出版社（Torchlight Publishing）的阿利斯特?泰勒（Alister Taylor）和他的员工们，尤其是克里斯?格伦（Chris Glenn）。
迈克尔?A.克莱默

2、链接中国：阴谋论、考古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阴谋学在主流的科学圈内一直声名狼藉。所以我的《考古学禁区》只能在主流科学家们对阴谋学鄙视的目光中用较少的篇幅来讨论它。
然而，在我这本书的引言中，我写到“当我在谈论这个被压制的话题时，我不能提及主流科学家为了欺骗公众所进行的撒旦式的阴谋。相反，我会谈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知识过滤，这种社会过程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断累积的。这只是能证明这种影响的某种证据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是，除了这种社会知识过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阴谋事件存在于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这些事件涉及到一些隐秘的意图。20世纪早期，我研究中国发现的北京人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的中国考古研究的背后，可能是一项更大的工程。
尽管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却给了我特别的启示，他们所得到的优秀文献资料表明，此类事情还将继续。
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06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医学院毕业。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比较解剖学，这也引起了他对人类进化问题的兴趣。像那时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布莱克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中国，而不是非洲。1919年，布莱克进入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里，布莱克想尽办法减少他的医疗工作量，这样使得他能够集中精力来研究他真正的爱好──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1921年11月，他和其他的探险队一起，在中国的北部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考察。他的这场旅行引起了他上司们的不满。
1926年，布莱克听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化石，他决定在那里开展他新一轮的挖掘工作。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请求援助并争取到了一笔资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们的改变。

1927年的春天，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工作展开了。第一期的挖掘工作结束时，一个原始人类的臼齿化石被发现了。布莱克决定把这个牙齿和两年前发现的牙齿一起公布为一种人科新属，他称其为北京中国猿人（Sinanthropus）。接着，布莱克对此进行了世界性的宣传并使“北京人”闻名于世。
回到中国以后，布莱克仍然在周口店进行频繁的挖掘工作。在1928年的挖掘期结束时，一块下颌骨被发现了。
但是，一个财政问题开始浮出了水面。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给予的财政援助在1929年的4月将会被考古工作所耗尽。所以，在1月，布莱克写信给了基金会的董事长，请求他创立一个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包括最近的地质时期）来支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4月，布莱克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金。
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布莱克的这件事情上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大？细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因为，基金会的财政援助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手转化为至关重要的人类进化研究，就像布莱克一样。同时，这也可以证明基金会的支持对这项发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瓦伦?韦佛（Valon Weifo）曾说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观念的产生、酝酿、发展以及到后来被每个人所熟知、批判、完善和充分地应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资金的参与。但是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金钱对于思想的影响可能非常大。”（《美国慈善基金会》（U.S.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1967，纽约[New York]， 哈勃与罗出版社[Harper & Row]）
对于瓦伦?韦佛来说，生物学是最重要的。他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很明显，在1932年……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都已经准备好接受物理学的加入……物理学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怎样工作？一个人怎样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我们只有得到了关于这些行为运作的信息，我们的行为才能更加理智和有益于我们自身。”
由此，事实的真相就变得清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资金输入到中国的人类进化研究，同时他们也精心安排了以资金援助的方式进入生物研究领域以获得有效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也可以被适当地理解成这种情况。
很显然，当想起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时，会发现他最初的慈善直接指向的是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和传教。之后，在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领导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改变了。基金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长期的项目，比如说公共卫生、医疗、农业和教育，这和最初的浸礼会相差甚远。年轻的小洛克菲勒开始雇用一些科学家到他的基金会。
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改变开始反映出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基金会由五个部门组成──国际卫生部、医学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科学部。每一个部门都由一个出类拔萃的学术科技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由基金会的理事会来向他们分发资金。（富斯迪[Fosdick]，《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52，纽约，哈勃出版社[Harper]）
科学家自己成为校长时，这种改变则到达权利的顶峰，就像马克斯?梅森（Max Mason）博士。梅森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也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任校长。按照富斯迪的说法，梅森“在涉及新的项目上强调结构的统一。并不是说五个项目中每个项目就代表基金会的每个分部；本质上，这五个项目是一体的，面向的都是人类行为的一般问题，而这个整体的目的是要在了解这些行为的基础上控制它们。”
基金会的科学家们起草了一项合作计划，经过基金会董事会的批准，他们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一些评论家并不在乎对蚯蚓再生习惯和其他晦涩项目的研究，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目标。韦佛说：“很显然，在我们了解人类行为之前，我们不得不对一般的生物体进行研究，并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关于简单生命形式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是进行这种科学探索的方式。实验生物学，在解决一系列问题过程中，可以提供从心理上到行动上的必要支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控制社会的意图（除了科学家谁能办到？）。
有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保障的新生代研究实验室之后，布莱克又重新开始了他的世界宣传。之后布莱克回到了中国，周口店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北京人。但是在12月初，这个挖掘期接近结束的时候，W.C.裴（W.C.Pei）有了历史性的发现。裴后来说：“大约在第二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胡德[Hood]，《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64，多伦多[Toronto]，多伦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oronto]）。早在1930年，布莱克就已经发表了关于头骨的两篇论文，并在这两篇论文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也开始了头骨的世界性宣传。
1930年9月，G.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先生到达北京，勘查北京人化石发现地并对化石进行检验。在这段时间，布莱克对史密斯简要地介绍了北京人。后来，史密斯去世，很显然，他的工作做得不错。12月，布莱克写信给正在美国度假的北京医学院的董事亨利?霍顿博士，在信中，他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每次当我想到那些冷漠的宣传活动时就会脸红的话，那么我想到车速信号（G. E.S.）时就会永久地面红耳赤了。”布莱克获得的新荣誉确保了他能够继续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援，也给了他更多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
把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放进一个更大的工程中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这项巨大的科学工程背后的意图──通过科学家们来控制人类的行为。这种控制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我们不能忽视对这种控制行为的监督（更多的人已经在开始做了）。达尔文主义只是这种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2、链接中国：阴谋论、考古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阴谋学在主流的科学圈内一直声名狼藉。所以我的《考古学禁区》只能在主流科学家们对阴谋学鄙视的目光中用较少的篇幅来讨论它。
然而，在我这本书的引言中，我写到“当我在谈论这个被压制的话题时，我不能提及主流科学家为了欺骗公众所进行的撒旦式的阴谋。相反，我会谈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知识过滤，这种社会过程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断累积的。这只是能证明这种影响的某种证据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是，除了这种社会知识过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阴谋事件存在于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这些事件涉及到一些隐秘的意图。20世纪早期，我研究中国发现的北京人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的中国考古研究的背后，可能是一项更大的工程。
尽管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却给了我特别的启示，他们所得到的优秀文献资料表明，此类事情还将继续。
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06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医学院毕业。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比较解剖学，这也引起了他对人类进化问题的兴趣。像那时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布莱克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中国，而不是非洲。1919年，布莱克进入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里，布莱克想尽办法减少他的医疗工作量，这样使得他能够集中精力来研究他真正的爱好──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1921年11月，他和其他的探险队一起，在中国的北部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考察。他的这场旅行引起了他上司们的不满。
1926年，布莱克听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化石，他决定在那里开展他新一轮的挖掘工作。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请求援助并争取到了一笔资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们的改变。
1927年的春天，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工作展开了。第一期的挖掘工作结束时，一个原始人类的臼齿化石被发现了。布莱克决定把这个牙齿和两年前发现的牙齿一起公布为一种人科新属，他称其为北京中国猿人（Sinanthropus）。接着，布莱克对此进行了世界性的宣传并使“北京人”闻名于世。
回到中国以后，布莱克仍然在周口店进行频繁的挖掘工作。在1928年的挖掘期结束时，一块下颌骨被发现了。
但是，一个财政问题开始浮出了水面。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给予的财政援助在1929年的4月将会被考古工作所耗尽。所以，在1月，布莱克写信给了基金会的董事长，请求他创立一个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包括最近的地质时期）来支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4月，布莱克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金。
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布莱克的这件事情上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大？细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因为，基金会的财政援助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手转化为至关重要的人类进化研究，就像布莱克一样。同时，这也可以证明基金会的支持对这项发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瓦伦?韦佛（Valon Weifo）曾说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观念的产生、酝酿、发展以及到后来被每个人所熟知、批判、完善和充分地应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资金的参与。但是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金钱对于思想的影响可能非常大。”（《美国慈善基金会》（U.S.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1967，纽约[New York]， 哈勃与罗出版社[Harper & Row]）
对于瓦伦?韦佛来说，生物学是最重要的。他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很明显，在1932年……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都已经准备好接受物理学的加入……物理学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怎样工作？一个人怎样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我们只有得到了关于这些行为运作的信息，我们的行为才能更加理智和有益于我们自身。”
由此，事实的真相就变得清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资金输入到中国的人类进化研究，同时他们也精心安排了以资金援助的方式进入生物研究领域以获得有效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也可以被适当地理解成这种情况。
很显然，当想起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时，会发现他最初的慈善直接指向的是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和传教。之后，在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领导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改变了。基金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长期的项目，比如说公共卫生、医疗、农业和教育，这和最初的浸礼会相差甚远。年轻的小洛克菲勒开始雇用一些科学家到他的基金会。
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改变开始反映出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基金会由五个部门组成──国际卫生部、医学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科学部。每一个部门都由一个出类拔萃的学术科技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由基金会的理事会来向他们分发资金。（富斯迪[Fosdick]，《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52，纽约，哈勃出版社[Harper]）
科学家自己成为校长时，这种改变则到达权利的顶峰，就像马克斯?梅森（Max Mason）博士。梅森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也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任校长。按照富斯迪的说法，梅森“在涉及新的项目上强调结构的统一。并不是说五个项目中每个项目就代表基金会的每个分部；本质上，这五个项目是一体的，面向的都是人类行为的一般问题，而这个整体的目的是要在了解这些行为的基础上控制它们。”
基金会的科学家们起草了一项合作计划，经过基金会董事会的批准，他们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一些评论家并不在乎对蚯蚓再生习惯和其他晦涩项目的研究，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目标。韦佛说：“很显然，在我们了解人类行为之前，我们不得不对一般的生物体进行研究，并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关于简单生命形式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是进行这种科学探索的方式。实验生物学，在解决一系列问题过程中，可以提供从心理上到行动上的必要支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控制社会的意图（除了科学家谁能办到？）。
有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保障的新生代研究实验室之后，布莱克又重新开始了他的世界宣传。之后布莱克回到了中国，周口店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北京人。但是在12月初，这个挖掘期接近结束的时候，W.C.裴（W.C.Pei）有了历史性的发现。裴后来说：“大约在第二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胡德[Hood]，《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64，多伦多[Toronto]，多伦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oronto]）。早在1930年，布莱克就已经发表了关于头骨的两篇论文，并在这两篇论文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也开始了头骨的世界性宣传。
1930年9月，G.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先生到达北京，勘查北京人化石发现地并对化石进行检验。在这段时间，布莱克对史密斯简要地介绍了北京人。后来，史密斯去世，很显然，他的工作做得不错。12月，布莱克写信给正在美国度假的北京医学院的董事亨利?霍顿博士，在信中，他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每次当我想到那些冷漠的宣传活动时就会脸红的话，那么我想到车速信号（G. E.S.）时就会永久地面红耳赤了。”布莱克获得的新荣誉确保了他能够继续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援，也给了他更多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
把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放进一个更大的工程中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这项巨大的科学工程背后的意图──通过科学家们来控制人类的行为。这种控制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我们不能忽视对这种控制行为的监督（更多的人已经在开始做了）。达尔文主义只是这种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13、被禁止的考学家的俄罗斯之行
2003年4月，我去了俄罗斯，举办了一次演讲和参加了采访。我的第一站是乌克兰的基辅，在那里得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然后我乘上夜班火车从基辅到莫斯科（Moscow）。这趟列车既现代化又舒适。其实我喜欢在列车上睡觉。但是我却被边境警卫吵醒了两次──一次是在乌克兰边境城市，一个小时候又是在俄罗斯的城市。还好，也不算太糟。
莫斯科是一个大城市。在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型公寓里那种无尽的喧嚣声。在我的整个旅行中，都没有看到过一个单独的家庭居所，尽管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是由这种居所的，不过只是有些地方。
我被邀请到俄罗斯科学院（RAS）的人类学分部做演讲。莫斯科主要的RAS建筑是一座现代化高塔。分部的一个成员在入口处接到了我。在进入建筑之前，我不得不去一间办公室，那里的警卫登记了我的护照信息后就让我进去了。接着经过安检处，就乘上电梯进入顶楼了。
小小的演讲厅挤满了上百个科学家和媒体人员。我开始设置数据投影仪。几年来，世界各地的各种机构中都依赖着这种视听设备，不过有时候设备也会出问题，所以我决定最好自给自足。
我这个被禁止的考古学家在全世界的旅行中，已经具备了相当多的演讲经验。但是我还是一直会感觉到任务的困难性。我是一个“奎师那创世论者”，一个吠陀反进化论者，一个公开支持在印度古代梵语典籍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类起源观和历史观的人。
组织者告诉我大多数的科学家现在都已经读过了我的书（几年前，俄语版的《被掩藏的人类历史》就已经出版了），因此，相比普通的概述，他们更愿意听到一些具体的言论。所以我详细介绍了一些违背达尔文人类进化论的案例。因为科学界的知识过滤过程，这些证据并不为科学家和普通公众所熟知。
一个人类学家知识过滤过程的描述表示了不满。她说我是在指责科学家不诚实。但是她并没有完全理解我所说的意思。知识过滤过程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说科学家们相信他们所持有的证据就是“真实”的，如果这些证据被公众们所了解的话，那么他们也会反驳科学家们的理论。而是说，当科学家遇到和他们的理论预期根本矛盾的证据时，他们就会基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理论信仰（他们认为正确的）简单得出结论，一定是这个证据有什么问题。这个俄罗斯人类学家自己就是一个知识过滤过程的完美例证。在她批评了我的知识过滤过程理论之后，她说道：“我没有阅读过你的书，但是我肯定里面的所有东西一定是错误的或者是胡诌的。”这就是知识过滤过程在起作用。她相信她的人类进化观是正确的，所以任何与之冲突的观点要么就是一个错误，要么就是一场骗局。
这个人类学家也指责我“不专业”。这是一些正统观点的捍卫者的普遍做法，就是掩盖别人的专业资格。不管怎么样，这都不会打击到我，因为最终，专家们应该可以在知识领域的斗争中捍卫他或她的观点。我指出，如果她是一个专家的话，那么她也应该可以指出一些具体的证据，证明我的言论是错误的或是胡诌的，结果她只能含含糊糊地做出一些指责，而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
然而，在提问环节，另外的一个科学家却同意了知识过滤过程的观点。她给出了一个前苏联时期的案例，那时，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的科学家在恐龙脚印附近发现了人类脚印。他的同事建议他不要试着发表关于这个证据的任何东西，因为即使发表了也不可能会被接受，而且可能还会威胁到他的事业。我试着了解更多这个案例的情况。
演讲结束后，我遇到了俄罗斯科学家德米特里?巴亚洛夫（Dmitri Bayanov）博士，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各种偏远地区和邻近国家的活着的猿人证据。他和他的出版商也来听了我的演讲。在《考古学禁区》中，我在一章关于活着的猿人的内容里，也提到了巴亚洛夫的研究。巴亚洛夫给了我他的英文书籍《寻找俄罗斯雪人》（In Search of the Russian Snowman）和《美国大脚：是事实，不是虚构》（American Bigfoot: Fact，Not Fiction）。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读完了这两本书。对于任何对活着的猿人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些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参考。
在莫斯科时，我被邀请到达尔文博物馆（Darwin Museum）做演讲，当然，这个博物馆是为达尔文进化论做贡献的，亦曾叫做无神论博物馆。这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达尔文的肖像，我在提出反对他的意见时，他就这样盯着我的脸。博物馆的一个管理人员给了我一个参观人类进化的旅游指南。但是她也说喜欢我的演讲，并指出这只是博物馆的一个政策：进化论只是人类多元起源观的其中一个，其他的起源说是创世论和外星侵入。在莫斯科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我提到了我的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全世界的教育机构把另外的达尔文主义划入教学课程中。在这个采访后，一个人采访了我并告诉我他最近采访了一个来自莫斯科地方学校的官员，她说实际上这种政策已经纳入教学系统中了。我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情况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就为美国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s）一直反对将另类达尔文主义，比如说进化论列入公共的教学系统中。
莫斯科的交通堵塞和美国不相上下。有一次，我要去莫斯科政府学院（Moscow Government University）为哲学系做一次演讲，当汽车开到莫斯科市中心的时候，就遇上了交通堵塞，15分钟都没有人移动过。我和翻译不得已只有跳下了车，坐地铁到了大学，留下我们的司机在原地。
在莫斯科度过了充实有趣的几个星期后，我就坐上夜班火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它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排在莫斯科和圣比得堡（St. Petersburg）之后。我乘坐的这趟列车是著名的反式西伯利亚（Siberia）铁路火车，这趟特别的列车最后一站是北京，所以车上有一些中国人。尽管我也想坐到终点站，但是我还是在第二天早晨到达了下诺夫哥罗德。我在这里有更多讲座，之后我的旅游规划者安排我到位于下诺夫哥罗德东北部几百英里处的纽巴河（Nyumba River）的森林深处进行一次野营。我住在一个舒适的小屋里，每天我都会花一些时间享受一次班雅（Banya，俄罗斯桑拿），班雅比一般桑拿的蒸汽更多，这样就会带来温度比一般桑拿的干热更高的湿热环境。班雅的一个特殊之处是会用桦木的枝叶抽打身体，然后跳进寒冷的河水中放松。在营地渡过了几天美妙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到下诺夫哥罗德做更多的演讲，然后再回到莫斯科。3月19日，我做飞机离开了莫斯科。我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保加利亚，我在那里也有演讲和媒体活动。在下一个专栏里，我会告诉你我的保加利亚之旅。

17、外星考古学进入主流
2003年6月，我在华盛顿参加了世界考古学大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家组织──第五次会议。我在会议上提交了一份关于19世纪加利福尼亚金矿石器的论文。我很惊讶地发现，在会议日程表上，并不是只有我是具有争议的。浏览一下大会日程表的文章摘要，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主要的外星考古学会议──这对主流科学会议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冲击。
这场有关天文学和外星考古学的会议是由两个考古学家组织的，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的约翰?B.坎贝尔（John B. Campbell ）和英国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克莱夫?拉格斯（Clive Ruggles）。会议分为三个部分：天文学，基于太阳系之内的外星考古学，基于太阳系之外的外星考古学。
天文学的话题在主流科学会议上很常见，一般都关乎古代石建筑怎样和各种天体相对应。真正新鲜的东西在外星考古学的两个部分。基于太阳系之内的外星考古学主要跟随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有国际立法组织解决太空遗址和遗产的问题。公认的太空遗址和器物有两类，它们都是由于地球上的人类为了寻找外星智能而进行的太空探索产生的。
在普通的陆地考古学中，考古发现的所有权、保护和保存措施都经过复杂的国家和国际法律来制定。怎样使太空遗产和正在发展中的法律系统相适应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它规定，在地球、月球、火星或其他太阳系行星发现的火箭、卫星等等，都属于发射它们的国家。但是，如果是在外星发现这些器物，那么就不属于任何单独的国家──就像南极洲的案例。在WAC上，考古学家建议，应该签署进一步的国际协议保护来自旅游和反常规科学研究的遗产。在这些保护措施上，可以宣称这些是历史性的遗址。考古学家还建议对于漂浮在太空中的物体，应该制定一些法律条款，即使这些物体现在仅仅被认为是“太空垃圾”。
外星考古学已经超越了理论阶段。贝丝?L.奥利里（Beth L.O’Leary）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关于阿波罗11号（Apollo 11）的静海基地（Tranquility base）的文章。他们在文章提到：“最初的项目资金是由新墨西哥格兰特财团（美国航空总局NASA）提供的，队员们记录了超过106件考古组合，从被丢弃的餐包到太空飞船的碎片。”队员们还制作了一幅初步的地图，并且声称这些器物和遗址是落在了现有的美国联邦法律的管辖范围内。他们也相信这个遗址符合国家史迹注册条目（the National Registry of Historic Place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保护条款。
至于基于太阳系之外的外星考古学，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在其他星系中适合居住的星球。并且也一直在搜寻从这些星球发出的各种信号。在这一部分的会议的开场白中，组织者坎贝尔和道格拉斯?凡柯（Douglas Vakoch）讲道：“和太阳系之内的外星遗产一样，我们在解决或者尊重太阳系之外的外星遗产的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他们还说，“在地球附近的行星中穿行也许可以办到。事实上，其他外星物种可能也发射了太空飞船探索和检测各种星系，就像我们正在探索的太阳系。这些外星飞船可以自我复制，也可能制造飞船的材料，我们很难用雷达、红外线等等探测到。”坎贝尔和凡柯也建议考古学家可以帮助天文学家破译和评估来自其他星系文明的信号。
坎贝尔对这一部分的会议做出了贡献。他指出，除了搜寻信号之外，美国政府和前苏联还建立了一个寻找核战争和戴森球体（Dyson spheres）的项目。戴森球体是一个围绕行星的球壳，它是为了创造一个有着几乎无限能量的匡阔的生存环境。球壳可以是由连续的或数百万个单独的部分组成。坎贝尔相信现在是时候让考古学家参与这类工作了：“接近我们的故乡。”他声明，“一些天文学家认为ETI（外星智能）物品可能一直存在于太阳系的某个地方。人们认为它们是由聚乙烯碳或其他的材料构成，所以我们很难探测到。”
坎贝尔和凡柯组织的会议是以探讨会的形式展开的，主题内容是关于考古学家怎样帮助确认ETI技术。他们对考古学家们说：“我们希望鼓励你们间接或直接参与SETI（寻找外星智能），尤其是把它和其他有智物种一直在研究的技术联系在一起。这样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就可能实现对我们银河系附近（50光年内）的行星和地球行星的成功探测和观察。考古学和考古学的建议在未来的研究中，将长期有助于寻找或探测来自外星有智生命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证据。”
当然，大多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的读者在接受外星考古学的现实上都走在主流考古学家的前面（比如，在面对火星的问题上一直显示出热情的兴趣）。但是，我认为，读者们也很想看见主流科学家离我们的努力方向还有多远。他们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他们仍然陷入纯粹的物质宇宙图像中。诚然，即使“纯粹的物质化”的宇宙图像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宇宙学家不得不引进一些新的元素（暗物质、暗能量）来接受他们的观察发现。这些新的元素和普通的物质很少有共同之处。所以，和考古学家一样，宇宙学家也一直在进步，但是他们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使利用所有现存的新元素和新标准，现代宇宙学和意识基础论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段距离，世界传统神秘的宇宙论都认为存在着的是一个多维宇宙，如我最感兴趣的印度吠陀宇宙论。按照吠陀宇宙论的观点，太阳系内的星球和其他星系的星球都住着各种各样的居民、神仙和完美的人。确实，吠陀文学中描述在整个宇宙中分散着40万种人类。但是到达这些星球和这些人类取得联络需要的技术水平是目前的科学还不能企及的。
看来也许是这样，根据主流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他们已经把人类和无人驾驶飞船送到了月球和其他星球，比如火星和金星。但是那只是部分事实。首先，我认为人类很有可能并没有真正到达月球，这并不是说阿波罗登月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恶作剧。但是，有多方面的原因让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实际到达。至于无人驾驶飞船，我想很有可能到达了太阳系内星球的物理位置。但是我也认为这些飞船只是到达了这些多维星球的非常肤浅的表面。例如，一个游客可以进入白宫一些指定的房间，但是他却不能进入一些机密的房间，如美国总统和家人居住的房间，还有就是总统会见最机密顾问的房间。这些机密的地方在月球、火星和金星上比砂土和岩石还要多。
至于外星人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外星人，我们最初的故乡是在宇宙的一些高端水平上，这个维度是由纯意识所控制。但是，纯意识现在已经被层层微妙和粗糙的物质能量覆盖。外星考古学最终的方向不应该是死亡，而是存活在我们原始故乡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世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探索其他星球，而是进一步地向我们大脑和内心深处挖掘。

22、麦克博士的回忆：外星人绑架
在最近一次（2004年10月）的乌克兰之旅后，我在雅尔塔（Yalta）克里米亚半岛（Crimea）的黑海（Black Sea）度假胜地里休息，在这几天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内容是麦克博士在伦敦时，被汽车撞倒后不幸去世。几个月前，7月的时侯，我才在格拉斯顿堡见过他，我们一起参加了格拉斯顿堡研讨会，两人都在会议上做了发言。我在演讲后，正准备去书展厅签售时，就遇到了麦克博士，他非常欣赏我关于《退化论》的演讲。他说他很佩服我找到了如此多的科学资料信息，并还以此提出了生命起源和宇宙的系统解释。我把他对我这种认同当成我莫大的荣誉，因为长期以来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英雄，那天下午我告诉了他这个事实。我们还在一起回忆了上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几年前的瑞士伯尔尼，一个由丹尼肯组织的宇航员会议上。说完这些后，我们就分手了，并还约定了一直保持联络。
我第一次对麦克博士的研究工作感兴趣是在我做《退化论》的研究时。在那本书中，我认为在我们一直问“人类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问问：“什么是人类？”今天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人类是普通物质的简单组合。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看一看来自各种科学领域的证据，我们就会发现更合理的说法是，人类是由三种东西组成：物质、思想和意识，或精神。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假设，即，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多维的宇宙，每一种元素都有与之对应的水平，而在每一个水平上也有与之相适应的生命形式。最初，我们存在于纯意识或精神水平。通过退化过程，意识本身被较低的思想能量和物质所覆盖，但是这种退化过程也可以逆转。
有人会问，“哪里有证据证明人类存在于一个多维宇宙的不同水平呢？”这种证据分为几类，包括（1）和私人之间的心灵感应，（2）死去的人的鬼魂，（3）活着的人通过死去的人获得财物，（4）活着的人类通过超人获得财物，（5）超人的鬼魂，等等。另一类就是外星绑架现象──这就把我们带进了麦克博士的研究工作。
麦克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学家，这更增加了他的关于外星人绑架的报告的可信度，麦克是通过阅读UFO研究者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的报告才对外星人绑架现象产生兴趣的。在研究了一些霍普金斯记录的一些案例之后，他得出了这些案例是真实的结论。在他的《绑架：人类遭遇外星人》（Abduction: Human Encounters with Aliens，1994）中，麦克提到：“这些被绑架者提供的多数具体信息……都没有被写道或在媒体上公开播出过。而且，他们也都是来自一个国家的许多地区，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络。”这就推翻了一些对这类报告相似性的怀疑，比如说这些报告相互串通好的和在媒体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论调。通过对这些报告的进一步分析，麦克认为，“他们似乎在其他方面都很清醒，所以很不情愿站出来说出这些事实，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会诋毁他们的故事或者是直接嘲笑他们的经历。对于他们去见霍普金斯的费用，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其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几乎一无所得……霍普金斯在200多例案例中，花费了14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报告，这些故事都有真实事件的特点：高度详尽的叙述，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象征模式；强烈的情感和物理冲击所带来的伤害，有时候这些极小的损伤会离开当事人的身体；故事从头到尾甚至到最微小的细节都连贯一致。”
在采访了霍普金斯记录的一些当事人之后，麦克总结道：“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有精神障碍，除了有次等感觉，就是他们会被一些事情的结果所困扰，这些事情显然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故事是妄想症，对梦的错误解释，或者只是一场幻觉。也没有人会出于私人目的来编造这些奇怪的故事。”然后麦克就开始研究他自己的外星人绑架事件并发现他们每个人“没有明显的精神状态来解释他们的故事”。
最终，麦克和在就外星人绑架的事件上和哈佛大学的同事产生了分歧，因此，这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知识过滤过程的案例，就像我和汤普森首次在《考古学禁区》中提到的那样。我们证明了知识过滤过程会利用制度压力来使科学家保持一致。善良的麦克寄给我了一份和他的事情有关联的文件资料。一份《波士顿环球时报》(Boston Globe）的报告（1975年8月3日）：“在1994年麦克的畅销书《绑架》（Abduction）出版后，他会成为哈佛大学轰动一时的人物。数不清的电视和新闻采访会蜂拥而至，而麦克自己也会不可避免地被称为‘相信UFO的哈佛教授’，这也会给他的许多同事带来极大的苦恼。”（《光》[Beam]，1995）。一个由医学院教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介入了调查。《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报告说：“医学院委员会初步报告……会严惩麦克，原因是他对许多声称被外星人绑架了的患者‘确定了幻觉’，委员会也发现麦克违背了作为哈佛大学的教室应该遵循的标准和操守。”麦克的同事还建议说要吊销他的教师资格。还好麦克维自己进行了一个有力的辩护，所以他仍然保留了在哈佛大学的职位。
麦克研究的很多案例都含有很强烈的超自然元素。在他的《通向宇宙：人类转化和外星情节》（Passport to the Cosmos: Human Transformation and Alien Encounters，1999），麦克探索了赛阔亚哈（Sequoyah，一个乔克托族[Choctaw nation]的美洲印第安人）的案例。1970年7月，赛阔亚哈从越南回到了美国，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军官。7月4日，他被外星人带到了飞船上，外星人还和他用心灵感应交流了一下。
麦克提到：“赛阔亚哈不能把他所说的带走他的人和指导与保护他一生的守护精神区分开，外星人是通过白色的东西使用语言的，赛阔亚哈相信，这只是让我们脱离精神控制的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其他星球，行星和宇宙住满了无数的人类。这些人类在我们中间并且以人形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他们可以和我们交流也可以把我们带回来源……这种以精神选择的方式会发生在任何场合……作为人类，类人动物，或动物，比如……这种方式本身就是神圣的秘密，按照赛阔亚哈的说法，我们都存在于外星人的感知范围之内，外星人参与了人类物种的诞生并且一直是我们的老师。”
对于麦克来说，UFO现象的超自然方面有着极大的意义。他说：“我将会继续，也应该会继续搞清楚UFO和绑架现象存在的实物证据，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就可以证实这种现状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越来越相信这种微妙和难以捉摸的绑架现象，它的秘密会被一些人所拒绝，这些人会用纯粹实证的方法，试图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主题和对象完全分离。”麦克接着说，“我们有可能是存在于一个多维宇宙中，或多元宇宙中……这个宇宙……绝不是只有无机物质和能量的地方，似乎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生物、精神、智能、神灵的地方……经过千年的岁月才和人类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些观点当然和我《退化论》中的宇宙观点不谋而合，我们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发现麦克是一个和我性情相投的人。
从普通的社交水平上来看，我不能说我和麦克有多深的交情。我们很少见面，而且每次见面时间也不长。但是相比其他的研究另类历史和宇宙领域的科学家来说，我总是幸运地觉得在学术上，我们属于精神契合的同志。他的勇气、学识和谦逊的态度都将继续激励着我。我也希望他能够很好地继续他的精神之旅。

48、大自然的智商
几年前，我在欧洲研讨会和讲座上谈论我写的书《考古学禁区》。在比利时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年轻的匈牙利科学家，人类文化学家伊斯特凡?塔斯（Istvan Tasi）向我走来。和我一样，他也是奎师那知觉运动协会（Krish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成员之一。他问我能否去匈牙利，就我的课题做一次讲座。我回答道，我很乐意这么做，但我有一些条件。首先，我的书要以匈牙利语在那儿出版。然后，到我要来的时候，整个行程不仅要包括对各大学和科学协会的演讲，还应该包括对公众的演讲。并且，还应当有媒体访问。塔斯回到了匈牙利。他找到一个出版商，该出版商愿意出版一套《考古学禁区》的匈牙利节略版本。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他还安排了一次作家出游。因而，我来到了匈牙利，履行了这次行程。演讲获得了大学听众、普通群众和媒体的良好反应。塔斯陪同我前往全国各地，并担任我的研讨会和讲座的翻译。塔斯对于我这样一个吠陀的反进化论者所具有的影响感到些许吃惊。当然，对于我所介绍的内容也存在着一些反对的声音，但这些反对声似乎恰好引来了更多的观众和更多的媒体访问。
塔斯告诉我，他想继我之后继续挑战进化论。我告诉他这是有可能的，但建议他先写一本书。一本书可以赋予他公信力，并为演讲和访问创造机会。因此，塔斯便和另一名年轻的匈牙利科学家及奎师那知觉运动协会成员、生物工艺学家霍亚佐（Hornyanszky）开始研究并撰写一部名叫《大自然的智商》（Nature’s iQ）的书。这部书是关于动物行为的，其内容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解释背道而驰。塔斯让我给书写个前言，我很欣然地接受了。这本书最初是以匈牙利语出版的，正如预期的那样，该书引起了当地科学界和普通群众的关注，很畅销。塔斯在家乡做了一连串的演讲和访问。接下来，我还让我的出版商──火炬之光出版社的泰勒对此书加以关注。目前，这部书已经被译为英文了。
在书的开始的部分，塔斯和霍亚佐采用了智能设计的原则，不再是针对生物学的类型而是针对动物的行为。有关生物学的类型，智能设计理论认为，生物学上的复杂结构是由彼此互动的多个部分组成的；这些部分必须同时出现，以便该复杂结构能够对有机体产生各种有效的作用。因此，这些复杂的生物分子结构不可能按照进化论中所提到的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方式来产生。他们一定是被设计过的。同样，许多动物的行为也很复杂。它们是由许多行为元素组成的，这些要素也必须同时出现，以便这些行为可以实现并体现有机体的存活价值。由此，这些行为呈现出不可约化的复杂性；也因此，它们不可能按照进化论中所提到的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方式来产生。它们一定是在高智能的排列下产生的，这在吠陀宇宙学中被称作超灵，并存在于所有生物的心中。
本书的每一页都配有大量精美的全彩色图片，并拥有数以百计的范例。下面，我将从这些范例中选取一个来加以说明──
在澳大利亚，有一种鸟叫眼斑冢雉(Leipoa ocellata)。为了成功地繁殖，它们产下蛋后，必须让蛋在93.2华氏度的理想温度下保存9个月。哪怕这些蛋的保存温度仅比理想温度偏离了几度，这些蛋也不会孵化。因此，公眼斑冢雉会使蛋的温度与理想温度的差值保持在上下1.8华氏度的范围之内。那么，公鸟是如何以复杂的行为办到这一切的呢？
冬季，一对交配的鸟会在地面挖掘一个深5英尺、直径15英尺的洞穴。它们会将洞穴填满嫩枝、树叶和其他植物残骸。所有这些都会浸泡在雨水中。接下来，鸟儿们会给这些蔬菜类成分铺上沙粒。完成的土丘大概有5英尺高，内有空洞供鸟儿下蛋。在春天，母眼斑冢雉会在这个窝中下一些蛋，而公眼斑冢雉会把窝覆盖起来。这些蛋会因腐烂的植物所产生的温度而孵化，但温度必须始终保持接近93.2华氏度。
为了检测温度，公鸟把喙伸进土丘，并用它的长舌头做温度计。春天，随着温度渐渐变暖，腐烂的果蔬类成分所带来的热量会促使蛋的温度上升到一个危险的高度值。在这种情况下，公鸟就会移开土丘上方覆盖的沙粒来散发热量。夏天，火热的太阳成为造成危险高温的主要原因。因此，眼斑冢雉会加更多的沙粒在土丘的上方，从而降低温度。秋季，温度转冷，植物产生的热量也会减少。白天，公眼斑冢雉会移开土丘的较上层，以便太阳可以温暖鸟蛋，而在夜间，它又会再次盖上鸟窝，从而保持洞穴温度。
要是公鸟做得好的话，鸟蛋就可以顺利孵化。这些公雏鸟也可以最终长大，并在它们交配的时候完成同样的保温行为，而不需要再去学习。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就意味着这项行为是由基因编码所决定的。当然，眼斑冢雉也有可能是由其他一些鸟类进化而来的，这些鸟可能不具备该项复杂行为，却恰好坐在了它们产下的鸟蛋上并为蛋的孵化提供了热量。一些人可能认为，该过程还会有一些中间的步骤。只是中间步骤是不会对有机体产生生存价值的。这种鸟要繁衍，其复杂行为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必不可少。从公鸟的一方来看，还需具备以下几个要素：挖掘一个合适尺寸的洞穴的知识，为洞穴底部填充植物性物质以便最后能腐烂并产热的知识，为植物性物质覆盖沙石的知识，筑造一个产蛋窝的知识，让母鸟在窝穴达到合适温度再进入并产蛋的知识，让产下的蛋保持合适温度的知识，用复杂的方式重新修筑土丘以确保蛋在温度的日常和季节性变化下恒温的知识。太神奇了！似乎在这种鸟产生更高智能之前，这种精心筑巢的行为就已经形成了。
还有另外一种有趣的行为。埃及秃鹰(Neophron percnopterus)会扔石头来砸开它喜欢的食物──鸵鸟蛋。这些蛋往往具有厚而坚硬的壳，并且通常很大，以至于秃鹰无法用它们的喙将其打开。这些秃鹰就会朝这些蛋扔石头，直到将其打开。这就能说明秃鹰是通过学习而获取的该行为吗？不可以，因为实验显示，单独抚育的幼年秃鹰同样会出现此类行为。一旦雏鸟留意到鸵鸟蛋，它们就会反复把石头扔向这个蛋。因此，这种行为一定是由秃鹰的基因编码而得来的。
通常，教科书的解释是秃鹰的这种行为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而得来的，其本身并不具备这一能力，只是在偶然的突变和自然选择下形成的。依据进化论所说，每一个步骤都是对动物的生存有利的。《大自然的智商》的作者则认为，构成埃及秃鹰摄食行为的现象──一看到鸵鸟蛋就会寻找石头，取回石头，反复用石头砸鸵鸟蛋──如果所有的这些不在同一时间同时形成并出现，那么摄食行为也是无意义且无用的。因此，我们不能将埃及秃鹰扔石头的行为断定为一种不可简化的复杂性系统，因为它是不可能逐步演化而来的。
在我自己的著作中，我已经重点说明在极端的人类古代，反对进化论是有考古依据可证的。对于其他研究者还能指出该理论中的另外一些问题，我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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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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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玉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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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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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肖居

2、链接中国：阴谋论、考古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
阴谋学在主流的科学圈内一直声名狼藉。所以我的《考古学禁区》只能在主流科学家们对阴谋学鄙视的目光中用较少的篇幅来讨论它。
然而，在我这本书的引言中，我写到“当我在谈论这个被压制的话题时，我不能提及主流科学家为了欺骗公众所进行的撒旦式的阴谋。相反，我会谈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知识过滤，这种社会过程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断累积的。这只是能证明这种影响的某种证据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但是，除了这种社会知识过滤之外，还有一些真正的阴谋事件存在于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这些事件涉及到一些隐秘的意图。20世纪早期，我研究中国发现的北京人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的中国考古研究的背后，可能是一项更大的工程。
尽管这件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却给了我特别的启示，他们所得到的优秀文献资料表明，此类事情还将继续。
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06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医学院毕业。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比较解剖学，这也引起了他对人类进化问题的兴趣。像那时的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布莱克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中国，而不是非洲。1919年，布莱克进入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北京协和医学院（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里，布莱克想尽办法减少他的医疗工作量，这样使得他能够集中精力来研究他真正的爱好──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1921年11月，他和其他的探险队一起，在中国的北部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考察。他的这场旅行引起了他上司们的不满。
1926年，布莱克听说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两颗原始人类的牙齿化石，他决定在那里开展他新一轮的挖掘工作。他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请求援助并争取到了一笔资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们的改变。
1927年的春天，周口店遗址的挖掘工作展开了。第一期的挖掘工作结束时，一个原始人类的臼齿化石被发现了。布莱克决定把这个牙齿和两年前发现的牙齿一起公布为一种人科新属，他称其为北京中国猿人（Sinanthropus）。接着，布莱克对此进行了世界性的宣传并使“北京人”闻名于世。
回到中国以后，布莱克仍然在周口店进行频繁的挖掘工作。在1928年的挖掘期结束时，一块下颌骨被发现了。
但是，一个财政问题开始浮出了水面。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给予的财政援助在1929年的4月将会被考古工作所耗尽。所以，在1月，布莱克写信给了基金会的董事长，请求他创立一个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包括最近的地质时期）来支持周口店的挖掘工作。4月，布莱克收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资金。
为什么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布莱克的这件事情上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大？细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因为，基金会的财政援助可以通过科学家们的手转化为至关重要的人类进化研究，就像布莱克一样。同时，这也可以证明基金会的支持对这项发现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瓦伦?韦佛（Valon Weifo）曾说过：“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一个观念的产生、酝酿、发展以及到后来被每个人所熟知、批判、完善和充分地应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没有资金的参与。但是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金钱对于思想的影响可能非常大。”（《美国慈善基金会》（U.S.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1967，纽约[New York]， 哈勃与罗出版社[Harper & Row]）
对于瓦伦?韦佛来说，生物学是最重要的。他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阐明了他的观点：“很明显，在1932年……生物学和医学领域都已经准备好接受物理学的加入……物理学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怎样工作？一个人怎样思考、学习、记忆和遗忘？……我们只有得到了关于这些行为运作的信息，我们的行为才能更加理智和有益于我们自身。”
由此，事实的真相就变得清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把资金输入到中国的人类进化研究，同时他们也精心安排了以资金援助的方式进入生物研究领域以获得有效控制人类行为的方法。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也可以被适当地理解成这种情况。
很显然，当想起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时，会发现他最初的慈善直接指向的是浸礼会（Baptist churches）和传教。之后，在他的儿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领导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改变了。基金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些长期的项目，比如说公共卫生、医疗、农业和教育，这和最初的浸礼会相差甚远。年轻的小洛克菲勒开始雇用一些科学家到他的基金会。
192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改变开始反映出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基金会由五个部门组成──国际卫生部、医学部、自然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和人文科学部。每一个部门都由一个出类拔萃的学术科技人员进行管理，并建议由基金会的理事会来向他们分发资金。（富斯迪[Fosdick]，《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1952，纽约，哈勃出版社[Harper]）
科学家自己成为校长时，这种改变则到达权利的顶峰，就像马克斯?梅森（Max Mason）博士。梅森是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也是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前任校长。按照富斯迪的说法，梅森“在涉及新的项目上强调结构的统一。并不是说五个项目中每个项目就代表基金会的每个分部；本质上，这五个项目是一体的，面向的都是人类行为的一般问题，而这个整体的目的是要在了解这些行为的基础上控制它们。”
基金会的科学家们起草了一项合作计划，经过基金会董事会的批准，他们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一些评论家并不在乎对蚯蚓再生习惯和其他晦涩项目的研究，他们有着他们自己的目标。韦佛说：“很显然，在我们了解人类行为之前，我们不得不对一般的生物体进行研究，并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关于简单生命形式的研究，实验生物学是进行这种科学探索的方式。实验生物学，在解决一系列问题过程中，可以提供从心理上到行动上的必要支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控制社会的意图（除了科学家谁能办到？）。
有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保障的新生代研究实验室之后，布莱克又重新开始了他的世界宣传。之后布莱克回到了中国，周口店的工作却进展缓慢，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北京人。但是在12月初，这个挖掘期接近结束的时候，W.C.裴（W.C.Pei）有了历史性的发现。裴后来说：“大约在第二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北京猿人头骨。”（胡德[Hood]，《戴维森?布莱克》[Davidson Black]，1964，多伦多[Toronto]，多伦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Toronto]）。早在1930年，布莱克就已经发表了关于头骨的两篇论文，并在这两篇论文中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同时，也开始了头骨的世界性宣传。
1930年9月，G.埃利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先生到达北京，勘查北京人化石发现地并对化石进行检验。在这段时间，布莱克对史密斯简要地介绍了北京人。后来，史密斯去世，很显然，他的工作做得不错。12月，布莱克写信给正在美国度假的北京医学院的董事亨利?霍顿博士，在信中，他非常坦率地说道：“如果每次当我想到那些冷漠的宣传活动时就会脸红的话，那么我想到车速信号（G. E.S.）时就会永久地面红耳赤了。”布莱克获得的新荣誉确保了他能够继续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财政支援，也给了他更多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机会。
把布莱克的北京人研究放进一个更大的工程中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反映了这项巨大的科学工程背后的意图──通过科学家们来控制人类的行为。这种控制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我们不能忽视对这种控制行为的监督（更多的人已经在开始做了）。达尔文主义只是这种控制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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